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二）

作者: 格桑·卡纳法尼    译者: 米利杰

五、卡桑烈士的牺牲与群众抗英怒火的爆发：1936-39年巴勒斯坦起义

历史学家们对1936年起义爆发的原因是各地发生的不同事件意见不一。根据耶胡达·鲍尔的说法，“通常被视为1936年骚乱开始的事件”发生在1936年4月19日，当时雅法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群袭击了犹太路人[1]。伊萨·西弗里（Isa al-Sifri）[2]、萨利赫·马苏德·布维西尔（Salih Mas’ud Buwaysir）[3]和苏比·亚辛（Subhi Yasin）[4]认为，当一个不知名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团体（苏比·亚辛将其描述为包括法尔汉·沙特（Farhan al-Sa’udi）和马哈茂德·戴拉维（Mahmud Dairawi）在内的卡桑派（Qassamist）团体）在从阿纳布塔和努尔沙姆斯监狱出发的路上伏击了15辆汽车，抢走了车上的犹太和阿拉伯乘客的钱时，点燃了第一把火，而该组织三名成员中的一人向占乘客大多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表了简短讲话，据西弗里称，他在讲话中说：“我们拿走了你们的钱，这样我们就可以与敌人作战，保卫你们。”阿卜杜勒·瓦哈卜·卡亚利（Abd al-Wahhab al-Kayyali）[5]博士认为，第一把火是在1936年2月点燃的，当时有一群巴勒斯坦阿拉伯武装分子包围了一所犹太承包商在海法建造的学校，该学校只雇佣犹太人劳动力。[6]

但所有消息来源都正确地认为，谢赫伊兹丁·卡桑（Izz al-Din al-Qassam）【他的名字同时也是今天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下属的准军事部队“伊兹丁·卡桑旅”的名称来源。——译者注】引发的卡桑派起义是1936年起义的真正开始。

今日的伊兹丁·卡桑旅（图源：百度）

然而，耶胡达·鲍尔认为是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更权威的来源之一的皮尔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回避（忽略）了起义爆发的这些直接原因，并将起义爆发归因于两个主要原因：阿拉伯人渴望赢得民族独立，以及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厌恶和恐惧。不难看出，这两个原因实际上只是一个，它们所表达的词语被夸大了，没有传达出确切的含义。然而，皮尔勋爵提到了他所说的导致“骚乱”爆发的“次要因素”，这些因素是：

•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在巴勒斯坦境外的传播

•自1933年以来，犹太移民不断增加

•犹太人能够影响英国的公众舆论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英国政府的善意缺乏信心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害怕犹太人继续购买土地

•委任统治政府的最终目标并不明确[7]

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当时的领导层对起因的理解可以从它用来装饰其所有要求的三个口号中推断出来。这些是：

1.立即停止犹太移民。

2.禁止将巴勒斯坦阿拉伯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犹太定居者。

3.建立一个民主政府，根据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人数优势，他们将在其中拥有最大的比例。[8]

但这些口号，在重复的夸夸其谈的版本中，完全无法表达真实的情况，事实上，它们所做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使封建宗教领袖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永久化。起义的真正原因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巴勒斯坦社会从阿拉伯农业封建宗教社会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西方）工业资产阶级社会所涉及的激烈冲突已经达到了高潮。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建立殖民主义根源并将其从英国的托管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主义的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不得不采取某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因为在冲突达到决定性程度时，它不再有能力行使其领导权。

各种冲突因素在促使当时的巴勒斯坦领导层采取武装斗争形式方面发挥了作用——首先是：伊兹丁·卡桑运动；其次是：这一领导层在领导群众运动时所遭受的一系列失败，即使是在殖民主义者通常毫不犹豫地屈服于的次要和局部要求方面也是如此，目的是为了吸收群众的怨恨（英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看到这种策略的价值；然而，他们的利益通过有能力的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的存在得到了保障）；第三：除了殖民主义暴力（1929年起义被镇压的方式）之外，还有犹太复国主义暴力（武装匪帮、“仅限犹太工人”的口号等）。

在任何有关1936-1939年起义的讨论中，都必须为谢赫伊兹丁·卡桑留出一个特殊的位置。尽管关于他的文章已经写了很多，但说这位独特的人物仍然默默无闻也不为过，而且很可能永远如此。关于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只是从外部对他进行研究，由于对他的所谓“个性研究”过于肤浅，一些犹太历史学家毫不犹豫地将他视为“狂热的苦行僧”，而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则完全忽视了他。事实上，很明显，正是由于未能把握宗教与民族主义倾向之间的辩证关系，才导致了对卡桑派运动重要性的贬低。然而，无论对卡桑持何种观点，毫无疑问，他的运动（1935年11月12日-19日）是民族主义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在采取更先进的斗争方式与传统领导层对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谢赫伊兹丁·卡桑（图源：维基百科）

卡桑的个性本身可能就是一大批相互关联的因素相遇的象征点，为了简化起见，这些因素被称为“巴勒斯坦问题”。他是“叙利亚人”（出生于拉塔基亚周边的贾巴拉）这一事实体现了斗争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因素。他是爱资哈尔派教徒（曾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这一事实体现了本世纪初爱资哈尔派所代表的宗教民族主义因素。他曾参与民族主义斗争（1919-1920年参加了叙利亚在霍兰山的反法起义，并被判处死刑），这一事实体现了阿拉伯斗争的统一性。1921年，卡桑与埃及谢赫穆罕默德·哈纳菲（Muammad al-Hanafi）和阿里·哈吉·阿比德（Ali al-Hajj Abid）一起来到海法，并立即开始组建秘密组织。在卡桑的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建立先进的组织这一方面的智慧和钢铁般的耐心。1929年，他拒绝匆忙宣布自己被武装起来，尽管这一拒绝导致了组织的分裂，但它还是成功地团结在一起，并保持了秘密性。

据一位著名的卡桑派分子说[9]，卡桑将他的起义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心理准备和传播革命精神；组建秘密小组，成立委员会筹集捐款和购买武器；成立培训、安全、间谍、宣传、信息和政治联络委员会，然后是武装起义。大多数认识卡桑的人都说，1935年11月12日晚，当他带着25名部下前往亚巴德山时，他的目的并不是宣布武装起义，而是传播起义的号召，但一次意外的遭遇导致他在那里的行踪暴露，尽管卡桑和他的部下英勇抵抗，一支英国部队还是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他们。当谢赫卡桑意识到他无法再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扩大起义时，他喊出了著名的口号：“作为烈士而死。”我们应该从“格瓦拉式”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口号（如果可以的话），这要归功于卡桑，但在普通的民族主义层面上，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卡桑行为的少量证据表明，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先进的革命焦点的发起者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这一口号立即结出了果实。群众跟随烈士的遗体徒步10公里来到雅居尔村。但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面对谢赫卡桑的挑战，传统领导人暴露了自己。这些领导人和英国委任统治政府一样意识到了挑战。据一名卡桑派分子说，在卡桑进山前几个月，他通过谢赫穆萨·阿兹拉维（Musa al-Azrawi）派人去找哈吉·阿明·侯赛尼（Hajj al-Amin al-Hussaini），请他协调全国各地的起义宣言。但侯赛尼拒绝了，理由是条件尚未成熟。[10]卡桑被杀后，只有穷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领导人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卡桑被杀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他们不能置之不理。巴勒斯坦五党的代表在卡桑被杀仅六天后就拜访了英国高级专员，并向他提交了一份异常厚颜无耻的备忘录，他们在备忘录中承认：“如果他们得不到对这份备忘录的普遍满意的答复，他们就会失去对其追随者的所有影响力，极端主义和不负责任的观点就会盛行，局势就会恶化。”[11]

他们显然是想利用卡桑的这一现象使自己后退一步。然而，卡桑选择的斗争形式使他们无法后退，这就是巴勒斯坦领导人在谢赫卡桑被杀后立即采取的态度与在谢赫卡桑死后第四十天举行的仪式上采取的态度不同的原因。在这四十天里，他们发现，如果他们不努力追随着这股由卡桑掀起的巨浪，巨浪就会把他们吞没。因此，他们摒弃了在卡桑葬礼上表现出的冷漠，参加了第四十天仪式上的集会和演讲。

谢赫伊兹丁·卡桑之墓（图源：维基百科）

显然，哈吉·阿明·侯赛尼在后来的日子里仍然意识到了这一漏洞。甚至在 20多年后，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喉舌《巴勒斯坦》杂志（Filastine）还试图给人灌输这样的印象，即卡桑的运动只不过是穆夫提领导的运动的一部分，穆夫提和卡桑一直是“私人朋友”。[12]

至于英国人，他们在提交给日内瓦的关于1936年事件的报告中对卡桑的故事作了如下描述：“有传言说，在政治和宗教因素的启发下，一个恐怖团伙已经成立。1935年11月7日，一名警长和一名警员正在拿撒勒区的山上追踪一起盗窃案，当时两名身份不明的人向他们开枪，杀死了警长……这一事件很快导致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团伙，该团伙由来自叙利亚的政治难民伊兹丁·卡桑领导，他作为宗教领袖享有相当大的声望。几年前，他一直是人们强烈怀疑的对象，据说他参与了恐怖活动。

“参加谢赫卡桑在海法葬礼的人非常多，尽管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努力维持秩序，但还是发生了示威和投掷石块的事件。卡桑的死在该国政界和其他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阿拉伯语报纸在报道他的文章中一致称他为烈士。”[13]

英国人也意识到卡桑被杀所带来的挑战，他们也试图让时光倒流，高级专员在写给殖民地大臣的信中表达的观点就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说，如果阿拉伯领导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失去所有的影响力，通过他建议的温和手段实现和平的所有可能性都将消失。”[14]

但时光不可能倒流，因为卡桑运动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模式的体现，它能够应对冲突的升级并解决冲突。没过多久，这种情况就反映在一些委员会和团体中，因此，传统的领导层不得不做出选择，是面对群众中不断升级的战斗意志，还是平息他们的意志并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尽管英国人迅速采取了行动，提出了成立立法议会的想法，并酝酿停止出售土地，但为时已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意志在当时开始变得非常坚定，它在削弱英国提议的效力方面发挥了作用。尽管如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尚未决定其态度，而是摇摆不定，直到1936年4月2日，巴勒斯坦各党派的代表还准备组成一个代表团前往伦敦，向英国政府陈述他们的观点。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层的预料，当起义在1936年2月的雅法点燃第一把火的时候，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仍然可以通过谈判从英国获得部分让步。

1936 年 4 月，雅法暴乱期间，英国警察驱散阿拉伯暴徒（《伦敦新闻画报》，1936 年 6 月 13 日）（图源：维基百科）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让他们大吃一惊。所有与1936年4月事件密切相关的人都承认，暴力和非暴力反抗的爆发是自发的，除了幸存的卡桑派分子鼓动的行动外，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冲突达到临界点后的自发表现。甚至在1936年4月19日宣布总罢工时，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也落在后面。然而，他们很快就加入了这一行列，赶在这一行列将他们抛在后面之前，并且由于我们在分析巴勒斯坦社会政治形势时已经提到的原因，成功地主导了民族主义运动。

从组织角度看，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由多个党派代表，其中大部分是本世纪初兴起的反奥斯曼运动的残余。这既意味着它们没有参与独立斗争（例如埃及的情况），也意味着它们不过是没有明确原则的总体框架，由一些知名人士组成的团体控制，并依赖于他们作为宗教或封建领袖或社会知名人士所享有的影响力而产生的忠诚；他们不是有组织基础的政党。

除了卡桑本人（自然还有共产党人），当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具有组织能力；即使是具有非凡行政能力的哈吉·阿明·侯赛尼，也没有适用于斗争的组织概念。组织责任往往是基于小组委员会和中层干部的个人才能。然而，他们通常无法将自己的能力转化为政策。起义前夕，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代表的情况如下：1934年8月阿拉伯执行委员会解散后，出现了六个团体：

1.1935年5月，以贾迈勒·侯赛尼（Jamal al-Hussaini）为首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党；该党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穆夫提的政策，代表了封建地主和城市大商人；

2.民族保卫党，由拉吉布·纳沙希比（Raghib al-Nashashibi）领导；该党成立于1934年12月，代表新兴城市资产阶级和高级官员；

3.独立党，成立于1932年，党魁是奥尼·阿卜杜勒·哈德尔（Auni Abd al-Hadl）。该党包括知识分子、中等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这促使其左派发挥了特殊作用；

4.改革党，由侯赛因·哈利迪博士于1935年8月创建，代表了一些知识分子；

5.以阿卜杜勒·拉蒂夫·萨拉赫（Abd al-Latif Salah）为首的民族集团党；

6.巴勒斯坦青年党，党魁是雅克布·古辛（Ya’qub al-Ghusain）。

这种多元性纯粹是表面现象，并没有清晰和明确地反映出国家的阶级结构。绝大多数群众都没有代表（根据内维尔·巴尔博的说法，90%的革命者都是自认为志愿者的农民）。

回顾一下1931年巴勒斯坦的阶级结构就会发现，59%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农民（犹太人为19.1%），12.9%的阿拉伯人在建筑业和采矿业工作（犹太人为 30.6%），6%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通信业工作，8.4%在商业部门工作，1.3%在行政部门工作，等等。[15]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口在这些党派中没有代表，尽管这些党派代表着封建和宗教领袖、城市买办和某些知识分子，但他们始终受制于穆夫提及其阶级的领导，而穆夫提及其阶级代表着封建宗教领袖，比代表城市资产阶级的领导更具民族主义色彩。后者的代表是埃芬迪阶层，当时他们正开始将资金投入工业（1936-1939年起义失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店主、教师、公务员和手工业者）没有领导权。作为一个阶层，他们在奥斯曼土耳其政权下没有影响力，也不重要。奥斯曼土耳其政权依赖于埃芬迪阶层，由于埃芬迪阶层是与封建贵族共同成长起来的，奥斯曼土耳其赋予了埃芬迪阶层拥有地方政府的权利。

工人运动刚刚建立，力量薄弱，因此受到当局的压迫、犹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激烈竞争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层的迫害。

1936年4月25日，以哈吉·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成立。在此之前，阿拉伯党的领导人贾迈勒·胡赛尼就对人们越来越相信英国人才是真正的敌人感到不满，而民族保卫党首先代表的是日益壮大的城市买办阶级，并不真正愿意与英国人公开冲突。

1936 年阿拉伯高级委员会成员。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拉吉布·纳沙希比、阿明·侯赛尼、艾哈迈德·希尔米帕夏、耶路撒冷阿拉伯银行总经理阿卜杜勒·拉蒂夫·贝伊·萨拉赫、阿拉伯民族党主席阿尔弗雷德·罗克（图源：Matson G. Eric 和 Edith 照片集/国会图书馆。1936 年 1 月 1 日。）

就在两天前，即1936年4月23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魏茨曼在特拉维夫发表讲话，将开始爆发的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斗争描述为破坏性因素与建设性因素之间的斗争，从而在武装冲突前夕将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置于殖民主义工具的地位。这就是起义前夕战场上双方的立场！

在农村，起义采取了非暴力反抗和武装起义的形式。成百上千的武装分子蜂拥而至，加入了已经开始在山区成扇形分布的队伍。1936年5月7日，在耶路撒冷的劳达特·马阿里夫·瓦塔尼亚（Raudat al-Ma’aref al-Wataniya）学院举行的会议决定不交税，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约15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伊萨·萨夫里（Isa al-Safri）【巴勒斯坦历史学家、记者和作家。——编者注】提供的代表名单显示[16]，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群众运动的领导层致力于在封建宗教领袖、城市商业资产阶级和少数知识分子之间建立一个非实质性的联盟。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简短，但却清楚地说明了这种领导层所能达到的程度：“会议一致决定宣布，如果英国政府不彻底改变政策，停止犹太人移民，那么从1936年5月15日起将不缴纳任何税款。”

英国对非暴力反抗和武装起义的反应是打击两个关键点：第一是组织骨干，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比领导层更具革命性；第二是参与起义的贫困群众，事实上他们除了自己的武器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自己。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奥尼·阿贝德·哈迪（Auni Abed el-Hadi）和穆罕默德·阿扎特·达尔瓦泽（Mohammad Azat Darwazeh）这两个人比较擅长组织，而其他人要么被捕，要么受到骚扰，以至于完全瘫痪。5月23日，61名负责组织罢工的阿拉伯人（中层干部）被捕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这些逮捕并没有阻止英国向四名起义领导人贾迈勒·侯赛尼、希布利·贾迈勒、阿卜杜勒·拉蒂夫·萨拉赫和伊扎特·坦努斯博士发放前往伦敦会见殖民地大臣的通行证，会见于6月12日举行。这一事件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在随后的数月和数年中，这一事件不断重演。英国高级专员非常满意地注意到，“在情绪如此强烈的时候，星期五的布道比我预想的要温和得多。这主要归功于穆夫提。”[17]

1866 年，外交、印度、内政和殖民地办公室的白厅总部。该部门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由殖民地大臣领导。（图源：伦敦新闻画报）

从一开始，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就认为群众的反抗只是为了向英国殖民主义施加压力，目的是改善群众作为一个阶级的状况。英国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然而，他们并没有费力地给予这一阶级所希望的让步。伦敦坚持履行自己的承诺，将巴勒斯坦的殖民主义遗产移交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此外，正是在起义的那几年——1936-1939 年——英国殖民主义倾尽全力完成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存在并使其站稳脚跟的任务，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

六、起义如何走向失败

英国通过两种方式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一是以前所未有的暴力打击贫农革命者，二是利用其对阿拉伯政权的广泛影响力，而这些政权在破坏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英国的《紧急状态条例》发挥了有效作用。西弗里引用了当时通过的一组判决来说明这些条例有多么不公正： “拥有左轮手枪被判处6年监禁，拥有炸弹被判处12年监禁，拥有12发子弹被判处5年苦役，被控误导士兵分队被判处8个月监禁，被控拥有爆炸物被判处9年监禁，试图从士兵手中购买弹药被判处5年监禁，拥有棍棒被判处2周监禁……”[1]

根据英国提交给国际联盟的一份估计，1936年起义中被打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约有1000人，此外还有受伤的、失踪的和被关押的。英国人采用了大规模炸毁房屋的政策——他们炸毁了雅法市的部分地区（1936年6月日），估计炸毁房屋220座，造成6000人无家可归。此外，贾巴利亚有100间小屋被炸毁，阿布·卡比尔有300间小屋被炸毁，谢赫穆拉德（Sheikh Murad）有350间小屋被炸毁，阿拉伯达乌迪（Arab al-Daudi）有75间小屋被炸毁。[2]

1936年，海法附近的阿拉伯村庄米亚尔被炸毁。这是英国对叛乱分子的惩罚和警告。（图源：福克斯图片社/盖蒂图片社）

很明显，雅法被摧毁的居民区和郊区被摧毁的小屋的居民都是离乡背井的贫苦农民。根据西弗里的估计，在村庄里，由于与起义直接相关的原因，有143所房屋被炸毁。 这些房屋属于贫农、一些中农和极少数封建家庭。其次，外约旦的阿米尔·阿卜杜拉和努里·赛义德开始采取行动，与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进行调解。然而，尽管领导层愿意接受他们的斡旋，但他们的调停并不成功。尽管这些接触对起义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让人们感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但1936年的群众运动还没有准备好被驯化。事实上，这一最初以失败告终的举措在同年10月，也就是仅仅七周之后就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这些接触并不是巴勒斯坦与阿拉伯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唯一形式。这种辩证关系更为复杂，反映了冲突的复杂性，我们已经看到了卡桑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事实上，卡桑现象在这一意义上继续存在。大批阿拉伯自由战士涌入巴勒斯坦，其中包括1936年10月被杀害的萨伊德·阿斯（Sa’id al-As）、谢赫穆罕默德·阿什马尔（Muhammad al-Ashmar）和其他许多人。这些涌入的人中还有一些冒险主义的民族主义军官，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鲁兹·卡乌吉克（Fauzi al-Qawuqji），他在1936年8月率领一小队人马进入巴勒斯坦后不久就宣布自己为起义总司令。虽然这些人改进并扩大了起义者的战术，但在乡村的革命暴力行动和在城镇的突击队行动中，大部分任务仍然由贫农开展。事实上，从农民队伍中脱颖而出的“军官”继续发挥着主要作用，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服从于穆夫提的领导。他们也代表了革命群众传奇的英雄主义。

1936年的法鲁兹·卡乌吉克（右三）（图源：巴勒斯坦国际事务研究学会）

尽管驻巴勒斯坦的英国官员并不完全同意伦敦不计后果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策，但他们认为阿拉伯领导层的利益与起义无关，他们可以与殖民主义合作。1936年6月19日，英国似乎终于接受了“英国利益的安全与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的成功之间有机联系的重要性。”[3]英国决定加强其在巴勒斯坦的部队，并增加镇压措施。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被这一决定吓坏了，他们摇摆不定，失去了勇气。哈吉·阿明·侯赛尼、拉吉布·纳沙希比和奥尼·阿卜杜勒·哈迪急忙去面见英国高级专员，从他当时发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确认如果阿拉伯国王要求他们结束起义，他们就准备结束起义。然而，他们不敢向群众承认他们是这一曲折计划的始作俑者，并一再予以否认。此后，估计有2万人的大批英国军队涌入巴勒斯坦。1936年9月30日，当英国军队全部抵达巴勒斯坦时，委任统治当局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实施戒严。委任统治当局加强了无情的镇压政策，9月和10月发生了最激烈的战斗——事实上，这是几乎覆盖整个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场战斗。

1936年10月11日，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发表声明，呼吁结束罢工，从而结束起义：“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坚信，阿拉伯国王陛下只会下达符合其子民利益和保护其权利的命令；阿拉伯高级委员会遵从国王陛下和埃米尔殿下的意愿，相信他们的调解与合作将带来巨大利益，呼吁高尚的阿拉伯人民遵从这些以阿拉伯人的利益为唯一目标的命令，结束罢工和骚乱。”[4]整整一个月后（1936年11月11日），“叙利亚-南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总指挥部”宣布，它“呼吁完全停止一切暴力行为，不得对任何可能扰乱谈判气氛的行为进行挑衅，阿拉伯民族希望谈判取得成功并获得国家的全部权利。”[5]十天后，同一指挥部发表了另一份声明，宣布“出于对阿拉伯国王和埃米尔保证的信任，并为了保护谈判的安全”，它已离开战场。[6]正如贾米尔·舒凯里（Jamil al-Shuqairi）所说：“因此，遵照国王和埃米尔的命令，罢工被取消，起义活动在号召发布后两小时内结束。”[7]

尽管当时英国正在就巴勒斯坦领导人欺骗群众的问题——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向他们提出质疑，尽管这些领导人决定抵制皮尔皇家委员会，但阿拉伯国王和埃米尔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迫使这些领导人服从他们。阿卜杜勒·阿齐兹·萨乌德国王和加齐国王致函哈吉·阿明·侯赛尼，称：“鉴于我们对英国政府为阿拉伯人伸张正义的良好意愿充满信心，我们认为，为了您的利益，您应该会见皮尔皇家委员会。”事实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却打破了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层的联盟，因为以民族保卫党为首的哈吉·阿明·侯赛尼右派势力立即反对抵制皮尔皇家委员会的决定，并多次表示希望接受英国提出的解决方案。该党主要代表城市的埃芬迪阶层，其领导人利用了城镇大商人的不满情绪和城市资产阶级利益的错位，因为城市资产阶级依赖于他们从英国（有时是犹太）工业公司获得的代理权所体现的密切经济关系。

阿拉伯政权，尤其是外约旦政权，大力支持右派的态度，而哈吉·阿明·侯赛尼和他所代表的人并没有转向左派阵线的倾向，事实上，他已经开始远离左派阵线了。因此，他的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很明显，他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他无法在起义中向前迈出一步，同样，退缩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处。然而，当英国人以为他们现在可以在罢工结束后的平静时期实现对穆夫提的政治清算时，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穆夫提的右派仍然太弱，无法控制局势。当穆夫提被限制在右派的和左派的独立党以及青年知识分子运动之间时，英国高级专员仍然恶意地意识到穆夫提可以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这位高级专员意识到，英国有能力利用“村民的僵化（顽固）与（阿拉伯高级）委员会成员的软弱或缺乏领导才能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抵抗了六个月，领受的报酬很少，但不沉迷于掠夺。”[8]

1936年11月11日,皮尔勋爵抵达巴勒斯坦，任皮尔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首次建议将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划分为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图源：国会图书馆）

1937年7月7日，皮尔皇家委员会发表报告，建议进行分治并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民族保卫党没有采取明确的反对立场，这表明高级专员关于穆夫提右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的观点是正确的。与此同时，高级专员担心来自穆夫提左派的压力会导致他放弃温和的态度，这种担心显然并非毫无根据。然而，这种压力并不是来自高级专员所期望的那个方面，而是由仍然在全国委员会中有代表的中层干部施加的，他们每天都由城市和农村当中一无所有的农民和失业工人群体代表。因此，留给穆夫提的唯一出路就是逃跑。他在谢里夫圣地（Haram al-Sharif）避难，避免了被捕，但事态的发展迫使他不得不采取一年前无法采取的行动。

1937年9月，加利利区区长安德鲁斯在拿撒勒的圣公会教堂外被四名武装突击队员枪杀。安德鲁斯是“唯一一位按照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正确的方式管理委任统治的官员……他从未成功赢得巴勒斯坦农民（Fellahin）的信任。”阿拉伯人认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朋友，他的任务是促进加利利转移到分治方案划定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版图。阿拉伯农民不喜欢他，指责他为出售胡勒（Huleh）的土地提供便利，而杀害他的突击队员据信属于卡桑派的一个秘密小组。[9]

虽然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当晚就谴责了这一事件，但局势正如卡桑被杀时一样，已经超出了穆夫提及其集团的控制范围，因此，如果他们想继续领导民族运动，就必须像1936年4月发生的那样，紧紧抓住民族运动并掀起浪潮。然而，这一次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积累了经验，还因为发生在他们眼前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清晰。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阶段的起义主要（如果不是全部）是针对英国人而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冲突的发展导致了更加明确的立场；农民几乎完全控制了起义，城市资产阶级的作用有所减弱，国内的富人与富农和中农对是否支持起义者犹豫不决，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实际上已经发起了攻势。

关于这一阶段的起义，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考虑：“阿拉伯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系，建议他们在完全断绝与英国关系的基础上达成某种协议。但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们认为与英国的关系是根本性的。”[10]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警察部门服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人数也在增加，从1935年的365人增加到1936年的682人。同年年底，政府宣布招募1240名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为额外的警察，配备军用步枪。一个月后，这一数字上升到2863人，英国军官在领导犹太复国主义团体袭击巴勒斯坦阿拉伯村庄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11]

起义的领导层在巴勒斯坦境外（大马士革），这使得当地领导层（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出身）的作用比前一时期更加重要。因为他们与农民紧密相连。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起义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例如，在这一时期，阿卜杜勒·拉希姆·哈吉（Abd al-Rahim al-Hajj）成为了一名地方指挥官，共产党人说他们与他有联系，并向他提供情报。[12]如果不是“左派”在相对意义上和真正意义上的软弱无力，如果不是这些地方指挥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大马士革的“斗争中央委员会”（圣战组织）保持组织联系——不仅是因为他们对该组织的传统忠诚，还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该组织提供资金——那么这一事态发展可能会成为起义的历史转折点。

在巴勒斯坦斗争的整个历史中，人民武装起义从未像1937年底至1939年初的几个月那样接近胜利。在这一时期，英军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减弱，殖民主义的威望降至最低，起义的声誉和影响成为该国的主要力量。然而，此时的英国更加确信，它将不得不依靠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他们为英国提供了一种在其任何殖民地都从未发现过的独特情况——他们掌握着一支与英国殖民主义有着共同事业并被高度动员起来反对当地居民的当地力量。英国开始发现有必要抽调部分军事力量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欧洲局势。因此，英国越来越赞成“迅速组织一支由6500人组成的犹太志愿防卫部队。”[13]

英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依靠当地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政策，并将许多日益增多的镇压任务移交给了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然而，英国并没有破坏它与穆夫提领导层之间一直保持的桥梁，正是在这一领域，特别是在此时，英国在维护穆夫提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无可争议的代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穆夫提右派的领导权方面的储备实际上已经耗尽。因此，如果穆夫提不再被视为唯一的领导者，情况就会像英国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所说的那样，“除了山区起义的领导人之外，没有人能够代表阿拉伯人。”[14]毫无疑问，尽管穆夫提仓促地离开了他在阿克萨清真寺的避难所，并自1937年1月底以来一直待在大马士革，但除其他原因外，这也促使穆夫提继续领导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

英国人的镇压升级到了出乎意料的程度，在整个1937年和1938年，警察突袭、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升级削弱了起义，但并没有结束起义。英国人逐渐意识到，无论从本质和实质，还是从当地领导层来看，这就是一场农民起义。因此，遍布整个巴勒斯坦的革命精神导致城镇里的每个人都戴上了农民的头饰。这样进城的乡下人就不会受到当局的镇压。后来，所有人都被禁止携带身份证，这样当局就无法区分城里人和乡下人。

库菲亚（keffiya）和阿加尔（agal），巴勒斯坦农民和贝都因人佩戴的传统头巾，一般是白底黑方格的样式，现在已经成为了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的象征标志之一。“阿加尔”则是用于固定前者的头带，一般为黑色。

这种情况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起义的性质及其在当时的影响。广大农村是起义的摇篮，起义军在1938年对城镇的临时占领是在农民从城外的农村发动进攻之后实现的。[15]这意味着付出最大代价的是广大农民和村民。1938年，许多农民仅仅因为持有武器而被处决。只要看一眼被送进监狱或送上绞刑架的名单，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都是贫农。例如：“艾因卡雷姆村的所有居民，共3000人，被判处每天走十公里到警察局报到。”[16]在此期间，英国判处约2000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长期监禁，拆毁了5000多所房屋，在阿克里监狱绞死了148人。有5000多人被关押在监狱中，刑期长短不一。[17]

英国于1938年11月放弃了《皮尔报告》建议的分治方案，开始争取时间。1939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圆桌会议是巴勒斯坦起义军指挥部和英国人之间一直在悄悄进行的可疑交易的典型例证。当然，贾迈勒·侯赛尼并不是一个人去伦敦参加圆桌会议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也陪同他一起去。因此，受殖民主义统治的阿拉伯政权注定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第二次通过伦敦圆桌会议上所有与会者的（隐藏的和潜在的）利益认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贾迈勒·侯赛尼、埃米尔费萨尔（Faisal）（沙特阿拉伯）、埃米尔侯赛因（也门）、马希尔（Al-Mahir）（埃及）和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伊拉克）宣称他们是以英国密友的身份发言的，他们不想说任何可能伤害英国人感情的话，因为他们是英国人发自内心的朋友。[18]这证实了英国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层谨慎推行的政策取得了成功；英国并没有放弃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而是始终将其置于敞开的桥梁的一端。英国相信，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准备利用它们对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影响力来清算起义，并确保会议取得成功。”

然而，巴勒斯坦的起义并未平息（根据官方数字，在1939年2月，在与英国人的12次交战中，有110人被击毙，112人受伤，村庄遭到搜查，三个城镇三次实行宵禁，约200名村民被捕，五个政府部门遭到纵火，10名阿拉伯人因携带武器的罪名被处决，10个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遭到袭击，输油管道被炸毁； 海法和利达之间的火车被埋设了地雷，在阿克萨清真寺设立了一个搜查站）。殖民大臣提供的英国数字显示，“在12月20日至2月29日期间，发生了348起暗杀事件、140起破坏活动、19起绑架事件、23起盗窃事件、9起地雷爆炸事件和32起炸弹爆炸事件，军队死亡18人，受伤39人，巴勒斯坦人死亡83人，受伤124人；这些数字不包括叛乱分子的伤亡人数……”[19]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9年9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个月。

甘什穆埃尔基布兹（位于海法区，哈德拉以东）的田野燃起熊熊大火。照片拍摄于1936年至1939年之间。

在此期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除了正在酝酿的妥协精神之外，领导层都在国外；新组建的地方指挥部在各个战场上相继倒下，英国的镇压达到了高潮，犹太复国主义的暴力活动自1937年年中以来不断升级。毫无疑问，英国在巴勒斯坦战场上的集中存在以及与之相伴的顽固态度已经让起义军疲惫不堪，他们的领导层已经不再真正知道他们在与谁作战，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战。领导层一会儿大谈与英国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利益，一会儿又同意在犹太人定居的地区给予他们自治权。毫无疑问，领导层的摇摆不定以及无法确定明确的斗争目标，对削弱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客观因素：除了强大的6000人的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部队外，英国还动用了两个师的部队、几个中队的飞机、警察和外约旦边防部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控制局势。（皮尔皇家委员会承认，巴勒斯坦的安全开支从1936年的82.6万巴勒斯坦镑增至1936年的222.3万巴勒斯坦镑）。这场恐怖主义运动以及为切断起义军与村庄的联系所做的努力，使起义军疲于奔命。1939年3月，阿卜杜勒·拉希姆·哈吉·穆罕默德（Abd al-Rahim al-Hajj Muhammad）被杀害，起义遭到沉重打击，人民革命领袖中最勇敢、最睿智、最正直的一位领袖就此离去。此后，地方指挥部开始崩溃并撤离战场。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的和解无疑使包围起义军变得更加容易：阿里夫·阿卜杜勒·拉扎克（Arif Abd al-Razzaq）因饥饿和追捕而疲惫不堪，与他的一些追随者一起被移交给法国人；约旦军队逮捕了优素福·阿布·杜拉尔（Yusuf Abu Durrar），并将其移交给英国人，随后英国人就处决了他。此外，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在农村里实施的恐怖主义使人们不敢支持起义军，也不敢为他们提供弹药和食物。毫无疑问，即使是最起码的组织也无法克服这些障碍。

七、巴勒斯坦共产党的失策与英国-犹太同盟的胜利

当时，巴勒斯坦共产党将起义失败归咎于五个主要原因：

1.缺乏革命领导；

2.起义领导人的个人主义和机会主义。

3.起义部队缺乏中央指挥；

4.巴勒斯坦共产党的软弱；

5.世界形势不妙。[1]

总的来说，这些都是正确的，但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还必须加上一个事实，即共产党与哈吉·阿明·侯赛尼的领导层关系密切，他们认为侯赛尼“属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当中最极端的一派”，而共产党则将他的敌人视为“封建”叛徒。[2]尽管穆夫提集团毫不犹豫地清算了那些试图打入工人圈子的左派分子，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共产主义左派不仅力量薄弱，而且无法深入农村；它主要集中在某些城镇。它未能按照共产国际的建议使党阿拉伯化，而且仍然是其对阿拉伯统一以及与阿拉伯祖国其他地区的斗争关系的狭隘观点的牺牲品，这对组织产生了影响。显然，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巴勒斯坦社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巨大差距，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勒斯坦正经历着从阿拉伯农业社会向犹太工业社会的极其剧烈的转变。这就是阿拉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当时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没有发挥其历史作用，并允许封建宗教领袖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长期领导这场运动的真正原因。

阿卜杜勒·瓦哈卜·卡亚利（Abd al-Wahhab al-Kayyali）博士还补充了其他重要原因。他说：“对战斗的厌倦，持续的军事压力，以及希望白皮书的某些方面能够得到应用，以及缺乏武器和弹药，所有这些都使叛乱难以继续下去。此外，鉴于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法国镇压了叛乱分子在大马士革的总部。”[3]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因素可以一并讨论，因为它们在挫败起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两个因素分别是外约旦的态度（体现为阿卜杜拉埃米尔领导的良民政权的态度），以及反革命分子在内地的活动，他们处于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恐怖活动的边缘。

拉吉布·纳沙希比领导的民族保卫党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了外约旦良民政权法定代理人的角色。这种联系可能是一种伪装，因为该党无法揭露其与英国殖民主义之间的从属关系，而在这场战斗中，主要敌人正是英国殖民主义。因此，与外约旦政权的联系是一种双方都接受的伪装。民族保卫党由一小撮主要代表新兴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城市居民组成，他们开始发现，保卫党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取决于与英国殖民主义的联系，还取决于与控制巴勒斯坦经济工业转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联系。由于这种阶级状况，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历史：

“在行政领域与占领当局合作，在商业领域与犹太复国主义合作，向犹太人出售土地，充当中间人，散布疑虑，阻碍民族主义活动，在1923-1924年加强阿卜杜拉和侯赛因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在20年代支持移民和委任统治，在30年代支持分治，主张在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将另一部分交给外约旦……等等。”[4]

外约旦（粉色）、巴勒斯坦地图。（图源：维基百科）

当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镇压外约旦的群众运动时，外约旦群众运动主动决定在乌姆阿姆德村与米特卡尔·法伊兹（Mithqal al-Faiz）举行的民众会议上用人力和物资支持巴勒斯坦起义，而英国人则决定将外约旦视为镇压巴勒斯坦叛乱分子活动的行动区域的一部分。外约旦良民政权所扮演的角色不仅限于此，它还关闭了通往伊拉克的道路，以防止任何支援抵达，并限制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行动。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北部边境修建铁丝网后，这些领导人不得不从外约旦加强活动。该政权的活动最终导致两名巴勒斯坦领导人于1939年被捕。其中一位名叫优素福·阿布·杜拉尔的领导人被移交给英国人，随后被处死。

当时，外约旦政权的部队与英国军队和犹太复国主义匪帮并肩作战，追捕起义军。毫无疑问，外约旦政权扮演的这一角色鼓励了国内反革命分子加紧活动。一些民族保卫党的领导人参与建立了他们所谓的“和平分遣队”，即与英国人合作组建的小型雇佣军，他们帮助追捕起义军，参加与起义军的交战，并将起义军赶出他们控制的一些据点。法赫里·纳沙希比是其中一个师的领导人，负责武装他们并指挥他们的活动……这导致他在起义结束几个月后被杀害。[5]在此之前，英国解除整个巴勒斯坦武装的野蛮行动依靠的是“鼓励敌视穆夫提的人向他们（英国人）提供情报并指认叛乱分子。”[6]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当时的态度并不比约旦政权好多少。在伦敦会议上，他们表示愿意“利用自己对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影响力结束叛乱。”[7]

但这一切并不能使反革命领导人（英国的代理人）成为一支在群众中有影响力的力量。相反，这反而加强了穆夫提及其领导层的力量，而鼓励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之一就是遏制穆夫提，将其限制在最终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自始至终，英国人都坚信纳沙希比永远无法取代穆夫提。穆夫提指挥部的微弱机动性是法国殖民主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与英国殖民主义之间正在进行的小争端的结果，它无法导致力量对比的根本改变，它很快就萎缩到战争前夕几乎不存在的地步。

这些事实从整体上表明，巴勒斯坦起义在三个最关键的方面受到了攻击和打击：

• 主观方面——即巴勒斯坦各个领导人的无能、动摇、软弱、主观主义和无政府状态。

• 阿拉伯方面——指的是阿拉伯政权串通一气，在当时软弱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人民运动只是以一种选择性、主观性和边缘性的方式与巴勒斯坦起义互动的时候挫败起义。

• 国际方面——指的是客观力量对比的巨大失衡，这是殖民主义阵营的所有成员相互勾结以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勾结造成的，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拥有了相当大的打击力量。

对 1936-1939年起义中阿拉伯人损失的最佳估计是，在这四年中，伤亡人数共计19792人。这包括同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犹太复国主义匪帮手中遭受的伤亡。这一估计依据的是英国官方报告中的第一批保守估计，并与其他文件进行了核对[8]。这些计算确定，1936年有1200名阿拉伯人被杀，1937年有120人被杀，1938年有1200人被杀，1939年有1200人被杀。此外，112名阿拉伯人被处决，1200人在各种恐怖行动中丧生。这样，1936-1939年起义中被杀害的阿拉伯人总数为5032人，同期受伤的有14760人。被拘留者的人数在1937年约为816人，1938年为2463人，1939年约为5679人。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这些数字的真正意义。就居民人数而言，1936-1939年巴勒斯坦的损失相当于英国有20万人死亡，60万人受伤，122.4万人被捕。美国的损失则是100万人被杀，300万人受伤，612万人被捕！

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军事统治将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监狱。

但真正和最严重的损失在于军事和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这为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定居实体奠定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种经济和军事存在，其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这一时期（1936-1939年）奠定了其主要基础，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甚至说：“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胜利的条件是在阿拉伯起义时期创造的。”[9]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奉行的总体政策体现在他们避免与委任统治当局发生任何冲突的坚定决心上，即使在委任统治当局受到阿拉伯起义者的沉重打击，不得不拒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某些强烈要求的时候也是如此。

犹太复国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给英国人——英国人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的殖民军队——在巴勒斯坦镇压阿拉伯起义的机会，这支军队将为他们的计划做出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贡献。因此，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计划是沿着两条平行线进行的：与英国结成尽可能紧密的联盟——1937年夏天召开的第20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表示愿意接受分治，决心与英国和解，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推行这一政策是为了让殖民主义帝国能够镇压那年夏天再次爆发的阿拉伯起义。本-古里安当时提出了“别无选择”的口号，强调必须为军事社会及其军事和经济手段奠定基础。

尽管英国人采取了减少犹太人移民等措施，但尽可能与英国人和解的问题是这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点，尽管运动中有某些人反对所谓的“自我控制”，但这一少数人的声音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魏茨曼总结了这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政策的主导规律，他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人在巴勒斯坦的利益完全一致。”

在此期间，两条政策路线——（1）最大限度地与英国委任统治结盟，（2）动员犹太定居者社会——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犹太资产阶级利用阿拉伯起义的蔓延，实施了许多在不同情况下无法实施的计划。由于突然摆脱了廉价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农产品的竞争，犹太资产阶级开始采取行动促进其经济存在。

当然，没有英国人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在起义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委任统治当局成功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要殖民地和城镇之间修建了公路网，这些公路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经济基础设施的基本组成部分。然后，他们铺设了从海法到特拉维夫的主干道，扩建并加深了海法港，并在特拉维夫修建了一个港口，这个港口后来取代了雅法港。此外，犹太复国主义者还垄断了为开始涌入巴勒斯坦的英国军队提供补给的合同。

1936-1939年间，50个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地建立起来。1936-1938年间，犹太人在5个犹太城镇的建筑工程上投资了126.8万巴勒斯坦镑，而同期阿拉伯人在16个阿拉伯村庄的投资仅为12万巴勒斯坦镑。犹太人还广泛参与了英国为吸纳和雇用大量失业犹太工人而实施的安全项目，这些工人在巴勒斯坦边境地区人数不断增加，“英国人花费10万巴勒斯坦镑雇用犹太劳工建造”这些项目以及其他几十个项目。[10]后来公布的数字让我们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尽管发生了起义，但当地制成品的出口额从1935年的47.8807万巴勒斯坦镑上升到了1937年的近两倍（89.6875万巴勒斯坦镑）[11]。这只能用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大大增加来解释。这种动员的范围从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结盟的经济领域扩大到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勾结的军事领域。

英国人意识到，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盟友有资格扮演一个别人无法胜任的角色。事实上，本-古里安只是说出了部分事实，他承认在1936年9月，装备步枪的准警察部队中的犹太新兵人数上升到了2863人，因为这只是犹太部队的一部分——1937年，哈加纳有1.2万人，而雅博廷斯基的国家军事组织（National Military Organisation）【译者注：即臭名昭著的犹太复国主义暴力恐怖组织“伊尔贡”。】还有3000人[12]。

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真正代表与英国殖民主义结成联盟，导致1936年春产生了建立“准警察部队”的想法。这一想法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力量的掩护，并得到了英国人的许可和鼓励。

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期间，犹太临时警察部队的成员。他们主要居住在以色列海法附近的一个小型定居点内舍尔。（图源：内舍尔市政网站）

这支部队经过了几个月的过渡阶段，在此期间，哈加纳准备在1937年初迈向新的阶段。英国人不仅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实际上还帮助其形成。这一阶段包括巡逻队的突袭和针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有限行动，其主要目的是分散和迷惑他们的注意力。如果不是共同计划的结果，要想推进到这一阶段，同时与委任统治当局保持“休战”（联盟）是完全不可能的。本-古里安肯定地说，新增的犹太复国主义警察闹剧为训练哈加纳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框架”[13]。

1937年夏，这支部队被命名为“犹太殖民地防卫队”，后改为“殖民地警察”。这支部队在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监督下组织起来，遍布全国各地，英国人还负责训练其成员。1937年，该组织得到加强，新增了3000名成员，他们都在镇压巴勒斯坦起义者的行动中发挥了直接作用，尤其是在北部地区。1938年6月，英国决定必须对起义军采取进攻行动。因此，他们举办了这方面的培训班，对大量哈加纳干部进行培训，这些干部后来成为以色列军队的军官[14]。
1939年初，英军组织了10个殖民地警察小队，组成了武装精良的小组，并给这些小组起了希伯来名字。这支部队的成员被允许放弃佩戴犹太小圆帽，改戴澳大利亚丛林帽，使他们更加与众不同。这些小组共有14411人，每个小组由一名英国军官指挥，并由犹太机构任命的副指挥官协助。到1939年春，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拥有62支机械化单位，每个单位由八到十人组成。

1938 年春，英国司令部决定委托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保卫海法和卢德之间经常被巴勒斯坦突击队炸毁的铁路，并派出434名成员执行这项任务。然而，仅仅6个月后，犹太机构就成功地将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了800人。这一发展不仅有助于增强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还有助于吸收和雇用大量失业的犹太工人，这些工人在城镇中的人数不断增加。通过这种方式，犹太无产阶级被引导到镇压组织当中，不仅在英国针对起义的安全项目，而且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军事力量当中。

犹太复国主义军事机构的基础是在英国的监督下奠定的。犹太复国主义部队受命保卫海法-利达铁路，后来又受命保卫巴尚平原（Bashan）的输油管道。这条输油管道是最近（1934年）修建的，用于将石油从基尔库克输送到海法，曾多次被巴勒斯坦叛军炸毁。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1936年7月15日，深知石油对英国剥削者的价值的阿拉伯起义军在伊尔比德附近第一次炸毁了输油管。后来又在考卡布（Kaukab）、哈瓦（Hawa）、米赫纳·伊斯拉伊（Mihna Israil）、伊克萨尔（Iksal）、乌富拉（at-Ufula）和巴珊（Bashan）之间，以及在阿达斯（Adas）、比拉（Bira）、马吉（al-Marj）、塔姆拉（Tamra）、卡夫·米斯尔（Kafr Misr）、吉斯尔·马贾米（Jisr al-Majami）、金贾尔（Jinjar）、巴珊和达瑙尔（Ain Daur）之间等村庄附近多次炸毁输油管道。英国人无法保卫这条重要的输油管道，他们也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称之为“管道”的东西，在民间传说中被奉为美化人民英雄主义行为的圣物。无论如何，英国人通过两种方式为管道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护：在巴勒斯坦境内由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保卫，而在约旦境内，保卫管道的任务交给了“巴尼·萨赫尔部落扎因分部首领谢赫图尔基·伊本·扎因（Turki ibn Zain），公司授权他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在沙漠中巡逻。”[15]

本-古里安在谈到英国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空军的努力时，几乎直接揭示了这一事实。英国人很早就洞察到了30年后被美国人称为“越南化”的战略。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一事件坚定了英国的信念，即组建犹太复国主义打击力量将解决与捍卫帝国主义利益相关的许多问题，同时努力组建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力量来保护这些利益。

在这一领域，英国军官查尔斯·奥德·温盖特（Charles Orde Wingate）在将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转化为实际行动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试图给人一种印象，认为温盖特的努力是个人性格和“理想主义”奉献精神的结果。但很明显，这位聪明的军官是在1937年秋天被他的长官派往海法的，他被赋予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为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力量组建打击力量的核心，这支武装力量已经存在了至少六个月，但还需要具体化和准备。这位被“以色列”士兵视为“以色列”军队真正奠基人的英国军官把解决管道问题作为自己的特殊任务，然而，这项任务却导致了一系列涉及恐怖主义和杀戮的行动，而正是温盖特承担了教导他在艾因达乌尔的学生——其中包括摩西·达扬——成为此类行动专家的任务。

毫无疑问，温盖特除了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帝国主义军官外，还对阿拉伯人怀有无限的种族仇恨。从认识他的人写的传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喜欢杀害或折磨阿拉伯农民，或以任何方式羞辱他们[16]。

英国通过温盖特这样的帝国主义者，以及通过埃米尔阿卜杜拉这样的反动领导人，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军事和经济层面上成为维护其利益的滩头阵地。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有关各方深信，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并没有足够的革命性，使其无法对抗这些紧密团结的敌人。

前全球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和他的妻子薇拉，摄于伦敦的圣詹姆斯宫外。关于在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成立以色列国的讨论就是在这里进行的。[盖蒂图片社]

前全球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和他的妻子薇拉，摄于伦敦的圣詹姆斯宫外。关于在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成立以色列国的讨论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图源：盖蒂图片社）

在所有这一切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由于我们提到的主观因素以及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发起的暴力攻击而陷入瘫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陷入困境。一些历史学家声称，阿拉伯人“停止”反抗是为了让英国发动反对纳粹主义的世界大战，这种说法是天真的，不仅被事实所驳斥，也被哈吉·阿明·侯赛尼在整个战争期间在纳粹德国避难的事实所驳斥。

这一图景从整体上反映了1936-1939年的政治和社会图景。正是这种情况以及其中的辩证关系，解释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整个战争期间停滞不前的原因。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发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被驯服得差不多了：由于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由于其领导层和政党未能组织和动员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也由于阿拉伯邻国左派的软弱和混乱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不稳定，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头已经被打破和分散，其基础已经被削弱，其社会结构已经被破坏和瓦解。

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发现，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所造成的心理和政治气氛之后，国际环境对它来说实际上是极为有利的，而各个阿拉伯邻国的政权则是处于历史困境中的资产阶级政权，没有任何实权。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中也没有任何左派运动来施加相反的压力——实际上，整个社会都致力于通过入侵来实现定居。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巴勒斯坦左派开始失去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动性，这是共产国际政策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党的阿拉伯化失败的结果。此外，共产主义左派越来越多地受到战败的阿拉伯领导层的镇压（例如，1947年9月12日，穆夫提的手下在海法暗杀了工会领袖萨米·塔哈；在此之前，工会成员米歇尔·米特里在雅法被暗杀，他在1936年起义爆发前在动员阿拉伯工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切使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经过多年的联盟之后，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加强了与英国殖民主义在巴勒斯坦的冲突。因此，1947年的形势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摘取1936年起义失败的果实。完成巴勒斯坦失败的第二章——从1947年底到1948年年中——所用的时间短得惊人，因为这只是从1936年4月持续到1939年9月的漫长而血腥的一章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