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 迟到的审判

作者: 延朋  易辛

红色高棉的兴盛和衰亡，构成了柬埔寨当代历史的重要一环。上世纪70年代，柬埔寨共产党推翻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树立了在柬全国的统治。就在柬埔寨百姓以为战争已经结束、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临的时候，被称为“红色高棉”的柬共在国内推行了一套极左的政策，让这个东南亚小国霎时变成杀戮之地。

为了构建其乌托邦式革命理想国，红色高棉领导人强行将举国民众拉上战车，硬是在佛教盛行的柬埔寨，通过大屠杀、饥饿和过度劳动等暴力和非暴力的虐民政策，缔造了一个人间炼狱。

虽然红色高棉的统治只有短短的三年零八个月，但给柬埔寨造成的伤痕至今还隐隐作痛。据统计，红色高棉导致柬埔寨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可能有170万，将近这个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因为红色高棉极其隐秘的施政政策、执政期间国家的闭关锁国以及其寿命过于短暂，这段血腥的历史没有系统的档案，后人只能通过难民的陈述、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新政府整理公布的资料来还原。

美国的干涉带来意外的机遇

1960年9月30日，在柬埔寨王国首都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

柬埔寨战后就存在共产党组织，它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法斗争中成长起来，1953年11月柬埔寨独立后大部分解散或转入地下。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先、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

他们大多出生在农村富裕家庭，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回国后有待遇优厚的工作，是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但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中学时就参加反法斗争，在巴黎这个“激进思想摇篮”，受反殖民情结和法国左翼思潮驱动，开始筹划革命理想。

他们自认为掌握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太看得起“乡土派”。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倾向于在柬埔寨独立开展反封建的革命。

1962年，党的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导核心。

六十年代初的柬埔寨，还算是歌舞升平，国泰民安，但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存在。1963年5月，波尔布特、宋成、英萨利等被迫逃入丛林，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

1967年4月，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暴动。已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的革命组织觉得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机成熟，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在各地发动起义。

国际上注意到波尔布特领导的组织，是在70年代的印度支那抗美战争期间。不过令人困惑的是，柬共长期不公开自己组织的名称，外界只好称之为“红色高棉”。“红色高棉”原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对柬左派势力的称呼，此后成了柬共的代名词。

【波尔布特】

革命军在政府军的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然而，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却为红色高棉带来了意外的机遇。

越战期间，美国要求与越南相邻的柬埔寨助战，遭到西哈努克的拒绝。大批北越和南越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把柬埔寨视为对美作战的大后方，绕道柬埔寨迂回袭击南越军队和美军，还开辟了一条由柬埔寨通向越南的运输线“胡志明小道”。有传言称，在越战期间，西哈努克暗中与越南共产党达成了协议，允许武器和物资通过胡志明小道穿过柬埔寨运往南越战场。

美国对柬埔寨的中立偏左政策极为不满，从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并扶持柬埔寨首相朗诺将军。

趁西哈努克1970年3月出访苏联之际，朗诺与副首相、西哈努克的表兄弟施里玛达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抗议越南共产党在柬埔寨活动。然而在集会上，这些反对者却调转枪口，针对西哈努克本人进行抗议，这最终升级成为一场政变。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国会和王国委员会召开会议，投票罢免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被废黜，朗诺出任总统。

据说，苏联为了避免当时正在莫斯科的西哈努克提出在苏联成立流亡政府的要求，一直到离他登上去中国的飞机前仅两三个小时，才正式向他通报了政变的消息。之后，苏联仍然和朗诺政权维持着外交关系。对西哈努克后来建立的流亡政府，苏联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仅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又继续向朗诺集团提供政变之前答应给柬埔寨的军事援助。

在对待柬埔寨政变这件事上，中国的立场和苏联的态度可以说形成鲜明的对比。西哈努克和夫人一行17人由莫斯科飞抵北京的时候，中国仍以国家元首的规格予以欢迎，周恩来、李先念等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说，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决不认同别人。

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东交民巷为西哈努克建立了官邸，从陈设、布置到起居、安全等都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并配备了相关服务人员。西哈努克第一次流亡中国的生活就此开始，一住就是5年。

【1967年，西哈努克与工人们打招呼】

“金边就是湄公河的妓女”

1970年4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朗诺依仗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美国空军的掩护，于1970年和1971年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行动，企图消灭柬埔寨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然而他失算了，由此开始的长达5年的战争摧毁了柬埔寨，并且将红色高棉推上了权力的舞台。

不久，西哈努克在北京的住所里迎来了访客——红色高棉，他们曾在政变后表示支持西哈努克。这时，他们趁机打着爱国的牌子，扛起了抗美救国的大旗。

大敌当前，在中国领导人的促成下，西哈努克和柬共摒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建立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共同对抗朗诺政权和它的美国支持者。此时红色高棉名义上的领导人是乔森潘，这是他3年前逃脱柬埔寨警察的暗杀后首次露面，他在政府内任副首相、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而实际指挥者是波尔布特。

大批柬埔寨的青年、知识分子、僧侣、朗诺政府官员、军人奔向丛林，加入红色高棉的行列。不久，越南共产党也加入联盟，表示愿意帮助西哈努克。在最初的两年，越南人承担了正面打击朗诺政权的主要任务，而红色高棉则加紧积蓄力量，急剧扩张，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

到1973 年，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已经解放了90%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了金边外围地区。1975年4月1日，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金边。4月17日，金边挂起了白旗。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再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范例。

【红色高棉战士在金边】

扳倒了朗诺政府，红色高棉迅速开始了革命试验。4月17日当天，波尔布特就发出“一号命令”，以战备和缺少粮食为借口把金边居民遣散出城，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用不着带出城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家。

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但还没来得及欢迎胜利者，就接到了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甚至连正在医院治疗的病人也不能例外。

事实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滋生资本主义的罪恶之地，而“金边就是湄公河的妓女”，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要实行“大撤民、大锅饭、大生产”的政策，消灭城市，所有国民必须在农村劳作。

早在进城两个月以前，波尔布特等人就决定，全国胜利后要取消城市。这项决定在年初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

【1975年4月，金边市民被要求紧急撤离】

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事先没有任何物质准备，在士兵的强行驱赶之下，几天之内，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

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并有200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居民不足3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从这一天开始，柬埔寨的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且极其荒谬的境遇之中。到当年9 月，全国城镇都完成了迁出人口的任务。

与过去的一切决裂

居民们徒步出城后，大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农村。大部分人没有料到，这次离开，竟是一条不归路。

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还没到达目的地，体弱的人就病死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

这只是红色高棉长达四年的血腥统治的开始。波尔布特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红色高棉基层干部和士兵基本上是青少年文盲，军中也无文化教育，出于原始农民对现代文化的仇视心理和少年的冲动，他们狂热地执行“红色高棉”的极左政策。在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红色高棉着手推广原在根据地实行的合作社制度。

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红色高棉建立了一套类似南亚种姓制度的社会管理体制，把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的市民划为“新人”，是被改造者，必须通过改造才能获得“新生”。而丛林根据地地区的农民被划作“旧人”，是改造者，由后者实施对前者的监督教育。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

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

【按红色高棉的命令，金边的外国人被集中起来，准备立刻赶出城市】

红色高棉实行与过去的一切决裂的政策，不但纪元从“元年”开始，还禁止私有制，取消市场，不准商品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实行的是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全国没有邮政、电信部门，人们不能自由流动。

家庭被解散，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男女老少按成分、年龄、性别编组集体劳动，大修水利，平整土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白天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农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收获的粮食必须全部交公。

所有人的衣食住行甚至家庭生活都被组织安排：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夫妻分开居住，一个星期只能见一次面；7岁以上的孩子必须离开父母，与过去的家庭划清界限，集中参加放鸭、编织等劳动。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过时不候。公共食堂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

红色高棉还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勒令佛教徒还俗，寺庙用作仓库，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他们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就连会说外语也是死罪。

【被红色高棉强制参加劳动的民众】

红色高棉在全国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依靠监视网和军队，对国民进行大规模的清洗。普通百姓以越南或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到疯狂屠杀，大批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有统计称，最后全国只剩下不到10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

一些幸存的“新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旧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不得不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旧人”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可以对前者实行群众专政，至于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

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柬埔寨原本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随著经济形势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大锅也和被他们专政的对象一样，里面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掌权之后，红色高棉强调的是一个“快”字，先提出了每公顷产3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1吨；后在1976年8月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波尔布特曾经自问自答：“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万被遣送到这里的“新人”来承担。在2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

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于“阶级敌人”的捣乱，于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新人”的处决。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向地方干部问罪，这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新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

【1975年，柬埔寨金边，无家可归的儿童】

“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

当潜在的敌人先后被以肉体和精神方式改造成功后，波尔布特又将目标转向党内。1976年夏，一直身处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他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急需治疗。

1976年12月，波尔布特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他在会上说：“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但他保证，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

此后，红色高棉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由开始了四次内部清洗。柬共党内人人自危，包括胡荣、符宁等在内的一批中央高层领导被血腥地铲除掉。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13个领导人中，就有5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

在1978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近10万人。大批革命者成为自己人的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 名柬共干部及家属。

红色高棉的党内清洗是在审查中心进行的。所有审查中心中，最臭名昭著的是S-21集中营，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2万人。

上世纪80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9000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年轻的行刑者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锄头砍杀。许多被挖掘出的头盖骨上，都留有被砍出的裂痕。

【在柬埔寨死人坑发掘出的头盖骨】

柬共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在大屠杀的同时，民柬对外处于极度的自我封闭状态。到1978年底，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与之互派外交人员。国门被关闭，受害者无路可逃。

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

最有代表性的是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在党政军内担任要职：他的两个姻亲是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分别是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分别是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区书记，另一个是某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在森森白骨旁玩耍的柬埔寨儿童】

被软禁在皇宫里的犯人

从被罢黜的那一刻起，西哈努克就一直待在北京。他只有1973年被获准对战区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访问。红色高棉的组织异常神秘，整个领导层经过了伪装，许多士兵都不知道最高领袖是谁。西哈努克也不清楚，究竟谁掌握着红色高棉的最高权力。在不知不觉中，针对西哈努克的清洗已经悄然开始。

1975年9月15日，柬共夺取政权后，流亡在外的西哈努克回到了金边，回国之初仍为国家元首。1976年1月，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3月初，西哈努克主动向“革命组织”递交了自己的辞职信，并于4月2日发表声明宣布“退休”，然而不久即被软禁在王宫里。

在此期间，周恩来逝世。西哈努克向波尔布特提出准许他前往北京吊唁，但未获批准。1978年，周恩来的遗孀、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访问柬埔寨，提出要见西哈努克，也被官方拒绝，还谎称西哈努克身体不好，不希望会见任何客人。其软禁时间长达33个月。

西哈努克的5个孩子和14个孙子也作为“新人”被下放劳动，最后全都下落不明。

他回忆说：“实际上我也是被关在皇宫里的犯人，完全被囚禁了。我只能见到一个人，就是乔森潘。他有时来皇宫，也只是打个招呼，你好，过得怎么样？我曾经试图争取他或者波尔布特允许，比如在我过生日的时候，能看到孩子和孙子们。但是他却说，不行不行，他们离金边很远，他们身体很好，在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请不要老想着家庭生活，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国家，祖国的命运，而不是自己的家庭生活。”

1979年1月6日，在越南侵略军攻占柬埔寨首都的前一天，中国特地派专机前往金边营救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当他们回到北京的住所，夫人莫尼克公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高棉礼仪，在书房里恭恭敬敬地设了一个神龛，放进他们最敬重的老朋友周恩来的遗像。从此，西哈努克每天都来这里，双手合十，鞠躬、献花、上香，寄托他们对周恩来的哀思和永远怀念。

【西哈努克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

越南终结了民柬政权

1972年，越战接近尾声，《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山伯格来到燃起战火的柬埔寨进行战地采访，柬埔寨人迪特·普兰受聘担任他的翻译、助手兼摄影师。

迪特·普兰1942年9月27日生于柬埔寨暹粒。他学习了法语和英语，曾为驻金边的美国官员充当翻译。两人在战火中历经血与火的磨难，他们第一时间报道了美国对柬东部毁灭性的轰炸。山伯格凭借他在金边的报道拿下1976年的普利策奖。

1975年4月，红色高棉围攻金边，朗诺政府倒台在即，美国大使撤离。普兰把自己的家人送上美国的飞机，自己则留下来帮助山伯格采访。4月17日，红色高棉占领金边，两人撤入法国大使馆。后来山伯格随大批外国记者撤离，普兰则因为没有护照而留了下来，被遣送到乡下的强制劳动营接受劳改。

在劳改营里，普兰历经饥饿毒打，在野蛮屠杀中伪装成文盲，才侥幸逃过一死。

1978年底，越南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普兰趁乱逃亡，步行40英里，一路千辛万苦，躲过了红色高棉和越南的军队，逃到泰柬边境的一所难民营里。他在难民营给山伯格发了一封信，欣喜若狂的山伯格立即从美国飞来，生死之交的朋友劫后重逢。

1980年，普兰来到美国，和先期到此的妻儿团聚，被《纽约时报》聘为摄影记者。后来普兰当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委员会的亲善大使，并建立了迪特·普兰大屠杀认知会，帮助人们了解红色高棉时期的历史。2008年3月30日，普兰因胰腺癌在纽约去世，享年65岁。临终时，西德尼·山伯格陪伴在他的身边。

【20世纪70年代波尔布特与红色高棉的战友在一起】

和越南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柬埔寨的命运。在长期的抗法和抗美斗争中，柬埔寨与越南曾并肩战斗，也有一些积怨。两国革命胜利后，越南企图控制柬埔寨，实现其“印支联邦”美梦，1975年6月乘解放越南南方之机出兵占领柬的威岛，红色高棉利用民众根深蒂固的仇越反越情绪予以反击。

1977年起，两国边境冲突不断。同年，对自己的政权感到绝望的洪森与韩桑林等红色高棉领导人投靠越南，反戈一击，迅速成为反对柬共势力的领袖。当年底，因越军入侵鹦鹉觜地区，柬宣布与越断交，越南公开号召推翻柬共政权。

1978年11月3日，苏联和越南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支持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扩张。同年12月25日，越南10万人民军兵分七路，向柬埔寨发动进攻。仅仅两周时间，红色高棉就兵败如山倒。

别说波尔布特没有想到，就连越南人也深感意外。除了兵不如人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普通百姓希望早日结束民柬的恐怖统治，并不响应政府发出的抗敌号召。

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民军攻占金边。次日，越南拼凑成立韩桑林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民柬执政时代结束。

四下逃散的红色高棉官兵聚集起来，撤往西部，在西北和西南泰柬边境附近山区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抵抗。丛林游击战是艰苦的，但他们对此比建设国家更有经验。1981年后，民柬国民军逐渐恢复了元气，摆脱了被动防御的状态。越军旱季进攻，国民军雨季出击。越军在边境围剿，国民军则分散进入内地打游击。

民柬领导人也多少进行了一些反思。他们承认由于过于理想化，在政策上犯有错误，并申辩说已着手改进，是越南入侵打断了这一进程。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宗教政策上，民柬也作出调整，重新赢得了部分民心。1981年12月，柬共宣布自动解散。1985年，波尔布特、农谢和塔莫宣布退休。这些举措改善了红色高棉的外部形象，可实际上，这些所谓的“退休者”仍然决定着红色高棉的一切。

【柬埔寨丛林中的波尔布特】

声誉扫地陷入全面孤立

尽管西哈努克憎恶红色高棉，但为了抗越大计，还是再度与之携手合作。1982年6月，民柬、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决定成立民柬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任副主席兼国民军总司令，宋双任总理。

团结抗越局面为红色高棉赢得了有利的外交环境，柬埔寨抗越斗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1979年以后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绝大多数成员国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军，维护民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拒绝承认金边当局。

1986年以后，三方力量有了明显增强。越南20万军队陷入柬埔寨战场的泥潭之中，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因侵柬战争和国际制裁，越南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苏联逐渐改变了支持越南侵柬政策。这些因素迫使越南和金边当局考虑政治解决方案。

到八十年代末，红色高棉已是抗越三方力量中最大的派别，也是仅次于金边当局的柬埔寨第二大政治军事势力。它拥有25个师共7万人的军队，控制着近20%的国土。

1989年9月，越南占领军撤出柬埔寨。1991年10月23日，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柬埔寨将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

从1992年2月起，联合国陆续派出2.2万工作人员，花费近28亿美元，来帮助柬埔寨实施和平协定。这是联合国战后最大一次维和行动，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

它先是不让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而后拒绝裁减军队，不断采取军事进攻，并多次发生扣留和伤害联合国人员的事件，最后是在大选前撤走驻各地的联络站。

红色高棉提出的理由不无道理，如金边当局仍控制实权和柬存在大量越南移民问题，但它不参加大选的决策却违背了人民渴望和平的意愿，这一战略失策使它声誉扫地。

【1985年，西哈努克在柬埔寨接受中国大使递交国书】

除红色高棉外，其他19个政党都参加了1993年5月举行的大选。西哈努克派的奉辛比克党得票45.47%，战胜了金边当局的人民党。大选后柬组成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红色高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

1994年7月7日，柬埔寨王国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

对此，领导人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波尔布特对外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的确，民柬军队能征惯战，政府军的围剿常常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对内他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的绝对领导，清除不同意见者，结果激起了内变。

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主张政治和谈和内部改革，但不为波尔布特所容，因“享乐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受到批判。1996年8月，英萨利率领两个师与波尔布特派分道扬镳。拉那烈和洪森马上与他达成和解协议，允许他在其控制区享有自治权利。西哈努克国王还下令赦免英萨利。

英萨利的分裂使红色高棉丧失了4000人的精锐之师，又失去了重要的木材和宝石等经济来源。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摧垮了红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波尔布特，改组并入政府军队。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

1997年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并用卡车碾压尸体。波尔布特此举激起众怒，红色高棉的军人第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被部下抓获，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

【波尔布特与三名红色高棉高级将领受到昔日部下的审判】

一场国家试验的代价是170万具白骨

1998年4月15日，柬埔寨失去了一位大人物，但举国并不悲伤。那天深夜，73岁的波尔布特因心脏病在柬埔寨北部山区的一间小茅屋里去世。那时，柬埔寨政府军及从红色高棉部队里分裂出来的游击队正在围剿他，国际社会也在准备以反人类罪逮捕和审判他。

这位独裁者没有为他的种族灭绝行径而受到法律惩罚。临终前，他仍不思悔过地宣称“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认为自己“只是要斗争，不是要杀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如果要说有人为波尔布特的死亡而沮丧，那就是一直在收集证据、等待机会审判他和他的高级战友的那些人。他们认为，“我们失去了一名罪犯，失去了在法庭上惩罚他的机会。我们一直希望给他们戴上正义的手铐。更关键的是，我们将永远失去一些问题的答案。”

1998年成了红色高棉的投诚年和终结年。波尔布特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诚的浪潮。毕姜、江裕朗等5位高级官员和马本、波尔布特遗孀梅松等人先后离开红色高棉。

随着1998年12月5日肯农等8名将军率数千余部投诚，以及民柬前主席乔森潘和前人大委员长农谢在拜林宣布投降，红色高棉作为一段历史画上句号。

1999年3月，取代波尔布特地位的红色高棉军队总参谋长塔莫在泰柬边境被政府军逮捕，标志着红色高棉正式消亡。

红色高棉的兴衰，外部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似乎举足轻重。如果没有美国干涉导致的柬民族矛盾激化，红色高棉不可能在短短5年内由弱变强，崛起为柬的主导力量。如果没有越南军队的入侵，柬共也不会执政3年多就失去政权。但另一方面，红色高棉的衰败和消亡，不能不说主要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

【红色高棉统治下牺牲者的照片】

在来之不易的革命胜利后，红色高棉狂热地推行一系列超越柬埔寨现实的极左政策，造成经济崩溃和人心散失，动摇了其政权基础。在长达14年的抗越斗争中，红色高棉积极捍卫民族利益，并且促进了柬问题的政治解决。

但在和平来临之际，它却迷信武力，一意孤行，拒绝参加联合国监督下的议会大选，置身于合法政治之外，而后不思变革，一误再误，在短短的5年中就落得个众叛亲离、曲终人散的悲惨结局。红色高棉留给世人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为人类美好理想奋斗的组织，为何在现实中却走得如此之远?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所谓的“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只剩下了15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300名10到16岁的学生。此外，他们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货币。

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族灾难走到革新与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

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

【堆积如山的死者衣物和照片】

长期以来，红色高棉执政时期的死亡人数统计一直争议很大。波尔布特临死前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是80万，洪森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是70万，而目前估算最高的是200多万。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这些人大多死于处决、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

耶鲁大学大屠杀研究项目在对红色高棉执政前后人口统计以及执政前连年内战造成的伤亡和生老病死等因素进行谨慎的研究后，认为因劳役、饥荒、疾病和政治处决而死亡的人数应当在170万左右，占该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其中，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有21.5万人死亡，1万老挝裔有4000人死亡，2万泰裔有8000人死亡，25万伊斯兰教徒有9万人死亡。

迟到了30年的审判在与时间赛跑

2007年9月19日，在邻居的注视下，柬埔寨警察在柬泰交界农谢的住所前对其宣读了逮捕令。82岁的农谢被押上警车，然后用直升飞机送到首都金边，接受法官的初步聆讯。在由红色高棉领导的前民主柬埔寨政权里，农谢的地位仅次于已故领导人波尔布特。

当年7月，红色高棉设于金边S-21监狱的负责人康克由第一个被法庭传唤，他同样以反人类罪被指控。康克由并不是红色高棉的最高层负责人，但他是恶名昭彰者之一，他的被审预示着特别法庭已经开始运作。

2007年11月20日，由联合国和柬埔寨共同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开庭，至此已有5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收押候审，并被以反人类罪起诉。此前柬埔寨只在红色高棉原领导人波尔布特和外长英萨利缺席的情况下，宣判了他们的死刑。波尔布特于1998年死亡后，投诚的英萨利和乔森潘等红色高棉领导人仍然不受惩罚地生活在柬埔寨。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垂垂老矣，有些已经自然入土。

柬埔寨政府一直反对设立联合国支持的“种族灭绝罪行国际法庭”，但在国际社会的一再坚持下，特别法庭在经过近10年的谈判和拖延后终于进入了工作状态。对柬埔寨人而言，这场迟到了30多年的正义审判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才赶得上耄耋之年的被审判者们奔往坟墓的速度。

2006年7月21日，曾有“屠夫”之称、被控种族灭绝罪名的“独腿将军”塔莫在金边一间军方医院病逝，终年约80岁，他是在世并被关押的两名红色高棉领导人之一。死前，他被柬埔寨政府抓获并关押在金边军事监狱长达6年多。

许多人担心，塔莫逝世后，会有更多的人逃过法律制裁而逍遥法外，因为“每一名红色高棉领导人去世都意味着特别法庭失去了一个重要线索”。所有红色高棉政权的高级领导人都已经年迈，很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受到法庭审判就已经死亡，“到最后，他们可能一个都没有被正式押上法庭受审”。

【由联合国和柬埔寨共同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在金边开庭】

制造如此国难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却依然在掩盖自己的罪恶。2004年3月，73岁的乔森潘出版了自传《柬埔寨当代史与我的处境》，主要讲述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初柬埔寨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他本人在此期间的地位与作用，声称他们是在寻求社会正义。这是迄今为止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出版的第一本触及那段引人关注的历史的书。他表示：“我认为这本书能够向人们说明，我并没有参与红色高棉领导人屠杀我们的同胞。”

在被捕之前，农谢对美联社的记者说：“我没有参与杀害人民的行为，我也不知道谁应该为此负责。”他还说：“我当时是人大委员长，与政府的行动毫无干系。有时候，由于待在人大常委会，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早在1999年的一次被采访中，S-21监狱的负责人康克由曾将矛头指向农谢，称其是“屠杀的主要负责人”。

2007年10月7日，正在泰国进行心脏检查的英萨利在曼谷国际机场否认了关于他与红色高棉大屠杀事件有关的传闻。他对在场的记者说：“我知道自己极有可能被‘审红庭’传召，但我没有犯错。我是斯文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我甚至救了不少人的性命。不过没关系，就让‘审红庭’找出事情的真相。”英萨利同时还表示自己动过几次心脏手术，现在心脏很衰弱，“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2010年7月26日，特別法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判处S-21监狱的监狱长康克由35年监禁。2012年，英萨利去世。2014年8月7日，特别法庭对年过八旬的农谢及乔森潘开庭宣判，判处两人无期徒刑。法庭宣布，农谢和乔森潘分别被控反人类罪、谋杀罪、政治迫害、攻击人性尊严等多项罪名成立。两人参与高层决策会议，对制定和执行政策负有责任。农谢和乔森潘均否认针对自己的指控，称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并不了解人民受迫害的真实情况；他们从未下令处决他人，也不知道有人被迫害致死。据称，两人在聆听判决时“没有丝毫感情流露”。

【法庭上年过八旬的被告农谢与乔森潘】

距首都金边西北400多公里、柬泰边境扁担山脉中的安隆汶，这个红色高棉的最后据点，以及波尔布特的埋葬地，现已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一些国际商家们甚至盘算着如何把那块地方变成有别于柬埔寨旅游胜地吴哥古迹的又一个旅游景点。

不仅仅是安隆汶，万人坑、S-21等其它的一些与民柬有关的场所也成了他们开发和赚钱的目标。2006年到这些“特色旅游”景点参观的外国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当然，这种发“民柬财”的商业行为遭到了很多柬埔寨民众的反对，西哈努克对公开展示受害者头骨的做法也一直持反对意见。

现在，逐步成为东南亚旅游热点地区的柬埔寨经常充满了欢乐景象。在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期间，无论是金边的皇宫广场外，还是吴哥窟古遗址周围的道路上，柬埔寨人都会满脸笑容，不断向身边的同伴或者远道而来的游客泼撒着凉水和白色粉末以示祝福。那一瞬间，人们会忘记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人间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