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被您召见”——致斯大林同志的信

从一九三零年春天的那通电话之后，给斯大林同志写信，就成了布尔加科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多年以后回忆说，布尔加料夫有一种将痛苦的嘲讽转化为滑稽的方式，就是每天给斯大林写不可思议的长信。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苏联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主要作品有《金蔷薇》、《一生的故事》等。他在临死前曾说：“假如像布尔加科夫和普拉东诺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

事实未必具有这位老友所认为的理想与滑稽色彩。毕竟，在那些年月，整个俄罗斯的人，似乎都在给“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名字）写信。向他申诉，向他祈求，向他讨饶。向他掷去绝望的咒骂。绝大部分信件石沉大海。

布尔加科夫的信，除了一九三零年那一次，也再未曾到过回音。领袖太忙了。

一九三一年初，在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件草稿中，布尔加科夫写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想对您说我的一个作家的幻想，就是被您亲自召见。请您相信，不只是因为由此看到最有益的机会，还因为您1930年4月电话中和我的谈话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不是因为这谈话受宠若惊，而是被这番话感动……我很想请求您做我的第一个读者……”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作家又发给斯大林一封信：

“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一匹文学之狼。人们劝我把皮染了。这是个荒唐的建议。一匹狼，不管是染了毛，还是剃了毛，它反正还是不像一只卷毛狮子狗。人们对付我也真像对付一匹狼，多年来照着文坛之狩的种种法则在这围栏中驱赶着我。恶意我是没有的，但我十分疲惫。因为就是野兽也会疲惫。这只野兽已经宣布，它不再是狼，不再做文学了。弃绝自己的职业，不做声。直说了吧，这是怯懦。没有这样的作家，你能够让他不做声。如果他不做声了，那就是说，他根本不是真正的作家。而如果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做声了，那就是他要死了……”

同年七月，给朋友的信中，布尔加科夫满怀信心：

“一年多前，就在绝望的时候，幸亏总书记给我电话，打破了绝望。请你相信我的趣味：他谈吐清晰有力，风度轩昂，文质彬彬。在我这个作家的心里燃起了希望：剩下的只有一步——见到他，并探知命运……”

总书记应该是看到了这些信。他日理万机，有信必读。而且，根据克格勃档案，斯大林曾经要求：将“布尔加科夫炮制的伪劣作品的完整资料”给他提供上来。

一九三四年六月，致斯大林的信中，布尔加科夫要求出国看病：“我越来越感到屈辱，我在莫斯科艺术剧院4年间的服务一无所成，这就是为什么我还要请求您的庇护。”

没错，庇护。内心深处，他一直将斯大林当作自己的文学庇护人。在所有人都凶猛攻击他的时候，是他，给了他生存的一点空间。虽然是很小的一点。

他甚至替人向斯大林求起情来，好像跟总书记同志很熟一样！

克里姆林宫的回应是一片沉默……

斯大林对布尔加科夫是特殊的，另眼看待的吗？怀着美好的愿望，带着渴望传奇的心理，我们当然希望如此。那么，实情呢？

实情不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揣测得到独裁者斯大林的内心戏——即使是他的老领导列宁、老对头托洛斯基。我们只能罗列出一些事实。借此捕点风，扑点影。

奥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是俄罗斯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天才诗人、散文家、诗歌理论家。

曼德尔施塔姆，狂妄的诗人被捕后，斯大林给下面打去了电话：”谁让你们逮捕他的？“他不满地问道。

阿赫玛托娃

阿赫玛托娃。社会上掀起了批判这位”文学荡妇“的热潮。斯大林在请示报告上批复：“不要动她。”据传说，他喜欢过她的诗歌。

当然，出身于格鲁吉亚鞋匠家庭的斯大林，是喜爱诗歌的。年轻他写过不少诗，只是革命让他放下了笔。直到成为克林姆林宫主人，他又开始拿起了笔。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帕斯捷尔纳克

他写了一些诗，谎称是一个朋友写的，交给帕斯捷尔纳克看。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朋友，这就是斯大林的作品。大家都吓得要命。斯大林的电话打来了，领袖问您觉得这些诗……写得怎么样？帕斯捷尔纳克沉默一会儿，说：”请转告您那位朋友，不要写了。“

帕斯捷尔纳克在曼德尔施塔姆案发时，被斯大林的电话吓得直打哆嗦，半天说不出替朋友求情的话语。为了诗歌，却坚持住了不讲一句违心的话。这是文学的良心，是被文学之兽寄生了的症状。

年轻时的曼德尔施塔姆，他于1934年被捕，为一首十四行诗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诗中，他把斯大林写成“克里姆林宫的登山家”，“杀人凶手”，具有“蟑螂触须般的阴险目光”和“蛆一样肥胖的手指”。几年后，他被消灭在海参崴劳改营内，死前患上精神分裂症。他的妻子一边逃避逮捕，一边设法将他的诗作分散保存。为了万无一失，几乎把每行诗都背了下来。曼德尔施塔姆死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人敢于提起；直至1987年才获平反，五十年间在苏联境内未曾发表过一首诗。

帕斯捷尔纳克也活下来了。但有一些人没有被放过。

巴别尔，出生在敖德萨的犹太作家，参加过布琼尼的骑兵军，曾经是党的宠儿，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作为红色俄罗斯的代表，参加了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为了表彰贡献，苏联作协赠予他一幢乡间别墅。

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1894-1940，前苏联籍犹太族作家、短篇小说家

一九三九年五月，内务部的黑色汽车从这座别墅带走了他。一年后，行刑者对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至于罪名，是托洛斯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

斯大林亲自过问并下的处决令。残酷拷问下巴别尔供出了一大群在文化界的同谋，包括：爱伦堡、卡达耶夫、伊万诺夫、谢芙琳娜、利金、列昂诺夫、费定、阿·托尔斯泰等作家，还有爱森斯坦、亚历山德罗夫、米霍艾尔斯、乌乔索夫等导演和演员。

戏剧导演、剧作家梅耶荷德（Всеволод Мейерхольд），他提出了能够与写实主义戏剧分庭抗礼的假定性戏剧理论。在“大清洗”中遭受冲击，1955年苏联最高法院才为其恢复名誉。

被捕的还有大导演梅耶荷德。据说他也遭到了严刑，腿被打断了，躺在地上，侦查员向他身上撒尿……他承认了参加托洛斯基组织，为外国敌对势力提供情报。他供出了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爱伦堡、奥廖沙的名字。

真古怪，这些人，斯大林基本上没有动他们。他们安全地活下去了。这些未来闪亮在俄罗斯文化星空的名字，大清洗年代，曾一再出现在内务部交来的死亡清单上，又一再地，被一双铁腕，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划掉了。

“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巴别尔在噩运降临的前夜，在作协会议上愤懑地发言。

人人自危，大家都很顺从。那么，斯大林到底是怎样选择他的牺牲品？像巴别尔，他的死可以找出无数理由，除了官方的，还有：他得罪过斯大林、他是犹太人、他是党员、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问题在于一一正如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所言，在那个年代，人们挖空心思为被捕者找应该被捕的理由：”她的确是个阴谋分子！“”他太放肆了！“”我本人就听到他讲过！“还有，”一准会这样，他那性格太可怕了“……”、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还曾著书《曼德尔施塔姆》，在其中说：“每个在这种空气中呼吸的人都遭到了厄运，大家都是被害人——不只是那些死者，还包括杀手、思想宣传者、同谋者和马屁精，他们闭上了眼或者清洗他们的手。”

大家都在想，有人因为某个问题被抓了，意味着我不会被抓，因为我没有这个问题，谢天谢地！

“到了这个时候难道还不明白吗？抓人是不需要理由的！”阿赫玛托娃用诗人的直觉捕捉到了事实。事实就是：

如果想逮捕你，想让你死，罪名总会有的。有的人，今天还在被领袖亲切地拥抱，第二天早上，行刑队就等在门外了。随之抛给家属的是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完美的罪名清单。

1946 年 4 月 2 日，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合影。V.Slavinsky. 摄。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9-1992年连续设了四个文化年：1989年是阿赫玛托娃年，1990年是帕斯捷尔纳克年，1991年是曼德尔施塔姆年，1992年是茨维塔耶娃年。

每个人都有一份罪名清单，锁在内务部的秘密档案柜里。随时可以抛出来。所以，要考虑的不是——为什么被抓，为什么被枪决，而应该是：为什么，斯大林同志没有抓我，没有枪决我？而这些”为什么“，适应于这一个人，又未必适应于另一个人。

领袖的脑回路，人民无从揣测。还有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都认为：关于这一切夜间发生的秘密抓捕，关于这些枪决，斯大林同志是不知情的，都是那些坏人在瞒着他胡作非为。帕斯捷尔纳克就曾对爱伦堡说：”要是有人把这一切告诉斯大林就好了。“梅耶尔霍利德在被捕前，也经常说：”他们瞒着斯大林！“

确实，跟这些迂腐的知识分子问不出什么内幕。还是看一些即成事实吧。

作家索博列夫（Леонид Сергеевич Соболев）

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读到了一位小说家索博列夫的作品。这部小说叫《大修》，不太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要求。斯大林百忙之中，提笔给作协领导人写了信：

“请关心索波列夫。他无疑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人(根据他的《大修》一书来判断)。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任性和情绪不稳定(不听从‘驾驭’)。我认为这些特点是所有具有文学才能的人所共有的(也许少数例外)……总之，让他先胡闹一阵……请爱护他。”

驾驭？也许，他在耐心等待他们听从驾驭？作为一个驯兽人，他饶有兴趣地让最不驯服的活下去，观察他们，获得调教的乐趣。而那些驯服了的，忠诚的反正随时可以处置。

就像人们随意宰杀狗儿，却把狼关在笼子里养着，不时拿小棍捅捅它，扔一小块腐肉给它。

在那些时候，莫斯科流传一个笑话：”斯大林是伟大的化学家，他能把任何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变成粪便，也能把任何粪便变成杰出的国务活动家。“

何止化学家，斯大林还是位戏剧导演。他喜欢一切精巧有力的掌控。他喜欢舞台，喜欢观看戏剧，不仅限于看，还擅长自编自导——在真实的政治舞台上。

他拥有数量庞大的忠实演员。他让他们生，让他们死，让他们告密，让他们叛变，让他们忏悔，让他们互相撕咬又彼此拥抱。他的聚光灯打到哪儿，哪儿的戏，就一丝不苟地演起来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的大风暴：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反对派”的斗争达到白热化

一九三七年一月，”托洛斯基反苏平行总部案“案在审判中。卷入此案的都是克林姆林宫的显贵。旁听了这次审判的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后来在书中描写：

“站在法庭面前的这些人无论如何不能被看作是遭受折磨和绝望的人。被告是一些保养得很好、穿戴讲究、举止从容的男人……仿佛被告、检察官和法官全醉心于同一件事。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差一点要求最准确地查清所发生的一切。如果委托一位导演把这次审判的情况改编成剧本，那么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年，进行许多次排练，才能让被告进行如此默契的配合……”

这些举止从容的男人，在审判结束后绝大多数被立刻枪决了。

相比起来，文艺工作者们并不是好的演员，总是出尔反尔，不听从情绪调动。都是些怪人。比如巴别尔，已经招供了，却在临刑前一刻翻供，不仅矢口否认所说的一切，还提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要求：“请给一点时间，让我把最后的作品写完。”他以为是在出席晚宴吗？曼德尔施塔姆胡乱招供一通后，居然让他的妻子，飞奔去警告那些被他提到名字的人，通知他们快逃。真是可笑。

这些不按剧本出演的荒唐行为，很可能让领袖感到索然寡味了。再说，党内斗争是首位的，等党内清理得差不多，又来不及了。战争将要爆发了。巴别尔和梅耶荷德被匆匆处决。残存的将帅们被从集中营放了回来。需要他们去和希特勒作战。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都在期盼着救星斯大林。

一九四零年三月十日，冰雪将融的初春之日，布尔加科夫去世了。

斯大林没有忘记他。从克里姆林宫来了电话，是秘书处打来的：“布尔加科夫同志真的去世了？”

“是的。”电话挂断了。

布尔加科夫

布尔加科夫更没有忘记斯大林。叶莲娜的日记里记载了一件事。

病中的布尔加科夫，写了一部戏剧。剧中，走投无路的作家再次致信最高领袖，这一回，领袖看到了，注意到了。作家被火速召至克里姆林宫，因为太过匆忙，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领袖很为下属的无礼恼火，下令雅各达、伏罗希洛夫、卡岗诺维奇、米高扬等领导人，逐个脱下鞋子给作家试穿。

作家向领袖诉说了困境——作品不得发表、剧本不能上演。斯大林当场打起了电话。一声声吩咐下去，剧本，三周后就上演，稿费，五万卢布！

作家本人，成了领袖朝夕相处的伴侣。”我的作家！“领袖和蔼地呼唤着。

这是一个梦，一个伟大如布尔加科夫这样的作家，在那荒凉岁月里，所做的最后的梦。它是有温度的，即使带着如许多的荒诞色彩。

基辅安德烈斜坡13号的布尔加科夫故居

布尔加科夫不是索尔仁尼琴，拥有坚定激进的东正教幻想而和现实体制激烈扯皮，也不是布罗茨基那样用“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来对抗邪恶。他就是一个神父的儿子却躲进了现实的窠臼，用一种自我内心的善恶标准来圆满自己同外界的羁绊，写作对于其来说与其是志业抱负，不如说是“永远的避难所”，是一种自我拯救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