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哥伦比亚住宅圈: 雷文、邬达克、孙科、蓝妮的璀璨烟花

作者:沈雯雷

本文讲述的是一个洋人社区与四位名人的传奇故事。

哥伦比亚住宅圈安西路入口

一、哥伦比亚住宅圈的前世今生

不少上海人并不知晓“哥伦比亚住宅圈”，但说起“国宾道”新华路的“外国弄堂”大都耳熟能详。两者实为一处，即新华路、凯旋路、延安西路、番禺路围合之地。

番愚路原名“哥伦比亚路”，是1925年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产物。取名“哥伦比亚Columbia”，大多为纪念那位伟大的航海家。西方的冒险家们，想以此路名，表达内心的欲望，如发现新大陆般在沪西这块希望的田野上获取超高利润的回报。

当时，这里确是一片农田，名叫“牛桥浜”。

哥伦比亚住宅圈四至平面图

1930年，专供西方侨民居住的花园洋房社区——“Columbia Circle”初步建成，第一批15户居民搬入。

令沪人“弹眼落睛”的是，里面配有美国乡村总会，包括游泳池、海军俱乐部健身房、哥伦比亚俱乐部、保龄球馆、
斯诺克房、舞厅等等一应俱全。摩登、开放、纵情，呈现出一种与当时华人完全不同的生活图景。

哥伦比亚住宅圈内有上海唯一的英制游泳池（上生所占用期间）

哥伦比亚俱乐部旧址

华人一般不能成为俱乐部会员，未经洋人会员邀请，不得入内。这是惯例。被称作上海滩“四大总会”的英商上海总会、美商花旗总会、法国总会、英国共济会总会便是如此，这里也不例外。

那些高墙深弄、绿树掩映的花园洋房，以及居住其间的绿眼高鼻的西方白人，在上海市民眼里变得神秘起来。

世道多变，好景不长，入住不到十年，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向轴心国之外的西方世界开战。第二天，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同盟国军舰遭到日军炮击，租界随后被占领、蹂躏。

这里很快成为日军关押国际侨民的集中营，本社区的居民沦为阶下囚，包括哥伦比亚俱乐部的设计师哈沙德。他后来死于龙华（上海中学）集中营。这一段历史，被斯皮尔博格记录在电影《太阳帝国》里。

走进入口，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

大礼堂、中央广场

哥伦比亚俱乐部

中央广场和大礼堂，欧美新古典主义风格扑面而来。广场是新铺的欧风大理石，礼堂曾是上生所的生产车间，室内正在进行“澳网”推广活动。外表与内在尖锐反差，让人心里“咯噔”一下。

礼堂南侧是“海军俱乐部”，这里有上海唯一的英制游泳池，那一抹蒂芙尼蓝仍在，只是已不再完整。泳池的上方原本搭有顶棚，翻修时没有恢复，失却不少异国情调。

泳池的四周有二层建筑围绕，殖民地风格的内廊，过去是侨民们社交、栖息、餐饮之所，现在则成为时尚咖啡馆，成为小资、网红们趋之若鹜的拍照胜地。

煞风景的是，为推广澳网，泳池当中突兀地架起网球场和转播大屏幕。

游泳池入口

那一抹蒂芙尼蓝被遮挡了

芭蕾舞女铜雕

游泳馆的东侧是哥伦比亚俱乐部，大门紧闭。馆前广场上有一尊芭蕾舞女铜雕，坐于练功杆上，绷直脚尖，身材颀长，单纯稚嫩，青春美好。

沿内部小路东行，满眼都是肤浅、前卫的视觉系装置艺术，还有文创书店、咖啡馆、餐厅、新潮办公楼等，只看到几幢花园洋房，如珍珠般温润、雅致地散落于绿茵之上，见之让人心生欢喜。

直至走到番禺路大门，才恍然发现这里才是“Columbia Circle”的正门。

孙科别墅

孙科别墅位于正门的南边，为番禺路60号。正门的斜对面便是邬达克自宅，是129号。

如果说，这里是上海近代欧风住宅中的皇冠之一，那么上述两幢别墅则是皇冠上的明珠，尤其是孙科别墅。

邬达克自宅

邬达克自宅，如今只剩一个小庭院

这一路走来，让人常常“出戏”。

上生所解放后建造的丑陋厂房，粗暴地突入花园洋房区域，败坏意境。

城市的高楼已将整个片区团团包围，拍照时难以避开。旧房子塞进太多现代商业元素，显得很不协调。

许多人的气质、教养、言行举止，与花园洋房极不般配。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走没走相，一开口说话，音量和内容都没调好。

西方游客现在大多屏牢不太拍照，以示与第三世界游客的区别。中国人则刚好相反，过度拍照蔚然成风。

自从有了微博、微信，一种表演型、炫耀型的生活画面，时常可见。长时间霸占景点拍照也是常事。那么，公众场合起码的礼仪与教养呢？

你看，大妈们已将丝巾飘起来，做作的婆姿摆起来，旗袍秀光天化日下走起来。青春期的缺失固然需要弥补，只是审美观太成问题。

小资们已把此地当欧洲，摆弄出各种体位和角度，无非是嘟嘴、跳跃、卖萌、装纯、耍酷等等。

人，大多是没法看了，太多的戾气、痞气、匪气、俗气。人，配不上那些雅致的旧房子，时代也是。而时代的堕落，
从人的脸上便可一目了然。

看着这些充满欧美情调的旧房子，自然会向历史深处追索和发问。

开发商是谁？

设计师是谁？

里面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二、开发商雷文的开挂人生

“哥伦比亚住宅圈”的开发商是普益地产公司（Asia Realty Company），老板是美国人弗兰克·雷文（Frank Raven）。他是美国土木工程师，从加州阿拉莫（Alamo）来到上海，开始一段烟花绽放般的人生，但烟花消失得也快。

他入行的第一步，是公共租界的土地查勘部，因而，比其他人提早获悉上海的城市发展规划和趋势。

作为美国人，他十分了解洛杉矶自“淘金热”以来半个世纪怎样由藉藉无名的小镇迅速壮大为特大城市的历史；也十分清楚曼哈顿岛在1626年以相当于24美元的价格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经过近三百年的发展土地与房产价格一路高升的传奇。

正是对上述历史的了解，让他拥有一双慧眼，可以穿透时间的迷雾，看到一个金光灿烂的未来。他断定：尚在向西扩展中的青春期上海，就是一座新的“西部金矿”，一座新的“曼哈顿岛”。于是，他提前布局，先人一步，以低价购入大片土地，等城市逐步向西挺进，马路修筑到自己的土地旁边时，地价果然大涨，获利甚丰。

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他仿佛经历一次财富的“爆米花”，一碗米，投入黑箱般的圆形铁锅，经过时间的加热，瞬间爆得一大麻袋米花。

而上海话中的“米”，恰好是“钱”的意思。他由此赚得“麦克麦克”（盆丰钵满）。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他的财富已积累到7000万美元，创建了一个经营贷款、保险和不动产业务的金融帝国。他的普益地产公司，迅速成长为当时上海滩最活跃的公司之一。

当初公共租界土地查勘部的小职员，不久成为工部局董事，娶进白富美（富裕传教士的女儿），成为人生赢家。

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的社会地位那是相当高，曾是杜月笙最为看重并极力争取的职位，可以初浅地理解为，他已挤进上海滩权贵“福布斯”排行榜前一百位。

雷文聘请一位匈牙利人担任普益地产公司的经理，主持开发土地面积大约为7万平方米的“哥伦比亚住宅圈（Columbia Circle），项目由76个单体组成。

普益公司与邬达克的合作始于1928年，前者在今永嘉路、乌鲁木齐南路的7座住宅，便是后者设计。合作相当满意，而且经理与邬同为匈牙利人，异国遇老乡，两眼泪汪汪。

第二年，经理又找到邬达克，请他出马设计“哥伦比亚住宅圈”。

这次开发理念有三个：

一是打造一个纯欧美侨民的高尚住宅区域，不再延续公共租界“华洋杂居”的混乱局面。

二是打出“满足客户的个人想法”Meeting purchaser’s personal idea的广告语。客户可以有多种样式的选择，如英式乡村、西班牙住宅、意大利别墅、加州、圣克莱门特、圣地亚哥、殖民地、佛罗里达和好莱坞等风格。选定风格后，还可选择不同的平面图，并可对选中的平面图提出修改意思，比如把车库改为佣人房，增加卧室、浴室等，设计师邬达克会一一照办。

三是根据上海气候的特点安排房型，底层朝南是客厅和餐厅，朝北是厨房和车库。

上述三项举措，受到欧美侨民的普遍欢迎，项目大获成功。而成功的背后，是邬达克的辛勤付出，因为这种做法大幅度增加工作量。最终，邬设计完成29幢不同风格的花园洋房，讨得时代的新欢，慰藉着“且把异国当故乡”的来自西方不同国家侨民的乡愁。

邬达克很喜欢这里的氛围，以至于他在此二次购地，为自己造房。

第一次是今番禺路60号。当别墅即将竣工之时，孙科却找上门来，要求把房子转让给他。这是邬达克无法拒绝的交易。

孙科

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孙科乃国父孙中山先生独子，曾任中华民国政府五院中三院院长，权高位重。

二是孙科当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邬达克正在负责交大校园的总体规划和工程馆设计。

三是邬达克在设计西藏路、汉口路的慕尔堂（今沐恩堂）时，遇到所涉地块的华商坐地起价。

邬找到孙，后者从中斡旋，不看僧面看佛面，难题很快化解，邬对孙一直心存感激。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两人均为基督徒（孙文也是）。孙科外公宋耀如（即宋庆龄的父亲）曾任慕尔堂的主管部门——南方监理公会中国分部的负责人。

邬以低廉的几乎是馈赠的价格，将别墅转让给孙科，自己则在“孙科别墅”对面另外购地，建起一座英式乡村都铎风格的别墅，作为自宅，在此度过六年，那是他事业的高潮期，也是家庭的幸福时光。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这位单枪匹马“流窜”到上海且“国籍不明”的战俘——邬达克为何能搞定如此多设计大单的原因。

两位基督徒的友谊和故事由此展开新篇。

而美国人雷文，没有扛住1935年上海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而破产。

这次危机的起因是国际银价大跌，而中国货币（银元）的价值与白银息息相关。雷文从事的是金融行业，摊子铺得过大，扛杆用得太高，危机一来难免挤爆，就象2008年的“雷曼兄弟事件”。

三、电影般精彩的邬达克传奇

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比美国人雷文更传奇的，是哥伦比亚住宅区的设计师邬达克。

他在家乡奥匈帝国生活至大学毕业，然后一战爆发，参军，被送到俄国前线，成为战俘，关押在西伯利亚，逃亡，流落到上海。行程上万公里。

在上海期间，正是他生命的花样年华（25~54岁），又恰逢上海突飞猛进的黄金发展期。他把自己99%的建筑设计留给这座城市，成就人生巅峰。至今仍有60余项优秀建筑被市府保护下来并实际使用着。成为改写魔都建筑史的伟大设计师之一。

如果他没有遇见上海，很可能在欧洲的边缘小国泯然众人间。但是他在上海创造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高潮，让他的人生故事变得异常精彩。

他的故事太长太传奇，只能提纲挈领扼要讲述。

象许多影片的开头，主人公过着平静、幸福的日子。他是奥匈帝国北部地区路德教派家庭的长子。9岁就去父亲的建筑工地打零工。13岁代表父亲去采石场订购石头。中学毕业时已获得砖匠、石匠和木匠的资质证书。17岁考入匈牙利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建筑系。

入学之前，与一位朋友有过以一次欧洲建筑为主题的航海之旅，这让他开始对建筑产生巨大的热情。是父亲的电报突然要求他回家。

21岁（1914年）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并在一家拥有“匈牙利皇家建筑师”之称的拉约什·伊柏尔骑士的事务所工作。

这一幕，最大的冲突来自于父子之间。父亲要求他子承父业，肩负起作为长子和男人的责任。按照当地的习俗，长子必须养活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而在此之前，他心中的理想是成为象外公一样的路德教派的牧师或者基督教历史研究者。

但父亲坚持要他报考大学建筑系。大学阶段的设计作品是二个小教堂，还两次参与由建筑系组织的前往德国和意大利的建筑研究之旅。他热情、聪敏、勤快、正直、负责的个性开始显现。

作为建筑师和营造师的父亲成为他的榜样，是父亲教会他生存的技术和无惧生活的勇气。得到父亲认可和表扬，成为他人生最初阶段的奋斗目标。

接着，故事第一幕的“突发事件”发生，他被命运一下子拖入危险境地。

1914年，一战爆发，他被招募进入奥匈帝国某炮兵部，并送往俄国前线。利用自己的专长，很快成为军防工事设计营造专家和勇敢的旗手，使得俄军的进攻连连受挫，两军胶着时间长达一年以上，他也因此获得军队小银勋章，成为皇家建筑学会会员。

1916年6月，奥匈帝国的防线被俄军攻破。在一次侦察行动中，他的头部受到重创而昏迷，成为哥萨克骑兵的战俘。

然后，从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辗转到哈巴罗夫斯克的战俘营。一次骑马事故，让他成为左腿短一截的“跷脚”。期间，十月革命爆发，列宁签署停战协议。他于1918年5月乘上火车，作为残疾战俘，被丹麦红十字会遣返回欧洲。但红军与高尔察克白军的内战在持续，火车无法西行，被困于贝加尔湖附近的彼得罗夫斯基。

此时，遭遇“捷克军团”强行征兵。他不认同捷克军团的战争目的，不想为之卖命，决定逃跑。先是设法买到一本俄罗斯护照，贴上自己的照片。再与几个战俘一起，跳上一列手摇电动火车，顺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始漫长的逃亡，追兵来到，他毅然决然跳车南逃。这惊险一跳，成就他的上海传奇。其他小伙伴则被追兵射死，只有他一人死里逃生跨过黑龙江冰封的河面，来到哈尔滨。

那时的哈城，到处都是因革命而逃难至此的俄国侨民。

“到上海去吧！那里外国人多，找工作也方便。”

听从同胞的建议，他用那本假护照，在俄罗斯领事馆换得一张可以通行中国、日本的边境证，并以剩余的钱买到一张日本邮轮去上海的船票。

1918年11月，这位身无分文的战俘与逃犯，茫然站立于外滩，看着眼前的万国建筑群，大有从惊涛骇浪中游泳上岸的感觉。

外部世界已经将他剥夺得几乎一无所有，幸好才华无法夺走。上海接纳了这位身份不明的“流民”。

由于当时奥匈帝国正在瓦解，他的出生地划入斯洛伐克，而他的家庭和亲戚受到不公正待遇，已被赶往匈牙利。

他原名“胡杰茨”（拉丁字母Hugvecz），在1918年11月3日，他去上海俄罗斯领事馆报到换成临时护照时，被更换成“邬达克”（西里尔字母Hudec），后来被他一直使用。

以上为第二幕，是惊心动魄的逃亡求生过程，节奏明显加快。

他从军士变成战俘再变成流民。他的求生本能、内心愿望、设计专长和积极灵活的人生态度，屡屡帮到他，使之绝处逢生。应了一句话“自助者得救”。

在连续不断的危机面前，他大多是被动应对，应对得相当不错，并得到命运的青睐。他那个阶段的内心愿望是赚足路费、治好腿伤、返回家乡，压根没想过长期留在上海。

故事的中间点出现，25岁的他来到上海滩，处于一无所有的人生低谷，信仰和才华是他携带的仅有的两件行李。他被乡愁煎熬，时常回顾以往的人生画面。

故事进入第三幕，主人公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上海。

他来到教堂祈祷，经人指点，见到匈牙利救济会会长保罗·科莫。科莫有偿提供给他必要的食物，以及赫德路13号匈侨集体住宿。

不久，他去外滩汇丰大楼美国人罗兰·克利创办的建筑事务所——“克利洋行”应聘绘图员，被录用。

在“克利洋行”，短短两年不到，他从绘图员、主任设计师变成合伙老板，“克利洋行”更名为“克利与邬达克洋行”，完成火箭般的人生三级跳。

克利人脉广泛，负责接生意，他负责监督工程设计和施工，两人成为绝配。

这段时间，他主持设计大量作品，保留至今且仍在使用的有：陕西北路457号何东住宅，汾阳路150号盘腾住宅，巨鹿路852~892号万国储蓄会22栋住宅，淮海中路1893号霍肯多夫住宅，汾阳路79号马迪耶住宅，江苏路155号市三女中2幢房屋，福州路209号美国总会，淮海中路1836~1858号诺曼底公寓（武康大楼）等等。

淮海中路1836~1858号诺曼底公寓（武康大楼）

1922年6月，他与德国富商的女儿吉赛拉·迈儿结婚。新房由他设计和监工，钱是从岳父那里借来的。位于利西路17号，花园面积达4000平方米，可惜已被拆除。

由于无法得知的原因，两个男人之间的合作在1924年第四季度走到了尽头。

1924年12月1日，邬达克登报宣布：在外滩24号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开设“邬达克打样行”。后因人员增至60余位，搬至自己设计的圆明园路209号真光大楼。

这个阶段，是他的事业巅峰期。他的设计风格从欧美古典主义转向装饰主义（Art-Deco），再到彻底的现代主义，成为与公和洋行威尔逊齐名的上海两位设计大师之一。

把当时世界最新流行的设计风格和建筑科技带入上海，落地生根并开出艳丽之花，这是他对这座城市所作的最大贡献。

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品有：延安西路221号宏恩医院（华山医院10号楼），瑞金一路148~150号爱司公寓（瑞金大楼），
西藏中路316号慕尔堂（沐恩堂），巨鹿路675号刘吉生陈定贞住宅（上海作协），哥伦比亚住宅圈（上生·新所），
番禺路60号孙科别墅（孙公馆），番禺路129号邬达克别墅（自宅），南京西路216号大光明大戏院（大光明电影院），南京西路170号PARK HOTEL（国际饭店），铜仁路333号吴同文住宅（“绿房子”），上海交通大学总体规划和工程馆等。

国际饭店

国际饭店，成为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标志，其楼高记录在上海保持半个世纪之久，同时彻底解决上海软土造高楼不下沉的难题。

正是宏恩医院、国际饭店、大光明大戏院、“绿房子”等作品，让邬达克赢得国际声誉。

他的传奇人生，成为城市发展历史的一个隐喻和象征，他本人成为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的代表，成为解读上海的一把钥匙，其地位类似于高迪之于巴塞罗那。

这个时期，他把从“克利洋行”学到的接生意的方法付之实施。先是成为多家外国人俱乐部的会员，再是接交孙科、陆伯鸿等重量级华人朋友。同时巧妙处理具有波希米亚气质和一颗不安分灵魂的弟弟盖佐（曾诱拐过邬达克打样行一位主顾的老婆）与妻子的微妙关系所造成的家庭危机。与此同时，他每年夏天去欧美旅行、度假、学习，二儿一女也在健康成长。

“为什么我不会干坏事？因为我是基督教徒，且不受‘治外法权’保护，我还是跷脚，如果做了坏事跑不过你们。”听着邬达克蹩脚的中国话，华人们哈哈一笑，生意大多成交。在第三幕，他成为战士，为自己和家庭而战，事业、人生获得双丰收。但更大的危机来临，足以吞没他取得的所有成果，包括生命和财富。

故事进入第四幕。

1935年魔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邬达克洋行的接待室变得门可罗雀。曾几何时，在这里等着跟他说话的人都排起长龙。

公司大幅裁员到个位数，最少的时候只有4位，当时如果没有吴同文“绿房子”的项目，事务所将无力维持。

铜仁路上的“绿房子”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他将番禺路129号的自宅租给德国外交官（后转卖给大华火柴公司的经理邵修善），搬入自己设计和投资的达华公寓一层。

搬迁的主要原因：自宅的下水道问题，工部局迟迟没有解决。两个儿子已去加拿大维多利亚军事学院留学，三口之家（加上小女儿）住在自宅里显得空间过大。作为设计师搬入达华公寓，可以大大促进销售。他是跷脚，住在一层行动方便，免除上下楼梯之苦。

他曾为轴心国的德、意设计过三处在沪建筑（现均已拆除）。

1941年12月7日，山本五十六偷袭珍珠港，不久日军攻入租界。凛冬到来。

他本着信仰和正直的良知，在危难之时，担任匈侨社团负责人，又被任命为“匈牙利驻上海荣誉领事”，肩负起保护在沪匈侨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之责任。

尤其是他给很多犹太人发放匈护照，使他们得以安全离开上海。顶着来自德国的巨大压力，坚持不交出他的犹太籍秘书。他还救出12个人，使他们免受被投入难民营的厄运。他被众人称为“上海的辛德勒”。

而他自己当时已被日军列入关进提篮桥监狱的黑名单。如果不是美在日投下两颗原子弹，提前结束战争，他很可能命丧日军之手。

1947年1月，国民党接收大员控制邬达克事务所，并把他软禁起来。

同年1月，他通过孙科等朋友的帮助，贿赂一些官员，中止了被拘禁的状况。他委托中国雇员老王负责事务所，并要求他把达华公寓首层的财物装上货船运往国外，而事务所的大量资料无法取出，最终全部消失。他和家人则登上“波尔克总统号”开往欧洲，永远离开中国。

他在瑞士短暂停留。由于他的出生地斯洛伐克在驱赶匈牙利人，而匈此时已成为苏维埃国家，他事先委托妹妹购买的匈牙利大片土地也被收归国有，他回去很可能被清算，两个国家都已回不去了。通过在沪教皇代表的介绍，他有幸参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地下考古挖掘工作。

上海沐恩堂

1948年6月23日，邬达克携妻带女登陆纽约。7月份，他们在靠近旧金山的伯克利大学居民区安顿下来。数年之后，
他为自己和妻子申请了美国身份。

在美国期间，他没有再成立事务所，也没有再为他人设计过房子，只是为自己设计、安装过一间瑞士风格的山间木屋，没用一根金属钉子。

他全心投入到基督教研究之中，举行过两次圣彼得大教堂考古挖掘的专题讲座，小时候的理想在晚年得以实现。

1958年10月26日，他因严重的心肌梗塞在加州去世，享年65岁。

四、孙科与“民国最高调小三”蓝妮的爱恨情仇

蓝妮

孙科是为在上海有一处体面的官邸，为安顿表妹兼原配陈淑英及二子二女（孙治平、治强、穗英、穗华），才向邬达克买下番禺路60号别墅的。自己则在此后的近20年间，奉行“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但他并不是一位成功的“花花公子”，原因在于，博爱、风流有余，财富、杀伐不足。（与他父亲一样，一生“不蓄私财”。）

浪迹于南京、重庆，长期与原配分居，给他充足的时间与空间，1932年起，与秘书、“小三”严蔼娟同居三年，1935年起，与第二位“小三”蓝妮相处十余年。

两位“小三”，都做过交际花，阅人无数，看人精准，对自己的颜值也有自信。

戴近视眼镜的孙科，追求她俩跟他写哥大法学论文一样，步骤严谨，套路相同。先是在朋友、同事怂恿之下，于社交场合寻找“猎物”，一旦相中，便以中、英文与之搭讪，再是试探性地邀其至民国政府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如果对方同意，事情就成了大半。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置身权力巅峰让人亢奋。看吧！那时的他和她走路生风，神彩飞扬，熠熠生辉，仿佛在云端，在山顶，舞之蹈之，环珮叮当，仿佛世界尽在掌握。

接下来，上演争取名份的戏码，直至各自生下孩子——严的孩子是孙穗芳，蓝的小孩叫孙穗芬。

原配夫人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没有一个中年已婚女子是容易的。但她对他的性格知根知底，心里还是有些笃定。而能力不够的花花公子，东躲西藏之余心里也苦。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会闹得不可收拾。

孙科届时只好请出上海滩青帮老大杜月笙居中调定。结果是孩子孙穗芳归严蔼娟，男方一次性付清费用，切断双方关系，“此后一无所请”，白纸黑字，签字画押。

孙科完成上述步骤，马上给第二位“小三”写下那张著名的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结婚证是无法办理的，只好以字据替代，再搭上一场小范围婚宴，女方以此正式宣示“主权”。

那天，作为立法院长的孙科请来同事，宴开四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孙科曾获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和荣誉法学博士，时任立法院长。

虽有分手契约，但严“小三”依然心气难平，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因为蓝妮横刀夺爱，于是撕毁“和约”，继续缠斗，而且持续十余载。

此事本应孙科出面，他却避而远之，让两位小三直接面谈。哈哈，他真是想得出，做得出。场面变得很有意思。两个女人互相对观，只需短短几秒，便掂出对方分量。

蓝妮占据法律、智商、情商高地，又有分手契约，本可高举高打，但同为女人，却对眼前生有一女、没获名份、再嫁不适的严蔼娟心有戚戚焉。严则放低姿态和自尊，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体的决绝和苦情泪水搏取对方同情。两人的内心戏码十足，场面克制而催泪。大概唯有李安和王家卫合体，才能拍出沪地女子的魂韵。

某次，谈判达成阶段性成果，孙科从“朋友”处筹措到26根金条，欲再一次了断旧日情债，但交到“小三”手里时只剩12根，其余14根被蓝妮“截胡”。

十余年后，同样的结局落到她身上。因“蓝妮事件”两人产生隔阂，渐行渐远。孙科与原配全家搬去法国，后落脚美国、台北。孙科与两位“小三”之间旷日持久的纠缠，才逐渐消散。

孙与严的相处时间，大体为1932~1935年，孙与蓝的相处时间，大体为1935~1948年。也许，已婚之人的再度结合，不象青梅竹马般单纯如白纸，中间隔着难以言尽的千山万水，要想达成灵肉的合体谈何容易。

至此，以不变应万变的原配夫人，笑到最后。“嘎亮（沪语指戴眼镜者）勿骚天火烧”，花花公子孙科也渐渐收心。不过，从他处理与严蔼娟的关系上看，还算是有良心的老实人。做孙科的大婆真心不易。

蓝妮，是她小时候的绰号“烂泥”的谐音，也是她离婚后做交际花时的艺名。她的本名叫蓝业珍，又名巽宜，孙科叫她蓝巽宜。皆因小时候每当同学之间有矛盾，高情商的她总会热心出马去“和稀泥”，只消三言两语便能化解矛盾，让争吵的双方和好如初。同学们说她是一把“烂泥”，把大家糊在一起。

孙科在朋友聚会上第一次见到蓝妮便惊为天人。一生嗜书的他曾想：大家都没见过东汉的赵飞燕、西汉的貂蝉，不知道怎么美丽，如果她们象蓝妮一样才名不虚传！

蓝妮是云南苗族，她的美有强烈的异域风情，与一般的汉族女孩不同，高鼻深目，眼睛瞳孔的颜色还有些湛蓝，就像洋娃娃一样，人称“苗王公主”。

想起大学时，我的班长也姓蓝，英俊儒雅得不可凝视，久视必生情。但凡他一提出什么倡议，小伙伴们马上无原则地应和：“好得呀！听你的。”许多女生心甘情愿落入他那深邃的“眼井”，成为其粉丝，无法自拔。多年后的同学会，仍有“男默女泪”的场景。

孙科初见蓝妮，就象渥伦斯基在火车站台第一次遇见安娜·卡列尼娜。

蓝妮与女儿孙穗芬

天雷勾地火。老房起烈焰。那一年暮春，她23岁，他44岁。她刚经历一场失败的婚姻。他则是有家有室有四位子女，
还有同居三年的“小三”。

18岁时，蓝妮为挽救丧父后陷入困境的家庭，作为长女的她毅然将自己“卖婚”给李家。五年后，她果断抛夫弃子，成为出走的“娜拉”。

她与娜拉一样，都有三个孩子。鲁迅曾说，娜拉出走之后，要么堕落要么回归。而蓝妮却以其强旺的生命力走出第三条道路。那是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而她又是个性倔强之人。

强到什么程度？

她曾对调停与前夫离婚案的律师说：“我身上现在还有几百块钱，用完以后，就投黄浦江，以了此残生。”

她自然没有投江，也没去打工，而是在同学的介绍和帮助下，出没于交际场所，以自己的美貌，成功钓到有妇之夫孙科。到南京国民政府做起孙科的贴身秘书，成双成对出入各种场合，把金陵闹得满城风雨。同居之后，更是以孙院长“二夫人”的名义，做地产、建筑、进口德国油漆颜料等生意，成为民国最高调的“小三”。

她与前夫所生的长子李振亚，获美国加州大学病理科硕士，1966年创立美国证券投资公司，并担任美国树华基金会总裁。

他与夫人王安玲，育有子李威、李杰，女李蒙，李蒙女婿是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曾任美国首位华裔州长、驻华大使的骆家辉。

“不蓄私财”的孙科后来抵达美国，以读书自娱，住在加州一所类似海边游泳者临时休息的木板房，“大风一吹似乎就会被刮走”，过着异常清苦的日子。

孙科在1965年由美国至台湾，任政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1967年出任东吴大学董事长。1973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享年82岁。

经历两次失败婚姻的女强人蓝妮，于1949年4月离开上海赴香港。她晚年回忆道：“解放后我在香港，没有钱，很苦，吃萝卜干。”不过，她又自豪地说：“正因为那时穷，才培养出自己几个孩子。”

1962年，蓝妮随女儿孙穗芬一家移居美国，母女俩加入了美国籍。

1973年孙科病逝于台北，蓝妮没能去台湾和孙科见上最后一面，但她嘱咐女儿孙穗芬赴台为孙科奔丧，孙穗芬受辱而归。

1986年，她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后，永居上海。先是在锦江饭店一住五年，等到“玫瑰别墅”归还后，终于住进自己当年开发、建造的粉色的家。如此安逸地度过十年，一代佳人，悄然在上海离去，享年84岁。

五、尾声

上海已将美国人雷文彻底遗忘，却没有将邬达克、孙科、蓝妮遗忘。

番禺路60号的孙科别墅，十余年来一直在重复装修，不久终将以崭新面貌呈现。番禺路129号的邬达克故居，已被一位湖南籍的时装女设计师刘素华承租10年，改造为“邬达克纪念馆”。

刘毕业于东华大学，学校就在故居附近，一直熟视无睹。那次是因为寻找公司办公场地，偶遇这间英式乡村别墅，一见钟情，遂成“邬粉”。

有关邬达克的书在上海持续畅销，他设计的建筑作品，已串联成city walk旅游路线。

2018年是邬达克抵沪100周年，我来到哥伦比亚住宅圈，想起那些花园洋房和四位名人在时代里的命运，半是感时伤怀，半是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