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一个百岁老人的回忆

节选自: 回忆录《上海 •1949》

除夕夜，晓鸣兄告知，徐老前一天走了。

1917年5月4日，徐老出生在浙江江山。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即进入资源管理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1944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哥大商学院、宾大沃顿商学院学习，1946年获MBA学位。学成归国后，历任暨南大学、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8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1984年起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

徐氏系江山望族。家中兄弟7人均受高等教育。大哥徐之荣毕业于杭州警官学校及日本大学；二哥徐之奎公费留日毕业于东京高师，明治大学研究科，后任31集团军总部秘书长，中信局专员，东南区银行监理官；三哥徐之佳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历任黄埔军校教官，后任军长；四哥徐之海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大学，曾任黄埔军校教官，解放后上海外语大学教授，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五哥徐之川，毕业于东南医学院，任军医；六哥徐之润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八年抗战，参加台儿庄战役立下赫赫战功，后任军参谋长，京沪卫戍司令部处长。

一个偶然的机会，晓鸣兄提供了徐老回忆49年的材料。回忆录出版后，我去华东医院给老人送书并请他签名。老人记忆超好，堪称神仙。他是回忆录在世作者中最年长的。

徐老在目录上寻找自己的文章（2019.10.16）

徐老在签名（2019.10.16）

1948年冬，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解放军进至长江北岸了，各校怕学生闹事，提早放假，教师大多回老家去了……我因离家多年，老母在家，便趁机偕景椒回家过春节……

自从1938年秋离家去重庆后，我已有十年没有在家过春节了……我们到家没几天，她二姐就叫人来接我们去回龙庵了……二姐看到我们回家，不知有多高兴……

新年伊始，大叔、四叔等家因我们难得回家过年，轮流请我们吃新年酒……新年一过，老家被毁后迁居保安的景椒二哥嫂又来轿接我们去吃新年酒了。妻二哥原是我初中的先后同学，但高中毕业结婚后就在家吃老米饭了。其妻是戴雨农妹妹的女儿。我们到保安后，她外婆很客气，戴弟、戴子及其他几家戴姓，都轮流请客，很少在家里吃饭。他们对我及景椒都很尊重。据说戴笠回家训子弟小辈时，常以我家七个兄弟能读书、有成就作榜样，要他们学习呢！当时戴家的住房很一般，只有戴弟的新居相当漂亮，可惜1949年后因造水库给拆除了。

新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又匆匆地离家回上海。当时谁会想到这一别离，有的是永别，有的是长达四五十年的别离呢！

上海更加乱糟糟了，谣言四起，物价暴涨，人心很不安定，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但要上课，只得安心下来备课教书。船到桥头自会直，到那时再说吧！

四月，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国民党军大部分到了上海，说是要死守上海。当时我们还住在青云路暨大宿舍，那里离郊区不远。当我们听到炮声，知道离战场已近时，决定放弃住房，搬到溧阳路老家与二哥等同住。那时二嫂已带部分小孩和三、六嫂及其子女从衢州退往福建转台湾去了，上海家中只有二哥及读大学的奉化和高中就要毕业的君衢、慧芬四人居住。

在上海即将解放前数天，当时在招商局工作的我读小学时的老师，忽然派人送来六张船票，要我们快点上船去台湾，否则就来不及了。二哥他们匆匆收拾行李，要我们也去。我因想到八年抗战的流离，国民党大势已去，听广播解放军善待知识分子，加上兄弟都去，老母无人照顾等，很想不去。与景椒商量，景椒说我决定好了，她总是听我的。于是我们就决定不走了。这时李福样恰来看我们，我们便将两张船票给他了，以示决心。当时奉化听说我们不去，也要留下来跟我们。奉化是二哥最爱的女儿，二哥听此说，眼泪也掉下来了。奉化不忍，最后还是跟着二哥、慧芬、君衢一起走了。不料这一别就是近四十年。

二哥等走后，虽只有几天就解放了，但这几天真是度日如年。次日早晨，便有几个国民党军官，可能是原住楼上六哥朋友(当时已退福建)的朋友，到我们家来说，他们退到上海缺住房，希望我们让出一间给他们。我和景椒很生气，便说我还有几个在大学读书的子弟及他们的朋友要来住，不可以。他们大概听到有大学生来住，大学生不好对付，便客客气气地溜走了。当天下午，三哥留在上海的司机，开着三哥的汽车来家找我们，说是单位已撤退，他想在我们处住几天。我们正觉得孤单，便答应下来了。同时我还打电话叫初中同学，景椒姊夫之弟郑之也来住，以便有个照应。

解放前的一天夜里，我们已经睡下，忽听得有人爬墙，进我们家来了，景椒有点害怕，我只得好言劝慰。司机起来后，叫郑一起察看，始知有几个全副武装的败兵，想在我们家躲藏。他们之中有一个，原是居住楼上的那位朋友的熟人。司机便出面交涉，要他们把武器丢到屋外阴沟中，以求安全。同时，同意他们换上便衣，住在楼上阁楼中躲避。司机说，估计要解放了，军车留在家里会有麻烦，让他把车开到远一点的地方去丢掉吧，并嘱咐我们在他未归前不要开门。大约十时许，我们忽接到住在黄浦区的一位朋友的电话， 说是他们那边已解放了，不要紧张，没事的。

那天下午四时，忽然见对面中学的旗杆上，升起了红旗，我们知道这是解放的标志。但我们仍紧闭门户以防不测。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有几个头戴着解放帽，身穿学生装，手中拿着老式步枪的人来敲门，司机便把门打开让他们进来。门一开，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就进花园中巡看了，但未进屋便退出去了。在这过程中，我和景椒不知哪里来的力量，一直心情平静，不慌不忙地等着解放。

啊！解放了，动荡的年月可能结束了，真希望能有一个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啊！

1949年秋，我转上海商学院任教。记得我们报到后，就参加新中国成立大游行。那天下雨，从单位列队步行到人民广场再回来，路很长，虽很兴奋，但因长期未走过那么长的路，回到家中已经累瘫了……

1949年上海解放，我和妻子一起走进了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我父虽是贫农出身，但他们是靠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发家的。我妻出身于老地主家庭，她的封建思想更浓，凡事都讲忠孝节义，要忠于统治者、亲人和老师，要孝敬长辈，夫妇要讲节义，待人要讲仁义。我家的亲友，大多是地主阶级中人。解放初期，他们即遇到困难，像蜂巢被戳破的黄蜂，到处乱飞，寻找生路。我俩所住的溧阳路旧居，他们许多人解放前都来过，很自然地到上海就找上来了。一时间我俩家中常常亲朋满座，吃饭要分好几批，我的薪水只能供应粗茶淡饭。当时米价飞涨，排队都买不到，如不是妻子解放前夕囤了六个月的粮，真是连淡饭也做不出的。我因还要备课，有时有些怨言。我妻则安慰我说，人家有难，应当救助。一般亲友，见我们没有办法，而警察又常来查户口，住了数日也就走了。但还有一些亲人，如四叔、大哥、九弟等，却是必须想法使他们能在上海住下去的。于是决定让他们在上海开柴炭行和面店。但缺少资金，我一个人借不到那么多(要上千万元)，除我向友人高利借一部分外，景椒还自告奋勇地向她友人借来三百万元。幸九弟守信用，在他们离上海前把这些钱都还清了。

妻一直担心亲人们的安全。警察到家，常由她接待，说我接待会讲错话，带来严重后果。六哥解放后不久，就偕友人来上海。说要找船去港或舟山，妻便让我从速想办法。听说大哥缺少川资，便催我快去借钱，她还拿出部分首饰相助，让他能早日离沪去找左达叔。五哥带巨款很不方便，希望带些金银首饰，我妻便把金戒赠他，她多希望亲人们能避此劫难，平安抵达目的地啊！但我俩却是在胆战心惊中度日的。

最使人惊魂不定的是一次大搜捕。那一天早上天才亮，一个便衣警察便来我家，说四叔、大哥等不见了，要我到公安局去交代此事。我以还要上课为由以对，说上好课后再去。他很不高兴地填了一张单子， 要我下课后到市公安局报到。当时绍福(外甥？)住在后门边的汽车间里，见此情形，非常惊慌，说这是当局提人的惯用手法，决不能上当，他有乡政府给他的通行路条，可供我用，要我马上逃走。我想，如我逃走，一定会连累他的。加上当时家中只有我一人工作， 我走了妈、妻、文等怎么生活，心里七上八下。看看住房花园，环顾四周事物，想起楼上有病在身尚未起床的妻，想起蒙在鼓里的妈妈，不觉流下泪来。但仔细想来，我并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逃呢，便决心留了下来。于是便安下心来，叫车去上海商学院上课了。三节课很快就上好了，我便匆匆赶往公安局报到。到公安局，问站岗警察，说是要上四楼报到。进入公安局广场，只见到处坐满了绑着双手的人，连上四楼的楼梯上，也坐满了。见此情景，我不禁心慌起来，但强行自制，不久也就定下心来了。到四楼进入办公室，忙把条子交给接待我的那个人，他却不经心地看了一下，就说：你回去吧，以后有事再通知你。我既喜又忧。为了使家人安心，我便匆匆忙忙赶回家中，仍瞒着妈妈，却将此事告知妻子。妻说：你真也太冒险了，如果有事怎么办，三十六计逃为上计。以后有事不要管我，只要你好， 我会自谋生路的，我会千方百计地来找到你的，不要因我而冒险了。

我们溧阳路的老家，原是六哥租来供一家数口住的，后来二哥子女较多，住起来就感到拥挤了。解放前夕，二哥举家赴台，我俩搬入后两人住起来很宽敞。但四哥、绍福与韵芬两家来后便住不下了。四哥一家一到，我俩便让出正房，到弄堂隔成的小间去住，我怕妻有意见，但妻说，他们人多，又是哥哥，便痛痛快快地让出来了。此房解放前一直没有缴过租，是我们和四哥一起补缴了房租并过了户的。为了补缴租金并过户，妻子换了她心爱的金器。当时二楼还是六哥那位朋友的妻子占住着，我们认为要收回来。四哥当时已去香港，四嫂已找到职校一个教职，我任教授。妻认为我们不能出面和她们争吵，于是，她便勇敢担负起讨回住房的责任。那时四叔等还在上海，怕吵闹对我们不利，说我们家那么多的产业都丢了，不要吵 了，人家要暗害我们的，但妻不以为然，于是她勇敢地据理力争，终于收回了楼上的房间及汽车间。我们乃迁入二楼大房间，妈妈和思华住二楼小房间，绍福一家暂住汽车间，四哥一家住在楼下。母亲是因为五哥怕她留家痛心，大约在1949年底就送来和我们一起居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