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长兄汪兆镛的游幕生涯

作者: 杜雪巍

不仕而隐，矢志史地

—-汪兆镛的游幕生涯

杜雪巍

引言

汪兆镛显然是属于清代浙江绍兴师爷这一行列的。汪兆镛的父辈曾随幕主前往广东番禺，并落籍于番禺。汪兆镛因生于番禺（捕属）其自然以番禺为籍。汪兆镛自幼聪颖，少年时跟随陈澧（东塾先生）就读于菊坡精舍。

汪兆镛在28岁时中得举人，又赴北京蒙光绪皇帝召见，被授以知县用。但其从吏部领取任职执照后，却没有上任，“不仕而隐”，遂四处游幕，以丹青笔墨，经史著述为生。

汪兆镛与中国近现代史上臭名远扬的汪兆铭（汪精卫）乃同父异母兄弟，汪兆镛为汪家长子。但他们兄弟的人生追求及人生价值取向却天壤之别。汪兆铭卖国求荣后，沦为不耻于人类的著名汉奸。得知他卖国求荣的噩耗，汪兆镛也告诫子孙们切勿卖国求荣，要远离逆贼。

汪兆镛“仕而不隐”，而选择了另一条远离政治的学术之路，进而成为岭南名满天下的大家，并专注于经史著述，著述等身。

辛亥革命后，汪兆镛亦拒绝了民国政府胡汉民、广东盐商公会，以及民国政要黄慕松要其任职民国政府的邀请。其避居澳门二十年，最终殁于澳门。

一．自幼聪颖，求学“东塾”

汪兆镛（1861年6月6日–1939年7月28日），字伯序，自号憬吾、慵叟，晚号清溪渔隐，别名微尚居士。“祖云道光壬午举人，遂昌县训学导诰赠，朝议大夫，祖妣氏薛诰赠，恭人；父淑同知县，诰赠朝议大夫，妣氏卢诰赠恭人；里贯广东番禺县捕属，原籍浙江山阴县。”其祖籍浙江山阴（绍兴）人，后其父随幕而落籍番禺，故其子也自然成了广东番禺籍。汪兆镛生于1861年6月6日（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汪兆镛“幼颖异，过目成诵，十岁能诗，十一岁遭母丧，哀毁如成人。”其少年跟随叔父汪瑔学于随山馆。次年，其被举为优贡生。24岁时，其考入学海堂专课肄业，成为陈澧的得意门生，其与后来的晚清新学巨擎梁鼎芬为同窗好友。因为得到陈澧（字兰甫、兰浦，号东塾）老师的教导，其后来编撰而成了《孔门弟子学行考》《补三国食货志》《补三国刑法志》。

《清汪微尚老人兆镛自订年谱》说：“三年丁丑十七岁：侍府君返省，住豪贤街，偕莘伯兄从番禺郑玉山先生栈读书。九月二十四日，娶妇陈氏。十一月，随府君客博罗县幕。二伯父赴韶州兰圃伯处，兆镛从二伯父读书，凡十三年。”这段文字，内容十分丰富。即1878（光绪三年），汪兆镛跟随父亲由外地返回广州，住在豪贤街。其与莘伯兄一同在番禺跟随郑玉山在其居住的客栈中读书。9月24日，17岁的汪兆镛娶妻陈氏。11月，汪兆镛又跟随父亲前往博罗县（今广东博罗县）游幕。二伯父到韶州（今广东韶关市）兰圃伯处读书。

《年谱》中还说：汪兆镛“十二年丙戍二十六岁：五月偕林容二君入都，寓宣武门外上斜街番禺馆，照章先赴礼部报到。六月二十四日，朝考。先一日祖定东华门内上驷院，元群房作小寓。黎明，至中左门点名，入保和殿……。”1887年（光绪十二年），26岁的汪兆镛前往北京参加乡试。当年五月，汪兆镛偕林、容二位一同前往北京，住在北京宣武门外上斜街的番禺会馆内。对于汪兆镛的这次朝考，其“翌日报到，取一等第十五名。”七月初六日，经清乾清宫引见，由五人一组进宫，再跪拜、报出姓名、籍贯。其“奉旨以知县用，随敬缮职名，赴鸿胪寺呈递谢恩折，并赴吏部领取执照。”此次汪兆镛赴京，领取任职执照后，继续在京城居住了数月，闭门不出。恐怕当时汪兆镛内心的矛盾十分激烈，其闭门不出在仔细斟酌自己的未来人生走向。当年九月时，汪兆镛离开京城返回广州。

尽管汪兆镛亦领取了任职执照，但汪兆镛并未到任。因为汪兆镛父子的志向都不在于到官府去任职，而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存。自此以后，汪兆镛又三次参与会试但均未得中。自此汪兆镛便对科举彻底失去了信心，结束了自己科举应试的生涯。但这当中也有一点令人困顿处，既然汪兆镛志不在官场，那么又何必在已取得知府任命再次去参加应试呢？除非这是汪兆镛对其任职的地点并不满意，抑或其在返家后屡次经历了丧子之痛后的一种另外选择？

因汪家祖辈便以幕客、师爷而谋生。《清代士人游幕表》记载说：汪兆镛“1891年应金武祥邀办赤溪县幕士。1892年应汉军启寿之邀。1893年底至1897年主严崇德遂溪、顺德县幕。1898年至1904年应同年李修之聘。”其在幕府中不断变化着自己的身份与角色，“主讲龙山书院。理刑名钱谷。办乐桂平埠。办理奏牍及钱谷事宜。”

即使要做幕僚，那也得不断地学习“刑名”律例。汪兆镛南归后，便辗转于赤溪、遂溪、顺德、乐昌等县出任幕僚。做幕僚的薪资虽然很微博，地位卑微，但他仍然在用心在做。因而其很受幕主的赏识，为自己今后也积攒了一定的社会名气。

二．随幕岑椿煊，专司奏章事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汪兆镛进入两广总督岑椿煊（1861年5月2日–1933年4月27日）幕府，专门办理奏牍，钱谷事宜。“云当时西林岑云阶制府奏陈要政多出先生手。”

岑椿煊图片

岑椿煊是一个顽固的保皇派，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西逃西安时，岑椿煊勤王有功，调赴两广总督。尤当此时，满清之政权也处于风雨飘摇中，亦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一种自强风气在满清各省风起云涌。岑椿煊初抵广州任上，在其闻得汪兆镛的声名遂邀其纳入幕府，专事奏章事宜。岑椿煊在重用汪兆镛的同时，却对另一位受到前任总督德寿（？–1903年）重用的广东南海县知县裴景福（1854–1924）不依不饶，将其革职，且“严刑峻法”的避居澳门的裴景福拘捕押回，流放至新疆。

岑椿煊任两广总督期间，持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在1905年寿终正寝，予以取消。于是在满清各省亦掀起了一股兴办学堂的热潮，当时“办学风气甚盛” 。然而此时对于两广总督治下的广东、广西两省也刮起了一股借助办学借机敛财的风气，当然此种敛财或为弥补地方财力对办学之投入不足，也有各级官员从中牟利的行为。广西柳州某官员便借兴办女子学堂之机，将其县属每亩加抽了三分的做法来增加对当地教育的投入。原本广西柳州的作法已经报请总督岑椿煊得到了批准，但却遭到了总督幕僚汪兆镛的驳斥。非但如此，广西巡抚却又在每亩加抽三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分，拨作学费。这样一来，就极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汪兆镛建议岑椿煊说：“官吏不得于所部内典当财物，并不得违禁取利，均俾有明条。今朘削贫民，是办学遭以府怨，驳斥另议核办。”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广东一位乡绅上疏岑督，对于将当铺每年冬季减息三个月的要求，请求予以通饬勿庸减息。但可以通过加收当铺饷银的办法来增加很多收入。汪兆镛建议说：“冬季减息原为体恤贫民起见，如照所议，贫民典衣，隆冬无力取赎，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之尤。筹饷而朘削单寒，不合，为批斥之。”曾有一位富商以诉讼方式，或以万金以祝寿的名义，希望汪兆镛予以斡旋来改变作法，仍遭到汪兆镛的严词拒绝。

由此可见，尽管汪兆镛位卑言轻，但他仍有着一颗悲天悯人，关注穷苦百姓生计的拳拳人道之心。可以说，汪兆镛的确没有具体施行哪一条具体政策的决定权，但他仍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尽着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而且这些分内事还能够兼顾到贫苦百姓们的点滴利益。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岁末，岑椿煊调任云贵总督。他临行前上奏保荐，奉旨授予了汪兆镛以四品顶戴的官衔，并调赴湖南任知县。然而汪兆镛矢志于钻研经史、金文和诗文，仍谢而不就这新的官职。

三．拒绝汪精卫力邀，避居澳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也就在辛亥革命爆发当年的四月，时年已经五十一岁的汪兆镛的四儿子从高等学堂毕业，后赴北京考试，中得了举人，然后便以一个七品小京官签分农工商任行走。

当年8月19日，武昌起义成功，汪兆镛的二子亦从武昌回到广东。9月19日，两广总督张鸣岐逃走，广东各州县的旧官吏纷纷逃离，国民政府广东政府相继接管了政权。到了十月，汪兆镛亦从韶关下辖的乐昌县返回到广州。“胡汉民邀办总秘书席，辞之。十一月初二日，至澳门寓小三寺街，粤盐商公举余为盐政局长，坚辞之。”

次年九月，汪兆镛再次从澳门返回广州，“辞乐桂埠席，闭门不出，精卫至广州。回家相见，余誓不任事。”

1913年七月，广州发生动乱，汪兆镛再次避居澳门。1915年二月，汪兆镛游历了广东旁边的罗浮山。遂后，“龙济光聘余为<广州通志>番禺总纂，却之。姚煜聘余为盐务顾问，却之。”

1916年二月，滇、桂军在广东交战，汪兆镛携带家人再次返回澳门。这一年，汪兆镛完成了《胜朝粤东遗民录》一书的编撰。也是在这一年，年逾56岁的汪兆镛到了罗浮山酥醪观，注籍成了道士，授道牒名永觉。至九月，广州动乱平定，他又举家返回番禺老宅。

1917年5月13日，皖系督军张勋北上借调停北洋政府的府院之争，反而拥立宣统皇帝复辟。段祺瑞政府出兵平定了张勋的复辟闹剧。北京如是乱局，而南方革命党亦邀请孙中山进入广州，建立国民政府大元帅府。避居澳门的汪兆镛这年编纂完成了《元广东遗民录》和《宋东莞遗民录》二书。

1922年五月，陈炯明呼吁孙中山下野，汪兆镛为躲避战争逃至澳门。到岁末十二月，汪兆镛返回省城广州。这年，汪兆镛因感于宣统逊帝之赐，其“蒙福字之赐”，前往刻了一枚“宣统辛亥后番禺汪氏赐福堂印”以为荣耀。

1923年2月19日，汪兆镛在完成了刻本《元广东遗民录》后，适逢其陈澧老师的生日，他又去陈澧先生的菊坡精舍祭奠。尽管菊坡精舍屡经战乱，变成了荒芜的废墟，但汪兆镛回忆起当初跟随陈澧老师的日日夜夜，那过去的一幕幕情景仍令他生出许多感慨。

后来，在菊坡精舍的西边保存有一座旧学堂，祠堂也已经很破旧了。经历辛亥革命以后，这里也都已经荒芜，遗迹皆无。在番禺禺山关帝庙的后面建着一座图书馆。汪兆镛查阅资料发现，这座关帝庙以北在宋时是禺山书院，明代时改成了关帝庙。于是，汪兆镛在关帝庙的东面新建起了一座陈东塾祠堂和一座图书馆。祠堂建成时，汪兆镛又把那些曾跟随陈澧陈东塾求学的学生们都邀请来参加祭拜陈东塾祠堂的落成仪式。

1923年10月，广东东江一带发生事变。滇军从石龙、石滩节节败退，陈炯明部也从增城、番禺一带攻入广州，汪兆镛遂带领儿女再一次避居到了澳门。

1924年10月，冯玉祥将逊位的宣统皇帝赶出了故宫。撕毁了袁世凯与晚清退位所达成的协议条款，这也造成了逊帝溥仪从天津逃往东北，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傀儡，这也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满洲国的出现。

民国政府广东政府曾要求汪兆镛到民国新政府中去任职，但汪兆镛以满清遗老自居，不肯就职于民国政府。1925年7月1日，汪兆镛的胞弟汪精卫在民国政府中任职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汪精卫曾力邀汪兆镛为民国政府效力，但被汪兆镛一口回绝。

在澳门，汪兆镛和一批同样自栩为先朝遗老的诗人、学者们刻意模仿明末遗民，“以诗歌表达不事民国新朝之志，在二龙喉张园设莲峰陶社雅集。” 这当中的“陶”便是陶渊明菊隐的意思，就连逊帝溥仪给他亲笔书写的“福”字，他也喜不自禁。他也将其居所取名为“赐福堂”。汪兆镛去世后，溥仪又赏给他“志节不移”匾额。在此期间，汪兆镛两上罗浮山，住在酥醪观，并自取道号自觉道士。此后，汪兆镛又游历了杭州西湖、苏州虎丘等各名胜。汪兆镛的所到之处，“皆有诗文，与四海名流广结文字之交，收藏书画不惜重价，所获极丰。”

汪精卫在政坛上翻云覆雨时，身为兄长的汪兆镛对人说：“精卫心术不端，他日不仅贻羞汪氏，且将为国家罪人。”当时汪精卫尚没有做汉奸，可见汪兆镛已经有了自己的先见之明。如此一来，就连汪兆镛身边再也没有人敢提汪精卫的名字，否则必遭其咒骂。抗战时期，汪兆镛誓死不替日伪政权出力。汪精卫投敌后，汪兆镛更是和这个不肖胞弟断绝往来，进而宣布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汪家，其告诫子孙切勿卖国求荣。

四．避居澳门，精研史地

1924年正月，汪兆镛赶回澳门。二月，汪兆镛校刊完成了陈东塾先生的“公孙龙之注”。 校改《公孙龙浅说》数遍。

1927年六月，在汪兆镛六十七岁时，写完了《岭南画征略》十二卷。十一月，广州市发生大火。“木排头东塾先生故宅藏书版片尽毁矣。余先一日到澳门，寓新马路楼上。闻之仆跌梯间，伤腰剧痛。邝生落山自省来诊治。卧床二月始愈。”

1928年三月，汪兆镛返回广州。四月，《两屋深灯词续稿》印行。八月，《岭南画征略》付印。

1929年三月，在汪兆镛六十九岁时，其儿辈皆劝其赴苏杭一带去旅游。他们从香港搭乘法国邮船大德能号抵达上海，下榻在上海四川路，由其三妹和四妾偕行，抵达杭州，游揽了西湖。此后，他们又游览了苏州、无锡、镇江等地。五月，返回广州。

1930年二月，汪兆镛请的画师摹绘的陈澧先生的遗像刻石，镶嵌在了陈澧祠堂的墙壁上。而且他又重刻了东塾先生的《读诗日录》一卷。十一月，汪兆镛又写定了《山阴汪氏谱》，追溯了汪家自清咸丰年间“初世父读山先生考元末以来，迁居山阴支系，以著余篇。”

1932年四月，汪兆镛整理广州拆城残砖拓片，并逐一考证，还收集了很多的残砖断碑拓片，将所考证的材料汇成一册《广州残砖录》，对研究广州城建历史大有裨益。

1933年夏天，编辑完成《续贡举年表》一卷，自光绪十五年至三十年的所有经济特科的材料。

1934年3月29日，汪兆镛迭“蹉跌折肱，四月初一日，黎明大雨，地水喷起，澷至塌下，时余身如枯木不能动，乃雇工用帆布床抬至本街处暂避，邝落生为治愈。”

1937年十一月，汪兆镛辑录完成《碑传集》三编五十卷，其中叙目一卷。

其实早在汪兆镛离开京城，回到广州后，他便十分重视修志事宜。他在四处随幕期间，也经常建议地方官员修撰地方志。他最早到赤溪直隶厅知事金溎生在办理公务之余，考订了那里的山川、风俗、物产等，撰成《赤溪杂志》。汪兆镛对此大加赞赏之余，还为《赤溪杂志》作序。他也勉励赤溪人士能够以这本志书作为先导，再集中众人之力，同修《赤溪县志》。赤溪镇位于广东下辖江门书下面的台山市。而乐昌县位于广东的北大门，毗邻北部的湖南省。汪兆镛在广东韶关市下辖的乐昌县任事时间最长，他在乐昌县的文教方面付出精力也最多。他在乐昌写下了《乐昌杂诗》13首。汪兆镛还应乐昌县令的要求，考订了乐昌的历史沿革，建议县府延聘学者文士重修《乐昌县志》。当时，汪兆镛与其学海棠同学梁鼎芬过从甚密，梁鼎芬主持修订了《番禺县续志》，他还在这本书中担任分纂，又独立完成了其中《官师》《宦绩》《金石》《前事》四分志，他与其他人合作撰写了整个书稿的百分之八十。这部志书史实翔实，汪兆镛还整理编撰了大量地方文献。汪兆镛对广州的出土文物考据精详，且著有《广州新出土隋碑三种考》。

汪兆镛是清近代著名的词人，其一生中历经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多个历史时期，其诗作也多是事实之作。激烈的社会变革之风撞击着汪兆镛的心扉，一种壮志未酬的悲哀和对国事的忧思也沉淀在其大量诗作的思想深处，这也使他酝酿而成了《雨屋深灯词》中那样一种沉郁苍凉的风格。

五．矢志经史，著述等身

《清代士人游幕表》中载，汪兆镛“辛亥革命后，避居澳门，以吟咏、著述自适。1918年岑参与修纂《番禺县续志》。”

汪兆镛“长于考据订讹，擅骈文、诗词，以著书撰文自乐。所著计数十种共200余卷，尤以史志见长，广及上下古今、经史诗文和金石书画，蔚然大观。”

汪兆镛在澳门居住在蕉园古村（今马臣大街），断断续续在澳门居住了20多年，对澳门的社会、历史、民生等都极为留意，以吟咏自娱，其将《澳门竹枝词》30首，后增加至40首、《杂诗》26首、《澳门寓公咏》8首，汇编成《澳门杂诗》。汪兆镛撰写的《棕窗杂记》，是广东史料的重要著作。他搜集黎简的散佚诗篇，编辑成了《五百四峰草堂诗钞》集外诗；他搜集陈澧散佚诗词，编印成《忆江南馆》词及其补遗集、《东塾遗诗》等。汪兆镛自编的族谱《山阴汪氏谱表》也颇具史料价值。他研究的典章制度，编著有《晋会要》；其搜集了元亡后汉人中不见正史的明朝任职者资料，编纂成《元广东遗民录》；撰成收有唐至清代岭南400多画人事迹和成就的《岭南画征略》，取用精宏，裁断严谨，学人赞其“多发前人所未及”。汪兆镛搜罗自清代光绪、宣统以来的官商显要、名流学者的生平事绩、碑传、墓铭汇成50卷，是继钱仪吉《碑传集》、缪全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之后又一重要贡献，涉及4500余人7300余篇碑传文献，成为研究清史第一手资料，对清代人物多有订讹、补遗、参证、续纂之功；其中汪兆镛所撰碑传包括《李文田遗书记》《梁鼎芬别传》《严崇德家传》《王舟瑶家传》。此外，汪兆镛还著有《四部总录艺术编》《金石编》《微尚斋杂文》《微尚斋诗》《续举贡农》《老子道经撮要》《诵芬录》《兆镛印存》《微尚斋丛刻》等。

六．最后时刻

《清汪微尚老人兆镛自订年谱》记载汪兆镛临别人世的最后时刻，“老人体质素强，七十五岁后，尤能作小楷，自夫夏以远，忽觉头目昏眩，精神萎顿，中西医士皆云年老体弱，以补剂处方，并注射药液，佐以参汤，迄无大效，入春以来，胃纳渐少，足部微肿。”七月二十五日后，“渐觉绵惙，手书日记亦辍笔。讵于二十八日晨起，忽觉反胃呕吐，张汉三丈来视，老人亲以所著诗文词《碑传集》三编《搜窗杂记》等稿讬为核定，而神明湛然，拱手作别，延至午时遂长逝矣。”

1939年，汪兆镛病故于澳门，享年79岁。其遗柩暂厝镜江医院山庄，1945年六月，归葬于广州城东三宝虚蚬岗。1958年，迁葬于银河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