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茀: 苏联人为何“不珍惜”他们那个强大的国家？

摘要

人民其实用个人福祉做砝码，来衡量国家——从国家是否给予人民广阔发展空间的角度，对国家进行整体评价，并决定对国家的态度。

作者: 黄立茀

本文由“钝角网”选编自:《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1913年，农民占社会人口66.7%，80%的人口是不识字的文盲，工人阶级比地主、资产阶级、商人和富农还少。苏联在70年间使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7年，农民降到占人口12%；苏联不仅摘掉文盲国家的帽子，而且70%以上的居民达到高等和中等教育水平，居民每万人中拥有大学生数量已跻身于世界四强。苏联因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与美国争霸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连苏联的对手丘吉尔，都不得不承认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总之，在苏维埃的年代里，国家给了人民知识，还有国家的强大与荣耀……但是，1991年，在需要人们起来捍卫苏联的最后关头，虽然多数人在全民公决时表态保留苏联，却没有付诸任何实际行动。这是为什么？莫非是苏联人“忘恩负义”吗？

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让我们循着革命导师的这个论断，走进苏联利益分配的视野，尝试着寻找苏联人“不珍惜”苏联的答案。

实现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努力

苏联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尖锐、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站在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公平”理念——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还提出了体现这种理念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阶级、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需要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基础。列宁以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却在苏联与发达国家生产力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按照“俄国化”的共产主义理论建设“无阶级社会”。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实施了4次经济战略飞跃，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第一次，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1917年—1920年代末，通过大企业国有化、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私有农民阶级。第二次，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在20年代至40年代初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实现了工业化，使占俄国35%以上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进入国有企业，成为工人与职员。第三次，“赶超美国”。在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赫鲁晓夫头脑发热，提出了“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大幅度增加对工业投资，工人继续增加；同时为了在农业中增加国有制比例，将大批集体农庄转为国营农场，大批集体农民实现了向国有农场、城市工人、职员和学生队伍的社会转移。第四次，经济向集约化转型。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苏联经济从粗放型向提高质量的集约化转型。为此，在60年代中至80年代中大量培养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取代工人群体，成为苏联社会中增长最迅速的阶层，拉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动：80年代中期，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职员上升至占人口88.5%，在集体所有制工作的集体农庄农民只占人口11.5%。苏联社会结构趋向单一化，苏联仿佛离无阶级的社会越来越近。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蓝图，苏联还不懈地进行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劳动差别的努力：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五次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国营农场职工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工资，使工农之间、体脑劳动之间、高低收入之间收入的差距缩小。

1940年，苏联工业工程技术人员平均工资是工人的2.15倍，1985年降为1.10倍。1970年，国营农场职工相当于工业职工月平均工资近83%，1985年提高到91%。集体农庄农民按家庭成员实际收入与工人、职员逐步接近，1960年是70%，1986年提高到92%。职工月平均10%最高工资与10%最低工资差距逐步缩小：1956年是8倍，而1979年降低到4倍。

总之，苏联经过70年建设无阶级社会的努力，社会结构日趋同质化；经过消灭三大差别的努力，三大差别逐步缩小。1977年苏联宪法骄傲地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

升迁路上的“不公平”与积怨

苏联追求和实现的“公平”出现了悖论。它在追求劳动者内部各阶层收入数量“公平”的同时，制造了另一种“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是怎样产生的？让我们看看国家怎样调控社会流动，分配社会资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为了由国家集中调动劳动资源支持工业化，建立了中央集中的劳动资源分配体制——由国家劳动机关一统天下，而没有非国有单位或社会机构调控社会的流动。

在这种体制下，无论招工、招生、大学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分配，还是提级、提职、提职称等各种方式的社会流动，均由国家机关规定指令性计划、指标与程序，并且实施全程由国家机关进行监督——苏联只开辟了一条行政命令式的社会流动和上升渠道。

单一行政命令式社会流动渠道，保持了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和分配，为苏联工业化和经济战略实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社会流动的单一和统一，引发了诸多矛盾：社会流动的启动和出发点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人们的愿望、兴趣只能纳入国家战略的框架和指标内才能实现，产生了社会流动单一驱动力与人们多样化的愿望、兴趣和抱负的矛盾；国家统一规定晋升指标，产生了有限的晋升数量与迅速增长的晋升需求的矛盾；由国家统一规定工资标准，加之趋向均等的工资政策，产生了平均的工资数额与才能出众者期望得到更多社会资源的矛盾，以及平均的工资数额与具有远大抱负和超常能力的社会精英向往超常支配社会资源的矛盾……二三十年代，苏维埃政权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中，人们能够理解和支持压抑个人愿望，行政命令式集中调配社会资源建设和巩固国家。但是二战以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强大，国家已经有条件给予个人职业发展的空间，但是苏联未适时改革，国家仍然以行政分配规制人们多样化的愿望、能力和抱负，这对于千差万别的人而言是不公平的；何况，苏联国家实际上是由少数执掌权力的领导干部来代表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六七十年代以后部分领导干部形成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由他们集中分配社会资源，对于人民而言，更是一种不公平。

苏联社会流动渠道的单一，使社会流动渠道狭窄；此外，由于国家严格控制晋升指标，使社会上升迁道路特别拥挤、漫长。人们需要长久地排队，等待晋升，发展的愿望受到压抑，滋生了不满情绪。由于国家将高级技工控制在全体工人1%—4%，青年工人进工厂后提级要等5—10年；80年代，工人对自己生活不满意占1/2以上。1960—1980年，知识分子增加2.87倍以上，而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一直停滞在千分之一；拥有副博士学位的比例基本上保持在1.1%—1.4%。在苏联，拥有博士学位才有资格当教授，拥有副博士学位才有资格当副教授。高级职称指标奇缺，获得高级学位和高级职务的长久等待，使青年科学工作者对工作丧失兴趣，感觉是“囚禁”在工作岗位上。如果科学工作者的工资在社会上处于高水平，或许由于物质上的相对满足和在社会上有比较优越感，而缓解对学位学衔制度的不满。但是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科学部门和国民教育与文化部门的平均工资在各个经济部门的排序陡降：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到1982年，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的工资从在12个经济部门排序中列第一位，降到第11位，列倒数第二位；国民教育与文化部门的工资从排第6位降到第9位。由于知识分子晋升慢，加之工资额不高，80年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很不满意、不完全满意、不满意占2/3以上。

苏联建立了苏共组织部门集中选拔领导干部的体制——苏联管理资源的流动渠道也是单一化。由于苏共组织部门严格控制干部指标，升至领导干部的数量更少：1980—1985年，领导干部在苏联全体就业者的比例保持在千分之七；高级干部在万分之八以下；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后形成实际上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使青年干部升迁更加困难：1957—1970年，在党、共青团、工会等机关每1000名领导干部中，大于55岁者增加了46%，小于29岁减少了37%；30—40岁减少了近30%。

在苏联，由于社会上升渠道只有一条，而且上升比率低，导致升到社会上层的人年龄老化：知识分子在50岁以后才可能得到博士学位，领导干部大多在60—70岁以后才有机会升至高位。换言之，占社会多数的精力充沛的中青年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处于该领域的低级或中级岗位上，享受低的或一般的工资和生活待遇。相当数量的劳动者生活待遇不能适时提高，对劳动报酬制度逐渐不满。在一些地方，部分工人的不满引发了罢工。据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 · 麦德维杰夫披露，从60年代后半期以后，苏联每年都有罢工事件发生。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几乎每年都要向苏共中央上报这类报告，但是这些自发性的罢工没有引起政治局的严重不安”。“地方上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以消除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因此，“70年代下半期，工业工人对劳动报酬数量的不满在增长。”结果引发了新的“罢工”。知识分子，特别是部分年轻知识分子则因对工资低、晋升难不满，演化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认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估计，多数大学生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看成和党是对立的；1/3以上的大学生从思想观念上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俄罗斯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知识分子在自己基本的群众中作了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准备。这里，知识分子对社会地位降低不满无疑是如此行动的客观的原因”。

苏联70年间生产力不断提高，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以人均国民收入为例，1987年俄罗斯相当于英国该项指标47.4%，日本46.7%，法国44.8%，奥地利44.5%，德国41.5%，美国39.8%。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竭力争取军费绝对数额与美国相当。从1967年至1984年，在美国和多数西方国家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比重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下，俄罗斯却不断加大该项指标——从12.1%增加到12.6%，结果，俄罗斯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和美国：达到美国1.4—1.9倍，英国2.3倍，法国2.5倍以上，德国3倍左右，奥地利10倍左右，日本12倍以上。1967—1984年，美国人均军费开支从1049美元下降到968美元；同期，俄罗斯人均军费开支从616美元增加到914美元。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在人均国民收入不抵美国一半的情况下，俄罗斯人均军费开支1975年比美国多90美元，1980年多出128美元。

总之，在高度集中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下，老百姓难以迅速升迁，影响了生活待遇及时改善；而国家却超常地增加军费开支，使老百姓承受的军费负担越来越沉重。

中国学者指出，“在苏共执政70多年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苏共……逐渐失去民心”。

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

1991年底，苏联剧变。所谓苏联剧变，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在社会层面，是从国家一个主体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体制，变为允许国家、集体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等多个主体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体制。这种体制变化的实质，是从过去只有国家一把刀叉来分社会资源的蛋糕，由国家决定人们得多少，变为多个政治、经济、社会主体都有权拿起分蛋糕的刀叉，自己参与意见，决定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多少份额。

这种体制变化，是否是苏联老百姓的选择？

让我们看看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在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资源主流之下的潜流。苏联专家的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家统一招工、劳动安置的渠道之外，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无法控制的工人流动越来越大；80年代中期，在国家统一分配毕业生的体制下，不服从分配，自谋职业的大学毕业生达到每年毕业生的一半；部分人由于对自己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的份额不满，自发从事倒买倒卖等影子经济——80年代中期，已有1800万人从事各种形式的影子经济。研究影子经济的俄罗斯专家认为，影子经济除了具有经济职能以外，还有社会职能，“为那些在官方机构中无法施展才能的人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空间”。这些社会潜流，不仅表达了对高度集权社会分配体制的不满，表达了人们希望自己参与分蛋糕和多得蛋糕的愿望，而且实际上在官方分配渠道之外，开辟出非正式、自发分配社会资源的渠道。一言以蔽之，苏联社会资源分配权力从集中转向分散，是老百姓的希望和选择。

苏联解体以后有一个民意调查，也颇能说明老百姓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愿望。2003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全俄进行了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让受询者对俄罗斯5个时代进行评价，这5个时代是：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叶利钦时代；普京时代。问卷提出19项指标，分别对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进行评价。19项指标包括正面的指标，用来对国家经济、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等各个领域发展的成就进行评价；同时对国家给予个人政治自由度、致富可能以及职业发展和升迁的可能性进行评价。19项指标中还有一部分是负面指标，对每一时代国家发展中是否存在消极现象和问题（如官僚主义、贪污贿赂、族际冲突等）进行评价。

调查结果，对叶利钦时代评价最低：在所有正面指标中几乎得分最少，负面指标中得分最多；对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评价一般，在正面和负面指标中均得分平平。对苏联两个时期均高度评价：斯大林时期关于国家发展的正面指标中有4项得分最高：有纪律和秩序；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上威望高；人民热爱祖国；勃列日涅夫时期有4项正面指标得分最高：教育有成就；有社会保障；科学与技术有成就；工业强大。对普京时期评价，有3项与个人有关的正面指标得分最高：个人可能致富；有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有公民和政治自由。

在负面指标评价中，斯大林时代得到一项最高：恐怖；同时有两项关乎个人的正面指标得分最低：1%的人认为斯大林时代有致富的可能；2.4%的人认为斯大林时代有公民和政治自由；有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性接近最低——3.8%（最低为2.2%，是1917年以前的时代）；普京时代有3项负面指标得分最高：55.7%认为国家有贪污贿赂，55.8%认为有犯罪和团匪活动；49.5%认为不相信自己的未来。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结果是：选择愿意生活在普京时代的人最多，为44.8%；其次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为35.8%；第三是斯大林时代，为3.6%；由于对叶利钦时代评价最差，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的人最少，只有1%。

这个民意调查说明，今日俄罗斯人高度评价苏联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因为受询者对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国家发展的高度认同，对1917年前国家的发展评价一般，而且因为，受询者普遍认为1917年以前的政府已经将个人发展带入死胡同——只有最少（2.2%）的受询者认为，这个时代能给予个人职业发展和升迁的可能。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调查中，俄罗斯人在对苏联国家发展高度评价的同时，对国家给予个人发展空间的3项指标评价不高，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是否定的。也许正因如此，多数受询者选择愿意生活的时代，不是国家有秩序、在世界上威望高、经济发展快，而个人发展空间受限制（3项指标平均2.4%）的斯大林时代；也不是尽管国家成就斐然，而个人发展空间平平（3项指标平均18.2%）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出人意料，受询者普遍认为国家发展存在着严重消极现象，但是个人发展空间得到认可（3项指标平均52.8%以上）的普京时代。其实，对个人致富、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以及对公民和政治自由的评价，正是对社会资源分配体制和个人在分配中得到份额的评价。多数受询者对苏联时期这3项指标的不认可，反映了对苏联时期中央高度集中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以及个人分得均等份额的不认可。正是对此的不认可，影响到对苏联整体的态度——多一半的受询者尽管高度评价苏联国家取得的成就，却未选择愿意生活在苏联时代。这或许就是许多苏联人“抛弃”苏联的原因吧。

这个调查还说明，人民由于对普京时期个人发展空间的认可，爱屋及乌，认可了国家发展存在严重问题的普京时代。这反映出，人民其实用个人福祉做砝码，来衡量国家——从国家是否给予人民广阔发展空间的角度，对国家进行整体评价，并决定对国家的态度。换言之，人民不仅要“国强”，还要“民主”、“民富”。在和平与政权巩固时期，人们尤其认为这三者同等重要。苏联的问题正在于，国家一直用中央高度集权的一把刀，依赖于行政命令在劳动者内部均等地分蛋糕，致使人民与它产生了隔膜、疏离甚至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