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刘格平

来源丨文史长河   文 丨周志兴

今天讲刘格平。起了“奇葩”这个名字，是有道理的。

我对他的印象，第一是轴；第二是有革命理想，当然追求地位提升也是想为革命多做贡献；第三是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他的头脑中并存，似乎二者互不影响，一般人做不到。

先说他的轴。

轴这个字主要用在车辆和机器的转动部分，但是，在北方很多地方作形容词时，却有了“爱钻牛角尖、不变通且不听劝”的意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刘格平大出风头，原因之一，竟然就是因为他的“轴”。

对党史稍有知道的人都会听说过“61人叛徒集团”的事情。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需要大批干部，在中共北方局当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书记刘少奇提出，国民党设在北平西城的草岚子胡同的监狱，也被称为“北平军人反省院分院”，关押着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62名中共党员。他们大都是在1931年地下党遭到大破坏时被捕的。华北形势很危急，需要干部。这些在狱中的同志，要么落到日寇手里，要么让蒋介石提到南京去，都很危险。华北的当家人宋哲元也不愿这些人留在自己手里，表示，这批共产党人登个启事，就可以放出去。

北方局认为，这些同志经过考验，已经证明他们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自己决不会登“反共启事”出狱的，但现在要他们赶快出来工作，由中央决定特许他们登“反共启事”出来。刘少奇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同意，由张闻天答复刘少奇，张闻天当时是总书记。

对中央的决定，狱中的同志起先都不相信，坚决不出来。经过组织反复做工作，并强调是中央决定，如不出来，就是违反纪律，他们才陆陆续续出来。以薄一波为首，一共61人这样出狱了。

当然也有人坚决不同意，刘格平就是。他轴，认为写了反共启事，就是背叛了党。刘格平说，我宁肯让国民党杀掉，我也不干，死也不干。他是穆斯林，他认为用这种方式出狱会“下地狱”受火烧油炸。

这件事情，党内很多人都知道，而且会嘲笑刘格平的轴。

口述史专家丁东和邢小群记录过老同志曾彦修讲的往事。

曾老回忆说：

1948年我们参加的土改工作试点团在山东，康生是团长，于光远和我都是团员。除夕，区党委请吃饭。区委组织部长刘格平是回族，他不参加我们吃饭，第二天在他自己的房子里，又请了我们一次。那天在刘格平住所吃完饭后，康生照例带我们一群人到村外散步。散步时，康生说到刘格平。他说刘格平是个老党员，可是一提起《古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为了说明刘格平如何古板，康生就详细给我们讲了“61人”出狱的事。康生笑着说，刘格平就是不出来。所以刘格平比别人多坐了8年监狱，直到日本投降。日本人占领北平时根本不知道狱中还有共产党，把他当做一般的刑事犯了。康生是为了说刘格平脑筋古板，不会变通，才把“61人案”的经过对我们说得清清楚楚。

刘格平出狱时留影

康生是个翻云覆雨的人，文革中，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中说，刘格平有两点好处：第一、抵制了刘少奇叛党变节；第二、刘格平在华东是不满饶漱石的。

此时，康生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不惜颠倒黑白。文革开始，戚本禹批《李秀成自述》时，说李秀成是叛徒；后来又说瞿秋白是叛徒，因为写了《多余的话》。接着就把“61人”打成叛徒。文革中，谁戴上了叛徒的帽子，就陷入了万劫不复之中。

而刘格平成了英雄，因为有了一大群“叛徒”做参照物。很快，他作为老干部的代表被“三结合”，成为了山西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不但如此，很多“革命阵营”的人都在力挺他。

1967年4月14日，周恩来对广州市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讲话时说：

在许多地方我们已经发现这样的现象，譬如，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革命领导干部是很能领导的，像山西的刘格平同志，山东的王效禹同志……，但是居然有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他们，这是绝对不许可的。

王力说：

刘格平马列主义水平现在是比较高的。

他是一个很老的同志，好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二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了。

关锋说：

刘格平这个人，很了不起，是我党民族战线的英雄。当年在草岚子监狱，不肯写假自首书出狱的就是他。

王力、关锋当时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的红人，他们为刘格平背书，刘当然就青云直上了。

1919年，刘格平（右）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时与同伴合影。

其实，刘格平曾经一直在青云之上。他是老革命，1904年8月出生在河北沧州的回族家庭，1922年加入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

只不过，他也从青云上掉下来过。

原因之一，就是我在开始时说的对他印象的第三点：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他的头脑中并存，似乎二者互不影响。

说刘格平“轴”，是通俗的说法，换成褒义词，就是坚定。他坚持在党组织命令他写启事出狱的情况下，就是要把牢底坐穿，就是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但刘格平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不想谈论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差别，起码可以说是有相当部分是不兼容的。因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民族有权决定自身的命运，更多地是考虑本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共产主义追求的世界大同。

在刘格平的心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兼容的，有时候，民族主义的成分似乎还多一些。因为这个原因，刘格平犯了错误，在1960年从正部长级降到了副部长级。

刘格平1958年10月担任了新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第一书记，成了一方诸侯，这时候，他54岁，还是年轻有为的。

1959年9月13日至10月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宁夏也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开幕式上，男运动员头戴小白帽、女运动员戴盖头走过主席台，展示宁夏回族服饰。1959年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游行活动，内蒙古、新疆、云南、西藏、宁夏、广西等少数民族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游行。

在队伍中，宁夏代表团的少数民族代表同样是男的头戴小白帽、女的戴盖头从天安门走过。相比于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回族的服装简单了一些。自治区政府主席刘格平认为，今后自治区参加全国性的重大活动还很多，回族也应该像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有几套可以代表本民族特色的民族服装，让全国人民了解宁夏回族自治区。

1960年初，刘格平指示成立自治区民族服装制作办公室，集体研究设计回族服装，并派人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调来回族服装素材。经过反复设计，在原有的回族服饰的基础上，加工设计了色彩亮丽、美观大方、款式新颖的回族服装，男女装都有，并由银川红旗服装厂的上海师傅精心制作。服装做好后，刘格平和夫人丁蕾试穿民族服装照了相，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都试穿了民族服装，又进行了座谈，对新设计的回族服装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还拍摄了纪录片，《宁夏日报》刊发了摄影记者朱康洛拍摄的6张试穿会上的民族服装照片，并配发了文章，题目是《实用美观的回族服装》。

自治区民族服装制作座谈会后，经过筛选，最终选定了几套服装作回族少数民族服装，随后自治区派人送样品至北京中央有关部门审定。但时隔不久，就从北京传来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消息：“刘格平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制作民族服装是在搞地方民族主义，扩大民族分裂，居心不良，是反党行为。”

当时，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是汪锋。

汪锋是陕西蓝田人，汉族，曾经担任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派汪锋来做第一书记，而不是把刘格平的“代理”两字拿掉，本身就说明了党中央不太放心。而刘格平和汪锋又合作很不愉快，更使中央有关部门担心。

中央统战部当时的部长是李维汉。他约谈刘格平，他说了这样几个意思：“刘格平有没有地方民族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同党的关系怎么样，总想谈一谈，帮一下，对党，对格平同志都有益。”他认为，刘格平有搞小圈子的问题，任命干部主要是回人，主要是从渤海地区调来的，因为刘格平长期工作于这个地区，就是现在的河北、山东和天津一带。

而且，李维汉也批评了刘格平和汪锋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认为，汪锋虽然也有些缺点，但无论从工作、党性上说都是好同志，关系搞不好主要责任在格平。李维汉说，我在主席面前说过，刘格平同志有地方民族主义方面的东西，但党作了决定是服从的。现在看来第一句话恐怕是对了，第二句话对不对值得研究”，“我感觉有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

“宁夏的第一书记谁去适当，党是反复考虑了的，最后决定汪锋，因为他比较适当，能够看出问题，又不至于搞坏关系”。

对此，刘格平作了情况说明，李维汉最后说：“听了格平同志的意见，有两点：（1）事实同我们讲的有不少出入，（2）思想同我们有很大的距离。请格平同志再想一想，以后怎么办，或者我们几个人继续谈，或者在区党委的书记处会议上把问题谈清楚，待研究后再决定”。这次谈话就此结束。

不久以后，刘格平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彻头彻尾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被撤销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和自治区主席职务的处分。

1964年，刘格平降职调到山西担任副省长。同刘前后脚发配山西的，还有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黄克诚，也担任副省长，两家同是住在山西省府后院梅山脚下高干宿舍的邻居。

对这两个人，中央有不同的态度。

黄克诚屈贬山西时，周恩来吩咐山西书记卫恒：对克诚同志的安全要特别注意，要给予照顾，千万不能发生意外。

对刘格平，中组部长安子文也有交代：“此人妄自尊大，好突出自己，打击别人，注意不要让他太多地接触群众和干部，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他呀，是一只闭着眼睛的狮子。”

文革开始前，刘格平算是待罪之身，低调地蛰伏在山西。像安子文所说，闭着眼睛，他在等待时机。

文革开始后，各地留下来的领导干部寥寥无几，像刘格平这样立场坚定的又受到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肯定的领导干部更是凤毛麟角。

于是，刘格平的机会来了。

我前面讲过，对刘格平的印象的第二点，是有革命理想，当然追求地位提升也是想为革命多做贡献。也可以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野心。

其实，为了把文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也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实现，中央文革的人，特别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也在推波助澜，寻找在各地的代理人。

刘格平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1月4日，北京来电，要刘格平立即到京谈话。他当天就赶到北京。受江青的委托，关锋和王力一起，约刘格平在他的住处——北京饭店，进行了秘密谈话。

谈话以前，江青对关锋讲：刘格平了不起，只有他一个人不执行中央指示，不履行出狱手续，一直坐满十三年的牢。江青叫关锋和刘格平谈谈这个问题，并问问他解放后受处分的情况，如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要他回山西联合革命群众组织，把山西省的大权掌起来。关锋向刘格平传达江青的意见说：“现在形势很好，你回山西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领导干部站出来，把山西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

也有文字记载说，毛泽东也欣赏刘格平。毛泽东说过，山西就让刘格平搞吧，让他把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

毛泽东这个说法，是因为他看到了1966年11月刘格平给他和林彪、康生写信反映当年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本人则如何坚持斗争和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情况，他知道，这是倒刘的一个棋子。

12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

所以，刘格平是带着尚方宝剑回太原的。

1967年1月12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刘格平等人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夺了山西省委和省政府的大权，史称“一·一二夺权”。

有文字说，山西一向以保守、封闭著称，但在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却应声而起，打响了全国省、市、自治区级造反夺权的第二枪，成为全国第一个夺权的省份，就是仅次于中央文革的根据地上海。

其实，写这段文字的人忘记了，当年辛亥革命时，山西就走在了全国的前面，是黄河以北第一个举义旗的省份。

当年，也是体制内官员姚以价和阎锡山起的带头作用。

文革中，各省带头的官员并不多。山东的王效禹，不过是青岛的副市长。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党籍。

还有就是贵州的李再含，他是军队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上了贵州省革委会主任和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他的，在贵州搞个人崇拜，群众集会时，让他们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祝李再含主任比较健康！

后来军队执行“支左”任务时，他支持一派、镇压一派，造成严重后果，被撤去职务。

当然，更多的老干部经得起诱惑，山西就有现成的例子，正在养病的省委常委郭钦安被动员“站出来革命”，被他严词拒绝了。

回过头来说刘格平。

1967年1月25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召开《革命派大联合夺权誓师大会》。刘格平在讲话中表示“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奋斗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造反派是怎么奋斗和战斗的呢？

举两个例子：

造反派几乎每天都有揪斗领导干部的事情发生，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被当地造反派抓走一去不回，数日后才在一口枯井里发现了其尸体。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宿舍和办公室被造反派查抄，他们查抄出公安厅报送给省委的台湾空飘传单，以此诬陷卫恒是“台湾特务”。造反小将们查抄时不小心摔坏了一尊毛主席石膏像，摔断了一条胳膊，这就成了卫恒“反对毛主席”的铁证，当场就把卫恒揪走。

一个省委常委副省长就这样放任造反派揪出了自己的班长。

就连曾任省委第一书记、被毛泽东称赞的陶鲁笳，也被揪回太原接受造反派的“揭发批判”，被造反派打倒在地。

刘格平胸怀大志，想一鸣惊人，但是，确实能力有限，而且，他也被其他的造反派架在火上烤了。

所谓“烤”，就是把刘格平捧得高高的，让他忘乎所以。

也难怪，刘格平当时身上有光环。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坚定地不写“反共启事”，坐穿牢底是光环，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青睐是光环，夺权成功也是光环。

1966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绘声绘色地说：就是刘格平这个老同志，党性强，关键时候敢于反潮流，不随大流当叛徒。

还有一个光环，就是刘格平的民族属性，他是回民，而且是在汉人占统治地位的革命运动中，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屈指可数的少数民族干部。他曾担任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而且还曾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

1949年春天，全国解放在即，中共的重要干部都在为今后的安排做打算，党中央也在排兵布阵。为了划定华东局的管辖范围，中央召开专门的会议讨论研究。经毛主席提议，华东局初步筹备成立了台湾省的组织机构。舒同和刘格平分别被选定为台湾省委的正、副书记。

这也是一个光环。

1月14日的夺权成功和1月28日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几乎立即就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并把山西当作其它省仿效的楷模。刘即刻赢得了一批狂热的支持者，把他称为“刘未老”。

未老，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两个字：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那时候，刘格平63岁，已经老了，但是，造反派吹捧他未老。

山西他众多的粉丝模仿林彪编辑的毛主席“红宝书”，出版了记载刘格平最精辟论断的“语录本”，广泛进行发行。刘的讲话全力支持严阵以待的“红字号”，因此这一派成员都竭尽全力赞颂这些语录。“红字号”为了支持刘未老，还制作了数以千计的刘格平小像章。

但是，光环总会逝去。

首先是刘格平在被架到高处以后忘乎所以了，加上他确实是能力不够，再一个因素，是他和一起夺权的张日清闹翻了。

忘乎所以，就是认为自己成了无所不能的神，搞起了个人崇拜。语录本和小像章都是例子。

刘未老在山西视察也很有排场，出行有他的“宫廷护卫队”，是他自己组织的军校学员。所到城市全市停止生产，中断办公和学习，去欢迎这位从省府来的史无前例的代表团。十万人涌上街头，他们的欢迎，打乱了派别界线，双方都去欢迎刘主任，许多人说，这位“大人物”亲自出马，就会很快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就可使大多数人团结一致，把革命推向前进。

忘乎所以，这当然就容易出错。

雪上加霜的是，他本人的能力不够。

在他掌权不长时间以后，他就成了众矢之的。1967年他掌权时，年过六旬，虽不算老，但已显老态。他听力不佳，常常心神恍惚，说起话来吞吞吐吐，讲话时总是突然冒出短短数语，然后便是长时间沉默不语。如果说话，每说一句话或一个词之前，总要至少用一个“这个”。有人数过，一次听刘讲话时，十分钟内竟数了86个“这个”！

甚至他连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也记不住。山西有两个造反派组织，名字都很长，刘不但区分不清两个组织，也记不住名字，但是他注意到，一派的大多数下属组织名称都有个“红”字，而另一派的大多数组织都有个“联”字，所以他说：按照他们的标志，咱们叫他们“联”派和“红”派吧。这样就搞不错了。

到后来，刘未老成了山西的一个笑话，差不多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打心眼里看不起他，都喜欢公开模仿并嘲笑他。

他领导一个省，实在是勉为其难。

问题是他还团结不住造反搭档张日清。

张日清是开国少将，文革前担任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文革开始，他按照中央文革的授意，配合刘格平在山西造反，担任了山西省革委会的副主任，1969年张日清当选九届候补中央委员，而刘格平是中央委员。

建国初期，张日清在华东军区某军事院校任政委的时候，康生是中共华东局书记。“文革”中，康生一跃为中央文革顾问，成为炙手可热的“中央领导”级大人物。他欲夺山西大权，光靠刘格平一人还不够，得给他找一个助手。张日清是个好人选，至少是康生当年的老下级。

但刘格平不这么看。刘格平曾经说：

“有人说张日清政治觉悟水平高，实际上他是犯错误水平高。”

他们的矛盾，很快就被中央知道了。周恩来曾经这样说：

“山西是进行首批造反夺权省份之一，但是群众运动中产生的两个派别哪一个表现也不好。”

“一开始他们造了旧省委的反并夺了权，这是正确的。两个主要领导造了反。第一位是旧省委成员，副省长刘格平；第二位是山西军区政委张日清。”

“一开始这两个人还能合作，但是后来他们俩闹翻了，成立了敌对派别，闹得很凶。我不知道他们争吵了多少次，这俩个人都反对旧山西领导，一直反到薄一波，他们俩都是新面孔，并不是旧面孔，但是这只能说新面孔也会闹翻。”

“由于他们的分裂，派性影响到山西的整个文化革命。我无法告诉你，为了力争解决山西问题，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这里开过多少次会，我们就使用过这个房间和其它许多房间，我们要求这两个领导团结起来。他们在会上说得好，答应要团结一致，但是一回到太原，他们就又争吵起来了，而且还挑动武斗”。

其实，毛泽东对张日清也不满，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他，说：“张日清还在闹啊？”

1967年，获得毛泽东认可的刘格平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委，基本上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身居高位。到了最高峰，就该走下坡路了。

到1970年春，山西省委重新组建时，刘未老和张日清没有获得一张选票。

党中央为了稳定山西的局势，点名让刘格平进京接受再学习教育，实际上剥夺了他的执政权力。1971年，刘格平被免去职务，下放到唐山的工厂里劳动锻炼。

1984年，刘格平（左）与当年一起参加马颊河暴动的战友刘全禄（中）、胡林晓（右）

1992年，刘格平在北京病逝。

一直到他去世，组织上也没有就恢复他的职级待遇给出明确说法。

奇葩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