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莉·戴维斯 | 求知的一生(一)

来源: 史学批评研究

我喜爱在金斯伍德的学习生涯：拉丁语和法语、莎士比亚的戏剧、代数、尤其是对历史的惊奇，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欧洲再到美国史。我喜欢勾勾划划、提炼纲要、记忆事件和时间表——所有这些本该浇灭高中生的热情并使他们痛恨历史。——娜塔莉·戴维斯

有很多途径来贡献社会，每一种都应被尊重；重要的是无论你身处何处，都要出类拔萃。——娜塔莉·戴维斯

就算课程是关于文艺复兴的“男人”，它终究出自女性之口、由女性之耳所听，并被一个教室的女性所讨论。女性能够清楚地决定什么是真的。——娜塔莉·戴维斯

每一次在方法或题材上的转变都产生于过去的思想实践，尽管带有偶然性，这些转变还是与学科的问题和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息息相关。——娜塔莉·戴维斯

本文系娜塔莉·戴维斯在1997年哈斯金斯演讲中的讲稿。1983年起，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CLS）每年会邀请一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以“求知的一生”为题演讲。该系列讲座以“哈斯金斯演讲”为名目，以示对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著名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研究者哈斯金斯的敬意。本文摘要及章节标题为译注所加。

摘要：娜塔莉·戴维斯应邀参加哈斯金斯演讲，以自己的人生遭遇和思想境遇为阶段讲述了自己的求知生涯。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娜塔莉·戴维斯深受家庭和学校的影响，萌发了对犹太问题和资本主义问题的关注；战后，娜塔莉·戴维斯与查德勒·戴维斯相识并成婚，开始以女性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在学理上也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60、70年代，娜塔莉·戴维斯广泛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社会史研究，并深入探索档案的使用；80年代后，以《马丁·盖尔归来》为契机，娜塔莉·戴维斯开始探索历史学的新媒介以及历史书写的新范式。

“求知的一生？”当接到斯坦利·卡茨（Stanley Katz）的好心邀请，前来参加今年的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演讲时，我在心中暗暗抗议道：“这才刚刚开始。”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反应？我思忖着。我并不羞于谈及这68度岁月；任何时候，“倚老卖老”都是有优势的。我也并非惺惺作态，对过去几十年间所求得的知识假谦虚：我分得清小女孩和成熟学者之间的区别，一个交叉着双腿，在史密斯学院的小阅览室中研读《十二世纪文艺复兴》，而另一个则沉迷于档案，伏案一小时就会感到身体僵硬。我对自己的职业方法信心满满，但仍然有广阔的天地等待发现，我必须像个新手一样努力工作，才能继续开拓道路。今晚，重述我的故事，可能会有助于发现这种学术风格是从何而来的。

少年时期

20世纪30年代的底特律，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家人不会在餐桌上讨论历史性过去（historical past）。书架上摆满了父亲钟爱的故事、小说、特别是戏剧，以及令母亲愉悦的流行伦理作品。那些博学的《塔木德经》的编纂者，早已成为了母亲远在俄罗斯的祖先，这是没几年后我在特拉维夫市（Tel Aviv）从一个堂哥那里听说的。我那出生在美国的父母——母亲出生在佛蒙特州的伯林顿、父亲出生在底特律——带上了那个时代移民儿童所特有的时代烙印：忠诚于现在，也忠诚于未来。做一个非常成功的美国人是重要的，同时要对犹太身份保持忠诚，例如：加入密歇根大学的网球队（正如我父亲做过的那样），并为你的“M”而战，因为网球教练从未将校运动队字母标志给过犹太人。

我们的过去是一个谜，它太令人不快了，以至于不宜为孩童所知。不过我和弟弟多少能得到一些关于过去的线索：祖父家中的喃喃细语“大屠杀”；不时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陌生的字母，贴着遥远邮票；当母亲不想让我们知道她说了什么时，就对大姨讲意第绪语。后来，游览俄国和波兰时，我才发现，童年时代所认定的犹太人食物——黑麦面包、酸奶油、白软干酪——只不过是标准的东欧食品。再后来，我甚至发现，我的家族有一段19世纪的美国过去。他们曾在偏僻之地定居，我的母系曾经定居于尚普兰湖的商品集散地，19世纪80年代，还在柏林顿（Burlington）建造了第一个犹太教堂；19世纪70到80年代，我父系的曾祖父在密歇根的埃尔克拉皮兹市（Elk Rapids）经营了一家小铺子，还从印第安人的奥吉布瓦部族手中买下了一块土地，以及，当他想要在安息日成为犹太人敏彦的一份子时，就要在日落之前穿越二十英里来到翠沃斯城（Traverse City）。

我的父亲朱利安·泽蒙（Julian Zemon）曾是一名商人，给底特律附近的汽车经销商批发纺织品。我的母亲海伦·兰波特（Helen Lamport）离开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后，便投身于她的孩子、家庭事物、花园、高尔夫，以及哈达萨（Hadassah）组织。我的父母在远离犹太区的地方买了一座房子，我们少数几个犹太人在外邦人中散住着。有时，我的两个世界很容易就重叠在了一起：球队队长米基·柯克兰（Mickey Cochrane）住在街角，而此时老虎队的全垒打英雄是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有时两个世界又在对立中显得很不自然，比如，圣诞节期间，泽蒙家是街上为数不多的不亮灯的房子之一。我会朝邻居的冥顽不灵摇摇头，并希望真正的弥赛亚那时能够降临并启蒙他们。

我们过着中产阶层的生活，在那些舒适的房屋中，大萧条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有肤色的人进入这些房间只从事打扫、熨烫或在餐桌上服侍。尽管如此，政治事件还是闯进了那里。在广播中收听杰克·本尼（Jack Benny）和弗雷德·艾伦（Fred Allen）的间歇，我们听到了西班牙遭到轰炸的新闻，以及希特勒的德意志长篇演说。在小学的庭院中，第一次出现了德国难民，当人们刻薄地对待两个穿着异国风情皮短裤的犹太小男孩时，他们会向人们吐口水。当我和女伴走在人行道上时，一个同学跑出来指着我说：“你是一个犹太人。”“那又怎样？”我回答道。我对欧洲的首次记忆充满了恐惧，而有一天那里将会成为我的史学故乡。

Aerial view of Kingswood School and part of Kingswood Lake. Woodward Avenue can be seen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1931. Photographer The Detroit News. Courtesy Cranbrook Archives.

父母决定把我送到底特律郊区的一座私人女高——克瑞布鲁克金斯伍德学校（Kingswood School Cranbrook）——我弟弟斯坦利（Stanley）没过几年跟着进了男校。那年头，金斯伍德是一所贵族学校，女孩们都来自底特律的富裕人家，每班有大约两个犹太人定额（男校中数额会高一些）。如今我的两个世界几乎没有重叠了。一方面，我投入学校生活、结交好朋友、在曲棍球场和网球场上尽我所能，还有，令我高兴的是，我成为了学生会主席。另一方面，我们高中女生开始约会，而一个犹太女生能够跟一个非犹太男生约会是双方都难以想象的。我与来自底特律公立学校的犹太青年人们进行社交。在金斯伍德每周的天主教礼拜中，我都交叉双手、歌唱圣诗，进行祷告，以免我的《旧约》上帝降怒于我。

我喜爱在金斯伍德的学习生涯：拉丁语和法语、莎士比亚的戏剧、代数、尤其是对历史的惊奇，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欧洲再到美国史。我喜欢勾勾划划、提炼纲要、记忆事件和时间表——所有这些本该浇灭高中生的热情并使他们痛恨历史。比起这些，我更爱学习雅典民主政治、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革命！此前，我从未意识到人类在过去的雄心的程度，即让事情变得更美好的愿望——这是对蔓延过大西洋的战争的重要抗衡。至于犹太历史，一个底特律男孩怂恿我去阅读犹太复国主义创立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的传记，它助我理解了为什么我的外祖母离开美国去了巴勒斯坦。而我所感受到最近的故乡则是欧洲。

我的高中岁月还是一段伦理和政治成长的时期，成长的各种思流在我的求知生涯中飘进飘出。到金斯伍德时，我已经养成了一股强烈的社区服务意识、热切的志愿服务意识，以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的意识，这些意识大部分得益于夏令营的时光。如何将这些意识同我那追求卓越、取得最好分数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后者更多地使我成为了同龄人的竞争者而非合作者。在宗教学导师的建议下，我阅读了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论补偿》(Compensation)，并找到了一条打破严格等级的路径：“农民臆想权力和地位是好东西，但是总统已经为白宫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很多途径来贡献社会，每一种都应被尊重；重要的是无论你身处何处，都要出类拔萃。

我丝毫不能容忍那些底特律的中产阶级制造出的等级，对我来说，这些中产阶级就是在社团和乡村俱乐部遇见的那些犹太中产阶级。站在我孤独的栖所，我猛烈地抨击着他们的拜物主义：对衣服、汽车（我拒绝学习驾驶）和金钱永不停止的攀比。就像一篇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宫廷中伪善和掩饰的论著那样，我充满活力地谴责着浓重的粉饼妆底和整鼻手术。

然而，也有其他选择。我开始了解到一些真正聪明的学生，他们来自中央高中，一所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学校，我还了解到一些年轻人，他们簇拥在韦恩大学一名左翼犹太教师的周围。而且在我的家庭中，父亲通常给民主党投票，还订阅了《下午》（PM），我从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克思·勒纳（Max Lerner）和I. F. 斯通（I. F. Stone）的自由主义观点。在毕业季的那个秋天，金斯伍德的课堂上举行了一次模拟选举，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是仅有的两票民主党，对了四十一票共和党，在最后一刻，我抛弃了她，把票投给了社会党人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那个春天和夏天，我们所有人都来到底特律的大街小巷，纪念欧战及随后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并对突然闯入我们生活中的蘑菇云感到惊异。

战后岁月

在二战后的岁月里，史密斯学院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地方。青年女性从全美及其他地方来到这里，她们中有不少人获得了奖学金。犹太人是一个少数群体——可能占新生的百分之十——但仍然比金斯伍德多很多，我的圈子里头一次出现了几个有色的青年女性。我们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1949帮”。我们关心欧洲的重建、支持新生的联合国，面对原子弹，我们关注创建持久的和平。冷战的开始、共产主义政权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建立、众议院非美调查活动委员会（HUAC）以及好莱坞十君子——即便在一些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政治立场发生分裂，但对未来的希望并没有熄灭，友谊也仍旧牢固。这种氛围与我们毕业仅一年后的冷寂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朝鲜战争（Korean War）已经开始，猎红行动（the Red Hunt）也在不断加剧。

我的心智承自高中岁月，但现在有了一些结构性的不同。我仍然想要成为社区中的一名核心成员，同时成为它的批判者，但如今，我自视为知识精英的一分子，并有了一个更为成熟的政治-伦理眼界，这成为了我批判精神的来源。每年，当我为集会日演出（Rally Day shows）写歌曲时，可能会同时做上述两件事。我仍然感到自己归属于两个世界，但现在，造成两个世界的冲突的，不再是犹太人这个身份，而是作为政治左派的一份子。

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启示，大一时，我从毕业于音乐与艺术高中、深谙纽约人情世故的朱蒂·莫吉尔（Judy Mogil）那里了解了它。社会主义既是一条出路，可以解决个人之间还有国家之间的残酷竞争；又可以消除粗俗的物质主义，让人们享受他们所做工作。我构想了一个未来，在那里，修正的社会结构真正地转变了人类行为：“从每个人依靠他的能力到每个人按照他（如今我们说他或她）的需求（劳动）。”看起来，这是比爱默生的补偿更好的口号。所以，除了在学院司法委员会任职外，我还加入了诸如美国青年民主会、马克思主义讨论组以及青年进步者这样的组织，而非史密斯学院的那些人潮汹涌的活动。我的一位教授在阻止斯大林主义者集会时对我说：“你恰恰就是被他们关起来的那种人。”当然，他是对的，如果住在苏联，我应该已经是一个犯人了，但是俄国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遥远且不重要的例子。美国近在咫尺，而且就在我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的框架之内。我和我的同志们一起研究着种族主义、工会权利和言论自由等具体问题。

然而，对我来说，真正的自由王国——那个享有特权的王国——是我的学业：英国文学、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我生活在法式阁楼（maison francaise）中，我们激烈地讨论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以及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值得一提的还有我的老师莱安娜·加贝尔（Leona Gabel）所教授的历史学。数年前，她在布林默尔学院（Bryn Mawr）获得了博士学位，那时她正在编校教皇庇护二世（Pope Pius Ⅱ）的《评注》（Commentaries），并教授那些由欧洲移民学者带来的前沿课程。莱安娜·加贝尔文质彬彬，讲课时有时还戴着礼帽。她向我们讲述了文艺复兴哲学的奇妙愿想，讲述了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的观察：“人”可能堕落到野兽的水平，但也可能升华至天使的水平（过去我相信、现在仍旧相信这一点）；还有马基雅维利的无情（hard-boiled）政治；以及路德（Luther）勇敢召唤出的另一条道路。在研讨课上，她慢慢地引领我们对动荡的英国、法国和俄国革命以及它们在的独裁结局进行着对比。现在我开始阅读原始材料了，通过阅读《箴言报》（Le Moniteur），我与法国大革命如影随行，对我来说，它似乎比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perdu）更加迷人。为了满足政治忠诚和学术偏好，我选择了大概最为激进的哲学家作为高水平荣誉论文（senior honors thesis）的主题：理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彭波·那齐（Pietro Pomponazzi），他否认灵魂的不朽，并且（对我这样一个有双重思想的人来说，这已经足够有趣了）用二重真理理论来转移迫害。马克思的思想也为组织过去提供了一些宏大路径，但我们的课程很大程度上遗漏了它们，马克思的思想甚至还让我想到了维柯的《新科学》，以及它那文化的原人类学视角。在毕业之前，我还阅读了马克·布洛赫的《奇怪的战败》（Strange Defeat），并由此得知历史学家能够成为一个英雄。

想想过去25年来对妇女史的兴趣，我扪心自问，是否在大学生活中有任何被剥夺感，因为史密斯学院的课程几乎从不探讨女性。我不曾想起有过这样的感受，再想想那些年我们的各种看法和境况，我便理解这是为什么了。战后的40年代，在我的圈子里，我们感到自己和男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政治和知识志趣，而且，任何有着同样政治价值观的聪明男女都会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世界。如果我在1946年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的《作为历史力量的女性》（Women as Force in History）出版时就读过这本书，我可能会欣赏她如何从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身上汲取营养，展示作为历史行动者和文明行动者的女性，但我会因为她把女性和男性割裂开、也会因为那种被我视为历史碎片的东西而感到困扰。

Women as Force in History

不论如何，莱安娜·加贝尔以及史密斯的环境还是为我们女性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如果我们想要以知识分子和职业女性的身份谋生，这里也提供给我们极大的支持。就算课程是关于文艺复兴的“男人”，它终究出自女性之口、由女性之耳所听，并被一个教室的女性所讨论。女性能够清楚地决定什么是真的。我猜想我们接受了“男性的”潜在特征，并将它们运用在自己身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加贝尔小姐有意的教授的。不知怎么的，我们仿佛看到是女性的身体刻在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著名圆圈中（尽管那个姿势对于一个女性是不庄重的），感觉自己是自由人。

无需多言，这是一件丑闻。查德勒的家庭欢迎一个犹太儿媳妇；他们的家族里总是充斥着犹太难民和犹太激进分子。而我的双亲、尤其是我的母亲则十分惊骇，我竟要嫁给一个非犹太人。我和查与我弟弟保持着良好的联系，那时他已经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了，后来也终于与我的爸爸恢复了联系，但直到多年以后，我的妈妈才接受了我的婚姻乃至我的学者身份。

Natalie and mathematician Chandler Davis

现在，这些事件必须讲述成一个女性求知的一生了。一方面，我在一个听不到女性欢呼声的行业里从事毕业工作。就连加贝尔小姐也害怕我的婚姻会为我的史学职业生涯敲响丧钟，尽管她从未明言这一点。她那一代人走过一条别样的人生路径；倘若我的丈夫想要一群孩子，在被拖累的情况下我怎能成为一名学者呢？另一方面，我过早地拥有了一个丈夫，他真正相信女性职业生涯、还愿意承担家务和育儿工作。我们开始了一场涉及政治、历史、科学和文学的终生对话。而且，我的职业道路现在看起来被设定好了。我曾计划过攻读一个历史学的博士，但那时开始考虑从事纪录片方面的工作。后来，查要去大学里从教，我就在想，“那好，我也做一个教授吧。”

我起初在哈佛大学接受研究生训练，后来到了密歇根大学，这标志着我的史学关注点从观念史转向了社会史。我订阅的第一部学术杂志是《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但如今，在为迈伦·吉尔摩（Myron Gilmore）的研讨会撰写关于法国学者纪尧姆·比德（Guillaume Budé）的论文时，我会将比德的语文学、政治学和教育学观点，同他关于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地位以及关于像他那样学者的豁免权的议论结合起来。就这样，我突然间发现，学者、王公和牧师并不是历史的唯一主体。我读了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而且，当W. K. 乔丹（W. K. Jordan）怂恿我将16世纪诺福克郡的凯特起义当作研究话题时，我已经万事俱备了。查帮我从威得恩大学图书馆搬回了堆积如山的书籍，其中记载着“人民”与“阶级斗争”。还没有接触到档案，但已经是档案、家庭记录和宗教登记簿的节选，它们展现了工匠和农民家庭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参加的宗教和政治活动。

我被深深地吸引了。一年后，我在安阿伯市（Ann Arbor）写了一篇关于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的文章（这是我的研讨班老师帕尔默·思鲁普（Palmer Throop）发起的项目，写这篇文章能获得他的学分）。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是欧洲第一位职业文学女性，但她的宫廷生活远远地高出了我想关注的阶级。从亨利·豪塞尔（Henri Hauser）自19世纪80年代起的手稿中，我开始接触16世纪里昂涌动的平民大众：他们的谷物暴动、印刷工人的罢工，以及1562年企图将罗纳河与索恩河交汇的城市变成一座“新耶路撒冷”的新教起义。我的论文主题就在这儿了。里昂有我需要的一切，在这里，我能够检验马克思关于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能够反映物质意趣的理论，也能检验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主义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还有，16世纪更为普遍地吸引着我，因为我视之为现代病和投机活动诞生地的16世纪有着残酷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的贪婪，但同时，16世纪也有变革的希望和民主的种子。

1952年春天，我离开安阿伯、前往里昂进行了为期六月的研究。一眼望去，法国就是一个仙境，这美景是多年前我在法式阁楼里探索文字时根本无法想象的。繁茂的田野，天际的白杨树边线，簇拥在乡落有着旧式屋顶的房子，还有房前、墙上、窗户中，壁炉旁的遍地鲜花，如此井然有秩的勾绘出这一图景。在乡村小舍中，食物以那样的专注和优雅被制作出来，甚至那些我们光顾的学生餐厅看起来也是好的。这里的政治氛围与麦卡锡冷战美国的猜疑和压力也大不相同。一到里昂，我就忙着找马克·布洛赫的纪念碑，最后也仅在白苹果广场找到了一座，那是为所有被枪决者树立的。天主教徒、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我们的每一位带有左翼色彩的朋友都在向我们讲唱着抵抗运动的故事和歌谣，并将我和查视作美国同盟，而远非墙上满满的敌对口号“美国佬”。偶尔，我也会嗅到反犹主义的味道：“别说自己是犹太人，就说你是以色列人”，但总体上我感到宾至如归，甚至看起来就跟其他人一样：一个身材修小的地中海人。只有在80年代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如何隐匿在了法国危险的一面中。那是在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审判期间，我看到了我所钟爱的白苹果广场满布万字旗的照片。

我依旧钟爱档案。起初，在市政档案馆的微弱灯光下是日子是令人不快的。我很好地完成了文献搜寻工作，并了解了所有我想找的档案号。但老师们没有警告我阅读16世纪司法员手记是多么艰难，他们自己也从未使用过这样的材料。正如大卫·平克尼（David Pinkney）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部分研究法国的美国史家都使用出版材料。战争刚一结束，新生代研究者约翰·芒迪（John Mundy）就在图卢兹筛选档案，正如多年后的我所作的一样。里昂的人们看到我感到十分惊讶。“你为什么不学习你们自己的历史？”，他们问道。同时，一位和善的档案保管员向我提供了帮助，他为我介绍了16世纪的古文书。我也开启了对里昂新教徒社会史图像的定量编汇工作：他们的职业、所在行省、税收以及地位。我从未从事过这样的探求。当我的眼睛需要休息时，我就移步到储藏室寻求一些“定性”证据（正如我们所称呼的那样）：印刷的小册子、戏剧、布道以及与城市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论辩稿。

当我将成百上千张3×5的小卡片进行打包时，我意识到自己拥有了一段与里昂档案馆相关的深刻记忆。不论何时我在地方档案馆工作，这样的记忆还会一遍遍的产生。这间屋子与我查验的过去痕迹建立了密切认同：它那陈木的气味、窗户的形状以及来自鹅卵石道路或川流的声音。这间屋子是一个入口，在这里，我能与古人触碰过和书写过的文件邂逅。这间屋子就像爱丽丝的魔镜、纳尼亚的衣柜或——用一个休伦人的隐喻——树根下的神秘洞口，通过这个洞口，一个人能够暂时地坠入另一个世界。

回到安阿伯

回到安阿伯市，我的求知生涯发生了两方面的改变。首先，两个FBI探员来到我们的小公寓，没收了我们的美国护照。第二，我怀孕了。

尽管我和丈夫目前在行动上相对独立于任何组织机构，但我们仍在深深关注着政治，尤其关注对妨碍学术自由（freedom）和公民自由（liberties）的违规行为的抗议。在离开法国前，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研究和一本名为《精神操控》（Operation Mind）的小册子的大部分写作，在这本书中，我攻击了众议院非美调查活动委员会的违宪行为。这本小册子匿名发表在密歇根大学的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与职业委员会，但是，作为这个行将就木的组织的会计，查德勒在给印刷商的支票上签了名字，这位印刷商将信息透露给了FBI。小册子成为了指控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并没收我们护照的主要导火索，它将于1954年春季，在众议院非美调查活动委员会对查德勒的审讯上发挥作用（委员会成员的男性至上主义在这件事中反而成了我的优势：就像欧洲近代早期的那些政权一样，他们假定如果一对夫妇一起做了什么事情，只有丈夫需要负责任）。查德勒在自己的辩护证词中只引用了第一修正案，以便对委员提出宪法上的考验。这个故事花了六年时间才走完全程：密歇根大学解雇了他的助教职位；临时会议以藐视国会罪对他进行审判；美国大学行政机构将他列入黑名单，即便他的数学家同事们为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们以信誉为查做担保，哥伦比亚大学和新学院还为他提供了临时岗位）；最高法庭对他的复审令的拒绝；1960年，他在丹伯里惩戒所（Danbury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服满长达六个月的刑期（此间，一位名叫帕内尔·托马斯的非美调查委员会的前主席为了加薪来到了丹伯里）。

至于我的学术工作，那段时间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被没收了护照。我对被迫与法国档案隔离起来这件事深感绝望，在我看来，那些档案里躺着我所需的答案。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我不想称之为“乔装的幸福”——但至少促使我转向了另一条新的道路。正如接下来所发生的那样，居住在纽约地区使我能够接触到一些大型的珍本收藏机构：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摩根图书与博物馆（the Pierpont Morgan），哥伦比亚大学，联合神学研究院（the Graduate Theology Union）。我查阅了能够找到的每一本出版于16世纪里昂的书籍。就这样，我不仅找寻着清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教条或论战，而且开始从手头的这些资料中寻找一切能够学习到的东西：从它的装订、献词以及卷头插画，到它的版本记录与旁注。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目的，我开始思考这些书籍的历史，以及如何将它们应用到社会史研究中。这样做的结果对我的研究而言是重要的：例如，现在我能够发现，那些印刷匠们如何将清教徒的宣传伪装起来，使之逃脱检察员和异端审判官的检查。我也开始写作一些独立的专题，在受到那些夹杂在商业算法书籍中的诗歌和献词的冲击下，我荣辱参半地出版了一些关于16世纪商业算法的文章。或多或少带些偶然，我一生的研究风格就这样开始了，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将档案资料与各种流派的印刷文献结合起来，若想理解平民大众与“流行文化”，这是非常特别的一步。

Natalie,Chandler Davis,and their children

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我们有了三个孩子。孕育之乐远远超过了我们在政治上所经历的痛苦。“你是如何处理好孩子和学问的？”有时，我的学生在规划他们的未来时会这样问我。当我看到我们的孩子今天是如何忙碌地对待他们的小孩儿时，自己也会思考这个问题。除了与查德勒共同抚育孩子外，问题的关键在于将生活的两位记录员联系起来：行动与思想。我十分擅长这样的迅速转换：从沙地到研究室、从阅读加尔文宗的小册子到阅读《兔子邦尼》（Pat the Bunny）。打字时，常常有小孩儿爬到我腿上。被各种琐事打断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教学训练则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养育孩子成就了我的历史学家身份。它使我不断人性化；它教给我心理学、人际关系，并为那些抽象的文字赋予血肉，例如“物质需求”和“肉身”；它揭示了家庭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那段日子里很少被历史学家所正视。

1959年，我将论文《里昂的新教主义与印刷事业》发回给我在密歇根大学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相对独立于其他学术共同体，但这为我发展自己的观点提供了更多的自由。20世纪50年代有关宗教改革的研究首先仍然由信仰的历史所引领：清教徒书写清教教义；天主教徒书写天主教义。尽管这些作品学术性极强，有时也极其生动（我想到了路德宗罗兰·班顿（Roland Bainton）的传记《我的立场》（Here I Stand）），但是这些作品是从特定角度讲述故事。社会经济的原因在被引用时，是被狭义的构想的：对天主教会的财富教义或经济教义的憎恨，而非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或马克斯·韦伯很早之前提出的那种更为广泛的联系。教义辩论是核心问题，但是这种辩论通常被当作神学家之间的权力之争，而不是围绕天主教徒内心的社会价值观和心理价值观的争论。

我在论文中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子。我是犹太人，也没无需捍卫天主教信仰上的忠诚。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我赞同“人民”（the people）和“进步的”运动，这些运动支持普及识字，但归正宗（Reformed Church）对未受教育的基督徒持等级保留态度，不能成为我故事中单纯的英雄。我对男性新教徒的社会和职业描述表明，他们来自里昂的所有社会阶层，他们在经济上的敌人就是宗教上的盟友，比如罢工不断的印刷行业。然而，就职业而言，新教徒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来自里昂的新兴的行业，有着更复杂的技术和更高的识字率。因此，在我看来，宗教改革的社会维度似乎不是围绕着经济阶级这条轴心得以组织，而是围绕着情感-精神阶级这条主线，以世俗之人与神职人员的宗教论辩为争斗中心。那些新出现的城市新教世俗之人的教义能够在它的核心信条中被找到，这些信条只能通过对《圣经》的信仰及《圣经》中的真理所检验。印刷匠们带着语文学自信以及上帝言词传播者的身份，发现在一个不需要教士干预的世界里，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信仰接近上帝，这是非常合理的。

即便今日我可能会修订这些结论，但我仍旧喜欢这背后的诸多努力。我喜爱多元轴心的概念，同一社会围绕这些轴心组织并运作起来，与之相对，我早期喜欢二维的马克思主义模型。我喜欢在几个不同领域中同时操作或促成一种观念涵义的形成，这些领域包括社会、文化或心理学。我乐于坚持认为：一个人的诠释多少应当与对象在过去的确言达成一致，尽管我们可能想要从他们自己的描述中读出那之外的东西，但我们必须始终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