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民怎么能在纳粹统治下生活达十二年之久？

节选自:《当代世界中的政治与人》

作者:[日]丸山真男，译: 王立秋

“现在是什么时间/时代？”这个问题在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中被问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受伤的官员舒尔茨和救他的炮兵卓别林在一架飞机上逃跑的时候，舒尔茨对卓别林提出了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飞机正在倒飞，但他们两个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因为他们在云层之上。第二次是在犹太隔都的暴力爆发之后，一个被安娜用煎锅打昏的纳粹冲锋队员在恢复意识之后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电影《大独裁者》剧照，导演：卓别林

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仅仅是大笑，而第二次我开始感觉有点困惑。这是一个如此常见的表达，以至于人们几乎不会认为在同一部电影中两次听到它是奇怪的。但在我联系片中纳粹语境情况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以及，当我思考这个事实，即这部电影的全部戏剧的内容都是建立在理发师时间意识丧失基础上的时候，我感到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卓别林似乎一直在他的电影中问这个问题，即这个摩登或现代的年代是何种年代，而他的答案也是同样一个简单的答案：这是一个颠倒的时代。为什么他说这个时代是颠倒的？那是因为事物已经超越了这样的情景：在这个情景中一些事件会偶然地在这里或那里滋生，扰乱事件的正常过程，或者说，在这个情景中，人们的观察和价值判断暂时地迷失了方向。这是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身已经变得从根本上颠倒过来了，在这个时代中，这样的反转已经在社会中机制化了。

电影《摩登时代》剧照，导演：卓别林

《摩登时代》著名的开场，在那里一群上班的劳工被吞进工厂的图景叠上了另一幅图景，即一群被领进围栏的羊的图景……这就是那机制化了的反转的一个迹象。卓别林喜剧地处理的，不仅仅是人与机器在劳动过程中的反转——对此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已经给出了他经典的定义——更为重要的，这是一种以比任何十九世纪预言家的想象更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的深度与广度渗透现代生活的人自我-异化的境况。

甚至在吃饭，这人最基本、最自然的食欲中，基于对效率的崇拜，我们也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摩登时代》）。不，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个被“剥夺”我们选择自由的阶段而到了另一个的阶段，即这种“选择的自由”——从我们购买的商品到我们选择的领导人——也是由宣传和广告制造出来的……

在现代世界中，“生产”指的不是对各种价值的制造，而是表演。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们，带着科学与深化的珠宝的装饰，是现代世界中最大的“生产者”，而政治权力的转移对权力来说不过是这种现代文明中的目的与手段的倒转的顶点罢了。以眼还眼，以表演还表演！因此我们共同的理发师卓别林，通过他巧夺天工的对占领“奥地利”的政治“生产”的反转使用，华丽地实现了他对独裁者的复仇。

我们都很熟悉纳粹的权力结构——划一化（Gleichschaltung）——和严厉的压迫和暴力，以及像网一样遍及整个国家的秘密警察网络，和公民间的令人窒息的监控机制，以及监狱集中营中数不胜数的，残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我们都很熟悉所有这一切，熟悉到恶心的程度。然而在我们在书中，在新闻报纸中，在电影中看到和听到所有这一切之后，同样的问题会都不可避免地涌上心头。

德国人民，至少不是狂热党员的那部分比重更大的人，怎么能在纳粹的统治下生活了十二年之久呢？他们怎么能接受这些行为，这些如此没有人性，在那个统治之下一个接一个出现的行为呢？“我们不知道在像奥斯维辛和贝尔森那样的地方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得知我们的同胞做出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惊。”数不清的德国人作出了这样的陈述，而这些陈述并不必然就是就他们立场而言的借口或辩护。实际上在纳粹统治下发生了许多他们直到战后才知道的事情，就像大多数日本人在战争结束之前并不知道皇军在占领区的那些行为，至少不知道那些行为的程度和范围那样。

但德国公民无论如何应当在街道上观察到或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许多的事件，而这些很难与军国主义的日本所创造的“日本大政翼赞会”相提并论。人们只要通过思考那些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就可以推知戈培尔的宣传组织和赫斯的恐怖机制所面临的问题之大了。尽管他们仍然保持沉默。他们被恐惧压倒了么？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但是怎么能在十多年里，一直持续生活在恐惧和战栗之中呢？那是宣传的功效么？当然，宣传很重要；但无论纳粹政治化德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要求多么成功，这也是难以置信的：即具有普通职业的普通公民的生活和情感，会政治化到和穿制服的党卫军同样的程度。自然，他们作为个体并没有像纳粹党员那样思考，而且也不具备他们的性格特征；只是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变成纳粹的了。而他们继续调整以适应那个世界中的变化。

电影《夜与雾》剧照，导演：阿仑·雷乃

为什么德国人对这样疯狂的统治闭眼不见呢？作为一个已经颠倒得明明白白的社会，作为公民他们怎么能如此地冷漠呢？在弥尔顿·迈尔（Milton Mayer）《他们认为他们还是自由的》的书中至少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线索；这里请允许我引用书中的一个德国语文学家的“告白”中的一些选段：

“每一步都是如此之小，如此之不重要，并且都得到了如此完善的解释，或者说在其他场合下，得到了当局如此深刻的‘悔悟’，以至于，除非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脱离整个过程，除非一个人理解到这整件事情是原则性的，所有这些‘没有一个爱国的德国人’会憎恶的‘小的措施’有一天会导致的后果，否则人们看待这一天天的发展的眼光就会在原野里看谷物生长的农民的眼光没什么不同……相信我，这是真的。每个行动，每个情况，都比上一次更糟，但只糟一点儿。你会等下一次和再下一次。你会等待一个大的令人震惊的时刻，想着其他人，在这样一个震击到来的时候，会加入你以某种方式来进行抵抗。”

但“外边，在街上，在一般的社区里，‘每个人’都是幸福的。人们听不到抗议，当然也见不到……在大学社区，在你自己的社区里，你会在私下对你的同事说，其中一些当然感觉和你一样；但他们说了什么？他们说，‘没那么糟糕’或‘你危言耸听’”。

“而你是危言耸听者。你说的这个必然导致什么，但你不能证明它。是，这些是开始；但你在不知道结局是什么的时候你怎么会确知这点呢”，……这样，为避免被称作危言耸听者或捣乱分子，人们决定，只这一次，等待并看事情如何结束。但这个大的令人震惊的时刻，那个成千上万人会加入你的时刻，一直没有来。那就是困难之所在。如果这整个证券的最后的和最糟糕的行动在第一个和最小的行动之后立刻到来的话，那么，数千，是的数百万人就会受到足够的震动——如果，我们说，43年对犹太人的毒气处理在33年“德国公司”在非犹太人商店的橱窗贴标签之后立刻到来的话。但当然了事实并非如此。

然后有一天——太迟了——他所有的“原则”，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突然浮现在他心里。“你生活其中的世界——你的民族、你的人民——根本就不是你出生时面对的那个世界了。形式都在那，都原封不动，都令人放心，房屋，商店，工作，吃饭时间，游览，音乐会，电影，假期。但精神，你因为犯了一辈子把它等同于形式的错误而不曾注意到的精神，变了。如今你生活在一个憎恨与恐惧的世界之中，而处在憎恨与恐惧中的人们甚至还不自知；在一切人都变了的时候，谁也没变。”

我认为这些话相当真实地描绘了纳粹世界内人们所怀有的意象。我们应该为如此对“原则”的“低度忠诚”而谴责这个语文学家么？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现代政治中和公民的日常情感一起进步的遵从主义的一个经典例子来看待？怀着避免被社会认为是一个危言耸听者的希望，人们调整自己以适应他的环境；与此同时他变得习惯于先前他认为不能苟同的那些场景；继而突然，他意识到他已经远离了所有这一切开始的那个点。这样一种情景之所以出现难道就因为那是德国么？还是说，问题在于甚至在一个像纳粹革命那样的戏剧性的过程中，这是在人们日常情感中得到反映的那条道路？不管怎么说，听者迈尔，在听完这段冗长的告白之后，是如此地震惊以至于他只是默默地写道：“我无话可说。我想不到该说些什么。”

纳粹的极权主义不仅在过程发生的速度方面，而且在它渗透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从上到下组织的全面性上，都是引人注目的。然而就第二个方面而言，也许，对我们来说，尝试深入聆听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人的经验，也是必要的。正如作为旁观者经常揣测以及在历史更晚的时期里人们普遍猜测的那样，或许真是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有人强行把一个刺激性异物塞进人们个人生活的“喉咙”并撕碎粘膜么？我认为不是。我们可以从上文提到的语文学家的陈述中得到相应的线索，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回忆录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这一点。

作为纳粹法律界众所周知的人物，施密特在战后被带到了解除纳粹化的法庭前并被判入狱。在《从被虏中得救》（1950）这本他获释后出版的第一本书中，他谈到了纳粹治下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智识的气候，而他要说的话，就理解他的情况而言，是很有趣的。简言之，根据施密特，受吹捧的划一化未能打破德国精神的“双元结构（double structure）”。就外层而言，有纳粹世界观的洪流从广播、报纸和路边的扩音器中无休止地喷涌；公告和法令狂风暴雨般地出现；此外还有公民用已经造好的句子来回应这一切的合唱，就像许许多多的鹦鹉一样。但在这个乏味得可怕的噪音和规训的世界之中，德国的精神在她内在的生活的文化的领域中顽固地保存了下来，在这个领域中，她有她自己传统的骄傲，甚至她自己的“守护天使”。实际上那些敲锣打鼓加入当权者的步伐的人，至少在学者、艺术家和作家中，只是三流或四流的家伙；稍微聪明的知识分子，都过着两种生活：一种内在的生活和一种外在的生活。

纳粹统治的十二年，它是一个如此彻底地组织起来的体系，且它完全驾驭了致命的恐怖和大众的技术方法，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突出的测试：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在控制整个民族的人民的精神生产力到不再有任何思想的存在的程度上能做多好。这样德国知识分子不得不经受一种对那些从外部来看的人来说不可想象的经验，那种经验证明对一个政权控制精神的自由和创造性来说存在某种实质性的界限。这就是施密特描绘的途径。与那个语文学家的忧闷的告白形成令人震惊的反差，施密特说话的口气被指责为厚颜无耻地顽固。

然而撇开所有这些姿态不论，施密特对德国精神境况的描述从其他文档证据来看并没有很大的扭曲。问题在于，从中我们可以吸取怎样的意义和教训？施密特声称“根深蒂固”的德国个人主义/个体主义，强力地植根于欧洲理性主义的漫长的传统，它不是某种可以被如此轻易地，通过十几年的压迫就能够抹除的东西。但这个事实，即德国知识分子能够在外部的风暴下，在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中保持一种平和的自由本身就告诉我们，在现代世界中，这样一种作为评价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标准的，私人的“内在(Innerlichkeit)”是多么地不可企及。因此施密特继续说道：“组织德国人民的这种令人惊奇的轻而易举实际上只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德国式的自卫的外观。甚至在一种欢迎对当时的合法政府的命令的顺从的态度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展示的时候，那个恬静的传统，那个自古以来就一直保存下来的，退入一个人自己的‘内在’的传统，依然原封不动。在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中，这种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区分，都不像在德国那样进行得如此完全，在这里，二者已经变得如此彻底地无关了。因为这种外层次的世界观在知识分子那里散布的是如此之顺利而容易，要从内在使他们划一化也就变得越发彻底地困难了。”因此极权主义/总体主义的“界限”也就是那个所谓的“内在自由(innerliche Freiheit)”的世界的界限，反之已然；而这仅仅证明了，二者，基于一种对它们各自的不可侵犯的事实上的承认，不可能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存。所以通过使外部领域，也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社会，全面屈服于政治的世界，施密特如此自豪地谈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个体主义把德国知识分子从他们对当时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的个人责任中解放出来。这是“精神”的荣耀么，还是说这根本就是一种不幸？

我们已经探讨了政治同质化和标准化发生的条件：从社会内的居民来看，即不是从领导人们和他们的副官们而是从普通公民的日常情感来看，这跟从深受纳粹压迫对象的人来看，是截然不同的场景。这是一个关于社会中持非正统见解的人的问题。那些在原则上批判整个纳粹政权的人，那些像犹太人那样从一开始就有被置于法律的保护之外的可能性的群体，以及那些随着世界观的挺进从内部被驱逐到外部的人。与一个“人人幸福”的社会相反，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凄凉的社会，为怀疑和不信任、憎恨与恐惧之情感的风暴所吹打。在一个接一个的“临时措施”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大的变革的同时，对他们的伙伴中的许多人来说，甚至一个小的变化也会突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在那些时候那些个体的整个神经系统都会收到一个像电流一样的震击，而这个震击是由单一的一个事件，一种经验，或一个流言引起的。日常生活是一个紧张和不确定性的连续体，其中要分辨一个邻居何时会变成一个告密者；一个朋友何时会坐上原告席；或一个同志何时会变成一个背叛者是困难的。在这里，你片刻之前正在正午耀眼的太阳下注视的东西（即你在光天化日之下亲眼所见的东西——译注）可能突然就会在你眼前消失；而且，无论你所在的房间多么的隐秘，情况就好像总是有一双冷酷地闪光的眼睛正透过墙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甚至你内心最小的运动。这样的意象，无论是自己设想的还是外部强加的，为处在这样的位置上的许多人所共享——在这样的位置上，他们为权威所监视；而我们所有人都作为纳粹德国的一般图景来接受的那个意象，与这个意象非常详尽。

电影《夜与雾》剧照，导演：阿仑·雷乃

（……）现代政治权力通过操纵大规模的大众媒体来标准化“公意”的趋势已经被指出了许多次，但那些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宣传，作为一种积极促成人们意象的强力，也有它的“界限”。它是有限的，在意图如此，和效果上也如此，而这，是对阻断反宣传和孤立来自某个不可欲的方向的新闻，也即，干扰通信波来说的。另一方面，甚至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在那里，那些当权的人并没有像他们在极权主义国家中那样牢牢控制着大众媒体——内部和外部意象之间的这种分裂也是存在的，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然而，统治阶级和那些控制大众媒体的人之间的利益同盟的理论，以及媒体特权理论，都不能告诉我们关于陈词滥调形成的全部的真相。世界意象和化学合成物一样，是在来自“上面”的有意图的手段（包括大众通信），和李普曼所谓的“假-环境（pseudo-environment）”，也即，可以这么说，一种对我们个人之“自我”的自发性的生产之间的复杂互动中形成的。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现代的自我之结构和所谓的自我-利益（自利）在那种悲剧或喜剧中扮演的角色——在那里，人对周围的世界中的变化没有意识，直到事物的形状完全地从它一开始那样反转过来。那些在攻击政治意识形态的虚伪性的同时不怀疑自利与自我意识之自明性的人，和那些在内部人那边暴露意象之“虚假的意识”却又仰赖意识形态的“客观的”合法性的人，就二者都忽视了自我在陈词滥调的形成中扮演的主要角色而言，展示了一种“对立的暗合”。

（……）真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严重的意识形态对抗已经让位给了福利国家和休闲的心态，至少就西方世界，以及进一步说，内部人而言。相应地，一个处在“意识形态之终结”处的世界的意象得以传播的条件，作为结果，也就得到了增强。但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尽管意识形态是一种构造，但“意识形态的终结”却不是一种意象，而是一种现实，就像自我和自利不是一种关于自我和自利的意象，而毋宁说被构想为一种内在于某人自己，在一个“从领土上说”可以清晰地与外面环境分开的领域中的真实、实在的实体。问题也就在于人们想当然地接受了这种区分并对它不加质疑。

但在某个政治事件上愤怒地发狂的自我的本性与结构，与退进它“自己的工作”，厌恶意识形态的过度的自我之间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样的差异？无疑施密特说的“退进一个人私人的内在”与德国的智识传统相关；但我们必须避免仅仅纵向地，也即，历史地，而相反也要同时横向地，把它当作一种国际上共通的精神情景的变种来看待。在一百多年前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中，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指出民主社会中平等齐一化（levelling）的过程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另一方面则是“狭隘的个人主义/个体主义”的传播。它也指明了一个失去诸如行会、自由市和村镇自治体那样居间的群体的保护，并被抛进一个把他的活动领域局限于他的日常生计或个人的娱乐并切断他与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的关联的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的人的趋势。现在，在现代世界，特别是在战后时期，在一个当人（与人）的关系和通信的手段变得远比托克维尔自己的时代复杂的时代中，托克维尔令人震惊的早期观察的意义正得到重新的思考。

托克维尔的“狭隘的个人主义/个体主义”的个体不过就是莱斯曼（Reisman）的“他人导向/听命于他人的/顺从的（other directed）”的个体罢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对世界的事件是如此地敏感；而尽管他们被专注于这些事件，这些事件却又完全是别人的事情。因此尽管世界事件可能是某种一个人为之而兴奋、愤怒或一个人以恰当的评论来恰到好处地机械地复述的东西，他却不把它们看作某种必须当做他自己的责任来看待的事情。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治下过的内在/外在的双重生活难道不正是这种为知识分子而适当理性化的，所谓的“他人导向的自我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么？因此这种自我对政治的关注，并不是在把政治当作一个人的事来参与的意义上说的，它毋宁说是一种对时兴的话题的关注。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这种关注的激情程度就很低；毋宁说，现代世界中的政治激情在表层之下与体育和戏剧观众的激情相关，而二者实际上是可以互换的。反之亦然。关注的缺乏并不是说，一个人对外在于他自己的事情毫无兴趣（那个如此专注于通过他的望眼镜来凝视以至于没有意识到日俄战争的学者的故事，恰如其分地象征了这种情况）。它经常是一种没有兴趣/冷漠的姿态，其中一个人不断地意识到他者并且在这种做作的冷漠之后，是不安和内在的怨恨。正如现代型政治关注与自我的选择相比更多地是一种对自我的保护那样，现代型的冷漠也就只是一种对政治，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一个人的政治意象的反动而已。这里重要的不是政治关注和冷漠的二择一，而是政治关注的结构本身。

当马克思把使人类从异化中恢复的任务交给普罗阶级的时候，他用的“普罗阶级”这个术语值得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居民；他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与其说代表了人类的高贵和尊严，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有非人面向的体现。说为一个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将导致这样的结果，即把所有人从资产阶级的“前定和谐”理论——这种理论在个体的非道德性中看到了所有人的福利——中解放出来的辩证的显著之处，不过就是普罗阶级的这种意识罢了，即他自身的骨髓里灌注着一种“变态”的生活形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感；总体的世界革命的感染力也就在于此……

电影《夜与雾》修复版剧照，导演：阿仑·雷乃

生活在边缘区域的意义在于，一个人在与内部的人共享一种共同的意象的同时，也会试图保持与外部的持续交流，并因此而持续地打破为意象的自我积累所导致的内部人关于外部人的陈词滥调的冻结趋势。强调现代世界中中心与边缘之问题的普世性并不意味着孤立对各种意识形态和信念采取不加歧视的怀疑主义的态度。如果在这篇文章中存在任何怀疑主义的话，那也是一种导向那种懒惰的思想类型的怀疑：这种类型的思想把一切都托付给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忠诚或可以被称作我们的自我的“常识”的东西，而不是把现代的政治判断当作处理我们每天面对的新问题的选择和决断来对待。同样，如果这篇文章中存在某种信念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种信念，即一切缺乏来自边缘的反向交流之回馈的体系都会腐败。而由于我们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不是一个单一而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在范围和实质上均如此——这种怀疑主义和这种信念，都必须应用于各个层次。甚至“反-主流的”或“反-建制的（anti-establishment）”的群体也会有源自这个事实，即它们也有中心和边缘区域之分，的问题。

总而言之，那些处在边缘地带的人的言论和行为会被那些接近中心的人看作“不负责任的批判”；另一方面，那些彻底在外边的人会发现批评他们投入（committed to）内部是容易的。但无论批判是负责还是不负责的，除非人们提出什么是负责的这个问题，它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来自中心区域的意象中，经常有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支持权力的基本结构和分布的要求存在。至于从墙外扔进来的关于“投入（committment）”的指控，只要我们还在墙内，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即一切活动，甚至在边界领域的活动，都或多或少地“投入”内部的法则与关系。这是我们为从我们的现代经验中习得这点——即无论来自外面的意识形态多么地正确，它都仅仅因为来自于外面而孤立于内部人民的理解和情感，这样它在改变他们的意象上也是无效的，如果说不是无能的话——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一切社会的人民，甚至那些自我声称的异端，实际上都不可能避免某种内在和某种外在，中心和边缘的问题。不用说，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当今“自由主义者”的艰难而又光荣的任务，我相信，不在于避免这个悖论，而是要站在彻底投入和彻底“不负责”之间，为一种穿透而超越内部的视角而努力。这不是那种被称作“自由主义”的特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意味着，无论一个人代表何种信念、为何种信念而战斗，他都得通过使用它的智识来为它服务。而在任何时代，智识的功能也就在于，理解——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作为他者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