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谦与陈永贵生死交

作者: 陈为人

我问孙谦的夫人王之荷：“人之常情，总是希望叶落归根。我感到有些纳闷，孙老的临终遗言，为什么不是想把自己的骨灰埋回故里，而是要撒到大寨的虎头山上？”

王之荷：“我也问过他，可是他摇了摇头。”

王之荷讲：“老孙那个时候是在生病期间，他那时候就不能看东西了，一看就头晕，在晋祠疗养院还住了一段时间。他那时候脑神经不太好，神经官能症，看人都是无精打采痴痴呆呆的那个样子。一天，他无意间听到广播，说大寨遭了灾，就是山西日报那篇文章，说大寨怎么怎么样抗灾。他听后就激动得不行，眼睛发亮，精神好像也一下好起来。那时候大寨还没像后来宣传得那么厉害，许多人还不知道山西昔阳有这么个小山村。他听了广播，躺不住了，带了些药，带病就去了大寨，住在那儿，一直到写出初稿。……是这么个背景，我是给你讲他这个大寨的情缘。”

大寨把孙谦从命运的困厄中解救出来。撰写大寨，成为孙谦命运的拐点。

大寨人在灾害面前，继提出“三不要”之后，很快又提出了“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现在有不少的县，把能申请成为‘贫困县’，吃上国家的救济粮，认为是聪明能干，沾了便宜。躺在国家身上坐吃现成。就是不想办法脱贫。后来发展为物质刺激压垮一切，再不提什么精神的作用……

陈永贵说：“我们真的傻？我们不傻。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集体，人民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能够战胜的灾情，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要依赖国家呢？不能只看到当时国家给我们那么多财富，要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那样下去，会不会使大寨的贫下中农社员养成遇到困难就依赖国家，躺到国家身上呢？”

激情是打火机，它能把人点燃得热血沸腾。孙谦为陈永贵的人格力量所打动，为大寨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人毕竟不是动物，人总还是要有点精神的。孙谦和陈永贵在人格力量上发生了共鸣！

孙谦说：“1963年，我在大寨生活了四十来天，写了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

《大寨英雄谱》影印件

孙谦的《大寨英雄谱》介绍了大寨事迹，引起中央重视，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使大寨驰名中外。

孙谦生前，我与他谈起他的《大寨英雄谱》。我说，还在中学生时代，就读过您的这篇报告文学，正是从您的笔下，使我了解了一个大寨，一个陈永贵。那是一个放飞理想的时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孙谦说：我就是个农民，所以大寨面对灾害时的事迹，就特别能打动我。我又没球多少文化，不是我写得好，是大寨精神感人。孙谦在谈到《大寨英雄谱》的轰动效应时还说：“我搞了多年创作，电影、小说、剧本都写过，没有料到一篇小小的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会打得这么响。”

孙谦马烽在大寨。王学礼提供照片

孙谦向我讲述过陈永贵当副总理后的生活细节：

陈永贵的烟瘾很大，他抽烟有个特点，就是从进门点着第一支烟开始，就不断火。左手指夹着的烟刚抽了半截，右手已拿起另一支，慢慢用手捏烟头，挤出一些烟丝后，把那半截烟栽在上边继续抽。他做这些动作十分熟练，连看也不看一眼。一盒烟抽完，烟灰缸里只有一根火柴棍，连一个烟屁股也不见。陈永贵一天得抽两三盒烟。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不是“熊猫”就是“中华”。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

孙谦抽烟有个特点：口袋里总是装着两种烟。待客用牡丹大前门，而自己则总是抽大生产。

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一位堂堂副总理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60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60块提高到100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36块钱。136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

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

俗话说，谁家锅底没点黑。可陈永贵就敢于自揭家丑。陈永贵自已在支部生活会上说：“我坦白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家里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要赶快还给人家……”

孙谦与郭凤莲。王学礼提供照片

孙谦说：“陈永贵每次出镜头，总是头缠白毛巾，身穿粗布衣。这么副打扮，仅仅是在做表面文章？不，我认为他始终还保持了一个农民的本色。”

孙谦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不是当官的“料”》。

孙谦是我印象里对当官最淡薄之人，按说，在山药蛋派西李马胡孙“五老”中，他资格最老。马烽在回忆孙谦的文章中谈到过这段经历：“在前方，我与孙谦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整三年，他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不论当队长还是当排长，从来没摆过干部的架子。对他领导下的小青年们，一视同仁。行军时看到谁走不动了，他就不声不响地把背包夺过来，加在自己的背包上。发现谁脚上打起泡，晚上就找根马尾，抱着你的臭脚给你穿剌，任你哭喊他也不松手。平素，他不在生活琐事上对我们吹毛求疵。可是如果你违反了军纪，或者是不认真学习、工作，他发起脾气来也够你受的。不过，大家都还是愿意在他的领导下生活。”后来，其它四老一个个都“后来居上”，成了孙谦的顶头上司，他却一点不计较，反而风趣地说：“这个世界上即使就剩下两个人，我也永远是那个被领导的。”

孙谦大概正是从陈永贵身上，发现或者说是寻找到一种惺惺相惜的共鸣。

孙谦说过的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至于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那是后来的事。我完全是把他当一个朋友。他也是把我当朋友，心里有什么憋闷的话，也愿意对我说。”

孙谦与陈永贵。王学礼提供照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永贵从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

陈永贵飞黄腾达后，孙谦与他久未联系。当得知陈永贵已经从副总理的职位上下来了，分配到北京东郊一个农场里当顾问，家也从钓鱼台搬到复兴门外的一套公寓里闲住。1982年秋，孙谦与马烽为修改一部两人合作的电影剧本，住在北影招待所，猜想陈永贵此时的心情一定不好，平日里门庭若市，如今门可罗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老朋友理应去看望他。于是，两人上街买了两瓶好酒和一些下酒菜，又请北影食堂赵师傅连夜做了两只卤鸭子。赵师傅在海淀区一带是颇负盛名的厨师，最拿手的菜就是卤煮鸭子。

马烽讲述过他与孙谦一起去看望陈永贵的情形：

“在喝酒闲聊中，看来陈永贵对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完全不是我们猜想的那样。他觉得这样倒好，无官一身轻。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让他去京郊农场当顾问，而不让他回大寨。他说大寨的干部和社员，不断有人来看他，都希望他早点回大寨去。可是这事不由他，他得听从组织的分配。不过他迟早还是要回大寨去，他离不开那里的土地和干部社员。他说如今他们受到社会上很大压力，一提起这事，陈永贵不由得就激动起来，特别是喝了几杯酒以后，竟然对着我俩发开火了。他说，如今大寨人到了外面，连头都抬不起来，有些人故意在他们面前放凉腔，什么‘学习大寨，人人受害’，什么‘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等等。他冲着我俩说，大寨情况你们知道，是不是除去种庄稼什么都砍光了？粉坊、猪场、砖窑是发展了还是砍了？果园是不是这些年才发展起来的？陈永贵还说，有的地方把好好的经济林砍了种庄稼，这是大寨让你砍的？大寨人千辛万苦在搞人造小平原，可有的地方把平展展的耕地改成梯田，这叫学大寨？大寨人把陡坡修成梯田，开山打料石筑起那么多田梗，流了多少汗水？你以为大寨人天生就那么贱？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什么？天上能掉下馅饼来？陈永贵还说，如果说工作中有缺点，有失误，我承认。主要应该由我陈永贵承担，不能让大寨所有的干部和群众分摊。这些年他们也够辛苦了，如今再受上一顿窝囊气，谁心里能服？他们到我这里来，委屈得都哭了，我也为他们抱屈……陈永贵还说，咱们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说起风好来，什么风都沾；说起雨不好来，什么雨都不沾。以前是什么工作都要学大寨，不管什么现场会也要在昔阳、大寨召开，你不同意开，就说你骄傲自满，瞧不起这项工作，好像只有在昔阳、大寨开才够分量；如今是昔阳、大寨什么也不沾了，什么上不去也是学大寨的过错。陈永贵冷笑着说，谁爱说什么说去吧，我不在乎。反正这些年修下的高标准海绵田在耕种，修下的渠道还在浇地，旋下的新石窑社员们住着。这些年上缴了多少公粮，卖了多少统购粮，粮库里账本上记着，我相信一句话：金盆子打了分量还在着哩！”

1975年孙谦与宋立英及女儿合影。王学礼提供照片

孙谦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陈永贵跟我一样，他就不球是个当官的料。硬是活生生让政治给毁了。”陈永贵谈起他当副总理的事，说过这样一番话：“这副担子太重，老实说，我挑不动。可是没有办法，毛主席周总理安排的，只能硬着头皮挑！”他说他曾向中央写过辞职报告，没有批准。毛主席批示：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到外地，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他此后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安排工作。

1994年，山西作协与省电视台到大寨拍孙谦的专题片。孙谦一进村，就上了虎头山，带了一瓶汾酒，到陈永贵墓前祭奠。他情不自禁，老泪纵横。也许就是在那次祭奠中，孙谦已然下定决心，身后要去陪伴无比寂寞凄凉的生前友好陈永贵。

孙谦女儿王笑宓在访谈中说：“96年安葬的时候，我爸他并没想的还要建坟，说的是把骨灰洒到虎头山上做肥料。可大寨郭凤莲说，不能这样，大寨人不能忘记孙谦对大寨的贡献，大寨人为他建了坟，当时还没来得及刻墓碑。上了虎头山，我妹笑非一边抽泣一边从手中的骨灰盒中取出白白的骨灰撒在沿途的树根下。郭凤莲还说，象征性地洒一点就可以了，还是要安葬在墓园里。那次，作协的许多同志都去了，还在大寨的招待所开了个座谈会。郭凤莲还动情地讲了话，回忆起我爸当年在大寨采访时的点滴往事，以及大寨人对我爸的深刻印象……”

1996年4月孙谦骨灰安放仪式。王学礼提供照片

王笑宓还说：“我爸他当时这样说的，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树碑，就是一切从简，不要搞花架子，就把骨灰洒到大寨的虎头山上就行了。他为什么这样想，当时都没解释，我是猜测：他也不是有多高的觉悟多高的境界，他只是一种朴实的感情。我爸可能认同陈永贵这个人，认同陈永贵代表的这种‘大寨精神’，我是这么想。而大寨人为我爸所做的一切，也是对他人格的一种认同吧。”

我说：“我完全可以理解孙老的这种感情。孙老去世时已经是96年了，那时关于大寨的功过评价早已尘埃落定，陈永贵也已经失去了当年头上的光环。郭沫若的骨灰也在大寨，但他埋得那时候早了，78年，大寨还处于红火风光的时候。郭沫若把骨灰埋在大寨，有着政治上的趋炎附势之嫌。这也符合他的一惯做派。而孙老就不同了，96年，大寨已经失势，甚至已经成为负资产。陈永贵也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甚至退出了人们的记忆。而这时孙老还认定要把骨灰埋到大寨，与陈永贵作伴，则表现了孙老不以荣辱交朋友的人格，以及对自己认准了的信念，一种执着和坚守！时间是最好的显影剂，在貌似一样的形式下，掩饰得却是截然不同的心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