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黑夜中来 – 德国历史的拐点《明镜》叛国事件（下）

作者: 孙小平

开新闻大楼，这个时辰正是假蜻蜓在杜塞尔多夫被捕的时刻。“入侵”之时，在新闻之家没有抓到“蜻蜓”的“安全组”机智地同步去了奥格斯坦恩家抓人，未果。事实上，因为移情别恋，奥格斯坦恩早已经与夫人分居，在新欢女友家中与其他的《明镜》高管喝酒度周末，使人尴尬的是，不知何故，专案组对这些人人皆知且并不复杂的细节根本没有掌握，而是因为当晚误抓了假蜻蜓，从而悲愤地满世界抓真奥格斯坦恩，闹了不少乌龙，出了不少笑话。除了杜塞的假蜻蜓，因为驾驶挂着汉堡车牌的奔驰汽车，一位刷墙工和一位保险推销员被怀疑是在逃的奥格斯坦恩分别在杜塞尔多夫和汉堡被捕。直到在喝酒的奥格斯坦恩委托律师给专案组带话，次日中午12点整将“亲自”在汉堡警察总局投案自首，乱抓人才渐渐消停下来。

迄今为止，联邦德国强力部门所侦办的政治案件充其量只是对付一些共产小间谍小特务，所以明显低估了要整死一家类似《明镜》周刊这样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必须具备的能力和智力，用现代军事术语形容，侦办人员是在打一场超限战。当侦缉人员占领《明镜》编辑部之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分布在7个楼面的170个房间，2900平方米面积，17000个文件卷宗，4000个文件夹，必须阅读的五百五十万页文稿资料。而事实上，他们在查抄时连编辑部有几个楼层都没有闹清，以致漏查了处在第七层楼的财经编辑部。当时正在七楼办公的财经编辑部主任听见楼下人声喧闹，向下望去，知道劫难临头，遂藏身档案柜中，后从洞开的新闻大楼后门脱逃，盖因安全组忘记了大凡建筑物通常建有后门而没有设防，并在第一时间向奥格斯坦恩们示警，一时成为笑柄。

《明镜》人员偷拍的警方查抄的情景

警方查抄《明镜》，斩获甚丰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对《明镜》下手之前，情治机构早就开始对《明镜》目标人员全天候进行监控监听，此乃当时令人称羡的黑科技，结果反而闹出了大笑话。时值古巴危机趋于白热化，正在西班牙旅游胜地托雷莫利诺斯（Torremolinos）度假的阿勒斯给《明镜》汉堡总部打来电话，询问是不是需要中断休假，接手古巴事件的报道，汉堡方面在电话中告知“鲁道夫”（奥格斯坦恩）自己会负责古巴专题，结果监听人员听成了“鲁道夫”已经潜逃去了古巴，而且还添油加醋变成了系乘坐潜水艇而去。在监听中，办案人员获悉在西班牙的阿勒斯夫妇将离开西班牙去摩洛哥一日游，因此认定阿勒斯听到风声也准备脱逃。情况万分紧急，一直没有出面的施特劳斯决定亲自出马干预。当时由于西班牙处于政治强人佛朗哥威权统治下，名声相当不佳，一般西欧民主国家均避之唯恐不及，这对勇于担当的施特劳斯来讲倒不是问题。施特劳斯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德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武官阿希姆·奥斯特上校（Oberst Achim Oster 1914 – 1983），以总理阿登纳的名义称联邦国防部发生重大泄密，要求奥斯特寻求西班牙官方协助，尽快抓捕阿勒斯，堵住国防部的泄密漏洞。

汉斯·奥斯特将军，二战德国军事情报首脑，军内反纳粹政权的灵魂人物，1945年4月9日，纳粹政权覆亡前，根据希特勒本人命令与潘霍华牧师，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等人一起被绞死

阿希姆·奥斯特上校是二战期间德国陆军反纳粹运动的灵魂人物，德国军事情报首领汉斯·奥斯特将军（Hans Oster 1887 – 1945）之子。1945年4月9日，纳粹德国崩溃在即，720事件后一直被关押的奥斯特将军与信义宗认信派牧师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1906 – 1945），卡纳里斯海军上将（Admiral Wilhelm Canaris 1887 – 1945）等反抗运动的中坚人物根据希特勒本人的命令在靠近捷克的弗罗森贝格集中营（KZ Flossenbürg）被绞死。同一天，1939年11月8日在慕尼黑啤酒馆放置定时炸弹，企图炸死希特勒的德国工匠埃尔瑟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被杀害。志士在黎明前引颈就戮，凸显希特勒的生性阴暗心胸促狭。战后，烈士子弟阿希姆·奥斯特参预重建国防军，官至少将，1958 – 1964年间阿希姆以上校衔出任德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武官，按照国际惯例，驻外武官的派出机构为各国国防部，因此奥斯特的老板是施特劳斯。

阿希姆·奥斯特，战后参与重建德国国防军，《明镜》案发时任联邦德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武官

施特劳斯在电话中告诉下属奥斯特，他刚离开阿登纳总理处，奥格斯坦恩已经逃亡古巴，在西班牙的阿勒斯马上也要跑，因此阿登纳总理亲自下令即刻抓捕阿勒斯，要求奥斯特向西班牙警方或者国际刑警组织求助，生擒阿勒斯。经过奥斯特的成功斡旋，西班牙警察当天夜里在托雷莫利诺斯度假酒店将熟睡的阿勒斯夫妇逮捕。事发突然，阿勒斯夫妇懵懵懂懂不知犯了什么事，事后阿勒斯夫人回忆，睡了大半夜的，西班牙警察破门而入。当他们夫妇俩衣衫不整地被拖出被窝时，并没有往叛国方向去想，还以为抓人的是西班牙风纪警察。当时欧洲警方有专门治理老百姓中男女生活作风与性关系不端，比如搞婚外恋多角恋同性恋的执法部门，负责“抓奸”，有点类似于艰苦探索时期的文攻武卫，艰探岁月中文攻武卫们除了互相残杀，就是难熬性饥渴，即使在床上看样板戏的女主角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最有吸引力的任务就是夜里去抓“乱搞男女关系”，“搞腐化”的男男女女。

阿勒斯夫妇从床上被活捉之后，被羁押在马拉加警察局，很快西班牙警方就发现抓阿勒斯夫妇存在程序上的问题，除了一通不明不白的电话，西班牙方面没有任何关押阿勒斯夫妇的法律依据，如果德国方面拿不出像样的书面文件，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国际逮捕令，西班牙警方只能放人。情急之下，德国国防部电传来一份德国检察院对阿勒斯的德文逮捕令，但是仍然满足不了西班牙抓捕并引渡外国公民需要的合法程序。德国国防部因此要求联邦刑警总局想办法弄到一份“真的”国际刑警组织逮捕令，国际刑警组织在此情况下当然不会掺和进来趟浑水，其间因为没有国际逮捕令，西班牙警方已经释放了阿勒斯夫人。在波恩，联邦刑警总局与国际刑警组织德国分部在同一栋楼里办公，当天夜里，刑警总局铤而走险，居然派员潜入国际刑警组织办公室，使用刑警组织内部的电传机伪造了一份抓捕阿勒斯夫妇的命令，但是因为伪造者不谙英文或不熟悉国际刑警组织内部程序用语，西班牙警方并没有多加理会，只是将阿勒斯夫人重新抓回警察局了事。几经周折，阿勒斯本人倒是愿意返回德国接受警方调查，10月28日，阿勒斯夫妇“自愿”乘坐汉莎航空公司直达班机回到德国，在法兰克福机场被收监，事情才算没有搞大，在国际上闹出丑闻。

阿勒斯夫妇在西班牙从床上被活捉，后“自愿”返回德国，10月28日下飞机后即在法兰克福机场被专案组拘押

1962年10月27日中午，奥格斯坦恩在汉堡警察总局向当局自首

“入侵”次日，10月27日，奥格斯坦恩离开女友家，在媒体簇拥之下在汉堡警察总局亲自向当局自首。至此，《明镜》叛国案的主犯基本悉数到案。《明镜》的一干人马不说是噤若寒蝉，但也确实因为“叛国”（Landesverrat）罪名的严重性，被国家机器动真格的架势吓得不轻。《明镜》周刊的基调一贯玩世不恭，喜好恶搞权贵教会有钱人。别看闹得欢，就怕拉清单，如今事到临头，面临清算，“我们的反应绝对谈不上是英勇无畏的”，事后一位《明镜》当事人回忆道：“我们那时都年轻，奥格斯坦恩39岁，全体同人平均年龄为30岁，一夜之间突然成了叛国犯，我们深感世事无常，前途迷茫”。在无助，惶惑的气氛中，奥格斯坦恩的经年好友，杂志总经理汉斯·迪特里夫·贝克尔（Hans Detlev Becker）挺身而出，当着办案人员的面对《明镜》同人大声疾呼“你们不是阿尔·卡彭（Al Capone，美国二三十年代芝加哥黑手党大亨）的马仔，你们的老板是鲁道夫·奥格斯坦恩！”一星期以后贝克尔也被抓捕入狱。全部《明镜》案被捕的除了以上三人，还有杂志总编辑以及奥格斯坦恩的哥哥，《明镜》律师约瑟夫·奥格斯坦恩博士等共11人。

被吓住了的《明镜》同人聚集在编辑部的地下室里，茫然不知所措，总经理贝克尔（右坐者）鼓励大家团结应对，很快，贝克尔也被捕入狱

除了《明镜》的高层人员，专案组的抓捕重点是政府部门和军队中为《明镜》提供信息的内鬼。在搜查《明镜》编辑部时，警方掌握了前述国防军总参谋部马丁上校向阿勒斯提供 Fallex 演习信息的证据，还有在公开发表前将“有限的防御能力”一文转发给联邦情报局（BND）总部的派驻汉堡的阿道夫·维希特上校，两人遂相继被捕。维希特在《明镜》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相当诡异，其被捕的原因并不是向情报局总部转发文章，而是因为他向《明镜》高层透露杂志正在被联邦检察院秘密调查的信息。由于联邦情报局的有关档案迄今仍然没有解密，维希特以及联邦情报局卷入《明镜》事件的原因和程度一直扑朔迷离。

《明镜》周刊被查抄已逾两周，当局对其调查的进度却举步维艰，阿登纳总理因此怀疑有政府强力部门从中作梗。因为联邦情报局维希特上校被卷入，阿登纳总理遂认定联邦情报局局长莱因哈特·盖伦（Reinhard Gehlen 1902 – 1979）是维希特的幕后黑手。1962年11月12日，阿登纳将盖伦召到波恩联邦总理府，要求同时奉召赶到总理府的联邦司法部长沃尔夫冈·施达姆贝格尔（Wolfgang Stammberger 1920 – 1982）以及联邦总检察官阿尔宾·孔（Albin Kuhn）立即逮捕在另一间房间呆坐的盖伦。通晓法律的施达姆贝格尔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反问阿登纳凭什么逮捕盖伦，阿登纳答称，盖伦向维希特泄露《明镜》被调查的内部信息，维希特向《明镜》泄密，使《明镜》得以及时销毁犯罪证据，以致目前案件几无进展，盖伦涉嫌叛国。施达姆贝格尔和孔一起试图说服阿登纳，抓人是需要证据的，有了证据还需要呈贡联邦法官申请批捕，没有证据联邦法官也不可能批捕。被进行了一场普法教育的阿登纳悻悻然称道，我也当过检察官，我当检察官的那会儿完全是另外一种干法。

盖伦二战时官至陆军少将

战争结束后盖伦被美军辗转关押，最终说服美军收编所部

阿登纳要抓的盖伦在德国现代史上绝非等闲之辈。战争期间，盖伦一手创建了德军参谋总部在东线战场的情报系统，即著名的“东部陆军对外部”（AFHO），集中陆军，党卫队等各部门资源，为德军东线作战提供情报服务，成绩卓著。战争结束时，盖伦将手中掌握的大量东线苏俄情报资料转移到巴伐利亚森林埋藏，并把家小迁至巴伐利亚美军战区，然后率部向美军投降。经过在美国本土和法兰克福附近上乌尔瑟的大卫营（David Camp）的辗转关押审讯，盖伦终于以献出巴伐利亚森林中的宝藏为交换条件，说服美方，收编其部属，转而为美国服务。尽管其中有不少东线的战争罪犯，正被苏俄缉拿，但美军照单全收，置于中央情报局（CIA）麾下，时称“盖伦组织”（Gehlen Organisation）。使得盖伦组织罩上传奇光环的空前大手笔为1947年夏天开始的“赫尔姆斯行动”（Herms Action），当时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平民由于恐惧残暴的苏俄军队，从东部苏占区向西部逃难，盖伦组织出动了数千人，对300多万投奔西方的难民逐一核对排查，凡是有左倾倾向或亲共嫌疑的均打入另册（德语称为 Sonderkarte），其中甚至包括未成年的学生，只要他们参加过当时在苏占区被强制参加的“反法西斯课程”（Antifa – Kurs），都被作为政治污点录入档案，不少人因此而被影响终生。同时，逃难者们都必须接受盖伦组织的讯问，根据现存记录，当时至少三百一十万人接受了此类讯问，叙说并提供他们在苏占区或者在苏联本土的经历以及过程细节，盖伦组织因此获得了苏占区特别是对西方几近完全封闭的苏联的各方面的第一手情报，是国际谍报史上的大创举大成就，也是盖伦跻身世界谍报界巨人之列的垫脚石。

盖伦（中立左胸佩勋章者）与其部属，战后在盖伦的努力下悉数进入盖伦组织，无人失业亦无人被清算。进退荣辱不离不弃，盖伦让人想起那些带着老乡们走南闯北的有良包工头

尽管盖伦组织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名闻遐迩，但毕竟是为美国人打工，寄人篱下，非长久之计。1953年4月1日，德国阿登纳政府决定动用联邦财政收编盖伦组织。3年后，在德国重新武装，加入北约，东西方武装对峙的大背景下，盖伦组织更名为联邦情报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简称BND），盖伦任局长，成为联邦总理府直接管辖的一政府强力机构。

在战后，无论是在领导盖伦组织还是主政联邦情报局期间，盖伦行事为人都非常低调，媒体鲜有其照片和确切信息，邻居则都认为他是一个推销保险的。至于盖伦为什么或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明镜》事件，盖伦派驻汉堡的维希特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以致开罪了其贵人阿登纳，至今仍然疑窦丛生，没有个准确说法，唯有等到相关档案解密方能揭晓真相。能够肯定的是，《明镜》事件前后，盖伦彻底失去了阿登纳的信任。

战后盖伦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真实面目从不示人，这张参加完友人葬礼，走出墓地的照片几乎是媒体搞到的唯一真人影像

除了盖伦，时任汉堡内政部长，社会民主党军事问题专家海尔穆特·施密特，因为事先应他的同窗好友，《明镜》副总编辑，“有限的防御能力”作者康拉德·阿勒斯（Conrad Ahlers）的请求，在文章发表之前审读过文章，也被列入被调查名单。

汉堡内政部长，社民党政治家海尔穆特·施密特

主犯落网，《明镜》封门，谁敢出头就抓谁，没有被捕的所有《明镜》人员被强制空手离开编辑部，一时看似海清天晏，不过施特劳斯以及联邦政府怎么都没有料到，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明镜》被查抄奥格斯坦恩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一天后，在德国各地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小规模的抗议行动，随着时间推移，学生和“社会人员”的抗议频率逐渐增加，规模也逐渐加大。

因为没有上街示威的许可，法兰克福的大学生便手持《明镜》上街，以散步方式表示抗议

10月31日，汉堡大学的大学生和市民涌向关押奥格斯坦恩等人的汉堡预审监狱（Untersuchungsgefängnis）抗议，高呼“明镜死，自由亡！”，“放奥格斯坦恩，抓施特劳斯！”。人群大量聚集，大有当年巴黎民众冲击巴士底狱的态势，形势面临失控。正在因《明镜》事件被调查的汉堡内政部长海尔穆特·施密特赶到现场，力劝民众理智冷静。施密特在同年2月成功领导抗击易北河特大洪水，在汉堡民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因此得以劝退学生和民众。当天晚上汉堡大学师生发起组织了一场《明镜》事件主题讨论会，组织方低估了参加者人数，预订了大学最大的有400坐席的演讲厅B（Hörsaal B）。然而在讨论会开始之前，演讲厅已经挤进来了近千人，还有上千人拥挤在门外，等待进场，现场情况出现混乱，恶性群体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海尔穆特·施密特又赶到现场，与会议组织方协调之后，临时决定取消讨论会，次日更换场地举行。在对听众喊话时，施密特坦言他本人完全理解学生的愤怒，但是仅凭愤怒解决不了问题，终于成功劝说学生离场。因为讨论会被叫停，部分愤怒的学生离场后又游行至预审监狱，施密特再次到场，又一次劝退抗议的人群。施密特以戴罪之身，用他的坦诚一天之内三次劝退群众，避免了局面进一步恶化，展现了他日后成为国家领袖必须具有的政治智慧和危机管控能力。

海尔穆特·施密特在汉堡大学劝说学生推移会议时间，更换会议场地

学生和市民围困关押《明镜》涉案人员的汉堡预审监狱

海尔穆特·施密特深夜在预审监狱前协调劝退民众

次日11月1日晚，汉堡大学师生在能够容纳2500人的汉堡大学礼堂（Audimax）重开《明镜》事件讨论会，礼堂座无虚席，气氛热烈积极，但是警方预测的混乱场面并没有出现。根据警方的现场报告：辩论务实客观，气氛热烈但不极端，在场支持《明镜》的占比90%。讨论会的主持人为战后著名历史学家尤金·科根教授（Eugen Kogon 1903 – 1987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则是《明镜》杂志总经理迪特里夫·贝克尔（数天后被捕入狱），各大新闻媒体代表，其中不乏《明镜》的竞争对手，展示了知识界和媒体与《明镜》同舟共济的态度。

11月1日晚，在汉堡大学礼堂（Audimax）规模空前的《明镜》事件讨论会，主持人为尤金·科根（右二），《明镜》总经理贝克尔（右三）等一应媒体领导人作为嘉宾出席，数天后贝克尔亦被捕入狱

尤金·科根为具有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在纳粹时期长期被关押在集中营，仅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处就被关押六年之久。劫后余生，科根所著《党卫军的国中之国》（Der SS – Staat）一书成为研究纳粹历史的经典。有趣的是，主持声援《明镜》最大集会的科根为受到纳粹迫害，战后清算纳粹罪行的代表人物，而领导对《明镜》整肃的“波恩安全组”的联邦刑警局刑事专员提奥多·赛维克（Theo Saevecke 1911 – 2000）则是原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重要战犯。赛维克在德国入侵波兰时曾为第六特遣队军官，专事搜捕杀害犹太人，后在隆美尔非洲军团控制的突尼斯利比亚等地区活动。赛维克纳粹时期的事业巅峰为驻意大利米兰的盖世太保首领，因为斗争坚决，杀害众多意大利平民，赢得“米兰屠夫”之别称。战后赛维克投靠美国，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庇护下躲过了清算。赛维克随后在德国刑警体系内一路窜升，官至联邦刑事专员（大致相当于副省部级）。在非大数据时代，赛维克的身份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但是他在《明镜》事件中的出头露面激起了《明镜》以及媒体对他本人的兴趣。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被媒体人肉的赛维克突然发现自己在公众面前正在光溜溜地裸泳。赛维克被人肉搜索的结果显示，不仅在意大利，赛维克还在波兰，突尼斯，利比亚等地犯有战争罪行。从此赛维克麻烦不断，除了应付没完没了的质询和调查，更为寒心的是原来罩着他的上司甚至美国中央情报局都纷纷与之切割，撇清干系。人心不古世态炎凉，赛维克最终被派到阿尔瓦勒（Ahrweiler）的政府防原子攻击工事的工地负责保安，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工地领班，离开政治中心，才得以正常退休。1994年，在意大利罗马的军事检察院内695件纳粹战争罪行案件的卷宗被偶然发现，这些案件涉及到415个纳粹战犯，均该审未审该判未判。卷宗被封存在一个档案柜里，柜门面壁，还被焊上铁栅达半个世纪，已经被遗忘，后被媒体称为“耻辱之柜”（Amardio della vergogna）。在档案中有赛维克在意大利期间杀害人质的证据。1997年，意大利立案调查赛维克在米兰罗莱托广场枪杀15位意大利平民人质的刑事责任，由于德国基本法规定德国政府不得向外国引渡本国公民，意大利都灵军事法庭在传唤身在德国的赛维克到庭未果的情况下，于1999年缺席判处赛维克终身监禁，次年赛维克死于风景如画的德国疗养胜地巴特罗滕菲尔德（Bad Rothenfelde）。

整治《明镜》的专案组负责人，原党卫军一级大队长，“米兰屠夫”提奥多·赛维克（Theo Saevecke）

1944年8月10日，在赛维克指挥下，15位意大利平民在米兰市中心罗莱托广场上被枪杀

罗莱托广场惨案是意大利民族之痛，广场本身就是极敏感之地，战争结束之前，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尸体就是在罗莱托广场被倒悬示众的，战后在罗莱托广场为15位遇难者立起了纪念碑

在汉堡大学师生的榜样感召下，德国各大学纷纷起事。明斯特大学35位，杜宾根大学54位法学教授签署了一封公布了以后人人都可以读到的信件，谴责联邦政府胡作非为，声援《明镜》。在海德堡大学则有285位教授讲师联名抗议。全国各党派各阵营600多位名人，包括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演艺明星等用各种方式抨击联邦政府的行径。德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组织“四七社”（Gruppe 47）则发表了一篇多少有些恶搞的声明，声称在东西方严重对峙的时刻，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关头，《明镜》此文为全民普及军事知识，此乃利国利民之善举，国家应该对《明镜》感恩，而不是抓人。著名作家，媒体大亨汉斯·哈贝（Hans Habe 1911 – 1977），因为其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及其在媒体行业的地位对《明镜》构成威胁而屡遭《明镜》攻击，因此与奥格斯坦恩结下梁子，与《明镜》不共戴天，此刻却发声相助，而且出语惊人，振聋发聩：“查封《明镜》，拘捕出版人（奥格斯坦恩）是拘捕卡尔·冯·奥西斯基以来最大的丑闻”。

奥西斯基在纳粹集中营受到虐待，1938年奥西斯基在柏林死于肺结核病

出生于汉堡的卡尔·冯·奥西斯基（Carl von Ossietzky 1889 – 1938）是一位持和平主义立场的德国作家，记者。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因为通过媒体揭露德国军方违反《凡尔赛和约》，秘密扩充军备就已经以叛国泄密罪屡次被起诉判刑入狱。出于其一贯的政治立场冯·奥西斯基对希特勒与纳粹表示出了极端不屑，1931年奥西斯基曾经对希特勒有如下评论：“一个民族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地步，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到领袖的影子，感到他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 ”。奥西斯基对纳粹政权的极度轻蔑导致他成为1933年2月底国会纵火案后纳粹抓捕的第一批政治犯。1936年，几经周折，在流亡挪威的威利·勃兰特等人积极推动之下，因柏林奥运会宣传需要而得以因病保外就医的奥西斯基获颁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奥西斯基获奖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德国被公然打脸，最终导致狂怒的希特勒全面禁止德国公民接受诺贝尔奖项。汉斯·哈贝把奥西斯基拿出来说事，不啻于在把阿登纳政府比喻为纳粹政权。

街头声援《明镜》的抗议规模日益加大且呈现出全民化常态化趋势

除了学生罢课闹事，朝野抗议而外，德国各大媒体表现出的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同业同人道德精神令人感佩。10月26日晚，《明镜》编辑部被查抄，所有人员被勒令即时离开编辑部，不允许携带一张纸片，《明镜》因此面临全面瘫痪，意味着发稿在即的《明镜》第44期将胎死腹中，后经过编辑部交涉，专案组同意延迟一夜封门，允许参与发稿的人员在警员监视下完成发稿工作后再离开编辑部。五天后，也许是顾忌《明镜》停刊的社会影响，检察院同意编辑部七楼，就是10月26日漏抄的那个楼面以及电传中心和电话总机可以被使用，前提是每一个编辑部人员必须由一位警员监督，灵感大概来自当时足球场上刚开始风行的人盯人战术。尽管编辑部可以用来办公，但是由于大部分资料被警方封存，编辑部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同在汉堡的，常年是《明镜》竞争对手的《明星》周刊（Stern）以及《时代报》（Zeit）等慨然伸出援手，将自己的资源提供《明镜》使用，就连《明镜》的死敌，德国最大的八卦《图片报》（Bild）的老板施贝林格出版社（Springer-Presse）也公开表态，声援《明镜》，谴责政府的行动。11月5日星期一，1962年第45期《明镜》如期出版，封面为奥格斯坦恩被警方羁押的照片，刊头文章题目为：他们在黑夜中来（Sie kamen in der Nacht）。

《明镜》周刊1962年第45期

因为《明镜》事件的效应，第45期以奥格斯坦恩被羁押照片为封面的《明镜》销量从查抄前的500000册，增印200000册尚供不应求，印数逾700000，一举成为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时政杂志。事后《明镜》周刊与媒体界的共识为：如果不是《明星》和《时代报》出手相救，《明镜》肯定早已经死翘翘了。

《明镜》同人得到竞争对手的帮助，在临时办公场所编辑出版1962年第45期周刊，使《明镜》一举成为欧洲最大的时政杂志

在社会上下的一片质疑和批评声浪中，联盟党团（基民盟 CDU 与基社盟 CSU）与自由民主党（FDP）联合执政的阿登纳联邦政府开始出现危机。阿登纳（CDU）在事件之初还在力挺施特劳斯（CSU）。11月7日，联邦议会应在野的社会民主党（SPD）的动议举行《明镜》事件辩论，在反对党抗议，执政党叫好的对骂喧闹声中，阿登纳出语惊人：奥格斯坦恩这种人一边赚钱一边叛国，全国居然有500000人阅读《明镜》，这无异于资敌，德国正面临叛国犯们的无底深渊。反对党在台下喊：“谁敢这么说？”，阿登纳迎头回应：“我敢这么说！”

阿登纳总理（右）在11月7日联邦议会辩论中力挺施特劳斯（左），称阅读《明镜》为资敌行为，这时候他们还是战友

话是敢这么说，底气十足，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施特劳斯犯下的一系列极不专业的小儿科错误，终得现世现报，而且报应极快。11月19日，阿登纳联合内阁中的五位自由民主党（FDP）的部长包括前述司法部长施丹姆贝格尔联袂辞职，抗议施特劳斯在《明镜》事件中的胡作非为，逼迫阿登纳或重组内阁，或解散内阁，提前大选。在《明镜》问题上，所有联合内阁内的自由民主党阁员被刻意隐瞒信息，全部都蒙在鼓里，以致发生了作为司法部长的施达姆贝格尔通过收音机里的新闻报道才知道《明镜》发案的怪事，而被整治的对象奥格斯坦恩恰恰又是自由民主党党员，施特劳斯这么干简直是公开给执政盟友啪啪打脸。

施特劳斯在接受议会质询时，一再赌咒发誓自己与《明镜》事件没有任何干系，《明镜》案发完全基于正常公正的司法程序，结果自己给自己挖了坑下了套。很快，施特劳斯以阿登纳名义与奥斯特上校在事发当晚通话并以不实罪名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合作抓捕阿勒斯夫妇的事实被曝光。在这一刻，且不论他是不是借阿登纳名义假传圣旨，以及和佛朗哥独裁政权合伙做恶这些烂事，仅对议会发伪誓做伪证一项，施特劳斯就玩完了。

施特劳斯在联邦议会接受质询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施特劳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路人皆知，撒谎是政治家的标配手艺，而一个政治家的成熟与否不在于是不是撒谎，而是在于只撒必要的谎，性价比相对高的谎，不被政敌或公众抓现行的谎，此乃世界政坛金律。而施特劳斯在处理《明镜》问题时却无视金律，处处挚肘，步步臭着，在应对议会质询时，斯特劳斯完全可以坦然承认，他的确通过奥斯特上校干预了此事，因为事关防务机密，涉及国家最高利益，特事特办，不得已而为之，下不为例，完全可以轻松过关，绝不至于闹到目前满地鸡毛无从收拾的地步。

经过权衡，阿登纳决定与施特劳斯切割。阿登纳开始宣称他对《明镜》发案一无所知，所有以他名义发布的命令都是假传圣旨，有人在欺上瞒下，实际上就是把施特劳斯给出卖了。这样一来，施特劳斯又面临着滥用公职的指控。用德国政治术语来说，政坛随即开始了“人头滚落”（Kopfrollen）。11月30日，《明镜》案发第35天，在自由民主党籍阁员总辞职10天之后，施特劳斯被迫辞去联邦国防部长一职。12月14日阿登纳领导联盟党与逼宫成功的自由民主党重组他的第五届内阁，已经干了近十年阁员的施特劳斯被急于止损的阿登纳视作负资产，被踢出局。

施特劳斯被阿登纳赶出内阁，黯然离去，临行前施特劳斯（右）在阿登纳总理陪同下按照惯例检阅为卸任国防部长举行的联邦国防军仪仗队的火炬告别式。天不留客，暮秋的夜晚，莱茵河畔的波恩已经寒气逼人

但是落英虽有意，流水终无情，尽管施特劳斯被垫了刀头，阿登纳的政治活力因为《明镜》事件的滑铁卢终究没有得到恢复。第五届内阁是阿登纳的最后一次执政尝试，只维持了不到10个月。1963年10月11日，阿登纳不得不让位于他最得力的助手，也是他最讨厌最不待见的党内同事，战后德国经济起飞之父路德维希·埃尔哈特（Ludwig Erhard 1897 – 1977）。持续了14年的辉煌的阿登纳时代终于黯然谢幕，而《明镜》事件无疑是压倒阿登纳这位现代德国最伟大的政治巨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人们把《明镜》事件的发生称作是“终结阿登纳时代的发端”。

阿登纳（左）与他最不待见的接班人埃尔哈特在一起

退出政治舞台后的阿登纳对《明镜》事件仍然耿耿于怀，阿登纳于1967年4月以91岁高龄去世，1966年11月初，阿登纳致信奥格斯坦恩，感谢他对其新近出版的回忆录所作的书评。以此为契机，奥格斯坦恩于1966年12月9日南下拜访了病中的阿登纳，这是自《明镜》事件发生以来两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两位政治上的老对手，此时却如同经年好友，共同回忆着初次相识，议论着不同国家不同政党的政治家们的家长里短，探讨杂志和报纸在公众媒体意义上的异同得失，交流应该去哪里旅游度假的心得。1957年，事业上如日中天的阿登纳曾经公开评说过奥格斯坦恩的《明镜》周刊：那个肮脏的小册子我从来不读，这东西是在自己作死。在《明镜》案发后又在议会辩论时说读《明镜》等同资敌。人之将死其言当善，垂垂老矣的阿登纳在和奥格斯坦恩的最后对话时自然不会再出此恶言，事实也是与阿登纳的咒语相悖，《明镜》不仅没有把自己作死，还越来越混得风生云起。在谈话时，阿登纳似乎是不经意地向奥格斯坦恩问起，《明镜》发行量是不是达到25万了？奥格斯坦恩告诉他已经近95万了。阿登纳答道，可怕，这可不是我希望的。

1966年11月9日阿登纳致奥格斯坦恩的亲笔信

在法律的层面，《明镜》一案虎头蛇尾，最后始乱终弃，草草收场。所有被捕人员被陆陆续续释放，奥格斯坦恩本人在被关押103天之后重获自由。涉嫌泄密的人员如马丁上校最终从国防军荣誉退休，不予起诉。1965年5月，联邦法院宣判《明镜》叛国案因证据不足，不予受理，《明镜》涉事文章符合向公众提供信息的原则，其中的涉事信息对敌方来讲没有情报意义，为这场波澜壮阔的超级闹剧最终收场画上了句号。好玩的是，时任汉堡内政部长的海尔穆特·施密特因为文章发表之前读过“有限的防御能力”一文，1963年1月被联邦检察院以“协助叛国罪”高调宣布调查，以后则不了了之，以致施密特谈及《明镜》事件往往哭笑不得。1974年，施密特当选联邦总理，以常理度之，《明镜》事件是施密特政治生涯中抹之不去的污点，而事实上事件本身以及施密特处置危机的表现为施密特在政治上大大加分，生生造就了一位深受民众拥戴的国家领袖。

更加搞笑的是，1966年，《明镜》事件发生四年之后，基民盟（CDU），基社盟（CSU）与社会民主党（SPD）组成大联合政府，应政府副总理，社会民主党党魁威利·勃兰特之邀，《明镜》案主角阿勒斯出任政府新闻办副主任（享受副部级待遇）。某日，阿勒斯副部长与退休的阿登纳在波恩迎面相遇。阿登纳主动问候阿勒斯：“阿勒斯先生，您告诉我，那不会是真的吧？您真的在西班牙蹲牢监了？”毫无思想准备的阿勒斯被问得瞠目结舌，阿登纳继续阖首感叹：“怎么会有人这么干？竟然让您蹲牢监！”

《明镜》事件中心人物阿勒斯后曾在社民党威利·勃兰特政府中任职

1965年，在联邦高级法院宣布不予受理《明镜》叛国案的同时，波恩地方检察院也对施特劳斯在《明镜》事件中滥用职权和非法剥夺他人行动自由诉讼案作出不起诉裁决。检察院一方面认定施特劳斯上述两项罪名成立，另一方面又认定施特劳斯是在特定的，不可规避的，被误导的情况下被迫犯罪，功过对冲，因此对施特劳斯不予起诉。

德国邮政发行的施特劳斯80冥诞纪念邮票

波恩检察院的不予起诉裁决使得施特劳斯又成功逃过一劫，为他重返政坛廓清了道路。1966年，施特劳斯出任联邦财政部长，政绩斐然，以后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施特劳斯成为在野党领袖。1978年开始，施特劳斯接任巴伐利亚州州长，在他的卓越领导下，巴伐利亚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在联邦各州中一枝独秀，可称之为引领德国经济成功转型的火车头。不过，对《明镜》的恩怨情仇施特劳斯始终无法释怀。在一次谈话中施特劳斯提及《明镜》事件：“（《明镜》这些人）就是当今德国的盖世太保，他们掌握着成千上万人的信息。回想纳粹时期，几乎人人自危，人人为自保而必须掩盖着什么，这就使敲诈勒索成为可能，我是迫不得已才去收拾他们的。”

2015年，为纪念施特劳斯100周年冥诞，慕尼黑的艺术家制作了百尊施特劳斯的招手塑像，摆放在慕尼黑市内施特劳斯活动过的有纪念意义的地理节点，此为在统帅堂的展览。1923年，希特勒发动的啤酒馆政变就是在统帅堂前被镇压，纳粹党徒在此作鸟兽散的。这一纪念活动为“无休止”艺术展览，参观者愿意的话可以将塑像抱回家收藏或继续展示

在某种程度上，施特劳斯对自由媒体的怨恨和指责确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不加监督的媒体权力和不受控制的公权力一样都可能祸国殃民，自由媒体和公权力一样会受到腐蚀，会彰显傲慢，即使《明镜》自身亦不能免俗，不过这些都是后话，至少在政府收拾《明镜》的时候，双方的权利和博弈力量还是完全不对等的。1968年，在《明镜》事件的直接影响之下，德国刑法对叛国罪的定义和构成要素作了修订，对“（国家）机密”的概念作了更精确的界定，为媒体在情报，军事等敏感领域的工作与活动提供保护和便利；《明镜》事件使公民们认识到，当公权力肆虐之时，法律对他们能提供的保护比想象的少之又少；《明镜》事件结束了德国传统的“国家无谬误”神话，彻底改变了德国民众从帝制时代到纳粹时期一以贯承的习惯性思维，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他们有能力对抗公权力和他们的对抗行动成果时。战后德国资深政治家，自由民主党领袖，两德统一的实际操盘手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 1927 – 2016）曾用一句评论概括：“《明镜》事件根本上改变了共和国的进程”。

1989年9月30日晚，根舍（右前方手持话筒者）在联邦德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阳台上对滞留在大使馆地界内的数千名东德逃亡者宣布他们将离开此地前往联邦德国，当根舍说到“离境”（Ausreise）时，被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哭泣声打断，是为冷战结束过程中最动人心扉的一幕

25年后，根舍故地重游

1975年1月16日，以联邦德国基社盟（CSU）主席身份访华的施特劳斯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可以不难想见，这两位特立独行的政治家当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慨。毛主席此时已沉疴在身，自知来日无多，英雄迟暮，更形感伤。我们目前尚不能知道施特劳斯有没有与毛主席谈及《明镜》事件，因而也无从知晓毛主席对此会有什么反应。不过一年后毛主席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女婿戴维谈及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尼克松的女婿戴维回忆道：毛主席“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整个事件看成是’放屁’”。

1988年，施特劳斯在狩猎时突然发病，10月3日在雷根斯堡去世。据身边人回忆，当奥格斯坦恩得知施特劳斯的死讯时，脸色苍白，魂不守舍。他整晚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独自对着电视，反反复复观看有关施特劳斯去世的滚动新闻。在随后的唁函中，宗教意识淡薄的奥格斯坦恩写道：你有一个对手意味着你也受益于他的形象，他的激情，他的内涵和他存在的意义。那个男人们知道何去何从，知道如何创造历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主与你同在，佛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

《明镜》事件之后奥格斯坦恩与施特劳斯在一起

1988年10月2日，笔者到达慕尼黑，大约一星期后，联邦政府在慕尼黑为施特劳斯举行国葬，出殡的行列在秋天的暮色中缓缓通过慕尼黑的路德维西大街。上十万的慕尼黑民众肃立街边，人群中有人在低声悲泣。军鼓声声，在安放着施特劳斯的灵柩的马车后，联邦总统冯·魏茨泽克，总理科尔等徒步为施特劳斯送行，与街边的民众几乎擦肩而过。当时的德国还处在冷战前沿，红色旅等恐怖组织还没有消停，德国政治家的坦然和亲民着实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对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在施特劳斯去世后不久，我们曾在好友岳希穆家中聚会（参见本系列之《凡有恩典必有自由-悼岳希穆》），座间皆是“左派”，鲜见有施特劳斯的粉丝，然而其中一位女士对施特劳斯的评论使我一直不能忘怀：像施特劳斯这样有血性的政治家今后不会再有了。

1988年10月在慕尼黑为施特劳斯举行葬礼，走在送葬行列前列的是德国总理科尔夫妇，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夫妇

在汉堡的《明镜》周刊大楼迎客大厅的墙上镌刻着奥格斯坦恩的名言：“说出真相！”（Sagen, was ist!）。这句话是从奥格斯坦恩1961年一段关于《明镜》与真相关系的文字里摘录下来的：“帮助发掘在流行观点平淡的表面下沉睡的真相，写出这一不可或缺的真相，并将真相通过（《明镜》周刊）400,000的印数量广告天下，以致没有人能说，他不知道真相。迄今为止，体制内的领袖和舆论界人士或为了便于统治或出于自私的目的往往规避真相。一个媒体人改变现实世界的唯一可能性：只要他能够说真相”。“说出真相”是奥格斯坦恩移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殉道者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 – 1919）的名言：“如同拉萨尔所说，最革命的行为永远是，高声地说出真相”。1919年1月15日，创建德国共产党，同时与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明确保持距离的罗莎·卢森堡在柏林被右翼自由军团杀害。

《明镜》迎客大厅墙上镌刻的“说出真相”

罗莎·卢森堡1919年在柏林被害

罗莎·卢森堡也许是历史上真正恪守“说出真相”承诺的极少数的理想主义实践者，《明镜》事件之后，拥有更自由的施展空间和更强大影响力的媒体包括《明镜》周刊自身甚至奥格斯坦恩本人并没有认真恪守“说出真相”这一戒律，除了时常爆雷的媒体造假丑闻，围绕着《明镜》和奥格斯坦恩也不乏负面传闻，奥格斯坦恩去世之后，被曝出他在生前与卡尔·施密特交往密切，并且请后者解决《明镜》面临的政治和法律难题，而鉴于卡尔·施密特与纳粹历史的纠葛，奥格斯坦恩肯定是不愿意这种关系让公众知晓的。“metoo”运动发生后，围绕着《明镜》周刊多位媒体男神也多有绯闻，特别是奥格斯坦恩那件著名的浴袍：奥格斯坦恩喜欢亲自招聘《明镜》女员工，面试时不论是什么时辰，奥格斯坦恩穿的总是一件浴袍。

2018年，《明镜》周刊发生严重造假丑闻，当年第52期以“说出真相”为题试图为此向公众作出交代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已有上百年历史的仓储城，白日喧嚣已尽，蜿蜒北来的易北河在此稍作滞留，集聚能量后，继续流向北方，流进宽阔的北海，再汇入无垠的大西洋。紧临着仓储城，一衣带水的《明镜》大楼的灯火在夜幕中格外引人注目，格外令人儆醒，格外使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