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黑夜中来 – 德国历史的拐点:《明镜》叛国事件（上）

作者: 孙小平

世界文化遗产汉堡仓储城建于俾斯麦时期，规模宏大，饱经沧桑，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德意志高速崛起作死重生，重塑民族尊严的见证

汉堡旧港口仓储城 2015 年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与仓储城紧邻，耸立有一座宏大时尚的建筑，乍一看与巴黎右岸大中轴线西端拉德芳区的新凯旋门有些相似，这是德国《明镜》周刊总部所在，2011年建成启用。凡友朋到访汉堡，必游仓储城，游览之余，必指点友朋告知此乃《明镜》总部。朦擦擦者常会反问，香港的杂志怎么会在德国搞这么大动静？遂告之，二者无涉，德国的明镜杂志叫《Der Spiegel》，正确地应该译为“此镜”。

事实是，中国人可以把香港的和德国的《明镜》混为一谈，但是人在德国，若要不知道汉堡的《明镜》，恐怕就不能算作在德国呆过的人。在德国有个说法，德国白领们在星期一上午是不工作的，因为《明镜》每周一发行，想要混出个道道的白领必须在第一时间研读领会本期《明镜》要义，不读《明镜》就会迷失继续厮混江湖的方向，就是在自毁前程，因此在德国知识阶层亦有流行用“明镜日”（der Spiegeltag）代称星期一的。人若在德国读研，周末与教授道别，拽一下，不说星期一见，而是说明镜日见，以示自己对德国知识阶层主流社会的融入程度，应该会给教授留下好印象的。

与汉堡仓储城相邻的新建《明镜》大楼

根据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两德统一伊始，《明镜》发行量超过百万，年销售额达到5亿4千2百万马克，折合欧元2亿7千7百万，实际读者达到6百万，占全德国14岁以上人口12%，考虑到德国只有区区8千万人口，考虑到《明镜》既不是八卦刊物亦非黄色小报，而是一份集社会政治经济囊括文史哲自然科学的综合性时政杂志，堪称传奇，以致传媒史专家有“明镜现象”之说。在感叹德国人阅读品味的高端典雅之余，也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到《明镜》自身，它的不寻常的历史，它的传统和办报方针，特别是1962年发生的，深刻改变了国家政治走向的《明镜》叛国事件。

《明镜》杂志创刊于二战之后，诚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家里翁·福尔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 1884 – 1958 纳粹上台后被迫离家去国）就曾经编辑出版过《明镜》杂志，但是，我们现在谈论的风行德国的《明镜》周刊实源于二战之后英国占领军当局1946年在汉诺威主持出版的《本周》周刊（Diese Woche）。1946年底，因为《本周》对占领军出言不逊，被英军当局勒令停刊，后转交给周刊的德国编辑鲁道夫·奥格斯坦恩（Rudolf Augstein 1923 – 2002）继续出刊。1947年1月4日，奥格斯坦恩将杂志更名《明镜》，在汉诺威出版，从而开创了“明镜时代”。

《明镜》1947年创刊号

由于《明镜》创刊主旨为政治批评和时局评论，用奥格斯坦恩的话说，杂志应当是“民主的突击炮”（der Sturmgeschütz der Demokratie），“无论敌友，唯不向权威低头”。《明镜》专注于政界丑闻，喜好“扒粪”，对当局或权贵则桀骜不驯，用我们的时尚形容词，比较“作”，作天作地，因此没有少惹麻烦。1949年，荷兰女王更迭，《明镜》因为使用了“基本上属于侮辱性的口气”对之说三道四，根据同属二战战胜国的荷兰政府的要求，英国占领军当局禁止《明镜》发行两星期，以示惩戒。

1950年，《明镜》披露大批联邦议会议员在投票决定联邦首都时，收受贿赂，致使出身莱茵流域的联邦总理阿登纳（Konrad Anenauer 1876 – 1967）力挺的莱茵河小镇波恩胜出，被普遍看好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局，因此惹上了麻烦。奥格斯坦恩被迫在议会调查委员会作证，拒绝供出信息来源，后主张媒体对信息来源的沉默权才得以脱身。

二战期间，奥格斯坦恩在东线炮兵部队服役，获颁铁十字勋章和银质伤残奖章，战争结束时，奥格斯坦恩为炮兵预备役少尉

1962年因《明镜》叛国案身陷囹圄的奥格斯坦恩

1952年第28期的《明镜》周刊因为刊登关于阿登纳政府的外交事务专员赫尔伯特·布朗肯洪（Herbert Blankenhorn 1904 – 1991）的纳粹往事在全国范围内被收缴销毁。同年《明镜》又卷入施迈塞尔丑闻（Schmeißer-Affäre），施迈塞尔曾为法国情报部门服务，后通过《明镜》爆料，宣称联邦总理阿登纳等一批德国政府高官都是法国的间谍，定期向法国情报部门提供情报，引起轩然大波，《明镜》因此也官司缠身，与阿登纳总理等也结下了梁子。

战后欧洲两位伟大的政治领袖，阿登纳（右）与戴高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战后的德国在经济上强劲复苏，政治上以阿登纳为首的中右翼长期强势执政，政局稳定，通过法德修好，重新武装，加入北约，逐渐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阿登纳与戴高乐两位领袖成为事实上的战后欧洲重建之父，法国与德国也成为战后欧洲复兴的双引擎。德国在阿登纳家长制作风的领导下，在被炸得稀烂的一片焦土之上，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得以重新跻身于世界一线强国之列。人民安居乐业，物质空前丰富，幸福指数高涨，然而在体制上却是“隐藏着威权国家的趋势，与威廉帝制时代十分相似”（卡尔·雅斯贝尔斯语）。在此大形势下，德国政坛贪腐成风，丑闻不断，加上纳粹余孽纷纷从政，使得战后联邦德国的政治运作在道义上与纳粹时代无法清楚切割，也使得《明镜》周刊到处有粪可扒，与众多政坛人物，无论左中右都结下梁子，其中最不共戴天者当属时任联邦国防部长，基督教社会主义联盟（CSU，简称基社盟）党魁，巴伐利亚州大佬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Franz Josef Strauss 1915 – 1988）。

战后联邦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施特劳斯

巴伐利亚在政治传统上属于右翼保守派基本盘，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长期单独执政。基社盟与阿登纳领导的联邦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简称基民盟）政见基本一致，由于巴伐利亚州在德国地位特殊，基社盟因此得以以一个州级政党进入联邦层面与基民盟组成联盟党派（die Union）共同执政。

施特劳斯出身于慕尼黑一屠夫家庭，家世虽然乏善可陈，本人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霸。施特劳斯是1935年巴伐利亚的高考（Abitur）状元，因此得到了慕尼黑大学颁发的奖学金。施特劳斯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古典哲学，历史和政治学。1939年8月31日，二次大战爆发前一天，施特劳斯应征入伍，后因为参加大学毕业生的国家通考（Staatsexamen）两次中断服役。1941年4月施特劳斯以1.1的高分通过国家通考，为巴伐利亚自1910年以来未出现过的通考高分。同年德国入侵苏联，形成东线战场，施特劳斯在东线服役，因表现优异被提升为中尉。施特劳斯回忆说，东线战场的经历使他既目击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同时也是苏俄人民内务部（NKVD）杀害成千上万囚犯恶行的见证人。1942年冬，在斯大林格勒战区的施特劳斯因为双脚冻伤被撤回后方，躲过了或战死或成为苏俄战俘的厄运。

战后巴伐利亚为美军占领区，因为英语娴熟，施特劳斯从战俘营被放出来后为美国占领军做翻译。施特劳斯开始从政以后，仕途一帆风顺。1949年34岁时成为第一届联邦议会议员，一直在联邦议会坐到1988年逝世，几近40年。从1953年开始，年仅38岁的施特劳斯就在阿登纳内阁相继担任特别事务部长，核事务部长，1956年接任联邦国防部长。

施特劳斯（二排右七）为第一届联邦议会基社盟议会党团副主席（1949）

也许是因为少年得志，养成了施特劳斯性格鲜明张扬跋扈魅力十足的处世风格。一方面他在巴伐利亚参与奠定了基社盟的一统江山，使巴州成为中右保守阵营的最大票仓。施特劳斯是战后联邦德国民主政体稳固发展，中右联盟长期执政，经济起飞的功臣，他本人也被称为巴伐利亚的“无冕之王”，可谓功高盖世，另一方面他敢说敢做，弄得仇人遍天下，丑闻缠身。六十年代初，《明镜》揭露施特劳斯以国防部长身份向美国军方推荐德国 Fibag 公司（Finanzbau Aktiengesellschaft），争取驻德美军在德国建造军营和数千套住宅的特大订单，《明镜》经过调查爆料，施特劳斯的一位密友是 Fibag 公司的大股东，而施特劳斯本人也被怀疑潜水持有 Fibag 股份，议会也因此介入调查，时称 Fibag 丑闻。

不仅如此，施特劳斯执掌国防部期间一系列的大订单都被媒体扒粪，比如施特劳斯力排众议一次订货700架尚在研制过程中的美制 F104战机（Starfighter，又译为星战机），还没有正式装备军队即接连坠毁，装备之后在德国仅1965年一年之中就坠毁27架，死17人，在全球则共坠毁200余架，死飞行员60余人。施特劳斯因此被媒体恶搞，戏称为“寡妇制造者”，即“星战机丑闻”。离奇的是，施特劳斯起初一贯主张为国防军装备法制幻影战机，在拜访生产星战机的美国洛克希洛公司后，据说是因为美方同意在巴伐利亚建厂，遂立刻改口，称星战机改装后可以用来投掷战术核弹，力推星战机，由于美国人在军火生意中往往黑箱运营，擅长行贿，因此难免被媒体怀疑有幕后交易。

装备联邦德国空军的美制星战机

另有施特劳斯在只见到用硬板纸和木棍搭起来的样车的情况下，向一家瑞士皮包公司（Briefkastenfirma，德语直译为信箱公司）一次订货数千辆 HS-30 装甲车，装备国防军之后，一方面士兵们怨声载道，盖因此车无门，进出须从车肚子下的一个小洞爬上钻下，好像在娘胎子宫里进进出出，感觉极为窝囊，另一方面车辆故障连连，维修费用甚至高于买价，方知乃假冒伪劣产品，即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 HS30 丑闻。

尽管施特劳斯作为主管部门首长被怀疑从这些古怪的买卖中输送利益，贪污腐败，但五六十年代毕竟不是大数据时期，媒体往往没有能够置对方于死地的确凿证据，最后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反被施特劳斯们咬住，倒吃官司。在“阿罗约大伯丑闻”一案中，《明镜》爆料施特劳斯妻子的“干大伯”阿罗约因为倒卖军火，数年间从一无所有到百万富翁，怀疑身为国防部长的施特劳斯在其中有利益关联，被施特劳斯以“名誉高度受损”对簿公堂，后联邦法院判决施特劳斯有理，奥格斯坦恩和《明镜》必须赔付施特劳斯“疼痛费”（das Schmerzengeld），施特劳斯总算暂时出了一口恶气。

施特劳斯极度厌恶不听话的媒体，他在议会辩论中将爆料他在第三帝国期间曾是纳粹模范军官的大牌记者恩格曼（Bernt Engelmann 1921 – 1994）比作“老鼠”（Ratte）和专在创口下蛆的“绿头苍蝇”（Schmeißfliegen），曾经轰动一时。和美国媒体逗弄前任总统屡屡成功一样，德国媒体的反应也是惊喜交集，惊的是施特劳斯将现代媒体扒粪逐臭的嗜好刻画得入木三分，喜的是斯特劳斯管不住自己的嘴又授媒体公众以柄，每次都够大家快快活活耍上一阵子。

不过，在《明镜》周刊与施特劳斯之间，并不是一开始就相互为敌，由于施特劳斯的个人性格魅力，奥格斯坦恩对他甚至有某种惺惺相惜的情感。1956年10月，阿登纳重组内阁，施特劳斯几经周折如愿以偿，终于出任阿登纳内阁的联邦国防部长一职，意味着施特劳斯就此进入阿登纳的“储君”梯队。斯特劳斯对联邦防长的位置觊觎已久，而阿登纳忌惮施特劳斯风头过健，势力坐大，危及自己在联盟党的帮主地位，一直没让施特劳斯如愿。施特劳斯出任防长的消息公布后，《明镜》周刊曾经作出过正面回应，认为施特劳斯的活力将改变阿登纳内阁暮气沉沉老衰保守的状况。

次年3月9日晚，为了与媒体亲善，搞好公关，履新国防部长的施特劳斯兴致勃勃应邀到奥格斯坦恩在汉堡西郊的宅邸作客，和《明镜》的高层人员沟通。奥格斯坦恩为施特劳斯组织了“先生之夜”（Herrenabend），先生之夜是指女眷不在场的酒会，男人们除了哄闹酗酒，讲黄色段子，也会谈论政治经济打仗足球一类的雄性话题。施特劳斯社会出身低微，再加上豪迈粗放的南方天主教徒性格，与《明镜》这帮精致的北方左派知识分子对不上节拍，或是用德语的表述方式，“化学成分不符”（Chemie stimmt nicht），双方期望的勾兑并不成功。尽管奥格斯坦恩多番努力，希望能和施特劳斯认真严肃地讨论一些问题，但在酒精的影响下亦感力不从心。同样也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双方爆发争吵，争吵的原由据说是《明镜》方批评阿登纳施特劳斯无条件投靠西方的政策，而施特劳斯则用“只有老鸨拉皮条的才使用的，出自一位联邦部长之口无法想象的”下流语言谩骂苏联。《明镜》方演示的施特劳斯的政治观点是，“左派”统统都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俄国人，对付俄国人就要用原子弹轰。

酒过三巡，施特劳斯必须赶当晚 10:20 的火车回首都波恩。施特劳斯眼看时间紧迫，即给汉堡总火车站打电话，自称国防部长施特劳斯，要求火车推迟发车（联邦国防部长在德国的地位至少能够上副国级），结果被车站拒绝，因此奥格斯坦恩只能尽地主之谊，自己驾车送施特劳斯去火车站。因为怕赶不上火车，施特劳斯一路催促奥格斯坦恩超速行驶，不仅要他在单行路上逆向赶抄近道，甚至当奥格斯坦恩遇到红灯停车时，还遭到施特劳斯斥责，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执。施特劳斯的专横跋扈无视法规的表现吓着了文化人奥格斯坦恩，联想到德国武装力量已被此人掌控，且离联邦总理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奥格斯坦恩不寒而栗。

1969年，《明镜》事件发生后五年，因事件被迫出阁后又重新出任联邦财政部长的施特劳斯在波恩《明镜》代表处与奥格斯坦恩（左）交谈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合蕃目的未达，反而撒下一地鸡毛，就此《明镜》与施特劳斯结下不解之仇。酗酒翻脸后不到两个月，当年5月1日，《明镜》开始发表系列文章，对施特劳斯实施全方位密集攻击，奥格斯坦恩在事后的访谈中提及与施特劳斯的关系，称导致与施特劳斯关系的恶化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先生之夜的酒精作用，最根本的是由于施特劳斯的政治立场，特别是他热衷的德国国防军核武装核报复的危险主张，加上他的漠视法律法规不守游戏规则的个人性格，如果有朝一日施特劳斯如愿取代“老爷子”（der alte，当时德国朝野上下对阿登纳的别称）接掌联邦总理府，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来之不易的脆弱的欧洲和平局面完全可能因此被葬送。

深受巴伐利亚民众欢迎的施特劳斯在慕尼黑啤酒节上

除了对施特劳斯进行政治攻击，《明镜》还持续爆料，指责施特劳斯利用公职为自己以及亲友输送利益，涉嫌贪腐，以此阻止施特劳斯的政治进步，使得《明镜》与施特劳斯的关系日益紧张。先生之夜的一年后，施特劳斯的宝马公务用车在波恩总理府前因为施特劳斯唆使驾驶员无视交通指挥警官阻止强行左转，几被直行的有轨电车碾压，如果不是电车司机反应灵敏，肯定会酿成大祸，车内的施特劳斯大概也受到了惊吓。因为要赶到总理府开会，施特劳斯没有当场发作。会议结束后，施特劳斯让驾驶员驶回阻止其抢道的警官执勤的道岔口，向得罪他的警官索要姓名，并告知这位23岁的警官他很快就会让他“从这个道岔口消失”（von der Kreuzung verschwinden！）。波恩警察局并没有理会施特劳斯的“命令”，这位名叫哈尔波姆的警官非但没有“消失”，大概每天还在进出总理府的施特劳斯面前晃悠，感觉丢了面子的施特劳斯于是给波恩警察局的上级单位北威州内政部写信，不仅要求将该警官开除出波恩的警察队伍，而且还要彻查这个警官的政治背景。没过多久，作为彻查结果，警方给施特劳斯的驾驶员寄来了一张100马克的罚单，因为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该名驾驶员因为盗窃和交通肇事伤害罪曾经坐过牢，已有前科，此次危险驾驶属再犯。“道岔口事件”来来去去被媒体嗅到了味道，涉事警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抖落出了施特劳斯驾驶员有前科的内幕，使得《明镜》之流的左派媒体兴奋不已，大肆炒作。盛怒的施特劳斯遂即动用公器甚至情治系统对该警官进行秘密调查，针对他向媒体抖落出驾驶员有前科之举而指控其犯了“泄漏机密”（Geheimnisverrat）的刑事罪行，双方对簿公堂，舆情一片哗然，最后法院宣判警官无罪，施特劳斯输了官司，有一阵被媒体戏称为“道岔口司令”，丢了更大的面子。

1958年，23岁的交通警官哈尔波姆（Siegried Hahlbohm）在波恩总理府前执勤，哈尔波姆于2012年去世

道岔口事件发生两年后，1961年9月，国防军空军的两名飞行员在演习时误入东德领空，事后当事飞行员被施特劳斯连降两个军阶，当时空军北部集群司令马丁·哈林豪森（Martin Harlinghausen 1902 – 1986）对此有异议，也立刻被施特劳斯强制退休，哈林豪森是二战中的空战英雄，战后重建德国空军的关键人物，在军队中威望极高，哈林豪森的去职在军队中引起不满。这些事情都被幸灾乐祸的《明镜》抓住不放，成为对施特劳斯冷嘲热讽的话题，也使得《明镜》与施特劳斯的关系日趋恶化。

战后德国空军北部集群司令马丁·哈林豪森（Martin Harlinghausen），德国空军元老，干涉西班牙内战的秃鹰军团成员，二战期间空基鱼雷战术的奠基人，因为在处理空军飞行员误入东德领空问题上与施特劳斯意见相左被解职

1962年秋，被《明镜》以及其他媒体穷追猛打的施特劳斯绝地反击，意欲一剑封喉，一方面清算了断与《明镜》的恩怨，另一方面杀鸡儆猴，彻底打服打趴媒体，时称《明镜》事件。然而事情的进程和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其戏剧性令人瞠目结舌，《明镜》事件不仅中断了施特劳斯的政治生涯，而且直接影响了战后联邦德国的政治走向。

《明镜》在1962年10月8日出版的第41期周刊发表了封面文章“联邦国防军 – 有限的防御能力”（Bundeswehr – Bedingt Abwehrbereit）。文章根据北约1962年秋季战术推演“Fallex 62″ 的结果，详尽透露了北约防御和对抗华沙条约组织的准备严重不足或是说根本没有准备之窘状。根据北约战略评估，因为华约北约之间形成的核均势，双方都具有二次核打击能力，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几近为零。因此一旦华约对北约发动进攻，将会是常规战争，战场必然是在西德，处在第一线的德国国防军将迅速崩溃，而同时，在华约的第一波攻击中，1500万德国平民，占当时西德人口的四分之一，根据推演结果就已经丧生。被政府吹上了天的1955年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国防军在事实上是只跛脚鸭，无论在兵员，武器或装备方面都严重短缺。文章透露根据北约的内部评估，各同盟国武装力量被划分为用于进攻，有限用于进攻，用于防御，有限用于防御四个等级，处在未来战争第一线的德国国防军被评为末等最烂的有限用于防御级。美国方面自注重常规防御的约翰·肯尼迪就任总统以来开始向德国施压，要求德国履行盟邦义务，加强常规军备，但是身为国防部长的施特劳斯虚于委蛇，代之以坚持用战术核武器武装德国国防军，宣称一颗核弹顶一个旅，价格还要便宜得多。因此施特劳斯将国防军人数上限设为50万，并且主张建立一支“质量军队”（Qualitätsarmy）。作为战败不久的德国的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如此积极推行核武器，其表现出的对德军装备和使用核武的轻率和热衷，非常符合当时国际左翼对于“帝国主义法西斯核战争贩子”的漫画式描述，理所当然成为媒体的集中攻击对象。

平心而论，施特劳斯的持核立场自有他的难言苦衷，他鼓吹的国防策略也不乏隽智远见。1955年，德国重新武装，适逢战后，百废待兴，砸锅卖铁弄了卅万人，作为入股北约的股本，其中艰辛可想而知。由于是义务兵役制，士兵们一两年服役期满回家，名义上是进入预备役，但是施特劳斯非常清楚，一旦真的开战这种寄宿制训练出来的士兵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由于对纳粹时期的严酷治军记忆犹新，对德国兵的服役约束并不严格，当兵的往往都回家度周末，如同寄宿制学校。因此施特劳斯上任伊始就极力鼓吹用核武器装备德国国防军，以弥补德军不可弥补的致命短板。推行“质量军队”，潜台词就是废除义务兵役制，建立职业军队。尽管德国的义务兵役制恰恰是在施特劳斯担任防长时开始实行的，在当时被欧洲各国看作立国的基石，政治正确的象征，政治家们人人心知肚明这是胡闹，但是各自为政治前程计，无人说破，直到世纪之交才开始面对现实，逐步废除。施特劳斯当时敢言人所不敢言，行人所不敢行，点破皇帝新装，可谓异类政治家，有那么一点美国特朗普的意思。

1955年，联邦国防军成立，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阿登纳总理在国防军成立仪式上讲话，仪式上国防军人的制服还是向驻德美军临时借来的

《明镜》尽管以“有限的防御能力”一文作为封面文章，其实编辑部内部对之并不看好。奥格斯坦恩和多数编辑甚至包括文章主笔，《明镜》副主编康拉德·阿勒斯（Conrad Ahlers 1922 – 1980）都认为文章过于专业，非军事问题专家恐怕难以卒读，因此并不期待会有多大的读者反响。在编辑部发稿会上，奥格斯坦恩甚至对与会的编辑们开玩笑说，（这篇文章）你们都不会读的！尽管十分清楚文章不具有可读性，奥格斯坦恩仍然坚持重点推出，认为发表这篇文章本身有其政治上的意义。

惹出麻烦的《明镜》1962年第41期封面

因为文章中涉及 Fallex 62 推演的信息是由陆军总参谋部成员，对施特劳斯核战略心存疑虑的阿尔弗雷德·马丁上校（Oberst Alfred Martin 1915 – 1969？）秘密提供，阿勒斯因此格外谨慎，深怕因为文章内容的敏感性连累马丁上校。马丁之所以不顾风险主动通过奥格斯坦恩的哥哥约瑟夫·奥格斯坦恩（Josef Augstein 1909 – 1984）向《明镜》泄露 Fallex 62 推演信息，是因为施特劳斯对核武器的热衷和轻率，对因此可能引发核战争的危险性引起了他的不安，因此通过媒体向社会爆料，期望以此改变局面。

奥格斯坦恩的哥哥约瑟夫·奥格斯坦恩博士（图中葛优躺者）为执业律师，《明镜》周刊法律顾问，因受《明镜》案株连也被捕入狱

在文章发表之前，为安全计，阿勒斯曾经就文章中有关 Fallex 的内容总结了13个问题请德国联邦情报局（BND）驻汉堡媒体专员阿道夫·维希特上校（Oberst Adolf Wicht 1910 – 1996）进行评估，维希特将文章发回在慕尼黑附近的联邦情报局普拉赫（Pullach）总部，普拉赫方面的结论为只有两处从国防机密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有问题，《明镜》在文章发表前据此对之进行了修改。阿勒斯之前还将文章送交他的大学同窗，时任汉堡市内务部长，社会民主党的军事问题专家，后任联邦总理的海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 1918 – 2015）阅读，施密特也认为有两处文字信息需要斟酌，建议送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其实，“有限的防御能力”一文所包含的敏感信息相当有限，《明镜》案发后，有人作了细致检索，发现《明镜》被指控泄露的41条所谓国家机密几乎百分之百可以在文章发表之前的其他公开出版物中检索到至少 35000 条相似或相对应的文字或信息，《明镜》因此被控“泄密”，无疑是欲加之罪。对此，办案的联邦总检察院则以冷战时期西方流行的所谓“马赛克理论”（die Mosaik-Theorie）回击之：散落的公开的信息往往是无效的，没有多少情报价值，但是如果有人像拼凑马赛克图像一样，将这些散落凌乱的素材还原成有效信息并公开传播，同样会对国家安全形成危害，亦可视同通敌叛国。

被卷入《明镜》事件的联邦情报局（BND）驻汉堡专员阿道夫·维希特上校

“有限的防御能力”发表后，据说首先引起了联邦总检察长阿尔宾·孔（Albin Kung）的注意，文章发表两天之后，联邦检察院开始因涉嫌出卖国家机密和叛国对《明镜》进行秘密调查。总检察长在阅卷过程中，越读越没有把握仅凭这篇文章能否作为叛国案立案，遂以缺乏处理国防事务和军事问题能力为托词，将文章转交施特劳斯执掌的联邦国防部审查评估，也就是说，把批评方交由被批评方裁判。负责评估的是新近由联邦检察院调任联邦国防部政府高层委员会的海因里希·温德博士（Dr. Heinrich Wunder，Wunder 在德语中意为奇迹），温德博士比较鸡贼，他发现涉案文章中的很多要点都已经在其他出版物，特别是非德语出版物中出现过，遂以不熟悉国际法为理由，求助于施特劳斯的马仔，国防部的冯·霍普夫加尔腾上校（Hans-Joachim von Hopffgarten）。霍上校政治上很强，一读文章的开篇就强烈感觉到作者肯定配备有一个敌对势力发的间谍照相机，不通过抓特务电影里常见的咔嚓咔嚓拍摄机密文件的套路作者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在霍上校的鼓励和启发下，“奇迹”博士奇迹般地发现了41处“极为敏感的国家机密”已经在文章中被泄露。10月20日，温德博士由波恩专程赴卡厄斯鲁（Karlsruhe）向联邦总检察院呈递他的评估报告。而在《明镜》文章发表仅3天之后，10月11日，维尔茨堡（Würzburg）大学法学教授，施特劳斯的基社盟（CSU）议员冯·德·海德特（Friedrich August von der Heydte 1907 – 1994）即向检察院举报《明镜》周刊出卖国家机密，涉嫌叛国，数日内，《明镜》叛国罪证据链奇迹般地由不同来源完整构成，联邦总检察院随即立案。

冯·德·海德特是二战中的德军伞兵战斗英雄

冯·德·海德特可以说是二战中最传奇的德国军人之一。海德特的经历极为丰富出彩，可谓具悲情色彩的跨界精英。海德特出身巴伐利亚贵族，与720政变灵魂人物冯·施道芬贝格上校有表亲关系，以致战后海德特宣称，他本人也有涉“720”密谋。巴伐利亚毗邻奥地利，海德特游走于两地之间。海德特早年求学政治法律，1932年得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再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海德特师从多名大师，三十年代初期，曾在科隆大学任现代欧洲最重要法学家，奥地利宪法之父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 1881 – 1973）的助理，1933年纳粹上台，具有犹太血统的凯尔森被迫离职，并推荐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 – 1985）接任其教职。具有反犹倾向的卡尔·施密特后来成为纳粹德国法学权威，有纳粹皇储法学家之称，对凯尔森则不思感恩。因为与凯尔森关系密切，海德特没有被施密特留用。

有纳粹“皇储法学家”之称的卡尔·施密特（右）与德国文学家恩斯特·荣格（左）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荣格当时在驻法德军参谋部任职，两人在战争前后对德国均有重大影响，区别在于因为对纳粹历史反思的态度立场不同，荣格得到主流社会认可，施密特则被边缘化

海德特的政治立场右倾保守，二十年代就加入极端右翼团体“欧贝兰联盟”（Bund Oberland）。1933年，纳粹执掌政权，海德特加入纳粹党，他也是冲锋队的早期成员，但是海德特一直否认自己曾经主动加入骑士党卫军（Reiter-SS），辩解说这是因为他所属的德国马术骑师协会整体变更为骑士党卫军所致。事实上海德特也的确与纳粹保持有一定距离，三十年代他曾经游学意大利，墨索里尼统治下的社会现实使他对风行一时的法西斯主义产生疑惑。回到德国以后，在明斯特他曾经帮助一名被纳粹迫害的教会学生宿舍的管理员而惹上了被盖世太保调查的麻烦。1934年，纳粹在德国上台一年之后，海德特曾经加入奥地利国籍，意欲脱离纳粹。由于纳粹在奥地利频繁搞事，海德特加入奥地利国籍被奥地利方面怀疑别有用心，后终被奥地利当局剥夺国籍。海德特尽管与纳粹的意识形态若即若离，战后还宣称自己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活动，但是对希特勒的“大德意志解决方案”海德特则是衷心信服拥戴的。

在战争爆发前，海德特逐渐脱离学界，成为了一名职业军人。1940年5月，西线战争爆发，海德特作为第246步兵师参谋军官由东部的萨尔战线攻入法国作战。1939和1940年，海德特相继获得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1940年7月，海德特加入空军，自愿接受伞兵训练，伞兵当时还是一个新兵种，属空军辖制。1940年5月西线战事前，希特勒突发奇想，在荷兰比利时用伞降机降等战术突袭，以少胜多，取得极大成功，之后即由空军组建伞兵部队。1941年5月20日，旨在攻占希腊克里特岛的水星行动实施，任伞兵营长的海德特率部空降克里特岛首府夏尼亚（Chania），与英国等盟国守军争夺夏尼亚海湾控制权。克里特战役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空降作战，德方用空降机降方式，以20000余名配备轻型武器的伞兵和山地兵向40000余名盟国重装备守军发起攻击，10天之后盟国守军被击溃，克里特岛被德军占领。

1942年夏，换上新式伞兵制服的海德特作战群在海德特（坐摩托车车斗者）率领下编入隆美尔军团，准备出征北非

因为战斗中的英勇而出色的表现，海德特被加授骑士十字勋章，并享受由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狼穴”亲自为其授勋的殊荣。克里特岛之后，海德特又率部先后在东线列宁格勒，北非阿拉曼作战。1943年9月，意大利背叛德国，与盟国单方面媾和，德国实施久已计划好的“轴心”行动，全面占领意大利，控制意大利军队，防止其倒戈，海德特任首席参谋的德国第二空降兵师在第一时间占领罗马。

1944年6月5日，任第6空降兵团团长的海德特率部到法国布列塔尼一带演习，适逢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海德特当天独自骑摩托车赴美军登陆的海滩探看，战斗之惨烈和盟军人数之多登陆规模之大使海德特吃惊不小。第6空降兵团遂被编入武装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即“铁手骑士师”，在遏阻犹他海滩登陆区域的卡伦坦（Carentan）布防，意图阻止由犹他海滩登陆的美军第四步兵师与已经在诺曼底纵深空降的美军第101空降师会师，护卫瑟堡港不致落入盟军之手。由海德特部主打的卡伦坦一役是诺曼底登陆期间最为惨烈的战斗，从6月8日持续到13日。在抵抗无望的时候，海德特拒绝在希特勒绝对不准后退的命令上签字，率部撤出战斗，以致差点被纳粹军事法庭枪毙。同年9月，海德特又率部在荷兰参加反击盟军的市场花园行动大获全胜，为此获授铁十字橡叶配饰，为获得此荣誉的第617位德国军人。

海德特在指挥作战

1944年12月，希特勒孤注一掷，砸锅卖铁在阿登森林对美军进行反攻，是为“突出部战役”，海德特受命率千余名伞兵在美军后方空降，为武装党卫军第六装甲军的进攻廓清道路。因为运输集结，空降定位都出现问题，最终海德特在美军后方只集结了大约350人，他本人也在跳伞时受伤。由于伞兵出其不意的攻击，海德特部一开始还抓了几十名美军俘虏，但是终究寡不敌众，被诺曼底卡伦坦一战的老对手美军第101空降师包围，部下伤亡惨重。无奈之下，海德特决定释放手中的美军战俘，条件是让他们把德方的伤员也一并带走向美军投降。海德特致信美军第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Maxwell Tailor 1901 – 1987），要求泰勒以军人的荣誉善待德军伤员。有趣的是，战后盟军在审讯受伤被俘的海德特时曾经问他，他怎么会知道他面临的对手是美第101空降师，他又怎么会期待泰勒将军会善待德军伤员，海德特答称，当时他根本没有关于对手的确切情报，因为之前在卡伦坦与101空降师交过手，军人的直觉告诉他遇见了老对手。如海德特所愿，尽管泰勒将军本人当时并不在欧洲，101空降师还是妥善安置了这批伤员。之后，海德特指挥还能够行动的部下分头突围，因伤情无法动弹的海德特则躲进了德国西部古镇蒙绍（Monschau）的一家民宅，在发现蒙绍已经被美军控制时，海德特眼见无法脱身。他将自己的铁十字勋章送给了一个男孩并让他去告诉美军他的藏身之处，随即向美军缴械投降。

美第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Maxwell Tailor 1901 – 1987），二战，韩战与越战名将，后长期出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战后海德特因其特殊身份被盟军辗转关押，甚至被拘禁在关押将军阶级以上战俘的伦敦北部的特伦特花园（Trent Park）。特伦特花园战时战后被英国军情六处全面窃听，用于蒐集情报。英国人从海德特与其他德国将领的对话中掌握了海德特早就知道毒气室和灭绝集中营的存在以及他在诺曼底战役中杀害过美军战俘的战争罪行，尽管如此，海德特并没有受到惩治。1950年代，海德特参与德国重新武装，1962年官至国防军预备役准将，同时又回到大学任教，成为国家法学权威。战后海德特积极投身政治，是活跃在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右翼“西方运动”（die abendländische Bewegung）以及衍生出的“西方学院”（die abendländische Akademie）的中坚分子，同时还是施特劳斯的基社盟（CSU）的资深议会议员。

战后海德特参与联邦国防军重建，官至预备役准将

作为右翼政治家，法学家以及德国重新武装的鼓吹者实践者，《明镜》长期以来就是海德特的眼中钉，身为法学教授当然比较具有法制意识，海德特并没有在公开场合与《明镜》对阵叫骂，而是不断地阴龊龊地向检察机关检举《明镜》向敌对势力递刀子送情报之类的叛国行为。据海德特本人在《明镜》事件后的访谈中陈述，当他读到《明镜》“有限的防御能力”一文时，极为气愤，感到此文泄露了极重要的国家军事机密，自己如果不挺身而出，要求政府强力部门介入，严惩这类叛国罪行，无啻自己也变成了犯罪帮凶。

至于海德特举报《明镜》真实的背景，其动机是不是出于自己成为叛国犯帮凶的担忧，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有趣的是，恰好是在1962年6月底，施特劳斯执掌的联邦国防部向德国总统提名海德特任国防军预备役准将，是为预备役最高军阶。同年10月11日，海德特向检察部门举报《明镜》叛国，联邦检察院立案，10月22日，在检察院紧锣密鼓准备“入侵”（Invasion）《明镜》汉堡总部时，海德特正式晋级预备役准将。因此若以小人之心度之，恐怕不能排除施特劳斯的国防部，联邦总检察院与基社盟右翼冯·德·海德特这些人沆瀣一气，连裆串通起来施害《明镜》的可能性。

联邦总检察院侦办《明镜》案件的联邦检察官是齐格弗里特·布巴克（Siegrfied Buback 1920 – 1977）。与海德特的历史地位相似，布巴克是德国战后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检察官。1962年经办《明镜》叛国案使得布巴克一举成名，之后他又连续破获1967年国防军响尾蛇空对空导弹被盗案；1969年国防军军火库被劫，守卫军人四死一伤的勒巴赫（Lebach）杀人抢劫军火案。引起德国政治地震的纪尧姆间谍案（Guillaume-Affäre）也是由布巴克主持调查，纪尧姆案直接导致1974年联邦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 1913 – 1992）下台。

联邦检察官齐格弗里特·布巴克（Siegrfied Buback 1920 – 1977）经办大案要案无数，1977年被红色旅暗杀

在布巴克破获的一系列惊世大案要案中，数响尾蛇导弹案最为奇葩。当时有一名叫拉敏戈尔（Manfred Ramminger）的北威州破产房地产商兼跑车赛马玩家兼美女猎手，因为追求爱情到了莫斯科，被克格勃招募入伙。因为拉敏戈尔乃一花花公子，平时不务正业，囊中羞涩，克格勃让他鼓捣点像样的事情出来，比如可以偷枚北约的导弹卖给克格勃，形成双赢。拉敏戈尔表示偷导弹的难度系数可能比较高，克格勃告诉他，在西方导弹是满街卖的，但是北约就是不卖给克格勃，所以偷导弹在崇尚自由的西方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回到德国以后，拉敏戈尔长了心眼，有意认识了一位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满的国防军空军（Luftwaffe）星战机飞行员科诺佩（Wolf-Diethard Knoppe）。拉敏戈尔开价20000西德马克让科诺佩协助偷出响尾蛇导弹。1967年10月22日夜，拉敏戈尔遣其公司的驾驶员，波兰人利诺福克希（Josef Linowksi）与科诺佩一起翻篱笆进入多瑙河畔新堡（Neuburg an der Donau）国防军空军基地。他们从基地军火库搬出导弹，再用基地的铲车把导弹运到基地大门口，拉敏戈尔开着他的奔驰车在大门口接应。导弹放到奔驰车边时，三位好哥们儿方才发现出了问题。导弹长度为2.90米，根本无法塞进奔驰车。他们只能将导弹从车后窗塞进车里，导弹头直挺挺地伸出窗外。拉敏戈尔找了块地毯把导弹遮了一下，又在导弹头上扎了一面小红旗，作为超长警示，就此上路由巴伐利亚开回了他在北威州克莱菲尔德（Krefeld）的家，行程达700余公里。

驻扎有星战机的多瑙河畔新堡国防军空军基地是拉敏戈尔等人的作案现场

北约装备的响尾蛇导弹

到家以后拉敏戈尔将导弹卸开装入纸箱，然后向德国海关咨询有什么办法将货物邮寄莫斯科而又不引起海关注意。热心的海关人员告诉他，可以办理“小额出口申报”，只要在货单上写明货物价值低于1000美元海关人员就不会查验。拉敏戈尔遵嘱办理了“小额出口申报”，付了79.25美元运费，向莫斯科寄出导弹。他自己则带着拆下的导弹引信直接飞往莫斯科。在莫斯科拉敏戈尔告诉克格勃，响尾蛇导弹正在运来莫斯科途中，克格勃则视作痴人说梦，根本没有当真。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装着导弹的纸箱经过巴黎到达哥本哈根，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被退回了杜塞尔多夫。尽责的德国海关又一次将导弹运出，这一次终于成功寄到克格勃手中，虽然有10天延误。大喜过望的克格勃激动地对拉敏戈尔说：小兄弟，你乃超人！（Brüderchen, du bist ein Supermann! ）那时候由于东西方相互隔绝，克格勃大概还没有来得及看到007电影，所以只知道超人厉害，随着007电影的走红，拉敏戈尔被誉为德国的007。两年之后，此案被布巴克破获，拉敏戈尔这三个“临时工间谍”分别获刑4-5年。

拉敏戈尔拆下带去莫斯科的响尾蛇导弹引信装置

1974年5月布巴克因办案绩效卓著，被任命为联邦总检察长。担任总检察长后布巴克开始重点侦办肆虐欧洲的红色旅（RAF）案。1977年4月7日，布巴克在卡厄斯鲁（Karlsruhe）街头被红色旅暗杀，为红色旅谋害的德国政界最高级官员，举世震惊，布巴克被谋杀案迄今未彻底厘清。

在卡厄斯鲁布巴克遇难处的纪念石碑

1962年10月下旬，联邦总检察院与联邦刑警总局（BKA），军事反间局（MAD）等强力机构在刑警总局“波恩安全组”（Sicherungsgruppe Bonn）的构架下准备出击《明镜》，安全组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专案组的意思。文官武将摩拳擦掌济济一堂，对《明镜》汉堡总部和各地分部实行全方位无死角全天候监听监控，计划于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对《明镜》采取代号为“入侵”（Invasion）的收网行动。

因为是联邦层面的通敌叛国要案，事关社稷平安，办案人员不敢懈怠，专案组学着当时流行的二三流抓特务惊险小说，事先做了不少功课。他们按照小说里当间谍或捉特务的套路，依样画瓢，先给每个抓捕对象和跟踪监视小组编制代号，比如奥格斯坦恩的代号为“蜻蜓”，阿勒斯的代号则为“苍蝇”等等以保守机密，相当地时尚且新潮。对各个抓捕对象的跟踪监视小组的代号不是按姓氏笔划排列，而是根据对象职位的高低用暗含数字的德语单词代之，比如负责抓捕首犯，《明镜》出版人奥格斯坦恩的一号组代号为“爱因斯坦”（Einstein），因为“爱因斯坦”德文原意为“一块石头”, 以此暗嵌“一号组”的意思；负责二号主犯，《明镜》总经理雅克比（Jakoby）的二号组的代号则为“疑惑两难”（Zweifel），相当精妙地嵌入了“二号组”的意思；以此类推，三号组代号为“三只脚”（Dreifuß），负责抓捕阿勒斯的四号组为“四方形”（Viereck），五号组为“五项全能”（Fünfkampf）等等。这样专案人员在通话时就不必直呼其名，而是以代号称之，如同电影里的特工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用汉语呼叫“黄河黄河我是长江”那样，用德语说“三只脚三只脚我是四方形”，听上去想必是极酷的。

“蜻蜓”奥格斯坦恩（左）和“苍蝇”阿勒斯

10月26日，由波恩北上汉堡的行动组为了拘捕“蜻蜓”和“苍蝇”已经忙活了两天，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找不到他们的抓捕对象了。在此期间，他们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奥格斯坦恩在1957年曾经为了竞选自由民主党议员在杜塞尔多夫租过一套公寓，负责监视《明镜》杜塞尔多夫编辑室的警员当天中午向“波恩安全组”报告，“蜻蜓”（即奥格斯坦恩）驾驶一辆汉堡号牌的白色奔驰车已经到达《明镜》杜塞尔多夫编辑室，蜻蜓被观察到手持一只烤鸡下车，现正在编辑室里一边吃烤鸡一边伏案写作。事发突然，“波恩安全组”当机立断，决定正在汉堡寻找蜻蜓的“爱因斯坦”组立即移师杜塞。安全组大智大勇，神机妙算，视蜻蜓南飞乃天赐良机，擒贼擒王，神不知鬼不觉先在外地拿下奥格斯坦恩，《明镜》汉堡总部的阵脚必将大乱。当天吃晚饭光景，“爱因斯坦”组冲进杜塞编辑室，一举捕获正在工作的“蜻蜓”，但是在把人犯解到警察局之后，仔细端详，才感到这个杜塞的“蜻蜓”与汉堡的奥格斯坦恩长相迥异，询问后方知此蜻蜓乃《明镜》杜塞编辑室主任，真蜻蜓奥格斯坦恩根本没有到过杜塞。特别使人沮丧的是，“爱因斯坦”组无法解释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乌龙，因为这位杜塞的蜻蜓是个硕大的胖子，与矮瘦的奥格斯坦恩实在长得完全不同。

忙中出错，抓错了蜻蜓就必须立刻放人，但是假蜻蜓一旦被放肯定会向《明镜》汉堡总部发出警报，细思极恐，如此后果不堪设想。“安全组”大智大勇，决定再一次当机立断，立即实施“入侵”行动，掀桌为号，雷霆万钧，一举端掉《明镜》老巢，生擒真蜻蜓。当晚九时，当全世界人民正因为古巴导弹危机凝神屏气，心惊胆战，忙着广积粮深挖洞，抢购末日用品的时候，在联邦检察官布巴克指挥下，来自波恩的联邦刑警局（BKA）和军事反间局（MAD）的八名特工首先勇敢冲入《明镜》编辑部所在的汉堡新闻之家（Pressehaus），随后又要求汉堡市调集三支特遣队和20余名警察增援，共五十余人，将《明镜》编辑部以及新闻大楼铁桶般包围控制。

警方占领新闻大楼，从前门进入，但是忘了封锁后门，致使《明镜》人员脱逃并向同伙示警

《明镜》周刊被封门

因为是星期五周末晚上，专案组的抓捕对象都不在编辑部，其中阿勒斯与夫人正在西班牙海边度假，首犯奥格斯坦恩当天不仅没有去过杜塞尔多夫，而是在编辑部正常上班，晚六时正常下班，正常离开新闻大楼，这个时辰正是假蜻蜓在杜塞尔多夫被捕的时刻。“入侵”之时，在新闻之家没有抓到“蜻蜓”的“安全组”机智地同步去了奥格斯坦恩家抓人，未果。事实上，因为移情别恋，奥格斯坦恩早已经与夫人分居，在新欢女友家中与其他的《明镜》高管喝酒度周末，使人尴尬的是，不知何故，专案组对这些人人皆知且并不复杂的细节根本没有掌握，而是因为当晚误抓了假蜻蜓，从而悲愤地满世界抓真奥格斯坦恩，闹了不少乌龙，出了不少笑话。除了杜塞的假蜻蜓，因为驾驶挂着汉堡车牌的奔驰汽车，一位刷墙工和一位保险推销员被怀疑是在逃的奥格斯坦恩分别在杜塞尔多夫和汉堡被捕。直到在喝酒的奥格斯坦恩委托律师给专案组带话，次日中午12点整将“亲自”在汉堡警察总局投案自首，乱抓人才渐渐消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