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二世: 不合时宜的皇帝

来源: 历史学人

选自:《铁与血：德意志帝国的兴亡，1871—1918》，[德]卡佳·霍耶 著，徐一彤 译

“ 皇帝就像一只气球：绳子稍有松动，他就会被风吹得四处乱飘。”
——奥托·冯·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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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威廉二世在慕尼黑市的黄金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君主意志是最高的法律。”（Suprema lex regis voluntas.）这句话体现了他一贯的自负风格，也绝妙地概括了这位年轻君主的治国理念。德国不再由俾斯麦这样傲慢专横的旧式官僚统治， 而将迎来一个辉煌的帝国时代：全体国民将在皇帝的感召下团结一心，克服彼此间的隔阂。这种“ 团结与和解政策”成为威廉二世早期统治的标志。不过，这种政策所倚赖的原则不乏危险性。首先，这种价值观预设了一些阻碍德国崛起的敌人，比如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以及与德国竞争的其他国家。年轻的威廉二世在他的宫殿和城堡中营造出华丽的帝王气派，故意与威廉大街宰相府内部朴素的装饰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他试图创造的君权形象在很多人看来已经过时，甚至是不合时宜的。这种形象到了 19、20 世纪之交，就会开始逐渐瓦解了。

威廉二世

常有人把 1890 年到 1914 年这段时间称作“ 威廉时代”（Wilhelmine），这一说法并非毫无道理。正如俾斯麦主导了1871 年至 1890 年间德意志帝国的第一阶段那样，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己被军方边缘化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颇为讽刺的是，俾斯麦曾自诩保护了德国的强势君主制，使其没有走上英国、意大利与荷兰王室权力被削弱的老路，在这些国家，国王与女王们在宪法的束缚下沦为“ 自动签名机”。不过，在为帝国起草宪法时，俾斯麦还是为自己担任的帝国宰相一职赋予了政治主导权。威廉二世的想法与此不同，他不想被宰相、议会和政府大臣掣肘。正如汉斯—乌尔里 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所说，威廉二世“希望自己既当皇帝，又当宰相”。威廉后来终于意识到这种想法已严重落后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现实，但为时已晚。因为威廉蔑视帝国宪法和议会，一些强大的游说集团、私人顾问和政治利益团体趁机攫取了不受法律框架约束的非正式权力。威廉二世既没有强大的人格力量，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嗅觉在 19 世纪末欧洲混乱动荡的时局中获得立足之地。

下野后，俾斯麦在与他立场相近的报纸上不断发表辛辣的政治评论文章，任凭缺乏经验的威廉二世独自领导强大而复杂的德意志帝国，直面国内外剧烈变动的局势。社会主义与民主化的潮流在德国国内汹涌澎湃，而在外交领域，随着德俄关系迅速恶化，帝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也日益严重。不管威廉二世情愿与否， 他都得向他人寻求帮助。威廉无视了俾斯麦设计的宪制结构，选择依靠聚集在他周围的一小群亲信顾问，即所谓的“ 廷臣党”（camarilla）。威廉二世的性格中混杂着狂妄自大与明显的不安全感，这让阿谀奉承之辈与狡猾的操纵者能够轻易接近皇帝，并对他的决策施加影响。威廉的密友菲利普·楚·奥伊伦堡（Philipp zu Eulenburg）就是其中一例。这位伯爵比威廉年长 12 岁，凭借出众的外表与优雅的举止给年轻的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自己也对威廉抱有好感。醉心神秘与浪漫主义的奥伊伦堡热衷于创作乐曲与诗歌，他将其中一些献给威廉二世，这极大满足了皇帝膨胀的自尊心。两人都试图践行一种理想化的君权模式：他们在私下里关系亲密，奥伊伦堡甚至可以用非尊称的“ 你”（du）来平等地称呼皇帝。在威廉的宠信下，奥伊伦堡得以担任普鲁士王国大使并游历多国，甚至培植起自己的政治派系，任命亲友担任政府要职，像是他的堂兄弟奥古斯特和博托就分别担任了最高法院院长与内政大臣，后来成为帝国宰相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以及毛奇伯爵也加入了这个私人顾问集团。这个封闭的小团体在皇帝身边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共和主义者与自由派则指责这些人助长了“ 难以协调的威权体制”。

俾斯麦

虽然有种种缺点，威廉二世仍在国民心中激起了种种遐想。与俾斯麦时期停滞与沉闷的气氛相比，德意志皇帝那精力旺盛、充满自信的姿态似乎宣告了新的开端。这位充满激情的年轻皇帝似乎代表了 19 世纪 90 年代德国经济与社会所经历的剧烈变化，这使他受到许多人欢迎。从蒸汽机到船舶制造，威廉对各种现代科技有着孩童般的浓厚兴趣，他相信让德国在科技革新中取得领先地位既能振奋人心，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他鼓励了许多科研项目的发展，赞助创建了包括德国威廉皇家学会（始建于 1911 年，即今天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在内的多家科研机构。威廉还在 1907 年创立了以他的名义举办的“ 皇帝杯大奖赛”（Kaiserpreis），这是世界赛车史上最早的赛事之一，也是今天德国大奖赛（German Grand Prix）的前身。威廉二世常常参观德国各地的工厂、港口与大学，他对现代新鲜事物的爱好在德国广为人知。事实上，威廉在位期间几乎总是四处游历，他平均每年待在柏林的时间不足 100 天，因此获得了“ 旅行皇帝”（Reisekaiser）的绰号。他有意营造的这种形象，无疑与大多数时候待在普鲁士故土深居简出、鲜少露面的老皇帝威廉一世形成鲜明对比：威廉一世是老迈而低调的普鲁士君主，威廉二世则是年轻而果敢的德意志皇帝。

有趣的是，近来史学界关于威廉二世性格的讨论由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尔（John Röhl）和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主导，却很少有德国学者直接参与探讨。罗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人几乎是“ 割裂性”地将威廉二世的性格因素从本国的历史叙事中摒弃出去。他认为，“ 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历史叙事对这位末代皇帝做了“ 去个人化”处理，而英国人却对这位皇帝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有着近乎永无止境的痴迷。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考察关于威廉二世生平事迹和性格的种种论断。如果认定威廉二世的所有失误都是精神病态与疯狂的表现，其精神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后种种冲突，那就大错特错了。但在另一方面，威廉二世无疑也深深受到了他早年经历的影响。在他成长的时代，德国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以及焦虑不安的氛围，都曾在年轻的威廉心中留下深刻印记。

已经有许多学者关注威廉二世的身体缺陷对其政治观点的影响。威廉二世降生于一场艰难的分娩。为了避免进行剖宫产，医生把新生儿威廉从维多利亚太子妃的子宫里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婴儿肩部的神经受到损伤，这意味着年轻的王子从此无法活动左臂，而这项肢体缺陷将伴随他终生。威廉二世自诩为德意志民族的象征，他的肢体缺陷自然成了他形象上的严重污点。为了妥善隐藏左臂，威廉学会了只用右臂进食、骑马乃至开枪射击，但肢体残疾的阴影一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我们很难评估这种心理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威廉的政治决策。将威廉野心勃勃的海军造舰计划及其失败的外交政策全然归咎于所谓的童年创伤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左臂的缺陷确实有可能助长了他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就体现在他对一切尚武、阳刚与浮夸事物的偏好上。

相比之下，威廉对英国爱恨交织的感情在他的行为中留下了更明显的痕迹。与英国王室关系密切的威廉早年常常沉醉于英国的殖民成就、海上霸权与贵族文化。在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最喜爱的别墅—位于怀特岛的奥斯本府，威廉可以俯瞰整个索伦特海峡，眺望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出入朴次茅斯与南安普敦的壮丽景象。在英国航海传统的熏陶下，威廉自己也热心于航海活动， 他亲自驾船参赛，还在 1904 年亲自主持了“ 皇帝杯”竞赛。小时候的威廉曾私下对自己的舅舅、英国威尔士亲王爱德华说过，“ 希望有朝一日能拥有一支自己的舰队”。1889 年，由于德国海军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海军舰队检阅仪式上表现拙劣，威廉决心建设一支令全世界艳羡的海军。与此同时，威廉也热爱英国贵族的生活方式，时常在着装上向他们看齐。迟至“ 一战”期间，他在波茨坦兴建的塞琪琳霍夫宫仍采用了都铎时代英格兰乡村别墅的风格。这种既热爱英国，又试图挑战英国的心态意味着威廉既把这个北海彼岸的邻国视为效仿的模范，又把它当作必须超越的竞争对手，这似乎是他孩童般幼稚世界观的又一例证，而这种世界观最终会被德意志宫廷内部的扩张主义者与好战分子利用，招致更大的危险。

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威廉二世在 1890 年至 1914 年间扮演着“ 影子皇帝”的角色，他那孩子气的性格使其容易受到他人摆布。虽然“一战”的胜利者在 1918 年将威廉二世视为整场战争的最大责任人（协约国以威廉退位作为接受议和的必要前提），后世的研究者却不这么认为。“二战”结束后，人们开始重新评价威廉的决策能力。一些历史学家热衷于在两场世界大战之间寻找实质性的关联，便在叙事中把普鲁士王国那种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宫廷文化视为重要线索—毕竟希特勒政权的滔天罪行也不能直接归咎于威廉二世。在这一观念的作用下，威廉二世的形象逐渐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跌落下去。他成了一个性情古怪、受人操纵的牵线木偶，不过是被实质掌权者玩弄的道具。然而，这种叙事过于简单，也大大低估了威廉二世的历史地位。在 1890 年即位时，威廉二世对德国显然抱有某种愿景。他想要以强有力的皇室统治为核心，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让帝国的科技水平和海陆军力量领先世界。为达此目的，他不顾俾斯麦关于外交局势凶险的警告，也不惧工人在街头、工厂发出的呼声。如果说威廉二世有意通过大规模扩充军备和帝国主义政策来挑起欧洲大战，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既然决定走上这条道路，他必然有意识地接受了大战爆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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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耸的灰色石筑外墙之间，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大道上，一列有轨电车隆隆驶过。在道路下方的隧道里，地铁正朝着波茨坦广场飞驰而去。坐在由私人司机驾驶的奔驰车中，年轻的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望向柏林老城—“ 那宫殿和该死的礼拜堂，还有丑陋的新岗哨（Neue Wache）和柏林博物馆（Altes Museum）”。在所有德国城市中，柏林最能体现那段时期的迅速变革。短短几年前，爱迪生的电灯还只是遥不可及的技术奇迹：“ 在绍塞街的家里，小瓦尔特曾反复开关电灯，为这个神奇的发明所倾倒，直到父亲将他一把推开，打翻在地，告诉他这不是玩具。”但在 1899 年，拉特瑙就加入了德国最大的电气公司 AEG 的董事会。仅仅 4 年前， 这家公司修建了柏林的第一条地铁线路，它将在未来成为行业巨头，与其竞争对手西门子一起主宰电气市场。皇帝对这些新鲜事物十分着迷，他不仅邀请拉特瑙和其他相关人士来皇宫中讨论现代科技的种种奇迹，还赞助了进一步的科技研究。此时的柏林和整个德国一样，都处在转型时期：马车与有轨电车并驾齐驱，新浪漫主义风格的旧式建筑不远处就是闪亮崭新的百货大楼，像是著名的“ 卡迪威”（KaDeWe，全称为 Kaufhaus des Westens，意为“ 西方百货公司”），而这一切与单调沉闷的工人区及其一排排灰色的公寓楼形成了鲜明对比。到 1905 年，柏林人口已增至200 万，这座城市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完成了从“ 普鲁士驻防小镇到大都会”的转变。如此快速的发展催生了科学实验与技术研究的狂热氛围。经历了 19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萌芽期，内燃机、电力和医药技术都发展起来，并纷纷突破实用性难关，得到了广泛应用。马克斯·普朗克等顶尖物理学家在柏林从事研究，并加入了德国威廉皇家学会，这又吸引了更多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科学家来到柏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出生在当时符腾堡王国乌尔姆市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正如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在其对德意志帝国经济的细致研究中所揭示的那样，在顶尖研究能力与丰沛资金的支持下，德国的新兴产业“ 从 1895 年 3 月起将整个德国经济拉入了旋风般的繁荣时期”。

1888年10月30日俾斯麦与威廉二世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德国人民不断经历着经济与政治上的苦难，几无喘息之机，这或许导致了人们对（“ 一战”以前）德意志帝国经济繁荣程度的看法过于正面。不过，尽管存在着地理空间、时间和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均的问题， 德国经济总体上还是经历了一段强劲的增长时期，当时的人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在俾斯麦时期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德国的工业产值节节高升，仅在 1895 年至 1890 年的增长幅度就达到了惊人的三分之一。由于企业将大量利润用于生产以及研发项目的再投资，德国经济的总附加值到 1913 年已增长 75%。因为国内市场不足以消化如此庞大的产出，德国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出口总额从 1880 年的 29 亿马克激增至 1913 年的 101 亿马克。到“ 一战” 爆发前夕，汉堡港已成为全球吞吐货物总额排行第三的大港，仅次于安特卫普和纽约。德国造船业也经历了大规模扩张，占据了全球产能的十分之一，这一成就与威廉二世本人对航海事业的热爱不无关系。德意志帝国此时已成为经济强国，足以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相匹敌。这让德国人民及其皇帝获得了巨大的民族自信心，相较之下，俾斯麦关于审慎外交的警告似乎已经不合时宜。

然而，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只是帝国图景中的一部分。虽然一些特定的新兴产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但德国经济的其他许多部门被甩在后面，陷入了经济萧条与繁荣的反复循环中，并且受到1901 年与 1907 年德国两次经济衰退的严重打击。这一状况引发了德国部分民众持续不断的反资本家情绪和对经济的不安心理。马克思在多年前曾预言，工业国家对利润的无休止追求将带来结构性经济困境，而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德国，很多人相信他的论断是正确的。德国人口从 1871 年的 4100 万激增至 1910 年的6500 万，而随着工业生产的机械化进程，庞大的非技术劳动者阶层开始形成。结果就是劳动力沦为被动的商品，任凭企业主摆布驱使。生产能力一旦突破饱和限度，大规模失业将不可避免，居住在城市里的大量工薪劳动者也将遭受最严重的冲击。这种危机最早爆发于1907 年，当年的经济衰退导致31.9 万人失业。1913 年，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袭来，由此产生的失业人口超过 1907 年，达到 34.8 万人。与此同时，工资的增长速度也没能跟上整体经济增长的步伐。1890 年至 1914 年，与德国水平相当的西方世界其他经济体工资平均增幅接近 4%，而德国在这一时期的增幅只有 1%。那么，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其中一个去处是金融服务业这个所谓的“ 隐形产业”—通过这一渠道，大量利润落入新兴的精英投资人群体手中。在国际上，德国是全球第三大债权国；而在国内，德国银行业也控制了大部分现金流，将资金的支配权集中到大企业联合体，而非分散到中小企业手中。上述情形导致了德国人对银行家和金融精英的长期怀疑，这种心理又与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反犹主义暗流交织在一起。像瓦尔特·拉特瑙这样富有的犹太人实业家兼投资人会迅速公开接受德国传统，皈依基督教，效仿德国旧贵族的举止做派。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无法让那些反对新式自由经济的人放下心中的猜疑与敌意。

近乎不受监管的市场在德国造成了另一个副作用，即所谓“公司资本主义”的崛起。对此，韦勒在他的著作中有详尽考察。在工薪劳动者看来，亚当·斯密等资本主义理论家提出的“ 看不见的手”似乎没有发挥市场应有的调节机能，随着经济发展， 企业走向联合与垄断化，工人们发现自己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条件不断受到挤压。同一行业的工厂、企业通过合并或订立协议，可以控制产品价格与雇员工资，以保障盈利空间，弱化企业间对劳动力的竞争，这意味着劳动者在谈判时很难说服雇主，迫使其缩短工时，改善工资待遇与工作条件。工人们对内部联合的诉求逐渐增长，工会规模因此逐渐扩大，到 1913 年，工会成员总人数已达到惊人的 300 万。社会民主党在 1912 年成为帝国议会第一大党，在“ 一战”爆发前夕更成了政府不可小觑的反对力量。

退位之后的威廉二世与妻子赫米内，1933年

农业是另一个充满悲观气氛的德国经济部门。1871 年，三分之二的德国人仍居住在规模不超过 2000 人的农村社区里，到了1910 年，这一比例降至 40%，农村人口已经成了德国社会中被忽视的少数派。新型肥料、农业机械化和农艺革新在极大提高产量的同时，也严重压低了农产品价格。到 1890 年，农产品价格已下跌 20%，令普通农民的收入变得更低，而德国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收入都有所提升。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结构性因素影响， 时至今日仍未消解：食品的大规模生产必然导致价格下行，严重削减产业盈利能力，使农业经营难以为继。但在德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以普鲁士容克贵族为代表的精英地主阶层抗拒社会文化的变迁。他们将土地所有权和贵族生活方式视为自己必须要捍卫的传统，竭力抵制暴发户阶层的“ 物欲文化”，拒绝采纳现代化的高效管理方式、技术创新和投资策略，令农业生产陷入封建传统和大规模生产的夹缝中，大批农村劳动者受到严重压榨， 被迫逃往城市。此外，威廉时期的德国政府也没能有效地改善城乡交通，令乡村孤立于繁荣发展的城市之外。农村与外界隔绝， 得不到足够重视并日益陷入贫困，人们的怨愤也与日俱增，社会文化的分歧不断加剧。在 1913 年已拥有 33 万成员的德国农业联盟（German Agrarian League）等组织完全只代表土地贵族阶层的利益，农场劳动者与小农阶层则只能默默忍受盘剥，暗自怨恨。

在年轻气盛的皇帝领导下，德国的自信心日益增长，开始跨过俾斯麦设置的外交政策界限以寻找新的经济机会。新旧精英阶层都抱有经济扩张的动机：容克地主需要开拓海外市场，消化过剩的农业产能；工业资本家则担心德国产业经济的扩张会超出原材料供应的限度。两个群体以殖民地遍布全球的英法帝国为目标，主张德国只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经济帝国，才能与这两个大国展开长期竞争。他们组建了泛德意志联盟（Pan-German League）等强大的利益团体，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纲领，认为德国必须在欧洲为自己争取应有的位置，并将帝国扩张视为决定民族存亡的关键。虽然在德国的利益集团中规模并非最大，泛德意志联盟却拥有不少分量颇重的成员，“ 经济实力雄厚，媒体影响广泛”，可以有效左右舆论。泛德意志联盟还与德意志殖民协会（German Colonial Society，该协会到 1914 年已有 4.2 万名成员） 密切合作，后者的一些成员还曾在泛德意志联盟的赞助下入选帝国议会。这两个团体不但完美迎合了威廉二世挑战英国的想法， 还可以用更多经济论据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

就这样，从 1890 年到 1914 年，强劲的经济增长极大振奋了德国国民的信心，推动了呼吁扩张的声浪。俾斯麦曾主张韬光养晦，强调德国在金融或其他领域的野心必须局限在欧洲中部地区，但威廉二世却打破克制姿态，发出向全球扩张的民族主义呼吁。然而，这种姿态从一开始就带有丑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令其他欧洲国家感到不安。随着呼吁德国为确立自身地位而斗争、在国际上争取应有位置的声浪扩大，维持国际均势的呼声骤然黯淡失色。到 1914 年，德国的煤钢产量、工业总产值和人口规模都已超过英法两国，具备了发动战争的一切条件，没有什么战略因素能有力地说服这个年轻国家在崛起之路上做出妥协、避免与其他国家爆发冲突。此外，长期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也激发了德意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让许多德国人放下隔阂与分歧，在爱国热情下团结起来。总而言之，当时的“社会帝国主义”确实具有很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