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 “死亡列车”从密林深处发出
来源: 丁刚看世界
1944年8月1日，安妮·弗兰克（ Anne Frank）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安妮一家人去了哪里？
01
许多有关二战大屠杀的历史书上都说，那个远在荷兰北方密林中的威斯特伯克（the Westerbork camp）集中营其实是个转送站。
纳粹设在荷兰的集中营（1940-1945）
1942年7月15日的早上，一列“闷罐子”货车开了进来，从这里拉走了1135名犹太人。
这些人都是在前两天的体检中被挑选出来的，他们不是体弱多病，就是妇孺老人。集中营里的人不知道他们要被送到哪里。但从这一天开始，几乎每个星期一的晚上，德国党卫军军官都要宣布1000多人的姓名，这些被选中的人在第二天中午11时被准时送上火车。
人们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列死亡火车，目的地是远在波兰的奥斯威辛、索比包那样的屠杀场一般的集中营。
10万多犹太人被赶上了火车，最后活下来的还不到5000人。
据记载，送往奥斯威辛的共有58380人，活下来的有854人；送往索比包的是34313人，活下来的只有19人。他们当中就有那个躲藏在密室中写了一本日记的小姑娘安妮·弗兰克。
一辆运输车抵达威斯特伯克集中营。摄于1942年10月某日，荷兰·威斯特伯克。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照片
因为安妮，我也选择了一个夏日，去寻访那个密林深处的集中营。
荷兰北方的夏天气候温和，林木葱茏。汽车沿高速公路从阿姆斯特丹向北行驶，大约两个小时后就可以看到“威斯特伯克集中营”的路牌了。
下了高速公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就扑面而来，色彩各异的木屋在不远处茂密的树林中时隐时现。有火车呼叫着与汽车并排而行，安妮一家当年乘坐的火车就是沿着这条铁路线驶入威斯特伯克集中营的。
1944年8月8日，那是安妮随家人来到威斯特伯克集中营的日子。
根据《大地的玫瑰――安妮·弗兰克传》一书的记载，安妮一家是在1944年8月4日的早上被盖世太保抓走的。
藏在密室中的8人全被送到了德军的警察局，4天后又被送到了威斯特伯克集中营。从阿姆斯特丹上火车的时候，因为听说帮助他们藏在密室的两位朋友也被盖世太保抓走了，安妮一家人的心情十分沉重。
运送他们的火车是一列普通客车，他们刚刚坐稳，车门就紧紧地关住了。可不管怎么说，一家人总算又坐在了一起。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已经让他们多少有了一些希望。两个月前，躲藏在密室中的安妮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登陆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下了“有希望，就有活路”的字句。
那是安妮一家人最后的幸福时刻。安妮的父亲奥托回忆说，安妮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沉醉在乡村的风光中。“正是夏季，田野与村庄从窗前飞过。电话线沿着起伏的地势在我们眼前跳动着，就像自由已经来临……”
威斯特伯克的铁轨
新建的集中营纪念馆就在林子的边上，离威斯特伯克小镇不过15公里。纪念馆的规模不算很大，可以看到后人制作的雕塑和一些放大了的当年集中营的照片。展厅里面摆放的衣服、行李箱之类的实物据说都是幸存者送来的。馆里还收藏了不少幸存者的回忆资料。
我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一小时，听讲解员介绍了集中营的历史，而后就拿着地图向遗址走去。
从纪念馆到遗址有一公里多的路程，我沿着一条崎岖蜿蜒的林中小道步行了大约20分钟，才看到了一大片开阔的空地，路边的牌子上写着“威斯特伯克集中营遗址”。
从地图上看，我站立的地方应该是集中营的大门。右侧的房舍就是当年负责监管集中营的德国党卫军首领吉麦克的指挥部，大门正对着的是集中营的主街，被关押在这里的犹太人称之为“苦难大道”。这条大道与并行的铁路线将集中营一分为二。两旁是107个木棚。最大号的大棚大约要住800来人。只有少数负责管理的人才能住上带单间的木棚。
“苦难大道”
许多犹太人都是全家一起被抓了进来，他们白天才能有短暂的时间相聚，夜晚必须分开。当探照灯光撕开浓重的夜幕，投向漆黑的集中营时，大棚里会传来孩子们的哭叫声和大人们的鼾声、咳嗽声。
那些大棚战后没有能够保留下来，如今能看到的是很少的一点残垣断壁和一尺多厚的土台。
沿大道前行，来到集中营的中心，可以看到一个用水泥铺设的广场，当年这里是点名的地方，现在它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荷兰地图，地图上排列着102000块高低不同的棕色石砖。每块石砖上都有一个银色的六角星，象征着一个犹太人的生命。（见下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所建的集中营是最能体现法西斯残暴的地方。一座集中营就如同一座血淋淋的屠杀场，光是在集中营中被杀害的犹太人就有五六百万。相比之下，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就显得十分独特。这里既没有任何用来屠杀的工具，也听不到党卫军随意枪杀犹太人的枪声。德国人为这个集中营书写的口号是“德国的胜利需要犹太劳动力”，而在犹太人看来，这里却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站”。用幸存者波拉克话来说，威斯特伯克就是“这个星球上最古怪的地方”。
威斯特伯克集中营的前身是荷兰政府的难民营，用来收留从德国逃出来的犹太难民。1942年7月1日占领荷兰的德军接管了难民营，当时共有700多犹太人。到了那一年的10月，随着德军开始清理荷兰境内的犹太人，有17000多人被陆续押送到了这里。
据幸存者回忆，在那些日子里，汽车、火车接连不断。来的人当中有老有少，有的抱着自己的乐器或画夹，有的提着考究的皮箱，还有的甚至还穿着睡衣。许多孩子都光着脚，抱着自己心爱的玩具，他们显然是从睡床上被突然拉起。
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的到来，这座集中营里也就变成了一个小城市。里面有了学校、剧院、补袜店、理发馆、木匠铺、电工铺……后来还建起了一所医院。医院里的设备按当时的标准，算是相当不错。
监管集中营的党卫军还从附近的城市里买来了一些医疗设备。最多的时候医院里有1000多张病床、120多位医生和上千名护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还举行过足球、田径和拳击比赛。他们还组成合唱团、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经常在小剧院里表演自己编排的节目。这里甚至还有内部流通的纸币，用来购买自己的食品定量。
被关押在这里的人被分成各种各样的工种，有的做农活，有的修理集中营里的公共设施，有的打扫卫生，还有的去厨房做饭。最重、最脏的活是拆卸飞机零件。他们每天工作早上从7点工作到12点，下午则从两点干到7点。比起其他集中营来说，这里的人每天干的活不算太累，吃得也还算可以。因为是犹太人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
不知道有多少趟列车开出之后，后来送进集中营的人才把外面的消息带了进来。人们开始知道，从这儿出去的人全被送到了波兰的集中营。至于波兰集中营中的情形，人们知道得不多。不过，最早来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大多是从德国逃亡而出的，他们当然知道党卫军对待犹太人有多么残忍。凭猜想，也能知道这些被送走的老弱病残和妇孺们的命运。
苏珊娜-霍赫尔（Suzanne Hochherr），一个三岁的犹太小姑娘。照片是在她被送到威斯特伯克之前拍摄的（1941年）。她和她的母亲是第一批由威斯特伯克转送到奥斯维辛的，她们在到达那里之后即被送进毒气室。她的父亲后来也在那里被害。
于是，每个星期一的晚上，当夜幕降临，恐怖也一同来到。有幸存者后来回忆说，宣布名单前的那一刻，大棚里是死一般的寂静。
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是，有许多家庭从此将天各一方，有的是大人被列上了名单，有的是孩子被列上了名单，哭喊声彻夜不停。只有当第二天列车鸣叫着横穿集中营而过，留下来的人们才会略微松一口气。他们至少还可以在这里再呆一周。
对许多家长来说，最难的是常常要在星期二的晚上回答孩子们提出的同样问题：
“我们的音乐老师怎么不在了？”
“昨天和我一块儿玩耍的弗兰克去了哪里？”
监管威斯特伯克集中营的只有十来个德国党卫军。集中营的外围由荷兰警察帮着看守，里面则采取了让“犹太人管犹太人”的方式。由犹太人自己成立了管理部门，还设立了自己的“警察”，来执行党卫军交给的任务。
最早来这里的犹太人大多是从德国逃出来的。他们当中有的人曾被关押在德国的集中营中，这些人有的便当上了管理人员。他们不仅负有维持集中营秩序的责任，也掌握着让谁先上火车的生死大权。
当时集中营的党卫军首领叫吉麦克。此人与希特勒一样，对古典音乐有独特的爱好。只要有演出，他总会和几个德国军官一起坐在前排。据说他从来连犹太人碰也不碰一下。他曾多次向柏林夸耀自己的管理能力：用最少的兵力，“绅士般地”对待那些围在铁丝网里的犹太人，让他们过上自给自足的“正常生活”。
这里没有发生过骚乱，也几乎没有人能逃出。甚至该让哪些人上每周二的火车，也是党卫军给原则，由犹太人自己的管理者来挑选。在吉麦克看来，只要这些犹太人能为每周发出的列车装满1000多人，保证为希特勒的屠杀场提供足够的牺牲品，别的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即使是集中营里所谓的医院，也不过是为提供牺牲品服务的一个工具。
我在介绍集中营的小册子上读到一位名叫冯·里姆斯特德·弗丽丝的幸存者的回忆。弗丽丝曾是荷兰抵抗运动战士，被捕后被送到了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她在那里的医院做过护士。有一次，有位孕妇因身体虚弱早产。母亲很快就被送往奥斯威辛，孩子留了下来。吉麦克似乎对这个名叫米歇尔的早产儿特别感兴趣。他不仅多次到医院来看这个婴儿，还让人从阿姆斯特丹找来了恒温箱和其他医疗器械。孩子终于救了过来，他能喝水了，护士们把他从恒温箱里抱出，放到了摇篮里，她们以为这一次是吉麦克真得大发善心了。弗丽丝说，那孩子当时在她们的心中，就是一个美好希望的象征。可是，就在孩子的重量刚过6磅的时候，党卫军就派人从医院把他抱走，送上了“死亡列车”（见下图）。
让犹太人自己管理自己，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谁应该先死。吉麦克那法西斯“绅士风度”的表象之下，是比奥斯威辛毒气室更毒辣的残忍。
在死神的威胁下，恐惧在吞噬着人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无法摆脱最终被送上火车的命运，但求生的渴望却又使每个人都想方设法让自己，让自己的家人能够活下来，哪怕是能在这里多呆一星期。介绍集中营的小册子上记述着这样的故事，有位负责监管的人为了保住自己亲友的生命，有意将他们送到医院，而将别人的姓名换上名单。为了不使自己被列上死亡名单，人们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珠宝、衣物、食品和口袋里最后一分钱，姑娘们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肉体。
每个星期六，集中营里便躁动着焦虑与不安，所有的人都开始四处活动，想方设法托人找关系，以使自己或自己的亲友不被列入名单。
随着星期一的到来，沉重的恐慌感弥漫着整个集中营里，人们心惊胆战地等待着那一刻。而吉麦克却像一个高贵的绅士一样，在他的寓所里听着音乐，享受着犹太人提供的各种服务。花工会从花房里为他采摘最漂亮的鲜花，犹太人的牙医会定期为他做检查，犹太人的理发师也会为他削剪出他喜欢的发型。当然，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在每个星期二，带着他的狼狗默默地注视着一排排犹太人在犹太人自己的监管下走上列车。当火车随着发车的口哨声鸣叫着离开集中营时，那也是吉麦克内心最得意的时刻。
威斯特伯克与奥斯维辛之间的“死亡列车”的车牌
从1942年7月15日到1944年9月3日，从这里开出的列车共有93趟，吉麦克把10多万犹太人送上了“死亡列车”。
1945年4月12日，盟军解放了威斯特伯克。当加拿大士兵开进集中营时，里面只剩下不到900人。
从集中营的地图看，小剧院位于中心地段，那里应该是白天最热闹的地方。
我在纪念馆里看到的照片中，就有当时演出的剧照。那个时候，集中营里有不少人都具有一定的音乐和戏剧才能，还有不少专业演员。演出的节目因人而设，通常一台演出是既有话剧、歌剧的片段，也有交响乐队的合奏，有时还有孩子们喜欢的丑角表演。
照片上的犹太男孩名叫马塞尔-阿尔特，出生于布鲁塞尔，家在荷兰。1942年9月30日，他和610名犹太人一起被纳粹从威斯特伯克运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的454人在毒气室中被害，包括巴塞尔-阿尔特。
纪念馆的墙上挂着一张当时演出的海报，首场演出的日期是1943年9月4日，剧名叫“幽默与咏叹调”。从说明上看，那是18个独立的喜剧小品串在一起的一台节目，由关押在这里的艺术家们自己创作，反映的也是集中营里的日常生活。参加编写、导演和舞美设计的有不少都是专业的戏剧工作者。
我在一本小册子上看到了一张手绘的“舞台剧照”，画中人是个丑角，穿着由黑白两色制作的制服，头上还扎着个小辫。这样的丑角出场，想必会引来孩子们的欢笑。这张画出自舞美设计师列奥·科克之手。据说，科克当时在荷兰就小有名气，这台节目的服装、道具大都是由他设计的。1942年夏天，科克被关进集中营，他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并结了婚。
在许多幸存者的印象中，最让他们难忘的其实并不是那些精彩的演出。一位名叫麦肯尼克斯的幸存者在日记中写道，“昨晚去看首演，服装与道具是一流的，简直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但观众的心情却非常复杂。老一辈的都保持着沉默，他们不会轻易忘却在煎熬中生活的现实。集中营里悲剧般的生活与演出的快乐形成如此强烈的对比，让他们倍感痛苦。可孩子们却抢着去买票，票价不过只有一毛钱，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便宜的好事情，也许他们将永远不再会有机会看到这样美妙的演出。”
另一位幸存者回忆说，他永远不会忘记，每场演出开始前，导演都要先走出来，给坐在前排的党卫军军官们鞠个躬，说一声：“谢谢首领先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夜晚。”
演出就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继续着。
每当一个演员被送上“死亡列车”，很快就有人会顶替上去。不需要任何集体决定，所有的人都抱着同一个信念：演出不能中断。因为，那不仅仅是一场演出，那是在寻求生命最后的意义。这些犹太艺术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展现自己的天赋，渴望在永远的沉默之前，让这个世界听到他们最后的声音。
1944年的一个夏日，党卫军首领吉麦克突然宣布剧院关闭。参加导演编排这台节目的几位艺术家知道，轮到他们走上“死亡列车”的时候到了。
不久，他们就先后被送往奥斯威辛、索比包等集中营。刚刚新婚的科克也是其中的一个。他绘制的那些画片从此成为永远的纪念。
“苦难大道”的尽头是“死亡列车”的发车点。这段铁路在战争后期被破坏，后人在整修集中营遗址时，留下了20多米长的一段铁轨，称之为“威斯特伯克国家纪念碑”（见上图）。
铁轨的一端是一面石墙，上面刻着《圣经》里的一段话：“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猎手一样，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在临近，我们的日子已经终结。”
另一端的铁轨则仿佛被一股强力突然拉断后翘起，象征着对生命的绝望。附近高坡上还保留着当年发出开车信号的挂铃。
每年4月12日，当地的人们都会在这里拉响铃声，举行纪念活动。
安妮一家乘坐的火车是黄昏时分到达的。仍然能记得他们到来的人已经不多，维拉·科恩是一个。她为安妮一家做了登记，还记得小安妮当时偎依在父亲的身旁，脸色不大好看，可明亮的眼睛中却流露着一种对生命的渴望。
所有来这里的人都要申报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还要脱去全身衣服接受免疫检查。安妮一家因为没有按照德军的要求主动登记，而是藏在了密室中，因此算作重犯，只能住进被称作“惩罚营”的大棚。
他们不能像其他关押在这里的犹太人那样穿自己的衣服，必须换上蓝色囚服。男人要剃光了头，女人则必须剪为平头。
从集中营的地图上看，“惩罚营”里有三个大棚，关押了大约1000多人。一道铁丝网将“惩罚营”与集中营隔离开来。
根据《安妮传记》的记载，安妮住的是第67号大棚，紧靠着铁丝网。那个棚里有很多孩子，他们都是藏在荷兰人的家中后被德军发现的。
通常，关在“惩罚营”里的人会最早被送上死亡列车。
我按着地图，在集中营的东北角找到了那三个大棚的遗址。从地面的土基看，大棚有10多米宽，四五十米长。
感谢集中营里的画家为我们留下了大棚中当时的情景：一排排三层的架子床紧紧相连，中间是狭窄的通道，挂满了毛巾和衣物。“惩罚营”里的伙食很差，而且要定量，通常一小块发了馊的面包和几勺稀汤就算作一顿。
监管集中营的人总是把最重的活派给关在“惩罚营”里的人，比如打井、盖房或搬运重物。
每天早上5点钟，安妮的父亲奥托就要起床去车间，他干的活是从一大堆飞机残骸上把电池拆下来。活又重又累，还吃不饱。可因为能和家人在一起，奥托的情绪并不特别悲观。
有位荷兰抵抗运动的女战士和安妮住在一起，她在集中营的服务部门工作，负责打扫厕所卫生。有一次，奥托她帮安妮找点活干。小安妮自己也对那位女士说：“什么活我都能干，我的手很巧呀。”那位女士后来回忆说，小安妮看上去没有太多忧愁，她有时候甚至流露出欢快的神情。
在“惩罚营”里的大棚里，安妮生活了一个月。
1944年9月2日的晚上，一个集中营管理人员在德国军官的陪同下走进了大棚，他宣布了第二天要送上火车的人员名单，安妮一家人的姓名全在上面。
要走的人立刻开始收拾行装。尽管每人只允许带少量衣物，但所有的人都想多带一点东西。有人找来一点点墨水，把名字写在要带走的毯子上。大人们知道厄运在等待着他们，但谁都希望能活下来。为避免失散，他们选好了战争结束后全家人聚合的地点，让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背熟。安妮一家人约定的地点是在瑞士。
第二天一大早，管理人员就开始点名。要走的人提着各自的行装，排成一列长队，缓缓地向车站走去。
那是最后一列由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发出的火车，战后，盟军找到了记录被送上”死亡列车”的人员名单，车上共载有1019人，女性498人，男性442人，另外还有79个孩子。
安妮一家和70多个人挤在一节车厢里，两天后到了奥斯威辛。
同车的人有一半第二天就被送入了毒气室，包括所有15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安妮刚刚度过了15岁的生日，她才侥幸躲过了这第一关。
一个多月后，纳粹将安妮和她的姐姐送到了德国汉诺威附近的波根－贝尔森集中营。
1945年3月，就在盟军解放这座集中营的几周前，安妮因斑疹伤寒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威斯特伯克集中营的遗址，我看到一群孩子围在几位老人的身旁，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他们一边听，一边还作着纪录。
问了站在一旁的老师，我才知道，这些孩子是边界那边德国一所中学里的学生，来这里上历史课。
把课堂搬到集中营里来，对这些德国孩子们来说，当然会让他们对法西斯有不同于书本上的了解。
从德国杜塞尔多夫来的犹太老人维耐先生已经91岁了，他指着那一小段残缺不全的铁丝网告诉孩子们，集中营周围的警戒区大约有10多米宽。两道高高的铁丝网，夹着一条深水沟，周围的7个岗楼上日夜都有人看守。要想逃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大多数都是全家被关在这里，一人逃走，亲友就会受到连累。许多被送到这里的人又都是从德国逃出来的，语言不通，且人生地不熟，根本不知道逃向何处。
后来，随着抓进来的人不断增加，其中又有不少是抵抗运动战士，这才有人开始寻找机会。大约有上百人通过各种途径逃了出去。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利用出去干活的机会跑走，不过这需要外面的人来接应。
维耐老人就是在荷兰地下抵抗运动的帮助下，从集中营里逃出去的。
他告诉孩子们，1943年的夏天，他在修理队干活。有一天，集中营里的输水管出了故障，派他去修理，一直修到了外面的林子里。附近的住户中有个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就假装过来和他聊天，并悄悄地告诉他，已经在林子里藏好了一辆自行车，还有假证件和地图。他只需要骑车到附近的火车站，就有人接应他。
第二天，维耐就乘干活的时候，照着那位抵抗运动战士所说逃了出去。他后来一直在荷兰人的掩护下躲藏在阿姆斯特丹，直到战争结束。
和维耐老人谈起安妮，他动情地说，只有在经历了那样的痛苦岁月之后，才能更加体会到《安妮日记》中流露出的美好童心的珍贵。安妮一家人的经历告诉所有活着的人，绝不应该忘记过去这段惨痛的历史。
离开这些孩子的时候，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最后一个故事。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位荷兰老人，他在这里生活过一年，后来被送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侥幸活了下来。
1945年9月6日，老人终于回到了荷兰。在过边界的时候，海关人员要为他登记，因而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海关人员问他：“你从哪里来？”
他说：“我从奥斯威辛来？”
又问：“你有需要申报的东西吗？”
他说：“有，我的生命。”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