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上海的走私

本文选自:《讲述中国历史》 作者: 魏斐德       李亦婷、李伟华译

走私品的进出，从个人意义上看是市民正当维持生计的手段，在公共范畴内则成为政府和军队的牟利方式。

战时的抵抗运动本身代表了一个民族为共同的目标团结奋斗的神话。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充满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在共同牺牲和广泛合作的大背景下，国共两党或独立或合作，都发扬了英勇献身的精神。

这些神勇的故事大多有关英勇牺牲，都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但故事的背景大都在乡村：军事基地、游击队营、红军分遣队以及那些愿意为祖国奉献自己生命的国民敢死队们。在中国城市，尤其在上海这个被围困的大都市里，日军的占领导致了最初的分化和无序。不仅因为“上海孤岛”时期刺客之间的相互斗争，也因为1941年后由于食品供应紧张所发生的为生存而进行的日常挣扎。

为存活的竞争随后导致了背叛。肥胖成了通敌的外在标志。“汉奸”被描绘成一个肥胖而油水十足的人：他是自私自利在溃散的氛围中见利忘义、认贼作父的代表。正直的人是消瘦的，他拒绝为个人的生存和舒适而投降和妥协。奇怪的是，战争时期这两种漫画形象，走私贩们普遍兼有。他们的大量走私使牟取暴利成为可能，却同时保证了食品（主要是米）的供应，使上海市民得以维持生存到解放。走私品的进出，从个人意义上看是市民正当维持生计的手段，在公共范畴内则成为政府和军队的牟利方式。

被困的城市

上海的沦陷，从中国居民的角度看，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傅筱庵市长在职期间，这时对居于租界的中国居民影响不大。第二阶段是在汪精卫接管之后，这时公共租界的绑架杀人案泛滥，骇人听闻。第三阶段是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并对英国宣战之后。尽管很多人认为汪精卫政府会向租界扩张势力，日本人却仍然占领这些地区并继续维持这些地区的治安，并在此按照自己的意志强行推行他们的制度。在这段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租界的日子里，城市的中产阶级基本不出门，晚上都在家里。这时的城市变得黑暗和消沉。人们交流时都很戒备，“就像一面被蒙了布的鼓”，甚至人们打电话时也是极端谨慎，生怕谈话被监听。那时有一个传言，说有四个朋友打完牌后，赢家给一个输家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要给他反攻的机会，这个赢家后来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电话已被当局监听并被误解成有一项组织反击日军侵略的计划。

于是，新闻也很难获得，尤其是当局查封了所有反日报纸并没收所有短波收音机后更是如此。谣言四起。上海市区居民在谈话时一直回避某些话题，这使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大。对信息的渴求使得他们非常欢迎那些来自上海近郊的人，这些人可以把信息带给他们。

不用说，日本军警把持着这座城市所有的入口，进入上海是不易的。日本占领上海时这种控制已经成了控制市场的有效手段。在中国所有的沦陷区，集镇的大门和主要的高速公路都由关东军的特殊部门把持着。他们要求所有的货船都要持有特别军事区的特别服务办公室批准的许可证。在上海郊区，这些岗位通常都由日本军警扶持的傀儡把持。农民路过这些带刺的铁丝网以及带有沙袋的检查岗时，被迫脱帽并向当局鞠躬。他们也经常被搜身。如果他们的衣袋里有英美品牌的香烟，日本岗哨就会打他们。如果仅仅是中国的品牌如大连珠或金兔，那么他们就不会遇到麻烦。光天化日之下在市内行走也很麻烦，甚至令人难受。上海人要过四川北路桥时，他们必须下车并向岗哨上的日本军警鞠躬。这些控制慢慢有所松动，人们不必徒步过桥而可以乘坐黄包车了（但是他们仍得脱帽并向哨兵致敬）。然而这些控制对其他外国人仍然有效，日本人欲通过羞辱外国人，做出亚洲同胞一起反对白人统治的样子，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

比如有一次，一个欧洲人乘黄包车过桥时向岗哨简单地礼貌性地点了下头，日本军警就大发雷霆，强迫欧洲人脱帽并鞠躬。然后他给了这个欧洲人一记重重的耳光，强迫他趴在路边，并在他身上踩来踩去。还有一次，一个日本警官命令欧洲人下黄包车，将中国车夫引上车，然后让这个欧洲人来拉车，这就取悦了围观的中国人。

战时上海

米粮

日本人对通行的限制和检查不仅是对上海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公然侮辱，而且是对这个城市所需食品和营养的扼制。当时上海每年至少需要五亿磅粮食（约400万石）。上海战役爆发之后，日军离上海越来越近，他们开始给上海人灌输这样一个概念：中国准备打一场持久战，食物供给不久就会非常紧张。难民的涌入增强了上海市民囤积一房间粮食的决心（即使那些由机器烘干的大米最后受潮坏了）。

当下的关键是找到粮食的供应商。普通上海人每天或每周去一次米店。个体米店一般很小（65%的个体米店只有约200美金的资产），有时它们会依附于一些较大的米行，这些米行专门引进某些省份或国家（比如江西或泰国）的粮食。上海米粮公会的1544个会员，大部分都是在自己居室（里弄石库门）的前厅开店，每个店可以为2000名左右的顾客提供五到十天的粮食。供应的粮食很快被那些囤积居奇者抢购一空，他们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尽力收购粮食然后哄抬价格。为了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统治当局于1942年1月1日宣布会有两万袋大米的特殊供应。但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委员会颁布法令，规定租界内米店的营业时间只能是从早晨8点到下午4点，而且周三、周日全天关闭。后来有些大米没有卖完，这些禁令便有所松动，而且除夕那天暂时性地完全放开。然而当新年真正来临时，黑市上黄金、债券、股票和棉花期货的价格却突然上涨。这次通货膨胀使得自由市场的米价也涨到了280元/石。为了买到管制的大米、煤炭和食用油，人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当局试图再次采用相同的应对之法，宣布米粮办事处在1942年2月4日公开销售两万袋大米。然而3月9日黑市的米价涨到了300元/石。由于担心米粮的高价位会影响统治，日本当局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暂时允许米粮的自由买卖，3月14日为了抑制黑市的米粮买卖又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国米不能进入租界。然而事与愿违，当天下午米价就涨到了400元/石，到了晚上，米价已是500元/石。第二天，也就是1942年3月15日，每石米要卖到600元，而且有传闻说福州的米价已经飙升到一石1000多元（参见表格1，1943—1944的数据）。于是此地人人都开始囤积米粮。

当局再次试图通过限制米粮的销售天数以及在周三和周日限制卖主来控制局面。到1942年9月，这种限制的结果仅仅是促进了黑市交易。为了维持一个相对公开的价格和反映成本的“白市”，当局宣布于1942年1月12日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那天恢复“正常”的营业时间。每个米店轮流实行。

但那时商店里米粮的供给已基本枯竭，因此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米粮麻烦很大。一开始很多上海人都试图穿越环城的铁栅栏，自己到周边村庄去买米。但他们的行动过于明显，日本的岗哨用受训过的警犬在铁丝网周围巡逻，或咬或伤这些业余走私者。不久，这些业余走私者就被那些更有办法逃脱追捕的职业米贩所取代。

那时大约有3000余名小的职业米粮走私贩在上海郊县“运作”。他们通常搭乘火车。他们一般以三倍的价格向内地销售上海产的雪茄等违禁品，然后换取米粮。职业走私贩和业余走私贩往往都坐火车往返于上海和苏州之间，一天可能要跑两三个来回。日本当局估算，如果每人每次带30箱（15，000支）雪茄，减去旅费和行贿开支，每人每天至少可以赚50—60元钱，如果这个人回程时再走私米粮，这个利润可以翻番。除了可观的利润之外，雪茄买卖也是短期内应付通货膨胀的较为有效的方式。

表格1 从占领区进口至福州和福建港口的货物（1943年7月1日—1944年7月1日）

丁默邨

通货膨胀

1940年至1941年间，物价涨了好几倍，工资却没能跟上。1936年至1940年，基本工资翻了一倍，但是同期的生活成本却涨到四倍。于是自发的罢工，尤其是在交通行业的罢工，越来越多。在1940年夏到1941年夏这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平均每月在哨兵线上都会有10,000到50,000名罢工者。

起初傀儡政府和日本当局是支持这次罢工的，因为这次罢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工业领导权。1940年12月1日，社会事务部长丁默邨（他是位于极司非而路76号的“穷凶极恶的魔窟”发起人之一）组织了一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940年12月到1941年12月间领导了29场罢工，参与人数达52,000之多。珍珠港事件后，傀儡政府的社会事务局却变得寂寥无声，汪精卫的秘密警察开始转向破坏而非支持工人运动。在公共交通部门有一些罢工，但是劳工的要求也不是很坚决，因为通货膨胀和失业迫使工人从事第二份工作，他们的养老保险也要依靠公司、储蓄和贷款社团或消费者联合会，以弥补原来上海劳工界的同乡会或兄弟会，度过价格飞涨、供给稀缺的艰难时光。

那段日子实在艰难困苦。失业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能源的匮乏。日本人霸占了煤矿，电力供应便下降了。到了1943年12月，只有不到40%的纺织厂和27%的面粉厂（参见表格2）还在运营；用电量只有1941年的70%，每人每月仅允许用照明电25度和生活用电8度。电车每晚8点半就停运了。每个鸡蛋要550元中储券，米价涨到2500元中储券/石。没有煤，柴火每斤卖到500元中储券。

也有很多人富裕起来。战争期间的上海，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富人通过一定渠道控制货物，然后随着物价的上涨一天天地把货物卖出去。这些“新贵”们衣着奢华，挥霍无度，在人群中很容易辨认。像粤人钟标开设的新亚大酒店、红棉酒家等地方就是为这些穿着考究、精心打扮的“新贵”们及日本人提供高档粤菜的地方。

与此同时，就在这些堂皇的场所外面，普通的上海市民小心翼翼地把路摊上买来的大饼油条分出一点施舍给那些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乞丐大军。

表格2 战前的江苏的面粉厂

周佛海

货币改革

通敌卖国的政府在周佛海的领导下，起初指望通过发行伪币来稳定物价且降低工资。然而在租界内，原来由国民政府发行的“旧”货币仍然盛行。12月8日，也就是租界被占领的那天，日本人宣布了一个叫做“划分新旧币”的政策，这个政策迫使承办商接受伪币以承担日本人的军事开销，并且宣布“旧”货币为非法货币，继续使用者会遭逮捕。这个政策引起了股票、债券以及期货市场的混乱，最后零售商店也受到影响，这些店铺纷纷调整柜台价格以适应这个严峻的变化。然而法币仍然继续流通，汇率现在是5∶1。

新条例强制施行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3月9日货币改革后，黄金价格猛涨，从14,000涨到20,000每条。另一个后果就是伪币的价值渐涨。即使爱国的上海人还在用老法币，他们在1942年3月14日后也逐渐转而使用新的货币，这时他们被允许用老货币来换取伪币。伪币的相对价值逐渐涨了20%，突然间人们开始在银行前排队兑换伪币了。然而，对于新币的稳定性人们仍然缺乏信心，它的价值相对于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来说仅仅是涨了一丁点儿，之后的一次物价上涨又增加了这种不信任感。这次涨价的有麻布、奶粉、英国雪茄、空白的新闻用纸和白糖，它们本身是不太会涨价的。日本官兵自己却用换回的法币到非占领区去买东西以应对上海不断上涨的物价，这种现象使得走私更为严重。

与此同时，上海也不仅仅是个依靠从东南亚以及中国内地进口米粮的城市。在太平洋战争早期，由于1937年到1938年间战争的严重破坏，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都减产了，粮食问题变得更加关键。1939年和1940年的稻米产量是正常的，而且比往年略有提高，但是日本人（日本人储存大量的白糖和大米供自己在上海使用）每年向日本出口该地区5%以上的稻米。他们想收购或征收更多的大米运回国内，但是他们的税收和收集办法并不十分有效。

至此为止，通过合法地从印度支那进口及非法地从长江三角洲地区走私粮食，上海的粮食短缺得到弥补。1941年，法国—印度支那政府被要求向日本人提供583,000吨大米，1942年是937,000吨，1943年是1,008,000吨。越南农民被强制要求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把米粮卖给日本人，同时被迫种植黄麻，1944年到1945年在印度支那爆发的那场饥荒中，有数百万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0%）失去生命。

在这种状况下，为了维持上海的公共秩序，日本和傀儡当局搞了一个“户口米”制度，粮站根据户口以受控制的价格向市民分配粮食。“公共秩序”被认为有双重含义。首先，通过降低米价，当局希望可以消除粮食骚乱及其他不安定因素。第二，粮食配给，连同对燃料和其他必需品的指令，都是经济统治的一个方面；经济统治与以户口制度为基础的保甲制度直接关联。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张可以据以鉴别你的户口的身份证，你在上海就不能获得基本的粮食配给。

表格3 谷类、豆类和面粉的平均进出口量（单位：千吨）（上海，1934—1937）

排队的生活

确保得到粮食，意味着“排队的生活”，这是上海人已经渐渐习惯的购物方式。一开始每户只需派一人去排队申请整个家庭的配额。但考虑到这样计算起来十分麻烦，1942年7月当局要求每个人申请自己的配额。

人们往往在天没亮就排起了长队。尽管有时会分发一些印好的数码牌来标明他们的次序，还是有人插队，然后开始打架，骚乱时有发生。那些在旁监管的警察（这些警察教育人们要遵守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中所谓的秩序）就用警棍打他们，让他们遵守纪律，回到队伍当中。市民们认为整个申请米粮配给的过程相当危险，其间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搅和在一起。他们在极度的无可奈何下，唯有去排队。

当天气转凉或是下雨下雪时，排队尤其令人难受。即使是那些穿着华贵的厚衣服的人也不得不站在队伍中，受凉感冒成了平常事。那个时候，穿着长袖外套和其他体面衣服的人不得不避免在黑暗的小巷里行走，免得被人架起来脱掉衣服。这被叫做“剥猪”。更可怕的是夏季的跳蚤和冬季的虱子，它们都是斑疹伤寒症的传播媒介。这种病一旦发作，人们就会发热，七到八天后就死了。由于害怕受到感染，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进一步减少，紧张的人们穿起长袖衣服。

简而言之，如果不去排队，健康就会安全些。米粮本来是在一些小商人那里买的，这些跑单帮的小贩走遍上海边缘的所有村庄收购各种粮食。他们的买卖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交界处进行，这里管辖不明，使得人员和货物（棉花、药品、武器、轮胎、米粮）得以自由流动（参见表格4）。“日本士兵也可能认为买卖很不错。” “这算不算走私？很难说。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活动使得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谋利，并且促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市场的形成。”

全国走私网

走私并不只发生在上海，这种现象在全国都有。毕竟整个走私系统取决于各区的粮价差异。这些差异在报纸的广告上都有体现：比如在长兴米价是38元/担，在吴兴则是10元/担。其他商品也一样，例如茶（浙江西部的茶叶价格是原产地的两倍）和牲畜（内陆每只猪是40—50元，杭州则是200元）。有些情况下，在日军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价格相差六倍之多，因此一个商人只要跑两趟就能得到可观的利润。

战争使得贩卖违禁品成为一项职业。第一批走私者是难民，他们带着货物，计划抵达安全地后就卖掉它们。后来他们被一些小商贩取代，后者开始投资交通，用来投机。“机会主义者、奸商、买办、公共服务人员、政府官员、间谍、妓女、记者”，包括70岁的妇女和幼小的孩童，都卷入这场非法交易。由于日军的封锁，游击区的中国军队不能从后方获得补给，只有在敌区寻找补给。与此同时，“灰色”地带的居民发现由于传统的销售渠道被战争即刻切断，大量食物都面临腐坏的危险，于是纷纷到管辖不明的走私贸易区做买卖。

界首位于河南和安徽交界处，这里的封锁线极长，日军很难派出足够数目的士兵沿线巡逻。“这里是前线，但是生活似乎并不笼罩在炮火之下。这个地方充斥着那些唯利是图的商贩，这些人只有在一个国家处于战争时才能看得见。其他人或是交易者或是买办。他们来自海边、黄河及长江沿线的内陆地区。这个小镇变得异常繁荣。”1941年后交易成本增高（有时“买路钱”达到全部商品价值的40%），但这对资本实力较为雄厚的商贩更为有利。

表格4 自由区和占领区间的主要贸易物（已知的数量已标注）

在其他地方，比如华北的产棉区，纺织原料用来交换占领区的工业品，比如收音机晶体管或是其他必需品。这种形式的走私远远早于日本1937年大规模入侵中国。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张紧密的连接渤海湾的大连和营口及山东海岸线的浅海湾的违禁品网络就编织而成了。1935年5月“何梅协定”签署后，在滦东建立了一个“特殊政治”政权，河北东部变成了大规模走私的场所，主要从事毒品贸易。鸦片和其他毒品由“满洲国”和热河地区运入，在那里日本人鼓励种植罂粟。贸易主要掌握在日本和朝鲜匪徒的手里，1935年后他们成为这个地区令人讨厌的群体。经由河北东部把白银走私到国外的行为极其严重，以至于影响到南京政府稳定金融的政策。另外，为了获取急需的收益以及激活日本国内萧条的出口，日本政府与通州当局共谋，使得一大堆日本货在通过河北东部时免税，也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当这些货物通过河北东部当局建立的关口时，只被征收远低于中国海关规定的税。我们很难得到可靠的数据，但是可以从不少国家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这件事中窥出走私的规模，这些国家的贷款和赔款都可以由中国海关开出的收据得到证明。

网络的确是全国性的，尽管地区之间各有不同。就像界首连接安徽和河南，三峡下游的宜昌，也连接四川、湖南以及其他的沿江省份。这些地方向四川提供药品、棉线以及上游地区没有的染料。此外，上游港口比如万县、巴东等提供食盐、木油、猪鬃、草药等给下游，以交换棉线、布匹、缝纫材料以及家用五金等。

江西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点，除了拥有丰富的稀有金属（钨、锑、锡、锰、钼及银）之外，还有稻米、其他农产品（茶叶、苎麻纤维、菜籽油）和景德镇（已被日军占领）出产的珍贵瓷器。浙江沿海的某些城市（比如有“小上海”之称的宁波与温州）除了作为江西货的出口储运仓库外，还通过内河航运输送了大量的运输工具（摩托、小汽车、卡车，轮胎、仪器设备和汽油）。与此同时，较少量的大物件通过北平—绥远铁路线上的货车从中国大西北途经包头、兰州和陕西运到中国东南部。走私燃料特别吸引上海消费者的目光。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虽然上海人对小轿车有着强烈的爱好，但再也找不到一滴汽油了。尽管许多小轿车的引擎系统不得不很快适应了以木头和木炭为燃料，很多人还是习惯用汽油，以至于那些把装满汽油的容器埋在自家后院的新贵们能够通过黑市交易获取巨额利润。

走私警察

很多国民党官员通过各种形式的贸易公司而大发国难财，而那些贸易公司是作为中情局控制下的货物运输机构的前方阵地建立的。战时官僚资本主义导致了个人收益的积聚，同时也养活了中国的特务头子——特别是军统的首脑戴笠将军，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以建立起一个跨越缅甸、阿萨姆（印度的一个邦）至云南、广东、福建的巨大非法走私帝国，这里雇用了超过50万的男性劳动力，他们只从事一项活动，那就是将汽油走私到自由中国。

戴笠的走私帝国是建立在一整套征税体系之上的，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税警总团的建立。1931—1932年冬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国民政府已经成立了税警总团。它的主要对手是交通检察局，那时正处于长沙驻军指挥官酆悌的管辖之下。1938年10月15日，长沙爆发了一场灾难性的火灾，蒋介石盛怒之下命令对酆悌实行火刑。酆悌被烧死之后，他掌管的交通检察局很快由戴笠接手。随后，戴笠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迅速将它改组成“战时货运管理局”，也叫“运输统治局”，何应钦任局长，戴笠负责“监察处”，这个机构通过分散在自由中国境内的80多个“检察所站”，实际上控制着整个战时货运管理局的运转。

监察处被指派暗中进行与敌人的走私交易，也为军统提供了另一条财源。戴笠的代理人在各个省份建立起“货运管理处”，这些管理处对“货运管理站”的运营网络进行监督。这一网络打着当地一些商行的旗号（如兴隆庄、振兴庄、协昌庄等），私底下同日本特殊服务机构控制下的傀儡商号相互勾结。走私活动本身就成了一种目的，使得沦陷区的每一个傀儡警察实际上都在为戴笠服务。此外，一直以来由中美合作所提供枪支弹药的军统，现在能够为绝大多数富商提供武器。富商们把这些枪支弹药送给当地警察或安保公司，取代了原先的金钱贿赂。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国民政府的秘密服务机构，一旦内战到来之时，它们便能够对与共产党争夺的领土进行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走私与国家控制的贸易关系密切，实际掌握在以戴笠将军和汤恩伯将军为代表的中国军队手里。民政官员们则使用由中央银行专用的美国印刷机伪造北方日本军队的临时货币和汪伪政权的货币，在占领区内购买物品。忠义救国军通过各式各样的军队运输管理站的雇员走私货品，再把货品运回到内地，而这些雇员从中牟取巨大的利润。

预防走私

货运管理局是一个军队实体，最终对蒋介石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负责。但是这个负责限制、打击走私贸易的文官机构又是怎么回事呢？对财政部来说，这个油水很大的机构是潜在的可观利润来源。在1940—1941年间，英国顾问曾建议委员长通过更好地控制走私活动来增加政府收入。

于是乎蒋介石在财政部下设立了缉私署，有六万名雇员，直接听从戴笠这个战时中国最大的走私头子的指挥。缉私署遍布国民党每个统治区，这些机构轮流监督和控制每一个查缉哨所，这暂时使得戴笠完全控制了中央政府下属的秘密走私机构。

在中国对于走私的控制（除了海关负责征税外）都授权给戴笠手下的秘密警察。事实上，戴笠的组织逐渐掌管了增长中的与敌贸易的绝大部分，并形成了垄断。当许多戴笠手下的人变富的同时，组织自身也筹集到了数百万美元，用于延伸它的地下网络。“交易”成为它主要的资金来源，这笔数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1944年时，估计戴笠要为手下50万人的官员、代理商和密探支付工资。

戴笠对缉私署的控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头号代理人、被指派去接管缉私署的是金润生，此人控制了点验团和税警总团。然而。孙立人不愿意丧失他对这个重要部门的控制权，将它设置在他本人领导的第三十八军下。戴笠以在税警第一分队下设置一个势均力敌的机构作为回敬，将这个机构驻扎在四川，并将它与其他四个分散的总团一起组建成为一个新的总部。

更明显的——最终更具有伤害性的——挑战来自蒋介石的姻亲们。通过戴笠的缉私署，他们参与战时走私的事实曝光在蒋总司令面前。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被戴笠指控通过滇缅公路向自由中国走私轮胎和奢侈品。在他父亲的敦促下，孔令侃向他的姨母——也就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寻求保护。这下子，戴笠发现自己站到了整个孔、宋两家阵营的对立面，这两家人坚持要求总司令站到他们这一边。蒋介石夹在当中左右为难，一边是家族的诉求（公众眼中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家的私利），另一边是戴笠将军认为，这是对军统的公然冒犯，因为现在军统监控着曾由宋子文、孔祥熙掌管的财政部。

蒋介石最终站在了家族的一边，尤其是当历来不和的孔、宋两家因为共同的敌人——戴笠——而团结一心之后。蒋介石首先指责戴笠的越权行为，随后在1943年7月将戴笠赶下了缉私署头目的位子，找了孔祥熙的亲信宣铁吾取而代之。与此同时，缉私署在各省办公室的领导权也都转移出去，所有的军统成员都被解雇了。

戴笠被免职一事被中国的美国盟友误解成对军统局过分行径的一次更广泛的打击。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向国务卿汇报说，普遍认为“作为蒋介石政府最重要的秘密政治、宪兵队以及情报机构的头目，臭名昭著的戴笠”已经被解除了职务，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对高层人物的代理人或雇员的任意绑架、处决等所累积的坏影响，其中包括1942年秋对中央信托局交通部部长林世良的处决。他宣称林世良没有将手中的卡车用于从滇缅公路运输政府物资，而是用于运输一些向达官贵人们进贡的奢侈品。第二，该情报组织非法的反走私活动，与达官贵人们的切身利益产生冲突。第三，恶性竞争波及国民党的秘密警察，他们的主要职能是在控制“危险思想”领域。第四，日本人成功的反间谍活动造成沦陷区中戴笠领导的情报体系的崩溃。第五，宋美龄访美期间听到了种种对戴笠和他手下“盖世太保”的批评，这给宋美龄一种印象——“美国人相信真正控制中国的人是戴笠而不是总司令蒋介石，戴笠不遗余力地利用纳粹势力和日本军警的残酷手段达到控制的目的”。

孔祥熙

然而，缉私署的控制权落到文官手中，并没有妨碍到戴笠所从事的活动。首先，他很快确信他手中有一张王牌——“军事紧急动员”，这就压制住了完全依赖财政部对战时走私实施监管活动的孔祥熙。在同一个月——1943年7月，戴笠直接将税务警署总部置于军事委员会之下，并重新命名它为“别动军”，它由11支原有纵队组成，分散在自由中国境内国民党统治区的每个战区，并被专门委派去监督并确保地面交通线路的安全。其次，戴笠重组了国民军的交通和通信部门，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司令部，负责地面巡逻、区域检查站、广播和邮政网络，甚至包括飞行通信。同样在7月，军事委员会下的运输统治局监察局首次改组为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随后由戴笠的亲信——陆军中将吉章简改组为交通巡查处。后来在1945年，交通巡查处扩充，覆盖到无线电通信领域（以前戴笠军统第三处的所辖范围），邮航检查处管辖的空中交通则由另一名陆军中将刘番负责。

最终，戴笠建立起了一整套对抗孔祥熙的防御体系。文官们非常渴望通过扩展财政部下属的中美合作组织的活动来接管对预防走私的监管权。1944年时，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运输处的负责人是黄荣华。黄曾以华侨的身份在美国旅居多年，同时担任中美合作所通信和交通部门的长官。他的工作是照管好拥有将近1000辆大卡车的车队，确保它们在中国南方的正常运转，把武器运送到前线的士兵那里，并装满从沦陷区傀儡公司购买的货物回来。

1944—1945年，这些车辆的装载完全听从戴笠的指挥，同时实际上他还把持着财政部下货运交通局局长的位子。就像中美合作所的代所长梅乐斯所解释的那样：

每一辆卡车都有一张写着装载货物名称的清单，清楚地显示着车上装的是什么；在每个关卡，司机都要出示这份清单，卡车也要被搜查。对于卡车司机来说，搭便车是捞外快的非常普遍的一种方式，以至于人们将此视为“运输黄鱼”——一种昂贵的美食。戴笠将军亲自负责这项应该用来阻止走私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管制任务，当然，这种管制也是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的。

浦东走私贩

戴笠在上海郊区的缉私行动是与忠义救国军在该地区的活动紧密联系的，当然也与其他国民游击队在顾祝同将军掌管的第三战区的渗透有关。

淞沪会战后在该地区约有各式各样的散兵游勇队伍约13,000支。其中在太湖流域出没的有4000支，接受王巍的指挥；7000支分布在上海近郊，葛森是他们的头目；另有2500支散布于宁沪铁路沿线，听命于沈君良（音译）。这是一支杂牌军，“并不是完全没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分子”，同时又“主要由流浪者与土匪强盗组成，还有少数亡命之徒，一旦出现有利于达到个人目的的机会，他们绝不会有丝毫的犹豫”。事实上这些人是从杜月笙的青帮中招募而来，并且主要效忠于戴笠。

戴笠

说到上海的走私货物，另一个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战时浦东出现的国民游击队组织，他们和上海市区隔了一条黄浦江。浦东东部地区忠义救国军二大队的领导人是陆军中校张均亮（音译）。此人是一个55岁的浦东本地人，战前还是一名目不识丁的小商贩。据一名在该大队中待了四个月的美国OSS（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称）情报人报告称：

浦东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张均亮的控制之下。他掌握了面向太平洋的浦东东部地区。浦东铁路线以西处于日军控制之下，南部则处于一位南京傀儡头目的控制之下，他与张均亮达成了某种“共识”。由于缺乏兵力，日本人只能够在浦东西部面向黄浦江的狭长地带实施有效控制。游击队遍布的浦东东部没有日军，因为日军视该地区为“不合作”区。

起初这一地区存在着大量游击队员同日军和伪军的武装冲突，日军和伪军只在浦东西部狭长的海岸线地带实施了非常严密的控制，在几个主要的渡口附近设立了他们的粮食仓库和战俘营。在更深入内陆的地区，早在1941年7月，浦东当地的游击队员已经成功消灭了南京伪政府警察机关的一支分遣队和一个日本宪兵头子。其后，他们又对此地的一些村庄实施了大量军事打击。但是在日本正规军“平定”这一地区后，公开的战争状态消失了。从占领者方面来看，村庄里的族长代替了地方官员，当地的保安队改组为乡村警力，表面上忠诚于上海市区的傀儡政府。

然而，对忠义救国军的游击队员而言，这些新上任的村庄头领只是名义上承认日本人及南京政府的统治。陆军中校张均亮不仅与浦东南部的傀儡头子达成了“共识”——忠义救国军会得到关于日本军事袭击的提前通知，而且浦东东、西部的警察头子也答应绝不会去袭击张在沿海的基地。事实上，他拥有一个秘密的当地政府：“张有一个广播站；他负责着当地使用重庆版教科书的学校；他负责对强盗和罪犯的判决——如果张没有时间为监狱的事情费心，他们就会被枪毙。”

但是浦东东部忠义救国军的主要目标并非保护张均亮的游击（也有人称为“强盗”）政府。它在战时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上海与浙江之间走私和通信路线的畅通，这也是通往中国腹地的主要通道。尽管日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忠义救国军实际上指挥着所有进出杭州湾的船只，其中12艘是通过杭州湾去余姚（靠近宁波）的远洋船，通常在午夜离开浦东的海岸，次日白天到达钱塘江口。忠义救国军在余姚有一个广播站，这是一个停满了无数废弃船只的港口城市，在那里走私者可以轻松将船只靠岸，而不会引起日本人的注意，甚至其中一些船只是被日方许可的，作为运输无害商品（除大米之外）的商船。有许可证的船只大多数被用来运送报纸或游击队首领，一旦遇到搜查，船主就把报纸扔到甲板上，游击队员们看上去像无辜的船夫。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陆军中校张均亮使用美国船只往浙江运送汽油，燃料是由一个希望帮助自由中国的美国石油公司支援的。忠义救国军的船只同时也运输橡胶轮胎和大米给国民党军队。在1941年12月8日以后，轮胎和汽油几乎得不到了；张能够冒一定风险从松江得到大米。1942年春，中国东部新开通的自钱塘江通往金华的航线被日本人占领，也相应地影响了张的弟兄们的工作。然而让人更为紧张的是，这种控制延伸到了上海市区。尤其是当日本人及其伪军负责在上海建立起一个“和平区”的封锁地带后，这种控制被加强了。

和平示范区

1940年11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沢田茂（Sawada Shigeru）中将调至华东战区指挥第十三军。汪精卫傀儡部队仍然无法控制农村地区。沢田茂中将急于稳定上海内陆地区，遂求助于陆军上校晴气庆胤（Haruke Yoshitane），晴气庆胤制订一项平定计划。晴气庆胤仔细研究了曾国藩、蒋介石所进行的镇压运动，提议建立一个“和平示范区”，需要中国的合作人士帮助建立一个基层的政治体制，该体制以政府自治、军事自卫、经济自行发展为基础。这个“和平示范区”是在日本镇压运动之后建立的，通过使用竹子编成的栅栏、电网和瞭望塔将占领区域围起来。在区内，建立了保甲制度、警察制度、秘密服役体系和防卫军团。

第一个和平示范区受到清乡运动的保护，由常熟、江阴、昆山、无锡和太仓五个地方组成。虽然这个计划得到中国区指挥官畑俊六（Hata Shunroku）将军的支持，汪精卫政权依然摇摇欲坠。上海伪政府官员更乐于从事走私活动，而不会抢夺日军的食物和商品；他们也害怕被重新派到农村地区。农村安抚委员会1941年5月22日建立，这项充满风险的任务就落到了警察总长李士群肩上，他曾经策划了极司非而路76号的党羽同戴笠的手下在上海的暗杀战争。

晴气庆胤在苏州设立了办公室，他是李士群的上级。李将他在上海的一些手下带来，组成了一个情报网络，训练5000名干部和警察，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自华北地区，同李士群和伪地方长官高冠武（音译）共事。在日本士兵的帮助下，傀儡警察和干部压制住了这一地区大多数的忠义救国军和至少1/4的共产党新四军成员。李士群也把他们的清乡运动向北延伸至宝山，并越过长江到达江北。在保甲制度下家家户户都要登记注册，所有14岁到45岁之间的男丁被征召入伍组成防卫团，然而，不允许他们携带枪支巡逻。最终，随着日本在军事上遭受重创，对这种体制至为重要的地方同伙不再愿意合作，但至少至1942年末，和平示范区体制构成了农村体制的雏形，与城市中心区如上海的控制机制相平行。

事实上，截至1941年9月初，日本人已经成功地恢复了长三角和平示范区多数地方的秩序，虽然他们不得不应付伪军纪律不严的情况——日本人称他们为“半改造的土匪”。伪军征粮，实则是掠夺，在一些哨点索贿，同国民军游击队合伙，非法没收行人的货物，密谋走私要价。

岗哨

确切地说是由于走私的风险以及遍布在上海城市周围各个布有铁丝网的搜查点的警卫们不断索取贿赂，小贩们的大米价格不断上涨。如果小贩被日本人或傀儡警察当场发现或认出，他们不得不向巡逻的军人或警官“纳税”。通常，面对岗哨和铁丝网，胆子最大的米贩子是年轻女人，她们经常被看“门”的阿尔萨斯警犬咬伤。

在上海封锁区内走私大米的商贩一度不得不沿街和在城市巷道秘密叫卖，就是为了避免被捕。老百姓想买大米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米贩叫进屋里，并把门锁上。小贩中一半以上是女性，当他们谈妥价格后，她们就会背过身去在口袋里翻找，掏出一个有大米价格的口袋或包或一个钱袋或围裙下的背心。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粮，走私商贩们又继续上路。

在和平示范区内，当地居民仍需持有居民身份证，以便通过日本人和傀儡的哨点。将货物运进运出，需要每个区内日本人专门的军役组织的允许。这种压制造成的整体后果就是贸易萎缩，农民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与此同时，日本人和傀儡商人利用他们的特权，控制被封锁的粮食和棉花的价格。进口化肥、机械、灌溉水泵的成本就相应地变得更为高昂，产生的结果就是自给自足。农民采用现货交易和手纺织品，使用熏香而不用火柴，自己制作酱油、米酒和食用油。

日本控制的粮食

米虫

日本人将大米作为武器控制上海，就像希特勒通过控制食物供应迫使欧洲屈服一样。 也就是说，各省种植的大米被用来供给日本军队或日本平民。一些城市如天津、上海都依赖从印度支那进口的大米，以致“当日本控制了印度支那将近600万吨的总出口时，它就自然拥有迫使被占领的中国进行合作的武器”。这种武器被明确用作社会控制的方式之一。例如，在1940年8月29日至10月18日期间，有五宗日本人被杀的案子。作为报复，日本军警封锁了所有可疑区域的巷道，并且“人为制造了严重的堵塞，据当时的报道说，在某些地区堵塞持续的时间过长以致发生了数起饿死人的事件”。

难怪这些大米商贩被称为寄生虫——米蛀虫，他们就靠食品买卖过活。在沦陷期间，两个最被鄙视的人是米业工会头头、省粮食局局长侯大春（音译）和苏州、常州、松江、太仓一带粮食购买办公室的主任胡征（音译）。抗日战争爆发前，侯大春是上海商务印书馆最高领导者之一。胡征娶了侯的大姨子吴宜卿（音译），之前在伪粮食局下属的水产管理局做事。这两位在汪精卫政府当政时，利用他们的裙带关系形成联盟。

例如，侯大春的妻子吴韵卿（音译）是秘密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妻子的结拜姐妹。胡征的妻子吴宜卿同粮食部次长周乃文（音译）是亲戚。侯大春利用这层关系，得以连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然后，在汪伪政府教育部长李胜武（音译）的推荐下，侯大春很快升至江苏省粮食局局长一职。不久，胡征负责主管苏州、常州、松江、太仓地区的米粮采购办事处。

不用说，侯大春利用他新获得的职位从大米贸易中获利。作为日军采购代理，他同不法粮贩非法勾结，迫使农民以低于市场价出售他们的产品。然后，他把产品运送到日本军需官那儿，发现他们货币紧缺，于是他很快同意以香烟、煤炭和其他黑市上的商品作为部分货币支付，并与胡征建立起日常联系，通过商人进行销售。在这方面，由于这两位有日本特需队和极司非而路76号的支持，整个买卖交易混浊起来。例如，1943年4月，侯大春按市场价从青浦大粮商史凯潭（音译）处购得1000石黄米，并将之囤积起来。然而，侯大春不愿意当场支付米钱，而是先将大米放在史凯潭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粮价上涨，侯大春却仍以先前的价格向史凯潭支付米钱，再按市场价销售，从中获利40万元。青浦的商人当然知道是谁给侯大春撑腰，但他们不敢质疑这项交易。

侯大春和其他奸商们勾结，慢慢建立起他自己的仓储链，将囤积的粮食储藏起来。地方的大米种植者被他的这种剥削所激怒，他们只能静待时机。随着日本战败，侯大春的好运也到头了。然后，他被通报至国民党当局，当局发现他的许多仓库内有满仓的未申报的白米。他在接受审讯时，揭发了一个大规模的走私、黑市网络，牵涉到许多同事，包括松江地区备受尊重的人物耿济治（音译），耿在被抓之前身上佩着枪。耿曾任上海市政府的法文秘书。侯大春最后受到中央特别法庭审判，然后被国民党在南京郊外的雨花台刑场处以极刑。

矛盾的一体

1944年夏，中国东南沿海省份遭遇持续的饥荒，但是，即使在伪政府的粮食购销体系比较失败的情况下，总体而言江苏省的粮食供应仍然充裕（参见表格5）。部分原因在于日本占领了湖南，掌握其粮食支配权。上海每个成人的月口粮供应量增加到4.3千克或者9.5磅。一般每人每天适度的口粮补助是1磅，1944年上海的总人口约为350万到500万，即使这样，上海可供的粮食数量与日常的需求量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盈余。根据军方的报告，1943年10月上海的人口数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事实上，在1943年1月间，关于开创新的配给体制问题有一场相当激烈的讨论，即在实行“普遍配给”（fuhenhaikyu）的地方实行“优先配给”（jutenshugi）体系，该体系将按照公民居住地、职业、地位、年龄以及性别的不同来分配给养。到1944年8月，粮食控制当局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讨论采取何种方式来增强他们对战时供需品的控制。

表格5 三个东部沿海省份粮食盈余与短缺情况表

召开那些会议的部分原因是长三角常州、无锡等地区洪水严重泛滥，洪灾以及肥料供应的紧缩使当年的粮食产量比一般的丰收之年减少了10%，在丰收之年，江苏的大米产量可达3，579，000吨，小麦产量达2,500，000吨。然而，直到1945年，社会上仍普遍认为粮食危机无论如何都会很快结束。“因为上海人喜欢吃米饭，虽然在家庭供需品的分配上还存在一些混乱，谷物市场偶然还会出现价格波动，但这个时候粮食市场已经被安定下来。”

上海难民

然而矛盾的是，据当时某些人的直言不讳，那些“不忠诚的”投机商以及大发国难财的人对上海粮食市场的稳定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为这些人能够像令人讨厌的“粮食蛀虫”一样把粮食偷运到上海来。在某种意义上，抛开城市原有的建制格局，除了日本的铁丝网以及傀儡保安团的巡逻队所控制的势力范围，“新贵们”已经统一了大都市及其腹地。从中我们得知的不仅是关于上海的走私活动加深了新贵与遗老、积极的合作者与消极的抵抗者、富人与穷人之间裂痕的描述，还有当社会的上层人士也不得不依靠黑市米、燕麦酒、二手货、旧衣服来维持生计时，由于在外敌占领下共同遭受迫害、剥削，人们对共同城市身份认同的陈述。

还有许多的问题我们不能在这篇文章中一一加以讨论。到底有多少沿海城市居民向西南迁徙？战时的人口迁徙对“黑色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黑色经济”的繁荣养活了自由中国的难民，同时也维持了上海自身人数日益膨胀的难民的生计。日益猖狂的走私贸易是否也刺激了国民经济几个关键部门的成长壮大？走私贸易显然填充了黑社会力量——军统秘密组织、日本宪兵、四川贸易公司的企业家、横滨投机商——的腰包。抗战结束之后，这些膨胀的秘密势力又给中日两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此等等。

当考虑到基于妥协才恢复的中国主权，考虑到大规模走私活动所带来的利与弊，考虑到在日本人控制下社会无序行为的暂时减少时，市民们都会心情矛盾，百感交集。他们战胜了外来的侵略者，但是重庆的政客们却接踵而至，这些自以为是的政客鄙视上海的幸存者，并强迫他们唯自己马首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