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澳大利亚人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冒险——不该忘记的端纳

2026-04-12

作者: 王亚法

澳大利亚人端纳（1875—1946），自幼立志从事新闻职业。被悉尼《每日电讯报》招聘为记者，因工作勤奋、报道视角独特，很快被提升为该报副主笔。1903年，端纳被派往遥远而又陌生的中国进行采访报道。自此，其历经晚清、民国凡四十余年。在漫长旅居生涯中，端纳先后投奔张人俊、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最后是蒋介石，充当他们的私人顾问。1946年11月初，端纳因癌病去世，宋庆龄拨出上海宋氏墓地的一角，安葬了端纳，备极哀荣。读者对端纳最大误解莫过于《金陵春梦》捕风捉影虛构大量蔣氏夫婦的閨房私語及端納與宋美齡的緋聞。本文则以史实还原了时代嬗变中那个真实的端納。

端納是誰

假設我站在悉尼的街頭，採訪一百個澳洲人，問端納是誰？也許九十九個人會一臉迷茫，搖頭不語；假設我站在上海南京路的街頭，再採訪一百個中國人，問端納是誰？也許九十九個人低頭尋思，不知所答。

那麼端納究竟是誰呢？

1875年，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出生於離悉尼一百五十公里，一個叫Lithgow的小鎮，其祖先為蘇格蘭人。他從小跟做建築包工頭的父親當助手，中學畢業後，離開Lithgow，去墨爾本和悉尼報社打工，就此再也沒有回過家鄉。他雖然學歷不高，但憑著自己的勤奮和天資，在報館從校對做起，升任編輯和記者。

1902年他離別髮妻，獨自前往香港，在《中國郵報（China Mail）》當記者，八年後升任經理，同時兼任《紐約捷報（New York Herald）》駐港通訊員、《遠東雜誌（Far Eastern Reviw）》總編，和英國《曼切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記者。期間正逢“日俄戰爭”，他寫了大量關於戰爭的報道，由此聲名鵲起，成為英美兩國駐港的著名記者。

端納六十嵗在華時的留影。

在香港期間，他看到港英政府對中國民眾的歧視，深感不平，他認為中國人聰明勤勞，不該受這等待遇；而當時的滿清政府，思想僵化，政府腐敗，不黯國際事務，處於風雨飄渺之中。於是他決定前往內地，幫助中國；另一說法，指英美陣營感到日本有瓜分中國的陰謀，將影響西方的利益，所以派端納來中國，但不管怎樣，端納在中國內憂外患的緊要關頭，來幫助是真誠的，無私的。

初到中國

1904年左右，端納從香港來到廣州，首先採訪的，是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人駿。

端納来广州採訪第二位兩廣總督張人駿。

張人駿是張愛玲祖父張佩綸的堂侄，按輩分算是張愛玲的堂伯父。張人駿體魄高大，文革中他的墳墓被發掘，據目擊者說，尸身長1.75左右……當然這是題外話。

端納來到廣州，沒走英國領事館向總督府發通知的官方路徑，而是獨身前往，要求直接會見張人駿本人，但張人駿嫌端納是年輕的小記者，不屑召見。

端納在總督府門口守候了三天，他的執著終於感動了總督府的幕僚溫宗堯，經過溫宗堯說服，張人駿才答應接受採訪。

自古以來，“自狂”和“自卑”是中國官場的兩個面，起始張人駿不屑端納年輕，於是擺足架子，不予接見，聽了溫宗堯介紹，又心生自卑，轉而欲開酒會來禮待。

溫宗堯轉告端納，說總督要開酒會招待你。

端納聽罷，搖頭說：“我不會飲酒，只要安排採訪即可，不必浪費時間。”

溫宗堯勸他：“為應付官場禮節，你可作佯飲。”

端納生氣回絕：“這是不誠實的做法，我不願做！”

溫宗堯把端納的原話稟告張人駿。

張人駿聽後大喜，覺得這個年輕洋人誠實可信，於是漏夜召見。

張人駿和端納長談，覺得他見多識廣，邏輯清晰，分析事理，有條不紊，兩人一直談到天明。第二天，張人駿就聘請端納，當兩廣總督府的名譽顧問。

端納上任不久，便發生了一起“二辰號事件”，起因是革命黨人僱用日本輪“二辰號”，將澳門的一批軍火運往廣州。不料，船到珠江口，被清軍截獲，混亂中清軍扯碎了太陽旗，於是日本公使向清廷發難，要挾申飭兩廣總督張人駿，向日本國旗下跪賠禮，并賠償一百二十萬兩白銀。慈禧經不住日方的威逼，下旨令張人駿飭遵。

張人駿冤屈難言，找端納商議對策。

端納對日方的無理勒索，非常氣憤，立刻聯絡廣州七十二個工商團體、十三個慈善機構和總商會，大造聲勢，發動民眾遊行，抵制日貨。一番鬧騰，日方見勢不妙，就此偃旗息鼓，不再追究，就此不了了之。

此舉被中國後來的執政者反復仿效，成為對付列強的妙招，屢用不鮮。老朽敲鍵至此，會心一笑。

結識民國政要

1909年，張人駿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納沒有跟隨。他看到清廷風雨飄搖，搖搖欲墜，預感中國將有大變。

他來到上海，經革命黨朋友王正廷和王寵惠的推薦，擔任了孫中山的政治顧問，并幫孫中山擬寫“臨時大總統對外宣言”，由此獲得了新政府頒發的金質獎章，上面刻有孫中山和端納的名字。

端纳獲得的新政府頒發的金質獎章。

1911年，南北議和時，袁世凱持強要當民國大總統，孫中山紆尊降貴，讓出只當了四十四天的總統職位，轉任鐵路督辦。

孫中山一上任就掛了花車，由端納陪同，沿鐵路線考察，聽他介紹英國在印度和非洲建造鐵路的成功歷史，深得孫中山的讚許。

1920年，北洋政府財政部長周自齊，麾下缺乏懂經濟的人才，因顧維鈞和端納常出入他的門下，他欣賞端納的組織能力，就撥十萬兩銀子，委託他組織“經濟討論處”，出版中英文周刊，向歐美等國招商。

袁世凱稱帝前，端納曾進謁勸阻，并告訴他，你所閱之報章均系屬下偽造。

袁氏称帝前身著戎装图像。

老朽還見過一段野史記載，不知真假，現原文抄錄：

袁世凱稱帝前，端納曾進謁勸阻，并告訴他，你所閱之報章均系屬下偽造。袁氏不聽，還是抱笏登場。蔡鍔在雲南首先發難，各省旋即響應，袁氏始有悔意，向端納求助，欲往香港或威海衛英租界避難；英國不允，端納求見美國公使芮恩施，要求美國海軍陸戰隊闖入新華宮，解救袁氏。芮恩施認為端納的建議甚為荒唐，沒有答應。

從上文可見，端納和袁世凱的交情不淺，不過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秘密，亦由端納於1915年在《泰晤士报》上首先揭露，引起國內外轰动，促使袁世凱倒台。

和張學良的友誼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張作霖撤兵回到瀋陽，端納跟隨顧維鈞、羅文榦、葉恭綽聯袂去覲見，由羅文榦的推薦，端納做了張學良的顧問。

端納和張學良相識時，端納已四十九歲，而張學良才二十六歲。張學良對端納執禮甚恭，言聽計從，兩人關係如同師生。端納見張學良雖有紈绔惡習，但胸懷大志，豪爽真摯。端納認為是可塑之材。其時張學良鴉片煙癮很重，身體羸弱，端納勸他戒煙，張學良欣然接受，端納親擬戒煙方案，悉心陪伴，使張學良的健康有所恢復。

有史料記載，張學良殺戮楊宇霆和常蔭槐，也與端納有關。

張作霖皇姑屯遇難後，由楊宇霆和常蔭槐輔佐張學良主政，在商議政事時，他倆常與張學良的作對，引起張學良怨恨，心懷翦除之意，但礙著是其父的功臣，猶豫再三，沒有下手。

一次端納問張學良：“英國報紙披露，說你在捷克訂購了三萬枝槍械，有常蔭槐自鐵路收入中付款的證據，有否此事？”

图為端纳（右）与少帅张学良。

張學良聽後大吃一驚，暗中調查，證實此事是楊宇霆和常蔭槐瞞他所為。他感到事態嚴重，楊常有兵變陰謀，晚上他和妻子于鳳至商議，但事逢兩難，一時決斷不下。

最後張學良拿出一枚銀幣，拋天問卜，連拋三下，結果天意均說可以，於是第二天就發生了震驚東北的“老虎廳”槍殺楊、常事件。事後張學良把那枚銀元供養在大帥府的保險櫃裡，沈陽淪陷，日軍衝進大帥府，以為保險箱中有財寶，砸開一看，結果僅搜得“袁大頭”一枚而已。

在東北軍歸順中央的問題上，端納也起了很大作用。北伐勝利后，蔣介石屢次派蔣伯誠、吳鐵城規勸張學良，為避免內戰，希望東北軍歸順中央，張學良患得患失，舉棋不定。

一次打高爾夫球時，張學良和端納商量，端納說：“現在是你該下決斷的時候了，東北應該歸順中央！”張學良聽後，有些猶豫，問部下有人違抗怎辦？端納說：“你先發表通電，責令前線軍隊放下武器，不與中央軍對抗，若有違抗者，以軍法懲處。”

在端納的勸說下，張學良於1928年（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通電，宣佈東北易幟，歸順国民政府。

東三省易幟後，蒋介石委任張學良為陸海空三軍副司令。

張學良由端納陪同，前往南京受職，受到政府和民眾的盛大歡迎。

東北易幟，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併吞東北的野心，這也是“九一八事件”的起因——1931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張學良由端納陪同，參加英國使館晚宴。宴會結束后，張學良要去看梅蘭芳的演出，端納因對京劇沒有興趣，先回家休息，就在當晚十時，日本兵在北大營打響了第一槍，“九•一八事變”發生了。

由於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僅三個月，東北三省全境淪陷。東北淪陷，全國震怒，國民譴責他守土失責，呼籲他下台。

在此境況下，端納陪張學良到上海，延請米勒醫生幫他徹底戒煙，調養身體，然後又照蔣介石的旨意，陪他去歐洲考察。

張學良在羅馬期間，和墨索里尼的女兒愛蓮有一段緋聞，當時在小報上十分風靡。愛蓮是意大利外長齊亞諾的妻子，三十年代初，齊亞諾曾在北平和上海當過外交官，其時張學良在北平任陸海空副司令，他和齊亞諾夫婦有過來往。

愛蓮在回憶錄中寫道：“1932年，我在北平的一次宴會中，和張學良同桌，晚宴結束時，張學良遞給我一張紙條，約我暢遊頤和園，我接受了他的邀請，非常高興由這位中國的風雲人物當我的導遊，他陪伴我走了好幾個小時……”。

她在另一段回憶錄中又寫道：“有一天我和他談論中日的糾紛，那時日本已經佔領了中國好幾個省，而且威脅到東北。我問張學良，你說你們需要飛機，為何不向我們意大利購買？我們有許多好飛機，其質量曾經打破過世界紀錄。他說，貴國肯賣給我們嗎？我說為何不肯？他說，那麼一言為定，我就買三架……後來果真向意大利訂了三架飛機……”

張學良和愛蓮在意大利期間的接觸，傳記作家Earl Selle的《端納口述傳記》中，有一段寫到端納和朋友們在郵船上聊天的細節：“可能最受少帥注目的是那眼皮重垂，碧綠的眼睛，有著毒蛇般迷人的身材的墨索里尼的女兒愛蓮。在中國，愛蓮曾經是交際旋渦裡的頂尖女性，她是充滿誘惑力的女人，少帥也花過不少時間在他身上……”

张学良与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莲合影。

斡旋“西安事變”

端納陪張學良考察歐洲六國后，於1934年一月回到上海。蔣介石夫婦特地從南京趕往杭州，請端納暢遊西湖，在遊船上，蔣介石和端納談論時政，宋美齡做翻譯，他們一連談了四個小時。談話結束後，宋美齡問端納：“你為何不幫我們做事？”

端納說：“你們的事情我會關心的，但少帥那裡的事我還沒完成。”

張學良回國后，被任豫鄂皖剿匪副總司令，在漢口辦公，端納隨往。

同年，蔣介石夫婦去洛陽為中央軍校洛陽分校開幕剪綵，路過漢口，邀請端納一起旅行，在火車上宋美齡要求端納幫忙處理一堆英文文件，端納遵命辦理，蔣氏夫婦十分滿意。

旅行結束，蔣氏夫婦要求端納一同回南京輔弼政事。端納說他想去中國北方考察民情，然後再回南京。

端納考察完西安、蘭州、北平、張家口、太原後回到南京，才被正式任命為蔣介石的助手。他的辦公室就設在委員長辦公室的東側。蔣介石稱呼他為“顧問”；宋美齡稱呼他為“Don”；他稱呼蔣介石為“G’issimo”；稱呼宋美齡為：“M’issimo”。

端納和蔣氏夫婦親如家人，他們一起吃下午茶，一起跳舞，開生日PARTY。據黃仁霖（端納不講中文，平時由黃仁霖當翻譯）部下，一位叫侯鳴皐的回憶：有次端納過生日，蔣、宋在中山門外四方城的官邸裡，設宴為端納祝壽。

“黃仁霖得訊後，在大廳裡裝一擴音器。宴會開始時，由我在外面的電影宣傳車上假冒中央廣播電台的英語新聞。播報端納生日的新聞，并唱‘生日快樂’歌，中文由我播講，英文由上海《字林西報》的編輯曹勵恆播講。蔣氏夫婦聽到廣播后十分驚訝，問黃仁霖新聞傳播為何如此神速，黃仁霖告知真相后，大家哈哈大笑……”

1935年九月，蔣介石派張學良的軍隊移師西安，圍剿紅軍。但由於張楊暗中與延安方面联系，消極怠命，蔣介石無奈，於十二月七日趕往西安督察。

蔣介石到達當天，西安城內已有學生遊行，散發“聯合陣線”的反政府傳單。據時任西安警察局長史銘的回憶：傳單的內容為：“打倒國民政府”；“擁護八項主張”；“擁護張副司令兵諫”；“擁護東北抗日救亡會”；“擁護中國共產黨”……

1991年，已经90岁高龄的张学良（图左）在接受采访时说到：当年的西安事变，大家都认为我是主角，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知道实情，我只是名义上的主角，杨虎城（图右）才是西安事变真正的谋划者。

一到西安，蔣介石就召集張學良和楊虎城訓話，如果讓共產黨以獨立之名義在於陝西北部生存，那無異於我黨的自毀。但張、楊不予理会，堅持要與共產黨組成“聯合陣線”，一致抗日，雙方多次爭論，相持不下。

十二月十二日一早，東北軍出動一個師；西北軍出動一個團，兵變發生了。

駐蹕在臨潼華清池的蔣介石，聽到槍聲，當時他只帶有少數隨扈，慌亂中，他翻過後院一丈多的高墻，跌傷了脊椎，忍痛躲進一個山洞裡，天亮時被張學良的軍官找到，護送到楊虎城的私宅軟禁。

蔣介石被囚的消息被公佈后，西安城一片混亂，共产党方面抓住时机，組織示威遊行、组织群眾演講、撒發傳單，張貼標語，要求“聯合陣線，共同抗日”的口號聲震耳欲聾。

事變發生后，張學良派了一架飛機去延安，把周恩來、葉劍英和博古接來西安，參與談判。

再說，蔣介石被扣的消息傳到南京，謠言紛起，南京政府群龍無首，有人主張派飛機轟炸西安，出兵討伐，形勢十分緊張。宋美齡考慮到端納和張學良的友誼，寫了一封信，委託端納火速趕往西安，探望蔣介石的安危。

端納臨危受命，於十四日就趕往西安，一下飛機，就跟張學良去見蔣介石。

蔣介石被楊虎城的士兵軟禁在楊虎城的私宅裡。

端納進屋，看到蔣介石躺在木床上，面壁而臥，他喊：“Hello,G’issimo.”

蔣介石起身說：“你來了，我知道你會來的。”

端納說：“是的，我來了，夫人也隨後會來的。”

蔣介石臉色徒變，大聲說：“她不能來，她不能到這個強盜窩裡來！”

端納朝四周掃視後，把宋美齡的信件交給蔣介石說：“這是夫人給你的信。”

蔣介石接過信，讀著淌下了眼淚，據後來資料透露，其信的內容大致如下：

“……此間的親日派正想利用營救你的名義，發動內戰；其實，何曾是真的營救你？他們是希望你速死，好篡奪政權，出賣中國。日前接漢卿電云：他會絕對保障你生命的安全，並且說到這次舉動，單純是為了抗戰。南京的情形既是這樣，而西安的情形又絕非對你個人，望你要果斷，與漢卿合商救國大計，而速返南京，給親日漢奸以鎮壓。否則，親日派假口興師，結果是你與中國俱亡……”

沉默片刻，端納又說道：“你最好移一個地方，這裡不是你應該住的。”

蔣介石點頭道：“也好，我隨你去。”

不一會張學良備好車，送蔣介石和端納到了新住處，蔣介石令張學良坐下，張肅立不敢坐，蔣介石聲色俱厲，向他訓話，張不敢出聲，端納拉拉他衣襟，暗示他出去。

張走之後，蔣介石突然用英文對端納說：“Fineshed it is finished!（完了，全完了！）”

端納第一次聽到蔣介石說英語，頗為驚異。他沒有回話，只是對蔣介石說了幾句寬慰的話就走了。

第二天，張學良拿出一份通電，對端納說：“這是‘人民陣線’八項要求，我本不願意提出，是楊虎城要堅持，我只得面呈。”

隨即兩人又去晉見蔣介石，張學良向蔣介石面讀八條通電：

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負責救國。

2，停止一切內戰。

3，立即釋放在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4，釋放全國一切之政治犯。

5，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

6，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7，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蔣介石聽罷，十分生氣，訓斥他中了别人的圈套，堅決回絕，并咆哮：“你要是把我當領袖，應趕快送我回洛陽或南京，不能講條件，否則把我當俘虜槍斃，不必多言！”

图中着长衫者为蒋介石，蒋身右三为瑞纳。

卻說宋美齡派端納前往西安，主要是要他打聽蔣介石的安危，端納探得蔣介石生命無虞後，立即飛回南京，二十二日陪同宋美齡再次飛往西安。

關於記述“西安事變”的中外版本，不下於千百種，各家各說，有版本說，端納第二次去西安的機上，宋美齡交給隨機當翻譯的黃仁霖一把手槍，說：“仁霖，我到西安后，倘有亂兵欲加辱與我，你就用這手槍將我擊死！”語氣悲壯，使人肅然。

在“西安事变”中端纳配宋美龄再赴西安。

然而，我查閱《黃仁霖回憶錄》，這是一本由宋美齡題書簽的著作，書中黃仁霖只提到他和端納同乘德國製造的“榮克飛機”飛往西安，期間因為天氣不好，在難洛陽待了一晚，第二天才到西安，以及如何在西安會見蔣介石，和張學良談判的細節……沒有提及宋美齡交待手槍的事。

蔣介石在西安被張學良軟禁了十四天，經過多次談判，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張學良和楊虎城，送蔣介石回南京，在機場上，蔣介石對張楊兩人訓話，嚴厲訓斥他們的過失和對國家帶來的危害，訓話畢，蔣介石對張學良道：“漢卿，你和你的部隊可仍然留在西安。”

張學良立正回答道：“不，我有罪，我要陪委員長一起回南京，自願接受軍法審判。”

於是蔣介石、宋美齡、張學良、端納、黃仁霖等人同機返回南京。

這場轟動一時，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西安事變”就此結束。端納也因斡旋有功，回到南京後，榮獲國民政府“大綬采玉勛章”一枚。

菲律賓蒙難

回到南京后，端納一直追隨蔣介石，繼續在總統府辦公。

端納跟隨蔣介石夫婦近十年，他和蔣氏夫婦，在友誼上如同家人，但在政見上一直敦促蔣介石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為此兩人經常爭論，激烈時不得不由宋美齡來勸解；端納對蔣介石暫時需要德國武器和顧問為由，與德國勾兌，甚至派孔祥熙去見希特勒一事，非常反感，兩人為此劇烈爭吵。

有一次，端納對宋美齡說：“你們宋家兄弟利用特權經商非常不好。”

宋美齡生氣道：“你可以批評中國，也可以批評中國政府，但不可以批評我們宋家！”

抗戰時的端纳與宋美齡。

端納看到國民黨政治腐敗，軍事敗退，南京失陷，漢口失陷……他開始對蔣氏政權感到失望。

1940年，端納已是六十五歲的高齡，他對宋美齡說，按西方常規，他已經到該退休的年齡，他青年時曾有遊歷東南亞諸國的夢想，于是提出要辭去顧問職務，實現當年的夢想。

宋美齡在征得蔣介石的同意後，接受端納的辭呈，還委託香港黃埔和造船公司，打造一條設有辦公室和無線電收發報機的豪華遊艇，作為禮物送他。端納十分喜愛，給遊艇取名“美華號”。臨行還帶著一位中英文俱佳的美麗小姐——香港富翁利希慎的女兒做秘書。

端納跟隨蔣介石夫婦十年，伴君如伴虎，其中一定有許多不為外人道的苦楚，這從端納曾說過的：“如果中国有一天把我踢出去，我就驾着游艇环游世界，直到死……”用中國的俗話“伴君如伴虎”的邏輯來推理，也可知他與蔣政權十年間的艱辛和苦澀了。

该年九月四日，端納攜帶“美華號”遊艇，和安小姐一起登上“雲南號”郵船，馳往浩瀚的太平洋——實現他多年的夢想。

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 (Elisabeth Comber，1917~2012) 对端纳失宠的内幕有所了解。

蓝衣社和蒋周围的人恨端纳。这并非因为他做了什么，仅仅是因为他不是中国人。实际上，他是宋美龄的宠儿。蒋认为起用一个西方人做顾问，会让其他西方人感到他自己是个民主主义者。端纳在解释蒋介石的某些野蛮的行为方面做得很不错，而蒋的夫人的完美的英语也为蒋增色不少。端纳是属于宋美龄的小圈子的。蒋使端纳相信，他对蒋有影响。蒋也打基督牌，他还能唱《圣母颂》，他关爱一些教会人士，在此方面，端纳也做了不少工作。于是，蒋的残忍也被模糊了。

我不认为端纳能理解这些。他可能设想自己具有永久的影响。他干预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反对特务头子戴笠那一套。戴笠不喜欢端纳是人所共知的。但狡猾的蒋介石不睬这些（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是戴笠安排我前夫进的蓝衣社）。戴笠是个有权势的特务头子，但蒋必须要保持“民主”的脸面去向美国要钱和其他帮助。

我想端纳的竭力调和，在保护人民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狡猾的蒋介石表现出很听从端纳的姿态，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端纳可以影响其他西方外交人士站到他的一边来，漠视法西斯分子，并粉碎任何叛乱。

当然，端纳具有多种面孔，然而这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历史本身就很复杂。由于韩素音的特殊背景，她的观点对于认识端纳是很有价值的。

蒋介石的军统局局长戴笠与端纳颇有积怨。

1941年十二月，日本轟炸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宋美齡急電召端納回中國，端納也答應立即返回，不久斷了音信——失聯了。

端纳在临终前送给友人的照片，摄于檀香山，1941。

後來才知道，珍珠港事件後，許多飛機忙於運載軍用物資和軍人，留在菲律賓的英美商人紛紛逃離，就是重金也買不到機票，端納只得坐船，繞道菲律賓返回中國，但不幸船在經過菲律賓時，被日軍截獲，端納被關進了菲律賓“洛斯巴諾斯”集中營。

日本人知道端納在國民政府裡的影響，他們在世界各地關押白人的集中營裡尋找端納其人。

在集中營里，端納和美國著名律師達蘭結為難友。

太平洋戰争時期孔祥熙（左）与希特勒。

一次日本憲兵來到集中營，憲兵頭大聲說：“我們得到可靠情報，一個 ‘ 幫中國人反擊東洋的西方魔鬼 ’ ——叫威廉·亨利·端納的傢伙就在這裡，你主動跟我站出來！”

下面一片寂靜，憲兵頭指著端納，問達蘭：“他是不是澳大利亞的威廉·亨利·端納？”

達蘭鎮靜地搖搖頭說：“他是愛爾蘭人威廉·端納，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和澳大利亞人端納的年齡不符！”

憲兵頭來到端納面前，看到端納鬚髮蓬亂，滿臉皺紋，腰背佝僂，呼吸發喘，兩年多集中營的艱難生活，已經把他折磨得容貌變样。

憲兵頭緊盯著他的臉和花名冊上的照片對照，說：“你就是威廉·亨利·端納，那個鼓勵中國人打日本的端納？”

端納從容道：“不，我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教授威廉·端納。我呼籲你們講究人道，我老了需要改善伙食，需要醫生……”

憲兵頭再三盤問，始終不得要領，悻悻地走了……

不久，民國政府和聯軍的情報機構，都獲得了端納被關押在菲律賓“洛斯巴諾斯集中營”的消息。蔣介石打電話給盟軍太平洋戰場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要求聯軍採取特別行動，營救端納。

1945年二月，應蔣介石的要求，麥克阿瑟將軍策劃“洛斯巴諾斯行動”，派了三十架飛機投下空降兵，占領了集中營。

端納被解救時，已經被四年集中營的生活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被擔架抬上直升機，送往舊金山的珍珠港美國海軍醫院救治。

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端納的健康有所恢復，這時一名失業的美國記者賽爾（Earl Selle）來找他，商談幫助撰寫回憶錄的計劃。賽爾二十年代也去過中國，在國民黨國際宣傳處董顯光局長手下做過事，和端納認識。但這時端納的健康相當糟糕，賽爾也因眼疾，力不從心。他倆才接觸几天，端納就开始咳嗽吐血，不能说太多的话。这时國民黨打聽到端納和賽爾合作寫回憶錄的消息。蔣介石立刻授意宋子文，派主管大外宣的董顯光去醫院“探視”……在董顯光勸說下，端納放棄了寫回憶錄的念頭。

蔣宋夫婦對端納的病情十分關切，宋美齡跟美國租用了一架醫用飛機，派董顯光將端納接往上海，宋美龄親自率上海市长吴国桢等人去机场迎迓，旋即送往宏恩醫院治療。

当时宏恩醫院，今天上海華東醫院。

說到宏恩醫院，就是今天赫赫有名上海華東醫院，要說它的今生前世，恐怕三天三夜也說不完，老朽只能把網上搜索到的內容附上，讓讀者自己尋思：

上海宏恩醫院（Country Hospital）建於1926年，由著名建築師匈牙利人鄔達克（L.E.Hudac）設計，潘榮記營造廠承建，當時是上海最高級的醫院，它位於大西路（今延安西路）221號院內，主體建築為一座平面“工”字形的5層大樓，建築式樣承襲歐洲文藝復興風格，內部裝修考究，設施齊全。四周有大面積綠地，院內園林茂密，鬧中取靜，南面的花園毗鄰華山路，總面積超過一公頃。

1949年以前，宏恩醫院主要為洋人、買辦、富豪、軍閥和國民政府高官服務。1950年10月，解放軍上海市軍管會接管這家醫院，它被移交給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第二年宏恩醫院被改建為華東醫院，擔負著華東及上海市局級以上黨政軍領導幹部、高級專家教授和外賓的醫療保健任務。目前對權社會開放。其老年醫學科為國家臨床重點專科（同時為上海市重中之重臨床醫學重點學科）、中醫老年科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十二五”重點專科。

人生都是悲劇，沒有喜劇，古代帝王將相如此，近代亦復如此，端納當然也不例外，他在宏恩醫院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八個月，期間蔣介石、宋美齡和國府要員，多次探視。

端納的晚年是淒涼的。他孤獨地躺在病床上，對著窗外的夕陽和綠樹，大口大口地咯血，輕吟尼采的名詩：《太陽落了》——生命的日子啊/我的太陽落了/呼吸從無名的唇中吹過/偉大的清涼來了……

端納彌留期間，宋美齡在病床前用英文為他誦讀《聖經》。

1946年十一月九日凌晨，端納終於閉上了疲憊的眼睛，臨終前，他希望自己能長臥在中國的土地上。而宋美齡答應，在宋家墓園劃出一塊墓地，供他安葬。

安息在上海

端納的大殮在上海胶州路的萬國殯儀館舉行，這是一家辦過魯迅、阮玲玉……無數名人葬禮的殯儀館。

端納的遗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旗，棺盖的銀牌上，用英文寫著：“威廉·亨利·端納，蔣主席介石的顧問與朋友，生于1875年6月22日，卒于1946年11月9日。”蔣宋夫婦送的花圈，上面用中英文寫著：“端納先生千古”，靈柩前安放白花綴成的十字架，飄帶上寫的是：“中國人民最好的朋友，卓越的澳大利亞人。”出殯時，棺柩由端納生前好友，飛虎隊陳納德將軍，和美國名記者田伯烈，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菲律賓獄中難友卻浦門等六人抬上柩車，送往上海西郊萬國公墓宋氏墓地安葬。

宋美齡親臨吊唁現场。

世事變更，滄海桑田，當年的萬國公墓，已更名為“宋慶齡墓園”，簡稱“宋園”，早先那個宋氏墓地已不復存在，端納的墓碑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砸毀，宋家先輩宋耀如和倪桂珍的陵寢當然也不能倖免。

我老單位“少兒出版社”在延安西路，離宋園不遠，據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同事說，文革初期，墓地遭到严重破坏。周恩来知晓后，特地派人去上海收拾殘局，將她父母的屍體送去火化，重筑陵墓，所以現在和宋慶齡合葬在一起的宋耀如、倪桂珍夫婦，已不是完屍，僅是骨灰而已。

經過修葺，1982年，宋氏墓地更名为宋庆龄墓，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3月11日，入选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

宋氏墓地面积约263平方米，宋庆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合葬墓居中，宋庆龄墓位于东侧，与其平行的西侧是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的墓，墓后为小山坡，遍植中山柏、龙柏、雪松等常青树，墓地四周环植宋庆龄生前喜爱的丁香、玉兰、紫薇、杜鹃等树木花卉。墓前广场上立有宋庆龄汉白玉雕像。墓地南端为可容纳千人举行瞻仰活动的纪念广场，面积为2880平方米。上图为墓园中宋庆龄汉白玉雕像，雕像高2.52米，基座高1.1米。宋庆龄身穿旗袍，外套出访锡兰时穿的圆翻领上衣，头挽发髻，慈祥地笑对每一个人，宛如生前。

宋庆龄纪念碑竖立在宋氏墓地东南的陵园主干道上，正对着宋庆龄陵园正门。碑高3.3米，宽5米，厚0.3米。纪念碑正面镌刻着邓小平同志题写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30个镏金大字，背面3332字的碑文概括记述和评价了宋庆龄的一生。

墓地中也安葬了一些社會名人和統戰對象，遠處還留有幾個外國人的墓葬。前些年我陪澳洲的一對老夫妻去過那裡，那位澳洲朋友的太太，祖上和沙遜家族有姻親關係。沙遜家族的幾位先人，仍然埋葬在那裡，我們找到了沙遜的家族墓，但端納的墓沒有找到。

我為什麼要寫端納

我最早知道端納，是少年時代讀《金陵春夢》，此書虛構大量蔣氏夫婦的閨房私語，端納與宋美齡的緋聞，極盡低俗，那時我開始知道有個叫端納的外國反動派。

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我來悉尼，在李承基先生組織的茶會上，認識一位叫劉渭平的先生，高個子，人長得很清秀，他是中華民國派駐在澳洲的外交官，中華民國政府和澳洲斷交後，他定居澳洲。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老人，學貫中西，能畫四王山水，他跟我講過端納的故事，還送給我一本他寫的書——《小黎光閣隨筆》，裡邊有正面寫端納的文章，這時我才知道端納是個善良的澳洲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近來疫情肆虐，閒居家中，翻閱《傳記文學》，發現有許多民國要人的回憶錄都寫到端納，其中也有劉渭平先生的文章，於是引起我極大興趣。

我淺薄浮躁，做不到傅斯年先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治學要求，只能東抄西襲，抓住一鱗半爪，勉力完成此稿，以告訴在澳洲的中國人——端納是澳洲人，在中國生活了四十餘年，他也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在澳洲生活了近四十年，我也是澳洲人。

端納不知何處去，小鎮依然笑春風。《新华路时光》告之刊发此文，笔者特意去离悉尼一百五十公里，端纳先生的出生地Lithgow小鎮，拍摄那儿的自然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