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辞职的总督

作者: 下马威

晚清的总督，尤其是两江、两广这些沿海地区的总督，都是手握重兵的一方诸侯。但在鸦片战争之前，两广总督却是一个苦差事，因为这个总督的职责之一是负责五口通商事务。

对满清来说，高墙内一个封闭而稳定的国家，一群愚昧只听朝廷号令的民众，就是最完美的统治状态。这间屋子虽破，却能为满人遮风挡雨。因此，任何试图打破围墙的行为，都会受到来自满清朝廷的敌视。

尽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打了一场败仗，被迫开了门，但在满清朝廷的眼里，所谓的五口通商体制，无非是从前一口通商的扩大而已。只要洋鬼子老老实实地做生意，不跑到内地来传播那些无君无父的叛逆思想，不动摇国本，那就眼不见为净，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此对外的口子既然开了，就不能不加限制，从前没有官方之间的交涉，现在不能没有了。但是外夷的事都是麻烦事，最好是仅限于广东地方的地方官，让这些官员远远地应付洋鬼子，别来北京给皇帝与朝廷添麻烦就好。

但是，洋鬼子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打仗之前，洋人就多事，打完了仗，他们的事就更多了。

所以，谁做两广总督，谁麻烦。

【一】

湖北汉阳人叶名琛，1847年被派到广东做巡抚时正值不惑之年，他这个巡抚的最重要职责就是协助当时的总督耆英处理通商事宜。五年之后，他接任两广总督，到1857年战败被英法联军掠走，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这个苦活儿—-跟惹不起，却总来惹你的洋人打交道。

叶名琛照片

叶名琛的个子很高，大概有1米8左右，以当时中国人的平均身高，绝对是鹤立鸡群。有史记载的满清官员，在身高方面大概只有后来的名臣李鸿章可以和他媲美。

叶名琛甚至比当时许多洋鬼子还要高，这一点可以从后来英国随军记者的报道插画中看出

叶名琛擅于内政，尤其长于理财。叶氏的祖先在武汉开有叶开泰中药店，是当地出名的老字号。商人家庭背景，使得叶名琛对商业和财政有着更深的理解，从广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广东为朝廷外输军饷以千万两白银计。所以，最合适他的岗位其实是户部尚书。

商人家庭出身的叶名琛却是颇知兵事，在对内征剿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咸丰四年（1854年）广东著名的“洪兵起事”中，广州仅有一万五千绿营和乡勇，居然抵抗了二十万人的进攻，守住了广州城，并最终将洪兵逐出境外。作为总督实际操控局面的叶名琛，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叶家有钱，但叶名琛却很节省，也很清廉。擅长内政与理财、身为文官却知兵事，尤其为官清廉生活节俭，使得叶名琛很得道光和咸丰这两个超级喜欢节俭的皇帝的欢心。所以，他的仕途非常顺利，中进士，点翰林，后由翰林院编修外放，一路顺风顺水。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变乱纷起的环境中，很多总督、巡抚因不能应付时局而落马，但叶名琛深得咸丰帝宠信，稳坐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位置八九年。这当然与叶名琛深谙做官之道，以及在镇压广东地区各种叛乱、起义时干脆利落和心黑手辣有关。

咸丰帝也毫不吝惜地给叶名琛加官进爵。咸丰元年，赏加太子少保衔；咸丰二年，叶名琛更是连升三级：先加恩赏给总督衔，再署理两广总督，最后正式升任两广总督；咸丰五年，先是被加封为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后又被封为体仁阁大学士。

叶名琛是这一时期中唯一长期担任督抚而又不断被加封的地方大吏。《清史稿》有记载：“叶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

应该说，叶名琛的作为并不比当年任何一位名臣差。如果不是后来摊上“夷务”栽了，叶名琛最后的结局也应是不亚于曾、左的“同治中兴”名臣。

但是，他也如同当年各位“名臣”一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碰上了洋人，才能立马就打折扣了。当然，他也没法不打折扣，因为他的使命，本身就很尴尬。他负责通商事务，但皇帝的旨意，却是要尽量把前来通商的洋人堵在外面，能不进城，就尽量不让进城，能不交涉，就尽量不交涉。

当英国人发现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开的中国大门，里面居然还有一道看不见的影壁。当洋人想通过进一步的修约，打破影壁，进到内院的时候，叶名琛的差事，就更难做了。无论他个人有什么看法，对西方有何种认识，在皇帝那边，都是一道铁闸，他没有任何权限，来谈这个事情。更何况，叶名琛也没有这个自觉，去更深地了解西方。

于是，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很快便发现与他们打交道的这个人，就是一个浸透了水的棉花包，软硬不吃，水火不进。

负责五口通商的大臣，却是让五口的对外贸易基本都瘫痪了。

【二】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完胜结束，满清政权被迫接受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条约中，英国政府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求清朝开放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中国官府“潜规则”的限制。

英国方面原本以为，既然双方达成了条约，就应该按条约办事，英国商人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中国做生意了。可他们却忽略了清朝官员“打太极”的能力。

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契约精神是个啥玩意儿，没人能整的明白。虽然《南京条约》上白纸黑字写着英国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可是想要落实到实处，哪有那么容易。

以广州为例，首先是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百般推辞，今天一个理由，明天又一个理由，反正就是不让英国人进城。其次，广州的老百姓也不干，坚决表示反对。看到广州城这种情况，英国人也很无奈。最后，耆英答应英国人一定要尽快实现《条约》上的内容。

那这尽快有多快呢？

1848年，耆英通过活动，调回到了京里任职。广州城这一摊子烂事就全丢给了下一任两广总督徐广缙。此时离《南京条约》签订已过去了整整六年。

徐广缙上任后，英国人再次找来询问进城通商之事。可徐广缙却把皮球踢回到了耆英身上，推说自己刚刚上任，耆英从前答应的承诺还得从长计议。

1849年，英国人要求进入广州城。在更熟悉情况的巡抚叶名琛的指挥下，广州各地组织乡勇，全力以赴做好守城准备，以防英军来袭。英国海军司令柯利尔报告，有成千上万的农村武装进入广州城，形成了“人自守卫，戈矛耀路，锣鼓震天”的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英国改变了过去的炮舰政策，改为与中国政府谈判。叶名琛和总督徐广缙一起伪造了皇帝的诏书，使英国人入城的企图没有实现。

广州乡绅兴高采烈地搭起了六座宏伟的彩牌楼来为叶名琛和徐广缙庆功。道光皇帝也喜出望外，破例将叶名琛加封为男爵，他成为清朝历史上极少数成为男爵的汉人之一。

1852年，徐广缙调任湖广总督。广州城的这个烫手山芋又被交到了新上任的叶名琛身上。此时已干等了十年的英国人已经非常愤怒了，可叶名琛对一切投诉均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这就导致了矛盾的更加激化。

无论你说什么，叶名琛都给你挡回来。如果洋人去找别的官员，人家又会将他们推回到叶名琛那里去，因为按体制，只有他叶名琛，才有资格跟洋人办交涉。而叶名琛连洋人进城这样写在条约里的条款，都不肯答应，又能谈出什么名堂呢？

英国人屡屡吃瘪碰壁，法国人因马神父被杀案件的交涉，也被叶名琛搪塞、推诿、扯皮的功夫弄得几乎要发疯。人都被杀了，叶名琛告诉你，那里根本没见过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叶名琛和他的皇帝，一步步把洋人逼到了非开战不可的地步。

在当时西方报纸的插图上可以看出，西方媒体是把英法联军的军事行动，视为惩罚满清政府不遵守条约的正义行为的

【三】

1856年，再也按捺不住的英国人联合了正在谋求向东方扩张的法国，一起向清朝发动了战争。10月8日，“亚罗号”事件爆发，两国处于战争状态，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战争前期，叶名琛与英国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间谍战。1856年，在英军发动进攻时，叶名琛利用原有的保甲系统，侦察敢于为英国侵略者刺探情报或提供粮食的汉奸，逮捕了七八十人。他还给广州市民发放身份证，无证者一律不得进出城门。英国人后来不得不承认从广东他们几乎得不到什么信息。

与此同时，叶名琛启用了他多年来经营的谍报系统。在和平时期，叶名琛通过广东夷务总局向英国人占领的香港派出了大量探子。这些探子的公开身份是在香港做贸易的商人，而实际上他们都是叶名琛手下的军人。战争开始后，他们与叶名琛的信息交流更加频繁，每五天就联系一次，给叶名琛提供了大量关于香港的英军部署和调动的情况。叶名琛自得地说：“我合数十处报单互证，然后得其端绪。”

叶名琛以重金鼓舞士气，凡斩英人首级者赏银元三十，务必把英军“根诛尽灭”。他积极采取袭扰战的方式，使英军日夜不得休息，首尾不能相顾。夜晚时他派遣沙船，满载炸药冲击在岸边休息的英军。同时，还派出火筏对英舰进行火攻，使英舰不敢靠近岸边，从而减少了白天中国陆军所受到的炮火压制。中国水军还趁大雾垂江炮轰英国舰队长达二十分钟之久。

英军司令西马糜厘对叶名琛的战术毫无办法，法军见势不妙借口保卫香港早早地撤出了广州。经过四个月毫无结果的对峙，疲惫的英军不得不放弃进攻广州的意图，开始撤退。

叶名琛还对英军的后勤基地香港展开了攻势。香港地理位置特殊，是天然的良港。但是香港严重依赖内地输送给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新安县给香港提供大量的供给和服务，叶名琛派新安县士绅陈桂藉负责对香港的行动。

陈桂藉召开了全县士绅大会，决定停止对香港的一切供给，从香港撤回全部新安人。这直接导致了香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使香港很难为在广州作战的英军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

19世纪80年代的香港

此后，叶名琛对香港实施了禁运。陈桂藉派人在通往九龙的交通线上设卡，还组织小型纠察船队保证禁运。禁运使香港几乎成为臭港，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叫苦不迭。

叶名琛甚至还派人突袭香港。1857年1月19日，一队乔装的乡勇，突袭了英军的巡逻队，杀死一名英军军官。这类的突袭行动还很多。

包令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绑架、暗杀和纵火”。后来更出现了面包投毒事件，一些乡勇在面包房里秘密地放进了砒霜，导致许多英国人中毒，其中也包括包令的夫人。叶名琛的行动使香港的英国人大为恐慌，大批英国人逃到澳门避祸。

1857年7月，包令也因为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被英国政府解职。从1856年轰击广州城到1857年包令被解职，叶名琛运用间谍战、贸易战和袭扰战依靠士绅训练的乡勇积极抗击，没有让英国人占到便宜。
甚至可以说，叶名琛在广州作战的初期获得了胜利，并取得了主动权。

【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叶名琛逐渐陷入不利的局面。叶名琛将胜利的消息上报朝廷后，非但没得到皇帝的嘉奖，朝廷反而申斥他不应轻启战端，要他与英国人谈判。这就使叶名琛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间隙，使英国有机会增援在中国的英军。

贸易禁运在损害英国人利益的同时也给中国贸易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广东许多士绅从事对外贸易，由于实施贸易战关闭海关，大量广东士绅失去了收入来源。他们很难再负担训练和雇用乡勇的开支。因此广州保卫战中的主力——乡勇难以为继。这使叶名琛陷入了无兵可用、没钱可花的窘境，从根本上动摇了叶名琛的阵脚。

1857年10月，新上任的额尔金爵士率领援军进驻香港，敌我双方的力量平衡被打破。额尔金爵士在听取进攻广州的英军指挥官西马糜厘报告后，深感叶名琛是个很难对付的军事将领。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犹豫着，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最后，他决定要北上避开叶名琛这块难啃的骨头，直接找中国的皇帝。但是就在这时，一艘广州的官船被英军截获，船里大量的官方文件被英军获得，落到了已经准备回伦敦的包令手里。包令从文件中得出结论：叶名琛已经无兵可派没钱可花了，广州连一天都守不住。包令得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不顾已经被解职，奔上额尔金的旗舰力劝额尔金改变北上的决定。

额尔金

此时，叶名琛的情报也出了大问题，他在香港的探子出了大乌龙。明明克里米亚战争英法战胜了俄国，但他得到的情报却正好相反，是俄国大胜。加上印度士兵的叛乱（这个情报倒是准的），叶名琛的结论是，英国根本没有力量发动战争。所以，英法大军开到之时，广州的防御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面对英法联军进攻时，叶名琛却表现得非常镇定。他“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绣之间”。当英军三艘军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等炮台时，叶名琛正在阅看武乡试。他闻讯后微笑着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

次日，英军攻占省城对岸河南凤凰冈等处炮台，叶名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继续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他的部下却害怕了，说“风大，难马射，请早收围”。叶名琛这才退堂，招集各官到督署商议对策，断言十五日无事。

事后，人们才知道，叶名琛的镇定，却是来自他的巫术活动。原来他在总督衙门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占语。其过十五日无事，就是两个大仙告知的。而广州城恰恰十四日沦陷。当时有民谣曰：“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十三洋炮打城惊，十四城破炮无声，十五无事卦不灵。洋炮打城破，中堂仙馆坐；忽然双泪垂，两大仙误我。”这就是后人称他“不战、不和、不守”的由来。

其实这只是长期愚民统治下，当时社会精英阶层–官僚平均水平的体现。在第一鸦片战争期间，被称为“满清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也相信“黑狗血、女人月事带可以破洋人枪弹”、“洋人食肉，不卖给他们茶叶，会让他们拉不出屎最后被憋死。”

给叶名琛最后致命一击的，却是他的两名手下—-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作为满人贵族出身的权贵，见势不妙便与敌人暗中勾结，把上司汉臣叶名琛给卖了，英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广州。

英法联军破城，叶名琛这次没有躲起来，因为也没法躲了，就在官衙里，被人家逮了个正着。当然，城既然已经破了，这个结局，他也是知道的。所以，在衙门都跑空了的情况下，他特意将顶戴花翎戴好，穿上正式的袍服，端坐在大堂之上，等着英国人的到来。

英国人对这个努力保持官派的叶大人，也给予了尊重，没有扯下他的顶戴花翎，也没有推推搡搡，更没有给他戴上刑具。而且，还给他配了几个仆人，带上了他爱吃的一些米粮，请他上船。这就是后人称他“不死、不降、不走”的由来。

【五】

当时英军高层认为，叶名琛在广东经营十多年，旧部无数，影响深远。如果把叶囚禁于大陆附近，不仅广东地方有可能派出营救小队，而且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也可作为内应从旁协助。

1858年1月，额尔金在写给葛罗的信中，谈到了这种顾虑：“不少人……对我谈及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他们都说，叶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回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显然，把他送到海峡殖民地去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

其实，英国人完全是以欧洲人的“小人之心”度清政府的“君子之腹”。实际上，咸丰帝在得知叶名琛被俘之后，不仅没有任何营救或者通过实行交换战俘来搭救叶名琛的行为。反而因为害怕英法联军把叶名琛作为要挟清朝政府的人质，而随后罢免了叶的一切职务。并让广东当局通知英方说叶名琛已为一介草民和罪人，其生死无关乎清政府的任何利益。“叶名琛办事乖谬，罪无可辞，惟该夷拉赴夷船，意图挟制，必将肆其要求。该将军署督等可声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

同时命令清军不要因顾及叶名琛而延误收复失地的行动：“著即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

叶名琛变成了无人拣拾的“政治垃圾”。专制王朝帝王的薄情寡义、流氓无赖和视人臣为刍狗的做法可见一斑。

最后，叶名琛搭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军舰，上船前命仆人从家中自带干粮。途中虽因海晕呕吐不止，但他仍然正襟危坐，坚持不哼一声。从上船一直到抵达印度后，叶名琛一直自命为“海上苏武”，以明不忘祖国之志。

被英国人掳走后，叶名琛自己一直以为英国人会带他去见英国国王，但是，他的旅途终点，却是印度的加尔各答。其实，到了目的地之后，很长时间他不知道到了哪里，当知道身在印度之后，只好随遇而安。在加尔各答，他写诗，作画，见客。其间他写了两首诗阐明自己的心迹。

其一曰：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向戌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

其二曰：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心惊跃虎茄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诗中所提到的范仲淹、向戌、苏武， 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民族气节的名人。由此看来，叶名琛是把自己的被俘当成是可以晋见英国君主的契机。他在被俘之初不自杀，是要留下一条命，向英国君主阐明中国的和平意愿，并借机去反问英国君主。

叶名琛后来对随他而去加尔各答的仆人明确地说明了这层意思：“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欲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

在加尔各答，叶名琛继续关注时事新闻，按时作息，清早即要人给他读报（翻译给他听）。这给了他过去所没有的了解西方的机会，从而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某种转变“现在我明白了，这比我以前从香港了解到的要清楚得多，那时根本不懂。”

叶名琛

后来，叶名琛得知晋见英国君王无望后，便放话要效仿“不食周粟”伯夷、叔齐。在吃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他开始绝食。于咸丰九年（1859年4月9日）死于印度加尔各答，享年52岁。临绝并无别话，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六】

在满清的传统里，一个封疆大吏，临战是不能请辞的，不然便视为畏战。城破之日，最好的结局，就是战死。战死不成，那么就自己上吊抹脖子好了。如果逃走，那么肯定要被治罪，连累家族都抬不起头来。

但是，不死，做了俘虏，名声也会大坏。在中国，传统是不待见俘虏的，所谓不待见，主要是自己人不待见。当年，力战力竭而被俘的李陵尚且遭到满门抄斩，何况别个？所以，时人讥笑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肚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但是看叶名琛后来的行为，他显然并不怕死，而且也有条件自杀，他的不死，是由于他负责任。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守，当然守不住，战，更是没有资本，而和，虽是皇帝之所愿，但不答应洋人的要求，从何去求和呢？既然不战不和不守，投降和逃跑根本又不可取，那么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当俘虏了。

在外人看来，叶名琛做了俘虏，被抓到了洋人的军舰上，甚至被押到了印度加尔各答，依旧撑着天朝大员的架子，不过是死要面子而已。但是，当事的叶名琛却未必这样看。对他来说，他跟洋人的交涉，就是这样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已经做了俘虏的叶名琛，在英国人面前，一直努力在保持自己作为受命与洋人办理交涉事务的封疆大吏的架子。

对他来说，无论英军将他押解到什么地方，他都是在履行他的职务。所以，被人押到了英国的无畏号军舰上，他认为这是为了要见英国的远征军统帅额尔金，额尔金久候不至，他还感到奇怪。甚至到了加尔各答，他还认为有机会见到英国国王，甚至觉得，只要见到了英国国王，他有机会说服人家。当然，他的使命永远都不会完成的。

叶名琛从此成为了世人眼中的怪物。其实，他就是一个那个时代所能做得最好的王朝官员。他的作为，比起破城之后的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要好到不知多少倍。

这两个家伙，在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之后，居然在联军的卵翼之下继续任事，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奸政府首脑。但是，偏偏这俩家伙，皇帝没有怪罪，后来的史家也没过多地批评。反倒是这个叶名琛，名声大坏，惹后人笑了又笑。

在今天看来，叶名琛的确有点可笑，他跟他的皇帝一样，始终没有走出天朝上国的幻觉。即使现实令他头破血流，做了俘虏，他还是走不出来。

在他负责五口通商事宜的几年中，他始终将维持朝廷体制和尊严放在第一位。不大乐意见那些前来交涉的夷人，即使不得不见，也不能在两广总督的衙门里。因为，不知道该给人家开哪个门，决不能用敌体之礼，那就意味着他跟外国的使节，平起平坐了。

在他眼里，始终认为对于英国人来说，可以跟他平起平坐的，只有英国国王，偏偏英国国王，又不肯屈尊前来。有实力的人，自大一点，人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根本打不过人家，不堪一击，却依旧撑着高人一等的架子，未免让人哭笑不得。

但是，在那个时代，能清醒地意识天朝的衰落，古老的中国，终将被带入西方世界的人，有吗？

根本就没有！即使后来的洋务派好汉，办洋务求中兴，也未必能清晰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

其实，叶名琛并不怪，甚至也谈不上迂腐。最起码，他没有向前任那样，找理由向皇帝请辞，而是敢于积极面对。直到碰壁之后才明白了皇帝与朝廷的态度。于是，最后也只能“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在那个时代，那个位置上，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员，大概也只能这样了。

叶名琛不食周粟的壮烈，并没有感动皇帝。在他的尸体被运回国内之时，咸丰皇帝对这个致死都没有忘记使命的臣子，没有一点恩典，家人只能将他草草下葬。

满清朝廷对待投敌的满人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的纵容，与对待汉人总督叶名琛的严苛，给那个时代所有的汉人督抚们上了一课。从此之后，天下的汉臣督抚们看清了满清政权所谓“满汉一家”的谎言。纷纷开始借天下乱势，拥兵自重。

一年后的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虏变”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臣督抚们以“围剿长毛难克，无力勤王”为由，坐视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将僧格林沁率领的满蒙骑兵屠戮干净。从此之后，满蒙八旗再无能战之兵，天下能战者只剩汉人湘军。

十年后的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投靠慈禧太后，妄图拆分湘军的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史称“刺马案”。

三十年后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与满清朝廷向十一国宣战后，南方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为首的汉人督抚，即和各参战国达成“东南互保”协议，称满清皇室的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彻底撕破了满清朝廷的遮羞布。

四十一年后的宣统三年（1911年），张之洞的湖北新军与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联手葬送了满清276年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