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认可——SS老兵与HIAG在战后西德的处境

作者: 夏逸凡

题图：战后不久，各类退伍军人团体和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在西德出现。然而，没有哪个组织能像HIAG这个由前武装党卫军成员组成的联合会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图为1959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举行的一次HIAG集会，前排站立者为塞普·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坐在迪特里希身后的是库尔特·迈尔（Kurt Meyer）。

“没有人会因为这场解放而被遗忘。即便对许多人来说，5月8日恰恰意味着苦难的开始，而且这种苦难在此后仍将延续。但我们不能把逃亡、驱逐与失去自由的原因归结为战争的结束。其根源在于战争的开端，在于那场最终导致战争的暴政的开始。

我们不能把1945年5月8日，与1933年1月30日割裂开来。”

这是西德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纪念1945年5月8日战争结束40周年时发表的一段讲话。直到今天，这仍是联邦德国政治人物在这一问题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

从记忆政治的角度看，这次演说标志着西德社会在如何面对1933年至1945年这场民族灾难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与几天前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与美国总统里根在比特堡（Bitburg）士兵公墓举行的会面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这一会面在国内外都引发了抗议，但活动仍然如期举行，而当时德国当局也已经得知，这座公墓中安葬着49名阵亡的武装党卫军成员。

联邦总理科尔虽然驳斥了舆论针对比特堡之行的批评，并将“为罪犯致敬”的指责称为一种非黑即白的简单化看法，但为了平息舆论，联邦政府随后又计划访问卑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以纪念纳粹政权的数百万受害者，而不仅仅是那些加害者。

然而，在这场争论中，有一个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成为公众批评的焦点。这个组织代表前武装党卫军成员的利益，并且对联邦总理的相关计划表示极大满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他们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目标终于有望实现，即在公共层面上让党卫军阵亡者获得与其他数百万阵亡德国士兵同等的对待。

这个组织就是“互助协会（Hilfsgemeinschaft auf Gegenseitigkeit）”，简称HIAG。无论HIAG本身，还是武装党卫军各部队的战友会在哪里举行集会，往往都会引发规模不等的反对示威，而这些示威也时常演变为暴力冲突。

1945年5月7日至8日，德国国防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不仅是德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对每一名士兵而言亦是如此。许多人经历了多年的战俘生活，负伤者与身心受创者更是不计其数。由于从德国东部地区逃亡或被驱逐，不少人也因此失去了家园。

无论是职业军人还是应征入伍者，都不得不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军人这一职业已不复存在，他们必须学习新的谋生技能。而在经济体系崩溃的时代背景下，这绝非易事。

加入各类传统团体，是在一个已然彻底改变的环境中重新站稳脚跟的一种方式。这些团体不仅能够重新唤起战时维系士兵彼此的战友情谊，还帮助寻找失踪的战友，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提供建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介绍关系协助成员重新就业，或在一定程度上为在押人员的家属提供经济援助。

更重要的是，它们积极主张政界和社会承认军人这一职业，并在涉及抚恤金和养老金时，将战争时期的服役年限计算在内。

除了诸如保守派的“钢盔团”（Stahlhelm）和社民党背景的“帝国旗帜”（Reichsbanner）等旧有组织，以及“德国伞兵联盟”（Bund Deutscher Fallschirmjäger）和“德意志非洲军团前战斗人员协会”（Verband ehemaliger Kämpfer des Deutschen Afrika-Korps）等新成立的团体之外，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原普通党卫队和武装党卫军成员也开始在各类战友会中重新聚集。例如WSS第2“帝国”装甲师、WSS第3“髑髅”装甲师以及WSS第17“葛兹·冯·贝利欣根”装甲掷弹师等，都属于这样的例子。

然而，与国防军的传统团体不同，武装党卫军的这些组织始终背负着沉重的污名，被视为由战争罪犯组成、也为战争罪犯服务的组织。其原因在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早在1946年秋就已因其参与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将武装党卫军认定为犯罪组织。而这一政治判决的背景，则是欧洲犹太人遭到大规模屠杀所引发的普遍震惊，以及集中营罪行和武装党卫军部队在前线与后方犯下的无数战争罪行。

然而，前党卫队和武装党卫军各部队成员既无法，也不愿接受这一污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后果，尤其是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与其他人无异的士兵（Soldaten wie andere auch）”。

这一带有纲领性质的口号出自前SS上将保罗·豪塞尔（Paul Hausser）。武装党卫军成员们满怀敬意地称他为“老爹（Papa）”。他用这句口号概括了自己的自我认知以及由此提出的各项诉求，并在政治关键场合和公众舆论中反复强调这些主张，几乎不厌其烦地加以宣扬。

为争取承认而进行的斗争。HIAG在年轻的西德一度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随后又迅速衰落。图为1954年在哥廷根举行的一次HIAG集会。

不过，豪塞尔在20世纪50年代只是武装党卫军成员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948至1949年之交，一些武装党卫军指挥官便已在松散的战友会之外成立了所谓的“互助协会”（HIAG）。这一名称本身就表明了该组织的宗旨，即在他们所认为的“敌对”的公众舆论和社会环境中相互扶持。

被称为“先驱”的是汉堡HIAG小组。该组织由WSS第7“欧根亲王”山地师和WSS第1“警卫旗队”装甲师的前指挥官、前SS少将奥托·库姆（Otto Kumm）创建。这个小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许多其他HIAG组织仿效的模式。而SS第4装甲军军长、SS上将赫伯特·奥托·吉勒（Herbert Otto Gille）也同样开始召集昔日的战友。

这些地方和地区层面的“互助协会”数量估计约有100个。在大约25万名武装党卫军老兵中，约有2万人加入了这些组织。不过，直到1959年，HIAG才在联邦层面形成统一的组织结构。

长期以来，围绕是否以及如何在联邦层面建立一个统一“互助协会”的问题，HIAG内部纷争不断，使得各个地方性小团体难以实现集中。最终，占上风的是那些不把武装党卫军视为国防军第四个组成部分，而是将其理解为一支独立武装力量的人。他们也据此在各类军人组织的联合体中谋求自身独特的地位。

HIAG的首任联邦发言人是SS少将库尔特·迈尔，他最后担任SS第12“青年团”装甲师师长。因对被俘盟军士兵犯下战争罪，他最初被判处死刑，随后改判为终身监禁，并于1954年获释。

1958年，迈尔先以代理身份出任“前武装党卫军士兵联邦协会”联邦发言人。1959年，他正式担任这一职务。该组织通常简称为HIAG联邦协会。许多武装党卫军成员尊称他为“装甲迈尔（Panzermeyer）”，而迈尔则将自己的任务理解为至少在对外层面上采取一条“中间道路（Weg der Mitte）”。

这种自我叙事并非突然出现，而是与战后初期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战后仅仅几年，当许多德国人仍在忍饥挨饿，甚至被关押在铁丝网之后时，一场出人意料的转变发生了：铁幕降下，冷战开启，西方盟国对曾经的敌国德国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营地与监狱的大门逐渐被打开，在许多此前仍受到严格审查的领域，盟军当局开始明显放宽限制。

前武装党卫军成员同样从这种局势变化中受益，而且他们的获益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其他群体更为显著。那些不久前仍可能面对绞刑架的囚徒，如今重新获得自由。摆脱囚禁之后，不少人开始尝试争夺对战争记忆的解释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影响力。

与此同时，战争回忆录类出版物迅速兴起。这些作品大多出自亲历者之手，作者往往试图维持一种尽可能“干净”的战争记忆图景。在这种叙事中，罪责几乎总是被归于“他人”：国防军将战争罪行归咎于武装党卫军，武装党卫军则把责任推给普通党卫队，而后者又声称自己只是迫于“上级命令”才采取行动。

构成HIAG自我认知核心的是一种“受害者（Opfer）”神话。由于他们将自己视为士兵，因此在他们看来，被定性为“罪犯（Verbrecher）”是一种污名，而他们及其组织都试图摆脱这一污名。

因此，凭借明确的目标和相当周密的策略，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奥斯维辛审判等新一轮审判开始之前的十年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受害者文化（Viktimisierungskultur）”。

这种自我定位使他们能够把自己塑造成一支“被放逐者的军队”。正如SS上将费利克斯·施泰纳（Felix Steiner）一部著作的标题所言，他们将自己无缝纳入大屠杀受害者、被驱逐者与难民、因轰炸而失去家园者以及迟归战俘的行列之中。

在他们看来，正因为自己是极其出色的士兵，胜利者才出于报复而不公正地拿他们立威。施泰纳称，这一“被放逐者的该隐印记（Kainsmal der Geächteten）”使武装党卫军成员在西德社会中沦为二等公民。

凭借这种叙事，武装党卫军成员在公众舆论中确实一度赢得了同情，至少在最初的二十年间如此。然而，直到196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审判，尤其是在西德社会对纳粹过去展开全面而批判性的反思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种受害者文化的自我解读不仅有助于巩固党卫军老兵内部的团结，同时也意在掩盖他们自身所犯下的罪行。

在公众舆论中，HIAG被视为那些既不愿承认德国人的道德责任，也不愿反思自身在一场犯罪战争中所扮演角色之人的代表，尤其是不愿面对武装党卫军部队自身所犯下的无数战争罪行。

这些指责在多方面确有依据。HIAG的发言人，如库尔特·迈尔，虽然一再强调：“犯罪从哪里开始，战友情谊就到哪里结束。”然而，无论该组织在公开场合作出怎样的表态，这类宣称始终难以令人信服。

归根结底，这些说法不过是一种“伪装”。正如卡斯滕·维尔克（Karsten Wilke）所指出的那样，其作用在于掩饰HIAG及各类部队战友会对被起诉的武装党卫军成员及其家属所提供的隐性帮助。

寻找失踪者。HIAG也曾公布战后被列为失踪的武装党卫军成员名单。照片设于1952年，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

此外，HIAG还试图在其期刊《维京之声（Der Wiking Ruf）》和《志愿者（Der Freiwillige）》、回忆录以及自身撰写的历史叙述中，把武装党卫军塑造成一支纯粹的战斗部队，并将其与“髑髅”部队和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区分开来，而后两者则被认为应对集中营中的屠杀以及前线和后方的暴行负责。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相关文件的发现，这种说法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人员之间的交叉与重叠实在过于明显。此外，武装党卫军部队本身也大规模实施过战争罪行。HIAG首任联邦发言人迈尔正是因此被判刑，而在1960年代又相继出现了新的审判。

然而，使HIAG陷入困境的并不只有一系列审判。许多武装党卫军成员自身的行为同样引发、并持续引发诸多质疑。迈尔本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于1961年突然去世。据其儿子的回忆，出狱之后，他在哈根（Hagen）住所的客厅里，在一幅腓特烈大帝的画像旁又挂上了一幅希特勒的画像。

因此，很难说他对纳粹政权曾保持过任何批判性的距离。尽管这位独裁者以及包括迈尔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都应为前线发生的骇人罪行负责，但即使在二十年之后，人们对这位独裁者的迷恋仍然没有消退。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绝大多数武装党卫军成员。究竟还有多少家庭仍悬挂着希特勒，甚至希姆莱的画像，如今已无从得知。但只要观察HIAG及各类部队战友会的“内部生活”，就会发现，许多人在数十年间与过去保持的距离实际上极其有限。

各种活动和仪式，仅从其举行方式本身，就弥漫着浓厚的党卫队精神。其中包括所唱的歌曲，以及所使用的物品，如尤尔节盘（Julteller）和尤尔烛台（Julleuchter）；在信纸、邀请函和节目单等印刷品上使用“SS符文”；悬挂武装党卫军各师的盾形徽章，并在其下点燃蜡烛；以及旧德意志帝国的军旗在各处飘扬，以此替代被禁止的纳粹万字旗。

在圣诞聚会以及如哈默尔恩（Hameln）等地的墓地纪念活动上，他们会明确悼念“被处决的战友”（hingerichteten Kameraden）；在诸如伦茨堡（Rendsburg）“北方边区”（Nordmark）集会期间的战俘纪念设施前，他们也纪念那些被认为出于“报复”而被判刑、至今仍在服刑的同袍。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部分武装党卫军成员与诸如德国帝国党（Deutsche Reichspartei）以及后来的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等极右翼政党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尽管HIAG领导层至少在对外表态上试图与这些极右翼政党保持距离，以避免组织遭到取缔。

HIAG与年轻的联邦德国开国一代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是HIAG及武装党卫军各类战友会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盟军将其定性为犯罪组织所留下的污名，也因此深深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

与此同时，武装党卫军成员也看到，其他前军人很快受到争取和接纳，而他们自己却依然被排除在外。这种处境不仅影响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关系到他们日后进入联邦国防军的可能性，尤其对每个人的物质保障产生了直接影响。

令人惊讶的是，武装党卫军的代表在20世纪50年代确实在为自身争取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在保罗·豪塞尔的推动下，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于1952年12月中旬将他此前针对国防军前士兵所作的表态扩大到“武装党卫军成员”，前提是他们“仅仅作为士兵，为德国光荣作战”。

“光荣”这一限定意味着一道界线。然而，由于武装党卫军成员本就不把自己视为“罪犯”，而是视为与他人无异的普通士兵，并认为自己的“盾牌”与国防军一样，除个别情况外依然“干净”，因此这一限制在当时并未产生实际影响。直到这些罪行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

不仅如此，在次年夏天，阿登纳还访问了韦尔（Werl）监狱。当时仍有不少被判刑的战争罪犯关押在那里，其中包括后来担任HIAG联邦发言人的库尔特·迈尔。很难有比这更明确的信号，表明阿登纳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武装党卫军成员提出的一些诉求。

主场时刻：库尔特·迈尔（前排中心举手者）于1957年在卡尔堡（Karlburg）受到昔日战友的狂热欢迎。

不过，如果仅仅把这种姿态理解为阿登纳为了在右翼人群中争取选票，那就未免失之偏颇了。早在1951年，在奥托·库姆的推动下，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就曾发表过一份有利于武装党卫军的声明。库姆当时辩称，对于社民党而言，将武装党卫军视为国防军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本应是理所当然的。

他甚至以自己从普通技术工人晋升为将军的经历作为例证，声称：“在德国从未有过一支部队，其结构像昔日的武装党卫军那样，如此符合社民主义关于人民军队的理念。”

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牵强，无论是舒马赫本人，还是社民党的军事问题专家、后来的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抑或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弗里茨·埃勒（Fritz Erler）以及西德其他重要政治人物，都不太可能被说服。

尽管如此，这些人仍与武装党卫军的代表会面、保持通信，甚至出席其活动。毫无疑问，在这些接触背后，也包含着争取大约25万名武装党卫军成员及其家属选票的考量。

不过，更重要的动机很可能在于，西德政客试图将这一群体纳入年轻的民主体系之中。魏玛共和国的经验已经表明，激进的准军事组织对尚未稳固的民主制度能够构成何等威胁。因此，通过对话，并在“荣誉”问题以及物质保障方面作出一定让步，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合适方式。

这种让步的程度，不仅体现在抚恤与保障问题上的逐步调整，也体现在1956年之后约有700名前武装党卫军成员被吸纳进入联邦国防军。尽管他们都经过了严格审查，其中甚至有五人晋升为将军。

另一些人则更早几乎无缝地转入盖伦组织，随后进入联邦情报局。至于曾是党卫队成员、并被怀疑参与战争罪行的海因茨·费尔费（Heinz Felfe），后来却反过来为苏联和东德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渗透联邦情报局，这无疑成为历史的一种讽刺。

不过，反对的声音其实很早就在西德国内出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来自政治界和社会各界的反对者就曾多次干扰HIAG的集会。随着人们对武装党卫军角色了解的不断加深，以及年轻一代对纳粹时期整体上更加批判的态度，社会舆论对HIAG的抵制也日益增强。

HIAG及武装党卫军各类战友会自身的行为，在其中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成员与极右翼团体之间显而易见的联系，动员了来自各民主党派、工会以及文化界的反对力量。HIAG联邦领导层试图遏制组织内部极右翼势力的努力，也基本未见成效。

1985年夏天，一名极右翼发言人的一封内部信件清楚反映出当时仍在部分武装党卫军成员中存在的思想：

“鉴于我对元首所承担的义务，必须拒绝乃至反对这些不可治理、腐朽而堕落的民主制度，我至今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战斗着的党卫队队员。”
HIAG在1992年的自行解散可谓顺理成章。此前，社民党1981年的不相容决议（Unvereinbarkeitsbeschlüsse）、联邦国防军1982年的新传统指令，以及1979年电视剧《大屠杀》播出后公众反对情绪的不断高涨，再加上随后一系列批判性报道与纪录片，都使该组织愈发陷入被动。

1983年，新任基社盟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齐默曼（Friedrich Zimmermann）在持续三十余年后终止了宪法保卫局对HIAG的监控；1985年，赫尔穆特·科尔通过访问比特堡试图释放某种和解信号，但这些举措都未产生持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