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的怒火: 以色列报复“慕尼黑惨案”的“天谴”行动（上）

来源: 崎峻战史

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夏季奥运会联邦德国的慕尼黑隆重召开。然而，一场蓄谋已久的恐怖袭击让这一届奥运会蒙上了永难洗涮的血色阴影。9月5日凌晨4点31日，来自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Black September Organization）的8名恐怖分子摸进安保形同虚设的奥运村，袭击了以色列运动员的驻地，当场打死2人，并劫持了9名以色列参赛人员。这8名以卢提夫·阿菲夫（Luttif Afif）为首脑的恐怖分子在与联邦德国政府对峙期间，提出以色列政府释放234名被以色列关押的囚犯、联邦德国释放被他们抓获的恐怖组织——“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创始人安德列亚斯·巴德（Andreas Baader）和乌尔里克·曼因霍夫（Ulrike Meinhof）等要求。“黑九月”将此次恐怖行动命名为“伊秋提和比拉姆”（Iqrit and Biram）——这是两个位于巴勒斯坦北部的基督教村庄的名字，这里的局面在1948年被以色列国防军驱逐出境。“黑九月”此次恐怖行动的动机是世俗民族主义，还得到了德国新纳粹分子的后勤支持。

经过1天谈判，联邦德国政府决定武力营救人质。营救行动在9月5日-6日夜展开，联邦德国警察趁恐怖分子乘机时在慕尼黑机场进行恶劣强攻，战斗持续了1小时，营救完全失败，9名以色列人质全部被恐怖分子“撕票”，5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另外3人被活捉，联邦德国也有1名警察和1名飞行员身亡，史称“慕尼黑惨案”，这是奥林匹克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

这次事件对此后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各种大型国际赛事、会议等活动的安保工作、各国反恐怖政策和反恐怖特种部队的建设带来了深远影响，而对第一受害国以色列来说，还直接催生了一场经以色列政府授权、由以色列国家情报局——“摩萨德”（Mossad）指挥的持续近20年的同样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秘密暗杀行动——“天谴”（Operation Wrath of God）。

■ 上图是1972年9月5日慕尼黑恐怖袭击事件现场，一名“黑九月”的恐怖分子。慕尼黑恐怖袭击事件是“黑九月”制造的最臭名昭著的一起恐怖活动，对此，以色列对该组织重要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追杀。

■ 上图是袭击奥运村的8名“黑九月”恐怖分子中的3人，从左至右分别是：西里默·穆罕默德·阿卜杜拉（Sirimer Mohammed Abdullah）、易卜拉欣·莫苏德·巴德兰（Ibrahim Mosoud Badran）、阿比德·凯尔·阿尔·丹沃利（Abed Kair Al Dnawly）。

■ 上图是被“黑九月”恐怖分子袭击后的运动员宿舍。恐怖分子在潜入以色列奥运代表团下榻的奥运村第31号楼后，先打死了2名以色列运动员，后劫持了9人作为人质。

■ 上图是1972年9月5日，两名运动员打扮、手执冲锋枪的联邦德国警察攀上“黑九月”恐怖分子挟持以色列人质的奥运村第31号楼屋顶。

■ 上图是1972年9月5日-6日晚，“黑九月”恐怖分子准备挟持以色列人质离开乘坐的一架直升机残骸。当时联邦德国警方计划恐怖分子在慕尼黑机场准备登机时发动突袭，但营救行动完全失败，9名以色列人质全部遇难，8名恐怖分子有5名被打死，3名被活捉。这一事件使联邦德国在国际社会上丢尽了脸，以至于有人戏称为机场营救行动是“人质拯救行动的失败典范”，为此德国在1972年专门成立了边防军第9大队（GSG9），专业执行反恐怖行动。“慕尼黑惨案”也给世界各国敲响了反恐警钟，一些专职反恐的特种部队纷纷成立，或者一些特种部队调整了任务范畴，增加了反恐职能和训练内容。

■ 上图是战斗结束后的慕尼黑机场，现场一片狼藉。当时恐怖分子准备挟持人质分乘两架直升机离开，其中一架在交火中被炸烂。

■ 上图在被炸毁的直升机中遇难的以色列人质。当时，绝望的恐怖分子先是用枪扫射，然后将手榴弹扔进直升机中，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 上图和下图是在另一架直升机中遇难的以色列人质。

■ 上图是“慕尼黑惨案”中遇难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员。

以牙还牙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便身陷阿拉伯世界的重重包围中，虽然三次中东战争都取得了胜利，但现实安全问题依旧严峻，稍有不慎便是倾国之灾。除了周边严峻的军事压力，阿拉伯世界的激进分子也在世界各地和以色列本土以极端手段对以色列的军事和民用目标进行袭击，慕尼黑事件便是20世纪70年代时期以色列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首先介绍一下慕尼黑事件的始作俑者“黑九月”。1970年9月6日至9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PLO或巴解，成立于1964年5月28日，由7个不同的民族主义组织和游击队武装组成）中的一个派别：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简称PFLP或巴解人阵）连续劫持了4架飞机，其中3架飞到约旦，该组织以飞机上300多名人质为挟，要求交换被关押在瑞典、英国和联邦德国的巴勒斯坦人，最后恐怖分子的要求被满足，同时也让约旦深深得罪了国际社会。加上以约旦为据点的巴解组织曾计划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本·塔拉勒（Hussein bin Talal）。为此，1970年9月16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宣布军管，进攻、驱逐约旦领土上的巴解组织及其武装，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剩余的巴解组织成员不得不转驻黎巴嫩的贝鲁特。对报复约旦国王和约旦军队，巴解组织中的最大派别“法塔赫”（Fatah，“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简称，由阿拉法特于1959年创建，是巴解组织中最大的派别）中的部分激进分子于1970年组成“黑九月”恐怖组织。最初“黑九月”的大多数成员来自“法塔赫”中支持阿布·阿里·伊亚德（Abu Ali Iyad，真名为瓦利德·阿哈默德·尼米尔·阿尔-纳赛尔，“法塔赫”的高级战地指挥官，在巴解组织领导人撤出约旦后，仍留在约旦北部率部与约旦军队继续战斗）的异议者，招募的新人则来自巴解人阵和其他派别。至于“黑九月”与“法塔赫”的关系，众说纷纭，该组织的成员始终否认与“法塔赫”及巴解组织之间的任何联系，而美国国务院1981年公布的一份1973年3月的文件显示，“法塔赫”是“黑九月”的上级组织。“黑九月”成立后，针对约旦、欧洲国家和以色列策划实施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1971年11月28日，“黑九月”便暗杀了访问开罗的约旦首相瓦希菲·阿尔-达尔（Wasfi al-Tal）。1972年9月的慕尼黑事件是“黑九月”策划的最残忍的一场恐怖袭击活动。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哀悼，民众群情激奋。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Golda Meir）在议会演说中说道：“以色列的拳头知道将会做些什么，我们将彻底击败他们，无论他们在哪里！”惨案的两天后，以色列空军发起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刚强6号”行动，出动F-4E“鬼怪”战斗机对位于叙利亚境内的7个和黎巴嫩境内的3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的基地进行了报复性轰炸，炸死200多名巴勒斯坦人。9月16日，以军发起旨在摧毁巴解组织游击队在黎巴嫩基地的“动乱4号”行动，3支装甲部队进入黎巴嫩南部，摧毁了至少130座疑似巴解组织激进分子的房屋，造成6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不仅如此，梅厄夫人还成立了一个代号为“X”的委员会，以她和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Moshe Dayan）为首，囊括少数政府官员，为政府制订关于此事的应对措施。梅厄夫人还任命以色列军事情报局（Military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局长阿哈伦·雅里夫少将（Aharon Yariv）作为她的反恐顾问——雅里夫少将后来与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Zvi Zamir）共同负责指挥“天谴”行动。X委员会经讨论得出如下结论：为了预防未来针对以色列的暴力恐怖袭击，有必要对那些支持或实施“慕尼黑惨案”的恐怖分子实施暗杀行动，而且应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震慑那些欠下血债的组织和个人。迫于以色列公众舆论和高级情报官员的压力，梅厄夫人不情愿地对摩萨德进行了授权，以色列针对与“慕尼黑惨案”相关的恐怖分子的广泛暗杀行动的大门由此开启。第一次暗杀行动于1972年10月16日发起。

■ 果尔达·梅厄（1898-1978），又称为梅厄夫人，以色列建国功臣之一，以色列第4任总理。梅厄出生于乌克兰，由于其犹太人的身份，从小颠沛流离，年轻时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从而成为积极的复国主义者，在20世纪20-40年代长期从事犹太复国运动，是其领导者之一。1948年5月14日，梅厄夫人与其他24名建国者一起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上签字，以色列国成立，梅厄夫人是建国元勋之一。梅厄夫人于1949-1956年任以色列劳工部长，1956-1966年任外交部长，1966-1969年任工党总书记，1969-1974年任以色列总理。“慕尼黑惨案”发生后，梅厄夫人成立了X委员会，并授权对涉案的恐怖分子发起报复性暗杀行动。梅厄夫人胆识过人，在以色列人心中享有崇高威望，被称为“雄伟的母狮”和“犹太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 兹维·扎米尔（1925-）。以色列国防军少将，1968-1974年担任摩萨德局长。扎米尔出生于波兰，7个月大时便与家人移民巴勒斯坦，18岁开始其军事生涯，所服役的第一个单位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哈贾纳”（Haganah，该组织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核心力量）的精英武装部队“帕拉玛赫”（Palmach），在这支部队里，与扎米尔一起服役的还有未来以色列的领导人摩西·达扬、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扎米尔作为新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员参战。此后，扎米尔一直效力于以色列国防军，最终升至南方司令部司令。他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的最后一个岗位是驻伦敦武官。1966年，扎米尔转任摩萨德局长。在其执掌摩萨德期间，指挥了执行报复性暗杀的“天谴”行动和处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余波。2005年，在斯皮尔伯格制导的以“天谴”行动为基础改编的电影《慕尼黑》中，扎米尔还上镜饰演了一个角色。

■ 上图是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的标志。标志中环绕的希伯来语是摩萨德的座右铭，来自《圣经》中的名言： 无智谋,民就败落; 谋士多,人便安居。（Where no counsel is, the people fall, but in the multitude of counselors there is safety.）摩萨德全称为以色列情报与特别行动局（Institute for Intelligence and Special Operations）。1949年12月13日，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建立中央协调局（Central Institute for Coordination），这便是摩萨德的前身，当时该单位是为协调和完善多个安全机构——军事情报局（Military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缩写为AMAN，即哈曼）、“辛贝特”（Shin Bet，即以色列国内安全局）、外交部政治处的关系而建立的，1953年3月，中央协调局进行了重组，摩萨德正式成立，它作为总理办公室的一部分，直接向总理负责。如今，摩萨德已发展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机构，传奇故事震撼人心。“天谴”行动便是由摩萨德主导和执行的。

■ 阿哈伦·雅里夫少将（1935-1994），“天谴”行动的另一名指挥官。

虽然暗杀行动已经展开，不过可能是出于对非正当手段的抵触和顾忌政府声誉，梅厄夫人并不是很赞成采用暗杀的手段。然而，一个事件不仅使以色列人的激愤达到了顶点，也打消了梅厄夫人的矛盾心理。在“慕尼黑惨案”之后不到2个月，惨案中的那3名被联邦德国政府逮捕的恐怖分子获得了自由——1972年10月29日，“黑九月”恐怖组织的2名成员劫持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的第615号航班，要求联邦德国政府释放被关押在慕尼黑监狱的那3名恐怖分子——穆罕默德·萨法迪（Mohammed Safady）、阿德南·阿尔-加什伊（Adnan Al-Gashey）及其堂兄弟贾马尔·阿尔-加什伊（Jamal Al-Gashey），并扬言如果联邦德国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将再次让德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迫于压力，联邦德国政府可耻地与恐怖分子妥协，并在没有与以色列磋商的情况下，把这3名恐怖分子用飞机送到被劫持的飞机所在地——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机场（Zagreb）。到了机场后，这3名恐怖分子乘上被劫持的飞机，直飞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支持和庇护。第615号航班降落的黎波里后，恐怖分子释放了机上的18名人质，卡扎菲也登机向恐怖分子祝贺。

■ 上图是1972年10月底在利比亚的黎波里，3名脱离牢笼的“黑九月”恐怖分子召开记者招待会。从左二开始，分别是穆罕默德·萨法迪、阿德南·阿尔-加什伊、贾马尔·阿尔-加什伊。萨法迪和阿德南后来在“天谴”行动中被摩萨德杀死，报了一箭之仇，但贾马尔侥幸逃过多次追杀，在以色列停止暗杀活动后，他依旧生活在恐惧之中。

3名制造血案的恐怖分子不但逃过了惩罚，还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这一事件使梅厄夫人仅存不多的矛盾心理烟消云散，暗杀行动开始坚定地推行下去。

X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为暗杀行动草拟一份所有涉及“慕尼黑惨案”的恐怖分子的人员名单，这份名单由巴解组织中为摩萨德工作的卧底协助完成，欧洲情报机构的盟友还为以色列提供了所需信息。整份暗杀名单的内容如今仍未解密，有关报道称，最后目标人数为20-35人，囊括“黑九月”和巴解组织中的相关人员。一旦名单完成，摩萨德将对里面的目标个人进行定位并暗杀。

行动策划的一个关键在于它的似是而非性，使人无法证明暗杀事件与以色列具有直接联系。另外，行动更普遍的意义是给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带来心理上的恐怖，“震慑群丑”，从心理上摧毁他们试图与以色列作对的想法。正如摩萨德前副局长大卫·金奇（David Kimche）所言：“暗杀行动的目的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主要让他们感到恐惧。我们想让他们不时留意自己的背后，并感到我们正在接近他。因此我们尽量不去做那种直接在街头枪杀的事，因为这种事实在是太简单了。”而暗杀行动的经过也确实显示了这一点，擅长秘密情报题材的调查新闻记者、英国作家戈登·托马斯（Gordon Thomas）披露，每次暗杀行动的几个小时前，暗杀目标的家里人都会收到一束带有卡片的鲜花，上书：“这是一个我们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的提醒。”

根据已经披露的资料显示，领导暗杀团队的创建和指挥工作的是摩萨德特工迈克尔·哈里拉（Michael Harari），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关于这支暗杀团队，世间倒是众说纷纭。

根据英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西蒙·里夫（Simon Reeve）在其2000年出版的著作《9月的一天》（One Day in September）中披露，哈里拉领导的暗杀团队下分几个小组，其名称以希伯来语字母来排列，具体情况为：

“……15个人划分为5个小组：‘阿列夫’小组（Aleph，希伯来语第1个字母），2名训练有素的杀手；‘贝特’小组（Bet），2名在暗中为‘阿列夫’小组提供警戒的护卫；‘海特’小组（Het），2名通过租用酒店客房、公寓、汽车等方式为团队其他人员提供庇护的特工；‘艾因’小组（Ayin，希伯来语第16个字母），由6到8名特工组成，他们是行动的骨干，负责跟踪目标，并位‘阿列夫’小组和‘贝特’小组准备撤退路线；‘廓弗’小组（Qoph，希伯来语第19个字母），2名专门负责通讯的特工。”

■ 迈克尔·哈里拉（1927-2014）。哈里拉出生于巴勒斯坦的特拉维夫，13岁时加入“哈贾纳”，充当为各部队传送信息的信使，1943年加入“帕拉玛赫”。在20世纪60年代加入摩萨德之前，他先后在以色列国防军和“辛贝特”工作。为摩萨德效力后，他负责经营摩萨德驻欧洲的特工。以色列政府决定发起报复性暗杀行动后，他被选作“天谴”行动暗杀团队的指挥官。但是，1973年7月21日的“利勒哈默事件”使暗杀团队走了麦城，也是哈里拉的败笔。除了“天谴”行动，哈里拉执行的另一起著名的秘密行动是1976年7月营救被恐怖分子劫持至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Entebbe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迅雷”行动，据说他当时化妆成一个意大利商人进入机场进行侦查，为以色列特种部队搜集了第一手信息；另外，带着获救人质和突击队返回以色列的飞机在途中需要加油的问题，也是他出面与肯尼亚的空军基地沟通解决的。1979年1月，哈里拉领导的暗杀团队在贝鲁特用汽车炸弹炸死了“黑九月”的行动指挥官阿里·哈桑·萨拉马（Ali Hassan Salameh），这也是他为摩萨德立下的另一项重大功绩。

因为这个暗杀团队有些类似于前摩萨德战地情报官（katsa，负责收集情报和管理特工，类似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案件负责人）维克托·奥斯特洛夫斯基（Victor Ostrovsky）对摩萨德自己的暗杀组织——“基顿”（Kidon，意为“刺刀”或“矛尖”，由于该单位的极度机密性，致使其一直没有什么可靠的信息可供描述）的描述。事实上在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的书中也说，就是“基顿”团队执行了暗杀行动，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戈登·托马斯（Gordon Thomas）的支持，后者曾获得8个“基顿”和80个涉及暗杀行动的后援小组成员的事后报告。

而另一份来自以色列记者和作家亚伦·J·克莱因（Aaron J. Klein）的报告则显示，那些执行暗杀任务的团队实际上来自一个名为“凯撒利亚”（Caesarea）的组织，这个单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重组并改名为“基顿”。迈克尔·哈里拉指挥3个“凯撒利亚”团队，每个团队由12人组成，且每个团队又划分为后勤、监视和暗杀3个小组。

而在1973年7月21日导致“天谴”行动曝光的“利勒哈默事件”（Lillehammer affair）发生后，《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也显示，哈里拉的这支暗杀团队由15人组成，结构类似于上述说法。

另外，根据加拿大作家、记者乔治·乔纳斯（George Jonas）于1984年出版的关于“天谴”行动的作品《复仇》（Vengeance）一书中，对此则有完全不同的说法。作者指出，根据他的资料来源显示，摩萨德组建了一个5人小组，组成人员都是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这个小组的行动在以色列政府的直接掌控之外，小组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唯一通讯桥梁就是迈克尔·哈里拉。

■ 上图是斯皮尔伯格执导的2005年电影《慕尼黑》的片段，执行暗杀行动的5人小组。电影里采用了《复仇》中的说法，摩萨德组建了一支5人小组执行报复行动。

直接暗杀：1972-1988

第一场暗杀发生于1972年10月16日，暗杀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是巴勒斯坦人艾瓦勒·兹瓦伊特（Wael Zwaiter），此人出生于1934年，曾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大学学习过阿拉伯文学和哲学，后到利比亚和意大利罗马。在罗马，他是巴解组织的代表，并担任利比亚驻意大使馆的翻译，除了阿拉伯语，兹瓦伊特擅长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1972年8月，兹瓦伊特因为涉及“黑九月”针对一家炼油厂的炸弹袭击事件而被意大利警方抓捕并问讯，但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摩萨德认为此人是“黑九月”在罗马的头目，除了“慕尼黑惨案”，还涉及一起针对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失败的恐怖袭击事件。10月16日夜，暗杀团队的2名特工埋伏在兹瓦伊特家门前，等待目标归来。当38岁的兹瓦伊特快到公寓时，这2名杀手通过询问证实其身份后，迅疾掏枪向他射了12枪——据说每一颗子弹都代表一名在“慕尼黑惨案”中遇害的以色列人质。干掉目标后，特工们迅速转移到安全屋。对于以色列的“指控”，兹瓦伊特的支持者则认为，从来没有确凿证据显示兹瓦伊特与“黑九月”或“慕尼黑惨案”有联系；而巴解组织的副领导人、情报机构首脑萨拉赫·哈拉夫（Salah Khalaf，更多用名阿布·伊亚德）指出，兹瓦伊特是一个“极力反对”恐怖主义的人。

■ 艾瓦勒·兹瓦伊特。

摩萨德黑名单上的第二个目标是巴解组织在法国的代表穆罕默德·哈姆里沙（Mahmoud Hamshari），摩萨德认为他是“黑九月”在法国的领导人，参与策划了“慕尼黑惨案”，在人质危机发生后的第二天，哈姆里沙在采访中表示，他不担心自己的生命，但他不想“嘲讽魔鬼”。因为哈姆里沙深居简出，周边保镖成群，直接刺杀有一定难度。暗杀团队采用了炸弹袭击的方式。首先让一名特工伪装成意大利记者，然后摩萨德将哈姆里沙从巴黎的寓所中引诱出来，并派遣一个炸弹小组潜入其寓所中，在其电话座机下安装了1枚遥控炸弹。1972年12月8日，冒充记者的特工以采访名义与哈姆里沙联系，特工询问电话另一头的是否是哈姆里沙，在得到对方的肯定后，特工给其他同僚发讯号，炸弹小组迅速引爆炸弹。猛烈的爆炸中，哈姆里沙身负致命伤，但还保持了长时间的清醒，向巴黎的侦察人员告知所发生的事。几周后，哈姆里沙在医院伤重不治身亡。这场暗杀是摩萨德在法国进行一连串暗杀事件的第一起行动。另一场暗杀还发生于伦敦，一名巴勒斯坦的激进分子在上下班高峰时间被推到公交车车轮底下。

■ 上图是穆罕默德·哈姆里沙。也有资料认为，他与慕尼黑恐怖袭击事件无关。

1973年1月24日晚在塞浦路斯的首都尼科西亚（Nicosia）的奥林匹克大酒店，当巴解组织中的主要派别“法塔赫”在塞浦路斯的代表、约旦人侯赛因·阿尔·贝希尔（Hussein Al Bashir）关掉其房间的灯后不久，安装在其床底的1枚炸弹被引爆，贝希尔和他的房间都被炸得粉碎。摩萨德认为贝希尔是“黑九月”在塞浦路斯的首领，而另一个原因是他与苏联克格勃的关系密切。

1973年4月6日晚在巴黎，贝鲁特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法学教授巴兹尔·阿尔-库拜西（Basil al-Kubaissi）在寓所前被2名以色列特工连射12枪，当场毙命。摩萨德认为他为“黑九月”提供武器，并涉及其他巴勒斯坦恐怖袭击事件。

1973年4月9日，得到摩萨德情报支援的以色列特种部队发起“少年之春”行动（Operation Spring of Youth），3支特战分队潜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摧毁了巴解组织总部并打死3名巴解组织的重要首脑，一同被打死的还有12-100名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成员，一时间舆论大哗。

“少年之春”行动之后，又有3场暗杀事件发生。1973年4月11日，侯赛因·阿尔·贝希尔的接替者扎亚德·穆沙西（Zaiad Muchasi）在塞浦路斯的雅典酒店（Athens hotel）的房间中被炸弹炸死——与他前任同样下场。与此同时在罗马，“黑九月”的两名小头目——阿卜杜勒·哈米尔·志斐（Abdel Hamid Shibi）和阿卜杜勒·哈迪·那珂（Abdel Hadi Nakaa）也在他们的车中遇袭。

1973年6月28日在法国巴黎，穆罕默德·布迪亚（Mohamed Boudia）被摩萨德特工安装在汽车座位下的炸弹炸死，这位以风流闻名的阿尔及利亚编剧也是是巴解人阵组织在欧洲的行动首脑，被杀原因是曾参与袭击以色列平民。此人曾参与过阿尔及利亚战争（Algerian War），战争期间因为袭击法国南部的一家炼油厂而被判入狱，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获释，成为阿尔及利亚国家剧院的一名导演。1965年，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ène）夺取阿尔及利亚政权后逃到法国，在巴黎一家剧院工作，同时为委内瑞拉的恐怖分子“豺狼”卡洛斯（Carlos the Jackal）效力。

1973年7月21日在挪威的利勒哈默，摩萨德的暗杀团队误将摩洛哥籍适应生艾哈迈德·布戚基(Ahmed Bouchiki)——他的兄弟是著名音乐家基科·布戚基（Chico Bouchikhi）——当做“黑九月”的行动指挥官阿里·哈桑·萨拉马处死，这就是著名的“利勒哈默事件”，这一事件使“天谴”行动曝光于全球媒体的镁光灯之下，不仅使这支15人的暗杀团队中的1个6人小组被挪威当局逮捕并被挪威司法体系以谋杀共犯的罪名起诉，哈里拉也逃回以色列，对以色列情报单位和以色列的国家更是严重打击，迫于国际舆论，以色列被迫中止“天谴”行动，直至1978年，“天谴”行动才重新开始。

■ 上图是1973年6月28日在巴黎，穆罕默德·布迪亚被杀现场，摩萨德特工在其汽车里安装炸弹将其炸死。

■ 左上图是阿里·哈桑·萨拉马，右上图是被摩萨德误杀的艾哈迈德·布戚基。“利勒哈默事件”导致摩萨德在欧洲的众多基础设施被各国情报机构查获，“天谴”行动也被迫中止。

■ 上图是挪威警方正在勘察艾哈迈德·布戚基遇害现场。

1979年12月15日，两名巴勒斯坦人阿里·萨勒姆·艾哈万德（Ali Salem Ahmed）和易卜拉欣·阿卜杜勒·阿齐兹（Ibrahim Abdul Aziz）在塞浦路斯被击毙，据当地警方透露，他们是被无声手枪打死的。

1982年6月17日，巴解组织的两名高级成员——纳齐赫·迈耶（Nazeyh Mayer）和卡万勒·侯赛因（Kamal Husain）在意大利双双毙命。前者是巴解组织在罗马的主要领导，在家门口被摩萨德特工射杀；后者是巴解组织在罗马的副领导人，在乘车回家时被一枚安放在他的汽车后座下方的榴霰弹炸死。在不到7小时前，他曾到访被杀的纳齐赫·迈耶的家里，并协助意大利警方的调查，但数小时后他也毙命。

1982年7月23日在巴黎，巴解组织驻巴黎机构的副首脑法德勒·达尼（Fadl Dani）被摩萨德特工安置在其汽车里的炸弹炸死。1983年8月21日在雅典，巴解组织官员马蒙·默拉什（Mamoun Meraish）在他的汽车中被两名驾驶摩托车飞驰而过的摩萨德特工射杀。

1986年6月10日，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简称DFLP，从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派别）的秘书长卡勒德·艾哈万德·纳扎勒（Khaled Ahmed Nazal）在雅典的酒店门前遭遇枪击，头部连中4枪，当场毙命。1986年10月21日，巴解组织高级官员、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委员蒙奇尔·阿布·加扎拉（Munzer Abu Ghazala）在开车穿过雅典郊区时被炸弹炸死。

1988年2月14日，一个汽车炸弹在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Limassol）发生爆炸，巴勒斯坦人阿布·阿尔·哈山·卡西姆（Abu Al Hassan Qasim）和哈姆迪·阿德万（Hamdi Adwan）当场死亡，另一名巴勒斯坦人马尔万·卡纳法尼（Marwan Kanafami）负伤。

其他行动

伴随着直接暗杀行动，摩萨德还采取其他各种手段来应对“慕尼黑惨案”及预防未来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活动，如摩萨德对整个欧洲的巴解组织机构使用邮件炸弹的手段进行打击。以色列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写道，这些攻击对那些目标造成非致命性伤害，那些目标囊括在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人们、在德国波恩（Bonn）和丹麦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巴勒斯坦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以及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红新月”机构人员。以色列作家亚伦·J·克莱因还提到，在埃及开罗的一次暗杀行动中，由于炸弹发生故障，两名目标人物侥幸逃过一死。

维克托·奥斯特洛夫斯基声称，摩萨德也使用心理战手段打击目标，如给还活着的激进分子散发讣告、给其他目标邮寄非常详细的本人信息等，给目标造成“一切尽在对手掌握中”的心理压力。英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西蒙·里夫进一步指出，摩萨德会给巴勒斯坦基层官员打电话，在向他们泄露本人的详细信息后，警告他们远离巴勒斯坦的任何事务，否则下场难料。英国作家戈登·托马斯所述的摩萨德暗杀团队在行动前给目标家里寄带有“催命卡片”的鲜花也是一种心理战手段，托马斯还进一步披露，每次干掉目标后，摩萨德的心理战部门还向中东的阿拉伯报纸泄露目标被杀的消息，以震慑心怀敌意的阿拉伯人。

除了上述被证实是“天谴”行动中的暗杀事件外，还有几起暗杀行动或暗杀企图也被归咎于“天谴”行动之下，虽然这些事件背后是否有摩萨德的身影还有待证实，而这些事件据怀疑是脱离巴勒斯坦派系组织的人员泄露出来的。第一起这样的暗杀事件是1978年1月4日，巴解组织在伦敦的代表赛义德·哈马米（Said Hammami）被枪杀，这场暗杀被怀疑是摩萨德或阿布·尼达尔组织（Abu Nidal Organization，简称ANO）下的手，后者是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法塔赫-革命委员会（Fatah–The Revolutionary Council）最常见的名字，这个组织是1974年阿拉法特的“法塔赫”派系分裂后，由阿布·尼达尔创立的。1978年8月3日，巴解组织在巴黎的首脑伊兹丁·卡拉克（Ezzedine Kalak）和他的副手哈马德·阿德南（Hamad Adnan）在他们位于阿拉伯国家联盟大楼（Arab League building）的办公室中遇害，另外3名来阿拉伯联盟和巴解组织的人员负伤，这场暗杀也算到了摩萨德或阿布·尼达尔组织的头上。1979年7月27日，巴解组织军事行动领导人祖海尔·穆赫辛（Zuheir Mohsen）在法国戛纳（Cannes）被枪杀，他是在刚离开赌场时遇袭的。各种消息来源显示，对这场袭击负责的应是摩萨德，以及其他巴勒斯坦人——很可能来自埃及。1981年6月1日，巴解组织在比利时的代表纳伊姆·卡迪尔（Naim Khader）在布鲁塞尔（Brussels）遇刺身亡，事后，巴解组织及其在布鲁塞尔的联络处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责以色列是幕后凶手。

■ 左上图是赛义德·哈马米。右上图是阿布·达尼尔（1937-2002），阿布·达尼尔组织的创立者。

■ 上图是1978年1月7日在伦敦，被暗杀的赛义德·哈马米送葬现场，当时灵车正将其送往摄政公园（Regents Park）的清真寺。

还有一名重量级人物——公开宣称策划了“慕尼黑惨案”的“黑九月”领导人阿布·达乌德（Abu Daoud），他也是“天谴”行动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之一。达乌德于1981年8月1日在波兰首都华沙的一间旅馆的咖啡屋中喝咖啡时，被一名枪手连番枪击，身中两枪，后被送到民主德国的陆军医院中救治，结果大难不死。目前尚不清楚袭击他的究竟是摩萨德的“天谴”行动暗杀人员还是其他分裂的巴勒斯坦派系组织。而达乌德声称，袭击者是一名为摩萨德工作的巴勒斯坦双面间谍——这名间谍在10年后被巴解组织杀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达乌德是黑名单上最幸运的人，作为策划“慕尼黑惨案”的黑手，他活到了以色列停止暗杀行动之后，最后于2010年7月3日因为肾衰竭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走完一生。

另外，还有1982年3月1日巴解组织官员纳比勒·瓦迪·阿兰吉（Nabil Wadi Aranki）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Madrid）被杀；1992年6月8日巴解组织情报首脑阿提夫·巴萨苏（Atef Bseiso）在两名枪手用消音武器射杀。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作家亚伦·J·克莱因都谴责是摩萨德下的手，但也有其他报告显示，这两起暗杀事件背后也有阿布·尼达尔组织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