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一）

作者: 格桑·卡纳法尼    译者: 米利杰

译者按

1936年4月25日，在巴勒斯坦人民一声声“废除英国委任统治、停止犹太移民、实现民族独立”的口号中，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宣布进行总罢工，随后很快转为了遍布巴勒斯坦各地的武装暴动。持续三年多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就此拉开序幕。

事实上，这并非是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为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而发起的反抗斗争。早在1920年4月，巴勒斯坦人民就举行了反对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要求民族独立的集会和游行示威。1921年，巴勒斯坦人民在雅法发起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的暴力镇压的武装暴动。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在此后的1929年、1930-1931年、1933年和1935年，巴勒斯坦人民发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武装暴动，直至1936年巴勒斯坦人民起义的总爆发。可以说，巴勒斯坦人民从未放弃过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并且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直至今日。

在这本《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当中，不但记录了英勇无畏的巴勒斯坦人民在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身为前者走狗的巴勒斯坦封建地主、宗教领袖（尽管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内篡夺了起义的领导权，但是阶级本性让他们还是屈膝投降了，甚至一边“指挥”起义一边接受英国的拉拢）和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封建统治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叛卖和联合绞杀下，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的光辉事迹，也对起义的爆发和失败及其原因，以及起义爆发前的巴勒斯坦政治、经济和文化作出了深刻而精准的剖析，是一本具有很高的阅读和史料价值的中东历史著作。

本书的作者格桑·卡纳法尼也是一位值得一提的历史人物。作为巴勒斯坦著名作家，他的一些早期作品《被偷去的衬衫》、《阳光下的人们》、《悲伤柑橘地》等，无不体现了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生活和对沦丧的故土的眷念。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他成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参加创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担任“人阵”的主要发言人和机关刊物《目标》的主编，并为人阵起草了一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纲领。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的火热斗争，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他写下了诸如《萨阿德大妈》、《给你们剩下的》、《十二号病员之死》《不属于你们的世界》《人和枪》等有关民族抵抗运动的小说，其中的中篇小说《重返海法》则着重表现了普通巴勒斯坦人的觉醒。这一时期的格桑·卡纳法尼还创作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区的抵抗文学》和《论犹太复国主义文学》两本文艺批评著作，论述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文学情况。

1972年7月8日，格桑·卡纳法尼和他的侄女拉米亚·卡纳法尼在贝鲁特因以色列“摩萨德”特务分子的暗杀而壮烈牺牲，成了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文学史上把文学与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直至献身的一个范例。

格桑·卡纳法尼在他的《目标》周刊办公室（图源：巴勒斯坦海报计划）

一、导言

1936-1939年间，巴勒斯坦革命运动在三个不同敌人的手中遭受了严重挫折，这三个敌人共同构成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其斗争的所有后续阶段的主要威胁：

– 当地的反动领导层；

– 巴勒斯坦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政权；

– 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敌人

本研究将集中探讨这些不同力量各自的结构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这主要是由两个相关因素造成的：

1.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存在及其效果，使民族挑战相对地优先于社会矛盾。巴勒斯坦阿拉伯群众系统性地感受到了这一挑战的影响，他们是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的主要受害者。

2.地方封建宗教领袖与英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促进和支持一定程度的革命斗争始终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像其他情况那样与帝国主义势力或多或少地完全结盟。英帝国主义者在犹太复国主义者那里找到了“更合适的盟友”。

英国冷溪部队正在押送参与起义的阿拉伯人（1938年）

上述因素使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具有了巴勒斯坦以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斗争所不具备的特点。因此，传统领导层参与或至少容忍了一种最先进的政治行动（即武装斗争）；它提出了进步的口号，尽管其性质是反动的，但最终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斗争的关键阶段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然而，有必要解释一下封建宗教领袖是如何成功地长期（直到1948年）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

巴勒斯坦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发生得相当快，主要影响到犹太人群体，而巴勒斯坦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阿拉伯工人阶级的利益却受到了损害。伴随着从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经济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犹太复国主义机器手中，从而也集中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内部。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直言不讳地主张和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非地主或富农，而是城市上层资产阶级的成员，他们的利益逐渐与犹太资产阶级不断扩大的利益相吻合。后者通过控制工业化进程，正在建立自己的代理人。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扮演着两种相互冲突的角色。一方面，泛阿拉伯群众运动是巴勒斯坦群众革命精神的催化剂，因为巴勒斯坦斗争与整个阿拉伯斗争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另一方面，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既有政权正在竭尽全力帮助遏制和破坏巴勒斯坦群众运动。巴勒斯坦冲突的加剧有可能促使这些国家的斗争朝着更加暴力的方向发展，从而创造出统治阶级不容忽视的革命潜力。阿拉伯统治阶级被迫支持英帝国主义反对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对手，后者实际上领导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

支持巴勒斯坦起义的阿拉伯志愿军

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联盟继续发展壮大；1936-1939年间，犹太复国主义不仅在巴勒斯坦牢固地植入了殖民社会的军事化和侵略性特征，而且还相对遏制和击败了巴勒斯坦工人阶级；这随后对斗争的进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在此期间，犹太复国主义与英国强权合作，成功地破坏了进步的犹太工人运动和犹太-阿拉伯无产阶级兄弟情谊的发展。巴勒斯坦共产党在阿拉伯和犹太工人中实际上被孤立了，反动的犹太劳工总联合会完全控制了犹太工人运动。阿拉伯进步力量在海法和雅法的阿拉伯劳工联合会中的影响力减弱，为他们被垄断政治行动的反动领导层所控制留下了空间。

二、阿拉伯工人运动之不足

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或民族问题，它还直接影响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经济状况，主要影响到中低收入的农民、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和中等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犹太移民的民族和宗教特征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影响。

1933-1935年，15万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达到44.3万人，占总人口的29.6%。1926年至1932年，平均每年移民人数为7201人[1]。1933-1936年间，由于德国纳粹的迫害，移民人数上升到42985人。1932年，9千名德国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1933年为3万人，1934年为4万人，1935年为6.1万人，近四分之三的新移民在城市定居[2]。如果说纳粹主义是恐吓犹太人并迫使他们离开德国的罪魁祸首，那么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合作的“民主”资本主义则是将相对较多的犹太移民引向巴勒斯坦的罪魁祸首，以下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在256.2万名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中，美国只接受了17万人，英国接收了5万人（1.9%），而巴勒斯坦接收了8.5%，193万人（75.2%）在苏联避难[3]。如果考虑到相当大比例的犹太定居者基本上都是资本家，就可以意识到移民巴勒斯坦对当地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1933年，有3250人（11%）被视为资本家，1934年有5124人（12%），1935年有6309人（10%）[4]。

根据官方统计，在1932-1936 年期间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中，有1370 人（附带有17119名家属）拥有一千或更多的巴勒斯坦镑（PL），有13万人正式登记为求职者或以前移民的家属[5]。换句话说，移民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确保欧洲犹太资本向巴勒斯坦集中，从而主导工业化进程，而且还旨在为犹太无产阶级提供这一努力。提出“仅限犹太劳工”口号的政策产生了严重后果，因为它导致犹太定居者社会中法西斯模式的迅速出现。另一个后果是，巴勒斯坦阿拉伯无产阶级和犹太无产阶级之间以及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与其犹太同行之间的竞争性斗争发展起来。这种冲突还延伸到了更高的层度，因为巴勒斯坦阿拉伯小地主和城市中等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的利益正受到日益膨胀的犹太资本的威胁。例如，在1935年，犹太人控制了巴勒斯坦1212 家工业公司当中的872 家，雇用了13678名工人，其余的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控制，雇用了约4千名工人。犹太人的投资总额为439.1万巴勒斯坦镑，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工业投资总额为70.4万巴勒斯坦镑；犹太人公司的盈利达到6百万巴勒斯坦镑，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公司的盈利为154.5万巴勒斯坦镑。此外，犹太资本控制了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所授予的90%的特许权，这些特许权的总投资为578.9万巴勒斯坦镑，并为2619名工人提供了劳动力[6]。1937年的官方人口普查显示，犹太工人的平均工资比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高145%（在雇用犹太和阿拉伯妇女的纺织厂高达433%，在烟草厂高达233%）[7]。“到1937年7月，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10%，而犹太工人的工资则上涨了10%。”[8]

这种情况导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经济几乎全面崩溃，主要影响到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雅法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联合会书记乔治·曼苏尔在给皮尔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98%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平均水平”。根据1936年对雅法1000名工人的普查，巴勒斯坦阿拉伯工联发现，57%的阿拉伯工人的收入低于2.750巴勒斯坦镑（养家糊口所需的平均最低收入为11巴勒斯坦镑）；12%低于4.250巴勒斯坦镑，12%低于6巴勒斯坦镑，4%低于10巴勒斯坦镑，1.5%低于12巴勒斯坦镑，0.5%低于15巴勒斯坦镑[9]。1935年6月6日，当委任统治政府拒绝让近1000名失业的雅法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时，巴勒斯坦阿拉伯工联发表声明警告政府，除非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政府很快就会给予工人面包或子弹”[10]。随着工人的处境不断恶化，起义似乎迫在眉睫。

乔治·曼苏尔（曾是一名巴勒斯坦共产党员）在提交给皮尔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了惊人的数字：截至1935年底，仅雅法市就有2270名男女工人失业，而雅法市的人口为7.1万人[11]。曼苏尔指出了高失业率的五个原因，其中四个与犹太移民直接相关：1) 新移民定居；2) 城市移民；3) 阿拉伯工人被解雇；4) 经济形势恶化；5) 委任统治政府有利于犹太工人的歧视性政策[12]。在九个月的时间里，加入犹太劳工总联合会的工人人数增加了4.1万人。根据《事物报》（Davar）第3460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截至1936年7月底，犹太劳联的工人人数为11.5万人。1936年的政府官方报告（第117页）显示，1935年底他们的人数为7.4万人[13]。

犹太资本控制的公司和项目解雇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的政策引发了暴力冲突。1935年2月，在马尔比斯（Malbis）、戴兰（Dairan）、瓦迪胡南（Wadi Hunain）和卡迪拉（Khadira）这四个犹太人定居点，共有6214名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14]。六个月后，这一数字下降到2276人，一年后又下降到617名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针对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的袭击也时有发生。例如，有一次，犹太社区强迫一名巴勒斯坦阿拉伯承包商及其工人离开他们在海法的布罗德斯基大楼（Brodski building）的工作。果园、卷烟厂、泥瓦匠场、建筑等行业的阿拉伯工人也不断失业[15]。1930-1935年，巴勒斯坦阿拉伯珍珠业的年出口额从11532巴勒斯坦镑下降到3777巴勒斯坦镑。仅海法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肥皂厂数量就从1929年的12家下降到1935年的4家。其出口额从1930年的20.6659万巴勒斯坦镑下降到1935年的7.9311万巴勒斯坦镑[16]。很明显，阿拉伯无产阶级成了“英国殖民主义和犹太资本的牺牲品，前者要负主要责任”[17]。

耶胡达·鲍尔写道：“在1936年骚乱前夕，巴勒斯坦可能是世界上除苏联之外唯一一个没有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事实上，由于资本的大量输入（超过3000万巴勒斯坦镑的资本进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享有真正的繁荣。输入的资本甚至不足以满足所有投资计划所需的资金。”[18]然而，这种繁荣是建立在相当不稳固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担心地中海爆发战争，私人资本的涌入一旦停止，繁荣就会崩溃。“贷款系统崩溃，出现了严重失业的迹象，建筑活动大大减少。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被阿拉伯和犹太雇主解雇，其中一些人返回了原来的村庄。由于经济危机不断加剧，民族意识不断高涨。”[19]

耶胡达·鲍尔，以色列人，研究犹太人抵抗纳粹主义的专家，他出版了 40 多本关于纳粹浩劫和反犹太主义的著作，反对以色列在 1967 年后占领领土，多次公开反对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右翼政府的政策

然而，鲍尔忽略了一个主要因素：犹太人持续移民。约翰·霍普·辛普森爵士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允许将大量资金投入巴勒斯坦无利可图的行业，以证明增加移民是合理的，这是一项糟糕的政策，也许是一项危险的政策。”实际上，鲍尔的说法基本上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他提到的那些年里，犹太资本的涌入仍在继续，而且事实上在1935年达到了顶峰；在这些年里，移民的数量也在增加。此外，犹太雇主解雇阿拉伯工人的行为早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20]。与此同时，由于犹太人对农村地区的殖民统治，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被赶出家园，背井离乡[21]。他们移民到城镇，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犹太复国主义机器充分利用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与犹太工人之间的竞争。

2023年 11 月 3 日，数千名被以色列驱逐的巴勒斯坦工人在加沙拉法返回加沙地带。以色列军队在距离边境口岸 2 公里处留下的工人步行进入加沙。以色列当局没收了所有工人的钱和手机。（阿贝德·拉希姆·哈提卜摄 – 安纳多卢通讯社）

“以色列”左派后来指出，在50年的时间里，犹太工人没有一次被动员起来，团结在物质问题或犹太劳联的斗争周围，挑战“以色列”政权本身。“犹太无产阶级无法围绕自己的事业被动员起来”[22]。事实上，这种情况完全是犹太复国主义高效规划的结果，让我们回顾一下赫茨尔的话： “分配给我们的地区的私人土地必须从其所有者手中夺取。贫穷的居民必须在目的地国家找到工作后迅速越过边界撤离。他们将被剥夺在我们国家的就业机会；至于大土地所有者，他们最终将加入我们的行列。”[23]犹太劳联在总结其政策时宣称：“允许阿拉伯人进入犹太人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大量涌入的犹太资本将被用来为阿拉伯人的发展服务，这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背道而驰。此外，阿拉伯人在犹太工业中就业将导致巴勒斯坦的阶级分化：犹太资本家雇佣阿拉伯工人；如果允许这样做，我们就会在巴勒斯坦引入导致反犹太主义出现的条件。”[24]

因此，随着与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冲突的升级，殖民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正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发展出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犹太复国主义法西斯分子使用的工具与欧洲日渐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相同。阿拉伯工人处于复杂的社会金字塔的底层，由于阿拉伯工人运动内部的混乱，他们的处境日益恶化。在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初这一时期，进步的工人运动——无论是阿拉伯工人运动还是犹太工人运动——都遭受了沉重打击，再加上纯粹主观弱点的影响，导致其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迅速演变为法西斯主义，并诉诸武装恐怖主义，试图孤立和摧毁巴勒斯坦共产党，而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犹太人，他们抵制犹太复国主义工人组织的遏制。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封建宗教领袖无法容忍不受其控制的阿拉伯工人运动的崛起。因此，该运动受到了阿拉伯领导层的恐吓。30年代初，穆夫提集团暗杀了雅法阿拉伯工人联合会主席米歇尔·米特里。几年后，海法阿拉伯工人联合会主席、工会会员萨米·塔哈也遭到暗杀。

由于缺乏经济上和政治上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人们直接受到传统封建领导层的敌视和压迫。冲突偶尔会导致暴力对抗，但每当传统领导层设法直接控制工会活动时，暴力对抗就会减少。因此，工人运动在斗争中失去了重要作用。此外，随着民族斗争的尖锐化，一种相对一致的利益将工人与传统的阿拉伯领导层结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共产党偶尔也会成功组织政治行动。1920年5月1日，一群示威的共产党员在特拉维夫与犹太复国主义示威者发生冲突，被迫逃离城市，到雅法的曼希亚阿拉伯区避难。后来，他们与英国派来逮捕布尔什维克的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25]。在当天分发的一份声明中，党的执行委员会宣布： “犹太工人在这里与你们同在；他们不是来迫害你们的，而是来和你们一起生活的。他们随时准备站在你们一边与资本主义敌人作战，无论是犹太人、阿拉伯人还是英国人。如果资本家煽动你们反对犹太工人，那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不受你们的伤害。不要上当受骗；犹太工人是革命战士，他们作为抵抗英国、犹太和阿拉伯资本家的同志向你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我们呼吁你们与那些把土地和国家卖给外国人的富人作斗争。打倒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刺刀，打倒阿拉伯人和外国资本家。”[26]

最早的巴勒斯坦共产党旗帜（源头为1919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

在这份长篇声明中，引人注目的不仅是对斗争的唯心主义描绘，还在于它没有一处提到“犹太复国主义”一词，但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工农以及犹太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日常威胁，其中55人在特拉维夫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袭击，并被驱逐到雅法。直到1930年底，即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党一直与政治现实隔绝。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该党承认自己“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问题、巴勒斯坦犹太少数民族的地位及其相对于阿拉伯群众的作用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该党未能在巴勒斯坦阿拉伯群众中积极开展活动，而只是在犹太工人中开展工作，因而一直处于孤立状态。该党在192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中的消极态度就说明了它的孤立。”[27]

尽管在实践中，该党系统性地攻击了巴勒斯坦资产阶级（当时巴勒斯坦资产阶级处境艰难），尽管该党从未采取人民阵线和与革命阶级结盟的政策，但 1930-1931年召开的巴勒斯坦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政治分析。正如这些记录所显示的，该党将解决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问题视为革命斗争的首要任务之一：它将自己与巴勒斯坦阿拉伯群众运动的隔绝视为“受犹太复国主义影响的偏差阻碍了党的阿拉伯化”的结果。文件提到了“机会主义分子阻止党的阿拉伯化的努力”。大会通过的观点认为，党有责任扩大能够指导农民活动的革命力量的干部（即巴勒斯坦阿拉伯革命工人的干部）。党的“阿拉伯化”，即党转变为巴勒斯坦阿拉伯劳苦大众的真正政党，是党在农村地区活动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28]。然而，事实证明党没有能力完成动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任务，大会通过的革命口号也从未转化为行动：“不给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篡夺者一德南的土地”、“革命性地没收属于政府、富有的犹太开发商、犹太复国主义派别和阿拉伯大地主和农场主的土地”、“不承认土地出售协议”、“与犹太复国主义篡夺者作斗争”[29]。大会还决定，“只有通过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才有可能解决所有紧迫问题并结束压迫。”[30]

因此，巴勒斯坦共产党从来没有“阿拉伯化”过，并为封建宗教领袖控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群众运动敞开了大门。
当时该党的路线和做法背后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共产国际在1928-1934年间著名的不妥协的革命态度。尽管共产党人人数不多，相对孤立，而且未能接触到巴勒斯坦阿拉伯群众，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群众，但他们还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了1936年的起义。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与一些地方领导人合作，并支持穆夫提；其中许多人被杀害或逮捕。但他们并没有成为一支有影响力的力量。显然，“阿拉伯化”的口号后来被他们不知丢到哪里去了。近十年后的1946年1月22日，《消息报》（Izvestia）竟敢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斗争”与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前的斗争相提并论。

无论如何，巴勒斯坦共产党七大的决议只是在最近才被披露出来；阿拉伯化进程并没有发生，尽管该党发挥了教育作用，并为这一领域的斗争做出了贡献，但它并没有在当时的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中发挥七大为它规划的作用。1936年起义期间，党发生了分裂。由于与阿拉伯化有关的原因，1948年和1965年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分裂；持不同政见者主张对犹太复国主义采取“建设性”态度。

巴勒斯坦共产党的失败、新兴阿拉伯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阿拉伯工人运动的不团结意味着封建宗教领袖在1936年局势升级到爆发点时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被夺去土地的农民

这就是1936年起义爆发时工人的情况。然而，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只是涉及巴勒斯坦犹太社会和阿拉伯社会之间以及后来在这两个社会内部发生冲突的一个领域。

另一个领域是农村地区，由于犹太资本涌入巴勒斯坦，那里的冲突主要以民族主义形式出现。尽管大量犹太资本被流向了农村地区，尽管英帝国主义军队的存在和行政机器施加的巨大压力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犹太国的计划相比，后者取得的成果微乎其微（总共新增了6752名殖民定居者）。然而，他们严重损害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村人口的地位。犹太团体拥有的城市和农村土地从1929年的30万德南增加到1930年的125万德南（1德南约等于1000平方米）。从大规模殖民化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角度来看，虽然购买的土地微不足道。但是，近 100万德南——几乎占农田的三分之一——的征用导致阿拉伯农民和贝都因人严重贫困化。到1931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共驱逐了2万个农民家庭。此外，在不发达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农业生活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宗教和礼仪生活方式。因此，除了失去土地之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农村社会正在被殖民化进程摧毁。

直到1931年，每千名犹太人中只有151人依靠农业为生，而每千名阿拉伯人中有637人。在近11.9万名农民中，约有1.1万是犹太人。[1] 1931年，19.1%的犹太人务农，而59%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靠土地为生。当然，这种冲突的经济基础非常危险，但要充分理解它，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民族面貌。

1941年，30%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没有土地，其余近50%的农民拥有的土地太小，无法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250名封建地主拥有400万德南的土地，2.5万个农民家庭没有土地，4.6万个农民家庭平均拥有100德南的土地。1.5万名农业工人受雇为地主工作。根据1936年对322个巴勒斯坦阿拉伯村庄进行的调查显示，47%的农民拥有的土地不足7德南，65%的农民拥有的土地不足20德南（养活一个普通家庭所需的最低限度为130德南）[2]。

虽然他们生活在犹太复国主义入侵、阿拉伯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征收重税的三重压力之下，但巴勒斯坦农村大众主要还是意识到了民族挑战。在1929年和1933年的起义中，许多巴勒斯坦阿拉伯小农将自己的土地卖给了大地主，以购买武器抵抗犹太复国主义的入侵和英国的委任统治。正是这种入侵威胁到宗教、传统和荣誉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生活方式，使封建宗教领袖尽管犯下了罪行，但仍然处于领导地位。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封建地主购买了土地，然后将其出售给犹太资本。1933-1936年，犹太复国主义者购买的所有土地中有 62.7%属于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地主，14.9%属于在外地主，22.5%属于小农。而在1920-1922年间，这一数字分别为：20.8%来自常住地主，75.4%来自在外地主，3.8%来自小农[3] 。

委任统治政府通过的法律旨在实现犹太人定居的目标；尽管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表明农民受到保护，不会被驱逐或被迫出售。实际上，它们并没有提供这样的保护。瓦迪哈瓦利斯（Wadi al-Hawarith）（面积为4万德南）、沙塔村（Shatta）（面积为1.6万德南）和其他许多村庄的情况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些村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驱逐居民后夺取了土地。因此，居住在农业定居点的5万名犹太人拥有120万德南的土地——平均每个居民24德南——而50万阿拉伯人拥有不到600万德南的土地，平均每个居民12德南[4] 。贝鲁特封建家族苏尔索克将马尔吉·伊本·阿米尔（Marj Ibn Amer）（24万德南）的土地卖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被赶出马尔吉·伊本·阿米尔（24万德南）的8730名农民的案件一直悬而未决，直到1948年委任统治结束[5]。

1946 年，巴勒斯坦北部胡拉湖地区的巴勒斯坦农民和他们的犹太邻居。（图片来源：Zoltan Kluger/GPO）

“犹太人买下的每一块土地对阿拉伯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就好像它被从巴勒斯坦的躯体上切除，移植到了另一个国家。”[6]这是一位巴勒斯坦大封建地主说的话。他还说：“根据犹太人的说法，10%的土地是从农民手中购买的，其余是从大地主手中购买的……但事实上，25%的土地属于农民。”[7]封建地主的这种道歉态度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据犹太人的消息来源报道）截至1936年，在三家大型犹太公司所购买的全部土地中（占犹太资本截至当时所购买土地的一半），52.6%属于在外地主，24.6%属于居住地主，13.4%来自政府、教会和外国公司，9.4%来自个体农民[8]。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导致被剥夺土地的农民阶级不断扩大，他们转而从事季节性雇用劳动。大多数人最终进入城市，从事非技术性工作。“对于被赶出土地的农民来说，不可能再获得其他土地，而且补偿通常很少，除非涉及到穆赫塔尔（村长）或其他村里的名人。”[9]因此，大多数被剥夺土地的农民都搬到了城镇。“在雅法，大多数街道清洁工都是前村民；拿撒勒的阿拉伯香烟和烟草公司报告说，其大多数工人也都来自农村。”[10]

以下内容说明了迁徙农民的命运：“我们问公司雇用了多少工人，回答是210人。支付给工人的周工资总额为62巴勒斯坦镑，平均每个工人每周29.5皮阿斯特。”[11]当时，烟草厂犹太女工的平均周工资在170皮阿斯特到230皮阿斯特之间[12]。即使在政府部门工作，犹太工人的平均收入也比阿拉伯工人高出100%[13]。1930年，约翰逊-克罗斯比委员会估计，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在扣税前为31.37巴勒斯坦镑。报告进一步指出，平均扣税额为3.87巴勒斯坦镑。如果再扣除普通农民为贷款支付的8巴勒斯坦镑利息，则年净收入为19.5巴勒斯坦镑。根据同一份报告，农民家庭的平均支出为26巴勒斯坦镑。“事实上，农民……是巴勒斯坦税收最重的群体……政府推行的政策显然旨在使农民的经济状况能够确保建立犹太民族家园。”[14]

显然，犹太移民和巴勒斯坦经济从基本上是阿拉伯农业经济向犹太资本主导的工业经济的转变，主要影响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小农。与此同时，犹太移民获得了免税待遇，与犹太工业有关的进口商品也获得了免税待遇，如某些原材料、未加工产品、煤炭……等。进口消费品的关税增加了。平均进口税从委任统治初期的11%上升到1936年的26%以上；其中糖税为110%，烟草税为149%，汽油税为208%，火柴税为4005%，咖啡税为26%。[15]格雷戈里乌斯·哈贾尔大主教向皮尔皇家委员会讲述的以下故事说明了政府的政策：“我曾经去过阿克里地区的罗姆村，那里的居民以生产橄榄油为生。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向高级专员投诉犹太人的食用油公司。该公司得到了政府的帮助，政府对其进口的花生免税，该公司从中榨油并与橄榄油混合，然后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村里的人要求保护他们的产品不受该公司产品的影响，于是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听取村民的投诉。当委员会前往罗姆村时，村民们愤怒地发现，委员会主席正是该公司的董事。”[16]另一方面，税收制度明显带有歧视性，有利于富人。年收入22.37巴勒斯坦镑的税率为25%，而年薪和收入超过1000巴勒斯坦镑的税率为12%[17]。

巴勒斯坦农民家庭在橄榄园中。（图源：凤凰网）

中农和小农不仅因失去土地而陷入贫困，而且还是犹太复国主义以“只雇用犹太工人”和“只生产犹太产品”为口号的做法的受害者。犹太工厂主只雇用犹太工人，向他们支付更高的工资，并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鼓励犹太人优先购买犹太产品，尽管价格高于阿拉伯竞争对手的产品。”[18]原材料免征关税，而进口商品则征收高额税款，特别是如果犹太工厂在当地生产同类商品的话。另一方面，被称为“埃芬迪”（effendi）的阶层居住在城镇中，他们的收入来自租给农民的农田和向农民贷款的利息。（埃芬迪阶层直到四十年代才开始投资工业。这种剥削形式对农民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了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化。）

另一个农村群体是“贝都因人”，1931年有66553人（1922年巴勒斯坦有10.3万贝都因人）。他们在1936年的起义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正如他们在1929年8月的起义中所做的那样。这引起了巴勒斯坦共产党在前述大会上的关注。占人口近35%的贝都因人是一支潜在的革命力量。“他们因严重贫困和持续饥饿而变得绝望，总是处于武装起义的边缘。他们参加八月起义表明，他们可以在群众起义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也清楚地表明，这些部落的领导人可能会被金钱所迷惑。他们不断为由无地农和半无产者组成的军队提供新的人手。”[19]

与此同时，支离破碎的阿拉伯城市小资产阶级处于混乱、犹豫不决和四分五裂的状态：社会正以极快的速度转变为犹太工业社会，这使得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都没有机会参与这一进程或从中获利。因此，1937年在皮尔皇家委员会和前几个委员会作证的大多数巴勒斯坦领导人都讴歌奥斯曼帝国主义，赞扬奥斯曼帝国主义与英帝国主义相比对待他们的方式，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他们曾是政府（Porte）的工具、苏丹的堡垒，是统治、压迫和剥削制度的组成部分，而英帝国主义却把他们从首席代理人的位置上赶了下来，因为它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找到了一个更合格、地位更稳固、组织更严密的代理人。

这样，封建宗教领袖所要扮演的基本角色的主要轮廓就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为在殖民主义政权中获得更好的地位而进行“斗争”。但是，如果不团结那些渴望摆脱殖民枷锁的阶级，他们就无法参与这场“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制定了一个明显具有进步意义的纲领，采用了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将其推向合理结论的群众口号，并遵循了一种与他们的本性大相径庭的斗争模式。

当然，这些领导层并不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拥有绝对的行动自由；相反，他们面临着影响事态发展的各种压力、日益激烈的冲突以及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各种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利益与巴勒斯坦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之间不时出现部分矛盾，尽管他们维护的是相同的阶级利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巴勒斯坦的阶级结构中建立起来的广泛结盟。

1936年，阿拉伯高级委员会集会反对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策

四、阿拉伯文学的高潮与抵抗氛围

1930年，在英国占领巴勒斯坦13年之后，教育总监在其报告中承认：“自占领开始以来，政府从未承诺为在该国修建一所学校提供足够的资金。”1935年，政府拒绝了41%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入学申请。在巴勒斯坦的800个村庄中，只有15所女子学校和269所男子学校，只有15个村庄的女孩读到了小学七年级。有517个巴勒斯坦阿拉伯村庄既没有男校也没有女校，村里没有一所中学。此外，政府“审查书籍，反对与阿拉伯世界的一切文化联系，对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无所作为……”[1]因此，在1931年，巴勒斯坦穆斯林中每千人中有251名男性和33名女性上过学，在巴勒斯坦基督徒中，每千人中有715名男性和441名女性上过学（在犹太人中，每千人中有943名男性和787名女性上过学）[2]。

这些数字反映了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但并不反映整个巴勒斯坦的教育状况，因为自20世纪初阿拉伯复兴开始以来，巴勒斯坦在教育方面一直发挥着先锋作用。事实上，在英国占领之前，巴勒斯坦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印刷厂，在1904-1922年间，大约有50家阿拉伯报纸问世，而在1936年起义之前，至少还有10家发行量较大的报纸问世。

有许多因素使巴勒斯坦成为重要的阿拉伯文化中心，在此无法详述，而迁入和迁出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是确立巴勒斯坦的文化作用以及建立2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文学协会和俱乐部的基本因素。

来自贝鲁特和开罗的阿拉伯毕业生源源不断地推动着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法文和英文翻译领域也开展了广泛的活动。主要出于历史和宗教考虑而被吸引到巴勒斯坦的外国使团在城市中传播教育氛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一时期巴勒斯坦的总体文化氛围，而是不断加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对文学运动的影响。某种“流行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它代表了一种意识，尽管文盲现象普遍存在于农村地区，但迅速发展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刺激了这种意识。[3]通俗诗歌尤其反映了农村群众对事态发展的日益关注。这种自发的意识导致了乡村的动员精神。

现在的贝鲁特美国大学，由美国国外教会1863年创办，位于黎巴嫩

就城市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大多属于封建地主或商业小资产阶级。虽然他们基本上主张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客观条件绝不有利于发展从逻辑上领导这种斗争的阶级。因此，作为政治活动家，他们仍然处于传统领导层的控制之下。不过，他们的工作反映了他们的觉悟，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同行们一般都不具备这种觉悟。革命拥护者与反动派之间在农村地区的斗争，以及革命激进分子与失败主义分子之间在城市地区的斗争，都在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在那个时期，我们没有听说有哪一位巴勒斯坦作家或知识分子没有参与呼吁抵抗殖民敌人。毫无疑问，知识分子虽然一般不是由革命党动员起来的，但在民族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的处境是独特的。在完成学业回到自己的城市后，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属的阶级没有能力领导民族斗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因自己无法参与工业发展进程并从中受益而感到痛苦。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农村地区，农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阶级和民族的压迫，他们生活在一个地方封建和宗教领袖行使绝对权威的最古老的社会中。通俗诗歌往往反映了农民的顺从，而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尤其是诗人，却无法轻易消除这种顺从。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克服农村群众的顺从情绪，并在传播进步意识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瓦迪·布斯塔尼（Wadi al-Bustani）是一位黎巴嫩裔诗人，毕业于贝鲁特美国大学并定居在巴勒斯坦，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当月，他就率先提出了反对该宣言及其挑战的警告。在他任职期间（巴勒斯坦正处于武装起义的边缘），产生了一支强大的革命诗人先锋队，他们的作品成为群众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瓦迪·布斯塔尼彩绘像（图源：巴勒斯坦研究学会）

1920年1月29日，英国委任统治政府致函当时在海法出版的文化杂志《卡梅尔》（Karmel）的编辑，要求发表伊拉克著名诗人马鲁夫·里萨菲（Ma’ruf Al-Risafi）献给英国高级专员的一首诗，这首诗赞美和讴歌了高级专员以及一位名叫耶胡达的犹太演讲家。编辑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并同时发表一篇回信。布斯塔尼以一首诗的形式写了回复，内容如下：

“犹大的”演讲？还是巫术行为？里萨菲在说什么？还是诗歌的谎言？

你的诗歌用词精炼，你熟知海上诗歌的瑰宝

但这是政治之海，如果正义高涨，低潮就会开始

是啊！跨过约旦河的人是我们的表亲，但来自大海彼岸的人却令人生疑。[4]

这首在当时非常有名的长诗，实际上是一份独特的政治文件；它不仅让里萨菲看起来像个小丑，而且还在当时就断言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政治事实。它不仅提到了犹太移民及其构成的危险，还提到了英国在分裂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贝尔福宣言》及其影响等等。

在此之前不久，即1920年3月28日，布斯塔尼亲自领导了一次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唱了一首他自己创作的歌曲。他被传唤接受调查，以下内容出现在检察官的调查记录中：

检察官：有人说，你被抬到齐肩高的地方，你对后面跟着的人说：“哦，基督徒，哦，穆斯林。”

被告：是的。

检察官：你还说：“你把这个国家留给谁了？”

被告：是的。

检察官：然后你说：“杀死犹太人和不信教的人。”

被告：没有。这违反了韵律。我不可能这么说。我说的话既押韵又有韵律。它被称为诗歌。[5]

在随后的时期，诗歌在各种场合表达无助大众的情感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当贝尔福从伦敦赶来参加1927年希伯来大学的开学典礼时，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Ahmad Lutfi al-Said）作为埃及政府的代表也出席了典礼，诗人伊斯坎达尔·胡里（Iskandar al-Khuri）写下了以下写给贝尔福的诗句：

“奔跑吧，你从伦敦赶来，为这场战斗煽风点火

哦，阁下，我不能责怪你，因为你不是我们苦难的根源。

埃及应该受到责备，因为它只会让我们空手而归。”

伊斯坎达尔·胡里。他在诗集《生活片段》的前言中写道：

“然而，诗人应该将诗歌精力投入到处理社会问题的诗歌中，因为一首包含让人流泪的教训或让人发笑的事件的诗歌，其目的是改革我们的社会，对读者或听众的心理的影响比任何其他类型的诗歌都更大。

正是这种诗歌在我胸中涌动，并在我的舌头上写下了大多数与社会相关的诗歌。”

易卜拉欣·图坎（Ibrahim Tuqan）、阿布·萨尔马（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尔米）（Abu Salma（Abd al-Karim al-Karmi））和阿卜杜勒·拉希姆·马哈茂德（Abd al-Rahim Mahmud）是30年代初以来民族主义诗人浪潮中的佼佼者，他们的革命意识和激昂情绪感染了整个巴勒斯坦。他们是阿萨夫·纳沙希比（As’af al-Nashashibi）、哈利勒·萨卡基尼（Khalil al-Sakakini）、易卜拉欣·达巴格（Ibrahim al-Dabbagh）、穆罕默德·哈桑·阿拉丁（Muhammed Hasan Ala al-Din）、布尔汉·阿布希（Burhan al-Abbushi）、穆罕默德·库尔希德（Muhammed Khurshid）、卡亚萨尔·库里（Qayasar al-Khuri）、牧师乔治·比塔尔（George Bitar）、布洛斯·希哈达（Bulos Shihada）、穆特拉克·阿卜杜勒·哈利克（Mutlaq Abd al-Khaliq）等人。

图坎、卡尔米和马哈茂德这三位作家的作品显示了他们对当时情况的非凡洞察力，这只能解释为他们对群众圈子中沸沸扬扬的事情有着深刻的把握。在他们的诗歌中，看似莫名其妙的预言和预测能力，实际上只是他们表达这种辩证关系的能力，这种关系将他们的艺术作品与社会上正在发生的运动联系在一起。

我们集中讨论诗歌和通俗诗歌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文化活动的其他表现形式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也不意味着它们的作用微不足道。文学报纸和文章、故事和翻译运动都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例如，优素福·伊萨（Yusuf al-Isa）（编者注：一名巴勒斯坦记者。 1911 年，他与表弟在家乡雅法创办了《法拉斯汀》报，是巴勒斯坦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致力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东正教运动，反对耶路撒冷东正教大主教区的希腊神职人员。）于1920 年在《现代珍品》（Al-Nafa’is）上发表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它的穆斯林是阿拉伯人——它的基督徒是阿拉伯人——它的犹太公民也是阿拉伯人。如果将巴勒斯坦从叙利亚分离出来，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家园，那么巴勒斯坦将永无宁日……”

正是二十年代初的这种表达方式形成了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潮流，在提高人们的认识和引发起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作家包括阿里夫·阿里夫（Arif al-Arif）、哈利勒·萨卡基尼（一位嘲讽性的辛辣散文作家、木匠师傅的儿子）、阿萨夫·纳沙希比（资产阶级上层成员，受萨卡基尼的影响并采纳了他的许多观点）、阿里夫·阿祖尼（Arif al-Azzuni）、马哈茂德·赛义夫·阿尔丁·伊拉尼（Mahmud Saif al-Din al-Irani）和纳贾蒂·西德奇（Najati Sidqi）（早期左派作家之一，1936年曾赞扬伊本-哈勒敦的唯物主义并痛斥唯心主义）。 他可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从文艺复兴初期开始就对事件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第一位编年史家。他于1937年和1938年在《战斗》（Al-Tali’a）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阿卜杜拉·穆赫利斯（Abdullah Mukhlis）（他在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呼吁殖民主义是一种阶级现象的观点，并坚持认为艺术创作必须是激进的），拉贾·胡拉尼（Raja al-Hurani），阿卜杜拉·班达克（Abdullah al-Bandak），哈利勒·巴迪里（Khalil al-Badiri），穆罕默德·伊扎特·达瓦扎（Muhammad Izzat Darwaza）和伊萨·西弗里（Isa al-Sifri）（他们对卡桑之死的悼词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

纳贾蒂·西德奇，曾加入巴勒斯坦共产党，他以短篇小说而闻名，是阿拉伯小说中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来源：巴勒斯坦互动百科全书）

巴勒斯坦文化氛围在三十年代达到高潮，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由于与阿拉伯文学史相关的诸多原因，影响最大的始终是诗歌和通俗诗歌。例如，易卜拉欣·图坎在评论1932年建立“国家基金”以挽救巴勒斯坦土地不被卖给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封建宗教领袖以防止贫苦农民的土地落入犹太复国主义者之手为借口建立的基金）时说：“负责基金项目的人中有八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土地经纪人。”

早在1929年，易卜拉欣·图坎就揭露了大地主在土地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他们贪图钱财，把国家卖给了敌人；但他们卖掉的是自己的家园。如果他们是被饥饿所迫，本可以得到宽恕，但真主知道，他们从未感受过饥渴。”“如果我们的领导人中有人能像甘地一样禁食，也许他的禁食会带来一些好处。没有必要禁食——在巴勒斯坦，领导人不吃饭会死的。让他不要卖地，留一块地安放他的尸骨吧。”[6]

同年，图坎写下了他的史诗，描写了委任统治政府对三位烈士的死刑判决：萨法德的福阿德·希贾兹（Fuad Hijazi）和阿卡的穆罕默德·朱姆朱姆（Muhammad Jumjum）和阿塔·齐尔（Ata al-Zir）。这首诗非常有名，后来被视为革命遗产的一部分，就像阿卜杜勒·拉希姆·马哈茂德于1935年8月14日写的诗一样，他在诗中对正在访问巴勒斯坦的沙特埃米尔说：“你是来参观阿克萨清真寺，还是在它被摧毁之前告别它？”

这位诗人在1948年巴勒斯坦的沙贾拉战役中献出了生命，但在此之前，他与阿布·萨尔玛和图坎一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为巴勒斯坦抵抗诗歌奠定了基础，后来在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抵抗诗歌成为巴勒斯坦群众忍耐力的最显著表现之一。

年轻时期的易卜拉欣·图坎，他在阿拉伯起义期间创作的著名诗歌《Mawtini（我的祖国）》在1935-1996年间一直是巴勒斯坦的国歌，直到现在仍在巴勒斯坦及许多中东民族中被视作非官方国歌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诗歌和通俗诗歌就伴随着群众运动，表现了起义爆发前的事态发展。阿布·萨尔玛在记录1936年起义的诗歌中，勇敢地描述了阿拉伯政权抛弃起义的方式所造成的痛苦失望：

“珍惜祖国的你们反抗赤裸裸的压迫

把祖国从国王手中解放出来，把祖国从傀儡手中解放出来……

我以为我们的国王可以领导他们身后的人民

如果国王们如此卑微，他们该感到羞耻

天啊，他们的王冠都不配当鞋底了

我们将保护家园，抚平创伤。”

还必须提到著名诗人“阿瓦德”，他在1937年被处决的前一晚，在阿克里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了一首精彩的诗歌，最后写道：

“新郎属于我们；我们要对抗的人有祸了——我们将用剑割掉他的胡子。用美丽的枪杆摇动长矛；你们这些勇士来自何方？我们是巴勒斯坦的子民——荣幸地欢迎你们。

新郎的父亲，别担心，我们痛饮鲜血。在巴尔阿和瓦迪·图法发生了袭击和武装冲突……哦，你们这些美丽的女人在歌唱，在吟诵。在拜特阿姆林战役的那一天，你们听到了枪声，请从阳台上看看我们吧。”[7]

对犹太复国主义入侵、英国委任统治和阿拉伯人（包括当地人和其他人）的反动派这三位一体的敌人的愤怒，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而不断增长。

当时，随着冲突的升级和武装起义的爆发，农村通过其“文化”元素与城镇的接触以及诱发这种意识的因素的增多，正在形成新的意识：“善良的人们，这是什么仇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一个西方人？”和“枪出现了，狮子没有出现；枪口被露水打湿了”，或者：“他的步枪，我对推销员说，我不买下它，我的心永远不会安宁。他的步枪因缺乏使用而生锈了，但战士仍然渴望得到它。”[8]

事实上，这种煽动性的反抗号召已经到了非同一般的地步，以至于在所有劝人顺从的谚语和传统权威的引领下，流行诗歌突然变得可以这样说：“阿拉伯人，贫弱妇女的儿子，卖掉你的母亲，买一把枪；当起义解除你的忧虑时，枪会比你的母亲更好。”[9]

随着冲突越来越尖锐，“枪”成了一种工具，它摧毁了呼唤顺从的古老围墙，突然变得能够戳穿问题的核心，起义成了对未来的承诺——胜过过去最温暖的东西：母亲和家庭。但是，在这一切所形成的浪潮中，宗法制封建主义却因其无能的领导、权威和对过去的依赖而僵化了。

在这些复杂而激烈的冲突中，虽然阿拉伯工农也深受其害，但这些冲突也在不断扩大和加深，局势变得越来越危急，不时爆发武装斗争（1929-1933年）。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封建宗教领袖认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也受到了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与英国委任统治结盟的犹太资本主义——的威胁。但是，他们的利益也受到了来自相反方面的威胁——贫穷的阿拉伯群众，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向何处求助。因为阿拉伯城市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无法在这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的经济转型阶段中发挥领导作用，而这一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成为了寄生虫，始终处于犹太工业发展的边缘。此外，他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都在发生变化，与阿拉伯社会所追求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农村富家子弟、青年知识分子在鼓动人民起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他们从大学毕业后回到这个社会，他们拒绝接受已经过时的旧关系的模式，他们也拒绝接受在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联盟框架内开始形成的新模式。

因此，阶级斗争以极其彻底的方式与民族利益和宗教感情混杂在一起，而这种混杂又是在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正在经历的各种主客观危机的框架内爆发的。由于上述原因，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仍然是封建宗教领袖的俘虏。

鉴于贫穷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城镇和乡村所遭受的社会和经济压迫，民族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先进的斗争形式，提出阶级口号，并遵循以阶级观念为基础的行动方针。同样，面对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的侵略社会与英国殖民主义之间牢固的、每天都在表达的联盟关系，不可能忘记这场斗争主要的民族主义性质。鉴于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入侵是以可怕的宗教狂热为基础的，而这种狂热与其所有表现形式密不可分，不发达的巴勒斯坦农村不可能不奉行宗教原教旨主义，以此作为敌视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入侵的一种表现形式。

希伯来语左派杂志《指南针》（Matzpen）（第5期，1971年4月）在评论“以色列”出现的黑豹运动时写道：

“以色列的阶级矛盾有时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阶级矛盾，即使转化为宗派主义的语言，从一开始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问题。”当然，这句话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宗教对犹太复国主义入侵所起的作用，因为宗教既是一种民族压迫，也是一种阶级压迫。例如：“犹太复国主义的结果之一是，在海法的穆夫提和诗人瓦迪·布斯塔尼的指挥下，先知诞辰的庆祝活动变成了民族主义集会，所有基督教领袖和知名人士都参加了集会，没有一个犹太人被邀请。这样，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圣人节就成了巴勒斯坦城镇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流行节日。”

《指南针》制作的反对以色列专制政策的传单，主要分发给参与国际犹太律师和法学家会议的与会者。（来源：X）

封建宗教领袖开始将自己强加于群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为此，他们利用了阿拉伯城市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利用了他们与英国殖民主义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爆发的冲突，因为英国殖民主义通过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结盟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力；同时还利用了他们的宗教属性、阿拉伯无产阶级规模很小和共产党的软弱无能这两个弱点。共产党不仅受到犹太领导人的控制，而且其阿拉伯成员自20年代初以来一直受到封建宗教领袖的压迫和恐吓。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下，1936年的起义成为巴勒斯坦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