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天津望海楼

作者: 赵建敏

一、起因与孩童

1870年6月21日，天津望海楼的一场大火，不仅震动大清帝国朝野，而且让望海楼举世闻名！除中国人外，这场大火烧死杀死了13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10位修女和100多个仁慈堂的儿童被烧死。

1870年时南京教会办的孤儿院

三天后的6月25日，驻节天津，时任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的崇厚，向同治皇帝奏摺汇报说：天津老百姓与天主教造成冲突的原因，在于老百姓的愚蠢无知，坏人和不法分子的乘机捣乱，所以才有了用药迷惑拐卖人口的谣言。于是，各地方的老百姓胡乱捉拿他人送交官府衙门，有的甚至在殴打成重伤后，才送交官府。地方上的官吏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将被捉拿的人员收监讯问，因此大街小巷捉拿他人的风气开始盛行，谣言越传越多，这才酿成巨大事件。现在老百姓已经解散回家，然而仍然有匪徒借着捉拿迷惑拐卖人口交送官府之名，或者借着查拿天主教教徒的说辞，有的人直接闯入他人家庭，以搜查教徒之名，行搜查抢劫之实，并且以把男人女人送到官府视为自己的功劳。1

这种以“将男妇送官以为得计”的风气并非没有背后的原因。崇厚自始就对整个事件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他对其中无法说出的背后隐情心知肚明。他奏报说：“民间谣言甚多，有谓用药迷拐幼孩者，有谓义冢内有幼孩尸骨暴露者，有谓暴露之尸均系教堂所弃者，有谓天主教挖眼剖心者，纷纷谣传，并无确据。” 崇厚深信，传教士不可能拐卖儿童，不可能残害儿童，不可能挖眼剖心。

天津事件最初起因是，天津县衙拿获了张郭两个拐卖儿童的人贩子，然后将这两个人贩子验明正法了。为了自己孩子们的安全起见，老百姓就开始彼此传递消息，彼此提醒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于是，大街小巷人人惶恐，家家不安，生怕自己的孩子也被拐卖走了。

此时，碰巧有天主堂的教书先生沈氏，带领两个学生孩童回家，老百姓误认为是拐卖儿童，就将沈氏殴打一通然后扭送到天津县令刘杰的衙门里。后经刘杰查明，沈氏只是教书先生，并非拐卖儿童，随即将沈氏释放。

1870年6月18日，天津黑社会组织水火会在天津桃花口地方抓住一名拐卖儿童的嫌犯武氏，从其身上搜出迷幻药，水火会遂将武氏暴打一顿并扭送天津知县刘杰衙门。一通板子之后，武氏招架不住，为了能自保，就信口招供说自己受教堂一个叫王三的人指使，将教堂牵涉到案件之中。

武氏招供之事在知县默许下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刘杰和天津道台周家勋于20日前往领事馆，对法国领事丰大业大加指责，严词要求立即交出王三，否则“众怒难逃”。丰大业答应全力协助调查此事，并与道台周家勋、知县刘杰和教堂商定21日上午押解武氏前往教堂指证查实。

二、人群与大火

21日早晨，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押解嫌犯武氏前往教堂面见传教士谢福音神父。谢福音敞开教堂和大院大门，让嫌犯指认与王三接头地点，嫌犯武氏原来供述，与王三接头处“有席棚栅栏，而该（教）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因为查无实据，指证无凭，三位朝廷官员只得向教堂连赔不是，然后将嫌犯武氏押解回衙门。

此时，教堂门外已经人群云集，也有不少看热闹的百姓。然而，三位官员并没有向门口集聚人群讲明，在教堂查验毫无实据，也没有命令人群疏散。如果当时知府或知县明言解释查证实情，明令百姓解散，事情就可能完全不同了！天津的水火会成员、地痞流氓和看热闹百姓不明就里，仍然围堵着教堂大门。人群与教堂大院内教友不时地彼此争执相互口角，人群也不断向教堂抛砖扔石头。

无奈之下谢福音神父从堂院后门跑出，去找法国领事丰大业。丰大业闻讯怒忿填胸，随即带着谢福音和仆人去找崇厚大人，请崇厚派洋枪队前往弹压。

崇厚在自己官署的客厅接待丰大业。然而，崇厚感到自己身为朝廷大员，怎能按照丰大业意见办事，而且地方治安归知县和提督（清兵司令）直属负责，遂与谢福音当面商讨日后办法，“以期民教相安。奴才（崇厚奏折对自己的称呼—笔者注）与该（传）教士议明，嗣后（教）堂中如有病故人口，应报明地方官验明，公同掩埋。其（教）堂中读书及收养之人，亦应报官，任凭查验，以释众疑。该（传）教士均允照办”。

商讨完毕，崇厚看丰大业仍然满腔怒气，大呼小叫，就借口他事暂时退避后堂，想等丰大业怒气稍消再出来商议。
稍后，崇厚又来到客厅，对丰大业讲，现在人情汹汹，派兵前往只会激化矛盾，不如等人群慢慢散去，然后按照与谢福音商定的办法日后再协商处理。

丰大业本以为崇厚离开是去安排清兵弹压，现在看崇厚坚持不愿派兵，丰大业怒气再起，暴跳如雷，一边向外走，一边掏出火枪开枪示威，言称自己什么也不怕，要亲自前去处理事件。

崇厚本想派家丁跟随护送，但丰大业已经飞速摔门而去。此时已近中午时分，教堂门口和大街上仍然集聚着水火会会员、地痞流氓和看热闹的老百姓数千人。负责地方治安的知县刘杰闻听教堂门口人群集聚，久久不散，又从衙门带领衙役前往维持秩序。

在教堂不远处，由崇厚官署飞奔而出的丰大业刚好与刘杰相遇。丰大业与刘杰互相指责彼此争执。争执中刘杰的家丁用长矛刺伤了丰大业的大腿，怒火中烧的丰大业拔枪向这名家丁射击，将这名家丁打伤。围堵教堂的水火会成员和群众见状，蜂拥而上，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群殴致死。丰大业头部开裂，胸口被长枪刺穿。西蒙的尸体几乎无法辨认。

此时，在船上观望的天津提督陈国瑞，掉转船头回到客栈，再乘马来到河边，令人将浮桥放下，致使大批隔岸观看的百姓蜂拥而至，又不断鼓励说，“烧吧，烧吧，我跟你们在一起呢！

有了官吏的支持，水火会和众百姓有恃无恐，冲入教堂，撕烂法国国旗，放火点燃教堂和旁边的仁慈堂。将仁慈堂修女剥光衣服、凌辱蹂躏、挖眼割乳，然后又将10名修女扔进火堆烧死。仁慈堂内100多个儿童也被活活烧死。谢福音神父脑共有13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被杀死烧死。

崇厚闻讯后，随即派清兵前来弹压救火，人群四散而逃，然而火势太大，持续了3个多小时，教堂及其他各处房屋都被焚烧净尽。

此事人命关天，又死伤多名外国人，震动大清帝国朝野和国际社会。

1907年浙江宁波圣若瑟医院的儿童们和仁爱会修女们

三、曾国藩与李鸿章

第二天，俄、日、美、德、比、法、英等7国使节联合照会清廷，要求迅速查明真相严惩打砸抢的凶手，赔偿损失，并确保各外国人士人身安全。

23日，崇厚紧急奏请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请求派直隶总督曾国藩火速赶往天津公平处理此事件。

曾国藩本来生病还未全愈，同治皇帝刚刚赏给一个月的假期去疗养。如今因为此事件影响巨大，同治皇帝又再发谕旨说，如果“曾国藩精神尚可支持，著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赦，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著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客观来说，同治皇帝的谕旨还是公允明确的。

24日，法英美等7国军舰就全部集结到天津海港附近，并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

25日，崇厚上奏折，自请治罪，并承认“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于办理诱拐案，操之过急，以致民情浮动，聚众滋事，均属咎无可辞”，建议将他们革职惩处，同时应严禁民间组织擅自捉拿他人。崇厚奏折并未提及道台周家勋，大概因为他们两人级别相似，分管职责不同，不能同级之间互相弹劾指责的原因吧！

为了防止产生连锁效应，28日，同治皇帝又向各省总督巡抚发去圣旨，要他们严防地方谣言传播，不得令愚民借机滋事，重蹈天津事件的覆辙。同日，同治谕旨任命崇厚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向法国国王解释法国领事被杀的前因后果并赔礼道歉。

显然，这种公平处理事件的方式本来是适当的。就在此时，一个受慈禧看重的人出了一个主意。这主意也为后来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并导致八国联军进京，甚至大清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1870年7月1日，醇亲王奕譞上奏折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提出了借此机会培植邦本的4条建议：

（一）不能对天津事件大加诛戮，反而应该刻意利用，“正好假以励我百姓”，以“鼓其奋发之志”，“激其忠义之气”；

（二）不能轻易处理地方官吏，以便迎合民心，因为“风闻天津府县力缉奸宄，颇为百姓爱戴”，洋人擅自开枪，遭到殴杀，正是“民知捍卫官长，岂非国家之福”，因此不应将地方官罢免调职；

（三）应谕旨直隶总督和沿海官吏，“统筹胜算，严密奏闻”，设法鼓舞百姓士气，等到“四海之内众志成城，该夷纵坚甲利兵，又乌能逞其技哉！”；

（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严加防范京城外国人，“凡该夷一举一动，务得其详”，以后有事就可以临危不乱，从容处置了。

1900年被烧毁后的北京宣武门教堂

1870年7月3日，恭亲王奕䜣复函法国公使，声言定会“严讯杀人之犯，无论贵贱，按例拟抵，并将办理不善地方等官先行交部议处。各教堂、衙署被毁之处，亦应一律修补”。“天津一案，只由民间一朝之衅，定能迅速办结，益昭睦谊。”

曾国藩接到圣旨，带病起身赴天津办理天津事件。7月5日，曾国藩奏报说，天津事件共有13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和其他几位外国人被杀。此外，有法国教堂、仁慈堂、领事馆、洋行各一所、英国学校四所、美国学校两所被焚毁。

之后，慈禧太后连发三道圣旨，让曾国藩尽快查明情况。7月21日，曾国藩和崇厚共同启奏说，王三已被抓获，他开始承认给武氏迷幻药，但后来又翻供，而且与武氏所说籍贯不同。

曾国藩和崇厚还明确上报慈禧太后说，经调查，王三“没有受到教堂指使的确凿证据。在仁慈堂有男孩女孩150名之多，我们逐一调查核实，都是信奉天主教很久之人，是他们家里将他们送到教堂喂养，根本没有被拐卖的事情。至于说挖眼剖心，更是谣言胡说，毫无根据。臣曾国藩到天津之时，老百姓拦轿告状的几百人。我都亲自询问挖眼剖心有什么根据，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真凭实据来。调查天津城内城外，也没有一个丢失孩子的家庭控告这等案情的。这样的谣言，不仅天津有，过去的湖南、江西，近年来的扬州、天门和河北省的大名府、广平府，也都有檄文传单，有的说教堂拐卖人口，有的说教堂挖眼剖心，有的说教堂奸污妇女。然而，之后各地方判决案情时，都没有证实檄文传单所说的事情。这次我们详细调查挖眼剖心的情况，也是毫无根据，外面纷纷传言的有整坛子整罐子的人眼珠子，根本都没有这回事。就说杀孩子取器官制药的谣言，野蛮民族都不会去做的事情，英法等各国都是闻名遐迩的大国，怎么会做出这种残忍行为呢？稍有理性之人，都会知道决不会有这事”。“教堂设立仁慈堂，其本意和育婴堂、救济堂道理类似，是专门收养怜恤穷苦人的。每年耗费银两数额巨大。他们行仁慈之实，却承担残酷之名的诽谤，所以外国人才会忿忿不平啊。”2

慈禧

曾国藩通过亲自到烧毁的教堂调查，向慈禧详细解释了天津事件中老百姓产生疑惑的五种原因：

（一）教堂修建有地窖以便储存物品，天津老百姓没有亲自看过，怀疑是用来幽闭孩童的；

（二）老百姓有到仁慈堂看病，甘愿留住仁慈堂而不愿回家的，别的老百姓怀疑是被迷药迷魂了心窍所致；

（三）仁慈堂收留无依无靠的穷人乞丐疾病患者，常为将死之人施行洗礼，因为教堂相信领洗之后的人可以升入天堂，老百姓则只看到向外运送死者尸体去埋葬，而不知原因，从而产生怀疑；

（四）教堂、仁慈堂、学堂和医院都分类居住，各自很少相见，以至即便是亲属也不太清楚对方的生活情况，让老百姓产生怀疑；

（五）今年5和6月间有匪徒用药迷幻儿童拐卖儿童，老百姓见仁慈堂有往外运送死去的儿童，而且大多又是在黄昏去埋葬，所以让老百姓产生怀疑。

曾国藩认为，天津事件实为“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

因此，曾国藩奏折恳请慈禧，“明确发布圣旨，通晓各省份，让大家知道，从前檄文传单所说天主教挖眼剖心残害百姓的说法，都是虚构诬陷。应该向天下公布，令大家都知道。一来为外国人平反昭雪，一来解除乡绅百姓的疑惑，也可以将天津人之所以疑惑的原因指出几条来”。3

21日，曾国藩奏请慈禧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人撤职，然后交刑部治罪，以警效尤，维护大局，但应答复法国公使说，所谓三位官吏暗中唆使残害教徒之事都是传言，不足为凭。

23日，慈禧谕旨批示，按照曾国藩的意见将张刘二人即行革职，交刑部治罪。虽然慈禧懿旨同意曾国藩的奏折处理张刘二人，但慈禧也认为这种处理其实“已属过当”，嘱咐曾国藩务必“体察人心向背通筹全局”办理天津事件。

这或许是因为醇亲王奕譞奏折的建议在慈禧那里起了作用！醇亲王奕譞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并非因为醇亲王的识见，而是另有原因。1861年，咸丰皇帝于热河避暑山庄（河北承德）病死。死前，咸丰皇帝遗诏让自己唯一的6岁儿子载淳即位，同时任命了8位顾命大臣辅佐小皇帝。咸丰遗诏说，在新皇帝亲政之前，所有皇帝诏书都得同时盖有咸丰皇帝的妻子即皇后和小皇帝生母即慈禧的印章才能有效。所谓“同治”即两宫皇后垂帘听政共同治理之意。1861年11月11日，慈禧在掌握着兵权的醇亲王奕譞和恭亲王奕䜣协助下发动政变，将8位顾命大臣斩除，两宫皇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䜣主政清廷国务。自此，慈禧太后逐步掌握了大清帝国权力。

曾国藩公平办理注重证据的做法也引起其他大臣们的反对，就连曾国藩的好友左宗棠、弟子李鸿章等人都大骂曾国藩。清廷和社会舆论将曾国藩唾骂为“汉奸”“卖国贼”“软骨头”。

曾国藩

然而，法国领事惨遭殴打致死，又有10多名法国人死亡，法国公使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仅仅将两个官员撤职了事的处理方式。法国公使罗淑亚在事件之后亲赴天津调查，然后于8月28日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去调查后的照会。

罗淑亚向曾国藩提出，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及天津县提督陈国瑞，暗中唆使水火会并散布谣言鼓动百姓捉拿教徒，“但未敢明拿教民，便设计出示，许有捉拿罪犯者，皆得重赏。内言不可捉拿教民，后有数人，随即拿到，讵意除一人之外，尽系教民。而此人曾领仁慈堂茶粥，身上带有牌照，皆遂用刑，使之承招。酷刑骇人听闻。有一人因不肯承认，遂将香炷放于背上，以炙皮肉。如此七日，终又将香炷置于鼻孔中内，以熏烧之，更将骨节挫损。”在人群围堵教堂之时，他们又互相推诿，未能及时派兵弹压，以致法国领事被殴打死亡、法国领使馆和多处教堂被焚、10多位修女被凌辱烧死，事件之后又借故推诿，庇护罪犯，拖延缉拿凶手，岂可仅撤职了事，他们固然“未亲手杀人，死者皆被水火会等凶手所杀”，然而此三位官吏实为唆使者和帮凶，应按律处死，以抵偿法国领事及众多外国人之命，否则将由舰队司令来处理此事。

如今法国公使照会要求调查这三位官员，曾国藩为保护大清官吏，言称事发时陈国瑞并不在现场，而且三位官员并未亲手杀人，故此不能处死，只能按失职处罚。曾国藩于8月26日向慈禧汇报说，他认为这几位官员“本无大过，不欲于撤任之后更予重咎，故各允其所请”，离开天津到外地去了。此时，慈禧不得不谕旨将这三位官员解送到天津，但也明言让他们抵命，是“万无允准之理”的。

1900年法国《世界报》版画，火烧圣母无染原罪堂（北京宣武门教堂）

天津事件变得越发骑虎难下，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慈禧一面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法国公使谈判周旋，一面谕旨直隶提督（河北军队司令）迅即带兵赴天津，听从曾国藩调遣，并部署海防，以备开战。

在积极部署海防之际，曾国藩上奏慈禧，主张与法国谈判解决问题，不宜开战，而且自己几次旧病复发，数次昏眩呕吐，建议派李鸿章前来接继办理天津事件。曾国藩曾就天津事件写信给李鸿章。李鸿章也说：“此事彼直我诎，彼是我非。”显然，曾国藩和李鸿章心里都很清楚是非对错。

稍后，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接续曾国藩办理天津事件。李鸿章深知天津事件办理之难，搞不好名声难保，在1870年9月10日于保定直隶总督署接到奉调圣旨后，一边准备动身，一边奏报说：“我身体向来体弱多病，夏秋以来，带领军队冒着酷暑日夜行军，感染了湿热之病，再加上我忧国忧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肝脏脾胃不适剧增，如今正在吃中药调理，只要稍稍见好，我就立马动身赶赴天津接任曾国藩。”

由保定到天津，有更快捷的陆路他不走，却找理由说：“闻陆路阻水多处，拟棹小舟，循大清河东下，约计五六日可抵津郡。”他不用官船，却找了一条小划船，走走停停，保定到天津的160公里路程，他用了6天。在曾国藩与李鸿章于天津交接之时，曾国藩问李鸿章：“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鸿章回答说：“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第39、51页）曾国藩拟定的正法8人，判刑20人的数字，李鸿章也认为过重了。

四、草草结案

然而，德美英等国公使岂肯罢休。1870年9月24日，各国公使照会清廷，抗议天津事件案情严重处理过轻。

10月5日，慈禧谕旨刑部将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流徙黑龙江赎罪，分两批共处决冯瘸子等凶犯20人，充军从犯王五等25人。10月19日，慈禧谕旨赔偿被毁教堂和领馆、死者家属抚恤金和教堂损失财物等共计白银46万两。

值此之时，普法战争已经开始，法国无暇东顾，遂接受了清廷的这些判决，不再提出其他异议。

火烧望海楼之后，清廷由海关支付赔偿的45万两银子，远远不够修建被烧毁的教堂、领馆和抚恤死者家属的。那时，海关署署长的年薪是6000两银子。天津望海楼教堂因此也就空置起来，直到27年后的1897年才筹足资金重建了望海楼教堂。然而，3年后的1900年又被义和团在庚子之乱中烧毁。

1900年的天津望海楼教堂

1. “津郡百姓与天主教起衅之由，实因愚民无知，莠民趁势为乱，始而有迷拐人口之谣。于是各处民人率行拿人送交府县，甚至殴打成伤，始行送官。地方官不问由来，即行收讯，于是沿街沿巷拿人之风因此而起，谣言日多，酿成巨案。现在众民解散，尚有匪徒以奉官查拿迷拐为名，或以查拿教民为说，有径入人家以查教为名搜抢，并将男妇送官以为得计。”

2. 王三“亦无教堂主使之确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臣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决，总未将檄文揭帖之虚实剖辨明白。此次祥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

3. “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并请将津人致疑之端宣示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