一段跨越三个世纪的情缘——记一个加拿大家族的百年中国情(一)
来源: 永远的华西 作者: 向素珍
在距中国万里之遥的大洋彼岸，有一个应该被我们永远铭记的加拿大家族——基尔伯恩（Kilborn）家族。这个家族与中国的情缘始于1891年。从这一年起至1963年的72年间，这个家族祖孙三代为中国和香港地区的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基尔伯恩家族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又接下了中加友谊的接力棒，延续着他们家族与中国的情缘。
在写作本文过程中，王曙生老师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在此，特向王老师表示感谢！
1892年5月，草长莺飞，千树竟发，万木吐翠，是成都最美的季节。在位于成都东门的玉沙路上，出现了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是受加拿大卫理公会派遣到成都开拓华西教区的志愿先遣队员，其中有2位牧师，2位医学博士。初到成都的他们，在玉沙路找了一家民房落脚。他们将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开启他们新的人生——“行医”和“传播福音”的事业。医学博士奥马尔·基尔伯恩（Omar L. Kilborn）和他的新婚妻子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也在其中。在这里，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中国名字——启尔德。从此，启尔德家族的命运就紧紧地与中国、与四川拴在了一起。
在成都安家
启尔德（Omar L. Kilborn ） 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 ）
1867年11月20日，启尔德出生在加拿大南安大略省弗兰克维尔一个铁匠之家，在5个兄弟中他排行老五，但只有他和他的哥哥幸存下来。他的父亲性格刚强、工作勤奋、做事严谨、一丝不苟。他的母亲温柔、善良、很会持家，深受大家喜爱。所以，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十分温馨和谐。启尔德遗传了父母的优点，坚定、顽强、勤奋、坚韧不拔，同时又性格平和、和蔼可亲，所有遇见他的人都感到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不幸的是，在他14岁那年父母双亡。在当内科医生的哥哥罗兰德·基尔伯恩（Roland Kilborn）支助下，加上他自己又利用假期去做铁路夜班电报员，甚至多次充当水手穿越大西洋把牛群从加拿大押运到英国来赚取学费完成了学业。在此过程中，他游历了加拿大、英国和欧洲的许多大城市，既积累了社会经验，又开阔了眼界。作为一名医学生，他敏锐地发现这些地方的医生已经超出了实际需求，医生这个职业在这里并不稀缺。
1883年，启尔德进入加拿大金斯顿皇后大学学习，取得文学硕士、化学硕士并获得金奖后，又开始学医。1889年春天，不满22岁的启尔德获得外科硕士、医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又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继续深造。
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列强在全球各地经济和文化上的扩张，在加拿大乃至整个西方都掀起了到所谓的蛮夷之地去传教的运动。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启尔德成为皇后大学第一批响应志愿者恳切呼吁的医学生之一。在上大学期间，启尔德与好友詹姆斯·霍尔（James Hall）和乔治·哈特维尔（George Hartwell）一起加入了皇后大学的学生义工组织，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贫穷落后、缺医少药；知道了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家——中国，那里人口众多、医学落后，民众愚昧、没有信仰，这更坚定了他毕业后到更需要医疗护理和开启民智的地区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决心。他相信西方的现代医学技术在遥远的东方会大有作为，他要去那里一展身手。尽管他毕业时已获得了皇后大学的一份教职工作，但他还是给加拿大卫理公会传教部秘书长萨瑟兰牧师（Rev. Sutherland）写了一封自荐信，表达了自己想作为一名志愿先遣队队员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去行医布道的愿望。1890年11月18日，萨瑟兰受卫理公会之命对启尔德的请求作出答复，同意他和非医科的同学何忠义（George Hartwell）前往中国传教并开展医疗工作。在启尔德之前，加拿大卫理公会唯一的海外传教团在日本，而且并没考虑在那里开展医疗工作。
左：启尔德母校皇后大学 右：启尔德（右）与同学何忠义（George Hartwell）合影
1891年10月4日，在美以美会前华中教区的拓荒者、主持人、神学博士赫斐秋（V.C. Hart）夫妇带领下，启尔德夫妇、史蒂文森(D.W. Stevenson医学博士)、何忠义（George Hartwell）夫妇组成的第一个前往华西的加拿大卫理公会传教先遣团乘船离开温哥华，穿越太平洋，经过一个月的海上颠簸，终于在11月3日抵达中国上海。
第一批前往中国的加拿大志愿队先遣队员，照片为他们离别温哥华前的合影。前排由左至右：赫斐秋博士（Rev. V. C. Hart）、赫斐秋夫人（Mrs. Hart）、斯蒂文森博士（Dr. D.W. Stevenson）；后排由左至右：何忠义夫妇（Rev. G.E. Hartwell and Mrs. Hartwell）、启尔德博士（Dr.O.L. Kilborn）、启尔德的第一任妻子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摄于1891年10月4日）
1891年8月12日，不满24岁的启尔德与同学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结婚，此时距他们出发前往中国还剩不到两个月时间。珍妮·福勒1867年出生于加拿大，文学硕士，毕业于皇后大学文学系，她的父亲是皇后大学的自然科学教授。
漫长艰辛的旅途，成了他们的蜜月之旅。在上海停留了3个多月，接受了简单的中文培训后，他们登上蒸汽轮，在宜昌换乘木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穿越三峡，住船屋，跨过一个个激流险滩，经过艰苦的舟船劳顿，于1892年5月21日到达了他们在中国西部传教工作的第一站——成都。
初夏的成都阳光明媚，路边的树木长出的新叶嫩嫩绿绿，小鸟叽叽喳喳，到处一派勃勃生机，扑面而来的春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在来中国之前，启尔德夫妇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小家，更谈不上享受新婚的甜蜜浪漫。如今到达了目的地，他们在最初落脚的玉沙路一家典型的川西院落里安顿下来，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珍妮是一位美丽高雅、善良温厚的知识女性，她精心地布置着与启尔德的爱巢：墙上挂着从家乡带来的名画，挂上从加拿大带来的窗帘，洁白的窗纱随着微风轻轻拂动，桌上的玻璃瓶里插着从外面采摘的野花……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面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珍妮满足极了，这是她和启尔德结婚以来第一个真正属于她俩的空间，她渴望着与爱人在这里度过一个个浪漫甜蜜的温情之夜，细细品味人间的美好。启尔德温情幽默，多才多艺，爱好音乐和文学，喜欢唱歌，擅长小提琴。两个年轻人满怀希望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然而，意想不到的灾难骤然向他们凶猛扑来。1892年7月，天气特别炎热，一场严重的霍乱在成都流行开来，据启尔德回忆录记载，由于没有科学的预防措施，这场霍乱最终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珍妮也不幸被感染。尽管启尔德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医生，但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他虽竭尽全力仍无力回天，在一个酷热难耐的午后，珍妮在感染疾病18个小时后离开了这个她十分眷恋的世界。可怜的珍妮去世时还不满25岁，到达成都才刚刚2个月。由于灾难来得太突然，还来不及体味美好生活的珍妮，甚至都来不及留下一张与结婚不到一年的亲爱的丈夫的合影……
爱妻的离去令启尔德痛不欲生，启尔德长时间沉浸在对珍妮的痛苦思念中，连他最好的朋友都难以让他解脱。珍妮精心布置的爱巢依然那么温馨淡雅，桌上玻璃瓶里的野花依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然而女主人却没了。启尔德实在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疯狂地将自己抛入到工作之中，以缓解痛失爱妻的打击。
1892年11月3日，为纪念登陆上海一周年，启尔德和医学博士斯蒂文森（Dr. D.W. Stevenson）在成都四圣祠北街12号利用租用的民房开办的第一家西医诊所开诊了。这一天共接待了18位病人，以后病人持续增加，最多时发展到每天有50至60位病人。诊所的条件已不能满足医疗工作，他们又在居住的院子里腾出两个小房间，分为男病房和女病房，很快每个病房里都要容纳四五个病人。他们还成功做了几例手术，也包括大手术。这个小小的诊所为中国西部的现代医学开启了一道新的曙光。
中国西部地区第一家西医诊所，从此，西医走进了普通百姓家。图为在诊所候诊的病人
福音堂贫民诊所
最初，他们计划每周三天看病，三天学习汉语。但随着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的日益增多，加上连续不断地接到病人上门出诊、做手术、敷药包扎等要求，他们学习语言的时间完全被挤掉了。最终，这计划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他们就不得已终止了医疗工作，集中时间学习语言。
1893年初，他们在四圣祠街购买了一个中等大小的院落，靠近东较场，那处房屋经修缮后适合三家人居住。1894年初又添置了两个毗邻的小院落，于是成都第一所由外国人建立的西医医院落成了（由于此时启尔德不在成都，该医院由斯蒂文森主持修建）。
中国西部第一所西医医院
史蒂文森医生与麻风病患者
和谐的成都院落——1893年生活在成都四圣祠街的加拿大志愿队的先遣队员们
照片背面的文字
也许为了安抚痛失爱妻的启尔德，上帝给他送来了又一位天使。
1893年10月，启尔德受卫理公会派遣，前往上海接应新到华西的第二批传教士并一路随行护送他们到成都，其中一位名叫丽塔·奥芙丽塔·吉福德(Retta AlfrettaGifford)的女医学博士，走进了启尔德的生活。丽塔是卫理公会女传教士协会派出到华西工作的第一位训练有素的女医生。
丽塔于1864年5月11日出生于距离安大略省麦福特市(Meaford,Ontario)三英里的一座农场，她的父亲是清教徒，一位很有绅士风度的农民。丽塔是家里8个孩子中的老大，作为长女，通常会被要求帮助做家务和农活，直到18岁才进入高中学习。她决定学医，那时很少有女孩子被允许学医，但她凭着一股韧劲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丽塔高中毕业后，她考入了多伦多女子医学院〔该院后来被并入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1891年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外科硕士学位。丽塔毕业后在距离出生地20英里的欧文桑德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一年后，加拿大卫理公会女教友协会邀请她加入教会医疗先遣队前往四川，她接受了邀请，于1893年乘船前往中国。
1889年，丽塔（后排右2）与父母和弟弟妹妹的合影
左：少女时代的丽塔 右：刚到中国的丽塔
从上海至成都的漫长旅途，让启尔德与丽塔有足够的时间相识、相知、相恋。相同的信念和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在了一起。1894年2月，他们抵达成都。1894年5月24日，两人在成都完婚。婚后，丽塔随夫姓，也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启希贤。这一刻，启尔德家族在中国的故事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1894年5月24日，启尔德与启希贤在成都完婚
启尔德夫妇与他们的中文老师
根据妇女传教士协会规定，女传教士一旦结婚，就将失去传教士资格，教会将不再给她们支付工资。由于启希贤是妇女传教士协会派出的在华西工作的第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女医学博士，又肩负着建立妇女儿童医院的任务，教会破例为她保留了5年传教士身份，但工资从每月600加元降为300加元，5年后（即1899年）完全停止支付。启希贤对此毫无怨言，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今后的工作中。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贤良的启希贤作为一名贤内助，与启尔德一道，为中国西部的医学教育创下了不朽的伟业。
婚后第三天，启尔德和启希贤被派往嘉定（乐山）开创继成都之后的第二个教区。他们在乐山白塔街租了一间民房，把一个大房间用作传教场地，紧接着就展开了每周的常规礼拜活动。很快他们又租了一个毗邻的院子并将其稍作修葺后作为诊所开始了医疗工作。启希贤负责诊治女病人，启尔德则负责诊治男病人。他们一周四天看病，两天接待男病人，两天接待女病人，同时也接受住院病人，并实施必要的手术。每个问诊日，他们所诊治的病人达50到80个。这个诊所是启尔德在中国西部建立的第二个西医诊所，也是今天位于白塔街的乐山市人民医院的前身。
中国西部第二所西医医院——嘉定（乐山）医院
1895年4月7日，启尔德夫妇的长子Leslie G. Kilborn 在嘉定（乐山）出生，他们给儿子起了一个中文名——启真道。
启尔德夫妇与刚出生2个月的儿子
1895年，理事会决定，调赫斐秋博士和夫人、赫斐秋小姐、文焕章（Endicott）夫妇和哈尔（Hare）博士前往嘉定工作，启尔德夫妇调回成都。5月下旬，夫妇俩带着刚满月不久的儿子回到成都，就遭遇了一场针对传教士的骚乱。
1894—1895年中日战争的失败，导致割地赔款的国耻激起了人们反外国人尤其是反传教士的情绪。当时的成都，弥漫着针对传教士的流言：认为传教士是最低等、最坏的人，他们被自己的国家驱逐，来到中国是为了战胜最后的正义；可怕的外国人会抓住中国孩子“放到锅里煮了熬油”、取小孩肝、眼珠熬制西药等等。
1895年5月28日，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下午，人们聚集在临近四圣祠街的东较场以传统的方式——“打李子”庆祝节日，即一人拿一包李子相互对打，在东门城墙上呈现出上千人对打的壮观场景。然而，在一片嬉笑欢乐中，有人突然说，看见外国人把中国小孩拐进了教堂。不胫而走的流言瞬间点燃了人们惧洋、仇洋的情绪。有人从贫民区的墓地刨出死人骨头拿到街上，用作外国人从事可怕实验的证据，声称那是被这些洋人害死的人的骨头。一罐酒泡的樱桃被人从传教士的储藏室里搜出来公开展览，说是他们挖取婴儿的眼睛制成的药水。到傍晚时，激愤的人群已来到四圣祠街包围了教堂、福音医院和启尔德等传教士的住处，要他们交出被拐的小孩。情急之中，启尔德掏出手枪对天鸣放，试图驱散包围他们的人群，哪知大祸就此酿成。
第二天，四圣祠医院和礼拜堂、位于陕西街的教堂和传教士们的家以及教会的所有财产被悉数捣毁。这场风波波及十余州县，共计70多座教堂被毁。这就是举世震惊的 “成都教案”。启尔德夫妇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在同情他们的官员帮助下，在衙门里躲避了几日，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登上一只船经重庆逃往上海。史蒂文森夫人在骚乱中经受了一系列磨难和惊吓，导致精神崩溃，夫妇俩由此回到加拿大，再也没有返回中国。
在1895年的成都教案中，被捣毁的中国西部第一所西医医院
重返成都，再创伟业
1896年，即将返回成都的启尔德一家三口与一个他们曾救治过的中国基督徒的孩子在上海合影，但这个男孩的名字今天已无从考证
1896年初，教案风波渐渐平息，启尔德夫妇带着孩子回到成都，利用清政府给予的教案赔款和教会提供的补充经费，着手在原址废墟上重建医院。他们首先修缮房屋和恢复教堂，初秋开始清理维修医院。很快，一座规模更大的医院在诊所原址上建成，新医院有了25张床位，具备了接待住院病人的能力。同年11月，启希贤用租来的经过修缮改建的房子，开始了妇女儿童的医疗工作，随即又在新巷子正式建立了中国西部最早的妇女儿童医院，启希贤也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执业的西医女医生。该医院以科学的护理和新式接生法，取代了延续千年的极不卫生、造成许多母婴死亡的旧式接生法，从而使产妇和婴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也使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到医院生产。据资料统计，成都城内的产婆营业所，至清朝末年，已从上百家减至36家，西医妇产卫生理念得到较快普及。
1896年成都的女医院
1896年在“成都教案”中被毁的医院废墟上重新修复的成都男医院
一切收拾停当以后，启尔德夫妇又开始了接诊病人的工作。虽然此时的成都人对外国人仍怀有疑虑和恐惧，然而，由于夫妇俩精湛的医术和毫不保留地为中国人无私的奉献，加上他们神速提高的中文，已经能用四川话与患者顺畅交流沟通，赢得了许多患者对他们的信任和好感，请他们治病的人越来越多。启希贤因为成功治好了一位女士的恶疾，还收到了病人赠予的一副十分漂亮的牌匾，牌匾上将他们誉为“华佗和扁鹊再世”。根据1898年6月的一分报告称，医院运行14个月后，共医治病人10,686 名，麻醉手术125人次，小手术25人次。启尔德在工作笔记中写道，医院新增的2848个病人中，有62人来自全省112个县的47个县，这意味着，西医在成都之外也开始被更多人所接受。
每天忙碌而充实的日子，使他们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此时，他们已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两位先锋队医学传教士：奥马尔·吉尔伯恩医生和丽塔·吉尔伯恩医生常一起工作在手术室中。”奥马尔手执手术刀，而丽塔正在为患者麻醉
1897年初，受教会派遣，医学博士王雨春（W.E.Smith）抵达成都，次年教会又补充了医学博士伊万（R.B.Ewan）。他们的加入进一步促进了成都医疗工作的发展，也使启尔德夫妇有了喘息之机。
1898年5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大女儿康斯坦斯（Constance KilbornWalmsley）在成都出生。1898年7月，启尔德夫妇带着孩子第一次回加拿大休假期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二女儿科拉 (Cora Kilborn)于1899年出生在加拿大，取中文名启智明。1900年4月，他们休假结束返回成都。几个月后，在中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启尔德夫妇不得不再次带着孩子离开成都去上海避难。1901年，当他们返回成都时，惊喜地发现他们的房屋和医院都保存完好，一切和他们离开时一样，原来是因为一位官员为他们所有的房间都贴上了封条而幸免再次被毁。1901年12月，他们的小儿子肯尼斯(Kenneth Kilborn)在成都出生。
启尔德夫妇与四个孩子在成都四圣祠街家的院子里（摄于1903年）
启尔德在成都的家（摄于1905年）
义和团风潮平息后，1905年，启尔德从加拿大基督教会争取到部分捐款，又得到四川官府资助的1500多两黄金用以建立一座新医院。1906年，基督教会派伊万医生（Dr. Ewan）负责这所大型新医院的建立。1913年，一座拥有120张病床、堪称当时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设有普通病房、特殊病房以及面向经济条件较好、愿意支付相应费用的中国人的私人病房的四层西医大楼正式开业，取名“四川省红十字会福音医院”，后定名为“仁济医院”，因仅收治男患者，又称“仁济男医院”。新医院设有诊室、候诊室、会诊室和药剂室等，此外还有更衣室、手术室、麻醉室、消毒室等，设备非常完善，并开设了内科、外科和花柳科等专业科室。
1914年，启尔德又在仁济医院开办男护士学校，招收中国学生30余人。他在管理医院的同时也担任医师、药剂师、护士长、传教士和教师的工作。
左：建设中的仁济男医院 右：竣工后的仁济男医院大楼
1913年，四川红十字会福音医院正式开业
1912年，由启希贤主持建立的妇女儿童医院迁入在惜字宫南街新建的大楼，定名为“仁济女医院”。1915年，医院附设一所女护士学校。至民国初期，医院已有病床52张，开展新法接生及一般妇、产、儿科疾病诊治工作。1940年，“仁济女医院”因失火被烧毁，后并入“仁济男医院”。这两家医院都采取以盈补亏的经营办法，对富人收取高额费用，对穷人则减免其医药费用。同时，医院还担负华西医科学生的临床教学功能。1892年11月3日在四圣祠街开张的小小诊所，亦成为今日华西医院的起源。
仁济女医院
传播文明 铲除陋习
启尔德和启希贤初到成都时，成都人缺医少药、近乎残酷的生活现状令他们极为震惊：当地人勤劳但十分贫穷；他们具有创造力但却没有文化，充满迷信和无知；他们缺乏卫生保健的基本知识，根本不懂个人和家庭保持卫生的重要性，而这些都与疾病的产生息息相关；他们知道传染病，但不知如何隔离传染病。对于天花、霍乱、麻风、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传染病带来的令人恐怖的灾难性后果束手无策。还有遍布大街小巷的鸦片烟馆以及极其残忍愚昧的缠足陋习……谁都无法知道中国人的死亡率是多少。作为救死扶伤的医学传教士，启尔德夫妇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所肩负的重大使命和责任。他在《治病救人（Heal the Sick）》一书中，花了许多篇幅讲述鸦片和缠足的危害。启尔德亲眼目睹了瘾君子毒瘾发作时那种种令人作呕的痛苦惨状和鸦片给普通家庭带来的灾难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面对那些萎靡不振、面色苍白憔悴、双手发抖、涕泪横流、肮脏邋遢、人不人鬼不鬼的瘾君子，启尔德既痛心又愤怒。他和医学传教士们极力推动反鸦片运动并在医院开设了戒烟科目，收治那些希望戒掉鸦片的烟民到医院戒毒瘾，帮助他们树立信心重归正常人的生活。同时教育传教士在禁烟工作中，不但教导学生们反鸦片，还拒绝任何一个抽鸦片的学生入学。
1902年的一天，启尔德和格兰杰先生（Grainger）代表成都教会拜访了四川总督岑春煊，敦促总督重视立法，禁止鸦片和缠足。总督赞同并许诺要开展一些禁止抽鸦片的工作。1906年9月，清政府下令禁烟。1908年，时任总督赵尔巽发布告示，通令禁烟，采取劝、惩、抚、补相结合的办法，限两年内禁绝鸦片，四川的鸦片烟馆终于在1909年被关闭并禁止种植罂粟。
左图：田地里种植的罂粟花 右图：鸦片馆里的烟民
缠足是中国妇女历史上最痛苦悲惨的一页。作为一种满足封建社会男人审美观的陋习，在中国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1895年，英国人立德（Archibald Little）夫人与数位女传教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反对缠足的“天足会”，出版《天足会报》，成立天足会女子学校并招收天足女子入学。她们利用广学会出版大量小册子和宣传单，宣传天足观念。随后各省城纷纷成立“天足分会”。
启希贤在成都行医时发现，许多妇女疾病皆与幼年缠足有关。她无法理解、十分痛恨这一极不人道、摧残人性的缠足陋习，奋起为反缠足运动奔走呼号，积极参与成都的反缠足运动，到处开展宣讲活动，教育规劝自己的病人不要再让女孩缠足，倡导成立成都天足协会，呼吁尽早废除这一违反人性的陋习。启尔德在《治病救人（Heal the Sick）》一书中，对缠足的起因和危害进行了深刻剖析，痛斥缠足是一种罪恶行为，裹足的痛苦过程是难以想象的，给女童们带来的无尽创伤是无法弥补的，使中国的妇女成为残废人。他强烈要求必须废除这种陋习。
被残忍的陋习摧残的小足
在加拿大女布道会传教士们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成都反对缠足的天足会成立了，会长由加拿大女传教士、医学博士Dr. Maude Killam担任，并在乐山召开了第一届天足会年会。1902年，清政府下诏禁止妇女缠足。成都天足会多次举行会议，帮助人们认识到缠足的危害，促使人们放弃缠足或给已缠足女儿放足。随后，时任四川总督岑春煊发布反对缠足的《不缠足官话浅说》，印发了5万份在全省范围内散发。1904年2月9日，启尔德又代表在川的传教士们就反缠足一事专程去总督府拜会了时任总督锡良，得到总督的支持，同意再次印发前任总督岑春煊发布的《不缠足官话浅说》，同时发布《禁烟禁缠足令》，敦促人们放弃这一陋习。在总督支持下，在四川各县都出现了很多由中国人组织起来的天足会。
终得解放、开始放足的女孩
中国的一次变革——讨伐缠足。成都上流社会的妇女出席反缠足协会在嘉定（乐山）举办的第一次年会，聆听立德夫人（最后排左1）关于反对缠足的演讲，启希贤（最后排右2）担任翻译
在天足会推动下，1909初，四川总督赵尔巽发告示规劝川人摈弃缠足恶习。之后，各县长官又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条款，要求在其辖区内的所有缠足妇女都得放足，甚至还设定了最后期限。
到了20世纪10年代，特别是进入民国之后，在中外人士共同努力下，反缠足运动普及到了平常百姓家。1912年，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残害中国女性身心千余年的缠足陋习终于被废除。
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1907年，启希贤带孩子们回加拿大接受正规教育，启尔德独自一人留在成都工作。1909年5月13日，启尔德离开成都回到加拿大与家人团聚。这是他到中国后的第二次回国休假。
这是1909年4月启尔德从成都写给启希贤的信。信里详细叙述了成都传教团里所发生事情和工作等，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尽早回到启希贤和孩子们身边的迫切愿望。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他幽默地写道：“如果女皇号(邮轮名)走得太慢，我就出去推着船走。”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位伟大、坚强的男人作为丈夫和父亲有责任、有担当、温情、有血有肉的另一面。
左：分别两年后，一家人终于在加拿大团聚 右：照片背面的文字记录
启尔德利用这次休假的时间，总结了在四川近18年行医的经验并写作了《治病救人》一书。1910年，该书在加拿大出版。在书中，启尔德讲述了他多年在成都行医传教的真实经历以及所遇到的挑战，详细介绍了他观察、接触到的清末成都人的生活方式、成都的社会习俗、常见疾病、中医中药，以及他怎样用西医给成都人治病等等。他同时在书中呼吁：“传教中医疗工作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恰当的‘用行动表示爱’的方式。它是能够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爱的最高形式。……教会医院是教堂的补充。”时任海外宣教秘书长T.E.E.肖尔牧师（Rev. T. E. E. Shore）在序言中写道：“当时加拿大国内的非专业传教运动、青年传教运动开始兴起，传教士之间亟需合作精神。此外，中国人对西方科技和宗教信仰的好奇也逐日增强。在这个时候，启尔德这本书的出版显得非常及时。在我所熟悉的传教士中，没有人能够胜任启尔德的医学传教工作。他的书对那些立志于传教的人以及所有那些传教士的朋友的人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1910年在加拿大出版的《治病救人》，为了感谢时任总督锡良对教会工作的支持，启尔德特地将锡良的照片放在书的封面，并在内页的照片下称赞其为“杰出的总督”。
启尔德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在四川的组织者之一，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他参与了救治伤病员的工作。一位美以美会的牧师詹姆斯·雅德（James M. Yard）这样描写当年的启尔德：“士兵们遭受的痛苦让启尔德博士大为感触，这些伤病员往往得不到急救。通过新建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启尔德博士与士兵相处了数月。那时候食物紧缺，又正值雨季，他常常赤足穿着草鞋走在泥泞的战场上。人们都知道他的故事。这位伟大的医生放弃舒适的设施完善的医院，却来为普通的士兵服务（那时候在中国，士兵是不受尊重的）。中国人说他是个圣人，他们从未见过有如此仁爱之心的人。”
左图：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启尔德创办了四川中国红十字会。作为红十字会会员，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战场上。图为1912年启尔德（后右1）与四川红十字会成员。右图：1912年启尔德为辛亥革命中的伤员疗伤
致力于培养中国人自己的医生
1910年3月11日，由美、英、加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联合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在成都正式开学, 开创了教会组织在中国西部兴办大学的先河。这是四川省一所举足轻重的大学。作为大学的创办者之一，启尔德出任了首任大学理事会主席，美国美以美会的会督毕启担任首任校长。
随着医院的发展和病人的增多，启尔德意识到仅凭寥寥数个医学传教士无法解决中国大众的健康问题。1907年，他在给加拿大卫理公会的一篇报告里提出：“我尽我力付出，但发现仅凭一己之力经营一所大型而繁忙的医院有多么无望”。他强烈建议建立一所与医院相互协作的医学院，培养中国人自己的医生。1914年，启尔德倡导并参与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开学，学制为6年。启尔德夫妇成为医学院的第一批老师。直到1920年去世，启尔德一直承担着化学、生理学、内科学、皮肤病学和眼科学授课任务。他所创建的仁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同时兼任医科教员。启希贤则在医学院教授儿科学、治疗学等医学课程。华西协合大学第二任院长、加拿大医学传教士莫尔思（William Reginald Morse）教授在《紫色云雾中的华西》（骆西、邓显昭译p.120）一书中是这样评价启尔德的：“我们学校的第一份公告是由启尔德撰写的，他是最有资格来阐明学校理想的人，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学校的办学宗旨。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的启尔德，是一位极具热忱、志向远大、充满智慧、全心全意的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意。在学校建立的过程中，他当仁不让地应该被尊为先驱。”医学院建立之初，由于战乱、师资、语言等诸多原因，第一年只招到7名学生（1916、1917、1918年均未招生），到1919年，共只有9名中国学生。
走过百年漫漫长路，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如今已是一座集高等医学教育、医学科研和技术创新、疑难重症诊疗中心于一体的国家级医学中心。从这座中西合璧的校园里，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专家学者，包括中国第一位妇产科专家、医学博士乐以成女士、中国第一位牙科博士黄天启先生、中国黑热病四川病区和中国蚕豆病的最早发现者杜顺德先生等，以及在眼科界、耳鼻喉科界的诸多泰斗级人物。
启尔德夫妇与最早的两届医学生合影，其中第一届毕业班（1920级）仅4人毕业（照片拍摄于1919年）
启尔德还是一位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在行医过程中，启尔德对语言沟通的重要性体会太深。他认为，医疗传教士完完全全地掌握传教国的语言是非常必要的。他尤其钟情四川方言，认为相较于普通话和其他地方语言，华西的口头语言音调丰富，悦耳好听，给人一种极强的音乐感。为此，启尔德专门编辑了一本四川方言教材，供刚来四川的传教士学习语言用。该书于1917年由华西协合大学出版，1921年再版。
这本书以老式罗马拼音标注汉字发音，在每个字的拼音后面还标有“1、2、3、4”，来表示这个字的汉语四声读法，并用英语解释词义。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本正式出版的四川话（英语）教材，教材用许多现已消失的地道老四川方言，记录了各种生活细节，比如家务、出行、采购、社交以及洋人跟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冲突等等，十分形象、幽默、风趣。
这本教材为我们今天研究四川方言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1919年，启尔德一家回到加拿大休假，这是他自1891年离开加拿大到中国的28年中第三次回国休假。1920年4月，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启尔德口腔博士荣誉称号。也许天妒英才，1个多月后，他因感染1914—1918年战后的流感病毒引发肺炎去世，年仅53岁。从24岁到达中国，到53岁去世，启尔德将他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
1919年，启尔德回加拿大休假时与家人的最后合影
左：启尔德生前与启希贤的最后一张合影 右：启尔德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照片，他伟大的一生定格在了这一刻（1920年4月26 日）
启尔德去世的噩耗传到四川后，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悲痛不已。人们以中国最高规格的传统仪式，在今天成都忠烈祠西街的明代会府遗址（历史上是祭祀忠烈的祠堂），为启尔德举行了隆重的追掉会，身着白色丧服的僧侣为他吟诵经文祷告。灵堂里挂着启尔德的大幅遗像和无数祭奠挽联，社会各界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四川西医史的开创者、四川红十字运动的发起人、中国西部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护士专科学校和大学的奠基人。
图为《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刊登的1920年6月2日与启尔德同时到达四川的传教士何忠义（George Hartwell）在启尔德追思会上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回顾了启尔德的一生，对他伟大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丈夫去世后，悲痛万分的启希贤为完成丈夫的未竟事业，料理完后事后，她毅然返回成都，重新投身于中国西部的教学行医事业中，成为当时在妇科和儿科病患诊治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至此，教会恢复了她的传教士身份，同时恢复了她中断22年的工资。也就是说，从1898年到1920年的22年中，启希贤在中国的行医与教学，是完全没有任何报酬的无私奉献。启希贤和她的丈夫为创建华西协合大学医学系（后改名医学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今，她又像年轻时一样，力劝学校领导招收女学生。1924年9月7日， 8名中国女学生步入华西协合大学行政管理大楼，成为正式学生。华大也成了中国西部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
启尔德去世后，启希贤与孩子们留下这张合影，独自回到成都继续工作直到退休。从左到右依次是母亲启希贤、长子启真道、大女儿Constance Kilborn Walmsley、二女儿Cora Kilborn、小儿子Kenneth Kilborn
1933年，69岁的启希贤结束了她在中国近40年的教学、行医生涯，退休回到加拿大。1942年12月1日，她在多伦多去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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