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革命者一样演戏:1949-1952年间的石挥、文华影业公司和私营电影制片厂（上）

本文节选自:周杰荣 (Jeremy Brow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

保罗·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与中国研究特聘教授，先后在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所院校担任访问学者与客座教授。

一、石挥：“狗崽子”

我第一次见到银幕上的石挥是在1977年，香港上映《假凤虚凰》（1947年）和《哀乐中年》（1948年）这两部中国内战时期的重要影片。这两部优秀的喜剧电影都是战后中国最好的电影公司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的作品。《假凤虚凰》里的石挥是一位顽皮但可爱的骗子理发师，在《哀乐中年》里他则饰演一位睿智而又极富同情心的小学校长。我当时就断定石挥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多才多艺的男演员。但很显然，只要提到石挥和文华影业，这两者的成功几乎总和另一些重要名字联系在一起。《假凤虚凰》的编剧是桑弧（战时、战后中国戏剧与电影界的新秀，石挥的亲密伙伴），导演是黄佐临（这位老牌剑桥大学毕业生在二战期间的上海成为石挥的导师），摄影是黄绍芬（其非凡的摄影技术在中国电影业数一数二）。而《哀乐中年》的编剧和导演都是桑弧。

石挥（1915-1957年），出生于天津，中国内地电影、话剧男演员、导演、编剧。[图源：sohu.com]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石挥和文华影业，我开展过一项口述史项目，采访了桑弧、黄佐临、李丽华（在《假凤虚凰》里她和石挥演对手戏）等人。关于石挥最有意思的评论来自他的老朋友黄宗江：

石挥特别好斗。1940年代如果我一个月赚六百（元），他就要赚六百零一。他年轻时打过许多零工，例如他曾在一列火车上当过服务员，被人呼来喝去。有钱有势的人凌辱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愤世嫉俗，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不过他憎恨富人。国民党倒台时他没有感到任何遗憾。

他在朋友中也非常自大傲慢。但同时他却经常和娼妓、酒鬼之类的社会下九流混在一起。所以“反右运动”（1957年）一开始、石挥遭到非难时，没人为他感到惋惜，也没人愿意去帮他。1980年李丽华（回到中国）来看我的时候，还一直把石挥称为“狗崽子”。

石挥对人很不尊敬。一次在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里，他坐在一架高级钢琴前很不正经地弹奏古典音乐，时不时大声放一个屁来打断自己的弹奏。

就在“反右运动”打倒他之前，他和我一起看卓别林的《大独裁者》。石挥沮丧地说，“八年了，我们都没有这样笑过。”他一直都讲这样的话——所以后来才出了问题。如果其他人发表这种言论，没有人会在意。但是石挥这么讲，人们就会把他的话报告上去。

1949年以后，在新制度和新政治结构下，石挥成一个局外人。如果要进入主流，就不得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因如此，石挥才对入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他不习惯过被人冷落的生活。但是，他入党的机会微乎其微。

二、石挥：日据时期上海的“话剧皇帝”

经过政治漂白的石挥官方传记对他的一生进行了更加系统、也更加单调的记述。1916年石挥出生在天津附近。他虽然在上海成名，但从未改掉浓重的北方口音，也没抛弃他对北方文化的喜爱，包括传统戏剧和相声等其它大众艺术形式。石挥一岁时，父亲将全家迁到北京。上中学时由于父亲失业，石挥不得不辍学，在1930年参加了京沈铁路局举办的一个培训班。1931年年末之前他一直在火车上和山海关车站里工作，此后回到北京，在真光电影院以卖杂货为生。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观摩了许多国内外电影。同时石挥在一个函授班学习英语，并在业余时间练习京剧和二胡。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石挥在“中国旅行剧团”开始了演员生涯，这使他后来得以进入陈绵在战前建立的“沙龙剧团”工作。在他的早期表演生涯中，石挥曾出演过曹禺著名的话剧《雷雨》和《日出》。

1940年，石挥年满二十五岁，此时陈绵把他介绍给上海戏剧界的人士，此后整个抗战时期石挥一直在上海工作。他的表演充满激情，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抗战期间许多重要演员撤离上海，给石挥这样的新手创造了机会。他参演了上海剧艺社——一个据说与中共地下组织有松散联系的剧团——推出的《家》和其他“进步”戏剧。1941年夏天，他和黄佐临（他的新师傅）、吴仞之以及其他一些人离开了上海剧艺社，创建了上海职业剧团。

1941年12月，日本驻上海部队控制了国际租界区，黄佐临的新剧团也随之关闭。1942年初秋，黄佐临和另一些人成立了著名的“苦干剧团”，这个剧团让石挥登上了上海戏剧界的顶峰。在黄佐临和费穆的精心支持下，石挥很快成为战时上海最受欢迎的男演员。他曾在《大马戏团》和《秋海棠》中出演重要角色：《大马戏团》轰动一时，10月、11月连续上演了四十天，而《秋海棠》则在1942年12月至1943年5月之间破纪录地连续上演了一百三十五天。戏迷们开始把年仅28岁的石挥封为“话剧皇帝”。

二战结束后石挥留在上海。他继续从事舞台表演，但是和许多戏剧界人士一样，他也开始逐渐步入电影界。1947年石挥与老朋友黄佐临和桑弧一起创建了文华影业公司，这个私营电影公司专门拍摄具有超凡艺术价值的人文主义电影。这里有四个角色值得特别强调，它们把石挥推上了战后电影明星的地位。桑弧编剧、黄佐临导演的令人捧腹的喜剧《假凤虚凰》中，石挥扮演一名勉强糊口的上海理发师。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的《太太万岁》（1947年）以及柯灵编剧、黄佐临导演的《夜店》（1947年）中，石挥扮演的都是坏脾气的老头。曹禺编剧、导演的《艳阳天》（1948年）里，石挥扮演一位律师。形势一片大好，《假凤虚凰》的拍摄过程中美国的《生活》（Life）杂志专门刊登了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介绍了石挥和战后中国的电影业。

图为电影《假凤凰虚》海报。该影片是由文华影片公司出品的爱情喜剧片，于1947年上映。石挥在电影中饰演善良正直、富有同情心、能说会道的理发师杨小毛。[图源：baike.so.com]

1948年年末上海的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石挥开始编写、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母亲》（1949年发行放映）。但石挥之所以声名卓著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演技，而且他无与伦比的票房号召力是勿庸置疑的。1949年初，桑弧请他在《哀乐中年》中扮演男主角。《哀乐中年》是桑弧编剧、导演的一部感人喜剧，讲述了一位善良的小学校长在晚年找到爱情的故事。《母亲》和《哀乐中年》都采用了轻松、乐观的风格来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然而，1949年4月文华影业公司大门外的社会正在土崩瓦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军队即将进入上海。

三、石挥：解放的庆祝者

当上海最重要的国有电影公司老板罗学谦于1949年5月3日逃离大陆时，电影界的大多数人都明白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即将结束了。熠熠生辉的上海电影界几乎没有人同情国民党的离去。电影人有许多逃离的机会，但却几乎没人离开。不过电影人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也很少与中共的代表共事过。

当时中国电影界普遍认为国内电影产业的状况令人痛心。许多人认为，在保护战后中国电影业免受美国电影市场的侵略方面，国民党政府几乎毫无作为。许多人觉得好莱坞的竞争可能会摧毁国内电影业。1940年代末不断有人呼吁对美国进口到中国的电影数量进行控制。男女演员、编剧和导演们都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但国民党政府的反应令人失望，不过人们相信共产党人在这一问题上会更加坚定。因此，上海的电影人之所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反美立场是有其自身原因的。

1949年5月25日，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上海。六天后的5月31日，作为上海全城举行的“解放”庆祝大会的一部分，电影业和戏剧业人士匆忙召开了会议。第二天，电影业和戏剧业人士也走上街头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游行。文华、昆仑、国泰这三间上海最重要的私营影业公司从五月中旬开始歇业两周，之后于6月2日重新开始营业。

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了欢迎来自戏剧界和电影界人士的政治支持。而共产党人也的确积极吸收电影界人士参与他们的事业，这与国民党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并不怀疑这些资产阶级电影明星的意识形态取向，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和石挥一样在日据时期留在被占领的上海，并在血腥的内战期间继续光彩照人地从事他们的演艺事业。但是，鉴于中共经常对文艺、知识领域表现出很大兴趣，而且强烈希望巩固在城市中心的统治，它十分需要城市电影人在大众传媒方面所具有的专长。

1949年6月2日，中共正式接管了国民党在上海的两个主要电影公司，将其合并改名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的国有电影制作公司，派经验丰富的老党员于伶管理。但中共也公布了这样的消息：新的国有电影制片厂仍然需要时间加以调整，因此仍需要包括文华在内的私营电影公司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上海这个解放前的中国电影工业中心。

图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早年宣传图。[图源：cnr.cn]

为了更好的控制上海文艺界，1949年6月18日上海戏剧电影协会成立。该协会的领导人是经过一次投票选举而产生的。这一选举是如何组织的并不清楚，但是得票率最高的二十七位代表所获的票数被公布出来了。”老党员于伶和夏衍得票最多，分别获得586和554票。这份名单中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明确希望与中共合作、希望在解放后的上海艺术界发挥领导作用的著名无党派人士。石挥的导师黄佐临以450票位居第五位，深受大众欢迎的演员赵丹以356票位居第七位，接着是导演陈鲤庭（342票，第九位）、导演应云卫（287票，第十位）、导演吴永刚（274票，第十一位）、演员蓝马（252票，第十二位）、导演郑君里（235票，第十四位）。石挥以215票列第十六位。

对石挥来说这次投票是个好消息，因为他被任命为该协会的执行委员，也就是认可了他是“解放”的热烈拥护者——这一点正是石挥强烈渴望得到承认的。但这也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因为这份名单中许多排名比他高的人，在资历上都难以与他相比肩。像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24岁女演员黄宗英（以180票列第二十一位）这样虽然知名度较低的人，其所得票数却与石挥相差不远。

国民党在对戏剧界和电影界人士的培养和支持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这加深了公众眼里男女演员既愚笨、又纵欲、还爱慕虚荣的负面形象。相比之下，中共的殷勤恭维令上海的电影人沾沾自喜。1949年夏秋，许多电影人都深刻地意识到重要时机就在当下，都希望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新政权的关注并被认作是革命积极分子。这种竞争有其现实意义。人们都认为，谁能够获得革命资格，谁就能在解放后的电影界起到带头作用，而那些未能引起政治关注的人将被冷落。在最初几个月，高度活跃的气氛带来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众所周知，所有的电影明星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个人经历和乏善可陈的政治活动记录。但在1949年年中，这一点看似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行动上要表现得像革命积极分子。于是，新成立的戏剧电影协会一开始支持举办的大型活动之一就是在7月4日举行的表演艺术家慰问人民解放军大会演。几乎所有大明星都参加了这次会演。

几天之后上海戏剧电影协会就宣布，为了清理电影界，成员们决定禁止上映不健康的华语电影。夏衍号召电影界进行审查和自律，并要求老电影工作者签写一份要保持电影高标准的保证书。《青青电影》刊登了石挥和黄佐临签写保证书的照片。随后有几部电影被禁。尽管电影界做出了郑重的保证，但实际上从1949年4月到1951年5月这两年间，仍然有成百上千部解放前拍摄的华语电影与极少数解放后的新电影一起在上海上映。二战前1930年代、有争议的日据时期以及内战时期拍摄的电影，还有来自香港的电影，都在上海广泛上映。1949年上海大约有四十八家电影院，其中只有二十二家是专门放映新片的高质量电影院。事实上所有这些电影院都是私人所有、私人经营的。在上面提到的那两年里，这些电影院为二千四百万观众放映了四万六千多场华语电影。

对于1949年深夏与此后开展的反对“有毒”好莱坞电影的各种运动，上海电影界的老工作者们都积极支持。14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年轻时曾沉迷于好莱坞电影文化；但现在他们的艺术、经济和政治利益驱使他们公开抨击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但在1949年和19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为满足公众对电影的需求并缓和解放后的转变，上海依然需要放映美国和英国电影。从1949年4月到1950年10月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十八个月间，为上海一千四百多万观众放映了六百四十六部美国、英国电影（几乎所有这些电影都是1949以前拍摄的）共三万三千场。西方电影文化在解放后的最初阶段仍然占了很大市场。

在1949年中后期，石挥十分活跃地热情支持新政权。在8月1日人民解放军建军节那天，作为为军队老兵发起的广播募捐活动的一部分，石挥和他的朋友表演了相声。五天后，石挥出售了他亲笔签名的扇子，以此募集资金来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难民的老兵。10月1日，为了支持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他和深受欢迎的默片男演员金焰领导戏剧电影工作者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

与新政权政治关系更好的其他明星则参加了更为高调的公众活动。7月末，赵丹前往北京出席了中国电影戏剧工作者协会第一次会议，该协会的作用是帮助协调全国电影摄制工作。女演员白杨（在上海解放之前她就和积极参政的导演张骏祥从香港赶到北京向中共表示敬意）则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于10月末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周年庆典。仅仅在两年前的1947年，白杨还是蒋介石最佳女演员奖的第一位获奖者！但现在她却是电影界最引人注目的共产党支持者之一。12月从莫斯科回国后，白杨被分派到国有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在那里她做了一场生动的报告讲述访苏见闻。1949年12月21日，白杨甚至在上海的公众集会上朗诵了一首诗歌来庆贺斯大林的七十岁生日。

从1949年7月开始，于伶和夏衍领导的政府机构——新成立的上海文艺处召集了几次会议，包括四个主要私营电影公司代表在内的私营和国有制片公司都参加了这些会议。这几次会议笼统地制定出了新的基本规则，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并未提出来：例如在解放前上海电影界的老影人中，谁能进入党和政府？他们怎样证明自己够资格？

1949年11月初，石挥赶到北京筹划文华在解放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虽然新政府和上海私营电影公司的关系尚未明朗，但是电影的拍摄仍在快步前进。

四、石挥：善良的警察

1949年秋，文华影业的主要经济资助者吴性裁仍然留在香港。但是在北京新成立的电影管理局很快让他恢复了对文华影业公司的兴趣。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后，文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制作宏大的《我这一辈子》，该片根据老舍1939年出版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而成。这部电影于1949年深秋开机，计划在1950年初的农历新年假日期间杀青。石挥不仅是《我这一辈子》的导演，他还在剧中担任主角——一位旧社会的北京警察。

图为电影《我这一辈子》剧照。影片改编自老舍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奉公守法的北京老巡警（石挥饰演）在旧社会经历的悲惨遭遇。[图源：douban.com]

这一尝试为文华在解放后获得开门红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我这一辈子》有这样几个优势。第一，它是一部重要的五四风格小说，作者是深受人们景仰的党外作家老舍，他在解放后返回中国并在一开始对新秩序十分热心。第二，1949年前很少有人将五四小说改编成电影。第三，文华影业通过这部电影帮了新政权一个忙，证明了新社会是五四文化遗产的合法继承者。第四，这部电影彰显了新秩序温和而灵活的一面。

《我这一辈子》当时很被看好，也是因为它具有史诗的特质。不像大多数电影只是微观地考察某一特定瞬间，《我这一辈子》这部电影展示了北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老舍原著中的时间跨度为1909年到1921年。为了使这部电影的历史时段更加宏大，编剧杨柳青和石挥紧密合作，特地将故事延续到1949年中共取得胜利。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这一辈子》堪称是石挥在导演和表演两个领域的杰作。影片追溯了一名平凡警察的一生，其中充满了老舍所深爱的北京当地生活的各种细节。这部影片以鲜明的感性方式，极富效果地展现了北京人丰富的语言与街头风俗习惯。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一位专门调停各种琐碎纠纷的警察，他为人大方、正直、温和、谦逊，获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尊重。作为一名二十二岁的警察，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心里充满了热情。但是他天真质朴，根本不了解政治。1911年清王朝突然崩溃时他心中充满了困惑。

我们的男主人公在随后的军阀政权时期继续工作。但是，他和伙伴们被分派去做各种丢人的工作（例如为腐败的政府官员看门护院）或者被迫去骚扰爱国学生——这些爱国学生最早在1915年走上街头反对“二十一条”、当时的抗议活动后来在1919年发展成为“五四运动”。我们的主人公依然天真质朴，他同情学生，不能理解为什么政府镇压他们。同时，北京的地方经济开始萧条，这些警察不得不为了维持家庭生计而挣扎。影片的前半部分使用了老舍原著中的素材，并尽可能地忠于原著。

《我这一辈子》的第二部分从老舍的结尾处开始，让人失望的是，这一部分几乎没有北京地方特色，而包含了更多的政治内容，这些政治内容与1940年代末中共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国民党迁都南京后十年里的北京被表现为走向衰落。男主人公的妻子去世，女儿也嫁到另一名警察的家里。只有当上了警察的儿子留了下来。就像父亲一样，儿子是正派人，但是他更有政治觉悟，并和许多革命学生成为朋友。

这部影片以非常感人但却老套的手法处理了日本人占领北京的那个时期，并特别强调了民众对一起强奸事件（解放前后的华语电影中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个隐喻）作出愤怒反应这一情节。这位警察的儿子和一位可爱的农村姑娘订了婚。一天，相貌险恶的日本人在汉奸的陪同下来到主人公家里寻找可强迫成为慰安妇的“中国姑娘”。警察和他的儿子费尽心思想要骗走恶徒，可最终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少女尖叫挣扎着被拖走。后来儿子决心离开北京参加游击队。父亲容许他这样做，但是告诉儿子，他走了以后年老的父亲在世上将孤独无依。

《我这一辈子》最后的情节发生在国共内战、国民党重返北京时期。不出人们所料，电影把国民党描绘成一个彻底腐败的政权。一个现在为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前汉奸对这个老警察严刑拷打，想要得到他儿子在八路军里的消息。在监狱里，老警察遇见了曾是儿子朋友的一个年轻革命者。但他只能无助地看着这个年轻人被处死。

后来这位老警察被强迫加入了一个劳动队，随后又像垃圾一样被抛弃。他被迫乞讨，徘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寻找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和食物，最后在一个深夜死在陋巷中。之后屏幕上简短地出现了他儿子身穿解放军制服、为赢得全国胜利而战斗的图像，但这对老人来说已经太迟了。

虽然《我这一辈子》的第二部分既墨守陈规，又有政治宣传目的，但是必须承认这部电影的确有信服力地融合了以下两点：一是文华影业在解放前的温和、人文主义关怀与带有高度美感的传统；一是解放后为巩固中共历史观所必须的、不加掩饰的强硬的政治化叙述。如果说作为一部统战电影《我这一辈子》既要包含一点旧元素、又要包含一点新风格的话，那么这部电影和石挥是相当成功的。唯一的小问题是最后的情节。是否应当让老人孤独地死在街上而未能看到他儿子和新社会的幸福？还是应该让他欢迎儿子归来并加入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中去？原剧本原本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但是石挥提出了各种理由，坚持要以悲剧的方式结尾。在1950年2月13日有许多电影界名人出席的一次上海会议上，石挥有些自我辩护地解释到，他原来很想根据剧本来拍，但是像军队进城这样的大场景对私营电影公司来说过于昂贵。他说他曾尝试在上海租用一个简易机场来拍摄最后的大场景，但是国民党的飞行员一直往这个地区投掷炸弹。直到今天，这一从未被拍摄过的美好结尾仍一直出现在电影简介中。

《我这一辈子》的影评相当不错，观众们也确实认为这是1950年春节一个完美的贺岁礼物。1950年，这部电影在上海放映了575次，观众达314389人，此项纪录没有其它任何一部文华1950年的出品能够望其项背。新政府对这部电影也很满意，决定选送它参加在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电影节。

在公开场合石挥对这部电影的艺术性只表达过一个保留意见。他告诉电影界的一些内部人士说，老舍的原著中并没有那个贯串电影始终而最终被处死的年轻革命者角色。石挥有些后悔在叙事中强加了这个角色，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表现方法僵硬呆板、难以令人信服。

五、石挥：好心肠的小镇裁缝

文华在解放后拍摄的第二部电影是《太平春》。1950年春末发行的这部电影汇集了老文华影业团队中的许多关键性成员，其中包括了导演桑弧和优秀摄影师黄绍芬。石挥扮演的是一位个性复杂但心肠很好的旧式裁缝刘金发，故事发生在浙江东部的一个小镇，时间背景是日据时期到人民解放军抵达后这一时期。

精致的摄影、专业的剪辑与恰到好处的表演，使得《太平春》这部电影既简洁又引人注目，很多方面都让人想起1940年代晚期文华出品的电影。石挥以细腻的演技饰演影片主角刘裁缝。刘裁缝是个为人正派、待人善良、性格温和、逆来顺受的人物，他不想伤害任何人。实际上他尽可能地取悦周围的人。对裁缝的塑造体现了文华典型的人文主义关怀：刘是一位非常能打动观众的角色，影片从肯定的角度描写了他温和的性格。

在这部电影的第一部分，裁缝刘金发收留了可怜的乡下男孩根宝做长期学徒。随着时间的流逝，很明显勤奋的根宝是刘金发女儿凤英的理想婚姻对象，战后著名女演员上官云珠对凤英这个角色进行了精彩的诠释（上官云珠1950年代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上海的一座建筑物上跳楼自杀）。刘裁缝只看到了每个人身上好的方面，但是两个年轻人在政治上更加精明。

赵老爷及其妻子是另外两个主要角色，他俩是刘裁缝多年的好主顾、富有的当地权贵。刘十分感激他们的惠顾，但凤英和根宝却清楚地了解赵老爷不仅勾结日本人，在战后又和当地国民党紧密合作。刘裁缝十分珍视他与赵氏夫妇的旧式关系，但两个年轻人对此却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凤英和根宝还是非常尊重老裁缝，并未质疑他的权威。简而言之，虽然担心居心叵测的人可能会利用仁慈的老人，他们还是用合乎儒家礼法的方式敬爱和崇拜他。

影片接近尾声处详细描写了两次危机。在第一次危机中，一直没有儿子的赵老爷想要纳刘裁缝的女儿凤英为妾。刘裁缝除了拒绝之外别无选择，他只能告诉赵老爷凤英已经许配给学徒根宝。因此赵老爷便背地里设法使根宝被征召入伍，并在他拒绝服役时将他投入监狱。诡计多端的赵老爷知道刘裁缝会向他求救，这样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做笔交易。如果刘同意把他的女儿嫁给赵老爷，赵就会“用他的影响力”释放根宝。为了救根宝，刘裁缝同意了赵老爷的要求。但在举行婚礼前，两个年轻人背着刘裁缝逃走了。

不承认事先知道孩子们逃跑计划的刘裁缝被投进了监狱。但此后不久人民解放军就抵达小镇的郊区。这时赵老爷的妻子来到监狱，告诉刘裁缝她为他的遭遇感到难过，会托人释放他。可是刘裁缝刚一出狱，赵老爷的妻子就让他帮忙。她强迫刘裁缝为她藏匿了几箱“需要妥善保管”的贵重物品，并用金钱报答他的帮助。考虑到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长期生意关系以及相信赵夫人“救了他的命”，刘裁缝愚蠢地同意了。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人民解放军到来之后。起初，刘裁缝的女儿和根宝返回家中，小区中每个人都欢欣鼓舞地欢迎“新社会”到来，一切都令人满意。但是后来凤英偶然发现她的父亲藏匿着属于赵氏夫妇的贵重物品。在结尾一组精彩的镜头中，凤英与他的父亲发生了对立，但是老人坚持认为他没有做错。赵氏夫妇过去帮助他，他们是好主顾。既然他已经做出了承诺，他就必须遵守诺言。凤英公然反抗了父亲，并把这件事告诉了根宝。根宝一直非常尊重他未来的岳父，但是他已经加入了当地的中共党组织，认为唯一合乎道德标准的事就是把这些贵重物品交给新政府。刘裁缝拼命反对，坚持认为他的诺言和传统人际关系很重要。

年轻人的反驳中既有道德的成份也有现实的成份。首先，他们说现在有了新的道德标准。赵氏夫妇是剥削者和卖国贼，因此把他们的财产交给“人民”从道德上讲是正当的。其次，赵氏夫妇是“反动分子”，任何帮助他们的人都会沾上反动分子的污名。年轻人懂得这些道理，但是刘裁缝仍然固守着他的道德阵地。

当刘裁缝一位被国民党强征入伍的朋友以失去了一条腿的形象出现在裁缝店时，刘裁缝深感不安。他的女儿告诉他必须交出贵重物品。但是刘继续犹豫不决。只有当根宝收到家乡来信得知他亲爱的母亲已在国民党的空袭中丧生时，刘裁缝才终于被激怒了，交出了贵重物品。刘说他现在知道什么是残忍的反动分子，而他想当“人”。一位地方政府干部告诉刘，他有资格得到酬谢，但是刘说他不会要。这位干部坚持要他收下。在最后一幕中，刘因为用他的奖金购买了政府债券而在公众大会上得到表扬。

《太平春》在许多方面都很成功，和《我这一辈子》一样，它几乎天衣无缝地将解放前后的上海文化景观连接了起来。这部影片政治立场鲜明地反对二战时日本的侵略和战后国民党的无能。它也展示了社会的阶级结构，表现了阶级敌人（赵氏夫妇）与国内外压迫者的狼狈为奸，并立场鲜明地对革命和劳动人民群众的胜利进行了颂扬。从这点来讲，《太平春》和解放后文华的第一部影片《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区别。

在《太平春》中，文华在没有牺牲艺术完整性的情况下实现了所有这一切。这部电影主要是石挥、导演兼编剧桑弧、摄影黄绍芬成就的，几乎和他们解放前拍摄的文华电影一样。尽管《太平春》公开赞扬革命，但是无论是看起来还是感觉起来都很像电影《哀乐中年》，后者也由桑弧编剧兼导演、石挥担任主角，在国民党政权倒台之前的1949年初由文华影业发行放映。实际上，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后好一段时间，《哀乐中年》都一直在放映（包括1949年解放后放映的322场、1950年14场）。

《太平春》的人文主义理念压倒了它对包括阶级压迫和国际斗争在内的人类冲突的关注。《太平春》竭力想具有革命性，但结果还是一部人文主义作品。影片中最有意思的人物是石挥扮演的善良裁缝刘金发。由于石挥出色的表演，刘裁缝这一角色完全令观众信服并产生了共鸣。观众喜欢他，即使他对周围的各种罪恶视而不见。他不仅不抵抗坏人，就是不义行为近在眼前时他也完全无法辨认出来。问题不在于刘裁缝的天真和轻信，而在于尽管刘裁缝如此多愁善感，却仍然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角色。对于老人一直不能了解的残酷现实，年轻人的了解要深刻得多，但是他们同时也被儒教的家长制所束缚。在整个电影中，两个年轻人都一直顺从父亲的权威，这揭示了他们被“旧”社会关系束缚程度之深。

图为电影《太平春》海报。该影片于1950年在中国大陆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浙江东部某小镇的刘凤英被赵老爷抢亲后逃出虎口，解放后开始新生活的故事。[图源：baike.com]

《太平春》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仅在1950年就在上海放映了467次、观众达188577人次。因此中共的评论员对影片提出质疑时，石挥和他的老朋友、编剧兼导演桑弧肯定感到十分震惊。1950年6月24日的《文汇报》登载的两篇文章恶毒地攻击了这部电影。一位评论家说，导演桑弧忽视了人们提出要求修改剧本的警告。这位评论家还公然指责说，这个凭空想象出来的故事里有许多情节会被电影观众曲解——阶级敌人没有因其罪行受到惩罚，反而很容易地逃脱了；影片结尾革命干部向老裁缝颁发奖金完全不合适，因为老裁缝的行为就不应该获得奖赏。

更严厉的攻击来自梅朵，《文汇报》逢双周出版的戏剧、电影副刊的编辑。他认为这部电影的问题主要在于编剧桑弧的落后思想。电影以老裁缝这个毫无希望的“空虚”角色的一生为中心，这属于意识形态误导。梅说，裁缝和当地阶级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合逻辑的，电影并未充分揭露赵老爷这个地头蛇的剥削本质。他写道，桑弧有“态度”问题，急需思想改造。

这些批评发表前桑弧就知道会遇到麻烦。他的回应发表在新杂志《大众电影》的第二期。桑弧以屈辱的姿态毫不抵抗地屈服了。在这篇充斥自我鞭苔的文章里，他承认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整个故事是不负责任的编造。他说，所有对《太平春》的批评都正中要害。他写道，实际上这部电影是“失败了”。对这部影片的批评是毁灭性的：这部电影不再发行，此后很少被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