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持久战要多久: 社会各界的呼吁与期盼【二】

作者: 桑兵    来源: 史学月刊

三、不信苍生信鬼神

武汉弃守，广州沦陷，日军进攻的步伐仍未停止，抗战能否胜利以及何时才能胜利再一次成为国人心中的疑问。“谁都晓得这回中日战争，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蒋委员长老早就告诉我们了，‘最后胜利’并不是便便易易马上就可得到，是要咬紧牙齿苦苦打来的。现在广州和武汉失守之后，敌人又进攻到湖南的岳阳、长沙，许多人就要问：‘最后胜利’什么时候才到呢？‘抗战到底’底在哪里？”40当然，也有人觉得答案很简单：“所谓抗战到底的“底”字，是这次中日战争我们得到最后胜利，全民族得到解放之日为止之谓，简单说就是鬼子在那里来，教他在那里去，鬼子在那里进攻，把他消灭在那里。到最后，把全中国的鬼子，完全赶出中国去。至于说抗战到底需要几年时间，那是不能预定的，三年是它，五年是它，十年百年也是它。”因为“鬼子的攻打我们，是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的”。“我们要想生存，只有和鬼子拼，拼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否则就要灭亡”，所以必须抗战到底。而要抗战到底，就要争取外援，各党派合作团结，统一指挥，厉行节约，开发西北西南，作为民族复兴基地。

有人认为，最后胜利当然毫无疑义，然而还要多少时间可以达到最后胜利，许多人却有疑问。日本速战速决破产，高唱百年战争，白崇禧则表示要“准备千年战争”。意志薄弱者听了这话，会感到苦闷，因为不知道战事到哪一天才可结束。其实日本的百年战争是夸大的，白崇禧的话，也不过表示抗战到底不达最后胜利不止的意思而已。孙科曾说，“‘明年今日日本将向中国求和’，使许多人听了很兴奋”；而蒋介石的顾问美国传教士席丕德日前向路透社记者表示：中国战事将至少再延长三年，其结果中国终属胜利，如此，最后胜利已经不成问题，“至于时期的长短，我以为谁都不能肯定的说是一年，是二年，或是三年，因为这要看全体人民的努力如何；如果希望这战事快些结束，快达最后胜利，那末惟有大家一致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

张君劢大体赞同这样的估计，日本占领中国的土地虽多，但不足以致胜。日本暴露的弱点和英、美、法的态度渐有利于中国，中国又还有力量，只要继续抵抗下去，就有可能利用日本的弱点变成我们中国的胜利，关键是今后的一年能否支持下去，要用最大决心打退日本，不能只是消极应战。一要认真推行兵役法，中国人力充足，武器及训练不佳，战斗力不强，一个师上前线，最多只能支持一两月，应加强后方训练，提高战斗力。二要加强军火制造和购置，为此，必须增加生产。全国上下只有培植自信心，才能利用外界帮助，“只要吾们继续努力一年以上，中华民国之自由独立，已稳如泰山了”。

在1938年11月底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将抗战分为前后两期，声称武汉弃守反而进入转守为攻的时期。有人予以响应，认为抗战28个月，证实中国胜利的必然性和种种计划的正确。现在日本军事失利，伪组织搁浅，货币战失败，外交狼狈不堪。中国抗战早已过了最初的消耗战时期，即相持时期也将过去，而进入积极的总反攻时期了。以台儿庄胜利为相持时期的重大收获，鄂北和湘赣大胜便是积极反攻的初步表现。现在正是最艰苦的时期，也是最重要的时期，譬如赛跑，已经赶过敌人，接近决胜点。但大势虽已分明，最后的胜利，还有待于最后的更拼命努力，不容稍有放松。这样的乐观看法，一直持续到1940年，还有人幻想胜利就在眼前，“前几天，我们前线将士，做了一次小小的反攻试验，却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夺回许多重要城镇，杀死几千敌人。这胜利连我们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可见今日的日寇，实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之境地了……如果我们再来一个全面反攻，那末我们的最后胜利自然就在今年了”。实则正面战场已经陷入僵局，国民党军队既攻不动，又守不住成为常态。

1939年3月，国民政府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有人认为抗战的战略是持久战，最终可以获得胜利，但战争的长期性并无具体规定，应该想方设法，快速达到最后胜利，而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缩短最后胜利时间的重要途径。中共方面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也予以有条件的支持。

针对相持阶段各方对于抗战前景的担忧，1939年年底，《新知半月刊》《战鼓周刊》等刊物编发“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特辑”，就中国最后胜利的保证与时间两个问题征询各方意见。回应者大都认为最后胜利的时间要看具体条件而定，谁都不可能确定，不过其中有的依据《论持久战》的敌、我、国际三方面条件，从日本战争的发展过程做了一个估计，其结论是：“中国至多再作一年的准备，再加上些反攻的时间，我以为二年以后的今日，将是我们庆祝胜利的日期了。”有的则以第一期抗战为时一年，第二期不止一年，推论整个抗战还须延续二三年。也有人断定只有两年，因为从相持阶段发展到敌守我攻的阶段以及最后整个击败敌人而使之崩溃所需的时间，不会超过从敌攻我守到相持阶段的时间，当然，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性，还需要主观努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逐渐放缓对正面战场的进攻，转而反复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图稳固后方。蒋介石虽然宣称要转守为攻，可是屡次尝试，均难以奏效，只能硬着头皮勉强支持，任由日军根据自身兵力和需要进退。为了振奋士气，鼓舞民心，全面抗战初期的中日国力对比法再度被搬了出来，加上战争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作为“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有力证据。张家望发表长文，详细分析了国际形势、日本军力、日本经济等三个方面的变化。据1939年美国民意研究院及《幸福》杂志主办的《幸福研究季刊》发表的民意测验，对于中日战争：同情中国的占59，同情日本的只有1，主张中立的为40，同情中国且愿意抵制日货的为31。据1939年8月30日发表的美国民意总测验，关于美国政府废止美日商约，赞成者81，不赞成者19。而且1939年7月22日，美国民意测验社以“维护美国在中国所保有之利益，究应进行至何项程度”为题，发表调查结果，充分表明了美国人民的意见，具体见表1。1937年秋间该社发表的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民意测验，“对我深表同情，还不如今日之甚”。

表1 美国民意测验社调查结果

美国民意测验社还在英国组织同题民意测验，同时又以“英国能否在目下向前推进维护其在远东所保有之利益”为题，举行测验，结果：主张必要时与日本作战的为92；主张停止英日两国全部贸易的为37；主张以信用放款与军火接济中国的为17；主张召回驻日大使以表抗议的为9；主张无所举动的为15。总计主张用强硬手段对付日本的，美人占59，英人占57。另据日本东京《读卖新闻》报道，1939年1月15日巴黎通讯称：日军占领上海时，法国报纸只有70%反日，占领南京、炸沉“济南号”后，一向亲日的《勒当报》及《费加罗报》也开始非难日本，反日的法国报纸达到90%。

战事不断延长，日本军事力量已经日渐脆弱，据1939年4月初军事机关统计，日本在华兵力总计32个师团，每个师团以2万人记，兵力不到70万。据日本军令部总计，七七事变至1938年年终，日本来华作战前后共38个单位，伤亡达701 090人，被俘4512人。军政部长何应钦在重庆纪念席上报告称，截至1939年6月，日军伤亡917 800人，日伪军被俘虏共8550人。除去轻伤，死亡及重伤残废最低当有50万人，日本对华动员兵力为120万，已经消耗41%强。据1930年日本国势调查，日本适合兵役年龄的男子共11 589 840人，除去后方必须、身体不适者，可能征发的不足500万人，其中已入过伍的200万至270万人，真正能上前线作战的最多不过350万至400万人。有的还要训练，并补充伤亡，日本总共最多有兵员200万至250万人。除去警备殖民地，戒备苏联，驻军国内，目前日本在华兵力已达饱和点，没有增兵的可能。以胡适所说日军每天死亡800-1000人计，三年就会完全消灭，而且伤亡达到三分之一，就会崩溃。至于伪军，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美、英的民意测验，重在维护本国在中国及远东的利益，与同情中国抗日不可同日而语。而日军伤亡人数，也有相当的水分。

海军方面，据1935年统计，日本共有各种军舰266艘，总吨数为1 139 043吨，其中包括众多运输舰和小汽艇，在建造中的有34艘，若干商船也可改造为运输船。1939年1月日机散发的反战传单称，截至1938年4月，海军死伤5390人，陆战队死伤22 630人，共28 020人50。战场深入内地，除小型军舰，大部分失去活动余地。日本没有空军，航空兵陆军有飞机1400-1600架，海军有飞机1000架，另有民用机200余架，总计不过3000架。飞行员陆军约9000人，海军10 000人，民用800人，共计不过20 000人。据何应钦报告，至1938年年底，日机失事共2200余架；至1939年6月，被击落损坏716架50。虽然不断补充，但飞机不能完全自造，熟练飞行员死伤殆尽，驾驶技术逐渐下降，不能支持长期战争。武器方面，据苏联军事专家阿克西计算，1935年日本共生产各式火炮10 000门，各式机枪150 000挺，各式枪300万支，曳引机1000辆，飞机6000架，载重汽车5000辆，坦克1600辆，装甲车1000辆，飞机引擎9000具。据凌青的《中日实力对比》所述，1936年日本武器生产不敷数，坦克为1137辆，飞机3100架，曳引机10 997辆，载重汽车17 699辆，飞机引擎4400具。另据何应钦报告，至1939年6月底，日战车、装甲车被击坏1302辆，大炮被缴获586门，机关枪被缴获2616挺，步枪被缴获51 665支，弹药被缴获5 370 174发。毁于战地的更多。

日本的生产原料多靠进口，煤的产量805.1万吨，从中国进口99 218.5万吨；铁矿的埋藏量仅5600万吨，每年三分之二以上由美国供给；石油、橡皮、镍完全依赖进口，铅的90%以上，棉花的98%靠进口。铜、锡、硫黄、铅也奇缺。欧洲战事发生后，各国自顾不暇，禁止军需原料出口。美日商约废止后，日本原料供应断绝，开发占领区游击区资源，短期内难以见效。由于日本的武器生产本来不足，随着消耗增大，亦将不敷分配。

日本的经济日渐枯竭。据国新社香港航讯，自七七事变至1939年6月底，日本共发行新公债78.6亿圆。据东京票据交换所调查，已消化60%，计47.53亿圆，其中各银行共29.07亿圆，大藏省存款部18.21亿圆，信托会社0.25亿圆。6月底各银行存款部、信托会社的公债保有额（包括事变前所发），计日本银行17.58亿圆，比事变前增加8.78亿圆；其他银行68.07亿圆，增加29.07亿圆；存款部38.47亿圆，增加18.21亿圆；信托会社2.7亿圆，增加0.25亿圆。合计126.82亿圆，增加56.31亿圆。公债消化呆滞，说明金融机关不能承受发行额，若强行承受，势必减少产业投资及运用资金，引起金融恐慌。1936年高桥藏相大呼“百万万公债足以亡国”，现在远远超出，难以长久。为振兴出口贸易，解决原料恐慌，1938年7月从日本银行纸币准备金8亿圆中拨出3亿圆作为输出商品原料的输入调整资金，据大藏省报告，至1939年7月20日，已用去2.81亿圆，仅归还0.93亿圆，其余早已用尽。据日本商工省调查，1939年7月零售物价指数平均为135.8，比6月上升0.4%，比1938年7月上升9%，比1937年6月上升31.7%。其中一般食品上升30.5%，谷数上升21.9%，蔬菜上升58.7%，畜类食料品上升29%，水产食料品上升29.7%，调味品及嗜好品上升14.4%，衣着类上升43.1%，燃料上升21.2%，建筑材料上升26%，杂品上升27.8%。日本全年总支出，1931—1932年为14.77余亿日圆，1937—1938年激增至34亿日圆，每一国民负担48日圆。战费支出合计11 989 114 158日圆，为甲午战争的60倍，日俄战争的7倍，每个国民负担170余日圆。日本的正常收入不够支付变通预算，增税则国民无法负担，发公债又滞销，加发纸币会形成恶性通胀，在华经济榨取则不能畅通。上述各方面证明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要坚决抱长期抗战的策略，日本终会崩溃。所以，“总裁坚决的说：‘这一次中日战争，如果日本能获胜利，那就世界上一切战略战术和所有的军事学说，都要根本推翻，甚至一切事物的原则，都可以证明无用了’”。

吴忠亚总结1940年一年中抗战胜利的情形，印证薛岳在《阵中日报》1940年元旦特刊上关于“中华民国二十九年是中华民族的胜利年”的预言，认为继湘北大捷，粤北、桂南、鄂北、晋南、豫北等战场连续胜利后，日军已无力进攻，所谓冬季攻势变成谣言攻势，退守力量也不足。日本在财力方面，1937年七七事变后至1938年1月底军费预算为25亿圆，1938年2月至1939年1月为48.5亿圆，第三年度为46.05亿圆，第四年度为44.5亿圆，逐渐减少。而军需储备头两年即耗尽。在人力方面，最高时总兵力达330万，据何应钦报告，三年中日军死伤达160万。白崇禧在中枢纪念周报告中称，南北战场日军共52个师团100万人，已占可用兵员的90%。重压之下，除了全盘崩溃，没有活路可走。“前天总裁曾说：‘敌人到了承认汪逆伪组织的今天，是已到了他最后失败的日子’。这句话实在是最正确的判断。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现在是已到了敌人全盘崩溃的前夕，南宁溃退实就是全盘崩溃的开始！……民国二十九年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胜利年，希望民国三十年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年！这实在一点也不难，只要我们能在未来一年中比去年更加努力！”实际上，日军从南宁撤退，是主动放弃，说成溃退，甚至断言是全盘崩溃的开始，显然是误判。

民间的乐观，大都源自当局夸大其词的宣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一再预言胜利来临的具体时间，却无法兑现。受当局的影响，文化工作者填词共期抗战早日胜利，“抗战几时胜？把酒问青天，预知最后胜利，必定在明年……明年，就是民国三十年，也就是我们的抗战胜利年。我们说民国三十年是抗战胜利年，一点也不夸张，一点也不虚想，这至少是具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面意义”。消极方面，中国抗战已由被动转到主动，由败退到相持，再到反攻胜利，“民国三十年不是最后胜利之完成年，至少也是开始年”。积极方面，抗战接近最后胜利，更应加深警惕，要促使“民国三十年成为最后胜利之开始年”，也是完成年。

一再预言的胜利迟迟不能到来，不免引起普遍的焦躁，使得最后胜利的时间更加引起广泛关注。有人专文讨论抗战的时间空间与力量关系，关于最后胜利的时间位置，有一番繁复的说词：“胜利的时间，粗浅的说，是抗战胜利的过程，由胜利开始至胜利完成所需要的时日，总是胜利的时间，这个时间可分做过去、现在和将来，综合的说是较早、较迟。每个时间间隔的一点，并不一定是有胜利事件发生。好像我们胜利时间为一年，若果以日为间隔，假如在一日至十日克复了几个要镇，但十一至十五日就稍休息了，那么这五天是没有发生胜利事实。不过这个时间是抗战时间的局部，我们需要准备百年战争，那么胜利时间，就迫近最后的阶段，需要准备十年战争，胜利时间也是迫近十年最后的阶段。”54然而往往有未到预定时间而获得胜利，如日本内乱革命，国际联合打倒等。我们的最后胜利，是全国总动员抗战到底，全面反攻。目前抗战是“达到胜利时间，抑距离胜利时间呢？”“总裁告诉我们‘抗战第三年是胜利的开始’，冯副委员长亦说‘二十九年为抗战胜利年’”。目前我们已达到抗战胜利的期间，其过程如何精确计算，应该从抗战胜利的因果彻底去认识，从胜利的因素贯通思想，从感觉的胜利事实来做验证。

话虽如此，正、副委员长异口同声地预测，如果依然不能兑现，总是需要有所交代。解释有积极与消极的不同方向。有人说：“‘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这不只是一句标语口号，也不只是一个希望，更不只是一种理论，凡真正具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强的自信，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固定的目标，是一件绝对可能实现的事实。”社会上不少人不知所以然，常想什么时候是我们最后的胜利，自己不能答，也不愿问或不敢问，怕人怀疑他是心理汉奸。有些人大胆问，但问非其人，答非所问，或不能令人信服。总想问到具体日期，像预言家或星相术士，这是缺乏正确认识的。也有人因为不可避免的失败而认为并非能够实现的事实，这是悲观动摇。我们计算这次战争，最久不过三两年，快的还只数月，假如当初能够施用持久战略，只求有效，不图速成，不仅仅注意在军事上一时的胜败，真的知己知彼，把敌我两方作一番通盘估计，以我之长制彼之短，以我之短制彼之长，那么失败与屈辱不一定专属于我。我们从这些惨痛的教训，现在应该有所醒悟了。抗战胜利的真义是国家民族绝对的独立、自由、平等，何时完成，抗战的最后胜利即到来。问题是我们怎样运用意志和力量，达到这个固定目标，“谁要问时间的早迟，谁便当首先反省自己的意志与力量究竟贡献了多少”。这样的解释，既有利于鼓舞士气，又不会作茧自缚，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有人认为，抗战胜利迟迟不能到来，原因是团结不够坚强，而党派存在就是摩擦的根源，为了获得抗战胜利，各党派虽然继续存在，但应停止一切活动，“完全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指导之下，不必各争雄长”。有人赞同加紧团结对于争取胜利的重要性，尤其是要巩固和发展统一阵线，切实奉行三民主义。而最具体的巩固与发展办法，就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

也有人对官方的预言失去信心，转而以占卜的方式预测最后胜利之期，其法为：纪时纪月都以“十二”，已有耐人思索之处，而总理孙中山的生日忌日均为“十二”，且国民党员守则信条为“十二”，全国国民应守公约亦为“十二”，足见绝非偶然，“试以此而卜我最后胜利之期：若以总理诞生逝世两纪念日数字之和，与党员守则及国民公约条目数字之和相加，其数为‘四十八’，‘十二’既为纪月与纪时之数，则以抗战至第四十八个月下午十二时——即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六日下午十二时，为我获得最后胜利之时，极为可能”。不信苍生信鬼神，其实是一种无奈。

四、最后胜利与胜利之后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久战不胜的国人打了一针强心剂。首先提振了军人的信心，“倭寇发动了太平洋大战”，其国运有在1942年“宣告完结的可能”，是“我国准备及时反攻获取最后胜利的良机”。《国防周报》1942年首期即为“反攻胜利年特大号”。在过去的四年半中，中国虽然得到国际上不少援助，但大部分是靠“自力更生”的力量，用自己民族的血肉“来和强暴的倭寇周旋于战场”。自太平洋燃起战火，单独抗战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后是“与英、美、苏各友邦并肩作战共同打击侵略者的时期了”。单独抗战，尚能和日本作长期殊死战斗，使日本的人力物力遭受极大损伤和消耗，“陷于进退维谷的泥沼”，现在日本与英、美、中、苏四大强国为敌，以人力物力财力判断，战争的胜负不言而喻。“所以，无疑的今年，已经是到了我们抗战的总反攻的阶段，无疑的，已经是到了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时机！”

光明时刻的到来，绝非侥幸而致，五年来中国英勇壮烈的抗战及为维护人类正义誓死抵抗侵略的民族正气，引起国际人士的关注和同情，“使英美各友邦，不能牺牲这最坚强忠贞的朋友，而对倭寇有不利于中国的妥协。故无论倭寇怎样威胁利诱，如何派遣专使往返谈判，而美国始终坚守原有立场，不为动摇，以致美日谈判失败”，造成太平洋大战之局。“假如我们过去的抗战不能持久，或在抗战中不能表现雄厚伟大的战斗力量，则远东局势的转变，诚难达到今日我们预期的目的”，而我们民族的前途命运，亦将沦于不堪设想的地步。由此更可证明，“争取最后胜利的绝好时机的到来，实是我们数年来的英勇牺牲以血肉头颅所换取的代价，今后我们应如何警觉努力，来把握千载一时民族复兴的最后良机，实为我们目前最重要迫切的问题”。为此，在反攻的征途上，个人要加倍努力，增强抗战力量，团体要坚强战力，严明纪律，全国要加强团结，巩固统一，振奋英勇，“在世界反侵略大战中，争取最光荣的地位，英、美各友邦，认为我们是维持东亚和平的支柱”，我们要“创造伟大的战果，以报答各友邦对我们的信任”，“在最高领袖的领导之下”，发挥全民族的力量，以“争取中华民族永久的独立生存”和空前未有的光荣。

不过，乐观人士已经宣称1941年是“胜利年”，军事与外交都取得进步，只有“官邪”与“商蠹”两大问题尚待解决。反攻胜利年必须政治上反攻，肃清贪污，扫荡囤积。在新的形势下，浙东三门县基层的国民党人重新检讨自身的问题，新任县长陈诫提出：抗战建国由本党领导，能否成功胜利，要看党员是否尽到责任。保国先要保省、保县、保乡。抗战越持久，必然越来越苦，持久到五年，还可以支持到八年十年。现在重大的危机，在一部分民心不坚定，“大家潜伏一种准备做顺民的心理，看到敌人在浙东凶残的行为”，害怕动摇，如果党员不能领导民众，“一致起来将这危机克服，则抗战大业，将无由完成”。

1942年，由于英、美允诺开辟第二战场，苏联表示此种情况下可以于1943年打败纳粹德国，国人相信1943年能够战胜日本，取得最后胜利。于是1943年新年伊始，各界人士纷纷预测“今年是我国抗战胜利，也是同盟国抗战胜利年之开始”。“卅二年的元旦，这正是我们抗战五年来最后胜利年开始的日子。”“三十二年的元旦就在目前了，这三十二年”，就是最后胜利的年头。直到这一年的双十国庆，不少人依然期盼，“暴敌日趋崩溃，民主国家最后胜利的光明日益显著”，而“最后胜利的日期，在联合国精诚团结的共同作战中，也确确实实的已经就在目前了”。如蒋介石提示，中国的抗战与世界的战局，已经走到最高分水岭，“过此一段，即是荡荡的坦途，而目前正在最后胜利以前最大艰苦的开始”。中国的军事胜利与外交成功均无问题，关键就是继续坚持，“突破最后一段艰难坎坷的路程，进入光明胜利的境域”。一些人相信：“过去六年抗战，蒋委员长领导我们，一天一天向着光明前进，一天一天接近最后胜利。军事形势的演进，国际大局的转变，没有一点不照着我们最高统帅的‘庙算’逐渐实现。他以往指点的路程，丝毫没有错误。”现在也要完全按照其指示，准备吃更大的苦，突破最后的路程，达到胜利的终点。

然而，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在“最高统帅”的领导下，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似乎越来越没有把握，于是社会各界人士开始将目光左盼右顾，不再一味指望领袖的天赋与智慧。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首任主席黄炎培提出：“今年是民国三十三年了”，长期抗战中的中国国民，有两件神圣的任务，一件是开始大规模的反攻，“把敌人赶出中国”，还有一件就是宪政运动。“有人说，在国民全副精神对敌人反攻的时候，那里还有功夫来提倡宪政，研究宪法呢？”“昨天元旦，立法院院长孙哲生先生解释得很好，吾们是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吾们硬要在抗战快到最后胜利的时间，赶快准备实施宪政。胜利越是接近，宪政运动越是急切”。实行宪政，国民与国家关系才能走上正轨，“希望大家来研究这五五宪章”，守法，“今年是决战取胜年，我们要把宪政运动来迎取抗战最后胜利”。

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抗战刊物《国讯》，对于“最近几个月来，敌骑纵横，一面取长沙，陷衡阳”，直逼桂林，并在粤南、湘西、滇边“全力猛扑”的危急形势忧心忡忡，我们要设法争取最短时间内自动的胜利，“这方法很简单，这力量很伟大，就是要在半年以内实施宪政，实行民主”。“惟有予民以权，乃能用民之力。”“惟有实行民主，可以治国与民为一体，亦惟有实行民主，可以增人民对国家之责任。”这意味着民主人士已经认识到，领袖与政府并不可靠，要想战胜日本，必须对政治实行民主改造。

战事长期延续而胜利的曙光迟迟没有出现，忍受了一切痛苦、殷切盼望胜利的民众憧憬着胜利的景象，江西丰城渊源小学的学生聂竞雄作文《想像中抗战胜利凯旋的那一天》，相信最后胜利有绝对把握，“我想当抗战胜利凯旋的那一天，是多么的热烈，多么的兴奋呢？到了那一天，全国是充满着空前热烈的情况，到处的墙壁上一定会贴着许多彩色标语，写上许多响亮而光荣的语句，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悬挂着美丽的国旗随风飘扬，似乎格外光荣。全国的人民和学生，都成群结队的去迎接那凯旋的国军，那时大帝大帝底军号声，有精神的步伐声，夹杂着群众兴奋的呼号，在轰轰烈烈底鞭炮响声中——大家都唱起了胜利的颂歌。那种热烈情况，越想越难以形容了。那时，洗雪了国耻，获得了自由独立的平等地位，不受任何人的压抑摧残，除了全体国民的责职，我们当然是高兴万分的。这时，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一定都是很感激将士们不怕流血勇于牺牲的精神哪！”

1944年国庆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讲话，宣称：“我们神圣抗战已经七年有余，现在最后胜利，已经摆在面前，我们具有充份的信心，相信今后的一年，是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一年，也是我们完成革命最后奋斗的一年。惟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一年之中，如何奋勉自强，以达成这伟大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任务。”这一次蒋介石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允诺，的确没有食言。盟军从海上大举反攻，将登陆中国及日本本土，“与我军并肩在大陆上击溃敌寇的鸠巢”，“中美空军已比翼发动大攻势作为总反攻的前导了，这个攻势将是最后胜利的开始”。所以，“最后胜利在今年，今年将是胜利关键的一年”。

尽管如此，实行民主依然是国民的希望所在。中国必须改进之处是：彻底扫除政治积弊，革除公文政治恶习，肃清舞弊贪污风气，尤宜注意改善基层政治，而导入民主政治的轨道；认真铲除兵役弊窦，加强军政训练，使所征之民均能成为精兵劲旅，军民融成战斗整体；迅速扩展民众组织，使每一个人都具有强韧的作战精神，而以自信的力量，驱除萎靡腐化的思想，汇成总反攻的巨流。“倘能如此，军民自能合作，胜利亦必可得。”杨荣国明确表示：要将日本赶出中国国境，需要中国全民加强合作，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民主化，走上新的民主道路，方能迅速达到新的目的，早日完成抗战的胜利，“抗战促进世界政治走向新的民主，新的民主才能完成抗战的胜利”。

全面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人们欢欣若狂，“天亮了，我们重见光明了！八年来受着敌人摧残蹂躏的我们，重新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抗战胜利，灿烂的国旗在街头巷隅飘扬着，迎着青天白日高高的悬起，成了一个国旗的世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庆祝这最后的胜利？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吧！不，绝不能这样简单，那么让我们来从事于革命的宣传，发扬革命的精神，负起建国的使命。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中华民国子子孙孙的福利，我们一定得这样做，中国才能永远强盛，中国才有真的光明。当我们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些——谁为我们铺上这平坦的康庄大道的英雄。我们这样做，才能对得住我们的开路英雄。亲爱的青年们，努力吧！把自己献身于革命，建设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这艰巨的责任，除了我们，还有谁来肩负呢！不要退后，不要畏缩，勇往直前，刻苦耐劳，把所学所能，完全贡献于国家，那末民族才能复兴，建国必能成功！”74长期的残酷战争使得国人的头脑变得清晰起来。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之日，蒋介石向全国军民广播说：“现在我们抗战是胜利了，但是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胜利。”75人们深知，“这次战争的胜利，盟邦的贡献甚大，我们的国力真能名符其实列于四强之林，尚待来日的努力，同时八年的战火，使国家元气大丧，更需要积极的恢复，最后胜利之日应当是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建设完成之时！让我们的国家在统一的局面下有计划的完成各种建设吧，国家是永生的，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利用个人有限的生命使永生的国家繁荣滋长，是每一个黄帝子孙神圣的使命”。

全面抗战中国遭受了巨大牺牲，如何吸取教训，完成国家的建设，成为战后人们关注的最大问题。抗战胜利的痛苦经验亦成为人们反省的重要参考。有人说，“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将横行半个世纪的日寇镇压得贴贴服服，将我国五十年来所蒙的国耻冲洗个一干二净”。但日本投降后，“中国的政治问题，却因战争结束而格外严重起来”，假如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建设可能全部落空”。主张“中国政治的最后形式，应该是多党的，不该是一党的，任何人都有言论思想的完全自由，任何人不能干涉他人的言论思想”，“任何一党一派，都不应该垄断国家的政权”。也有人从发展科学的角度总结教训，指出20世纪的战争，武器起决定性作用，而抗战最大的苦恼是武器不及人，实质上是科学落后的表现。

“幸得盟友帮助”，最后获胜，今后应“提倡科学，注重科学人才的训练”，并“使人得其所，才尽其用”。从事科学研究者要坚持不懈，政府要改善研究环境及其生活。

抗战获胜，除了中国坚持抗战，重要的外部条件是得到盟国的帮助支持，尤其是美、苏盟军对日本的打击。战后如何处理好与盟国的关系以及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成为一大棘手难题。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1937年10月6日，陈独秀在武昌华中大学演讲“抗日战争之意义”时，就认为“战争之历史的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战胜了，不但解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束缚，并且使别的工业先进国亦不能再继续强迫中国人做他们的农奴。”如果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或者不必经过战争，而循外交途径，以次收回”。不久，陈独秀更进一步申论，仅仅日本撤兵和收复失地，而未能收回日本及他国损害中国主权的一切特权利益，就不算是抗战到底。为此，“不可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一面对英、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并不是说在对日抗战中拒绝别国现实的帮助，而是说不应该害单思病，把热脸就人家的冷屁股。况且依靠甲帝国主义来赶走乙帝国主义，这是一种何等滑稽的国家独立运动？！英美帝国主义者统治殖民地的制度，诚然比日本恩惠些，然而这是奴隶选择主人的态度，不是国民独立运动的态度”。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有人以辩论会的形式就此展开充分讨论。论辩的甲方提出：抗战时“为了集中火力，打击当前唯一的敌人，只能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不能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因此“抗日只是反帝任务的一部份，要想求得民族的彻底解放，在抗战胜利以后，还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必要”81。乙方则认为：英、美、法援助中国抗战，与其说是为了同情中国，不如说是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日本崩溃后，中国得到独立解放，将妨碍其在华利益，刺激印度、安南等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它们便要改变对华态度。因为其本质上都是帝国主义，不会轻易放弃榨取支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权。因此，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努力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实有绝对的必要！”丙方表示，要想求得中国彻底的自由解放，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固然有其必要，但主观上中国是弱国，抗战中人力牺牲，物力消耗，已经精疲力竭。“打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尚且这样吃力”，“怎能还有力量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呢？”所以抗战后继续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理论上虽有必要，事实上没有可能。除非经过相当时期的休养生息。丁方不同意上述意见，指出他们有的忽略了“现阶段国际形势的特征，把整个世界和英美法的政策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有的完全无视“我们抗战愈打愈强，民族新生的力量日益成长壮大的事实”。“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对立乃是现阶段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目的上，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民主诸国、弱小民族、劳苦大众，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形成反侵略的统一阵线。中国的对日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能够获得全世界广大的同情和援助。英、美、法支持我们抗战，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护本身的利益，但这一行动与弱小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劳苦大众的利益一致；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反抗法西斯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更重大的世界意义。国际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不仅将使德、意、日等国发生巨变，而且将使资本主义民主诸国和弱小民族的地位发生变化，整个世界都进步了，英、美、法的政策自然会改变。我们的军队在物质配备和头脑武装上比战前有长足进步；全国城乡人民普遍觉醒，民主政治奠立了初步的基础；内地经济正在开发，基本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民族的新生力量，“正在一日千里地飞快生长”。抗战的最后胜利，正是建立在“这个新生力量飞快生长的基础之上”。如果抗战的结果是打得筋疲力尽，最后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两败俱伤”“都要亡国”，这是日本“诱和速结”的手段。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国家力量加强，可以利用外交手段，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抗战胜利后还要进行大规模建设，初期“免不了要吸收外资和外国技术人才来帮助”，英、美、法等国还可享有利益，不过这是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与我们的民族利益相一致。

另一问题是，民族主义除了“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外，还要援助全世界弱小民族共谋解放。抗战胜利后，安南、缅甸还处在英、法统治之下，为了贯彻民族主义的目的，是否会和英、法正面冲突？丙方指出：“我们的民族主义与德意志法西斯的所谓民族主义完全不同，前者以援助各弱小民族独立为目的，后者则以奴役异民族为目的”。必须等到弱小民族自己的主观力量和客观环境成熟，独立运动发展起来，才能从旁援助，而不是出兵打倒英、法，给予独立。弱小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中国的抗战一样，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只能争取同情的援助”。“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苏联对于弱小民族的政策，值得研究和效法。

善良的国人满心希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站在同一战壕的战友，无论国内国际，都会痛定思痛，捐弃前嫌，携手走向未来。日本投降次日，儿童杂志《小朋友》的编者向“亲爱的小朋友”诉说了“最后胜利”的话：

自从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以来，只为日本人无故进攻我国，累得你们陆续随着你们的爸爸妈妈逃到后方来；有的小朋友，怕还是在你们妈妈的肚子里带来的。你们家里的田地房屋，都被敌兵毁坏了，衣服什物，也都被敌兵抢去了，你们都因此受尽了饥饿、寒冷、疾病等等的痛苦。如今好了！因为我们有坚毅的领袖，勇敢的军队，一心一意地抵抗。八年来的苦战，牺牲了无数的生命，流尽了无数的血汗，终于打得敌人无条件投降，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亲爱的小朋友：你们是从抗战中长大起来的，国家也是从抗战中得到了胜利，从此你们的教科书上，不再有“国耻”两字，你们将要在一个和平幸福的时代里生活着！你们应该为了纪念死难的军民，奋发地学习！你们应该为了庆祝国家的胜利，快乐地歌唱！

令人惋惜的是，这样情真意切的祝愿与祈望，并未能够直接付诸现实，列强不肯轻易放弃既得利益，专制独裁更不愿失去权力，中国不得不再次经历战争的洗礼，才能浴火重生，进入和平的新时代，从此不再有“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