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杜月笙拉不住的野马，手面最阔，本事最大

来源: 档案春秋     作者: 章济塘

陆京士所作《杜月笙传》中，有这样的叙述：“杜月笙常说他的学生子中有三匹野马，他自己拉不住他们的缰。事实上则其言若憾焉，而心实喜之，因为这三匹野马大有乃师之风，他从这三个学生子身上看到若干年前的自己……本事最大，手面最阔，尤能超过乃师杜月笙，上海人讲究的三头：噱头、苗头、派头一概占全的，首推杜月笙的爱徒、恒社中坚分子——章荣初。”

我祖父章荣初 （1901－1972），原名增骅，字荣初，祖籍浙江省湖州荻港。荻港章氏名人辈出，如民国初期外交家章宗祥，中国地质学先驱章鸿钊（李四光的老师），教育家章开沅等。章吴两姓为当地望族，民谣称：“章百万，吴无数。”直到现在，以石板铺设的荻港老巷，横铺的是吴家所铺，直铺的是章家所铺。但到我祖父在菱湖镇出生时，已家道中落，境况清寒，他只读过五年私塾。1918年冬刚满十八岁，便身揣两块大洋，跟姑夫来到上海打工。

章荣初像，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不知是个人幸运还是社会风气使然，他在学徒生涯中遇到一个好老板。每天店铺打烊后，老板督促他写大小楷十张，学珠算心算，教育他“客人乃衣食父母，做生意童叟无欺”。祖父一生重情义、知报恩，写得一手好字，心算和记忆力极强，为日后创业打下扎实基础。

十年辛劳，十年拼搏，祖父从学徒工、布店伙计、合伙人，到自己创业，于1928年买下上海华德路（现长阳路）17亩地，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华资印染厂——上海印染厂——也是中国第二家印染厂，在这之前英资伦昌印染厂独家垄断了中国印染业。

三次倒闭，三次爬起

1964年9月本文作者章济塘（右）支边去新疆，祖父章荣初到车站送行

当时的中国，国弱民穷，民族资本犹如巨石下的幼草，在我祖父拒绝英资兼并后，伦昌发起削价攻势，两个月内将出厂印花布从每匹4.5两白银，降到每匹2.8两白银，导致上海印染厂每日亏损1000两白银。1930年5月16日祖父在《申报》发表《告本埠匹头业勿定外货宣言》：“在此千钧一发的中国里，大家须要觉悟了，我以十二分的诚意忠告诸公几句话……将提倡国货的心，常印在脑海里。”1930年9月上海印染厂终于被英资伦昌压垮倒闭，布价随即被伦昌提高到每匹7两白银。

半年后，祖父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和宁波银行家郁震东支持下，重新站起来，1931年7月上海印染厂复工。1932年，他买进隔壁的50亩土地，工厂扩大到纺纱、织布、印染，成为全能纺织厂。

面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崛起，外资是不甘心的，伦昌凭着财大气粗，故伎重施，再次将出厂布价由每匹7元跌到3.7元（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废止银两，改流通银元——编者注），上海印染厂苦撑半年，1934年6月再度倒闭。

经过风雨飘摇的两年挣扎，印染厂于1936年又一次顽强开张了，易名为上海纺织印染厂，并且更上一层楼，增加了纱锭和机器，员工达三千多，成为上海滩最大纺织企业之一。然而可叹的是1937年“八一三”日寇进犯上海，处在炮火下的企业终告结束，被日商裕丰纱厂接管。

十年间，三次倒闭，三次爬起，祖父在1938年另设荣丰纱厂，终于在上海纺织业界站稳脚跟。

谈起祖父的往事，有人问我，你祖父在解放前夕回到上海，你父亲解放初由美国返回祖国，结果却经历了意想不到的磨难，一定后悔莫及。我要说的是，没有人比和国家患难与共的一代更深爱自己的祖国，没有谁比与民族共度艰辛的一辈更爱自己的民族。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在一开始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结，拳拳爱国心，铮铮报国情，“实业救国”绝不是一句空话。

荣丰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1947年股票样张

拜师杜月笙 入恒社成中坚

上世纪30年代初的十里洋场，鱼龙混杂，黑道白道横行，即便有一定身价地位，依然如履薄冰。祖父为了找个靠山，1933年初经黄炎培推荐，拜杜月笙为师，加入了1932年成立的“恒社”。

“杜月笙现象”是特殊时代特殊环境所造成的。当年租界分治，各自为政，上海这个东方第一商业都市，竟没有统一的法律、统一的管治，这种无政府状态，造就了杜月笙这样黑白两道通吃、正邪左右逢源的势力。

1927年后，杜月笙为进入上层社会，需要改变黑帮形象。大弟子陆京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提出成立一个合法社团 “恒社”，设立高门坎，入社者需具中学以上学历，文职人员要科长以上，文化教育界要中学教师以上，军人要少校以上，或者自己拥有企业，如此一来，把杜的帮会弟兄全挡在了门外。

恒社成员中，商界占54 %，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的父亲徐大统，都是恒社成员。恒社核心是十九人理事会，其中九人为常务理事，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1934年我祖父成为九名常务理事之一。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杜月笙为避日军逼降，经香港转赴重庆，在上海留下他的亲信万墨林、徐采丞作他的代表。当时杜门有“内务万墨林、外事徐采丞”的说法，留守上海杜公馆人员的开销，大部分由我祖父负担。

1938年祖父在徐采丞、万墨林协调下，以开工后生产的棉纱作抵押取得汇业银团贷款，在大西路（现延安西路）84号开设荣丰纱厂。原为祖父独资，徐采丞来参观后，表示杜要入股，于是改为有限公司，杜出资一万，徐采丞和徐寄庼各出资三万。祖父乃奉杜月笙为董事长，两徐、他自己和总经理韩志明为常务董事。杜月笙也因此成为中国纺织业联合会理事长。

1938年，章荣初(右)和荣丰纱厂总经理韩志明(左)

我父亲章志鸿出生在湖州老家，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当时我母亲就读东吴大学商科，外公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经理，1943年春祖父亲自到浙兴银行，托浙兴董事长徐寄庼作媒，向我外公提亲。1944年4月8日父母的婚礼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男方证婚人徐采丞，女方证婚人徐寄庼。

1944年4月章荣初长子章志鸿的婚礼

以我家当时的经济及地位，婚礼完全可以极尽奢华，但尽管华丽隆重，却只有茶点招待，不设酒席。此一是蒋介石提倡节俭的新生活运动，二是杜月笙带头的风气。

父母婚礼上，母亲的伴娘是她表妹张雪勤，其丈夫王光复——王光美的五哥——当年是驻沪国军空军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因他们是中共“皇亲国戚”，在台倍受猜疑，上世纪80年代从台湾空军退休后移居美国达拉斯。度尽劫波，柳暗花明，父母和他们在达拉斯重逢，已是相别六十三年之后的2007年。

2007年，章志鸿夫妇和王光复夫妇在美国达拉斯重逢

抗日寇身陷囹圄 回上海迎接解放

“八一三”后抗战全面爆发，烽火四起，但日本尚未对西方宣战，不能进入租界，租界成为沦陷区内的孤岛，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之前这几年称为“孤岛时期”，文化经济畸形繁荣。

1938年10月荣丰纱厂开工，初期比较顺利，但处在日寇魔爪之下，朝不保夕。1939年10月，一个日本军官来到愚园路联合坊我家找祖父谈话，自称是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今万航渡路435号）的，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几次之后，他说出真意，原来他们要抓一个住在法租界的医生，要祖父请他出诊引出租界。祖父想，这医生显然是抗日志士，怎能帮日寇为虎作伥？ 他对日本军官说，明天要去杭州，后天致电医生；日军走后，立即全家动员，在环龙路（今南昌路）租了一所房子，半天内就把家搬到了法租界。后来,祖父得知爱麦虞限路45号落成出售，于是以我父亲之名，以4000两黄金买下来，这就是今天的绍兴路54号。

上海绍兴路54号现貌

1944年4月，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第七战区司令吴绍澍等曾在此以万墨林请客为掩护，召开国民党敌后工作会议。到了6月，吴开先被叛徒告发，国民党在上海的电台被日军破获，万墨林等人被捕，祖父受牵连也被抓进日军宪兵队。

但祖父毕竟不是国民党人，徐采丞花了30根金条把他保出来。在回家路上，祖父问徐：“吴开先也被抓了吗？”徐采丞笑说吴开先是不会被抓的。

徐采丞奉杜月笙命留在上海，开设“民华公司”，将上海的棉纱纸张等物资运往重庆，再将后方的桐油牛皮运来上海，大发国难财，利益归杜月笙和戴笠两人。祖父不解日本人怎么睁眼闭眼让他进行这样的战略物资交易，徐透露日寇知道杜在中国政界举足轻重，要拉拢杜，劝蒋介石放弃抵抗，对日投降，因此允许徐以生意为名保留一部电台和重庆联络。徐采丞与日本特务头子阪田诚盛少将关系密切，持一张“田公馆” 证件在上海通行无阻，成为日军和重庆之间的联络人（徐采丞1952年在香港自杀）。

万墨林被送到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务机关，受了重刑，更被76号汉奸吴四宝敲诈了几十万，经唐生明、潘三省等疏通释放后，无法在外面活动，在绍兴路54号隐居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首先进入上海的是美军，祖父包下“伟达”“祥生”两家酒店，办起“章氏招待所”，免费接待美军官兵。美第七舰队进驻上海，司令金凯德四星上将（Admiral Kinkaid. C.I.C.）代表美国政府到我家致谢，祖父在花园草坪设宴招待盟军，陈纳德将军到上海也来我家拜访祖父。蒋介石知道后，也送了一张亲笔签名照片给祖父。

1947年初，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要搜捕国民党左派领袖李济深，我祖父从李的幕僚李乙尊（程派京剧艺术传人李世济的父亲）处得知后，让李济深在我家躲避数月。其间李患盲肠炎，祖父请上海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任庭桂在家里为他动了手术，后将他秘密送往香港。

1947年章志鸿赴美留学前与儿子章济塘在绍兴路54号的合影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经济恢复，纺织业连番增长，祖父收回上海纺织印染厂，改为荣丰二厂，1947年与大西路荣丰一厂合并为荣丰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注册资本国币100亿元。

据“苏浙皖京沪机器纺织工业同业公会”1945－1949年初的统计，荣丰在上海纺织企业排名第六到七位。1948年上海有大中企业101家，其中纺织企业34家，这101家中，上市公司21家。中国民族资本的力量，积聚了近百年，终于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造就了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解放时，我祖父成了浙江籍民族资本首富。

1948年我祖父携资金前往台湾，同行的有杜月笙的关门弟子、蒋纬国留德同学吴绍麟。蒋纬国给了吴绍麟一艘登陆艇，装满吴的私人财物，等祖父和吴乘飞机到台北后，蒋告知吴一船财物被共军击沉。吴明知被蒋私吞，哑口无言，说台湾不可留，和我祖父到了香港。

是年李济深在香港召集国民党内反蒋人士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李为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准备北上参加新政协。

1949年4月30日李与我祖父一席长谈，诉以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次日一早，李济深与郭沫若等三十多位民主人士，以庆祝五一为名，登上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一艘苏联货船，驶出公海直奔大连。1949年5月20日，我祖父携带资产回到上海，七天之后迎来上海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