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革命者一样演戏:1949-1952年间的石挥、文华影业公司和私营电影制片厂（下）

本文节选自:周杰荣 (Jeremy Brow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

保罗·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与中国研究特聘教授，先后在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所院校担任访问学者与客座教授。

六、石挥：文化革命者

在《太平春》受到批评不久后的1950年7月，石挥发表了《解放一年来的上海影剧界》，这篇文章既有高度政治性、又作出了自我肯定。他在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到《太平春》的失败以及他和这部电影的关系。相反，他以电影戏剧界想要“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解放军”给了他们开始新生活的机会为开场白，谈了他个人在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期间的全面发展。石挥用新的政治行话写道，由于过去的上海被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官僚资本主义所控制，因此电影院和戏院只为极少数人服务。过去的上海到处都是舞厅、饭店和戏院，但是石挥经过反思已经认识到，电影戏剧界人士得到的仅是残渣剩饭。

石挥赞扬到，上海解放一年后，艺术家们已经抛弃了那种自认为在上海拥有社会特权地位的错误的自豪感。共产党赋予他们新生以来，旧电影明星们积极努力地工作、尽一切力量实现成功。他写道：“在解放后的三天内，我们就建立了几十个巡演剧团”到各个工厂里为“工人兄弟们”进行表演。此外他还提醒读者们，戏剧电影界人士也与战士和普通民众一起积极参加了大型胜利游行。虽然那天下着大雨，但是“明星们”依旧出去“在街上跳舞”。按照石挥的说法，战士说“你们就像我们在前线时一样的英勇”。

在组织方面，石挥认为上海戏剧电影协会的成立是一件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因为它让表演艺术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团结起来，因此促进了文化活动“集体化”。1949年夏，上海戏剧电影协会发起了表演艺术界工作者庆祝解放的大型游行，并组织了为期六天、场面壮观的户外募捐活动。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公园来观看他们喜爱的明星。石挥认为，正是演艺人员与大众之间的直接接触让戏剧电影界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进步。此后又成功举办了一项为老兵和难民们长期募捐的广播活动。石挥把这种活动描述为是在旧社会不可能发生的“奇迹”。让许多艺术家沉溺于“自我放纵”的“小资产阶级优越感”也消失了。

石挥写道，文艺界发生的转变是如此重大，“包括各种艺术家在内的许多同志都参军、下乡或进入了革命大学”，而这些地方都是学习新政治的速成学校。艺术家们不再想成为令人羡慕的特权阶级，他们想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革命工作者”。他认为这些艺术家们在第一年就实现了这一点——他们制作了几部面向大众的短片来劝导爱国公民购买政府债券。但讽刺的是，购买债券恰恰是目前名誉扫地的电影《太平春》中主人公刘金发所做的事情。

在文章的结尾，石挥向已经推出两部新作《红旗歌》和《思想问题》的戏剧工作者表示敬意。他提到，《红旗歌》描写的是工人阶级，这要求艺术家熟悉无产阶级的生活。《思想问题》则是为了教育人民。石挥总结到，在未来，戏剧电影界无疑会面对诸多挑战和问题。但他认为第一年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重要的是文化舞台上的人们想要“翻身”、已经与“人民”打成一片，并愿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取得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石挥这篇自吹自擂的文章提到了《思想问题》这部拙劣的戏剧的所谓贡献。文华在解放后拍摄的第三部故事片（也是在《太平春》论战后拍摄的第一部）其实就是《思想问题》的电影版。这部吓人的电影在1950年8月发行（1950年一共放映446次，上海观众人数达220516人），无论与《我这一辈子》、《太平春》这两部电影还是文华的人文主义传统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石挥本人完全没有参与这部影片的制作。

毫无疑问，对于文华来说拍摄《思想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在《太平春》遭到批评之后。石挥的导师、文华的领导人黄佐临虽然是影片的监制，但在电影的姓名列表中仅是文华影业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双方组成的八人“集体”导演之一。尽管黄佐临是一位艺术天才，《思想问题》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作，即使它颇具政治锋芒。不仅演员的表演和摄影糟糕，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生硬笨拙，故事本身更是非常僵硬。更糟糕的是，这部影片前所未有地大肆宣扬反智主义。

图为电影《思想问题》海报。影片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与文华影片公司摄制于1950年，黄佐临、丁力、罗毅之、叶明执导。[图源：baidu.com]

《思想问题》讲的是1949年中国建立的诸多“革命大学”中的一所——坐落在上海郊区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表面上看这所大学为受过教育的非共产党人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改造他们的“思想”，做好准备接受新社会分配给他们的工作。由于学生们的阶级背景和文化倾向都不可靠，所有学生都有态度问题。这所学校起到了思想改造营地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它的确很像一所关押意识形态罪犯的监狱。所有被拘禁在这所学校的人都是必须要净化思想之后才能返回社会的思想犯。事实上，这所学校的环境与1950年代初李克（Allyn Rickett）和李又安（Adele Rickett）的名著《解放的囚徒》（Prisoners of Liberation）所描写的刑事拘留所非常相像。

这所学校的一些学生狂热地想要向政府证明自己是纯洁的，已经做好准备在新社会里担任领导职位。一名积极分子受到自己患有严重性病这一现实的刺激，一直执着地希望让党注意到他的思想倾向是“纯洁”的。这些冷酷无情的积极分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欺辱其他思想落后的学生，并威胁要召开“斗争大会”批斗他们。

这所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是思想受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观污染的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自私的个人主义。这些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有多么需要赎罪。他们当中包括这样几个典型角色：一个美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交际花和一个地主儿子。

另一个典型角色监督着学习班的进展——一个十分男性化的中年女干部：她身材丰腴、面带假笑、始终平静、自以为是，在每一个场景中都身穿不分男女、松松垮垮的毛泽东式制服并带着一顶工人帽。这部电影主要由一个接一个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构成，在这些大会中男女演员都直挺挺地站着，看起来仿佛在念贴在摄像机旁边提示板上的台词。

电影《思想问题》一开始给人们的印象是，令人讨厌的政治狂热行为与资产阶级落后行为这两个问题会得到英明的中共干部的同等关注，并因此得到同时解决。但是，随着影片开始的继续，极端左倾的问题被忽略了，所有重点都放在非党员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落后思想上。电影中并未出现一狂热分子就威胁要召开的那种“斗争大会”，因为中共干部更愿意以一种友善的方式来推动落后学生的思想转变，但是影片一开始就提到的“斗争大会”作为一种选择也从未被否决过。那些有罪的学生清楚地知道“斗争”仍然是可能的。

大多数学生都拒绝全盘承认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罪恶。但是长时间的说教和更为冗长的会议让他们认识到承认是唯一的解救办法。所有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接受”新道德。

在本书第十章，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提到1950年代初中国人对人类起源问题以及“人”的界定标准问题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电影《思想问题》也十分明确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影片逻辑以这样一种基本观点为基础——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要么拥护革命并站在人民一边，要么就是反对革命。另外，这部影片还想方设法将那些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阵营内的人们进行“非人化”。根据这个逻辑，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非人类。既然没有人想被看作是反人类，那么坚定地站在革命阵营内就是必要的。当这所革命大学里的学生承认他们是真想要通过改造“思想”来获得拯救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想加入“人”的行列。

了解了电影《思想问题》的政治内涵，人们就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石挥精心扮演的热心裁缝刘金发会在1950年招致尖锐的批评。桑弧的剧本、石挥的演绎、更不要说黄绍芬巧妙的摄影，都把非革命者表现得富有人性。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电影《思想问题》让观众们无法欣赏那些有“思想”问题的丑恶人物。虽然刘裁缝身上的问题与他们一样多，但他却是一个值得喜爱和尊重的角色，即使与他生活在一起的进步青年也是如此认为。不像《思想问题》，电影《太平春》注意到刘裁缝这样的正派人虽然充满矛盾，但依然展现了彻底的人性。

电影《思想问题》相当直白地说明，仅仅是“思想改造”还不能让人成为人。没有劳动——艰苦的体力劳动，思想改造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电影中一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那位男性化的女干部提出了反驳，认为自己思想健康，可以在其他地方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不需要在田地里工作。但这段话却促使垮裤子女干部对劳动的神圣本质进行了一次冗长的演说。

《思想问题》与文华制片人得到了新闻界的大肆吹捧。文化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表示非常满意看到私营电影公司拍摄出这么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这部影片在全国与上海的观众数量被广泛谈及，例如仅在1950年的最后三个月，上海就放映了《思想问题》446次，观众达到22万多人。但这些数字颇具误导性。观众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组织者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安排各种团体进行观看，而且提前三至四天购买集体入场券可获得高达80％的折扣。这些努力结束后，这部影片的上映次数和观众数量骤然下落——1951年只上映了18次，观众只有6500人。

七、石挥：皮条客

文华因为愿意帮助拍摄《思想问题》而得到了回报。就在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前的1950年夏末秋初，文华开始制作另一部相对温和的影片，该影片既和《我这一辈子》和《太平春》类似，又秉持了文华长久以来的艺术传统。这部电影的蓝本是著名作家茅盾在1941年出版的五四风格小说《腐蚀》，由受人尊敬的上海文学家柯灵改编成剧本，刚忙完《思想问题》的黄佐临导演了这部电影。《腐蚀》这部电影因为希望模仿“苏联电影制作经验”而被文华的领导列为重点项目，并于1950年12月15日发行。

该影片以1940年为背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战时重庆一位以自我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年轻女人离开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丈夫而追求冒险生活。女主人公遇人不淑，最后沦落为一名间谍，为与美国情报机构相勾结的国民党秘密警察工作。石挥扮演这个女人的前夫——一名共产党员，这是《太平春》之后石挥的第一个角色。纵观其演艺生涯，石挥擅长扮演各种有趣的普通人、包括一些下层人物。对石挥来说，扮演轮廓鲜明的革命青年尚属首次，不过他的表演虽然令人信服，但却黯淡无光。

图为电影《腐蚀》海报。影片于1950年上映，石挥在其中饰演杨小昭。[图源：douban.com]

在影片中，这位年轻堕落的女人公泄漏了她前夫的资料。前夫被捕后，国民党当局派她去劝说他招供，但她因为钦佩前夫的刚毅而拒绝合作。之后不久女主人公与另一名像她一样落入陷阱的女青年成为了朋友。后来，女主人公十分震惊地得知了前夫被处死的消息。她的前夫在遗书中恳求她离开当前所处的可怕环境，读过遗书后女主人公看到了光明，带着那名女青年一起逃到解放区。茅盾似乎并未反对这部电影对他小说的改动，虽然原著更加内省，没有这么政治化，也没有两个女人转而投奔共产党根据地这样的结尾。

石挥在共产党解放上海后文华所拍摄的第五部电影中扮演了一个更加让人难忘的角色。这部让人心如刀割的电影名为《姐姐妹妹站起来》，以声名狼藉的民国妓女为主题。《姐姐妹妹站起来》拍摄于1950年秋末冬初、1951年初发行，由新手陈西禾编剧和导演，陈西禾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还专门到北京参观了一个女子劳动训练所——旧社会的妓女们都被分配到那里。为了在政治上保险起见，陈西禾还组织了一些“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上他谦恭地征询各个政治和文化主管机构的“建议”。

《姐姐妹妹站起来》以1947年的北京为背景，电影的第一部分用高度戏剧化但几近民族志般的方法展开悲惨的色情业的描写。影片聚焦于不识字的乡下女孩大香的悲惨故事，她的母亲被骗把她卖作妓女，通过她的故事观众可以详细地看到民国末期的北京妓女是如何被招募、买卖、训练、控制和进行交易的。影片除了介绍七个妓女各自不同的个人经历外，还让观众近距离观察这个行业中的许多行家，包括管理女青年的可怕皮条客、控制资金的年长男人、负责训练妓女的年长妇女和真正经营妓院的残忍无情的年轻男人。同样重要的是，影片也刻画了男嫖客、妓女的父母双亲和爱人、以及收取保护费的腐败警察。

虽然这部电影的第一部分很吸引人，但看起来仍然不得不说是相当肤浅的，几乎没有展示贺萧（Gail Hershatter）在其中国妓女问题研究中提到的这个行业的微妙之处和灰色地带。在这部电影里，管理这个行业的人都是恶人，妓女只是被残酷压迫的牺牲品。完全没有中间地带。这种刻画固然生动、可憎、十分有力，但由于这些失真，观众在电影上半段看到至少有些妓女听天由命而在某种程度上和“老鸨”联合在一起时，不免会感到出乎意外。这些老鸨就是那些管理妓女的年长妇女，她们对外界的新闻精心挑选后再灌输给妓女们。例如，当有消息说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城外时，这些年长的妇女毫不费力地让她们控制下的妓女相信，中国共产党把妓女看作毫无人性的社会渣滓，会对她们进行围捕、谋杀。

我们根据某些材料得知，石挥本人很熟悉1949年前的妓女世界。在这部影片中，石挥出色地扮演了让人厌恶的马三，一位卑鄙的皮条客，控制着年轻而单纯的妓女们。和《我这一辈子》中一样，石挥成功地使用洪亮清晰、生动有趣的北京方言，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北京地方特色。他把马三这个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姐姐妹妹站起来》第二部分在时间顺序上正好与中共占领北京后的最初几个月相吻合。这一部分令人非常失望，而且内容毫无新意——这部分石挥几乎没有戏份。事实上第二部分与《思想问题》很像，同样一脸假笑、永远正确、男性化、穿松垮裤子、戴毛式帽子的女干部，又再次出现在《姐姐妹妹站起来》中——这里她们负责对妓女进行再教育。

妓女们害怕得要命，她们被送到再教育中心（类似《思想问题》中“解放大学”那样的地方，外观与感觉上都很像监狱），在那里被清理干净并组成学习小组。垮裤子女干部引导着这些妓女进行每一步改造。经过无数次集会和学习后，这些女人逐渐讲出她们可怕的经历，了解到旧社会的剥削本质。我们的女主人公大香变成了积极分子，并被指派为小组长。

图为影片《姐姐妹妹站起来》剧照（1951年上映）。[图源：douban.com]

“人性”和“劳动”问题再次成为《姐姐妹妹站起来》的关注点。中共再三告诉这些女人，做妓女并不是她们的错误，而是罪恶阶级敌人的错误。不过这部影片并未跳出这个结论：这些妓女身处拘禁中心，她们的身份低人一等。要不然的话，这些妓女为什么需要再教育？女干部解释说，她们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完成思想改造。当然，她没有把妓女看作真正的劳工。这些前妓女们自然想要通过从事正当的工作来变成“人”。实际上，包括大香在内的许多妓女完成了自己的学习课程后，立刻“自愿”参加苏北地区的妓女再教育工作（因此放弃与家人和爱人的重新团聚，大香也放弃了与她未婚夫的团聚）。上海的电影观众们应该注意到了这部影片对苏北地区的提及，因为许多人都认为苏北地区是上海大部分下层妓女的家乡。

1951年初，《姐姐妹妹站起来》在上海得到广泛上映。1951年仅在上海就放映了657次，观众达344521万人，超过了一年前《我这一辈子》的水平。虽然石挥扮演的卑鄙马三的风头盖过了丁文饰演的乏善可陈的女干部，这部电影还是受到了评论家们的热烈欢迎。

图为石挥在影片《姐姐妹妹站起来》饰演的“马三”一角。[图源：douban.com]

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之所以被接受，可以解释为是文华从《太平春》中吸取了教训。也就是说，文华意识到在电影结束前必须展现出群众的战斗性已经被唤醒、并要让阶级敌人受到惩罚。因此，《姐姐妹妹站起来》加进了《太平春》没有的场面：大规模的斗争大会。影片设置了一个平台，劳动营中的大批妓女聚集在一起，阶级敌人被拖到前面，女干部们控制着斗争会的进行。从前的妓女因为新的觉悟而鼓起了勇气，她们痛斥过去妓院的老板，并向他们吐唾沫。然后妓女们冲向舞台企图打死阶级敌人。女干部进行了干预，说新社会要求“依法”处理这些案件。但是她又问愤怒的群众，“你们认为该如何惩罚他们？”女人们大叫，“死刑！”女干部高声回应：“好！”这样的场景使《姐姐妹妹站起来》免遭批评。

八、石挥：农民士兵

战争需要战争电影，朝鲜战争也不例外，因此资深电影人立即表现出对战争的热心支持。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后不久，1950年12月中旬，一份广受欢迎的电影杂志刊登了著名女演员白杨和上官云珠在拥军大会上演唱反美歌曲的照片。

在拍摄了《姐姐妹妹站起来》后不久，文华影业和石挥很快就着手拍摄根据朱定的宣传小说改编而成的战争电影《关连长》。这项工作将1950年初摄制《我这一辈子》的创作小组重新聚集起来，其中包括了编剧杨柳青与导演兼主演石挥。《关连长》于1951年春发行。这是石挥第一次扮演农民士兵角色。黄佐临和文华影业的其他领导都断定，文华尽自己一份爱国之力对自身是有利的。这部影片将是一部“安全的”、无可争议的鼓动性宣传电影。但他们错了。

图为电影《关连长》剧照。石挥在影片中饰演主人公关连长。[图源：douban.com]

在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新闻界对另一部电影《武训传》发起的批判运动中，《关连长》也不幸成为政治受害者之一。《武训传》是由上海一家私营公司拍摄的电影，资深导演孙瑜和左翼男演员赵丹这两位电影界的代表人物都参与了制作。从表面来看，对这一电影的批判针对的是19世纪中叶中国一个知识分子发动的错误的、因此也是反革命的大众教育活动。但事实上这一批判是从1951年中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令人惊恐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其打击目标是所谓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作家和艺术家。1950年夏天黄佐临拍摄的那部别扭的电影《思想问题》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运动的政治含义。但这一次，中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已经不能被忽视、削弱或回避：毛泽东本人亲自撰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充当这次运动的先锋。

在某种意义上，《关连长》实际上并无任何问题。该电影以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前最后几个星期的江苏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关连长这个人的简单故事。他本是山东穷苦农民，在内战期间升至连长，平易近人，受到他的士兵和上司的尊重。

这一切是通过电影开场时许多非常有趣的情节得到交代的——由于许多士兵都是文盲，一个正在军队中积极工作、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被派到关连长的连队里，负责对普通士兵进行“文化教育”。中共当局除了希望这名大学生能帮助士兵“提高文化水平”之外，还希望他借此机会能变得谦虚，并能了解在前线冲锋牺牲的士兵所过的艰苦生活。

但这个大学生出师不利，因为他的说话方式非常抽象，普通士兵难以理解。但在影片中，大学生与士兵们的紧张关系很快就得到解决，他们建立了十分亲切的关系。这部电影的第二部分的全部焦点集中在关连长的连队攻占上海西部国民党部队一个重要阵地时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上。胆怯的国民党军队躲在一座有许多妇女和孤儿的建筑物中负隅顽抗，关连长必须找出既能消灭敌人但又不伤及无辜的办法。连队取得了胜利，但关连长自己在最后冲锋时牺牲。

1951年《关连长》在上海广泛上映，共放映了347次，观众总数几乎达到20万人，但令石挥非常沮丧的是，当时批判《武训传》这一运动刚刚过去，城市里的中共知识分子评论家根本不喜欢这部电影。问题出在石挥把农民战士关连长塑造得过于生动传神了。在扮演地方警察、老裁缝、皮条客这些角色时，石挥都尽力表现出这些令人难忘的人物所具有的特点和复杂的真实性。他扮演的农民战士同样逼真。关连长和他的士兵来自北方（山东），在陌生的南方进行作战。他们的山东口音非常重，说话时夹杂奇特的山东俗语，也会用粗俗的词语骂人。简而言之，关连长和他的士兵们有着很突出的地方特点。这对朝鲜战争期间的评论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们希望看到中国和中国军队被塑造为讲标准普通话、整齐划一、举止文雅的“国家”主人。

电影《关连长》中生动而莽撞的农民战士形象让城市里的中共理论家感到尴尬。他们对电影的批评暴露了他们与农民之间复杂的爱恨关系。一方面，根据中共的官方路线方针，农民是值得尊敬的革命英雄。但另一方面，要表现农民的真实面貌却又很令人为难。以民间特色的方式来表现农民固然很好，但是对人物的塑造太过于靠近现实是十分危险的。周杰荣（Jeremy Brown）在对毛泽东时代末期的研究中指出，城市居民与知识分子其实十分蔑视农民在中共刻画的神气十足的农民形象之下往往隐藏着深深的厌恶和反感。从城市居民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电影《关连长》中的农民战士言行举止就像一群愚昧的粗人和乡巴佬，特别是关连长本人。这并不是中共领导人想让全世界甚至是中国国民看到的中国英勇战士的形象。虽然石挥认为他在尽自己的本分，但是从评论员们的反应看来，他太过于看重演技了。

电影《关连长》的另一个问题是这部电影未能坚持列宁式的等级制度和纪律观念。电影刚开始的一幕里，那个新来的大学生很难定位在泥土里打滚、和偷他帽子的当地孩子一起打闹的关连长。更糟糕的是，关连长和士兵们的关系看起来太随便了。从中共的观点来看，关连长的行为举止并不像一个手握权力的军官，他的下级也没有对他的“权威”表示出充分的重视，这个连队缺乏足够的“组织性”。

图为影片《关连长》中的一个作战场景。[图源：douban.com]

其中一幕特别有趣，一场重要战斗开始了，上级军官命令关连长率领部队在后方等待命令。观众看到关连长再三向他的上司抱怨，要求让他的部队参加战斗。评论家指出，在军队指挥系统中，下级军官质疑上级军官的才智是完全不适当的。一位评论家甚至说，不知道关连长的部队究竟是为了国家而战斗还是为了证明对关连长本人的忠诚而战斗。评论家们还公开指责说，被关连长操纵着的那些愚昧散漫的山东农民，看起来与其说是国家军队的一个单位，不如说是旧式匪帮。

那个身处这些士兵之中的城市知识分子大学生不仅没有纠正这些农民士兵，反而“加入”了这群未开化的匪帮，顺应了这一环境。像《思想问题》这样的电影已经清楚地说明，中共的精英（例如垮裤子女干部）打击资产阶级的城市知识分子是恰当的，但是城市知识分子（像电影《关连长》中的大学生）丧失自己的个性与一群既无纪律又无教养的粗鲁文盲混在一起则是不恰当的。

和之前所扮演的角色一样，石挥极力使具有多面性的角色显得“人性化”。问题是他又一次成功了，他创造了一位富有同情心、和蔼可亲、同时又有缺点的真实人物，然而中共对于人性的定义却是同质化与纪律的统一。中共对石挥饰演的关连长这种角色之所以极度敏感，恰恰揭露了统治精英内部存在的极度不安全感。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内战胜利者讲话都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这是经常向大众隐瞒的事实。他们都来自地方，并与地方关系网和地方权力基础勾连在一起，但是他们想让普通的国民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些精英们虽然鼓吹革命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是生动而开放的，但是却特别强调对领袖的尊敬与服从——这是严格的列宁主义权力等级制度带来的产物。

九、石挥：美国资本家

在电影《关连长》受到非议之后的1951年年末，人们已经很明显地看到，文华影业已时日无多。当时中共政府正着手准备将所有私营电影公司合并成国有电影制片厂。文华最后一次尝试为新社会服务所推出的作品是一部不寻常的电影《美国之窗》，研究电影的中国学者经常故意忽略这部朝鲜战争时期的反美电影，许多人认为这部电影令人尴尬。这部电影在1951-1952年冬拍摄、1952年初发行，再次表达了电影界对中国战争行为的支持。

《美国之窗》由黄佐临根据同名苏联原著改编成剧本，黄佐临、石挥和叶明联合执导，黄绍芬摄影，这些人都是文华影业团队的重要成员。《美国之窗》是中国电影史上唯一一部完全以美国为背景、但由中国演员扮演美国白人和黑人的电影。戴着假鼻子的石挥扮演主角巴特勒先生（Mr. Butler），这位纽约资本家的公司在朝鲜战争引起的经济衰退中陷入困境。这部被历史遗忘的作品虽是一部战时宣传电影，但却令人非常难忘，部分原因在于影片的喜剧效果出人意料得好，而且石挥以出众的演技阐释了巴特勒这个富有挑战性的角色。

图为电影《美国之窗》海报，影片于1952年上映。[图源：thepaper.cn]

整部电影讲述的是在曼哈顿一座摩天大楼第四十二层上发生的故事，时间跨度只有两三个小时。巴特勒和他性感的秘书为股票市场的消息烦恼不已。由于美国经济转入战时体制，巴特勒公司的状况十分糟糕。这时身份低微的三十二岁洗窗工人查理·肯特（Charley Kent）突然从打开的窗户爬进了巴特勒的办公室，打断了他们的讨论。受惊的巴特勒递给年轻人一支高级香烟，倾听了他的故事。

因为战时经济调整而失去工厂工作的查理请求巴特勒帮一个忙。抑郁的查理在跳窗自杀之前想把他最后一份微薄的工资给他的母亲。石挥扮演的巴特勒这个让人捧腹的角色同意帮忙，他说既然“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查理当然有自杀的自由。但是他认为查理错失了一个赚大钱的好机会。譬如，如果查理同意发表公开声明，说他跳楼前的最后愿望是吸一支某著名品牌的香烟，他就能赚到三百美元，把这笔钱给他可怜的妈妈。

当查理表示赞同这个计划时，巴特勒变得非常兴奋，并提议出任查理的经纪人。这名可怜的工人——他还有个哥哥被征兵去朝鲜打仗——被要求等几个小时再跳楼自杀。巴特勒解释说，查理自杀的原因完全没有市场价值，听起来很像“共党宣传”。他应该像好莱坞制片人那样思考，讲一个有关不幸的爱情的浪漫故事。困惑的查理同意了这个新计划后，巴特勒忙不迭地列出了自杀的赞助人：一名男装经销商想要查理穿一套他们生产的精致西装，一间著名的威士忌酒厂想要查理跳楼前灌一大口它的产品，一个“不易碎”的太阳镜生产商（看起来非常像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想要查理跳楼前戴上他们的眼镜。

巴特勒开始考虑进行一项“自杀代理人”的新生意。他为查理起草了一份正式合同，并安排在无线电台广播这件大事。查理发现巴特勒拿走了四分之三的收益，巴特勒则忿忿不平地回应说，查理所做的工作是最容易的部分。他的所有工作就是跳楼。

一组工作人员（包括一个“黑”人）来安装广播设备，闹剧继续发展。这组人都是工会成员。当这些工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后，他们和巴特勒吵了起来，并逐步说服查理他正遭到剥削。事实上查理很快就发现资本家需要他更甚于他需要资本家。他坚持要被称为“肯特先生”（Mr. Kent）并开始提出各种要求。最后，他取消了自杀计划，和工人们一起胜利离开。

这部影片以这样的场景结尾：巴特勒被他联系的所有赞助人追讨债务；而工人们则站在城郊一个山顶上，指着遥远的地平线，谈到美好的社会存在于遥远的“另一个国家”（苏联）。

把《美国之窗》当作低成本的宣传电影而对它置之不理是错误的。这部电影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成功的，而且是国有电影制片厂拍不出来的电影，因为他们既没有黄佐临这样的导演，也没有石挥这样多才多艺的演员，更没有黄绍芬这样顶级的摄影师。由于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一直在持续，石挥和黄佐临被要求根据苏联的原著拍摄一部反美电影，他们也热情地投入了工作。确实，纵观文华在解放后时期的电影拍摄记录，人们会意识到这些电影摄制者为了服务新社会做了如此之多的工作。为了赢得新政治精英的好感，为了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石挥扮演了谦卑的警察、旧式的裁缝、爱国青年、残酷的皮条客、革命战士，最后是纽约的资本家。

但是他的努力一直达不到中共的标准。他饰演的包括巴特勒在内的角色，从来不像讽刺漫画里塑造的那样能以单纯的好与坏来区分。类似关连长这样的正面角色也一直表现出人物的缺点。像北京警察和浙江裁缝这样的“中庸角色”经常是糊涂而困惑的。马三和纽约资本家巴特勒这样的负面角色则一直显露出无可否认的人性。对共产党的评论家来说，石挥做的所有事儿都不对。

到《美国之窗》发行时，中共已经对石挥不抱希望了。中共最终没能把石挥本人和石挥在上海电影界的坏孩子形象区分开来，也没能认识到石挥和他所扮演的多姿多彩的角色之间存在的不同。最后共产党得出这样的结论，1952年只有三十七岁的石挥既不可信，又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

十、石挥：右派分子

文华发行了《美国之窗》后，一直在上海活动的八个私营电影公司关闭了，其职员被并入不断扩大的国有电影制片厂中。石挥被官方划为导演和男演员，起初被安置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但是在国有电影制片厂中，领导决定一切，导演和编剧再也不能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这是一种计划经济。从一开始，石挥就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被边缘化，他的个人事业迅速衰落。在拍摄完《美国之窗》后，他再也未曾受邀参与创作任何有关严肃革命题材的影片。

此时石挥从事的所有工作已使他脱离当代社会（从1942年起他一直是影响当代社会的主要力量之一），进入了幻想和隐退的世界。1952年和1953年石挥根本没有任何工作。1954年，他为上影执导了一部有趣的儿童影片《鸡毛信》，这部影片讲述了抗战期间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依靠机智帮助红军的故事。1954年，他在一部平庸的讲述清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影片《宋景诗》中扮演了一个小配角。1955年，他导演了由老朋友桑弧编剧的《天仙配》，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神话戏曲片。1955年的石挥年仅四十岁，是那个时代最多才多艺的男演员。无疑，他感到未能得到充分的赏识，也不知道他大名鼎鼎的事业是否已经结束。订婚四年后，石挥和女演员童葆苓在1955年结婚。他们没有孩子。

1956年开始的百花运动激起了石挥的希望。为了激活电影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被鼓励组成小型创作团体。石挥立即领导成立了一个小组，成员包括著名的年轻导演谢晋、资深导演徐昌霖和白沉、编剧沈寂。上影副厂长瞿白音戏称这个小组是“五花社”。这些人都隶属于上海一个比较小的国有电影制片厂——天马电影制片厂。

谢晋和白沉一起创作了电影剧本《女篮五号》。徐昌霖写了电影剧本《情深谊长》。为了支持老同事，石挥同意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一个小配角。他扮演了一位逐渐“失去视力”的工人。那时没有人知道，这位失明的工人将是石挥最后扮演的角色。

石挥自己的作品是一个颇为大胆的电影剧本，名为《雾海夜航》。多亏百花运动带来的文化开放，这部几乎没有任何遮掩的政治批判作品获得了拍摄的批准。故事讲述的是乘船从上海前往宁波的一群人的命运。这艘船被称为“民主三号”，它驶进浓雾后，船上的人必须通力合作以实现自救。这部电影的政治启示不难领会：要避免“沉船”，中国人民必须行动起来，越过无能的领导。

图为电影《雾海夜航》剧照。[图源：baidu.com]

1957年春末《雾海夜航》的拍摄工作刚刚完成，石挥、老导演吴永刚和女演员吴茵就被召至北京打成右派。“五花社”的另一位成员白沉也成了右派。极具毁灭性的反右运动开始了。

回到上海后，石挥被命令参加专门为他进行“思想检查”而召开的“批判大会”。石挥一直喜欢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但是以自己为焦点的斗争大会和他身为明星时习惯的那种关注绝非一回事。有人在批判大会上指出，可以明确地辨认出《雾海夜航》里的一个负面角色就是“党员”。这个角色被描述得自私自利、只为个人利益做事。攻击者说，这个角色的出现证明石挥是在批评贬损共产党。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辩护，特别是他那些在1940年代末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或此时仍希望成为中共党员的朋友们。

石挥被命令参加第二次批判大会。但是他回家后第二天就消失了。在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最终表演里——这既可以被当作是“生活模仿艺术”、也可以被当作是“艺术模仿生活”，不过两者的区别至今仍不完全清楚——石挥登上了在他的“右派”电影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那艘船（“民主三号”），开始了从上海到宁波的航程。许多船员都认识石挥，他曾经为了更好地了解海上航行生活多次搭乘这艘船。在那个不祥的日子，轮船启航时，一名甲板水手认出了他。这名水手问他，“你又在体验生活吗？”石挥点点头。是的，他的确在体验1957年年中的中国生活。

这次偶遇后不久，四十三岁石挥跃出甲板，跳海自杀。

许多天以后，公安局的官员被叫到上海南部的吴淞口，检验一具冲到海滩上的成年男性尸体。尸体的面容已经毁坏得无法辨认，但随后的调查证明这就是石挥的尸体。

直到今天，中国公开出版的资料都没有承认石挥是自杀。石挥最后的表演是天才的表演。重要人物的自杀没有被报道，因为这一类自杀有损共产党的形象。石挥找到了让批评家闭嘴的方式，获得了最终的发言权。共产党很难解释为什么查理·肯特在资本主义美国选择生存，而石挥在社会主义中国选择死亡。

黄佐临和桑弧在反右运动中幸存下来，但是他们和许多解放前的电影大师一样，在其职业生涯的余年一直被排除在党外。有几位最后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1956年黄宗英被允许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赵丹入党，1958年白杨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