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知识分子在“文革”为何那般检讨？

王瑶本人在检讨书里如此突出自己的自高自大与自私自利，也是自有苦心的：他完全明白，这两大问题，是无法构成严重的政治问题的，他正可以在这两顶帽子下，既平息群众意见，又容易过关。这就说到了王瑶对运动的应对办法：他显然属于蒙混过关派，但他又自有特点。他在《自我检讨》里，也说得很清楚：“对于革命，对于党的各种政策，我都是采取了一种先研究分析了然后再考虑自己如何适应的态度。我当然不打算违抗党的政策，但这种适应实际就是一种对革命事业钻空子的态度。”这样的“钻空子”，在王瑶大概是完全自觉的。

——钱理群《1952-1969：读王瑶“检讨书”》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一日三省”的儒家传统；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又时刻处在“今是而昨非”的困惑里，而不断有“自我批判”之举。但这样出于自我修养或革新需要而进行的自觉的、个人的反省，却不同于我们这里讨论的知识分子检讨：它是当代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产物，有其特定的历史内容与表达方式。

“检讨书”的起源，应追溯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朱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不要怕‘转变’思想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接着丁玲又在《关于立场问题我见》里面，提出所谓知识分子“改造”、“投降”，就是“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抹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以后，“转变立场”就成为知识分子改造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讨论的“王瑶检讨书”的贯穿性问题。

最早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检讨书”是朱光潜的《自我检查》和冯友兰的《检查我的学习》。这都说明朱光潜、冯友兰的检讨，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类似的检讨，都含有某种心悦诚服的成分，有一定的主观的真诚性，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巨大压力。像朱光潜、冯友兰这样的曾经和国民党有过政治关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检讨就更带有认罪性质，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的“检讨书”实际上就是“投降书”，而将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就是一种示范：不仅是对类似知识分子的警示，也是指明道路。

据研究者的考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过三次检讨浪潮：1949年2月—1950年下半年的“政治学习运动”，1951年4月一9月的“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年10月一1952年7月的“洗澡运动”（先是“思想改造运动”，后来又与“三反运动”结合在一起)。经过短暂的间歇，以后又有由批判俞平伯和胡适开启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1954年10月-12月），“批判胡风”运动（1955年1月开始，5月发展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6月发展为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在这样的一个紧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中，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公开发表与内部宣读的“检讨书”。

典型案例分析：“文革”期间的王瑶“检讨书”（1969）

……他（编者注：指王瑶）依然逃不脱“文-革”之灾。在1969年一份检讨里，王瑶这样谈到自己对“文-革”的理解与态度：他最初以为这是类似《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再一次的思想批判运动，“确实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成为运动的对立面”；到8月初，宣布剥夺选举权，被排斥在“革命群众”之外，“我还没有十分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接着一连串的冲击：四次抄家，多次围斗，被打，强制劳动，等等，这才紧张起来。但一切似乎也能承受，以致同牛棚里的季羡林在其《牛棚杂忆》里留下了这样的记忆：在苦不堪言的劳动中，王瑶却能苦中寻乐，偷偷泡上一杯茶，抽上一斗烟。但等到家里的孩子都不理睬自己了，王瑶这时“才痛切感到自己是被彻底孤立起来了，心情十分紧张，充满了恐惧，悔恨和痛苦”。

强迫子女和被揪出来的父母划清界限，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做法，“文-革”期间因此发生了无数的家庭悲剧。在王瑶被批判的历史里，我们就看到有计划的紧逼：先是同事的批判(1952），再是学生的围攻（195），最后是子女的孤立（“文-革”期间）。在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视的，就是师生关系与家庭伦理关系，这也可以说是知识分于情感、心理上的软肋，而现在就是要从此开刀，骨头再硬的知识分子最后也得屈从。一个个的关口，王瑶都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狡黠，挺过去了。

现在，他只有缴械一途。但王瑶还是掌握了分寸。

我们现在看到的王瑶“文-革”期间的材料，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交代材料”，详细说明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历史问题，这很有点类似于我们前面提及的延安审干运动和坦白运动里的“思想历史自传”。这说明“文-革”本身就是一次政治审查。这一点，王瑶看得很清楚：这关系着自己的政治生命，是含糊不得，也不能让步的。因此，他写的交代材料，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管压力多大，也要自我辩解，澄清事实。对大字报揭发的“罪行”，凡是涉及有可能导致政治后果的人事关系，该否认的就坚决否认：

“我与胡风不认识，从无来往”，“我不记得曾与苏联专家马里雅诺夫有过接触，我想不起我认识这个人”，等等。有关政治问题的言论，也尽力撇清。例如对在“文-革”前就广泛流传的“上课马克思，下课牛克思，回家法西斯”的所谓“王瑶名言”，也乘机说明：自己是在分析文学人物形象，“讲到人的思想表现的复杂情况和世界观的决定作用时讲的。我说例如有这样的人如何云云，并不是讲我自己”。

在写交代时，王瑶还掌握一条原则：尽量不或少涉及他人，即使非讲不可，也绝不伤害他人。这样，王瑶也就在后人难以想象的空前的政治、精神压力下，守住了底线。在那迷乱、失范、疯狂的年代，王瑶始终保持了清醒，这是十分难得的。

二是“思想检查”。我们现在看到的王瑶“文-革”“检讨书”，主要有两份：一是收入《王瑶全集》第7卷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检查》(只说明“据手稿发排”，未注明写作时间），二是杜琇整理的《我的检查》(1969年3月25日）。后者是对一些问题的交代，我们的分析，主要依据前一篇。

王瑶很清楚：这是思想检查，不是政治、历史结论，并不真正致命；而且，既然不允许实事求是，就无须辩解，只能无限上纲，满足批判者的一切要求。主要有五个方面。

其一，承认自己“主动接受周扬等人意见，忠实地贯彻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吹捧三十年代作品和所谓‘左联’功绩”，这“当然也只能是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其二，承认“我的文艺观点都是违背毛主席文艺思想的”，自己有关毛主席《讲话》的文章，“许多观点都是歪曲地理解了《讲话》的精神的完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毒草”；

其三，王瑶一面强调“自己关于文学史的观点和指导思想”是从鲁迅那里来的，“我是接受了鲁迅的影响开始了自己的学术道路的”（这都是他过去的检讨从不涉及的），但也承认“并没有理解鲁迅，反而歪曲和亵渎了他这个伟大的名字，这是和我政治上的反动立场密切联系的”；

其四，承认自己“贯彻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自己所走的道路和生活情况就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活榜样’，它对青年起了某种‘诱导’的作用”，“扮演了一个替资产阶级争夺青年、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可耻角色，我所犯的罪行是十分明显的”；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痛斥自己“解放以来出版了十本书和发表了许多篇文章，这些东西不但是充满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文艺观点的毒草，而且明显地是和我的政治立场相联系，是通过学术形式为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服务的”。——这就不只是当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丁玲所要求的“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抹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而且承认这些写作都是“犯罪”行为。如果说开始的检讨，无奈中还有几分真诚，有些心悦诚服，包含某些严肃的思考；到最后的认罪，就是纯粹的求生，并且带有某些奉命表演的成分，“法官”与“犯人”都并不认真相信和对待所说的一切，这就预伏着某些自我消解的因素。

可以想象，王瑶在写下这一切时，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的：事情做到了头，离结束就不远了。

当一切真的结束，王瑶的生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以后，他从来不提及这些检讨书，对批判他的当事人，也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之；但种种迹象表明：心灵的创伤却并未平复。在1979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王瑶这样写道：“

事实上自58年被当作‘白旗’以来，廿年间虽偶有所作也是完成任务，已无要打算如何如何之意了，蹉跎岁月，垂垂老矣。虽欲振作，力不从心。”

其时，王瑶六十六岁；他也曾赋诗表示：“叹老嗟卑非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但他又确实再也没有“打算如何如何之意”了。他在私下里，曾经和学生讨论“中国需要大学者，却没有产生大学者”的问题；听者突然捕捉到他“眼光中闪过的一丝惆怅，心里一震。猛然意识到，先生的不满、失望也许更是对他自己的吧”。——他的“做第一流的大学者”的梦想早就终结在不间断的批判与检讨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