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考论

作者: 程毅   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

1941年1月4日傍晚，驻扎于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在经历多次反复后，终于决定走南线，将皖南部队转移出去，却正好“撞进”国民党刚布置完成的包围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转移失利，损失惨重。学界长期关注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大量著述对转移时机和路线选择进行了探讨。

针对前者，较多著述聚焦于延期责任。部分学者认为，皖南新四军在事变中损失惨重，主因是项英未能贯彻中共中央的北移方针，拖延甚或拒绝北移，错过最佳时机，最终选择了南下茂林的绝路；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除项英措置失当外，亦有中共中央误判时局的原因，主要是1940年10月国民党“皓电”发布后，中共中央在国内外因素影响下乐观评估时局，对于皖南部队转移采取“拖”策，未能把握住转移时机，同时低估了曹甸战役的影响，在北移部队给养问题上对国民党存在幻想。这些研究均有助于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但责任归属式的分析往往使研究者难脱以结局为导向来观察历史之嫌。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开始突破这种论述模式，提出应将皖南危局放置于整个新四军乃至抗战全局中，以“整体与局部”的视角来分析问题。此点予笔者以重要启发，但检视其具体论述，似仍存在一定缺陷，例如仅见此时段国共间对抗性面相，将皖南新四军简单视作中共对抗国民党的筹码，对影响转移的皖东局势缺乏观照，将项英主张简化为株守皖南等。

关于后者，即使在“南线由谁决定”的论争告一段落后，对于“走南线是否合理”，学界仍有争议。部分著述基于国民党蓄意消灭新四军的前提，认为新四军无论走哪条路线，事变均无可避免，故走南线并非根本问题；另有学者在突出北线优势的基础上，认为走南线是绝路；还有学者认为，走南线是东线、北线均无把握的被迫之举。但是，前述成果似均乏对具体情境的论析。

笔者以为，既有研究大致存在三个问题：其一，虽已注意到苏北局势与皖南新四军的联动效应，却未注意到无为及与其相关的皖东局势，而后者深刻影响着项英等人的路线选择。其二，涉及中共内部对皖南新四军转移的因应时，或以路线斗争思维来论析新四军内部互动，或仅聚焦于中共中央与新四军军部的双线互动，以厘清各自责任，这些做法均忽略了其间的多方层级互动，即新四军内部各方之间及其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互动。其三，论及国共关系时，多忽略此时双方对抗下谋求缓和的尝试，而这一点与皖南新四军转移与否及其时机甚有关联。此外，较多著述对史料本身缺乏考辨。凡此均使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有再研究之必要。笔者拟在借鉴“整体与局部”视角的基础上，以上述三点为突破口，重新考析这一问题，进一步揭示此段历史的复杂性。

一、转移缘起与各方不同考量

（一）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的缘起

抗战初期，新四军被赋予充当“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产婆”的战略任务，由其皖南和苏南两部负责贯彻。皖南系中共与国民党反复谈判而获得的战略支点，多山地形，较苏南更具回旋空间，符合中共发展山地游击战的条件。新四军分布此间的力量为其军部及第3支队，后者在铜陵、繁昌等地驻防，从北部拱卫军部，并策应国民党军对日伪作战。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皖南新四军曾被中共中央寄予厚望。向北可壮大江北新四军，发展华中；向东可与苏南陈毅部打成一片，维持中共在南方的有力存在；当日伪军大举南侵浙赣时，亦可伺机向南发展。
环顾周边，皖南新四军所处的战略环境异常复杂。其军部的西（青阳—太平段）、南（宁国—绩溪段）两面邻近川军驻地，东侧（泾县—南陵—宣城段）由东北军第108师驻防，而日伪军又长期占据芜湖地区（第3支队的东北方向），伺机对繁昌、泾县等地发动“扫荡”。最初，因统战政策推行尚好，新四军与各股国民党军势力间维持着较和谐的关系。但当皖南国共间维持着“弱平衡”局面时，江北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

原来，中共中央最初拟由八路军进军河南以逐渐发展华中，但限于对国民党的统战关系及河南的相持战局，八路军暂难南下。1939年3月底，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获允设立，给中共打开了发展华中的新思路。中共中央试图利用该部将发展华中的重点转向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地区；起初力主经略皖东，其后在刘少奇推动下，发展重心转向苏北。如此一来，江北新四军由之前自行发展的状态转而成为中共发展华中的主角。适值此时，受共产国际指示及国内环境影响，中共中央逐渐认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故充分壮大自身力量以应付可能即至的来自国民党和日伪军的联合进攻，就显得迫在眉睫。在此理念导引下，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力度日益增强。起初中共在江北的渐进式发展就已经触动国民党桂系的神经，并促使蒋介石电令叶挺将江北新四军南调；刘少奇抵达皖东后，推动部队强力东进，彭雪枫、张爱萍等部亦分别在皖北、皖东北打开局面，凡此均使国民党方面认为，中共将夺取整个皖东，继而占取大别山脉，这显然是桂系难以接受的。因此，在以政治方式迫使江北新四军南调无果后，桂系转而采取武力迫其就范，双方冲突因此渐趋升级。1940年3月初，皖东发生反共磨擦。

面对新四军在江北的强势发展，国民党除就地制造武装磨擦迫其南调外，对皖南新四军也进行了防堵限制。1940年春，顾祝同派国民党中央军第52师进驻泾县、南陵一线，“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其实，第52师的主要目标是牵制皖南新四军北渡皖东和苏南新四军向南陵转移，以孤立中共皖南部队。皖南国共间相对和谐的关系逐渐被磨擦所代替。

皖东磨擦发生后，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八路军南下以解危局。这虽然为中共以增援新四军为名，实际上使八路军进入华中创造了政治理由；但八路军南下可能引发国民党反共行动急剧升温，皖南新四军的生存境况将进一步恶化，转移势在必行。然而，如何转移、何时转移的问题不仅牵涉国共博弈，更有中共内部的复杂互动。

（二）中共内部的不同考量

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早在皖东磨擦前，就已成为中共内部考虑的重要事宜，中共中央的态度更是值得关注。长期以来，中共中央对此问题的考虑，主要基于发展与巩固华中大局的需要，同时也不愿放弃皖南这一局部；而其前提则是对国内时局的研判，主要是国民党会不会投降反共。

1939年12月27日，出于对国民党可能投降的忧虑，中共中央认为，皖南新四军有遭遇国民党军和日伪军联合进攻的危险，而江北新四军又缺乏发展华中的足够兵力，故倾向于从皖南等地抽兵向北发展华中，皖南则采取“游击坚持”的方式，“如遇武装冲突，有利时则反击之，不利时则应转移被攻击之部队至有利地区”。虽然中共中央在其后致项英的电文中提到，要同时准备两条退路，“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但要求皖南新四军伺机向北发展的倾向性已经颇为明显。

1940年2月10日，鉴于国民党投降似已不太可能，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国民党就军队防区等问题的谈判渐入僵局，加上华中局面得到有力展开，中共中央决定以发展实力、造成事实来增强谈判筹码，提出“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主张皖南方面就地发展、暂不转移。但不久后，皖东磨擦再度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因应。由于项英多次表示不可能北渡，毛泽东、王稼祥建议皖南新四军“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后又询问“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由此足见，中共中央对皖南问题的因应，始终立足于对国内时局的研判和发展华中的大局。

中共中央在维护大局的同时，亦试图兼顾皖南这一局部。因此，当皖南部队准备东移苏南时，中共中央仍指出：“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仅是基于全局的考虑，中共中央对皖南的方针才看似摇摆于游击坚持与充分固守之间。游击坚持以使主力转移出去，并试图保持此一战略支点；充分固守基于局势相对乐观，要求新四军就地伺机发展，可为其后划界谈判提供筹码。缘于此故，迄至194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才艰难作出放弃皖南的决定。

面对中共中央上述态度，新四军方面又作何种考量呢？实际上，新四军内部存在多元格局。1940年1月前，新四军主要隶属于军部，由项英负责；其后江北新四军划归刘少奇领导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旗下；4月下旬，苏南陈毅部与中共中央接通无线电联系，此后该部名义上仍隶属军部，实已独立发展，可就相关事宜直接向中共中央请示。因此，转移问题，除了中共中央指示外，还牵涉新四军内部各方互动。

中原局因中共发展华中而成立，故刘少奇认为，皖南新四军应适时集中江北，服从该项战略展开的需要。1940年1月初，他建议将皖东新四军主力移至皖东北以伺机攻略苏北，皖东的空缺则由皖南等地抽兵填补，但项英等人并未同意。其后在皖南部队面临危局时，刘少奇多次主张将其适时移往江北，尤其是黄桥战后，皖南新四军有被国民党军包围的可能，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认为皖南部队应赶在北渡道路被切断前尽速北移，“速下决心放弃皖南阵地，或以游击坚持皖南，而集中力量巩固华中已得阵地，否则华中、华南均不能巩固”。

项英虽然认识到发展华中的重要性，但将此重任寄望于中原局及其他力量，而自己倾向于固守皖南，在将来形势许可时实行南进战略，并认为“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故在转移方向上倾向于皖东南或苏南，以保持南方支点。当东移方案暂难实施时，项英也会考虑将军部甚或主力部队移往江北，并非始终抱持株守皖南的主张；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养成的过分谨慎的心理，使其缺乏果断力。同时如论者所言：“在中央尚无定见的问题上，中央才会容许皖南的独立探索，而中央有定见的原则性问题，即使项英有不同意见，中央也断不可能容许。”还原项英对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的考虑时，应观照此一前提。

1940年6月前，陈毅与项英持相似的战略方针，即发展华中的关键是八路军南下，江南部队只能给予力所能及的有限支持，其主力应用于坚持与发展江南。相异的是，陈毅认为苏南较皖南更具发展潜力，“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之后陈毅部主力移师苏北，其关注点转向华中，并与刘少奇的主张逐渐接近。

因中共内部各方考虑基点各异，其间交织着复杂互动，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出现了多重反复。

二、东移方案两度搁置

（一）围绕江北部队南调的交涉与“合法”东移苏南的尝试

就在中共内部思考皖南新四军应如何转移时，1940年3月25日，蒋介石电令叶挺：新四军“江北部队全数移至江南服行作战任务”。此时，江北新四军主要有两支，一是中原局旗下的第4、第5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二是苏北境内的叶飞、张道庸（陶勇）、管文蔚等部（隶属于陈毅主持的江南指挥部）。因中共对新四军事宜暂持地方性应付的原则，新四军军部有权代表全军与国民党交涉。故与国民党交涉江北部队南调事宜时，自难避免军部、中原局和江南指挥部三方间的互动。

针对南调事宜，项英等军部领导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逐渐将其与皖南部队处境问题合并考虑。最初，项英秉持中共中央“应一概置之不理”的指示而顶住压力，但随着国民党军对江南压迫趋紧，军部亦有所动摇。4月10日，军部内部达成共识，以江南部队不北移、叶飞部南调为让步，实现江北主体部队不南调的目的。14日，项英甚至向中共中央提出将江北部队全部南调；16日，又改称调叶飞、张道庸两团“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随着上饶谈判的进行，国民党第三战区方面提出，“江北部队必须南调，如交通困难，可逐渐以小部不断南调，不限时日”，皖南新四军应向苏南集中；项英让袁国平仅答允“叶部南调”，表示“四、五支尚须说服”，可让步接受第4支队南调及军部移往苏南，但“要求开拔费二十万元”，“扩大地区目前（仅就放弃皖南条件而言）力争郎溪、广德、溧阳、溧水与宜兴、武进线（路东不提）则可，当前不要放弃皖南”。依此可见，项英等人形成了试图以部分江北部队南调为让步，实现皖南部队“合法”东移苏南的方案；但若想付诸实施，还需要刘少奇和陈毅方面配合。

然而，军部的方案却与刘少奇发展苏北的计划不尽一致。如前所述，江北新四军存在兵力不足的困境，刘少奇因而将发展苏北的计划搁置数月。由于中共在华北的发展遭遇结构性困境，随后又发生了皖东磨擦，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部分主力南下华中。4月15日，上饶谈判尚在进行之际，毛泽东、王稼祥电告刘少奇和项英，八路军第115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在三星期内抵达苏北，协助解决韩德勤部，发展苏北。同时，刘少奇从刚结束不久的半塔集保卫战中获得启发，拟令叶飞部“引敌围攻”，为后续部队进入苏北创造政治理由。发展苏北似已迫近，刘少奇因而数电中共中央，陈述叶飞部不能南调的理由；面对军部的一再要求，他表示“不同意江北任何部队南调，不独四支队，即管部、叶部亦不能对外承认南调”，并认为军部东移苏南困难较大，应移往皖东第4支队防区。但叶飞等部隶属于江南指挥部，陈毅此时的观点更接近于军部，即支持南调叶飞、张道庸等部。由于几方意见不统一，只能依靠中共中央定夺。

中共中央从当时的战略全局出发，认为发展苏北是瓦解国民党阴谋之关键，故选择支持刘少奇，并将新四军问题交涉权移转给了南方局。对于国民党一再强令江北新四军南调，中共中央认为，其有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联系、将新四军困于苏南以伺机消灭的阴谋。既作如是观，中共自然需要维持住八路军与新四军联系的战略地带，其中皖北、皖东、苏北尤为关键。因此，发展苏北已是迫在眉睫。为了使刘少奇顺利贯彻相关部署，中共中央决定“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均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当依照中央的电令”，要求军部在与顾祝同谈判时，“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之南调”；而这也意味着项英等人的方案未被采纳。此外，中共中央考虑让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与国民党在重庆交涉时，将新四军问题一并纳入谈判，以整体解决国共磨擦问题，因而致电项英，表示“恩来同志数日即去重庆，新四军问题与重庆直接谈判，你可电告国平不再继续谈判，推到恩来身上”。

既有研究在论述江北部队南调问题时，多侧重于刘少奇与项英在战略思维上的差异，这固然有一定道理，却忽略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实际上，无论是项英还是陈毅，之所以主张叶飞、张道庸部南调，更多是敷衍国民党方面，缓和矛盾；但随着谈判的深入，逐渐由维系统战局面转变为借此实现皖南部队“合法”东移。刘少奇不同意相关部队南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八路军南下预期造成的华中形势”，但八路军却因各种因素影响而一再延期南下，结果他和项英二人的方案均未付诸实现。

（二）苏南局势的变化与强行东移的无果而终

中共中央着眼于发展华中，故未支持军部和陈毅的“合法”东移方案，但江北局势却不遂其愿。如前所述，中共中央长期希望皖南部队移师江北，甚至到1940年4月18日，当刘少奇、项英就南调问题发生分歧时，仍对项英表示：“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可见中共中央不仅不同意江北部队南调，而且不太支持皖南部队东移苏南。

然而，4月21日无为的失守使北渡方案暂不可行，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对皖南新四军的部署计划。新四军问题交涉权移转南方局后，袁国平在上饶的谈判亦告中止。同时，军部忙于应付日伪军发动的“扫荡”，无暇他顾。在涉及转移的问题上，陈毅和南方局有了更深的介入。陈毅屡电中共中央，表示目前主要发展方向应为苏南，皖南部队东移以集中兵力，对应付危局与日后发展均有裨益。南方局获悉上饶谈判的最终结果后，表示在周恩来与国民党划界谈判明确结果前，江南新四军暂以就地发展为宜，反对皖南部队集中苏南，并估计“江南部队在必要时有分途北渡可能”，故应巩固苏南地区，“保持江南江北的联系”。

5月5日，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后，中共中央电告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及皖南主力部队移至苏南，并认为江南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不是在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同时要求“在吴淞口至南京之间及芜湖以西长江两岸控制多数渡口”。实际上，中共中央同意皖南新四军东移苏南，既因北渡暂难实行，亦有通过集中兵力开拓苏南、苏北广大敌后空间，为即至的国共划界谈判增加筹码的考量；控制渡口则是为了在将来江南局面恶化时，将部队移往苏北。军部接电后，为保密起见，仅在很小范围内传达了东移的决定，并立即派遣“新四军参谋旅行团”，从云岭出发，沿途勘察通往苏南陈毅部的行军路线，往返历时一个多月。

在中共中央作出指示后，皖南部队准备转移和陈毅部强力发展苏南是同时进行的。项英试图在陈毅部配合下强行东移苏南，但后者的行动亦受到周边局势影响。在参谋旅行团考察期间，陈毅向属下各部传达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决定从5月14日开始执行“向京汉〔沪〕路两侧二十九县地区（溧阳、溧水、高淳、宜兴除外）”发展的任务。但此举可能引起国民党方面强烈反弹，陈毅对此亦甚明了，“估计国（民）党在一月后要增兵来强夺”，故致电中共中央，请求批准从苏北抽兵南调应急，同时考虑到军部迟未开动，请中央电催。26日，中共中央复电肯定苏南方面的布置，将苏北部队指挥权移交陈毅部，允许苏北主力“酌抽一部加强苏南”，并应陈毅要求，强调“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项英因参谋旅行团尚未返回，地方隐蔽工作亦未完成，故仍在待机转移。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转而寻求“东移郎溪区域，与苏南打成一片”，皖南留第5团在铜陵、繁昌游击坚持，其他两团随军部东移郎溪，派先遣队移动辎重，主力随后跟进；同时要求陈毅派参谋副官到郎溪以南、广德以西，确定后方地点，并请其“派少数部队掩护，以便辎重先运”。

恰值此时，日伪军进占兴化，韩德勤等国民党军各部撤退，为中共进入苏北抗战提供了机遇。陈毅因而更张旧议，令苏北主力部队“迅速进至高邮东南、北，逼近兴化发展”。既已不再从苏北抽兵南下应急，兵力本就捉襟见肘、在苏南发展尚有困难的陈毅部，面对项英派队掩护辎重移动的要求，自难同意；故陈毅建议军部在一个月内以主力掩护资材移动，否则就留原地准备游击。

然而不久，苏南局势发生了变化。自枣宜会战爆发以来，对日作战的重心虽在第五战区，但蒋介石亦命令第三战区等策应作战，顾祝同因此调兵集中于苏皖边界，在兵力分布上逐渐呈现出隔开新四军皖南与苏南两部的态势。此时蒋介石虽对中共仍持“不应用明令讨剿”而可“无形制裁，严密取缔”的方针，但因陈毅部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之间，使怀有“抗倭即〔及〕剿共，可以双管齐下”心思的蒋介石，决定趁机削弱中共在苏南的力量。6月2日，他密电顾祝同采取行动，顾祝同即令冷欣“竭力设法潜布”，迅即形成对陈毅部的包围态势。因苏南不具备皖南等地的地形优势，面对国民党军重兵包围，陈毅部很快面临危机。与此同时，苏北叶飞部也面临生存困境。

考虑到无法分头独立应付，两相权衡，陈毅决定移师苏北。15日，陈毅电告中共中央：“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项英对此亦早获悉，故电告中共中央表示暂停移动，称“目前只有作待机移动”。随后，项英以交涉苏南事件为名，与顾祝同继续商讨东移事宜。顾祝同仍希望项英在南调问题上作出让步，“苏北管、梅二部南调”，但项英对此未予妥协，顾祝同“亦未坚持”，或在等待重庆方面的指示。如此，东移方案再度弃置。项英开始寄望于皖东新四军收复无为，使皖南部队获得北渡的可能。

关于项英的东移苏南计划，现有研究多注意到了他的拖延，并将两次尝试视作一次，未能仔细区隔前后方案的差异。其实，强行东移的最终方案主要受到苏南变局的影响，当然项英与陈毅在战略实施的沟通上似亦略嫌不足。当皖南部队准备东移时，苏南陈毅部如能暂作缓和式发展，以免刺激国民党，待两处兵力集中苏南后再图强力发展，或更有胜算。但历史不能假设，项英也确属应付失措。

三、从北渡未果到暂留原地

（一）皖东变局下的无为与北渡的变数

皖中的无为是大江南北新四军各部相互来往的重要通道，亦为皖南新四军北渡皖东的必经之地。1940年3月，皖东局势急剧恶化，桂系加紧蚕食无为等地，严重影响了沿江两岸新四军的联系。4月10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江北部队解决无为桂军，为北渡创造可能。但第4支队因故未能及时回师皖东津浦路西，驻防无为的江北游击纵队被迫抽兵驰援路西，给了桂系可乘之机。21日，照明山战斗结束后，江北游击纵队奉命撤出无为，向路西的界牌集等地转移，皖南部队因而暂难北渡。

为此，中共中央指示江北新四军恢复无为等地。5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称“李品仙的反动不加以打击是不会回头的”，宜将第4、第5支队主力西调，肃清无为等地反动地方武装及顽固势力，从而孤立桂军。此时，李品仙已将主力部队西移鄂东，国民党中央军第75军增援李品仙部亦暂无可能。刘少奇随即指示江北指挥部，派谭希林率第4支队主力与江北游击纵队立即采取行动，“确实占领并控制无为全境”；同时，为确保任务完成，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军部令第3支队派兵占领白沙洲，并过江配合江北作战。

然而，其后的收复行动屡生波折。在刘少奇的相关部署尚未付诸实施时，日伪军就先后在皖东津浦路西、路东发起“扫荡”，江北方面到6月5日才有余力部署路西行动，并拟派主力去无为活动。准备工作尚未完竣，桂军又提前发动攻势，试图将中共逐出路西。遭新四军痛击后，李品仙迫于形势，向中共江北方面提出谈判。刘少奇对此亦不拒绝，要求江北指挥部派人谈判时明确提出：“第四支队以淮南铁路及无为县全境为界，以东地区包括津浦路东各县为我防区。”也就是将无为划为非军事区，使桂军和平撤出该地，这样皖南部队北渡时就可免被攻袭。但李品仙只接受以淮南路为界，余均不予答复。此后数月，双方虽有间歇性磨擦，但基本维持着休战状态。因第3支队暂难渡江策应作战，第5支队也无力抽兵驰援津浦路西行动，日伪军又活跃在津浦路沿线，而无为对皖东方面的战略价值并不显著，考虑再三，7月5日，刘少奇等人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津浦路西将持守势，停止主力进入无为的行动。12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要求江北方面对桂系力争和缓，将工作重心转向发展苏北；同时确认皖南部队未来将向东转移，电告项英：“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北渡方案再度搁浅。

刘少奇等人决定放弃无为后，皖东局势仍变幻不定，影响着新四军内部各方的考量。7月17日，日伪军攻陷无为，桂军则于次月25日将其夺回，至12月上旬，该地仍时有日伪军袭扰。值此情势，张云逸与军部联络后，决定派小股部队试探性进入巢（县）无（为）地区。因皖南新四军“暂不可能合法东移”，项英决定将军部逐渐移往江北，主力部队仍暂守原地，但不放弃对东移或北渡的争取，“一面力求与三（战）区谈判中，首先恢复对苏南交通；一则另派队向江北桐、无等地活动，建立交通基点，以便会合游击（队），打通连〔联〕系”。8月17日，皖东部队结束淮宝战役，打通与皖东北、苏北的联系。此后不久，刘少奇虑及“韩德勤采取守势，苏北问题在三四个月内不一定能解决”，拟重新着手恢复无为，“集中第四支队与游击纵队全部力量，打通与皖南的联系”。25日，林维先率第3支队一个营成功渡至江北，进入桐（庐）无（为）地区。其后江北游击纵队自津浦路西南下增援，再度开展收复无为等地的工作，皖南部队北渡似乎成为可能。然而不久之后，津浦路东再度遭遇日伪军“扫荡”，苏北局势亦愈趋严峻，刘少奇的计划因此终止。而且新四军在津浦路西并不稳固，皖东部队无力派出主力收复无为，仅能依靠江北游击纵队和林维先等部游击作战。至皖南事变前夕，仅克复汤家沟、龙王庙、三官殿等外围地带，且须谨防桂军东进，这也使军部对北渡方案犹豫不决，终而弃置。

皖东新四军在无为问题上的反复，实与其长期坚持的“西守东攻”战略方针有关。为了发展苏北，皖东部队的兵力重心长期在津浦路东，仅在路东方面应付裕如时才有可能恢复无为，但这些契机多在日伪军“扫荡”和苏北变局影响下得而复失。

（二）国共两党的划界谈判与转移的暂停

针对新四军问题，国共高层进行了划界谈判，而在谈判之前，双方态度均经历过变化。至迟在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就有日后通过划界谈判来解决新四军问题的计议，故电告项英，“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中共中央显然明白，如果展开划界谈判，国民党很可能迫使皖南新四军向北转移，因此不如要求军部提前将主力移往江北，以壮大发展华中的力量。但其后无论是北渡皖东，还是东移苏南继而移向苏北，均告无果。国民党方面虽于3月向叶挺重申江北新四军应南调，但更多是针对江北形势的权宜之计，对新四军问题实际尚未形成定论。究竟是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命前者开入长江以南的宁（南京）芜（湖）地区，还是令两者均移往黄河以北？国民党内部莫衷一是，甚至到5月初还在等待顾祝同的交涉结果。此时中共中央已将新四军问题交涉权移转南方局，蒋介石也有意电邀周恩来赴渝商讨新四军防区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4月26日，周恩来致电重庆国民政府，表示拟于5月初动身赴渝，蒋介石稍后即表欢迎。

谈判期间，受国内外因素影响，国共高层最初均有缓和的意愿。6月19日，周恩来向蒋介石呈送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国共冲突的意见书。其中关于划界问题，中共中央因尚未摸清国民党的想法，故决定先征询意见，请其“规定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友军之作战分界线”。7月2日，国民党提出对案，涉及新四军防区问题，令其在一个月内全部开抵河北境内，“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抵冀后不得擅越防区活动。中共对此实难满意，故提出强烈抗议。此时因宜昌失守和滇越、滇缅路相继停运，仅有西北国际通道尚能维系，国民党为继续取得苏联援助，势必需要缓和国共关系，故对划界问题作了让步。16日的提案将中共活动区域扩至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中共中央对此相对满意，认为蒋介石急于接近苏联，目前所作让步虽属有限，但“这只是蒋介石向我们让步的开始，以后他有可能作出更大的让步”，继而认为目前国内形势“不会立即好转或立即坏转，是拖的局面”，对200万友军加强统战工作将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值此情势，中共中央开始调整地方政策。中央层面提出“击敌和友”的军事方针后，地方层面开始对国民党军加强“拉”，而非“打”，以李品仙为例，提出应争取与之和解。与李品仙缓和，意味着中共在皖东维持现状，短期内皖南部队北渡皖东将不可行，周恩来因此建议军部“争取移苏南”。然而，此时皖南到苏南的既有通道仍被国民党军封锁。在项英、叶挺先后交涉无果后，皖南新四军只有静待时机。因中共中央对国共关系的判断实已倾向于“出现‘大和小战’的局面”，整体时局将趋向好转，故转移问题不再迫切。

然而，受苏联援助问题和地方因素影响，国民党在划界事宜上拒绝再作让步，皖南新四军因国共博弈而无法转移。当西南国际通道被封锁、欧美援华受到显著影响时，蒋介石企盼苏联恢复援助，故对中共趋向缓和，主张“政治解决为主”；但苏联并未立即恢复援助，反而拒绝美国经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运送援华军械，蒋介石日记里也很快出现了“严防中共叛变与袭击”的内容。另一方面，中共虽尽量缓和与国民党的关系，但如方家所言，其统战政策建立在维护、巩固和发展自身力量的基础上。谈判前后，中共中央虽努力谋求地方层面的缓和，但国共在华中的竞逐却日趋激烈。部分国民党军将帅甚至试图通过与日伪谋和，来抵制中共在华中的发展。凡此均冲击着双方的谈判。8月28日，周恩来与蒋介石、白崇禧交换意见时，蒋介石和白崇禧强硬表示：“如八路军、新四军不开至黄河北岸，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因估计日军将会继续西进，国民党暂难发动大的反共行动，中共中央决定针锋相对，使国民党作出让步，故电告周恩来：“对新四军北开，蒋既坚持，我应坚拒，其方式可用朱彭电请派队南下保卫重庆……新四军老部队早由政府指定防地（皖东、江南），决不能翻案。”皖南新四军因而只能暂留原地。

曾有学者将皖南新四军视作中共对抗国民党的筹码，此种观点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的复杂性。从前述内容来看，此时段的国共关系并非对抗式的线性演进，而是在磨擦与缓和之间保持着微妙平衡。皖南新四军在服从中共中央战略大局的前提下，不断调适自己的因应策略，而非仅充当对抗筹码。然而，国共在华中的竞逐日烈，不断冲击着这种平衡，尤其是当国内外形势对国民党转趋有利时，皖南部队转移再度势在必行。

四、苏北局势与北移路线

（一）苏北局势与由“拖”改“走”

1940年10月6日，黄桥战役结束，陈毅部重创南犯的韩德勤部，标志着中共发展华中取得关键性胜利。但此亦使得国民政府内部尤其是军方要求制裁中共的声音甚嚣尘上。

值此情势，中共中央急电新四军军部转移，但因各种因素影响，军部没有积极执行。黄桥战后不久，毛泽东等认为国民党将有报复行动，故致电提议军部移往第3支队驻地，“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条件许可时，亦可东移苏南。刘少奇则建议军部速移皖东，对皖南采取游击坚持甚或放弃，以“巩固华中，应付磨擦与‘扫荡’”。同时，为解决华中部队统一指挥问题，他提出：“指挥部暂时不能北移，希夷同志及若干人员是否可以首先北来？”中共中央接受刘少奇的提议，电示叶挺、项英等人：“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此时，日伪军在皖南发动该年度的第二次“扫荡”，打乱了顾祝同对新四军的既有布置，而新四军的有力作战广受当地民众拥护，“众誉军部驻地为铁打的云岭”，凡此均使项英等军部领导相信，坚持原地即可应付危局。同时如前所述，江北局势让军部对北渡甚为犹豫。10月13日，军部复电中共中央，虽表示赞同北渡方针，答允在较安全情况下，由叶挺先率一部分非战斗人员过江，以加强江北领导，但整体上仍持“坚持皖南”的主张，并称“我们要北移非有皖东在手不可”。

此外，中共中央指示苏北部队“拿稳逼韩攻势”，以改善华中与江南局势。黄桥战役虽开辟了中共在苏北的新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已在华中站稳脚跟。最初，刘少奇提出“彻底驱韩”以立足华中，但中共中央盱衡全局，要求苏北部队展开“逼韩攻势”，迫使韩德勤放弃反共行动，并向顾祝同及重庆当局转呈要求，即国民党军停止在皖东与江南对新四军的围堵或进攻。为此，毛泽东等明确了部队进止的界限：“必须保留兴化及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我军应在大邹庄以东、射阳以北、蚌延河以南停止，进行谈判。”在此指示下，苏北黄克诚、罗炳辉与陈毅等部南北配合，逐渐形成对韩德勤部的合围态势。此攻势确实产生了效果，使顾祝同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皖南问题，实现苏北局势的转圜。

但就在此时，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骤转强硬。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英美为稳住中国以牵制日本，逐渐恢复甚或加强援华力度，滇缅路亦如期开放，而苏联却婉拒援华。蒋介石面对中共在华中的强势崛起，甚至怀疑苏联有借国民党军继续抗战来“养成中共势力”的阴谋，“皓电”随即发布，要求新四军与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移往黄河以北。国民党试图将中共部队完全逐出华中，“皓电”发布后，立即部署军事行动，尤以汤恩伯、覃连芳两军威胁最大。

相应地，中共中央对皖南的态度受到了影响。最初，毛泽东仍显乐观，认为国民党“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不容易下”；但不久后获得蒋介石将与日本妥协的情报，中共中央甚至作了与其决裂的准备。11月2日，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接洽，后者对日蒋妥协表示怀疑，并建议将新四军从江南撤退以缓和冲突。经内部反复商讨，中共中央决定放弃皖南，此间新四军全部北移。3日，中共中央将该计划告知新四军军部。但如上所述，“皓电”的发布伴随着国民党军大举东进华中。因此，毛泽东于10日致电新四军军部，要求叶挺与顾祝同谈判时，以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对华中压迫已具决心”，但进攻仍存在困难，包括担心皖南新四军“扰其后方”，所以决定以皖南新四军北移为筹码，争取停止国民党军东进行动，从而稳固华中局面。然而，叶挺与顾祝同的谈判虽使北移事宜有了初步着落，但对于汤恩伯等调兵东进一事，顾祝同推说不知，这个“第一位问题”只能不了了之。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试图“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故电告军部，“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

苏北局势也影响着中共中央的决定。汤恩伯等部威胁虽大，但其距离尚远；东北军霍守义师南下苏北，已成肘腋之患。因叶挺交涉未能达到目的，面对刘少奇之前提出的军事方案，中共中央决定同意苏北部队发动局部战斗以阻止韩德勤、霍守义部会合，实现“拉韩拒汤、李”，即在迫韩德勤部就范、以儆效尤后，仍保存其兴化等驻地不动，以制约汤恩伯、李品仙部东进。但此行动势必影响皖南新四军转移，所以中共中央尽力延缓苏北军事行动。11月21日，中共中央电告刘少奇，将战斗发动时间定在“胡宗南进攻关中时”，以充作苏北军事行动的政治理由；次日，预计汤恩伯、李品仙部将于次月中旬发动进攻，指示刘少奇须到那时才可解决韩德勤部；甚至当苏北部队对韩德勤部的军事行动已蓄势待发时，中共中央仍指示暂缓，将攻击时间延至12月上旬。

除延缓苏北军事行动外，中共中央决定让皖南方面改“拖”为“走”。11月22日，毛泽东等电告新四军军部：“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24日，又致电叶挺、项英，要求“立即开始分批移动”。然而，北移事宜实际上刚被皖南方面提上日程，面对毛泽东等的催促，军部表示，“无论如何要在十二月底才能完毕开动”，如果国共冲突即至，“我们就在皖南打”。

显然，中共中央要确保华中大局稳固，与此同时，也尽可能兼顾皖南。其实，在决定皖南新四军由“拖”改“走”后，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南方局，要求其在谈判中争取让皖南部队延期北移。部分著述未曾注意中共中央指示的言说对象，故常据此推论中共中央长期坚持“拖”策，显属偏颇。然而，就在中共中央尽力延缓苏北军事行动时，皖东局势急转直下，苏北方面决定提前发动曹甸战役，而这深刻影响着皖南新四军的北移。

（二）曹甸战役与转移路线的反复变更

曹甸战役前，新四军军部对路线选择的考虑经历了从东线向北线的变化。黄桥战后初期，军部领导普遍倾向于东线，并得到顾祝同许可。虽然对北渡方案并不热心，军部仍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派两营人去江北恢复工作；但在交涉北移路线时，却主张部队经苏南后北移。就在顾祝同作出更大让步时，因之前军部派张元寿过江侦察、安排渡江工作相对顺利，北线在群众基础、路程等方面较东线更为有利，故经权衡，军部决定采用“明走苏南、暗渡皖东”方案，即非战斗人员公开走苏南以迷惑各方，然后以突击方式将主力部队由原地北渡皖东。该方案报请中共中央后获允。

但皖南新四军多为本地人，安土重迁，影响部队的开动。自北移准备开始后，军部曾将属下的地方武装与群众组织组建成三个新团，如此一来，皖南部队70%以上系本地人。由于本地士兵在思想上对北移存在顾虑，鉴于红军长征时曾出现过巩固工作不力的情况，军部领导对此甚为重视，除分阶段进行说服工作外，还要求各部队、各单位进行实战演练，如夜行军、冲破封锁线等。所以，主力部队并未立即开动，而要等非战斗人员及资材东移完毕、巩固工作已见成效时，才会突击北移皖东，并预定时间为12月15日或16日。正当一切似乎将稳步推进时，苏北战事的影响不期而至。
曹甸战役爆发后不久，国民党对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态度发生改变。12月初，蒋介石获悉苏北战事后，为防止皖南新四军移往苏北参与对韩德勤部的攻击，密电顾祝同，禁止新四军经苏南北移，只准就近北渡或指定其他路线，并称如苏北共军进攻兴化或限期内该军仍不北移，“应立即解决，勿再宽容”。14日，顾祝同对叶挺提出，“经过苏南不免展缓，应以主力就近北渡皖北”。如此一来，军部的北线方案不再具有秘密性。

此外，皖东局势混沌不明，也影响着军部对北线方案的态度。曹甸战役前夕，皖东津浦路西段虽非经略重点，但中共仍想努力维持，同时路东亦有丢失的可能，只不过桂军并未继续强力东进。12月中旬，接到蒋介石电报后不久，桂军决定收缩兵力，遵令在国民政府规定皖南新四军北移期间暂取守势。但中共对此并未知悉，相反，桂军在沿江虚张声势的行动使刘少奇对军部北线方案产生疑虑。他致电项英，认为“将来只能以一部移江北，大部还须经苏南”。江北的情况更加动摇了军部走北线的信心。16日，军部致电毛泽东等，虽表示“目前无论走苏南或渡皖北皆不容易”，但从其军事部署来看，似已考虑“走苏南”。毛泽东等认为，国民党并不会在转移问题上为难新四军，同时虑及华中已成僵局，故仍催促军部速移，“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但此时江岸敌舰已明显加强活动，刘少奇和陈毅先后电告军部，称“路西与无为的交通已不可能”，桂军已增兵进入其间。加上此前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告将疏散干部到皖南一起转移，凡此均使军部犹豫不决。

为确保皖南新四军顺利转移，中共内部各方均进行了努力。中共中央一面电令苏北军队全面休战，以缓和矛盾；一面电告南方局与国民党交涉转移路线与行期。同时，针对军部屡次表示北移困难，在“拖”或“走”之间拿捏不定，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电严责，使军部终于下定速移的决心。28日，项英主持召开军分会讨论北移路线。叶挺倾向于东线，此时仍在与顾祝同交涉转移方案；但中共中央倾向于北线，并在前一日电告军部，周恩来等人正向蒋介石交涉，争取桂军在无为等皖中地区放行。因此，会上争执不一，终未形成决议。30日，毛泽东、朱德将周恩来“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的电报转发新四军军部。同日，顾祝同亦稍作让步，准许一个团走东线，余均就地北渡。

当中共中央明确“走苏南”的主张后，军部在如何“走”的问题上又经历了曲折。就军部领导既有习惯而言，自然是走东线，但此时顾祝同仅允许一个团经过，此线有国民党两个师驻守，主力部队若强行通过，难度很大。军部因而对是否走东线犹豫不定，一方面先向中共中央表明“决定全部移苏南”的决心，却未明确陈述转移路线；另一方面，叶挺决定再次争取主力部队走东线。1941年1月2日，叶挺致电顾祝同，称“拟先派一个团于虞日（7日——引者注）经前指定路线进入苏南，转至敌后，分路北渡，余仍待临时费及弹药补给后再就原地设法北渡，如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军部预测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将在“十号布置完毕”，遂决定4日开动。由于顾祝同迟未回电，争取主力部队走东线无法实现。出于隐蔽起见，军部决定采取原来备选的南线方案。先是计划东线与南线并举，即以傅秋涛率第1纵队公开走东线，余部由南线突击转至苏南。傅秋涛部出发不久后，军部获悉国民党军第40师已抵三溪，为增强突围胜算，临时急电调回该部，其后皖南部队悉数南下茂林。

关于南线方案何时产生，目前尚乏确凿资料可考。笔者以为，军部决定主力部队乃至所有部队南下茂林的时间，或系行动当日。从前述情况来看，南线应系军部在多方互动后基于形势的备选应急方案，准备程度远不及东线与北线，故被诟病甚多。然而，限于外部环境，人们更多是根据有限信息和既有经验作出抉择。正是基于对中共既有习惯的研判，国民党军才倾向于在此路段部署重兵；皖南新四军亦不期然地撞入了上官云相刚刚布置完成的“牢笼”。

五、结 语

曾有学者认为，皖南新四军在事变前有三次转移良机，即陈毅部主力北移前、1940年10月皖南反“扫荡”刚结束时（黄桥战后初期）、1940年12月上旬。但此观点多少有些“后见之盲”，忽略了转移问题并非新四军军部单方面所能决定这一事实。通过对此问题经纬之考述，以下几个因素似乎值得深入思考。

一是中共平衡整体与局部利益的艰难。当发展与巩固华中成为大局时，皖南新四军自然成为局部问题，应在维护大局的前提下随时调适自身因应策略，其转移问题亦因此屡有反复。面对两者不一致之处，中共中央并非总以牺牲局部来维护整体，最初仍试图兼顾局部利益，这在无为的收复、曹甸战役的发动等问题上均有体现；只是时局瞬息万变，最终不得不对局部利益作部分割舍。实际上，当中共将发展华中的重点转向苏皖北部时，皖南的战略地位已显著下降，但中共中央仍想维持这一支点。基于全局的考虑，其对皖南的方针摇摆于游击坚持与充分固守之间；后因政争形势所迫而决定放弃皖南，但在皖南事变后仍试图恢复该区域。这些均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四军内部各方对自身行动的研判。

二是新四军内在多元格局造成的战略协同失措。在发展华中的过程中，新四军内部构成愈趋多元。因地域阻隔、建制与系统各异，各方在执行战略时，难以进行有效沟通与协同，皖南部队转移问题即与此有关。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划分为七个师，由于辖区未能连成一体，各师实际上发挥着独立战略区的作用。为克服上述困境，军部采取诸多措施，除了电令打通彼此的地域联系与策应作战外，平时还加强了各师间的统一调配。1941年7月，第2、第3、第4师等部队临时由彭雪枫、邓子恢统一调度；次年3月，第1师统一指挥新四军苏中、苏南部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鉴于部队执行战略机动的频率增加，军部亦适时电告各师，要科学合理地“指挥不隶属自己建制的部队”。这就尽可能地保证了中共中央或新四军军部命令的有效贯彻，消减了地方本位因素的干扰，从而加强了内部领导的一体化建设。

三是国共关系在微妙平衡下的多重走向。通过考察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的整个过程，似可发现，此时段的国共关系并非既有著述呈现的对抗式线性演进，而是在磨擦与缓和之间保持着微妙平衡，并在外力作用下趋于明朗。在国内外因素冲击下，国共高层曾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缓和的姿态，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共中央对国内局势的研判，进而影响到新四军皖南部队转移与否及其时机。只是双方军队在地方尤其是华中地区的竞逐，不断消解着这种缓和的努力，并在外部因素催化下转向对抗。正是在这种复杂变动中，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出现了多重反复。

皖南部队付出的昂贵代价使得新四军彻底摆脱了国军编制的束缚，经历敌后的千锤百炼后，最终成为中共与国民党角逐华中的雄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