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沛: 郑观应以商掩谍的西贡往事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洋行买办和轮船招商局的打工皇帝，长期混迹在招商局和各洋行间。在清季动荡岁月中，作为跨界大咖，郑氏不仅在经济、言论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更在中法战争期间，深入安南西贡等地，从事南洋的情报活动，出没于波谲云诡的谍战风云里。郑氏多次参与军政事务，还一度单身远引南洋做间谍，曾受醇亲王奕譞委派在上海采办神机营军械，复奉命往南洋各地考察军情。

郑观应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氏曾往暹罗(今泰国)、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其中郑氏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氏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氏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

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氏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氏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1884年郑氏受湘军名将、兵部尚书彭玉麟征召，从上海回广州参与抗法战争，“会办湘军营务处”，也即担任彭玉麟的“副参谋长”。

郑氏有诗“冒暑遄征意欲何，待平法逆靖风波。”郑潜往南洋华人聚集地区，欲联合暹罗军队及西贡、新加坡华人，密约袭击法属越南重镇——西贡。郑观应此行所写《南游日记》对该活动全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盖是年6月郑氏潜往西贡、金边、暹罗、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刺探法军情报，联络政要，谋划与暹罗结盟夹攻西贡法军。这一奇袭计划没有实现，他将此行经历写成《南游日记》。郑氏冒险到西贡、金边、南洋等地探察敌情，并组织运送军队、军械赴台湾，到南洋一带进行抗法活动。

《南游日记》是郑观应第一部日记体考察报告，在《南游日记》中，他对洋务派学西学的“遗其体，效其用”提出了批评：“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彭玉麟看了郑观应的《南游日记》，极为欣赏，特地写了一首《七律》：“七律”彭玉麟远涉沧溟万里舟，一腔热血耿中流。洪涛百丈凭夷险，壮志千寻足智谋。拔剑有歌悲易水，击锥无地劈秦沟。归帆满载艰辛重，惆怅英雄愿未酬。8月12日，他回到广州，继续辅佐彭玉麟、张之洞（新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卸任两广总督留粤统率淮军）。

从统属关系来说，郑氏是彭玉麟的直接属员，但大敌当前三方有些事情不分彼此，他曾先后领受“二张”布置的任务，与两人都有紧密接触。从南洋回到广州，郑氏呈递《奏请南洋藩服通商折》、《请设南洋领事片》，提请朝廷注意经略东南亚，突破朝贡体制的限制，建议承认原“藩属国”暹罗、缅甸为平等之国，在南洋遍设领事，保护华侨、发展商务，以抵制殖民势力。他指出：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婆罗洲等处华侨人数在200万以上，建议多设领事以保护华侨，如果觉得费用难筹，可以仿照西方各国的做法，任命当地华商为领事、副领事。

郑氏在潜伏新加坡写成《条陈时事五策》：“上粤督张香帅”，提出：“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动多扞格，难臻富强。”这些都和《易言》中的论述一脉相承。14年后张之洞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虽说是针对戊戌年的时局而发，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郑观应的回应。郑氏在讨论社会问题及风俗改革时乃基于人道之关怀，痛诋时俗，在所不惜。他不特注意到鸦片、华工和监狱的问题，而且为妇女及其他中国社会里的不幸者请命。

《易言》之社会思想在同光年间发表之著述中颇为罕见。到1886年，张之洞料理完中法战争善后事宜，终于腾出手来，按照郑氏的建议，派出尽先副将王荣和为首的使团，周历南洋各岛，远至澳大利亚，“宣布德意，联络商董”，宣慰华侨，并向总理衙门提出增设领事的建议，这些动作都出于郑氏的策划。1885年初，郑观应受张之洞派遣，到香港负责觅船援台。

当时，法军封锁台湾海峡，张之洞拟派广东水师提督方耀所部方恭5营援台，租用外国轮船，从汕头秘密开行，突破法军封锁线，接济守卫台湾的刘铭传。按照最初计划，一旦租到轮船，郑观应即随船前往汕头一起出发，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当时广东方面与福建的联络由候补道杨玉书负责。日后声名大噪的辜鸿铭，正是因同乘一艘轮船结识杨玉书，才得以进入张之洞幕府。

张之洞

1885年1月4日，郑观应潜抵香港，寓居泰安栈，开始委托船务商人联系租船。不久，他打听到有一艘德国轮船可载600人，航速每小时30里，吃水15尺，每月租价3200元，煤炭费、引水费另计，附加条件是万一被法军击毁、捕获，应赔偿船主8万元，赔偿金须提前存入银行，由银行出具担保书。张之洞不愿接受这个担保条件。由于方恭的援台队伍仍需整训，郑观应未能立刻赴汕，一直待在香港联系船只。

局势变幻，张之洞又不时提出新要求，船主也不断调整条件，有些船只短期内不能到港，多数已到港者又不能久待，郑观应与张之洞来往电报有数十封之多，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计划。当中有一次，租船条件已得张之洞同意，郑观应跟德国某洋行草签了合同，张之洞突然要求再减价，终于未能租成。4月14日，他从香港向张之洞发来最后一封电报，告知阿富汗与俄国打仗俄军获胜的消息。（《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54册第326页）郑观应一边联系租船，一边却要应付香港法庭。早年他在太古洋行当买办时，曾为同乡杨桂轩担保，后来杨氏亏欠洋行四万多元，郑氏遭太古洋行控告，被香港法庭羁留，时间不是夏东元先生所说的“1885年1月7日之后几天”，而应该在2月。

2月11日，郑观应发电报给张之洞称：“粗雇三船均有头绪，惟现因封港，暂不能办。应近患寒热，且有友人前在太古亏空迫代清理，乞赏假十日。应禀。”郑观应一边应付追债，一边仍给张之洞报告各方情报。此次被太古逼债，加上上海机器织布局追索亏欠，让郑观应落入人生低谷，后得亲友力助排解清偿，“脱累归里”，回到澳门养病，开始《盛世危言》的写作。张之洞派郑观应到香港联系租船，笔者总觉是大材小用。郑观应的才能有多个方面，熟悉船务只是其中不太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有一种可能是，张之洞读过《条陈时务五策》后，觉得郑观应的思想离经叛道，有“全盘西化”倾向，不宜重用。

作为科举出身的高官，张之洞对“异途”人员总是抱有戒心，这种人才观到了1880年代已十分落伍，与李鸿章大胆任用容闳、伍廷芳相比，显得非常保守。1884-1888年，詹天佑在张之洞手下投闲置散，被安排广东水陆师学堂教英语，不能一展所长，幸得伍廷芳慧眼识人，调入铁路公司，才成就了这位中国最优秀工程师。以规划中国干线铁路著称的张之洞，对眼皮底下的詹天佑毫无了解，还整天抱怨缺乏人才。

詹天佑跑到天津以后，张之洞幕僚蔡锡勇发现不对头，连续发电报想把他追回，已无及矣。张之洞引进英国设备创办的广东钱局，之所以比较成功，主要是驻英公使刘瑞芬做了认真细致的调研，在总体规划、厂区设计、设备选型与配套方面费尽心血，帮助聘请能干的英国工程师团队来穗，而负责筹建与经营管理的薛培榕也表现出高度的专业精神，“该局兴事程功，能得西人之良法美意，而不拘其迹，故能力杜弊端，商民信用，其经营缔造，实赖已故该局提调三品衔江苏候补直隶州薛培榕一人之力。”

刘瑞芬、薛培榕都是李鸿章一手培养出来的洋务人才，刘瑞芬长期负责淮军武器采购，薛培榕曾任中国人自制第一艘轮船“恬吉”号管带，两人都对近代机械有深入认识与丰富经验。在洋务方面，张之洞没有识拔、培养出多少人才，让蔡锡勇长期兼管五六件要事，疲于奔命，不幸于1898年因中风去世，可以说是累死的。

李鸿章

张之洞幕府“旧学”精英济济一堂，真正能独当一面的“新学”人才寥寥可数。他不仅“弄丢”了詹天佑，后来又“放跑”了梁敦彦。梁敦彦1904年离开张之洞时不过是个道台，1909年已高升至外务部尚书。在长期的实业、政界和短期军事生涯中，郑氏交友广泛、眼界开阔，注重了解中外形势，对比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

在长期的实业、政界生涯中，对晚清吏治抨击几乎涵盖了政权赖以存在的所有方面，他说：“余见今之政界，奔走钻营者蒙卓声，谨守廉俭者沉散秩；奸巧辣手者鹊起，忠厚慈心者蠖伏；标榜者，伐异党同，互相援引；务实者，独守岑寂，孤立无援”。晚清官场已成一个投机、黑暗、腐臭的酱缸，清廉、实干、亲民者难以立足。他“尝见置身通显者，往往因清廉而致终身贫苦，未闻有人奖励；因贪墨而致毕生厚富，未闻有人黜罚。世上既无赏罚，既无是非，廉耻道丧，实业安得振兴乎？中国安望富强乎？”

郑氏对比清代吏治前后的变化，认为：“雍乾时作吏者其将赴任也，必先虑律例之不谙，词讼之不决，胥吏之未易驯伏，缉捕之未易精勤，惴惴然惧为宗党羞；今则所虑者，陋规之不丰耳，钱漕之不多耳，亲与友责望之重耳，上司同寅趋承之烦耳”。

郑氏的谍报生涯颇有趣味，期间真真假假，忽悠的成分多，乱世之中亦为常态，如康熙之用道士取西藏，引为趣谈之资。光绪十年，法军扬言将要攻打琼州，时彭玉麟派王之春四营前往琼州布防。也正是在此期间，郑观应通过自荐，又经王之春的推荐，被彭玉麟调到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因郑观应曾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曾前往南洋公办，因而对于南洋的局势较为了解，于是他向彭玉麟献上了一条妙计。当时的暹罗（今泰国）国王拉玛五世，其祖上姓郑，乃是广东人，而他手下六个重臣（相当于总督），祖上也全都是广东人。因此，拉玛五世和这六位官员对中国都有较深的感情，对于法国发动侵华战争极为不满。

郑观应认为，清廷可以利用拉玛五世这种情绪，劝说其出兵攻打侵华法军的大本营——越南西贡，法军将不战而退。彭玉麟得知此妙计，曾先后两次上书朝廷，然而最终不了了之。然而，朝廷在接到彭玉麟的奏章之后，却认为这个计策太过玄乎，饬令彭玉麟保持冷静，切莫轻举妄动，彭玉麟于是只好暂时放弃实施这条计策。期间，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 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为了更好地了解敌情，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清朝政府急需获取南洋地区的详细情报。

郑观应凭借其丰富的商业经验和广泛的人脉关系，被委以重任，前往南洋地区进行情报收集工作。在《南游日记》中经常出现为个叫张沃生的人，张“讳霈霖，字含宏，号沃生。张姓世居香山鸦冈”。广东洋务名人陈昭常为其撰《诰授通奉大夫沃生张公传》（简称“《张公传》”），部分内容有美化之嫌，但基本史实可与其他文献互证。据该传载，张沃生青年时代曾辗转于港、澳之间，并在澳门创办一生最为著名的字号——“宏泰”号。张沃生因此被时人称为“张宏泰”，汤开建以《张公传》为中心展开研究，认为张沃生为香港早期开埠华商中资本最为显赫的富户之一；其所创办的轮船公司，对学界认识英国人创办省港澳轮船公司之前香港华商对发展省港澳航运事业的贡献有重大帮助。

1862年，张前往越南经商，“见埠甚萧条，屋俱茅荻，因售机器设元享、利贞、乾美、坤美四窑，雇工印造砖瓦与建楼房，埠渐稠密，时商贾初集”。张君“自建洋房，连甍接栋，悉赁于人。另有洋楼一所，宏敞罕伦、壮丽莫匹，法人赁之作税馆兼鸦片公司”。这栋洋楼可能就是“Wang Tai House”。“Wang Tai House”为张所修建最为著名之建筑，共三层，有着超大门廊，被认为是西贡地标，游记类文献多有及。1867年，因张沃生承建邮局、国库银行、天主教堂等大型建筑物，当地政府为纪念其贡献，将“宏泰”号所在街道命名为Wang Tai City（宏泰街）。郑、张1884年密集交往源于彭玉麟的一份密奏。该年初，彭玉麟向光绪帝密奏《暗结暹罗袭取西贡折》，密谋“由暹罗潜师以袭西贡，先覆法酋之老巢……拟悬重赏，密约（西贡、新加坡）两处壮士，俟暹罗国兵到时举火内应，先夺其兵船，焚其军火，以期聚歼”，并向光绪帝推荐郑观应“亲赴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处密约布置”。

如此重大、秘密的任务，彭玉麟为何指定郑观应承担？据奏稿原文，理由如下：

其一，郑观应为“广东香山人，自幼从海舶遍历越南、暹罗、新加坡等处，熟悉洋务”。

其二，郑观应在上海招商局任职，“（新加坡）地极富庶，粤人居此者十余万，中国设有招商分局，即西贡现亦有招商分局，均系郑官应所司”。郑观应可以利用其粤人身份及在商务上的关系，以新加坡、西贡招商局为据点，联系东南亚华商，密约大计。

其三，郑观应有深厚的爱国爱乡之情。“与王之春共事有年，每谈及法酋蹴越寻衅广东，同深义愤。”

更为重要的是，1883年郑观应曾因招商局事务至南洋各商埠考察。郑观应本人亦深知此中缘由，其在《致黄花农观察书》中明言：“因彭帅知兄日前曾游南洋越南各岛，熟悉该处人事情形，拟密委察探敌情。”张沃生曾承办鸦片公司，“名为福昌公司。西贡一口，鸦片皆归其承办，每年包税一百三十万金，法人借为军饷之大宗”。

《越南历史》中《宏泰和南圻鸦片专卖》一文对张沃生在西贡经商历史有着较详细的介绍，认为Wang Tai的财富主要来自鸦片专卖而非房地产。张沃生在中国清廷和法属越南皆有一定政治地位。《张公传》载其为“国学生，候选分巡道，诰授中宪大夫加三级，覃恩晋授通奉大夫，赏戴花翎，叠封文林郎”。该记载可与其他文献相印证，如《航海述奇》载其为“香山县谷字都监生”，《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载其为“道衔”。张深受清廷“上游倚重，出使先后如崇宫保厚、郭中丞嵩焘、曾袭侯纪泽、邵中丞友濂、王中丞之春、薛星使福成、龙军门殿扬、黄观察遵宪等莫不争相荆识，倚为东道主”。

晚清系列海外笔记对张沃生在西贡热情招待清廷使者多有记载，如1866年张德彝《航海述奇》、1879年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1879年徐建寅《欧游杂录》、1879年黄楙村《西游日记》、1884年蔡钧《出洋琐记》、1886年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1890年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郭嵩焘向奕䜣推荐西贡领事人选时，即推荐张为帮办。张还曾向李鸿章发密函，提供越南法兵秘密情报，“胪陈越事始末，颇有外间探报所未能详者……张沛霖系粤商，久居西贡，兼管华民，心颇内向。所称法兵厚集，待冬初乃出交仗，似尚近情”。从李鸿章介绍张沃生“久居西贡，兼管华民”，可知其在法属西贡拥有一定社会地位。

与郑观应一样，张沃生亦为招商局重要成员，为西贡分局总办。招商局于1873年在上海正式开局营业。鉴于越南华商聚集，招商局在越南共设有海防、顺安、西贡三处招商分局，海防、顺安分局于1882年成立，西贡分局成立时间则无明确记载，但据文献记载可确定大概。1878年，中国国内南省米价日益昂贵，清廷下令采买洋米以补不足；李鸿章上《洋米无庸购运折》，称越南西贡去岁大稔，米价低廉，可以从西贡采买米粮，“中国已于该口设有招商分局。该分局董事张霖在西贡二十余年，熟悉情形，无论官办商运皆可就地经理，且有现成局船，便于装运”。

但是，李鸿章又提出，“西贡系属糙米，且多搀谷，质性又不胶黏，于各省民食不甚相宜，向惟广东就近购用，以济缺乏”。不如直接从直、晋、豫买米。根据《洋米无庸购运折》，西贡分局应于1873—1878年设立；其所提及的西贡分局董事“张霖”可能就是“张霈霖”，因张沃生在西贡经营米粮贸易，“按年往粤省贩卖越南米粮，又自粤省运货在此售卖，如此往来，获利甚重”。

1873—1878年，招商局局务由香山人唐廷枢、徐润主持，二人设立分局时，多将股份较大之人作为商董招入，协同办理分局；那些“股份较大”而充任商董者多半与唐廷枢、徐润关系密切。张沃生任西贡分局董事或为唐、徐二人招入。此外，1879年徐建寅《欧游杂录》、1884年郑观应《禀报督办粤防大臣彭官保在西贡金边暹罗等处察探法人情形》均载张沃生为西贡招商局总办；1884年蔡钧《出洋琐记》则载“近招商局延其兼办”；1890年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载其“兼办招商局务”。

又据《张公传》载，“光绪己卯，公奉委招商，米运重洋”。光绪己卯年为1879年，即李鸿章上《洋米无庸购运折》的第二年，张沃生最终还是接到清廷招商委令，海运米粮赴华。结合《张公传》记载，张沃生担任西贡招商分局总办的时间应为1879年。1882年，郑观应任职于上海招商局，其后历任帮办、总办。同为招商局重要人员，又为香山同乡，郑、张二人应有不少商业上的直接交往。关于具体的执行办法，郑观应说，新加坡、越南西贡两地都有数量众多的华人，且轮船招商局在两地都设有分局，这是郑观应管理的部门，如果能够发动这两地华人中的仁人志士，先行潜伏在西贡，待拉玛五世大军到来之后，便放火烧掉法军的军火库，烧毁法军的军舰，那么法军大本营必然被彻底摧毁，到时入侵中国的法军也必然将不战而退。

彭玉麟经过和郑观应的探讨，认为这个计划的确很可行，如果可以成功，那么抗法战争必然将提前取得胜利，朝廷也可以为此省下大量的军饷。于是，彭玉麟便将郑观应的这一计策上奏朝廷，请求批准实施。郑观应利用自己在商界的影响力，成功潜入暹罗（今泰国）、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新加坡等地，深入敌后，对法国殖民者的军事部署、兵力分布、作战计划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通过秘密渠道，将这些宝贵的情报及时传递回国内，为清朝政府的军事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光绪十年夏初，主战派张之洞到达广东，彭玉麟在与其商议军务时，又想起了郑观应的那条计策。张之洞听罢，也认为这是一条妙计。当时，由于北宁战败，主和派的声音甚嚣尘上，已在积极与法国协商议和，而张之洞、彭玉麟对此虽极度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如果郑观应的计策得以成功，那么无疑将对法军形成致命一击，彻底扭转局势，从而令主和派就此闭嘴。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彭玉麟再次将这条计策上奏朝廷，并称赞郑观应有经天纬地之才，足以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由于前线战局不利，朝廷面对这种“剑走偏锋”的计策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在批准了这个计划的同时，也同意了彭玉麟派遣郑观应主办此事的建议，只是叮嘱彭玉麟要小心行事，避免被法军发现，从而引起更大规模的进犯。得到朝廷批准后，彭玉麟当即派遣郑观应前往南洋运作。

同年6月11日，郑观应带着文书、弁勇各一人，拜别彭玉麟后经香港前往越南西贡。16日的抵达之后，郑观应立即派弁勇暗中探访法军在西贡的布防情况，并绘成地图带回。6月17日，郑观应一行由西贡前往新加坡，19日抵达之后，郑观应与华人陈金忠相见。陈金忠祖籍广东，时任暹罗驻新加坡领事兼中国轮船招商局新加坡分局总办。陈金忠因对局势悲观，不太看好此行，经郑观应劝说这才同意向国王建议，联合清廷、越南一起抗法。

此后，郑观应又亲赴暹罗，游说该国的掌权者。然而，当时的暹罗国王拉玛五世，正在推行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拉玛五世主张牺牲利益换取和平，从而争取时间完成改革。因此，拉玛五世在明知己方军队不是法军对手的情况下，并不愿与法国发生冲突。由于拉玛五世的反对，郑观应的所有谋划都失去了实施基础，被张之洞、彭玉麟寄予厚望的计划，就此不了了之。在南洋地区，郑观应积极与当地华人华侨、商人、官员等建立联系，逐步构建了一个覆盖广泛、信息灵通的情报网络。

这个网络不仅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信息，还为他在国内的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途中所著《南游日记》，按农历日期书写。郑观应、张沃生二人此次交往的主要地点为越南西贡，其次为金边。越南分北圻、中圻、南圻三个部分，西贡为南圻首府。在南圻，“西贡最擅形势，法人设总督驻守，而以水师提督兼顾海防焉”。郑观应认为，西贡为中法矛盾的中心，“窃维法人自巴黎来华，水程二万余里，宜亦不可久恃，而顾能兼并藩疆，煽乱区夏，惟见其势之张，不见其气之馁者，则以西贡为之屯聚、为之转运也。然则我今日之欲图法，不于西贡是图而谁图哉？”

“联暹袭法”密计袭击的地点即为西贡，郑观应此行第一站亦为西贡，其于五月二十三日初次抵达西贡，六月初四日再次抵达西贡。以西贡为中心的南圻米粮贸易发达，“售米经华商手者十之八九，故南圻米市之利，华商独擅之。法人论南圻事者，有‘舍粟米无出产，舍华人无生意’之说”。郑观应此次密行即以“米商”身份为掩护，与西贡“宏泰昌”号大米商张沃生进行交往。在“米商”身份掩护下，郑观应在西贡出入自由，未被刁难。第一次抵达西贡时，登岸后即“入中国招商局，晤商总张沃生霈霖，促膝接谈中外之事，各相咨访”。

第二次抵达西贡，依然受到张沃生的悉心照料。但郑观应此行切实感受到法国殖民政府对华人的欺压，雇车上岸时，“箱笼物件法捕概行査检。同人身上亦解衣遍搜，凶恶之状，咄咄逼人”。据载，“华人搭船到埠，船主不得私任搭客登岸，须俟华民政务河面差官到船，将搭客大小男女点名，先给小牌照一纸，方得登岸。其行李尽送入鸦片烟税务总局查搜讫，随送华民政务署，分开福建帮、广肇帮、潮州帮、客家帮、海南帮，按帮拨交各帮长，分还本人领去”。

《西贡抽收新旧华人身税章程》对征收标准有着详细规定，对逃缴华人则予以惩罚。“在埠男子若无身税纸在身，被番役查获，监禁三个月；若仍无银缴纳，即勒令该帮自备川资解回原籍，不准再到。”郑观应为香山人，应为广肇帮分管。上岸检查完毕后，“随入宏泰昌，询我辈到此要纳身税否？张曰：‘住此三、四日，我为照料，可不必纳也。’”法国殖民政府对华人身税管控甚严，郑观应能得张沃生照料不纳“身税”，张与殖民政府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另据载，张沃生曾资助欠纳身税贫民返乡，“海中有小岛曰昆仑山，为西贡罪犯监系之所，今岁有贫民三百余名，欠纳身税，例应入狱，经商总张霈霖赎之，资遣回籍”。《张公传》载，“法例苛而无知易犯，得公一言而万事解释，旅越之人咸嘉赖焉”。法国殖民政府认可华人依据中国籍贯组成不同“帮”，再通过“帮”内精英分子管理华侨及缴纳税收，保持了“帮”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帮”组织既表现了海外华侨的守望相助，亦表现了华商精英对法国殖民政府的依附。

与广肇帮相对应，张沃生所参与的另一华人社团组织——“穗城会馆”，则代表华商对清廷的拥护。1866年，张德彝游历西贡，张沃生陪其参观粤人所建“穗城会馆”，该会馆具有浓厚的华商社团氛围。“后殿内供奉天后娘娘神像……钟磬供器一切类皆中国物。傍有财神殿。……询之张沃生，乃知一切器具，皆来自粤省。”“厅前两廊下，有中国尚书罗惇衍碑文。”罗惇衍（1814—1874），广州府顺德人，时任户部尚书。以张沃生为代表的西贡华商在“穗城会馆”刻印罗惇衍碑文，代表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亦有因同乡身份交往以利商业运营、寻求清廷高官保护之意。

因为张沃生所在地——西贡，为法属越南殖民老巢，受到法人严密监控，因此张除了保护郑在西贡的安全外，亦为郑与新加坡巨贾陈金钟在西贡暗中联系的中介。新加坡招商局总办陈吰音，“名金钟，伊祖福建漳州人，居此地三世，现为暹罗领事”。“以商致富数百万金，其祖若父并受暹罗显职。金钟颇疏财好义，即创萃英书院者也。丁丑晋赈，捐银十余万，系丁雨生中丞派人来劝者；及左文襄公劝办海防，复捐万金。”陈金钟在新加坡地位显赫，为福建帮总舵主，获中国、英国、暹罗、日本四国勋衔，“中峇鲁区有条‘金钟街’，便是纪念他而命名”。

据方志载，“海澄县人陈金钟在新加坡创设‘振成米行’，经营暹罗米和仰光米，其时当地有句俗语说‘米食振成’”。陈金钟亦在西贡经营米粮贸易，1888年有两个峇峇（baba，海峡华人，“Straits born Chinese”）到访西贡，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陈金钟的公司Chin Seng & Co.在那里兴建了一个“大米较”（即碾米厂）。张沃生与陈金钟同为米商，同为招商分局总办，应有很多商业交往。陈金钟在暹罗、新加坡政治、经济地位显赫，郑观应为了实施密计，在西贡时通过张沃生与身处新加坡的陈金钟联系，以便快速得知新加坡、暹罗的最新消息。郑与张交往，再通过张与陈联系，其中有一个重要联络点：西贡招商分局。西贡、海防、顺安三个越南招商分局作为清廷情报来源。

招商局越南分局成立初期，承运米粮为其主要业务之一；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纷争日益尖锐后，为了不引起法国怀疑，非官方组织——招商局越南分局被清政府赋予秘密使命，即提供越南实况及法军情报；在越南从事运粮、客运等商业活动的招商局人，便成为履行秘密使命的绝佳人选。中法战争前期，李鸿章即着手建立一个以轮船招商局为重要载体，诸多军政、外交人物参与其间的情报工作网络，该网络对战前的情报搜集、刘永福及黑旗军的招揽、中法外交交涉、清廷中枢决策均有重大贡献。张沃生作为西贡招商局成员，曾为李鸿章提供越南法兵秘密情报。顺带提及的是，陈金钟家族与招商局关系密切，为新加坡招商局总办，其子陈善继则为暹罗招商局商董。因为法军的严防死守，郑观应在西贡并未与过多人员交往。

西贡招商局除了总办张沃生外，还有其他委员。但《南游日记》对西贡招商局其他委员并无记载，郑观应应该没有与他们见面。郑、张二人交往的另一重要地点——金边，为柬埔寨首都，在越南之西。清廷如欲联合暹罗袭取西贡，“须假道金边国始达越境”。六月，郑观应在张沃生陪同下抵达金边鸦片公司，张沃生之子张帝孚当时为该公司总办。因为法国初灭金边，禁令森严，在张沃生建议下，郑观应依旧以“米商”身份作为掩护，未与金边其他华商联系，亦未与金边高层接触。

六月初九日，张沃生通过电报得知中法和议决裂，法国当局下令封禁各法属殖民地海口，毋使华人往来，情势即刻紧张；在张沃生的安排下，郑观应当日即离开金边回到西贡，并于次日早晨前往相对安全的英属新加坡。六月二十二日，郑观应经香港回到广东。“是行也，往返水程约二万一千四百里，为日六十四。虽屡遭法人之盘诘，竟得安全而归，予小臣深荷国家之福荫矣。”郑观应安全回到中国，主要得益于以张沃生为代表的南洋华商的大力帮助与保护。作为郑观应此行的集中交往对象，张沃生旅居西贡三十年，在西贡、金边华人社团影响颇大，遗憾的是，《南游日记》多见张帮助获取情报，保护郑观应的安全，提醒其谨慎行事的记载，却未见张联络西贡、金边华人策应袭取西贡之计。张沃生获取清廷、法国“双重政治身份”，无非借此抬高身价，结交中、法官宦，以利商业运营。

在中、法矛盾日趋尖锐之际，对于“联暹袭法”这样重大的抉择问题，张的内心深处不可能不对其可行性、利弊进行反复权衡。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张沃生选择继续维持“双重政治身份”，对中法战争的态度趋向于达成和议。陈金钟兼中国、英国、暹罗、日本“四重政治身份”，亦趋向于达成和议。新加坡华人有十余万，“且多为会党者”。

新加坡华人社会建于会党所集结的“帮”体系之上，主要分为福建、潮州、广府、海南、客家等五大帮，福建帮雄居五大帮之首。陈金钟为福建帮总舵主、华商领袖，与会党关系密切，但《南游日记》只见陈帮助郑联系暹罗高层、获取暹罗相关情报，并未见其联络新加坡华人策应袭取西贡之计的记载。

同时，郑观应“南游”另一目的为“劝南洋华商急公好义”，筹集密计实施所需军饷，但现实情况却是，只有暹罗华商“欢跃相从，慨许密备相助”，其余各地华商均处沉默状态，新加坡富有华商甚至“皆入英籍数世，不思故乡”。因为筹措军饷及借助西贡、新加坡华人做内应袭取西贡的计划难以实施，《南游日记》充满忧郁、愤怒的情绪，以及因思虑而不得眠的记载。

张沃生虽对“联暹袭法”密计并未直接予以大力支持，但郑观应通过与张交往，获得了大量信息。

其一，关于金边的形势。在彭玉麟与郑观应的密计中，考虑的重要地点只有西贡、暹罗和新加坡。张沃生因为家族生意往来，对于柬埔寨情势颇为熟悉，认为清廷应该对金边予以足够重视。1879年徐建寅游历西贡时，张沃生即对其说柬埔寨有被法国完全吞并的危险，认为“法国派官监国，一切政事均其主持，柬埔国主徒拥虚名。且现在之主，年已五十余，待其殁后，不再立主，其地即全属法国矣”。

郑观应此次南游，张沃生又详陈法国夺取柬埔寨全过程。张沃生曰：“咸丰八年法人取西贡时，见金边近在肘腋，取之足以广地，不取适以养痈，因遣使说于王曰：‘尔为我属，我为尔护。’金王愚昧无知，以为法能保护，可与暹罗、越南相抗衡，愿即立约。法人于是通商设埠，置戍添兵；金王于是受其挟制，不能振作。至今岁举全越而兼并之，威加南服，又何地不可以侵。故遣一介臣来，欲将金边土地、人民、租税概为管辖。金王不敢违意，惟唯唯而已。今王虽存而权已去，国犹是而政已非，不胜有今昔之感矣！”郑观应闻悉感叹不已，对清廷的军事布局颇有微词，认为南洋藩属各国地域不小，土产钱粮亦为西北荒寒边疆之十多倍，但自咸、同以来，清廷只知极力恢扩西北，而对南洋藩服边疆坐视不管，可算是“筹边之失策”。

其二，关于越南民情。1884年8月，郑观应向彭玉麟汇报越南情势，内容涉及从张沃生处获得的情报。据张沃生所言，“全越疆土自归法属，越人不知爱国，由于上下之分太严。滇、粤两省虽可通商，大抵利权为法所握。现在法人之意，不灭黑旗刘永福终觉梗塞道路。三日前在此简选精兵八百，调攻保胜，惟所选精兵皆系越民，兵总均是法人，各兵登舟之日父兄妻孥莫不涕泣以送，恐此去不能生还，可见法兵畏慑黑旗矣”。

其三，关于云南边境危机。张沃生认为中法暂时或会达成和议，清廷“急务”应该是云南边疆危机。越南全境为法侵占，法国只需用五六年时间，即可使火车、轮舶无限接近云南边境；同时暹罗、缅甸亦将为英、法所有；英、法二国财雄势大，彼时恐中国边防之力不能支矣。张沃生对中法和议的预判经历史证明为误判，但其关于云南边疆危机的言论使郑观应有所警醒。在吸收张沃生关于越南、柬埔寨、中国边境的信息后，郑观应将其融入自己的见解，对法国侵占越南及柬埔寨的意图、英法关系、世界政治格局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认识。其在《复香港大书院掌教霍见拿论中外时事书》中认为，法国“阿洲之战未妥。复借端而攻南越，背盟而袭东京，天津之约视同儿戏。揆其意，实欲取越南，并金边，蚕食缅甸、暹罗，与英之印度争雄海外耳……阴与俄罗斯连横，使侵阿富汗，同夺英人之利。如果暹罗、缅甸为法所属，而阿富汗为俄所属，不独中国边境之患，印度等处亦从此多事矣”。

其在《禀醇亲王为拟收复南洋藩属各岛华侨以固边圉事》中亦有类似言论，历数英、法、俄对南洋的侵占及对中国云南、西藏、四川的觊觎，“窃见各国狡黠之情实有可畏也”。此外，《南游日记》附有《西贡华商牌税章程》《西贡船钞章程》《西贡出入口带水章程》《西贡抽收新旧华人身税章程》《西贡出入口货物抽收厘金章程》《西贡出入口报关并附带书信章程》《西贡华人出口章程》等西贡收税制度，其中多数为只针对华人的制度。郑观应此次在西贡交往人数有限，这些情报应是从广肇帮领袖张沃生处得到。

1879年，郭嵩焘在西贡会见当地侨领时，张沃生等即已诉华人税收之苦，急盼清廷“苏其困而拯其艰”。其税收之苦大致如：稻米出口岁税60万元；鸦片烟税126万元；其余地税、房税、车税及各店经纪之税，大率重者皆估取其息十分之一；中国人口税为最虐，分上、中、下三等，西贡、堤岸两处4万人，而人口税已约及30万元。“穷民工作，力不能完纳，则捕系之充当苦工，苛虐加于囚犯，常每日捕系百余人。”

郭嵩焘

1883年郑观应为招商局事务到南洋考察后，即向李鸿章提出在越华人税负严重，“西贡全境华人不下二十万，法人苛待华人税例六项：曰进口、曰出口、曰招牌、曰地基、曰房屋、曰身口，极为烦重”。因郑观应重任在身，1884年《南游日记》中未见张沃生诉说华人税收之苦的相关记载，相反的是，张沃生作为侨领，积极照料郑观应，使郑免交身税，上文有所论述。投桃报李，郑观应处处留心，将这些税收制度详细收集齐全，应是为了再次提醒清廷注意与法国交涉，切实保护在越华人利益。

从统属关系来说，郑观应是彭玉麟的直接属员，但大敌当前三方有些事情不分彼此，他曾先后领受“二张”布置的任务，与两人都有紧密接触。从南洋回到广州，郑观应呈递《奏请南洋藩服通商折》、《请设南洋领事片》，提请朝廷注意经略东南亚，突破朝贡体制的限制，建议承认原“藩属国”暹罗、缅甸为平等之国，在南洋遍设领事，保护华侨、发展商务，以抵制殖民势力。在《请设南洋领事片》中，他指出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婆罗洲等处华侨人数在200万以上，建议多设领事以保护华侨，如果觉得费用难筹，可以仿照西方各国的做法，任命当地华商为领事、副领事。

这一折一片收录在《张文襄公（未刊）电稿》里面，有修改痕迹、有漏字，看起来不是最后定稿。郑观应没有专折奏事的资格，这一折一片应该是请张之洞或彭玉麟代奏，可以认为张之洞曾认真读过。到1886年，张之洞料理完中法战争善后事宜，终于腾出手来，按照郑观应的建议，派出尽先副将王荣和为首的使团，周历南洋各岛，远至澳大利亚，“宣布德意，联络商董”，宣慰华侨，并向总理衙门提出增设领事的建议，这些动作都出于郑观应的策划。

其后所写《盛世危言》中亦多处可见其类似护侨思想，如《公法》篇就对外国对华人征收苛税大为不满，认为“公法者，万国之大和约也。……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数倍于他国，何据而区别也？中国所征各国商货关税甚轻，各国所征中国货税皆务从重，何出纳之吝也？……外国人至中国不收身税，中国人至外国则身税重征。……种种不合情理，公于何有？法于何有？”

《通使》篇则记载郑观应1884年南游后即上书当道，须在东南亚派驻公使保护华人，认为南洋“各岛如英、法、和、西等国之属土，华民流寓其间者不下数百万人。亟宜简派公使驻扎南洋，所有南洋各国，如越南、缅甸、暹罗、小吕宋，及英、法各国属土之华民悉归统辖。即选各埠殷商，或已举为甲必丹中外信服者为领事，联络声气，力求自强”。
早于1876年郑观应就提出“兵船护侨”思想，但是，自1840年以后，清政府连领土完整、关税主权都不能自保，更遑论对远在海外的华侨进行军事保护。乔装米商实地刺探情报后，郑观应的侨务思想更加切合华侨利益，其对清廷的建言献策，虽未能直接促成清廷伸以援手，但以《盛世危言》1894年刊行后轰动一时的传播广度，足以吸引清廷及社会对南洋华侨的关注，推动清廷的护侨工作进程。在包括郑观应在内的各方官商势力的共同努力下，清廷从1885年开始与法国交涉在越南设立中国领事馆的问题，但在交涉过程中由于法国的刁难和清政府的不坚定态度，直至清朝灭亡都未能在越南设立领事。

1885年后，越南华人“身税”亦成为近代中法外交斡旋的主要议题，但由于“身税”为法国殖民政府敛财的主要手段，交涉过程困难重重，1906年后清廷放弃了对身税的外交交涉。在收集到大量情报的基础上，郑观应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对敌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针对法国的军事策略和作战特点，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和建议，为清朝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郑观应的南洋情报活动，不仅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宝贵的敌情信息，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国家的安全意识。他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当道大佬展示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为后来的情报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郑观应提供的情报信息，为清朝政府的军事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这些决策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地提高了清朝军队的作战能力和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