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与颐和园

来源: 颐和园微览

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雷金纳德·F·约翰斯顿（中国姓名为庄士敦）是苏格兰人，曾获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自1898年起，庄士敦历任香港英总督私人秘书、英国租界地威海卫行政长官等职务。他曾遍访中国名山大川，熟悉各地风土人情，还通晓中国历史，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是个“中国通”。1919年3月，由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经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与英国公使馆联络，庄士敦被清王室正式聘为溥仪的英文教师，入宫执教。当时溥仪是十四岁的少年。

1905年，庄士敦在威海卫

庄士敦的到来，使清末小朝廷发生了一系列的震荡。因为庄士敦不仅仅教授溥仪英国语言，还向他灌输西方文化。在他的影响和鼓动下，溥仪做出诸如穿西服、打网球、装电话、配眼镜、剪辫子、整顿内务府等种种举动，造成了在清宫这个小天地里中西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如此激烈，又是如此耐人寻味。我们仅从围绕庄士敦与颐和园之间发生的种种事情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少年溥仪

1912年初，隆裕太后颁布了宣统退位的诏书，表示赞成共和制，承认中华民国。“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第三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这意味着从此以后紫禁城不再属于清皇室所有，但可以暂住其中，而清废帝的永久居住地则是颐和园。优待条件第七款为：“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颐和园一直归清室的内务府管理，属于列入特别保护范围的清废帝的私产。当庄士敦进入紫禁城任职时，清室已按优待条件，“暂居”其中八年之久，并且在此后的几年中，仍然没有主动搬出紫禁城而移居颐和园的打算。

万寿山昆明湖

庄士敦却是极力主张清室移居颐和园的。之所以如此，据他自己说理由有三：一是清廷必须重视并履行与民国政府签定的优待条件，即紫禁城只是“暂居”，永久居住地在颐和园。但到庄士敦请溥仪移居颐和园时，清废帝在紫禁城已暂居十几年了，如不履行约定，恐招致社会舆论的不满。二是为了精减机构，节约费用，改变清室经济混乱和拮据状况。三是有利于溥仪在身体、精神和智力方面的健康发展。

第一、三条理由清宫官员是能够理解的，但因第二条理由触及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遭到特别的非难和阻挠。管理清室内部事务的内务府和庄士敦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庄士敦看来，内务府是“吸血鬼”的化身，他还说：“内务府有个座右铭，这就是——维持现状！无论是一件小改革还是一个伟大的理想，碰到这个座右铭，全是——stop（停车）！”（引自溥仪《我的前半生》“整顿内务府”）正是在庄士敦的鼓动下，溥仪才命令整顿内务府，清查宫廷财务。内务府对庄士敦早已十分忌恨，所以当庄士敦提出移居颐和园的建议后，针对他的第二条理由，内务府大臣耆龄就发表了反对意见，他认为颐和园可居住的地方太少，容纳不了众多内务府官员和侍从，而裁减官员以减少开支的做法则是万不可行的。

溥仪与庄士敦合照

至于庄士敦提出的第三条理由，是他自己所特别重视的，而对清廷官员来说则是无法理解的。作为一个西洋人，庄士敦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和当时一般中国人所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宫禁生活中的溥仪。他于1919年3月3日与溥仪初次会面，时隔四天（3月7日），在给英国当局所写的报告中记下了他对清廷和溥仪的最初印象，他写道：“虽然皇帝现在尚未显露出受到周围愚昧和无益气氛的影响，但是我担心，在今后几年进入心理危险期的时候（这是一个男孩在十几岁时必然经历的关键时期），不能指望他的身心健康不会受到威胁，除非他能摆脱目前那些几乎是他唯一的同伴的太监和官员们的影响。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孩子脱离紫禁城这个环境而移居颐和园，以便发展他自己的兴趣。”（引自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下同）此后，庄士敦在许多场合一再表达了自己的这种看法，包括和王室成员（如溥仪叔父载涛）及一些官员的谈话等。他在进入紫禁城执教四个月后，于1919年7月17日写给一位懂英文的中国朋友的信中把他的观点表达得更为清楚和透彻。他说：“目前皇上这种过分虚假的生活，必然会有损于他的身体健康、智力发展和道德培养。”他衷心希望溥仪“能生活得比较自然一些和合理一些”，认为溥仪“急需换换空气和环境”，甚至认为“如能丢开书本两个月左右，到海上和山间去旅行一段时间，这对他会有好处的。”“一些忠心耿耿的中国人首先把他看作一个皇帝，然而对我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有人性的孩子。极为重要的问题在于维护他的身心健康，这一点远比把他培养成一个皇帝更为重要。”庄士敦希望把溥仪培养成“一个思想开明的、爱国的和有文化的绅士——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将来无论处于什么地位，无论是一个君王，还是一个平民，他都会为之增添光彩的。”

庄士敦等与溥仪夫妇合影

毫无疑问，庄士敦的这些看法在清室官员甚或在普通中国百姓看来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理所当然会把溥仪首先看作一个皇帝，而且也只能看作一个皇帝，看作是皇权和帝位的象征，不能要求人们把他当作一个凡人来看待，以至关心他的人格的完善。这一点正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西文化所无法沟通的地方。所以庄士敦以关心溥仪身心健康为移居颐和园的理由是不会被当时人所理解的。

溥仪与庄士敦等人合照，左一为郑孝胥

尽管内务府对清室移居颐和园持坚决否定的态度，而且事实上清室移居颐和园终究也未成为现实，但由于庄士敦的努力，此事毕竟有了缓慢的进展。溥仪在庄士敦的影响下“励精图治”，委任新的内务府大臣郑孝胥整顿宫廷内部事务，革除旧弊。郑孝胥在许多方面和庄士敦的观点颇为相似。他同意了庄士敦请求清廷移居颐和园的主张，但在做法上稍微缓和了一些。他坚持认为皇帝离宫而移居颐和园必须做相当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包括理顺并增加颐和园的财政收入；裁减冗员；修缮房屋及园林等。为了切实办好这些事情，郑孝胥向溥仪推荐庄士敦担任颐和园办事大臣，代替原来的内务府去主管颐和园等处的一切事务。溥仪任命庄士敦的谕旨如下：

敬启者，本日总管内务府大臣面奉谕旨：著派庄士敦管理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事务，钦此！用特肃函奉闻，即希遵照可也。专此藉送时绥。

内务府启

这道任命对内务府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清朝历史上皇室内部事务都是由满人来管理的，现在不仅将内务府置于郑孝胥这个汉人的统管之下，而且还要把皇室的相当一部分资产从他们控制之下夺走，而归一个西洋人来管理，的确是糟糕透顶的事情。使内务府感到痛苦的是这道谕旨还要由他们来宣布，真如哑巴吃黄连。

溥仪与婉容

就在这一任命下达的当天，又发生一件使内务府感到震惊而遑遑不安的事情：溥仪决定和皇后一起去游访颐和园。溥仪之所以萌生这种念头，实际上是庄士敦一再鼓动的结果，这一次也是和庄士敦商量后才宣布的。溥仪的决定遭到以内务府为主的大臣们的劝阻，他们找出种种理由，包括举出所谓不祥之兆来阻止他的行动，但均未奏效。当时名义上还是内务府总管大臣的绍英无奈，只得恳请庄士敦劝说皇上不要采取这种鲁莽的行动，但他没想到结果却是那么令他尴尬，那么具有讽刺意味。据庄士敦说，“当时我回答说这种冒险行动我完全赞成。他声称如果皇帝受到任何危害，我个人要负全部责任，试图以此来威胁我。我对这种威胁的唯一答复是，我非常乐意担负这种责任。”于是，这次出游终于成行。溥仪和庄士敦一辆汽车，皇后和淑妃一辆汽车，民国政府及内务府各派六辆汽车护驾，十四辆汽车浩浩荡荡向颐和园驶去。在此之前，溥仪从来没有出过北京城，他所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他父亲的住处“北府”（醇王府）。此次溥仪不仅出了城，还首次游访了当时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登上万寿山峰顶，乘船游览了龙王庙。对当时的清室来说，这的确是一次非同小可的举动。此后溥仪便经常去颐和园游玩。

万寿山佛香阁

庄士敦不仅鼓励溥仪常到颐和园游玩，还让他学习划船。原来昆明湖上的御船都是笨重的大游艇，庄士敦还专门在天津、烟台和上海分别造了一艘小船，他把其中带有活动座位、舷外装有桨叉托架的小船命名为“爱俪儿”；把有固定座位的小划艇命名为“阿特拉斯的巫婆”；另一艘是独木舟，由于是在溥仪出宫后才运至颐和园的，庄士敦因此给它起名为“阿拉斯托尔”（意为“复仇”）。这些小游艇引起园内官员和侍从们的惊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尤其是这种惊奇并不限于对游艇本身而言，“他们的惊奇首先带有厌恶的色彩，当他们看到‘天子’在那里流汗划桨，而他的船夫们却坐着不动时，真是觉得岂有此理！”

庄士敦担任颐和园主管，促成了溥仪常去颐和园，部分地达到庄士敦主张的锻炼身体、陶冶精神的目的。但由于不久形势急转直下，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此后又出现种种复杂情况，溥仪最终未能住进颐和园。

1922年，庄士敦穿着溥仪赏赐的官袍和顶戴留影

庄士敦于1924年5月23日被任命为颐和园的主管，同年11月，由于溥仪出宫，他的职务也便突然中止，这期间不过短短的五、六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按照原有计划，为管理和整顿颐和园采取过一些措施，认真地做过一些事情。

首先庄士敦在颐和园找了一个地方住下，颐和园的住所成为他四个住所之一（庄氏其他三个住处是：北京城内地安门、紫禁城里御花园和西郊樱桃沟别墅）。就任新职后，庄士敦就把办公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紫禁城，一部分在颐和园。在颐和园的住处一开始他选择了风景优美的龙王庙，但因为交通不便，不利于办公，于是搬到谐趣园的湛清轩。庄士敦把住处选择在谐趣园是因为工作的便利，然而当他行使主管权力时所遇到的困难却是始料未及的。用他的话说，“这里的环境虽然是媚人的，但在我的困难工作中或者在我同周围人群的关系中几乎没有多少‘谐趣’可言。”

谐趣园

除郑孝胥外，内务府和颐和园里大多数人对庄士敦这位洋总管都持冷漠和敌意的态度。他们虽然表面上对庄士敦恭恭敬敬，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不予以积极协助。特别是当庄士敦裁减人员，节省开支，对宫廷行政系统中存在的弊端进行大胆革除时，清廷官员们更是强烈地反对。

排云殿佛香阁

庄士敦对当时园内机构的臃肿、人员的众多是深恶痛疾的，他把那些只领薪水而不干实事的人称为“食客”，有机会便裁减冗员。如那年夏天，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去世，当时立即就有人向庄士敦推荐继任死者职务的人，而庄士敦却宣布这一职位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将予以撤销，给这些人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于是公开表现出不满的情绪。

水木自亲码头

庄士敦不仅注意节约开支，还千方百计增加颐和园的收入，包括门票、地租，附属颐和园的旅馆、茶座、照相馆的收入。其中仅门票一项收入就相当可观，当时买一张游览颐和园的通用票是二元二角（银元）。如果分别购票，票价如下：门票一元二角，谐趣园票二角，排云殿票五角，参观排云殿室内陈列票一元，龙王庙票三角，参观乐寿堂、玉澜堂、仁寿殿票三角，共计三元五角。仅能买一张门票的一元二角钱在当时就可以买一整袋面粉，可见票价定得很高。这些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修路，三分之二即归清王室所有。

南湖岛

由于庄士敦在兴利除弊、开源节流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上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至夏末秋初，颐和园整顿已初见成效。但是他每推行一步改革措施，所遇到的困难和承受的压力也是巨大的，甚至收到过声称要置他于死地的恐吓信。矛盾是激烈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其中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但不可否认，中西两种文化、两种观念的冲突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