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国: 看100年前的《密勒氏评论报》如何解释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困境与出路

《密勒氏评论报》是1917年6月创刊于上海的一份“政治与财政之周刊”。在刊行的32年里，它历经密勒与鲍威尔父子三任主编。创刊伊始，编辑团队就宣称要遵循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并致力于将美式专业办刊方式移植到中国。

巴黎和会召开之际，《密勒氏评论报》已经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此时密勒仍然是刊物的发行人，老鲍威尔任主编和经理。而董显光则在北京兼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主编。他们三人成为《密勒氏评论报》对巴黎和会展开解释性报道的主力，在不同地点、从不同角度对“巴黎和会”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密勒——中国政府顾问的解释性报道

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密勒和数位由远东赶赴巴黎和会的代表同乘日本轮船Tenyo Maru号前往巴黎。其中包括和密勒观点相左的鲁塞尔·肯尼迪。鲁塞尔是日本的支持者。其他同船前往的有日本赴和会代表Baron Makino与Marquis Saionji，以及美英等国驻中日两国的大使，或前任使节。这些人立场各异。

《密勒氏评论报》当时引述《日本纪事报》报道说：“再离奇的戏剧家也难以用更高的艺术手法将这些人物聚集到一起。”

密勒则一如既往地将中美两国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1919年4月初，密勒从巴黎发回长篇分析报道。这篇长达5页的报道详细解释了中国在和会上面临的局势。

密勒认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美国才向德国开战的，而中国在和会上对美国有着很强的依赖心理，希望美国能为中国仗义执言，而美国也应该担负起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责任。

但是，在详细列举了中国在和会上的11项诉求之后，密勒逐一从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角度分析了这些诉求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密勒认为， “要想消除外国对中国行政的干涉，首先只能是增加对它的干涉” 。密勒在这篇报道中分析称，只有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真正帮助中国最终实现这些愿望。

但是在外国的经济援助、行政管理的援助和监督方面，有一种方式是中国可以接受的。那就是如果美国不是领头者的话，至少要成为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可以说，任何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集团、任何没有美国批准或得不到美国合作的事涉中国之计划，都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密勒的观点尽显其美国立场和所谓美式“利他主义”的真实面目。但是，密勒在让美国国会参议院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上起了很大作用。1929年，在密勒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顾问的时候，《密勒氏评论报》刊文述及了这一细节：

那些了解国际政治“内幕”的人知道，密勒先生在美国参院拒绝《凡尔赛条约》的山东条款上起了主要作用，并最终使得该条约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他已经数次以远东政治问题权威的身份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和国际政治学会现身。

密勒以报人和中国政府顾问的双重身份从巴黎和会发回的解释性报道无疑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他从一个美国国际主义者的视角比较全面地透析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诉求。他的分析和评论虽然带着明显偏向美国利益的色彩，但是仍不失深刻的预见性和洞察力。

董显光——中国专业报人的解释性报道

董显光作为在美国接受新闻学教育的学生，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命运格外关切。

和密勒、老鲍威尔等人相比，董显光向《密勒氏评论报》发回的“特别稿件”数量最多。可以说，董显光是《密勒氏评论报》对“巴黎和会”的第一解释者。

他从北京发回的这些报道大多长达数千字。报道在跟踪国际国内有关和会的最新进展的同时，还提供大量的背景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评论，从而帮助读者了解和会的进程及其对中国的重要性。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半个月，董显光就撰文详细描述了中国与和会之间的关系。董显光认为，中国只能寄希望于列强在和会上履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承诺，同时也对近邻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表示深深的担忧。

显然，董显光是从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来分析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诉求的。他认为，中国不应该在和会上提出大而无当的、不切实际的要求，而应该在亚太问题上“简洁地”“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合理的要求。

董显光分析说，中国在和会上的诉求并不复杂：

（中国）提交和会的问题很简单，尽管其解决方式看似有些复杂。说其简单，是因为中国的诉求只是保证其领土完整和免遭不友好国家对内政的干涉，比如近来日本对中国交战双方同时提供战争资金援助。我认为，“列强”（the Powers）在中国的诉求是开展贸易以及通过各自国民和中国人合作开发其自然资源。如果这一设想不假，那么“列强”将不得不自动地正式放弃对中国领土的野心。中国也不得不宣布开放其对外贸易和资源开发。带着这样的思维，也应该不难做到让双方的诉求都得到满意的答复。

随着从巴黎和会传来中国利益被出卖的消息，董显光将山东比作“东方的阿尔萨斯—洛林”，直斥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莱孟梭密谋牺牲了中国的利益，同时也降低了国联和美、英、法的国际信誉。

此后，在《中国之新民族运动》一文中，董显光详细报道了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和进程，并以一个职业新闻人的冷静口吻分析了五四运动的意义：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分析并明确其意义是未来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逐步呈现运动从开端到如今全面展开的进程，可以让读者正确理解，这一运动关乎亚洲大陆这一部分全民政府的未来走向，以及西方刚刚开始了解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了解，以致敬畏。

巴黎和会结束后，董显光又不失时机地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文阐述中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意义。

在这篇名为《中国拒签和约之意义》的报道中，董显光一开始提出了几个中国读者更为关心的问题：中国不签署和约有什么益处？日本是否会以武力强制执行和约的相关条款？中国是否仍然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如果是，是否有必要和德国单独媾和？中国拒签和约是否意味着失去了加入“国际联盟”的权力？中国眼下作何主张？如何采取后续行动？

随后，董显光以很长的篇幅逐个回答了这些问题。该文可以说是一篇典型的解释性报道。一个月之后，董显光又以《日本政策如何削弱其在华地位》为题，详细分析了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的侵略和暴力征服等短视行为，文章认为，中国不同于朝鲜。中国之大是日本所无法掌控的。

文章最后总结说：“中华民族有朝一日重振潜伏了几个世纪的尚武精神，会让世界震惊。那时候日本领导人想再重新考虑对华政策，恐怕已经太迟了。”

老鲍威尔对解释性报道的统筹

与分别远在巴黎和北京的密勒与董显光不同，老鲍威尔不仅亲自撰写解释性报道，同时负责组织和统筹安排所有有关“巴黎和会”的“特别稿件”，并配发评论。纵观所有关于和会的解释性报道，山东问题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成为刊物解释的两个中心话题。

对山东问题的解释

山东问题是中国在和会上的中心利益。“巴黎和会”召开的前前后后，《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数篇长篇解释性报道。

除了董显光的相关报道外，老鲍威尔本人早在1919年1月4日就撰文，以怀疑的口吻探讨了日本将青岛“归还”给中国的可能性，从全局和国际视角分析了青岛问题。

老鲍威尔还为该文配发了一张青岛地图，并在地图上画出了日本所侵占的精华地带。老鲍威尔对青岛问题的解释更多地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他认为，按照日本当时的所作所为，不出十年，中国将会成为下一个朝鲜，而《二十一条》实际上已经在实施之中。为此，美国必须重点考虑青岛问题，携手英法等国一道对包括日租界在内的整个青岛实行真正的“国际化”。

可见，老鲍威尔的观点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致的。除此之外，刊物还有三篇未署名的、有关山东问题的解释性报道。其中一篇分析了和会忽视中国对胶州的诉求的危险性。另外两篇则在和会结束一个多月后继续跟踪报道了山东问题所造成的影响。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

《密勒氏评论报》对“巴黎和会”的解释性报道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一方面，刊物直接刊登并解释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推出旨在“建立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计划》；另一方面，刊物尤其注重向读者解释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利他主义”性质。

一直以来，《密勒氏评论报》极力将美国和其他列强区分开来，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充分理解中国之伤痛，是因为美国和中国一样，有着被殖民的历史。这也是美国和其他列强的一个显著区别。

随着和会的推进，老鲍威尔不失时机地配发“短社评”，点明美国对华的友好。为了证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利他主义”性质，刊物特别配发了大量“短社评”。

当坏消息从巴黎传回中国的时候，刊物发表评论认为，不仅中国人自己对和会的结果不满，很多外国人，特别是在华美国人同样对此感到愤慨。

刊物随后评论说，每一个明智的中国人都从内心里了解，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是站在中国一边的，美国已经为中国尽力了。

刊物还广泛辑录并翻译了中文报刊《时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和《新闻报》的报道，并配以标题《中国仰仗美国的帮助》。这些中文报刊的文章不仅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感谢，同时认为中国在表示感谢的同时，应该自强自立。

另一方面，刊物认为在华美国人不应该对和会将德国在华利益转交给日本的决定保持沉默，而是应该提出抗议，以示对日本的反对，从而消除中国人对美国人的误解。

配发“短社评

《密勒氏评论报》在发表大量的“特别稿件”对巴黎和会进行解释性报道的同时，还为之配发了大量的“短社评”。

这一时期的“短社评”基本上围绕着中国、美国、“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等话题展开。《特别稿件》和《短社评》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刊物的主要政治功能：（1）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2）观察中国局势，（3）反映国际舆论，特别是远东地区的国际舆论。

1919年3月，在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悬而未决之际，《密勒氏评论报》评论说，即便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得逞，它终有一天会遭到报应。

这篇评论还援引《华北明星报》说，日本人通过收买汉奸等不光彩的外交手腕在中国攫取的利益，都只能意味着在远东埋下祸根。

巴黎和会结束后，《密勒氏评论报》仍持续关注和会对中国所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20年1月24日，中国派往和会的代表之一王正廷自巴黎回到上海。回国次日，王正廷接受了《大陆报》的专访，回顾了他在和会上的经历。1月31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评论赞扬了王正廷和施肇基、顾维钧三人在巴黎和会上并肩作战，共同站稳了中国的立场：

他们没有赢得斗争，但是他们为了尊严而顽强抗争。他们作了巧妙的让步，并为将来做好了最好的铺垫。如果这三个人能和全中国22个督军会面，向这22位一展他们的爱国精神、他们在巴黎所显示出的中国未来之希望，以及他们在和会上赢得的尊重，那将是对中国莫大之贡献。如果这三人能让那些在北京手握大权的人分得一些救国的欲望，了解一些国家危亡的状况，坚定一点前途有望和斗争的信念，这些人（在北京手握大权者）或许已经做了中国所必须做的准备。中国或许已经在巴黎翻身，并只用派军事官员去静观其变了。无论如何，他们或许已经吸取了一些教训，这片土地或将得到片刻安宁。

这样振聋发聩的评论在《密勒氏评论报》并不少见。更为难得的是，这些评论发自一份在华的外文报刊。

如果说“客观性报道”是《密勒氏评论报》的基本报道手法，那么“解释性报道”可以说是刊物最广泛采用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报道手法。“政治”和“财经”是刊物所报道的两个最主要领域。解释性报道尤其适用于这两个话题。《密勒氏评论报》在这一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

在巴黎和会之后，刊物先后又对华盛顿会议、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治外法权，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大事件进行了充分的解释性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