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家的客厅，是台湾的半个文坛

来源: 作家文摘

北京城南的英子，到了台北，变成文坛不可或缺的“林先生”。她家的客厅被誉为半个台湾文坛。在特殊年代里的风声鹤唳中，她开拓出一方纯文学的天地。因为性格与文字里的宽广与亲切，林海音的文学作品跨越时空，成为两岸人共有的阅读记忆。她是作家，是编辑，更是见证了战后台湾文学走向成熟的母亲。

林海音生平

林海音（1918-2001），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苗栗，生于日本大阪，不久后返台。1921年时随家人居于北平。毕业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

曾任《世界日报》记者、编辑。30岁回台湾，1953-1963担任《联副》主编期间，抵抗政治压抑的风气，发掘了林怀民、七等生、黄春明、郑清文、锺理和等新人，鼓励停笔的杨逵、钟肇政、廖清秀等老作家再度写作。1960年《城南旧事》出版，写北京城南的童年，奠定了林海音在文学界的传世地位。1969年创办纯文学出版社。林海音家的客厅是半个台湾文坛，文坛尊称她为 林先生。病逝于台北。

一家五口

花儿落了，童年结束了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城南旧事》里的小英子就是林含英；林含英呢，就是写《城南旧事》的林海音。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城南旧事》复刻的是她自己的童年。

林海音出生于日本大阪，不久后返台，父母都是台湾人。1921年，3岁的小英子时随父母移居北平。爸爸林焕文东找西找，搬了九次家，才定居在一个叫晋江会馆的地方。晋江会馆位于城南的一个胡同中，以前是给进京赴考的台湾人所居住的会所。

就是在那里，她遇见了跟养父学唱戏的妞儿、惠安馆的疯子秀贞、还有厚嘴唇的青年和兰姨娘等人物。秀贞她是见过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她的小手，轻轻说：“疯子！”然后擦着墙边走过去。如果小英子回头再张望一下，她们就用力拉她的胳膊制止。但在小英子眼里，那疯子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寻常大姑娘，时常倚着门站着，笑眯眯的，一点也不怕人。后来小英子得知，秀贞和一个寄宿在她家的学生有了私情，还生了一个女儿。天没亮，女婴被抱走遗弃在齐化门。这女婴竟然就是小英子最亲密的小伙伴妞儿。仿佛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情节，就是林海音活生生的童年回忆。

小英子的童年止于爸爸的病逝。爸爸是一个爱花人。每天，她都会和弟弟妹妹一起站在门口等爸爸下班回家。爸爸总是把草帽推到头后，再抱起弟弟，唱着歌往后院走，去浇花。那时太阳快要下去了，院子里吹着凉爽的风，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瘦鸡妹妹的头发上。陈家伯伯就对他说：“老林，你这样喜欢花，所以你太太生了一堆女儿！”

林海音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在家里很有长姐的范儿！一张在公园里照的旧照片里，英子穿着旗袍坐在草地上，一左一右坐了两个妹妹，三个人伸长腿，六只鞋帮子抵在了一起，英子把妹妹们搂得紧紧的。

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说英子：女娃娃主意大着呢，有男人气。这话当真是应验了。林海音最喜欢的小说正是美国作家路易莎的《小妇人》。尽管她的英文名字和最小的艾米一样，但最喜欢的人物却是二姐乔。

乔很男孩气，她有一句经典台词“父亲不在家，我要替父亲照顾这个家”。林海音在爸爸过世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毕业典礼这天，爸爸没能参加。在医院的爸爸病逝了。爸爸种的花儿也都落了。我的童年也跟着结束了。”

因为妈妈是个没主意的人，所以林海音在13岁刚念初一的时候就开始扮演起“长姐为母”的角色来。

得知儿子病逝后，在台湾的爷爷写信到北京，催促媳妇协同孙儿们返台。林海音不想回去，就代替妈妈回了一封信给爷爷，信中写道，您来信说要我们作“归乡之计”，我和妈妈商量又商量，妈妈是没有一定主张的，最后我还是决定了暂时不回去。妈妈非常想念故乡，她常常说，我们的外婆一定很盼望她回去，但是她还是依照我们的意思留下来了。妈妈是这样的善良。

在恋爱上，林海音也是自己做的主。女中毕业后，她进入王盛弘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就读。林海音是校排球队的队员，相貌又出众，理应追求者不少。但她不为所动，暗地里有了自己心仪的对象。

一个叫夏承楹（笔名：何凡）的青年渐渐进入了林海音的视线。夏承楹经常到北平新专打球，据说他还是业余花样溜冰的冠军呢。不过当时，林海音并没有向夏承楹表白。一直要到1934年她进入《世界日报》当记者，才发现居然和“运动王子”做了同事。

当时，夏承楹是编辑，白天办公；林海音则是记者，要晚上才去报社发稿。一个日班，一个夜班，于是两人就有了共用同一张办公桌、并且拥有同一把抽屉钥匙的缘分。正式交往后，这个抽屉就成了两人的“传情邮箱”——夏承楹下班后时常会留些零食或约会的小纸条给林海音，有种文艺青年喜欢的小暧昧。

林海音回忆说：“别人谈恋爱，这个那个的，我们没有。人家说你一定有很多人追求，其实，我是不随便让人追的。我们就是两个人玩在一起，他写，我也写，志同道合嘛！”

婚礼

1939年5月13日，21岁的林海音和29岁的夏承楹在北平协和医院礼堂结婚。婚后，林海音住进了永光寺街上的夏家大院。

找不到文职，就去给人家做衣服

当记者的林含英是如何蜕变为写小说的林海音？这还得从北京那会说起。

林海音在《世界日报》当记者的时候主要跑妇女新闻的条线，表现很出色，可以说是王盛弘的四大高徒之一。渐渐地，她发现采访写作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望了，她更想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感受，于是林海音萌发了由新闻写作转向文艺创作的意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世界日报》停刊，林海音赋闲在家。男友夏承楹的父亲介绍她到师大图书馆工作。有一天，她发现了一套书《海潮音》，觉得美妙非凡，遂给自己取了笔名“林海音”。其后便进入了文艺创作的阶段。不过其小说、散文等作品真正发表却是1955年之后的事情了。这个文艺女青年所必须面对的是不停歇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动荡生活。

1949年11月，林海音带着三名儿女（夏祖焯、夏祖美和一岁的夏祖丽）赴台，在生活和事业的发展上，迎来了其现实意义上的“三十而立”。

当时去台湾并非易事，得先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然后再到上海等船。因为那时的船票十分紧张，一票难求。夏承楹说，得让老弱妇孺先走。于是他决定自己留在北京，让林海音带着儿女们先走一步。等他买好船票，再去台湾和他们会合。在等待团聚那两周，林海音和夏承楹每天都保持一通电报或者一封信。

因为原籍是台湾，去台湾等于是回到故乡一样。她一方面是逃难，一方面也是归乡。然而林海音刚到台湾时，对情况并不是很乐观。

据张我军长子张光正回忆，是他父亲先回的台湾，和海音夫妇二人保持联系，向他们介绍了台湾的情况——物价怎样，找房子怎么找，找工作怎么找等等，给他们出了点主意。张光正曾在信中写到：普通鱼类一斤两三千元，蔬菜每斤两三百元以上，油类一斤约三、四千元，衣服比内地贵很多，所以衣服鞋帽尽量带来。

两个女儿

就这样，林海音总算盼来了丈夫，一家五口暂时先寄宿在别人家里。当时她心里很焦虑，想赶快找一份工作。可一时半会的，找份文职谈何容易。于是，林海音甚至动起了学裁缝的念头，想要是情况糟糕，至少有门手艺可以养家糊口，“给人家做衣服的工作行，修改衣服也行”。事实上，林海音也确实心灵手巧，儿女们小时候的好几件衣服都是她亲手做的。但是，林海音命里注定是要再次拿起笔来的。

用文字穿透钢铁一样的隔阂

她在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语日报》当编辑。一天，夏承楹带着林海音到报社去。当时的社长洪炎秋知道夏太太喜欢写作，而社里正好有一个副刊编辑的位子，就叫她来试试看。这本副刊的刊名叫《周末》，林海音在那里工作了四年，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

《联合副刊》时期的林海音

1953年，35岁的她在老四夏祖葳满月后，即赴《联合副刊》任主编一职。她的老师王盛弘此时也到了台湾。他回忆说，当时“当时编辑部很轰动，因为海音是美女，讲话又好听”。当然，更令她受人关注的还是才华。之后的十年，林海音为台湾文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首先便是自传小说《城南旧事》的问世。

当时，她住在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宿舍里。宿舍位于重庆南路三段14巷1号，一家几口都挤在里面。在走廊尽头有一张破书桌，不晓得是几手货了。《冬青树》、《绿藻与咸蛋》还有《城南旧事》等作品都是在那里写出来的。

1955年，林海音开始创作《城南旧事》。一开始都是短篇，到1960年出版之时，短篇才集结成了长篇小说。林海音非常怀念她生活了25年的北京，这部小说事实上就是她的自传。

那段时间，童年的记忆纷至沓来，想拦都拦不住，仿佛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的流淌。她在书中写到：我是多么想念童年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出版后，通过孩子的眼睛去观察成人世界的《城南旧事》大受好评，为林海音奠定了传世的文学地位。在之后的30多年里，这部小说先后出了英文版、绘本、日文版和德文版。70年代，还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在两岸关系紧张的70年代，林海音的文字却穿透了钢铁一样的隔阂，打动了两地观众的心。

为作者争取创作自由

作为一个作家，林海音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凡；作为一个编辑，她亦是台湾文坛上的一个奇迹。

林海音在《联合副刊》担任主编期间，正逢台湾禁止日文写作的年代。于是，杨逵等很多以日文写作成名的老作家都封笔了，是林海音协助他们恢复了写作。同时，她又开始鼓励许多中生代的作家开始他们的写作生涯，很多人的第一部作品都是在《联副》发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林海音，就没有钟理和，没有钟肇政，没有林怀民，也没有黄春明。是她，帮这些年轻的作家争取到了创作自由。

黄春明

当时还是个叛逆少年的黄春明第一次投稿给《联副》，写的是一个阿妈带着孙子阿松从瑞芳坐汽车去从来没去过的城仔的故事。个性直接的他在文章之外附上了一封信，叮嘱编辑绝对不可以把文章名《城仔落车》改成《城仔下车》，因为那是文中的阿妈用生命大声喊出的话语，一定要是闽南话才可以。也许如今看来，这不过是个文学技巧上的问题，但在政治上虽然已经“光复”，但文字尚未“光复”的当年台湾，却是个敏感词。

政府已经发表讲话，台湾同胞必须通中华民国的语言文字，各级学校暂时应一律以国语、国文、三民主义和历史四者作为主要科目，增加时间加紧教学。因此，日语和闽南语都是在公共场合是绝对不能用的。

然而几天后，黄春明的文章在《联副》刊出了，竟一字未改。黄春明喜出望外，不久又投了一篇文章《把瓶子升上去》。文中描述在那个苦闷的年代，把“国旗”换下，然后将象征空虚苦闷的空酒瓶升上去的故事。

林海音看到稿件后十分矛盾，一来觉得文章好，二来很清楚发这样敏感的文章可能给自己给副刊带来大麻烦。爱才如命的她，还是用了黄春明的稿子。当时已经排进去了，可回到家，林海音心里又很不安，打电话给照排间将其撤下换上另一篇。这样折腾了几次，最后还是决定将文章完整刊出了。

黄春明回忆说：“我自己也知道写这样的文章是一个大不敬，他们可以从思想上来找我算账的。台湾的文字光复就像一个婴儿需要慢慢长大，如果没有母亲的照顾，就不可能有独立的那天，林海音作为一个女编辑，就是台湾省籍作家那时候的母亲。”

舞蹈家林怀民也是林海音的一手带大的“孩子”之一。他回忆说：

“我初三那年，《城南旧事》出版了，我存了钱去买了一本，爱不释手。从那时起，开始写一点东西，然后把第一篇小说寄到了《联副》。一个礼拜后，我在图书馆看报的时候，看到我的名字跟我的文章登了出来。只有一个礼拜啊！那年我十四岁，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鼓励。从此我便开始了舞文弄墨。

记得有次得到一笔很高的稿费，三十元，那时看电影只要一元八。我拿这个稿费去学跳芭蕾舞，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堂正式的舞蹈课。那个春天，因为林海音用了我的稿子，我的一生改变了，变成一个写小说的人，后来又变成一个跳舞的人，这是一辈子难忘的恩情。”

虽然一次次，林海音为作者争取到了创作自由，但“船长事件”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63年4月，林海音发现副刊有个空白，就登了一首风迟写的诗《故事》——从前有一个愚昧的船长/因为他的无知以至于迷航海上/船只漂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岁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的时光/他在岛上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富孀……

第二天早上，林海音在报社得知“上面已经有人问起来了”。她当机立断提出辞职，免去了报社和自己的麻烦。而作者风迟却因此被判了三年又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林海音的长子夏祖焯回忆说：“我念大四的时候，爸爸突然到成大来了，他说外面传说你妈已经被捕了。你别担心，她是台湾人，不可能被捕的，风迟因为是外省人才被捕的。”夏祖焯心里明白，其实妈妈犯的罪和柏杨是一样的，而柏杨被关了11年。

纯文学，排除政治干扰

在台湾，大家都喜欢把林海音称作林先生，而她家的客厅则被誉为半个台湾文坛。

作家林良回忆说：“别人都说文人相轻，林先生却是文人相‘亲’，她认为所有写作的人都应该是兄弟姐妹。我们这些人常聚在一起玩，你看照片上穿白衣服的就是我，树底下站着的呢就是林海音了。她特别会讲话讲故事，嗯、哇，声音听起来很亲切。”

作家隐地对林海音的好客记忆犹新：“每次客人的名单都由她邀请的主客开，名单上被邀请到的那些人都会来。林先生慷慨好客，会做很多菜给大家吃。等到她自己因健康问题忌口不能吃的时候，更希望我们能吃上好菜。她家的客厅总是很热闹，有好东西吃，有好话题讲。记得每次一有电话进来，她接完电话就会跟我们说刚才是谁谁谁，有一个什么新的消息等等。所以，到最后要散了，大家都依依不舍。”

林家客厅

诗人痖弦也是常客之一，他回忆说：“夏府客厅一直有‘台湾的半个文坛’之称，往往是一位主客、一桌陪客，凑成一晚上的文艺雅集。聚会结束往往并不是真的结束，因为几天后，当晚的宾客都会收到海音姐寄来的照片。等过了一阵子，有人自异乡返台，大家自然又聚在了一起。”

诗人余光中可以说是返台次数最多的一位了。每次出去要欢送一回，回台又要给他接风。余光中回忆说：“我跟她交情很好，她这个人是真的心胸广阔。林海音好客又好吃，她家也够大，所以我们坐下来有一大桌。除了我之外，还有林怀民、隐地、杨牧等都常常去。”

在台南文学馆林海音展览开幕时，余光中应邀参加。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领着他参观。当余光中看到自己几十年前寄给林先生的信，十分惊讶。林海音是如此珍视友情，所有朋友寄来的信件她都很系统地整理好收着。

做人上，林海音广结善缘；做事上，更是有着惊人的胆识。从《联合副刊》辞职后，她并没有离开文坛，而是着手创办起纯文学月刊来。

作家钟肇政说：“林海音很重视台湾本土的文学，当时台湾作家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联副》投稿。后来，在混合着反共、战斗、怀乡等元素的异常复杂的文学空气中，她敢打出一个纯文学的旗号，真是胆识过人！”

1967年，纯文学月刊问世。杂志成立初期，林海音写了一百多封信给之前在《联副》时结识的作者，大家纷纷被她的热情和真诚所打动。次年，中国第一个文学专业出版社纯文学出版社宣告成立。

林海音以高水准的纯文学，排除了政治干扰，书的销路一路走好。像彭歌译的《改变历史的书》、子敏的散文集《小太阳》等等，都是历久不衰的好书。其中由夏承楹（何凡）在1953-1984所撰写的专栏“玻璃垫上”集结而成的《何凡文集》，彷佛是一部台湾社会发展史。纯文学出版的这套书一举荣获了图书主编金鼎奖。

老舍长子舒乙回忆说，父亲去世后，曾收到一封林海音写来的信，说要发一篇关于老舍的东西。后来送审的时候没有通过，是林海音用了蒙混过关的战术，促使其顺利刊发。

那段时期，台湾“保密防谍”运动正盛行。一天，一个警备总部的工作人员找到林海音，说《30年代作家与作品》里边有一两个作家有问题。林海音回答说：“我是没有必要毁掉这些书，然后重印的。”

一直到1995年，77岁的林海音才结束经营纯文学出版社。余光中感慨道：“我很少看见她临场犹豫，事后懊悔，是很开朗直爽的一个人。最后她纯文学不办了，她就把书全部退给我们，没有转手卖给别人，这在台湾是很难得的。”

1990年，林海音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寄了全套的纯文学丛书和纯文学月刊，并号召台湾出版界大量捐书以充实台湾文库。也是在那一年林海音随团回了北京一次，小英子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城南。

回到城南，遇见秀贞

那次回北京，林海音待了四五天。她把亲朋好友同学一同叫上，吃了个团圆饭。那天，人到得相当全。儿子夏祖焯举着DV，一路替母亲拍摄记录。

林海音在宴席上用纯正的普通话说道：“在北京的各位文学前辈以及同好们，我是千里迢迢从台湾来。我因为来得匆匆忙忙，要说的话只好做一个小抄。那么我这次回来，没办法和好多人个别见面，我只好就找个礼拜天啊，商量着说，一网打尽……”

林海音熟门熟路地探访了城南旧地：“对，从这上，回学校看看。五年级的级任老师是个秀才，叫钱贯一，我们都叫他‘一贯钱’……”

她接着来到了第一次见到秀贞的地方，走上去学着她的样子捋了捋头发，说：“她就在这站着，靠着门，玩着辫子……”

至于南柳巷的晋江会馆，早已贴上了计划生育的标语。

有意思的是，20年后，女儿夏祖丽因为机缘又重走了一遍母亲当年走过的路。

2009年底，导演杨立洲开拍林海音传记纪录片《两地》。杨立洲以前没有接拍过传主已经离世的纪录片，如果光凭影像资料和学者访谈，定然是乏味的，因此片子停滞了一段时间。后来得知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正好要回北京探亲，于是剧组就跟着她一同回了一趟城南。

王秀贞与夏祖丽

第一站自然是去晋江会馆老宅。一干人走进胡同，一位大婶上来问他们找谁。夏祖丽才提到《城南旧事》，大婶就接话说：“就这儿了！”原来她便是林家长工老王的女儿，更有意思的是她的名字和小说里的疯子一样，叫秀贞！

王秀贞虽年事已高，但身体依旧硬朗，还记得祖丽、祖焯他们的名字。一见夏祖丽，边亲热地说：“快给我瞧瞧，和你妈妈像不像？”夏祖丽笑着说：“我没我妈漂亮”。王秀贞又说：“眼睛像，脸盘也像。”

王秀贞带着剧组一路拍摄，你妈妈上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没有店铺，那边两块上马石还在的。王秀贞叫小辈从床底下搬出一块牌匾，说是一定要让祖丽瞧瞧。牌匾上赫然是四个大字——晋江会馆！

原来这就是当年挂在南柳巷42号胡同口的那块匾。解放后，所有的匾都被摘下来了。王秀贞的母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人细心，认定这块牌子有意义，就把它藏到了床底下，一躺就是好多年。任外头反右、文革风波不断，它却依然完好。老太太临终前交代女儿秀贞，要好好保护这块匾，说不决定小英子的家人还会回来。

最后，夏祖丽拿着父母70年前的结婚照，随剧组来到了当年办婚礼的北平协和医院礼堂。她不禁眼含泪光哼唱起电影《城南旧事》中的插曲《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真希望他们仍然活在人间。离2001年母亲去世，已然8年了。

送别，永不凋零的牡丹

2001年12月1日，医院开出病危通知。晚上11点16分，林海音永远地离开了，享年83岁。

夏祖焯回忆说：“我过了60岁生日后，没几天她就走了。那天，我抱她去走到太平间，因为她带我来到这个世界，我带她离开这世界。”

《送别》

12月22日，亲友们为其举行告别仪式。在《送别》的美妙又略带伤感的旋律中，仿佛回到了林海音家的客厅，这个充满阳光的地方。

齐邦媛到场发言说，每一个地方都是她的故乡，她永远都不会漂流。我真是羡慕海音，我真以有这样的朋友为荣，而且我真的想不到，在这样小的格局里，有这样大的气派。

看着林海音神采奕奕的遗像，哑弦不禁感叹，林先生勤于美的追求，让她一生雍容美丽，每一张照片都宛如一朵盛开的牡丹，永不凋零。

最后，长子夏祖焯用最传统的方式表达了家人的谢意，他向到场的所有人行了一个下跪礼。此后，林海音生前所收藏的文物信件，也一并整理好捐赠出去了。

当年台湾曾有个传言说，林海音可能做文化部长。可是，一个人能做林海音，为什么要做文化部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