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的怒火: 以色列报复“慕尼黑惨案”的“天谴”行动（下）

来源: 崎峻战史

对于“天谴”行动来说，1973年值得大书特书。在1973年4月9日，以色列发起“天谴”行动中最为著名的一次暗杀活动——“少年之春”，而这场行动的主角并非摩萨德，而是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这场军事行动带有相当明显的“斩首行动”色彩，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特种作战典范，这次行动也极大地震撼了阿拉伯世界。另外，摩萨德暗杀团队在1973年针对“黑九月”头目阿里·哈桑·萨拉马的暗杀行动遭遇挫折，因为误杀无辜，导致“天谴”行动曝光于国际社会的镁光灯下，以色列政府不得不暂时中止暗杀行动。

“少年之春”

1973年4月9日，“天谴”中最著名的一次秘密行动——“少年之春”行动打响。执行此次暗杀任务的主角并非摩萨德，而是来自以色列国防军的特种作战力量——“萨耶雷特”（Sayeret）。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萨耶雷特”，在以色列军语中，没有欧美国家的“Special Force”这个称谓，所有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都被称为“Sayeret”，在希伯来语中，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侦察队”、“巡逻队”，因此，以色列特种部队，按字面意思称为“侦察部队”更为合适，不过这些部队的性质已经跟其字面意思天差地远了。据如今公开资料显示，在以色列陆军的步兵、伞兵、装甲兵、炮兵、工兵中，以及以色列海军和空军里都各有数支编制大小不等的“萨耶雷特”，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总参直属侦察营（Sayeret Matkal，直译为总参谋部侦察队）——这支部队长期被中国军事爱好者错误地称为“野小子”。总参直属侦察营又称为以色列国防军第262部队，成立于1957年，创建者是以色列情报部队的教父亚伯拉罕·阿尔侬（Avraham Arnan），起初，阿尔侬的初衷是组建一支特种侦察部队，总参直属侦察营形成战斗力后，1961年正式纳入国防军作战序列中——当时还称为第262部队，1962年执行了首次敌后侦察任务，率队的便是后来侦察营的第三任营长——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此后，该部多次执行了越境侦察任务，在国防军中名声鹊起，逐渐博得了“能到任何地方”的名声，据说其正式名称“总参直属侦察营”便来自这一时期。不过，直至1968年前，这支部队一直没有承担什么重要任务。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世界的激进主义分子频繁使用恐怖手段打击以色列目标，这支部队终于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小规模的非常规作战。1968年12月28日，总参直属侦察营作为联合突击队的一部分，与伞兵部队一起参加了突袭黎巴嫩贝鲁特国际机场的“赠品”行动（Operation Gift），摧毁了14架阿拉伯客机，这次行动标志着总参直属侦察营开始从特种侦察部队向特种作战部队转型，这一转型是在埃胡德·巴拉克的任期（1971-1973年）中实现的。1972年5月9日，总参直属侦察营在营长巴拉克的指挥下，成功处置了特拉维夫的卢德国际机场（Lod International Airport）劫机事件，这是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反劫机行动。但是，1974年5月15日，总参直属侦察营在以色列北部的马阿洛特（Ma’alot）营救被劫持的人质时遭遇滑铁卢，115名人质死亡29人，超过70人负伤。这次惨败使总参直属侦察营开始研究反恐怖和人质营救这一全新课题，拓宽了这支部队的使命和任务范畴。1976年7月4日，以总参直属侦察营为主的联合突击队万里奔袭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成功营救了被挟持的103名人质，这是总参直属侦察营历史上最为大胆和成功的特种作战行动，并为世界反恐怖作战和特种作战的历史创造了一个著名的经典战例。如今，这支部队是以色列国防军中能力最全面、保密程度最高、战斗力最强的特战分队，被称为“总参谋长的孩子”。它相当于以军中的“三角洲”部队，以色列官方的立场是：“这是一支不存在的部队，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也许将来也永远不会存在。”而在“少年之春”行动中，总参直属侦察营便担任主要角色。

■ 上图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直属侦察营的标志。

■ 上图是1958年，第262部队部分队员合影。

■ 上图是总参直属侦察营的创建者亚伯拉罕·阿尔侬（1930-1980）。阿尔侬在17岁时加入“贾马尔”的“帕尔玛赫”，1949年被调入军方情报机构，1957年晋升为少校军衔，并派遣到一个阿拉伯国家中建立间谍网络。在情报工作中，阿尔侬认为必须建立一支直接主动搜集情报的部队，而非目前那种依靠情报贩子、告密者、叛徒去得到情报。在阅读了英军特种空勤团（SAS）创立者大卫·斯特林（David Stirling）的回忆录《勇者必胜》（Who Dares Wins！这个口号也是SAS的座右铭）一书后，他决定以SAS为范本，打造一支以色列自己的特种侦察部队。几经周折，总参谋部最后同意了阿尔侬的意见，由其亲自去组建这支部队，代号262，但阿尔侬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后勤保障。首批队员几乎都是阿尔侬亲自挑选的，在正规的训练教材编写出来前，他们的教材就是那本《勇者必胜》。第262部队形成战斗力后，1963年，阿尔侬卸任第262部队指挥官一职，返回军方情报部门，其职务由伞兵旅侦察连的多弗·马塔里接任。1976年，阿尔侬以准将军衔退役。1980年，阿尔侬因癌症去世。

“慕尼黑惨案”之后，以色列国防军重启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计划，意图摧毁巴解组织设在那里的兵工厂和弹药库，而以色列情报部队意外地获取到两个关键情报：

1.在贝鲁特西区的凡尔登大街上的两座7层豪华公寓中，住着3名关键人物：

穆罕默德·优素福·阿尔-法赫德（Muhammad Youssef al-Najjar，更多地被称为阿布·优素福），“黑九月”的一名行动指挥官，“慕尼黑惨案”的主要策划者，“法塔赫”黎巴嫩分部的前领导人，也是“法塔赫”内部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他的最新职务是巴解组织的政治部首脑和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副手，是巴解组织的第三号人物。

卡万勒·阿德万（Kamal Adwan），巴解组织的行动指挥官，“法塔赫”科威特分部的创始人，负责针对以色列目标的军事袭击。

卡万勒·纳赛尔（Kamal Nasser），巴解组织和巴解执行委员会的发言人。

其中，优素福住在一座楼上，与其隔街相对的另一座楼上则住着阿德万和纳赛尔。

2.贝鲁特西区的喀土穆大街的一栋7层大楼上，驻扎着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部，其首脑哈瓦特梅赫与150名组织成员住在这里。

根据所获情报，以色列总参谋部决定扩大打击范围，将上述目标囊括其中，并于1973年3月制定了以色列国防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陆联合特种作战行动，代号“少年之春”。参与部队包括3支“萨耶雷特”：总参直属侦察营、海军第13突击队（Shayetet 13）、伞兵旅侦察连（Sayeret Tzanhanim paratroopers）。总指挥为以色列国防军步伞兵司令沙凯德将军。

根据计划，“少年之春”行动由5个几乎同时开始的突袭行动组成，每个行动都有一个非常女性化的代号：

1.“阿维娃”（Aviva）：突袭凡尔登大街的两座公寓，杀死优素福、阿德万和纳赛尔，由埃胡德·巴拉克指挥的总参直属侦察营负责。

2.“耶胡迪特”（Discovered）：摧毁喀土穆大街上的巴解民阵组织总部，由伞兵旅侦察连负责，指挥官为阿姆侬·利普金-沙哈克中校（Amnon Lipkin-Shahak）。

3.“瓦尔达”（Verde）：摧毁位于贝鲁特南部的“法塔赫”加沙（Gaza）行动指挥部以及一个炸弹和枪械厂，由海军第13突击队负责，指挥官为齐夫中校。

4.“西拉”（Cilla）：摧毁“法塔赫”在贝鲁特港北部的一个军火仓库，同样由海军第13突击队负责。

5.“吉拉”（Jewish）：伞兵旅侦察连一部在贝鲁特和西顿市（Sidon）之间发起一场牵制性攻击，并摧毁设在此处的一个“法塔赫”的仓库，指挥官为阿莫斯·亚侬中校。

■ 左上图是穆罕默德·优素福·阿尔-法赫德；中图是卡万勒·阿德万；右上图是卡万勒·纳赛尔。

■ 埃胡德·巴拉克。巴拉克出生于1942年，是总参直属侦察营历史上最优秀的一任营长。他有一项天赋：判读地图和地形，是天生的侦察兵的料子。他凭此被阿尔侬相中，选入第262部队，很快成为骨干和重点培养对象。1961年，巴拉克到中央军校进修，毕业时是全校6名优秀学员之一。后来，在毕业典礼上与巴拉克有一面之缘的副总参谋长拉宾这样评价他：“如果这个小伙子将来不能成为国防军总参谋长，那这支部队就有问题。”1963年，巴拉克赴法国接受特种部队进修，回国后在总参直属侦察营担任连长。1971年，巴拉克任总参直属侦察营营长，在其任职期间，弥补了这支部队在特种作战能力上的缺陷，并拓宽了部队规模（从人数仅数十人扩大到近300人），而且预算充足，可自行选择装备。在巴拉克时代，总参直属侦察营在很多行动中不再是配合其他突击队的尴尬角色，成为了台上主角，实现了从特种侦察部队向特种作战部队的转型，开始成为全军最重要的一支特战分队。总参直属侦察营在巴拉克时代所执行的任务中，最著名的有三次，分别是1972年5月卢德国际机场反劫机行动、1972年底绑架5名叙利亚高官用以交换被俘的飞行员的“板条箱3号”行动（Operation Crate 3）、1973年4月的“少年之春”行动。此后，巴拉克历任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坦克旅旅长、装甲师师长等职务；1982年，39岁的巴拉克晋升为少将，是国防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少将；1983-1985年，巴拉克任军事情报局局长；1986-1987年任中央军区司令；1987-1991年，巴拉克任副总参谋长，1991年4月，巴拉克如拉宾所预言地出任以色列国防军第14任总参谋长。1995年，巴拉克退出现役。1999-2000年，巴拉克出任以色列总理。2009年，巴拉克任以色列国防部长。

这份计划交到梅厄夫人手中时，一向大胆果决的女总理也为这份极为冒险的行动计划所震惊，将最精锐的突击队孤注一掷地派往敌国首都，而且是老对头巴解经营得犹如要塞堡垒般的城市——自从1970年9月被约旦驱逐后，巴解总部搬迁到贝鲁特，经过3年的营造，这里兵工厂、军营、工事、弹药库、训练营众多，大街上到处是带着武器的巴解战士。突击队深入敌国领土，后无支援，稍有不慎便会全军覆没。若被查出这场侵入他国首都的突袭行动是以色列政府主导，还会使以色列在国际舆论和外交上陷入极大被动。不过，梅厄夫人最后还是批准了这份计划，并且提出：绝对不能暴露身份、参加行动的小伙子都得平安归来。

计划通过后，“萨耶雷特”们便开始制定详细的突袭计划。届时，这几支突击队将利用海军舰艇从黎巴嫩海岸渗透上岸，化妆成讲英语的游客入境——一些突击队员甚至化妆成女人，其中也包括巴拉克营长，因为他长着秀气的一张娃娃脸。在行动前，担任主角的总参直属侦察营还利用特拉维夫市（Tel Aviv）北郊的一处街道布局与贝鲁特目标街道极为相似的小区进行了多次演练，那些扮演女性的突击队员都能穿着异性服装挎着他们的“爱人”不露破绽地行走在大街上。为了有效地隐藏身上的武器，突击队员们大多装扮成花里胡哨的嬉皮士——嬉皮士特大号的皮夹克可以把武器很好地掩盖在里面。

1973年4月9日夜，以色列海军的导弹艇载着3支“萨耶雷特”驶离海法海军基地（Haifa），向贝鲁特进发。当导弹艇接近贝鲁特的海岸，放下“星座”快艇（Zodiac），身穿嬉皮士和礼服装束的突击队员乘坐该型快艇向岸边驶去。为避免惊动岸上的人，在距离岸边还有几百米时，突击队员关掉快艇马达，用船桨划完了剩下的路程。在他们上岸的地方，有6名摩萨德特工开着3辆租来的车辆接应他们，他们将开车将突击队员送到突击目标附近。

■ 上图是电影《慕尼黑》中的片段，总参直属侦察营的突击队员上岸后，换上平民服饰，注意图中有两名突击队员装扮成女性。

上车后，伞兵旅侦察连和总参直属侦察营分道扬镳，向各自目标驶去。4月10日凌晨1点29分，总参直属侦察营接近凡尔登大街上的目标，突击队员们下车，按照事先划分的各行动小组三三两两地向公寓走去。因为化妆逼真，街上执勤的警察甚至没有察觉出这些平民有什么不对头，甚至男扮女装的巴拉克从警察身旁走过时，对方都未发现这是个“伪娘”。突击队顺利摸进公寓大楼，由根据计划，3个突击小组进入大楼并在目标人物公寓的大门上安装好炸药，待炸开门后向楼内目标人物发起攻击；而装扮成女人的巴拉克率领支援小组接应并警戒，他们将负责击退届时闻讯赶来的巴解组织援军和黎巴嫩内务部队。而在爆炸响起后，其他突击队将对各自目标发起攻击。

得到炸药安装完毕的消息后，巴拉克发出攻击开始的命令。猛烈的爆炸声中，突击队员破门而入，在优素福所居住的公寓中，优素福和他的妻子被冲进来的突击队员射翻，两人在弹雨中双双毙命。在阿德万和纳赛尔所住公寓中，纳赛尔也被闯入的突击队员第一时间打死——根据巴勒斯坦人的报道，他是在家人面前被射杀的。但枪不离身的阿德万在被击毙前操着AK47打伤了一名突击队员的腿。在干掉目标人物之后，突击队员们搜刮着所能找到的一切文件资料。

在楼上的战斗打响的同时，支援小组也与闻讯赶来的黎巴嫩内卫部队和巴解组织援军发生交火。混战中，2名黎巴嫩警察被杀，援军也被击退。而摩萨德特工则驾驶着汽车将撤出的总参直属侦察营的队员们迅速带离现场。惊险的是，在路上车队还遇到了一辆正在搜索岸边的黎巴嫩军的装甲运兵车，但车队没有与之对抗，而是大摇大摆地从其面前驶过。在海滩的隐蔽处，总参直属侦察营和摩萨德特工乘上“星座”快艇顺利撤回到海军导弹艇上。

■ 上图是2005年电影《慕尼黑》的片段，突击队员准备对公寓发起进攻。

■ 上图是爆破入门的突击队员在搜刮文件情报。

■ 上图和下图是突击队员经过照片比对后，打死其中一个目标，上图那照片的那名队员还是女性打扮。注意下图，突击队员使用的是当时以色列的“乌兹”冲锋枪。当时，突击队员携带的武器五花八门，除了“乌兹”，还有AK47和比利时的FN FAL突击步枪。

■ 上图是一名负隅顽抗的目标连同其妻子被打死。

■ 上图是被总参直属侦察营的突击队员打死的优素福的历史照片。

■ 上图是被突击队员扫射后的卡万勒·纳赛尔的家，到处是弹痕。

另一方面，伞兵旅侦察连的14名突击队员也对巴解民阵组织总部大楼发起突袭。结果，这些打扮得花里胡哨的突击队员在行动刚开始便被发现，遭遇100多名守卫的猛烈阻击，2名突击队员当场阵亡。有趣的是，在战斗中，高层的守卫多次尝试乘坐电梯下楼参战，但每队人都被守在电梯门口的突击队员消灭殆尽，但楼上的人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次次派人下来送死。双方5分钟后，沙哈克中校命令用炸药摧毁大楼并撤退。猛烈的爆炸中，大楼部分建筑倒塌，四下翻滚的烟尘和腾起的烟雾成为突击队员们撤退的绝佳掩护。由于突击队已有2人阵亡、3人重伤，沙哈克中校不得不呼叫空中支援。以色列空军的救援直升机在夜色下第一时间赶来，将侦察连的突击队员——包括死伤者——全部接走。不过这也导致了行动幕后的以色列政府曝光。这场战斗中，巴解民阵组织有数十人被打死，其总部大楼也被摧毁。

另外，海军第13突击队和伞兵旅侦察连的另一支突击队的突袭行动非常顺利，特别是前者，不仅迅速摧毁了“法塔赫”加沙行动指挥部和巴解的军工厂，他们还是这场战斗中最后一支打响但最先撤回导弹艇的突击队。

行动的第二天，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在海法海军基地热烈欢迎突击队员们的归来。“少年之春”行动也作为一次极为经典的特种作战战例载入史册。而这场极为大胆的特战行动极大地震撼了阿拉伯世界，给许多阿拉伯人带来了恐慌。在此次袭击的被杀者的葬礼上，近50万人来到贝鲁特街头进行哀悼。

■ 上图是“少年之春”行动中的阿姆侬·利普金-沙哈克中校（左）和埃胡德·巴拉克。这张照片可能拍摄于他们乘坐导弹艇返回之时。

■ 上图应该是以色列海军第13突击队的队员们。这支突击队历史悠久，成立于1949年，如今与总参直属侦察营一样，也是以色列国防军中最神秘的一支“萨耶雷特”，堪称与美国海豹突击队、英国特种舟桥团（SBS）相比肩的以色列海军特种部队。

阿里·哈桑·萨拉马与“利勒哈默事件”

阿里·哈桑·萨拉马，又名阿布·哈山（Abu Hassan），1940年出生于巴勒斯坦的一个富商家庭，曾于德国留学。萨拉马喜好炫富、游走于女性之间、驾驶跑车，在巴勒斯坦年轻人中有很高知名度，由此得到了个“红色王子”（Red Prince）的外号。萨拉马与以色列人有血仇，他的父亲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人打死。萨拉马曾是“法塔赫”的安全主管，并于20世纪70年代初创立了“法塔赫”的特种作战力量——第17特遣队（Force 17）。1972年9月6日，震惊世界的“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以色列将作为“黑九月”行动指挥官的萨拉马指控为幕后策划者，萨拉马由此成为“天谴”行动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不过，这一说法如今遭遇来自“黑九月”高级人员往来账户内容的质疑，这些账户显示，萨拉马涉及在欧洲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但并未涉及慕尼黑事件。

■ 外号“红色王子”的阿里·哈桑·萨拉马（1940-1979）。

“慕尼黑惨案”后，摩萨德满世界寻找萨拉马的下落。在整整一年之后，摩萨德最终确认，萨拉马就躲在挪威小镇利勒哈默之中。1973年7月21日，“天谴”行动的摩萨德暗杀团队在利勒哈默发起针对萨拉马的暗杀行动。由于线人指认错误，暗杀小组将摩洛哥籍适应生艾哈迈德·布戚基误认为目标，连发4枪将其打死，当时艾哈万德正与怀孕的妻子从电影院出来返回公寓。第二天，2名特工在乘车逃往机场的路上被挪威警方逮捕，经审讯，挪威当局又逮捕了另外4名特工，迈克尔·哈里拉的15人暗杀团队共有6人落网，其中包括2名女性特工，还有大量秘密文件被缴获，他们的安全屋也被查获。哈里拉等其余人员设法逃回了以色列。

辩护律师陈述，被捕的这6名特工在暗杀事件中不过是执行掩护、传递消息等任务的小角色，不过挪威当局依旧判处这6名特工中的5人犯有谋杀罪，判决他们1年至5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但是到了1975年，这些特工都被释放并赶回了以色列。

■ 上图是被误杀的艾哈迈德·布戚基。

■ 上图是1973年，在“利勒哈默事件”中被抓获的以色列女特工被带上法庭。

摩萨德特工的被捕给以色列情报工作的影响和损失是巨大的，这导致摩萨德在欧洲的众多秘密基础设施泄露，大量机密情报被挪威获取，而挪威情报机构很快便把获得的情报信息与欧洲同行们共享，以色列暴露的特工被纷纷召回，安全屋被抛弃，电话号码进行了变更，很多行动方式也不得不做了修改。更为重要的是，利勒哈默事件致使以色列的暗杀行动被世人周知，国际舆论的压力令梅厄夫人下令暂停“天谴”行动，暗杀团队领导人迈克尔·哈里拉也下令中止对萨拉马的暗杀。不过，这一命令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摩萨德特工不止一次尝试追杀萨拉马。如一次情报显示，萨拉马躲在西班牙塔里法（Tarifa）的一间屋子里，3名摩萨德特工潜入这间屋子里时，被一名手持AK47的阿拉伯警卫发现，后者举枪便射，这次暗杀行动遂以失败收场，暗杀团队逃回安全屋。

1974年1月，在接到萨拉马将会于1月12日在瑞士的一间教堂与巴解组织领导人会面的情报后，摩萨德迅速部署特工进入瑞士。在会面时间里，2名摩萨德杀手潜入教堂，结果遇到3名疑似阿拉伯人的人，这3个人都被杀手迅速开枪打死。接下来，摩萨德特工在教堂里四下搜寻萨拉马，但一无所获，不得不立即中止行动并撤走。

之后不久，3名摩萨德特工前往伦敦与一名提供萨拉马消息的线人接头。但是这名线人并未露面，特工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被监视了。在此期间，一名被雇佣的女刺客在一家旅馆里色诱了一名特工并把他干掉了。3个月后，摩萨德暗杀团队调查到这名女刺客躲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1974年8月21日，这名女刺客在其公寓附近被摩萨德杀死。据说，当摩萨德特工接近她时，她还本能地去掏武器，但一切都太晚了。本地消息透露，这个女人是一名自由职业杀手，无法查到究竟是谁雇佣她杀死那名摩萨德特工。这一报复性暗杀事件导致后来暗杀团队的领导人因为超出了在外行动的职权范围而被斥责，对此暗杀团队的一名成员说道：“我们的大多数目标在被杀前都祈求饶命，但这个女人没有。她没有求饶，她就这样直视着我们，眼中带着冰冷的仇恨。在我们杀死她前，她脸上的表情只有鄙夷和蔑视。”

■ 上图是电影《慕尼黑》中的片段，暗杀摩萨德特工的女杀手被摩萨德的暗杀团队处决，并裸尸示众。

“利勒哈默事件”之后5年，1978年以色列新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下令继续执行“天谴”行动，并发现暗杀名单上的目标仍有许多在逃，以色列再次掀起追杀“黑九月”和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新高潮。

至于萨拉马，摩萨德于1978年深秋发现他躲在黎巴嫩的贝鲁特，遂开始监视他的行动，准备伺机暗杀，这次领导暗杀团队的还是迈克尔·哈里拉。1978年11月，一名摩萨德女特工以艾里卡·钱伯斯（Erika Chambers）的身份，携带1975年签署的英国护照进入贝鲁特，并在萨拉马频繁出现的凡尔登大街上租了一间公寓——6年前，“萨耶雷特”在这条大街上书写了世界特种作战史上极为精彩的篇章。另外2名特工也随后抵达，他们分别以彼得·斯里弗（Peter Scriver）和罗兰·科尔贝格（Roland Kolberg）的假名、手持英国和加拿大护照的特工。在特工们抵达一段时间后，搞来了一辆大众汽车，特工们在车里装满了塑胶炸药，将其停放在凡尔登大街上，处于特工所租公寓的直接监视之下。1979年1月22日下午15点35分，当萨拉马与4名保镖开着一辆雪佛兰旅行车沿街而下之时，摩萨德特工在所租公寓中用无线电设施引爆炸弹汽车，惊天巨响和升腾而起的烈焰中，萨拉马身负重伤，在送医后不久便死去，他的4个保镖也死于爆炸中。这是摩萨德对萨拉马进行的第6次暗杀行动，经过前5次的失败，此次终于竞之功成，哈里拉也一雪“利勒哈默事件”失败之耻。然而，这种同样带有恐怖性质的暗杀手段也造成4名无辜者丧生，其中包括一名英国学生和一名德国修女，还有附近的18名路人也被波及而受伤。事件发生后，这3名摩萨德特工迅速撤走。另外，据信共有另外14名特工涉及这一暗杀行动。

■ 上图是遭遇汽车炸弹袭击后被送往医院的萨拉马。在拍摄这张照片的一个小时后，他因为严重的头部伤势死亡。

■ 上图是当时爆炸现场留下的照片，远处那辆支离破碎的就是萨拉马的汽车。

萨拉马死后，在其葬礼上，包括阿拉法特在内的10万人进行了哀悼。

最后，在“利勒哈默事件”中被误杀艾哈迈德·布戚基，以色列政府于1996年向布戚基的遗孀和女儿支付了283000美元的赔偿金，并向布戚基前一次婚姻留下的儿子支付了118000美元的赔偿金。不过以色列从未正式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利勒哈默事件”的直接责任人迈克尔·哈里拉更没有引渡给挪威政府。

各方反应

作为“天谴”行动的直接目标，“黑九月”对以色列的暗杀同样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方式，针对以色列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和人质绑架行动。如以色列空军发起“刚强6号”行动后两天，“黑九月”于9月10日袭击了以色列驻比利时的外交官奥菲尔（此人的另一重身份是摩萨德特工），虽然奥菲尔身中4弹，但侥幸生还。9月13日，一名据说是摩萨德线人的叙利亚记者在巴黎被“黑九月”暗杀身亡。

“黑九月”也发起类似摩萨德邮件炸弹的暗杀行动，仅在1972年9月至10月间，“黑九月”就从阿姆斯特丹向世界各地的以色列外交使馆邮寄了数十枚邮件炸弹。1972年9月19日，以色列驻英国的农业顾问阿米·夏切里（Ami Shachori）便是死在此类邮件炸弹之下。

■ 上图是被“黑九月”邮件炸弹炸死的以色列驻英国的农业顾问阿米·夏切里博士。

而“黑九月”在1972年10月29日发起的德国第615号航班劫持事件并致使“慕尼黑”惨案中的3名幸存的恐怖分子逃脱惩罚，令以色列与“黑九月”之间的暗杀行动攀上高峰。

在“黑九月”策划的报复行动中，最知名的当属对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的刺杀未遂事件。

1973年1月，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计划访问梵蒂冈（Vatican），并与教皇保禄六世（Pope Paul VI）会面。“黑九月”在1972年底便得知了这一消息，遂开始计划对此发起一次恐怖袭击行动。不过当时梅厄夫人的访问计划是被以色列严格保密的，“黑九月”之所以得知这一消息，可能这一消息是被一名亲巴勒斯坦的梵蒂冈教廷国务院的牧师所泄露。

■ 上图是以色列第四任总理梅厄夫人，为以色列国的建立立下卓越功勋，为报复“天谴”行动，“黑九月”计划在其1973年1月访问梵蒂冈时对其进行刺杀。

■ 上图是1948年5月14日，作为开国元勋之一，梅厄夫人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上签字。

根据已知情报，“黑九月”领导人阿里·哈桑·萨拉马计划在梅厄夫人抵达罗马后，对其专机进行炸弹袭击。萨拉马的目标不仅是杀死梅厄夫人，陪同她到访的重要内阁官员和摩萨德高级官员也在其刺杀目标之列。当时，萨拉马正在与苏联谈判，请求安全庇护，他希望当以色列从这次恐怖袭击中恢复过来时，他和他的部下已经在苏联的土地上，从以色列的视线中脱离。为此，“黑九月”从南斯拉夫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走私了几枚SA-7“圣杯”（Grail）肩扛式导弹并运至罗马，导弹将在梅厄夫人一行将近抵达前安置到菲乌米奇诺机场（Fiumicino Airport）。为了转移摩萨德对罗马的注意力，萨拉马还策划了一起针对以色列驻泰国曼谷大使馆的恐怖袭击事件。

■ 上图是苏制SA-7“圣杯”肩扛式导弹。SA-7“圣杯”是北约对这款导弹的称呼，苏联称其为9K32“天箭”2型导弹（9K32 Strela-2），研制于1968年，长1.44米，直径72毫米，全重15公斤，最大射程3700米，飞行高度50-1500米，飞行速度每秒430米。

1972年12月28日，4名“黑九月”成员闯入以色列驻曼谷大使馆并劫持了12名人质，他们在使馆中升起巴解组织的旗帜，并要求以色列释放36名被捕的巴解成员，否则就撕票。使馆大楼被泰国军警重重包围。以色列曾考虑发起救援行动，但最终放弃这一思路。因为“萨耶雷特”远离国土作战，后勤是一大问题。而且使馆大楼地处繁华的曼谷市中心，泰国政府也不会允许类似枪战的发生。最后，尽管恐怖分子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但他们释放了所有人质，4名恐怖分子也得以安全地离开，前往开罗。

这场事件过后不久，摩萨德便获知了“黑九月”将于1973年1月14日对梅厄夫人进行刺杀的计划。当时，一名当地的线人通知摩萨德，他从一个巴解组织成员经常下榻的公寓的付费电话中发现两个电话呼叫。说话者用阿拉伯语以暗语形式交谈，其中有句话说：“现在是为生日庆祝点蜡烛的时候了。”摩萨德局长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确信，这是一个与即将发起的袭击想联系的暗语命令。扎米尔一直认为，曼谷人质事件不过是为了掩护一场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活动，因为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如此轻易地就放弃了所提要求，不像“黑九月”以往那种训练有素、经费充足、战略狡猾且思想狂热的作风。扎米尔进一步指出，“生日蜡烛”可能指武器，而“蜡烛”最有可能的内涵应该是指火箭筒。扎米尔将导弹袭击与梅厄夫人即将开始的访问活动联系起来，并猜测“黑九月”可能计划要击落梅厄夫人的专机。接下来，扎米尔派遣一名摩萨德的战地情报官赴罗马，不久他本人也与一队摩萨德官员赴罗马与意大利当局进行协商。在与意大利的反恐单位——综合调查及特别行动分部（Divisione Investigazioni Generali e Operazioni Speciali，简称DIGOS）的指挥官会面中，扎米尔向后者提出了自己所担心的情况。DIFOS突击搜查了那座公寓，在里面发现了一本俄文的导弹发射说明书。由此，在梅厄夫人抵达罗马的前一天，DIFOS的行动小组通宵达旦对已知的巴解组织人员所住的公寓发动了突袭，每个行动小组都有一名摩萨德的战地情报官跟随，但没有发现任何阴谋暗杀梅厄夫人的证据。14日早上，在梅厄夫人专机抵达的几个小时前，摩萨德特工和意大利警察重重包围了菲乌米奇诺机场。

■ 上图是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在他的指挥下，摩萨德挫败了“黑九月”暗杀访问梵蒂冈的梅厄夫人的计划。

机场上，一名摩萨德的战地情报官发现一辆停在机场的菲亚特厢型车非常靠近梅厄夫人专机的航线。这名特工立即命令司机从车里出来。就在此时，菲亚特的后门突然打开，两名激进分子向其开火，这名特工迅即还击，枪战中，两名激进分子身负重伤。车里搜出了6枚肩扛式导弹。司机弃车逃走，被特工紧追不舍。结果这名司机在企图劫持一名汽车司机时被另一名巡逻的摩萨德特工抓获。这位司机立即被塞进汽车里押走并被带到摩萨德在罗马充当移动指挥所的卡车中，经过严刑拷打，这名恐怖分子透露了第二个导弹袭击小组的下落。卡车立即向北驶去。这时，一辆咖啡馆式的厢型车及3名导弹发射手被现场人员从屋顶发现其所在位置，卡车加大油门，直接撞翻了这辆厢型车，里面的3名恐怖分子也被擒获，不过他们的半身已经被压扁了。这辆车的司机则失去了意识且被扔到了马路一边。出于保密的需要，DIFOS也被提醒，“他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场有趣的交通意外”。扎米尔曾短暂考虑要处决现场被俘的恐怖分子，但想到这些人的死亡将会给梅厄夫人与教皇的会面带来尴尬，最后这些涉及“慕尼黑惨案”的恐怖分子被送往医院救治并允许飞往利比亚。不过，摩萨德的事后报复来得相当快，在机场恐怖袭击事件后的一个月内，这些恐怖分子都被摩萨德干掉了。

■ 上图是1973年1月，教皇保禄六世在梵蒂冈接见到访的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

除了上述事件，“黑九月”还针对以色列人发起多次恐怖袭击事件，他们的行动甚至蔓延至美国，如在华盛顿，便有两名被怀疑是情报特工的以色列人被枪杀，一同遇害的还有一名以色列官员。1973年1月23日，摩萨德特工巴鲁克·科恩（Baruch Cohen）在西班牙马德里与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接触后被杀，摩萨德随即展开行动，寻找并追杀行刺科恩的凶手。最后发现有3名巴勒斯坦人涉嫌策划并实施了暗杀科恩的行动。还有维托里奥·奥利瓦雷斯（Vittorio Olivares），一名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意大利雇员，被“黑九月”所怀疑，于1973年4月在罗马被杀。1973年7月1日，以色列派驻美国的武官约瑟夫·阿龙上校（Yosef Alon）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切维蔡斯（Chevy Chase）被暗杀，杀手从未得以正式确认，联邦调查局在无法找到罪魁祸首的情况下结束了调查，但推理指向“黑九月”是幕后凶手。而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处反恐司的前副司长、斯特拉特福（Stratfor）私人情报与咨询公司副总裁弗雷德·伯顿（Fred Burton）进行了一次调查并推断杀死约瑟夫·阿龙的凶手是“黑九月”的一名特工，这名特工在2011年被摩萨德杀死。

■ 约瑟夫·阿龙上校（1929-1973）。在阿龙上校被杀当天，巴勒斯坦设在开罗的广播“开罗之声”发布：“在烈士穆罕默德·布迪亚于巴黎死于犹太复国主义情报局分子的暗杀之后，约瑟夫·阿龙上校……被处决……他是第一个在美国被处决的犹太复国主义官员。”

■ 上图是1973年7月2日，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右）到机场迎接并慰问阿龙上校的家人。

另外，“黑九月”还另外进行了几起间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事件，如1973年在苏丹首府喀土穆（Khartoum）的沙特大使馆扣押西方外交官的恐怖袭击事件。1974年12月，“黑九月”被“法塔赫”正式解散，但前“黑九月”的人员仍被以色列所追杀。

此外在阿拉伯世界，“天谴”行动第一波暗杀行动（从1972年10月至1973年初）在巴勒斯坦官员中造成极大恐慌，而1973年4月9日-10日的“少年之春”行动更是极大地震撼了阿拉伯世界。这场突袭行动之大胆果决，加上当时亚希尔·阿拉法特、阿布·伊亚德、阿里·哈山·萨拉马等巴解组织领导人与战场近在咫尺的险境，以至于在很多阿拉伯人头脑中根植下“以色列人有能力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袭击”这一印象。

另外，“天谴”行动也导致一些较为平和的阿拉伯国家向巴勒斯坦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针对以色列目标的袭击活动，并且威胁，一旦发现他们在袭击以色列期间使用了他们签发的护照，将停止对巴勒斯坦的援助。结果，这使一些巴勒斯坦激进分子转而使用伪造的以色列护照。

评 价

摩萨德发起长达近20年的“天谴”行动，无疑是对恐怖分子的极大威慑，是对本国民众的一种保护，但其中采用的恐怖手段也深受诟病，尤其是极端的暗杀方式更是饱受国际社会的抨击。而且，对于这场行动及所采用的手段，各种评论也是见仁见智。

以色列作家亚伦·J·克莱因在其2005年出版的《反击》一书中对“天谴”行动进行了猛烈批评——他宣称该书是以大量罕见的对参与报复行动的摩萨德官员的采访为基础的——克莱因在书中指出，摩萨德仅找到一人与“慕尼黑惨案”有直接关系，那就是巴解组织情报首脑阿提夫·巴萨苏，他于1992年在巴黎被杀。克莱因接着说，关于在“天谴”行动中第一个被暗杀的艾瓦勒·兹瓦伊特的情报，是“未经证实且经相互印证发现是错误的。回顾往事，他的被杀是个错误。”克莱因阐述说明，慕尼黑恐怖袭击事件的真正策划者和执行者已经和他们的保镖一起躲藏进东欧集团和阿拉伯世界里，在那里，以色列无法找到他们。在报复行动中被杀的大部分是巴勒斯坦的基层人员，而这些人当时碰巧在毫无保护的西欧漫游。“以色列安全官员宣称这些被杀者对慕尼黑惨案负责，而巴解组织的声明拔高了他们的地位，致使摩萨德的干练形象随着‘硕果累累’的死亡人数而日显高大。”暗杀行动不仅是要报复“慕尼黑惨案”中的恐怖分子，还要破坏和阻止未来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行动。克莱因引用一个高级情报来源说：“我们的血液在沸腾。当信息涉及某些人时，我们没有进行仔细甄别。”

侥幸逃过报复性暗杀的“慕尼黑惨案”的策划者之一阿布·达乌德在以“天谴”行动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慕尼黑》发布前接受采访时说：“我在1995年回到巴勒斯坦的拉姆安拉（Ramallah），而以色列知道我是慕尼黑事件的策划者。”——意为以色列并不在乎他们。另外，巴解组织的副领导人、“黑九月”的首脑阿布·伊亚德也不是被以色列所杀，虽然他于1991年在突尼斯被暗杀，但干掉他的是阿布·尼达尔组织。对此，摩萨德前局长兹维·扎米尔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对阿布·达乌德和阿布·伊亚德的这些说法表示反对，当时他说，与那些慕尼黑事件的直接责任人相比，以色列对袭击那些“恐怖组织在欧洲的基础设施”更感兴趣。“除了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并无其他选择。”扎米尔说道。

■ 上图是1977年1月被巴黎警方释放的阿布·达乌德（中），当时他是以假名从贝鲁特来巴黎的。阿布·达乌德真名穆罕默德·达乌德·乌达（Mohammad Daoud Oudeh），1970年，阿布·达乌德是巴解组织主要派别“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1971年，阿布·达乌德成为“黑九月”的领导人之一，因为涉及慕尼黑恐怖袭击事件，阿布·达乌德也在摩萨德的暗杀黑名单之上。阿布·达乌德被法国警方捕后，根据巴解组织、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的声明，他到巴黎是参加巴解组织战友的葬礼，应该享有外交豁免权。阿布·达乌德遂被释放。作为“黑九月”首脑，他是在“天谴”行动中极为罕有的活下来的被暗杀目标之一。

当“天谴”行动仍在继续时，那些在“慕尼黑惨案”中丧失的以色列人质的亲属一直得以接到行动结果的通知。一些人觉得很正常，但另一些人——包括遇害的击剑运动员安德烈·斯皮策（Andre Spitzer）的妻子则感到很矛盾。在1973年1月被杀的摩萨德特工巴鲁克·科恩的妻子甚至认为，那些行动、尤其是针对谋杀他丈夫的刺客的单边行动是令人作呕的。

而根据以色列《新消息报》（Yediot Ahronoth）的记者、摩萨德专家罗恩·贝格曼（Ronen Bergman）评价：“这场行动把大多数巴解组织的恐怖分制止在了以色列边境之外。但它对中东地区的和平带来任何帮助吗？没有，在战略上它是完全失败的。”

摩萨德的前战地情报官维克托·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表示，根据梅厄夫人为摩萨德的行动指示的方向，即主要集中于巴解组织的行动和个人，摩萨德大量情报骨干从以色列的邻国中抽调出去，导致摩萨德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即“赎罪日战争”）爆发前时未能及时获取重要情报，以色列在战争前期几乎亡国。

流行文化

不得不说，“天谴”行动中极富惊险刺激的故事极大吸引了“吃瓜群众”的眼球。看到商机的作家、编剧、导演等文艺工作者纷纷对这一素材宝库进行了挖掘，并创作了不少文艺作品。如1984年加拿大作家、记者乔治·乔纳斯所著的《复仇》一书，便是以一位前摩萨德特工阿夫纳（Avner）的自述性视角讲述以色列一个暗杀小队的故事，在书中，阿夫纳也是这个小队的指挥官。该书出版当年便被列入英国小说和非小说畅销书排行榜。

另外，在《复仇》一书发行后，还有两部以该书为基础而改编的电影问世，一个是1986年由迈克尔·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执导的HBO电影《吉恩迪之剑》（Sword of Gideon，在以色列传说中，吉恩迪是打败了米甸人的犹太勇士），另一个是著名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执导的《慕尼黑》，该片于2005年12月发行，以“天谴”行动中多场暗杀事件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而成。

■ 左上图是《复仇》一书的作者乔治·乔纳斯，右上图是《复仇》一书的封面。

■ 上图是电影《慕尼黑》的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