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联军指挥的韩国特务游击队（下）

来源: 迪尔说史

本文由 MICHAEL E. KRIVDO博士发表于 Veritas 杂志

本文将继续叙述前文所述的美国陆军在朝鲜设立游击司令部的历史， 美国第八集团军单独组建了一支部队来管理和指导占据朝鲜半岛东西两岸滨海地带的特务游击队的行动。本文将叙述自从1951年6月下旬约翰·H·麦吉 （John H. McGee）上校卸任到1954年该部队被彻底解散期间的重大事件。

一名教官正向特务们教授拆弹技巧

到1951年6月，游击司令部已经在半岛北部针对中朝联军开展了五个月的行动。在西海岸地区，各“驴”游击队在豹子基地上进行了武器使用、爆破、步兵分队战术、伏击策略和无线电通信等训练科目，然后 被送回各自的作战区域。在东海岸地区，规模较小的柯克兰特遣队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但在一个更受限制的地区，沿着交战分界线，在釜山附近设立训练基地的联络办公室 (TLO) 团队经常派遣特工探查敌方阵地，获取可采取行动的情报。事实证明，特务游击队是一支有生命力的力量。

杰·D·范德普尔中尉评价说：“对于分界线南北几公里范围内的有限进攻，韩国特务游击队是非常优秀的进攻战士，因为他们都知道如何该使用刺刀、步枪和手榴弹。靠着他们的奉献，我们才能够再开展一些有把握的军事行动。”

在战术层面，韩国特务游击队擅长进行突袭和伏击，使敌人失去稳定的统治。随着特务游击队经验的积累，他们的战术也在不断演变。突袭部队的规模变得更小，火力变得更强，更善于快速攻击敌人，然后消失在乡村。在战争的前六个月里，他们仍然能够轻松而规律地突破沿海防御，有时甚至在沿海山脉之外进行更深层次的行动。他们的行动牵制了大量中朝军队，并守住了美韩军防线的滨海侧翼。游击司令部的组织结构十分有效，能够维持对其分布广泛的部队的有效指挥和控制，并且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条件。

消极的一面是，韩国特务游击队几乎没有得到上级指挥部（远东司令部和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的指导或关注，坦率地说，他们不确定该如何使用他们。在没有明确指导方向的情况下，游击队顾问和特务头目只能自发制定自己的行动纲领；他们进行自己的任务分析、计划制定、命令发布并监督这些任务的执行。结果，游击队在其能力范围内取得了许多小规模的战术胜利。但由于特务游击队在远东司令部和第八集团军司令部选择优先级中的地位较低，所以上级指挥部只有在遇到问题时才会关注他们。

作为第8086部队、游击司令部的指挥官，麦吉上校对他的“游击队”的活动和效益非常感兴趣。他贡献了远见和努力，使美国陆军第一支精心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取得了成功。第八集团军的游击战专家麦吉上校同时也创造了一项组织上的奇迹，他将一群由分散广泛、组织松散的抵抗战士及其家人组成的乌合之众打造为一支由美国顾问领导和支持的极具能力的特务游击队。麦吉上校最初的计划非常有效，以至于它仍然是整个战争期间美国陆军游击行动的典范。他对自己的创造般的成果感到自豪，并不断进行组织调整以满足新的战斗需求。

一项重大变化涉及未来特务游击队将扮演的角色，1950年10月至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干预不仅将美韩军赶出了半岛北部，而且到1951年1月还一度攻占韩国首都汉城。1951年3月16 日，美韩军发动大规模反攻，重新夺回首都。他们将部队从汉城以西的金浦半岛一直推进到汉江沿岸，以及几个控制汉江和临津江河口的江心岛屿上。如果美韩军占领这些岛屿，他们就可以控制通往这些主要河流的海上通道并守卫汉城的西侧。

伯克少校

十分幸运的是，麦吉上校的驴部队已经在汉江河口的两个主要岛屿京东岛和江华岛上部署了游击分队，但由于这里距离豹子基地较远，美国顾问没空到岛上来查看，也无法清楚地了解岛上特务游击队的战术状况。更为糟糕的是，白翎岛基地指挥官威廉·A·伯克 (William A. Burke) 少校在一份发布于1951年5月下旬的报告中称，一支新的人民军内卫部队已经在江华岛上驻扎，并与特务游击队之间发生了交火。如果汉江河口两岛要成为美韩军防御计划的一部分，麦吉上校必须掌握他的部队在该地区的部署和战斗力，并加强对他们的掌控。

伯克少校指派罗伯特·I·香农 （Robert I. Channon）上尉访问这两个岛屿，与当地指挥官会面，并亲眼观察他们的部署。香农上尉是第三游骑兵步兵连的前指挥官，他之前一直养伤中，自然很高兴能接下这份不用冒险到敌后去的巡视任务。1951年5月底，香农上尉和一名翻译离开豹子基地并进行了为期约三周的巡视工作，随后他向麦吉上校和伯克少校简要地介绍了这两个地点的概况。根据香农上尉的评估结果，麦吉上校决定在汉江河口建立一个新的指挥基地，以更好地协调和指挥特务游击队的活动。

麦吉上校选择使用原豹子基地上的人员来组建这样一个小型指挥与控制 (C&C) 小组，并将其派往汉江河口群岛。这个小组在组织上仍隶属于豹子基地，以便伯克少校仍然可以集中管理整个西海岸地区的特务游击队的活动，对于这个新组建的独立单位，他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来负责。麦吉上校选择了他的首席教官、原贝克部门的培训顾问小尤金·M·佩里（Jr Eugene M. Perry）少校，佩里被指派带着两名无线电操作员来控制汉江河口游击队，并与豹子基地及附近的美韩军部队保持联系。1951年6月21日，这个代号佩里特遣队（TF PERRY）的小组开始正式在京东岛上工作，其负责范围为从东边的江华岛到西边的延坪群岛，下辖四支独立部队，总计拥有特务2000余名。

尽管佩里少校最初将指挥部设在京东岛，但作战需求迫使他迁往更东边的地方。由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与金浦半岛的美韩军正规部队进行协调，因此他于1951年7月12日将总部迁至江华岛，以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佩里特遣队在美韩军防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到当年年底，它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游击战单位：狼群部队（TF WOLFPACK），可以直接向游击司令部报告。

京东岛和江华岛

早在佩里特遣队成立不久后，1951年7月1日麦吉上校就放弃指挥权，前往美国本土的陆军战争学院培训。在位于大邱的第八集团军前线总部，麦吉上校的副手、塞缪尔·W·科斯特 (Samuel W. Koster) 中校接管了韩国特务游击队的指挥权。科斯特中校于1942年毕业于美国军事学院，也是一名二战陆军老兵，曾担任麦吉上校的副手长达两个月。虽然那段短暂的经历让他对游击作战和特种作战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科斯特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自己上任后的职责，因为他卷入了一场接近于重大灾难的特种作战行动。

在科斯特中尉接手韩国特务游击队指挥权的两周前，美军又执行了一次代号为“喷火行动（Operation SPITFIRE）”的特种作战，这次作战将对之后的深入敌后特种作战产生深远的影响。喷火行动的内容是首先派遣5名特工跳伞进入半岛北部，并在其中部山区建立一个长期的游击基地，组织当地右翼民众与人民军作战。这是一次涉及57名特工的大规模特种作战行动，这5名首波特工包括一名英国军官、两名美国中士和两名韩国人，剩下的特工将随后分三批跳伞潜入预定区域。由于吸取了1951年3月弗吉尼亚一号行动惨败的教训，这次行动的规划和演习都有所加强。

结果1951年7月6日，中朝联军察觉到了喷火行动的目的，并迅速调来讨伐队，当场打死打伤美韩军特工数人，其余特工被迫分散躲避。在躲藏了20天后，最终只有少数幸存者撤入美军第35步兵团的阵地，科斯特中校在营救喷火行动幸存者中费了好大功夫，但事实证明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科斯特中校

远东司令部在执行深入敌后的援救行动时遇到的诸多困难，促使其改变了空投特工部队的组成，不再有美国人或英国人被派去执行“远距离空降潜入朝鲜的任务”，因为远东司令部认为，深入朝鲜山区的非亚洲人是根本无法融入当地民众之中、在严格管理的朝鲜基层社会组织中生存下来的。当然，韩国特务在潜入北方陌生地区后，生存机会也非常渺茫，但远东司令部更关心的是美国人的伤亡数字，而不是韩国特务的。这一变化也导致经验丰富的美国特工无法参与深入敌后的任务，未来的空投特工将不得不由未经训练和缺乏经验的人员组成。弗吉尼亚一号行动和喷火行动虽说都失败了，但经验丰富的美国和英国特工在其中的撤退行动中发挥了决定性领导作用，这也导致之后的深入敌后空降任务注定完全失败。

远东司令部则依然坚持其决定，他们认为根据以往经验表明，“美国特工很容易通过体型、外貌和语言特征来识别”，他们不可能摆脱长期的追踪。因此远东司令部不同意《陆军野战手册》（Army Field Manual）中有关游击行动的内容描述（FM 31-21），该手册主张美国顾问必须在游击行动中提供现场指导和支持。远东司令部建议对这一内容进行修改，认为“在这个战区（朝鲜），只有本地出身的特工才能在敌后安全行动。” 在远东司令部看来，非正规战只能“在友军控制的基地附近发起和实施，包括岛屿、水面舰船或敌后据点”，来自附近基地的火力和增援可以用来“救助”陷入困境的队伍。

显然，喷火行动的失利导致远东司令部有些反应过度了。虽然远东司令部的决策者可能有理由让美国人退出深入敌后的空降任务，但没有理由禁止美国人参加所有空降行动，根据定义，空降行动也包括援助陷入重围的敌后部队和近距离空降行动。也就是说，除非远东司令部认为它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缺乏营救美国特工的能力，事实上，如果能得过美国顾问的现场指导，成功的近距离空降行动将有助于增长参与行动的韩国特工的经验，以便他们执行更远距离的空降任务，增加他们的生存机会。总之，其他事态的发展也限制了游击行动的进展。

1951年7月10日，朝鲜战争停火谈判正式开始。谈判的开始对游击行动产生了直接影响，美国对谈判的推动等于是向许多韩国人表明，美国人正在从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政策转向恢复战前南北对峙现状的政策。战争目标的重大变化对韩国特务游击队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因为这些特务们希望推翻人民军并返回家园，谈判意味着他们可能永远无法返回自己的家乡，并迫使他们做出选择：是返回家乡并接受左派的统治，还是融入半岛南方的社会。这两种选择显然都能不令人满意，一些特务开始质疑，为什么他们要继续为一个失败的事业冒生命危险。

尽管受到谈判的负面影响，一些关于韩国特务游击战的研究仍指出，1951年特务游击队的士气似乎相当不错，不仅战斗行动的数量翻了一番（从1951年的平均每月101起增加到1952年的每月221起），特务游击队的规模也从大约6000人稳步增长到20000多人。即使减掉那些虚报的统计数字，这也说明特务游击队仍然是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尽管大部分袭击行动更多的是为了特务游击队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远东司令部，但这些袭击行动仍然迫使中朝联军不得不采取措施，并对沿海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害。这些成功的袭击行动不仅鼓舞了特务游击队的士气，还减轻了美国顾问的负担。

1951年8月，美韩军总指挥官马修·B·李奇微 (Matthew B. Ridgway) 将军希望加强对开展非正规战的各部队的控制，为此，来自各军种和机构的近十几个不同单位开始与韩国特务游击队合作，但由于缺乏总的协调机构，造成了许多问题。首先，这导致特务游击队的情报获取或目标袭击等业务方面存在范围重叠，其次，这也导致了多起自相残杀事件。为了纠正这些问题，远东司令部在情报部门（G-2）的框架下组建了一系列新的战区级参谋部门。

第一个临时组建的单位是远东司令部联络大队（FEC/LG）及其驻韩协调单位——韩国远东司令部联络支队（FEC/LD [K]）。由于未能达到纠正的目的，一个新的单位——韩国侦察活动联合司令部（CCRAK）又宣布成立。但但远东司令部情报部的这些“创可贴”式的补救措施，对第八集团军的游击战实践几乎没有影响。在部队层面，游击司令部继续按照其成立以来的方式运作：几乎没有来自上层的指导。这些强行设立的战区参谋部门的尝试对韩国特务游击队、他们的顾问或培训教官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远东司令部尝试建立战区级游击司令部的一个积极结果是，它在远东司令部联络大队中招募了一位新军官，他将对在半岛北部的游击战活动产生直接影响。这个人就是杰伊·D·范德普尔 （Jay D. Vanderpool）中校，麦吉上校一样，他同样是一名二战老兵，拥有在菲律宾抗日游击队服役的经历。在韩国，范德普尔中校利用他二战期间在菲律宾游击作战中学到的经验，将特务游击队的活动与不断变化的美韩军战略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事实证明，这项任务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随着1951年7月26日联络大队的成立，范德普尔中校成为协调科斯特中校的游击司令部与远东司令部情报部参谋人员之间联络的“中间人” ，后来他也自然接替科斯特中校成为游击司令部的指挥官。

与菲律宾游击队一起捕捉日军的范德普尔中校

到1951年8月初，美国领导的韩国特务游击队袭击朝鲜的目标已有六个多月了，随着停战谈判的进行，中朝联军利用这个机会将新的注意力集中在麻烦不断的西海岸各岛屿和占领这些岛屿的令人憎恶的特务游击队身上。尽管美韩军谈判代表已将这些岛屿作为筹码“摆在谈判桌上”，试图用它们换取对靠近北纬38度线的朝鲜古都开城的控制权，但韩国方面却不肯愿意轻易放弃这些岛屿。特务游击队控制的岛屿为美韩军的活动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而所付出的资源的投入却很小，因此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方面也有不少人无论如何都想保住这些岛屿。

一位谈判代表指出，“可能无法将西海岸沿海岛屿的军事价值与它们的面积总和等同起来”，这意味着“这些岛屿具有一些真正的战略价值”，远远超过了简单的领土交换协议的意义。更现实的是，一些谈判代表还意识到，如果中朝联军在停战谈判桌上未能成功获得这些岛屿，“他们将试图重新夺回”这些岛屿。不管怎样，当中朝联军利用停战谈判来分散美韩军的注意力，并试图以武力夺回西海岸各岛屿时，很少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

1951年8月，朝鲜宣布美国人“肆意采取……挑衅行为”，因此无限期暂停停战谈判。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中朝联军以谈判失败为理由，试图消灭韩国特务游击队并夺回这些岛屿。首波袭击中有一次发生在东海岸地区，目标是柯克兰特遣部队位于松岛的前沿基地，松岛是一座礁岩小岛，距陆地仅900多米，位于停战分界线以北约50英里处。1951年8月3日午夜刚过，这支小部队的特务们就在爆炸声、轻武器射击声和刺耳的尖叫声中被惊醒，部队现场指挥官约瑟夫·R·乌拉托斯基中尉判断：“射击火力之猛，绝不会不仅仅是例行侦察。”

乌拉托斯基中尉当场决定，全员乘坐小型机动汽艇撤离该岛。但在离开之前，西里尔·A·特里茨（Cyril A. Tritz）下士启动了一个引信点火器，该引信点火器与岛上弹药库中的一大箱弹药相连。特里茨下士的这一“临别赠礼”，加上撤退后美军舰艇对松岛长时间的舰炮火力覆盖，杀害了大部分登上岛屿的人民军官兵，其他少数幸存者也因此变得士气低落。结果，仅仅几天后，美国人重新占领了该岛。

1951年7月韩国特务游击队活动区域

西海岸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袭击事件，中朝联军从北部的鸭绿江口开始，逐一攻击韩国特务游击队控制的岛屿。从8月到11月，中朝联军收复了一个又一个岛屿：埃岛、玉岛、龙义岛、新美岛、卡岛和苏华岛，这些岛上的韩国特务游击队都被赶回他们在北部群岛地区的主要据点大和岛。随着岛屿争夺战愈演愈烈，中朝联军开始使用昼间轰炸和岸基重炮轰击等作战方式，美韩军则出动喷气式战斗机、轰炸机和海军炮舰进行回应。大和岛之战给双方带来了好坏参半的结果：美国人赢得了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空战，在大和岛空战中击落12架中国志愿军的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但最终中国人还是将特务游击队赶出了西北海岸群岛并短暂占领了该岛。游击司令部也付出了很高的伤亡代价：两名美国军官被杀，三名英国军官和一名美国中士被俘。

尽管韩国特务游击队很快就夺回了几个岛屿，但这次挫折迫使远东司令部重新评估其他岛屿的防御计划。为了防止未来再发生类似的损失事件，远东司令部责成美国海军全面负责东西海岸地区的岛屿防御。远东司令部还正式授予韩国特务游击队协助海军作战的任务，到1952年1月后，岛屿防御成为韩国特务游击队的一项主要任务。由于特务游击队在战区级作战计划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远东司令部决定再度加强对特务游击队活动的控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再次在战区一级重组特务游击队。

1951年12月10日，远东司令部将第八集团军第8086部队司令部重新改组为远东司令部联络大队第8240部队的一部分，正式将韩国特务游击队置于韩国远东司令部联络支队参谋人员的作战指挥之下。这对各特务游击部队的影响其实不大，唯一有影响的变化就是范德普尔中校将拥有直接指挥权，而科斯特中尉则将成为他的作战和训练参谋。范德普尔中校将负责规划韩国特务游击队的日常活动，并直接负责所有特务游击队的行动、训练和管理。

在接下来的十六个月里（直到1953年4月范德普尔中校离开韩国为止），范德普尔中校一直都是特务游击队及其顾问的唯一最高指挥官。他提供了稳定的领导，并使游击司令部免受联络大队和侦察活动联合司令部所特有的永无休止的不确定性、战略方向的缺乏和优柔寡断的影响，游击司令部的人都知道他们该向谁负责。二战老兵、狼群部队指挥官理查德·M·里普利少校更是明确表示，“我收到的唯一作战指导来自范德普尔中校”。里普利少校冷静地观察到，侦察活动联合司令部在游击战行动中根本就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只是指挥系统中的一个层级”，对他如何管理特务游击队没有任何影响。最重要的是，侦察活动联合司令部、远东司令部联络大队和类似的战区参谋部门对第八集团军的游击行动的指挥缺乏真正的影响。

范德普尔中校很快被证明是领导游击司令部的合适人选，他出色地填补了因远东司令部情报部参谋部门的不断变化及其多次的重组而造成的指挥真空。范德普尔还为韩国特务游击队提供了急需的稳定性、方向性和重点性，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开展行动。与麦吉上校一样，范德普尔中校发布了明确的指导性和方向性的规划文件，这些文件决定了特务游击队该如何进行训练、演习和开展行动。

1952年4月，范德普尔中校发布了《1952年游击行动大纲》，这是针对他手下的特务游击队指挥官们所发出的简洁指示，为战术、作战、空中和海上支援、目标优先顺序以及其他相关问题提供了广泛的指导，这些指导将不同的特务部队塑造成各具特色的部队，也使得特务部队的组织更有凝聚力。这些指导更多地是为了“指导，而不是限制”特务们的活动，这表明范德普尔中校在指挥游击战时重视下属们的判断。

该大纲文件提醒他的部下“避免试图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赢得战争”，并告诫他们，当优势“转移到敌人那边时，就赶紧跑，改日再战”，他补充了他在菲律宾抗日游击队工作期间学到的合理建议：“打了就跑，打了就跑，打了就跑。”这一游击战术的目的在于用速度和出其不意来代替规模性，并帮助特务游击队指挥官制定了他们自己的作战计划，重建了麦吉上校早些时候建立的坚实指挥和控制框架。

其他举措也显示范德普尔中校对韩国特务游击队的影响力之，他帮助创建了“游击队步兵”营/团 (PIB/PIR) 组织结构，并更新了远东司令部的游击战第二阶段作战计划，该作战计划明确规定了每支韩国特务游击队的任务和执行任务所需考虑的因素。范德普尔中校指挥夺回一些被中朝联军收复的岛屿，并安排了火力支援，帮助制定了有效的防御反击计划。比如在狼群部队所控制的巡威岛上，韩国特务游击队在美军空中和海上炮火的支援下，成功击退了一支 3000余人的人民军部队的两栖攻击。范德普尔中校还下令对中朝联军重要的雷达站点和司令指挥部进行游击袭击。此外，他还为受过专业特种战训练的人员抵达敌后战场铺平了道路，虽说他们直到战争末期才抵达欧洲。在他的领导下，韩国特务游击队从约6千人发展到2万多人。

在范德普尔中校的监督下，韩国特务游击队在朝鲜战场上的整体角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1年底争夺西北海岸岛屿的残酷战斗增强了被特务游击队保卫的敌后重要据点的意义，并使这些据点成为美军其他部队的前线基地。因为韩国特务游击队控制的岛屿非常适合雷达部队建立信号拦截站，它们还可以充当救援直升机的安全降落点，致力于营救被击落的飞行员。在朝鲜战争的后期停战阶段，第八集团军的大量情报来自于从这些岛屿发起的游击行动和特工渗透。

此外，由于韩国特务游击队占领了控制黄海多个咽喉要道的关键岛屿，为美韩军提供了作战优势。这些岛屿把中朝联军的海上活动限制在鸭绿江口、镇南浦和海州等港口城市以及重要的汉江口内，并迫使中朝联军对前线的物资输送都通过公路或铁路进行，从此成为被美军轰炸机所重点关注的目标。

韩国特务正在练习使用 AN/GRC-9无线电收发机

为了保持这一优势，远东司令部做出了一些改变来加强岛屿的防御。1952年1月6日，远东海军司令部责成美国远东海军舰队负责保卫38度线以北的东西海岸所有岛屿，并专门组建了一支新部队——美韩军封锁和护航部队（TF 95），以“为守卫前哨的韩国海军陆战队和特务游击队提供支持”。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美韩军首次将北部岛屿防御的海上、空中和陆地部分的支援任务交给了一名指挥官独立完成。不到一个月后，韩国特务游击队就在鸭绿江口的新岛上击退了人民军一个大队的进攻。

其他岛屿上也都出现了类似情况，在美军飞机和海军炮火的支援下，范德普尔中校的特务游击队重新占领了他们之前丢失的一些岛屿，这些岛屿前哨基地再度成为重新开始的停战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远东司令部最终承认范德普尔中校的特务游击队是岛屿防御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并向他们提供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到1952年底，游击司令部经历了数次更名，除了将原来的“驴”和“狼群”部队重组为游击队步兵营（PIB）和步兵团（PIR）外，还在贝克部门编制下组建了一支特殊的游击空降步兵团（PAIR），并接受游骑兵类型任务的训练。1952年12月，范德普尔中校的游击司令部正式更名为联合国韩国游击队（UNPFK）。虽说如此，韩国特务游击队仍然受美国人而不是联合国机构的指挥，而这些所谓的“营”和“团”的组成也千差万别。

从表面上看，这样的变化似乎很引人注目，但它们实际上只是装饰性的“创可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更名并没有重组部队来创建标准化的部队，也没有产生任何能实质性的改变和影响特务游击队运作方式的因素。在实际行动中，韩国特务游击队仍继续使用原来的部队名称，所谓的重组并没有解决特务游击队的主要问题，即随着停火谈判的不断进行，他们的士气也在逐渐下降。

到1953年春，大多数人已经相当确定，美韩军将同意与中朝联军停战，这意味着南北方之间将形成新的陆地边界，而远东司令部会将把北纬38线以北的岛屿移交给朝鲜。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韩国特务游击队的家园将继续处于人民军的控制之下。由于在韩国南方无家可归且缺乏公民身份，停战协定将使游击队的特务们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他们完全得不到什么，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战斗。

对韩国特务游击队造成的另一个沉重打击是1953年4月14日他们的指挥官范德普尔中校的离职。范德普尔中校离开后，来自侦察活动联合司令部的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参谋被授命负责指挥特务游击队。但没有人能完全填补范德普尔中校的空缺，游击司令部基本上是在“自动驾驶仪”上运作，没有一位经验丰富且关心游击队的领导人来指导他们度过那个关键时期。

直到1953年8月，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国民警卫队的格伦·E·穆格尔伯格 (Glenn E. Muggelberg) 中校主持了该部队的解散工作后，才被任命为特务游击队的新常任指挥官。尽管穆格尔伯格中校之前在侦察活动联合司令部作战部工作时获得了一些关于游击作战的知识，但他之前从未担任过作战指挥官。穆格尔伯格中校后来回忆说：“回想起来，如果我们下定决心要利用这一资源实现什么目标，我们本可以更早地发展出一支更有能力的部队。”

穆格尔伯格中校

在停战协议签署前的最后几个月，中朝联军又从前线转移了大量部队，来更好地保护后方和侧翼地区。从1953年3月至6月，“在朝鲜西部沿海地区承担海防任务”的中朝联军兵力从146300人增加了到了203900人，增长率达到25%，这些新增加的兵力无疑使得在同一地区活动的韩国特务游击队变得更加危险。

游击司令部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敌人的威胁日益增加，以及对停战后个人地位的担忧加剧，这些因素明显影响了韩国特务游击队的士气，导致战争最后几个月的游击活动频率明显下降。1953年4月，特务游击队共报告了232次战斗行动，到6月，该数字已下降至87次，虽然到7月该数字又小幅度回升至112 次，这是由于侦察活动联合司令部在最后阶段发布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命令，到最后特务游击队还是奉命从最北部的一些岛屿撤出。到1953年4月以后，大部分游击行动都发生在近海浅水区域，其目的是获得补给和牲畜，以改善特务们的生活条件，此时大多数特务认为战争已接近尾声，提高自己的生活待遇是他们唯一可做的事情。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分配到特务游击队的美国顾问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3月，第一批经过陆军特种部队训练的军官和士官抵达韩国并被派往特务游击队，直到战争结束前，威斯康星大学才开始训练专门从事游击战指挥的人员，由于这些人抵达韩国的时间太晚，以至于他们无法对特务游击队的行动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朝鲜战争结束时，游击司令部内部一片混乱，因为司令部成员要对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命令和指示做出回应。在没有常任指挥官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使特务游击队免受远东司令部各参谋所发布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甚至相互矛盾的命令的影响。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侦察活动联合司令部命令特务游击队从最北部的岛屿基地撤退，第二天早上却又告诉他们要夺回刚刚放弃的那个岛屿。正如穆格尔贝格中校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必须努力在其中一些已经放弃的岛屿上重新发起反击，结果导致我们失去了一些优秀指挥官，包括一位年轻的中尉，我希望我能记住他的名字，他是第一游击团的一名优秀军官，在那次行动中阵亡。” 这名中尉应该是约瑟夫·M·卡斯特罗 (Joseph M. Castro)，他是一位刚抵达韩国的特种部队毕业军官，于1953 年5月27日阵亡。

1953年6月12日左右，游击司令部解散了延坪岛的第五侦察区，并将岛上的特务游击队转移到西海岸的其他岛屿。与此同时，第6团从大同江口附近的草岛向南撤退到仁川附近的龙游岛。在这种情况下，特务游击队的家属也被重新安置。停战协定签署时，所有特务游击队都已撤离三八线以北岛屿，只有少数志愿团体保卫着被划给韩国的剩余岛屿。远东司令部更是特别下令，“停战后疏散地区不得留下一个白人”，但授权特务游击队可以埋下武器和弹药，以防战事重新爆发后重新夺回岛屿。尽管在停战后几个月，一些零星的袭击和战斗行动仍时有发生，但特务游击队的历史任务还是最终走到了尽头。

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中，远东司令部最值得关注的成就就是韩国特务游击队的成功复员。过渡阶段被认为是游击队组织运营中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当前的理论指出，“过渡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前抵抗运动成员可能诉诸派系争端、土匪行为或图谋颠覆新政府。” 因此游击司令部特务游击队宣布解散时，非常关注于如何使它的组织机构不复存在。幸好《陆军野战手册》的FM 31-21部分中关于游击战的组织和行为一节，对于如何将特务游击队转变为平民或将他们编入正规部队也有着详细的指导。

战争结束时各韩国特务游击队的位置

在开始复员之前，有必要首先确定韩国特务游击队成员的公民身份。1953年8月16日，侦察活动联合司令部司令阿奇博尔德·W·斯图尔特准将与韩国国防部长孙元一达成了一项协议，在韩国国防军编制内成立由美国出资赞助的第8250部队，所有特务们的组织关系都将转移到这支部队。根据协议规定，韩国国防军负责对即将成为国防军士兵的前特务们进行管理、甄别和训练。

1953年9月下旬，游击司令部进行了最后一次有文件证实的重组，联合国韩国游击队被更名为联合国韩国游击队步兵团（UNPIK）。与之前的多次更名一样，这次更名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甚至连与之相关的组织变化也没有。之所以多了一个“步兵”的名称，完全是装饰性质的，其目的是为了使部队里的美国顾问有资格根据在其“步兵”部队服役的经历而获得美军战斗步兵徽章。尽管许多美国顾问此前因为与特务游击队的并肩作战而已经被授予战斗步兵徽章，但一些侦察活动联合司令部的参谋认为，更名将澄清他们在停战协定下的地位。

特务游击队的最后解散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尽管几位美国顾问在接近这一重要历史里程碑时带着一定程度的惶恐。从1954年2月23日开始，美国顾问在每个游击步兵团进行最后的列队、颁发奖状、收集武器和弹药，然后将其运送到韩国国防军的指定收集地点。特务们被允许保留他们的小型武器，至于其他长枪、机枪、迫击炮、手榴弹、爆破材料和火箭筒都得全部交出，最困难的工作莫过于在数百个武器收集点对这些武器的清点工作。

狼群部队的一个弹药库

到1954年3月7日，复员工作已经完成，大约1万名游击步兵团的特务成功成为韩国国防军官兵，另有大约2000名特务偷偷跑回在北方的家乡，剩下的复员特务们则都留在韩国，并表示“我们将留在这里继续战争。” 然而事实上，一旦特务们被转移到韩国国防军的名下，大部分人都会很快被部队解聘，只有少数军官可以保留与原来军衔对等的职务。当然，所有人都能收到自己的韩国公民身份文件。在过渡期间，一些美国顾问仍将担任特务游击队的指挥官，直到复员工作完全完成。

总结: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游击战指挥效果如何？在战术层面上，它算是相当成功的，因为韩国特务营游击队打了就跑的战术非常致命。特别是西海岸地区的部队，充分利用了他们对地形、风俗和人民的深入了解，发挥了巨大的价值。游击队的特务们是狡猾的战士，而且往往无所畏惧。他们进行了残忍的战斗，因为深知敌人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在他们成立的第一年，在美国人想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之前，他们在对抗训练有素的中朝联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美国远东司令部让韩国特务游击队失望了，它未能确立特务们在战区层面的关键作用。在1951年至1952年间，韩国特务游击队一度可以在作战任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期间，他们得到了黄海道当地右翼民众的广泛支持，因为许多特务就是黄海道本地人。1952 年，他们在那里的活动相对比较轻松，但远东司令部没有努力利用这种情况，甚至没有意识到其影响。尽管韩国特务游击队通过守卫美韩军战线侧翼的重要岛屿，为正面战线的战斗做出了坚实的贡献，但他们的潜力却被低估了。

在美国陆军内部，很少有人从这首次有意识地组建和使用特务游击队的努力中吸取任何的教训。军事研究机构没有兴趣从许多与特务们并肩作战的官兵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并为他们提供优化建议。事实上，美国顾问们反而被警告不要谈论他们在韩国特务游击队的经历，即使这些人返回美国布拉格堡向新一代的特种部队官兵传授游击战的技巧。

对于韩国特务游击队来说，幸运的是，他们总体上得到了很好的领导。麦吉上校于1951年初奠定的良好基础，以及范德普尔中校的出色指挥，为特务游击队的日常运作和管理奠定了基础。两位领导人都利用他们在二战中的经验创建了一个成功的游击队组织，该组织构成了远东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特务游击队顾问虽然没有接受过韩国文化和语言的培训，但仍能勇敢地面对挑战，并与游击队的特务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国顾问们与韩国特务们一起生活、工作，在最少的资源供给下执行了非常困难的战斗任务。

韩国特务游击队及其顾问所取得的成功一直延续至今，使得今天的韩国仍控制着三八线沿线及汉江河口的多个岛屿，另一个持久的贡献是持续而密切的美韩特种部队关系。最后，美国和韩国都意识到了游击作战在未来朝韩冲突中的价值和作用，一旦半岛战事再起，两支特种部队将组成联合非正规战特遣部队（CUWTF），执行与第八集团军游击司令部类似的任务，这也一直体现在韩国军队的口号“ katchi kapshida”（我们一起前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