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发动“兵谏”，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蒋被扣押软禁，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事件发生后，当时未在蒋身边的宋美龄作出了怎样的反应？又起到了什么重要作用？档案为我们还原了当时情况……

事变发生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蒋介石在洛阳“国寿台”上发表了《报国与思亲》的演讲。随后蒋、宋分别，宋美龄去了南京，蒋介石先由洛阳飞太原见阎锡山，再飞济南见韩复榘，然后再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拒绝了张学良的抗日请求，调兵遣将准备围攻陕北红军，要一举歼灭红军。

12月4日。蒋介石飞抵陕西省西安市，要挟张学良、杨虎城：如不加紧“剿共”，即将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学良、杨虎城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拒绝。因“诤谏”蒋介石失败，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的卫队交火。蒋介石闻枪声，仓皇翻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并被软禁于西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左二)、宋美龄(左三)、张学良(左五)、杨虎城(左六)等合影

蒋被劫持后，西安城电报不通。当天晚上八时左右，孔祥熙接到何应钦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得知西安城门严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阒焉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嘱余就近通知蒋夫人”。孔祥熙考虑到宋美龄身体微恙，“倘无重大非常之事，不便深夜造次”。紧接着，孔祥熙收到南京国民政府转来的张学良关于八项主张之电文，当即通知了宋美龄，准备一同赶往南京。

张学良给孔祥熙的信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孔祥熙回复张学良称：“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唤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孔祥熙希望张学良理解蒋介石收复失地之心愿及其不得已之苦衷，希望张学良谨慎处理西安事变之局势。

张学良（左）与杨虎城合影

宋美龄之应对

当晚，宋美龄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杨劫持之时，正在上海寓所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事宜。蒋介石被劫持的消息对她来说“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她描述当时的感受说“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宋美龄随同孔祥熙连夜乘火车赶往南京，于第二天一早七时抵达南京。下车后，往孔祥熙官邸稍作休息。

宋美龄

在南京，宋美龄发现“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当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各机关首领纷纷向宋美龄询问应对局面之意见，“群集我室者，宾朋如云，或进同情之辞，或索时局真相，更有作消息之报告者，扰攘终朝。”西安城内电报、交通完全断绝，蒋介石音信全无，而流言经世界各大报刊已传播开来，甚至有外媒传出蒋介石在西安已经遇害的消息。

面对张、杨扣押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两个派别。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武力讨伐派，主张“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与南京城内的主战派不同，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人极力主和，宋美龄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蒋介石也曾揣测，“盖西安诸人之唯一希望，即为余妻在京能设法缓和中央军之攻陕也。”宋美龄时刻关注事态的解决，并极力缓解国民党各方之紧张关系，“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在这过程中，宋美龄表现得比较冷静。

《申报》刊登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特别新闻

面对这样的局面，为稳定南京的局势，宋美龄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宋美龄还驱车直奔中央军校，要军校教育长张治中设法阻止何应钦蛮干，并不惜代价，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为稳定南京的局势，宋美龄同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内的强硬派展开舌战论辩。

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内强硬派主张武力讨伐西安的做法，宋美龄驳斥说：“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宋美龄表示，“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委员长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宋美龄大声疾呼：“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何应钦讥讽宋美龄“彼一夫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宋美龄回答道：“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余则必首先劝其牺牲。”她还表明，“愿诸公深信我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夫人。”“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

国防部长何应钦

宋美龄并尽力说服高层集团，吁请寻找和解途径。宋美龄向这些人解释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她说：

“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唤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

“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凡余对此大局之观察，以及余所贡献解决之方策，事后必能证实其不谬，深信诸公虽与我观感两歧，而态度之诚挚则同；余今自信所取态度之不误，必将竭全力以求我主张之实现，谩骂不足以慑服叛徒，更不足以解决现局，幸诸公深思之。”

为竭力告诫黄埔诸生，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宋美龄还亲自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向他们说明“委员长统一全国军队之功绩，固为国人所乐道，然其手创之新生活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唯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且应恪遵其信条为终生之圭臬。余深信西安叛变者，目睹其妄动所引起之全国反响，必能憬然悔悟，痛恨前非。”她还特别告诫黄埔诸生须保持冷静，“在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遂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

获知事变当晚十一点半，国民政府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发布“张学良应先裭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的命令。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已决定将张学良明令免职，并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同时何应钦正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准备讨伐西安。

而宋美龄分析，“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

蒋介石夫妇(右)与张学良夫妇(左)的合影

宋美龄认为在西安的局势未明了，蒋介石生死不明的情况下，断然决定处罚张学良，于事变的解决毫无益处。

端纳赴陕

在稳定南京城内的秩序后，宋美龄开始主动与西安城内取得联系。12日当天，张学良致电宋美龄，说明其扣押蒋之主张，原电称：

“蒋夫人赐鉴：学良对国事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戴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含泪剿共者，原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帽[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元以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文。”

张学良

这封电报，张学良慨陈其发动西安事变的苦衷，其中对蒋介石既有激烈的批评，也有某种回旋，比如“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

电报特别表示，张学良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并欢迎宋美龄赴陕，这对促使宋美龄下决心以和平手段解决事变，有重要作用。

收到张学良的来电后，宋美龄亦能理解张、杨发动事变，必有其诉求。她认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宋美龄能够冷静地思考问题，并能在国民政府各方各派之间折冲，希望缓和军方的情绪，寻求解决之道。

为探明西安城内真相，宋美龄于13日派W.H.端纳前往西安城一探虚实。端纳即威廉•亨利•端纳（William Herry Donald,1875-1946）,英籍澳大利亚人，辛亥革命前到中国，曾经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后任张学良秘书，1933年张学良下野后曾陪同游历欧洲，1934年初随张学良回国后不久便被聘为蒋介石的顾问。

端纳

因为端纳和张学良的交情深厚，又和蒋介石夫妇关系非同一般；1934年端纳陪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后,适逢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宋美龄请端纳帮助她处理信件和报告，后长时间留在南京。端纳“以私人朋友资格”协助蒋介石。端纳与蒋介石、张学良都有较亲密之关系，宋美龄派端纳设法飞往西安，一探虚实。

13日，端纳偕黄仁霖飞洛转陕。出发前，端纳曾先积极与张学良联络，张学良得知端纳欲来陕，甚表欢迎，复电称：“此间态度一贯，君能来此视，甚佳。”14日下午十二时半，端纳由洛阳飞往西安，下午二时抵达西安机场。到西安后，端纳先与张学良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探询张、杨兵变用意和蒋介石的情况，并将宋美龄的复信转交给张学良。宋美龄给张学良的复信称：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奋密。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唯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夙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借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谅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别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弭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蒋宋美龄叩。元。

这封复电，无懈可击，让人赞叹，在最后说到“容当面谢”，颇有谈判专家的风骨。端纳交代张学良不要操之过急，并向其透露了外间对西安事变之反应，让张学良尽全力保证蒋之安全。张学良重申了他的立场和主张，并表示希望通过端纳延请宋子文、孔祥熙等实权人物，特别是宋美龄本人亲赴西安劝说蒋介石。

随后，端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携翻译一人见到了蒋介石。蒋态度镇定，一如平日。端纳告诉蒋事变发生后，中枢的决议和对张、杨之处置办法，以及决定讨伐的决议。

端纳并将宋美龄的亲笔信转交给蒋介石：

夫君爱鉴：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康健。妻美龄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致蒋介石信原件

这封信表达了多层意思，因为宋美龄知道这封信要被张学良和其他人看到，宋美龄首先称赞蒋介石以身许国，平日向来主张抗日，竭力整军备战，必然为全国人民所谅解。言下之意希望张学良能理解蒋介石抗日的主张，同时宋美龄以思夫之情感动阅信人，并暗示要多方“为国珍重”。

宋美龄安慰、关心蒋之处境及事变真相，祈祷蒋早日脱险。最后加上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暗示蒋介石。读到宋美龄的来信，蒋介石非常感动。据他自己称，首见“蒋夫人转电已悉”句，“余泪下如雨，泣不成声”，蒋介石见到“蒋夫人”三字即泣不成声。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致蒋介石信复制件

端纳并告知宋美龄极欲来陕面晤。蒋介石答复称：“切不可来！务请转达余妻，待余死后来收余骨可也。”蒋介石担心宋美龄“悬盼余之消息”，令端纳返回洛阳后，用电话向宋美龄汇报蒋在西安之状况。

15日下午，端纳乘机东返，在洛阳停留一晚，16日晨由洛阳飞回南京。在洛阳时，端纳以长途电话报告南京中央，大意为：自12日以来，张学良屡次往谒，蒋均未与谈。此次端纳前来，张学良随同端纳晋谒蒋介石，恳请蒋介石采纳他的主张。蒋介石告以在目前情况之下，决无考虑余地。端纳并用长途电话致电孔祥熙公馆，向宋美龄汇报抵西安后之情形，其除见张学良外，并由张陪同谒见蒋介石，见蒋精神甚佳，身体亦健，绝无悲观之态度。

端纳并电报美联社称：“蒋委员长与张学良及部下，仅在政策上意见不同。张学良及其部下，实不欲危害蒋委员长。蒋已于昨日与张学良讨论此问题。……苟无意外发生，则时间在数日内可望急转直下。”蒋介石的下落以及“西安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端纳与宋美龄合影

15日，端纳返回南京，带给宋美龄一封张学良的亲笔函，原文为：

京蒋夫人赐鉴，元电敬悉，语重心长，至深感佩，介公在此极为安全，精神饮食如常，良常谒谈，并饬妥加侍奉，万望勿以为念。介公处境艰苦，良所素知，但国家民族已至存亡最后关头，中央态度原对外妥协政策，不足以救危亡，精诚团结，固为必要。但必须中央政策悉合民意，始足以言团结，沉着准备固为胜算，但强敌无厌，危机一发，何容再谈准备，数年来良之拥护介公，竭诚尽智，为夫人之所深知，金石可渝，此心无二。爰以爱国家爱介公，发拉至诚，屡经以立起抗日，泣涕陈词，证证具在，绝非虚语。乃介公之主张，坚执不移，万不得已，始有支日之举，区区之心，为公而非为私，倘介公实行积极抗日，良仍当竭诚拥护，端纳即行遄返，不尽之意，由渠面为详陈，统祈鉴察为祷，张学良翰戍印。

在这封信中，张学良称蒋介石在西安极为安全，如果蒋实行积极抗日，当谒诚拥护。15日，蒋介石令黄仁霖来见，张学良对蒋称：“对黄勿有他言，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则与余等所去之电相符矣。”黄仁霖来见，蒋介石手书致宋美龄函如下：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媿对余妻，亦决不媿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信函写好后，担心张学良扣留此信，让黄仁霖再三朗诵，以便黄回京后口述于宋美龄。事后，张学良将此函连同黄仁霖一同扣留。

宋美龄赴陕

获悉端纳函电后，宋美龄决意立刻赶赴西安，“此后数日，焦虑奔忙，困惫更甚”。12月16日端纳再飞西安，向蒋介石讨取令南京停战的手令。17日晚，张学良派蒋鼎文携蒋介石的信往洛阳，12月18日凌晨，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的手函回到南京。

宋美龄、宋子文、冯玉祥等人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蒋鼎文报告蒋介石在西安情况安好，并亲自交给何应钦蒋介石亲笔函：“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接到蒋介石的手函后，何应钦停止了对西安的轰炸。此时宋美龄方才稍微放心。

西安事变旧址

西安事变后，宋子文受孔祥熙嘱托，留沪稳定金融。14日，宋子文对记者发表讲话声称：“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指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也。”17日上午，宋子文飞抵南京，下机后即赴高楼门孔宅与宋美龄晤谈。宋美龄与宋子文商定，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

19日，宋子文氏以私人身份，偕随员陈康齐、陈凤展自南京飞赴西安，因过洛阳时遇雪降落。20日上午八时由洛阳乘机西飞，十时抵达西安城外，张学良等均前往迎接，并陪同宋子文乘汽车入城晋谒蒋介石。蒋介石见到宋子文，殊为意外，蒋与宋子文“握手劳问，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宋子文带去宋美龄的一封信函：“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读之，不禁泫然泪下。蒋介石让宋子文带回给宋美龄的遗嘱，接着互询彼此近状。

宋子文

宋子文单独与蒋介石作了交谈，并从周恩来那里了解到中共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12月21日，宋子文带着满意的心情，拟拜别蒋介石，提前回南。蒋介石托宋子文“切嘱余妻，无论如何余不欲其来此地”。21日中午十二时半，宋子文由西安偕随员乘机启程东返，于下午四时半抵南京。

下飞机后，宋子文乘汽车驰赴孔邸，会晤孔祥熙暨宋美龄，有所叙谈，并向中央当局报告，端纳、宋子文各述闻见。

宋子文回京后，准备迎宋美龄赴陕。21日午后，宋美龄亲自前往邵元冲灵堂吊唁。22日上午十一时，在端纳、宋子文的陪同下，宋美龄从南京乘容克斯飞机径飞西安，何应钦、陈布雷，秦汾、孔夫人及银行界三十余人往机场送行。宋美龄飞机过洛阳时降落加油，于下午三时续飞赴陕，五时半到达西安。

宋美龄回忆其赴西安前的心态称：“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深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宋美龄亲自前往西安折冲斡旋，在登机前“已熟闻各方危险之警告，即余本身，亦详悉西安城中军队之性质”。但启行时，宋美龄“神志清明，镇定坚决，绝无怯意”。

到了西安，宋美龄见到了张学良，对张学良“仍以常态与之寒暄”，见杨虎城时“坦然与握手，似偶然过访之常客”。到了张宅后，张学良问宋美龄“是否欲立见委员长”，而宋美龄淡定从容，先喝了杯茶。

宋美龄到西安调解事变

宋美龄的到来，令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宋美龄回忆说：“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宋美龄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

蒋介石回忆说：“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寝。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盖旬日以来，对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后乃更须顾虑余妻之安危。余妻智勇慈爱，平时已信其必能为党国效忠；且与余同心互勉，誓为总理之主义奋斗到底，期其有成，何忍任其牺牲于危城中乎？”

蒋介石日记里记载：“而贤妻忽于下午四时余飞到西安营救，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惊讶。余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也。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为之忧。以今后所作，乃须顾虑妻之安危，而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

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甚至认为宋美龄的到来，受到神的启谕，“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子妇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蒋介石称“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甚深者不可能也”。

宋美龄见到蒋介石，告知外间种种情形，并劝蒋“应先设法脱离此间，再言其他”。此时，蒋介石的态度仍然非常强硬，他对宋美龄说：“妻来此，须知为公而非为私，为国家而非为夫君，决不可允其有签字违法之事，如签一字，则余即违法，更无离此希望；即使离此，则余虽生犹死也。”宋美龄回复说：“余决不使夫君签字或违法事，夫可安心。但余来，夫有共患难、同生死之人，君亦可以自慰也。”

12月23日，周恩来会见宋子文后，约定次日十时会见宋美龄。25日十时，周恩来来见蒋介石，周恩来提出希望蒋介石能当面答应 “以后不剿共”，宋美龄与宋子文要求蒋介石“强允之，否则甚难也”。在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折冲斡旋之下，西安事变危机化解。

西安事变期间的周恩来

宋美龄感叹说：“吾夫不如总理之得人。昔总理蒙难时，尚有学生如吾夫者为之赴难。今吾夫遭难，无有学生前来侍护者。”蒋介石回答说：“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共患难尤难得乎！”经各方折冲，西安事变危机最终化解。

25日清晨，西安方面决定先送宋美龄与端纳出城，然后让蒋介石化装秘密出城，设法起飞。宋美龄往访张学良，表示：“如委座不离此，则余亦必不离此。余决与委座同生死，共起居也。”张学良乃允设法同飞。

下午三点，蒋介石偕宋美龄、宋子文分别乘从波音机一架、军用机四架，由西安起飞赴洛阳。五时三刻，降落在洛阳机场，蒋介石衣黑呢大氅，“笑容可掬，精神极健旺，下机后，频与欢迎人员颔首”，后偕宋子文等同车赴军校官邸休息。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蒋夫人之政治角色

西安事变影响深远，事隔二十多年后，孔祥熙对西安事变有如下评价：“西安事变为民国史上一大事件，以统帅被劫持之结果，使中枢安内攘外之政策迫得中变，抗战提前发生，中共亦因以坐大。”“其关系之巨，不仅当时蒋公本身之安危，即其后整个远东局面，亦皆受其影响。”

在事变过程当中，宋美龄沉着冷静，既与南京城内的主战派进行折冲，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真相，后亲赴西安，促使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使宋美龄成为名副其实的“蒋夫人”。事变发生后，宋美龄能够理智、冷静的思考，从大局出发，寻求解决之途。宋美龄在危难面前，从全局出发，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果敢和坚强，足以显示其气度和智慧。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曾回忆称赞“余妻智勇慈爱，平时已信其必然为党国效忠；且与余同心互勉，誓为总理之主义奋斗到底”。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反思（一）

宋美龄事后回忆称：“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此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宋美龄称其“于事变发动之初，即决心与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将领作正义之周旋，任何牺牲，任何代价，皆所不顾问”。

西安事变之后，宋美龄曾追忆说，“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反思（二）

燕京大学美籍校长司徒雷登读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及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后，由感而发，称“蒋夫人于记忆未褪之前，述其变中躬亲之经历，字里行间随在流露其贞娴之妇德，表现其以女性独具之异禀，透彻把握问题之真谛，而实行之以勇武与英断，凡其溯述，皆以客观冷静之笔解描绘，当时简单之事实，故其感人尤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