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下那一丝神秘的震颤（上）

来源: 德国的故事    作者: 孙小平

当年恐怖的柏林莫阿比特监狱现已不存，在其遗址上新建了一座历史公园（Geschichtspark）。公园里保留了一堵残存的监狱围墙，墙上的文字辑自于《莫阿比特十四行诗》中的《在桎梏中》：“在充满这座建筑的所有不幸中，砖石和铁栏之下，那一线生息，一丝神秘的震颤”

《罪责》

面对法庭对我的有罪宣判：
策划和忧患，我理得心安，
如果我不曾出于责任感为人民的未来策划，
那我才是一个罪犯，
然而我有罪，罪责并非如你们的宣判，
我应该更早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我应该更明晰地呐喊“灾难，灾难！” —
我太盲信自己的判断。

我从内心深处控告自己：
我自欺欺人，
也把自己的良心欺瞒 —

我早已经看到毁灭的凶兆 —
我警告了— 不够强硬，不够明晰！
我现在知道，我也是一个罪犯。

这首震撼人心的十四行诗作于1945年初，出自当时被关押在纳粹监狱死囚牢房里的德国地理政治学家，外交家，戏剧家，诗人，卷入“720”刺杀希特勒密谋的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费尔（Albrecht Haushofer 1903 – 1945）之手。1944年12月7日，因“720”行动失败而逃亡的豪斯霍费尔在巴伐利亚被捕，后转押到柏林著名的莫阿比特监狱。在纳粹德国灭亡前的最后几个月里，眼见家国尽毁，生灵涂炭，自知无法逃出生天的豪斯霍费尔在莫阿比特监狱写下了80首十四行诗，《罪责》为其中之一。

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费尔（1903 – 1945）

1945年4月22/23日夜间，月黑风高，柏林战役正打得如火如荼，距希特勒自杀只有一个星期时间，距柏林的德国守军投降也已不到10天。根据盖世太保首领海因里希·缪勒本人下达的命令，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费尔和克劳斯·潘霍华（Klaus Bonhoeffer 1901-1945，迪特里希·潘霍华牧师的胞兄，迪特里希已于两星期前的4月9日被处决，吕迪格·施莱歇尔（Rüdiger Schleicher 1895-1945，国际航空法奠基人，潘霍华的姻亲）等15人被党卫军行刑队押解出莫阿比特监狱，声称要将他们带往附近的火车站乘坐火车易地关押。一行人等走出监狱后，被行刑队引到与监狱相邻的，几成废墟杳无人迹的柏林万国博览会园地（ULAP-Gelände），称经此可抄近路去勒尔特火车站（Lehrter Bahnhof，现为柏林新建的总火车站），在园地的大台阶上，行刑队从身后对他们开火，中弹者倒地之后，行刑队上前验证，对尚有生息的补以“仁慈一击”（Gnadenschuss），以确保行刑对象死亡。

柏林万国博览会园地的大台阶今貌，阿尔布莱希特等人在此遇难

在倒地的16位人犯中有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脑部中弹以后即没有动弹，加上是在暗夜行凶，他骗过了行刑队，捡得了一条性命。通过这位共产党员人们知道了这个夜间在万国博览会会场发生的谋杀。5月12日，柏林战事已经结束，闻讯赶到博览会现场的阿尔布莱希特的胞弟海因茨和他的秘书伊尔姆加德·斯努尔（Irmgard Schnuhr）在大台阶上找到了豪斯霍费尔的遗体，“他的遗容显得安详，感觉就像是刚刚中风倒下似的”。他们在死者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五张折叠齐整，布满血迹的A4稿纸。当豪斯霍费尔一行被带出监狱的时候，全都被搜过身，私人物品均被截留，刽子手们已有防止死者的身份日后被泄露的预案。而豪斯霍费尔刻意偷带出了这五张稿纸，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稿纸上的文字是他于战争最后几个月在莫阿比特监禁中写下的80首十四行诗，在生命的终结时刻，他当然与之须臾不可分离。可以说，这既是豪斯霍费尔的人生遗嘱，也是德国内部反抗纳粹运动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这份诗稿被后世传诵，以《莫阿比特十四行诗》（Moabiter Sonette）名行天下。

一个月后，斯努尔被美国占领军逮捕，关押了三个月，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费尔的诗稿因此落入了美军之手，美军的负责军官读后深感震惊，遂私人出资印刷成册，此乃《莫阿比特十四行诗》第一次面世。1946年，由豪斯霍费尔的学生和追随者，战后德国著名的人权斗士（Rainer Hildebrandt）作序的诗集正式出版，从此诗集作为德国国内抵抗运动最重要的文学遗产，影响了战后的整整几代人。

影响了战后几代人的《莫阿比特十四行诗》

若要说到个人在德国历史上的影响，阿尔布莱希特的父亲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 1869 – 1946）可能更为著名。卡尔为德国地缘政治学（Politische Geographie / Geopolitik）的奠基人之一。当时以及目前仍然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地缘政治学是纳粹生存空间理论的安身立命之地，卡尔因此常常被后世视为塑造希特勒世界观的“帝师”级人物。
卡尔·豪斯霍费尔的人生轨迹相当传奇。豪斯霍费尔家族在巴伐利亚的影响深厚，遍及各个领域。卡尔的祖父为巴伐利亚画派领军人物，父亲则为慕尼黑大学著名的国民经济学教授，卡尔没有按照祖父或父亲的模式，在艺术或学术道路上发展，而是另辟蹊径，中学毕业之后即从军，由义务兵被擢升为军官。卡尔1895年被选拔进巴伐利亚军事学院学习，学院毕业以后，在不同的旅团担任参谋军官，后又回到巴伐利亚军事学院任教，讲授军事史和战术发展史，授上尉军衔。

1907年卡尔父亲小马克斯的去世给卡尔带来很大刺激，促使他重新审视人生。卡尔意识到自己已年近四旬，领上尉衔在军队里已经没有多少上升空间，恰好在此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败俄罗斯，深感惊异的德国陆军需要一位外放日本的军事观察员，在妻子玛尔塔的鼓励和督促下，卡尔成功应聘。卡尔与玛尔塔于1896年成婚，1903和1906年长子阿尔布莱希特与次子海因茨相继出生。玛尔塔出身于曼海姆一皈依天主教的犹太富家，家族经营烟草加工，因此玛尔塔自幼接受良好教育。与当时的社会习俗甚至与夫君卡尔对传统家庭的期望相悖，玛尔塔不仅能操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对女权运动国际时政亦都有浓烈的兴趣，长期担任领风气之先的“妇女权益协会”（Verein für Fraueninteressen e.V.）的领导。在他们的日本之旅成行之前，玛尔塔帮助卡尔作了大量功课，熟悉日本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学习日语，为他们远东之旅的成功创作了前提条件。

豪斯霍费尔夫妇与长子阿尔布莱希特，次子海因兹

1908年10月18日卡尔夫妇由热那亚搭乘邮轮，耗时整整4个月，于1909年2月19日到达东京。有趣的是，在印度的一段航程中，卡尔夫妇碰巧与奥地利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同船。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书中对卡尔夫妇赞美备至，“文雅，好学，眼光开阔，凸显德军总参谋部军官的品质。将走马上任德国驻日本武官，实地考察日俄战争以及战后的东亚局势”。茨威格与豪斯霍费尔都珍惜这次美好的邂逅，两家一直保持着友谊直至纳粹上台。据说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后来听说豪斯霍费尔成了纳粹德国的“帝师”，惊讶之下，连呼脊背发凉。

卡尔到达东京之后，因为军衔过低，并没有如愿接任德国驻日本使馆武官，而是以“联络军官”的身份在日本和被日军盘踞的中国东北地区活动，其间曾考察南满铁路并访问过天津，在此期间卡尔在日本政界军界建立了广泛的人缘。卡尔的性格极度敏感，实际上并不能适应远离欧洲的异乡生活，日语也没有完全过关，正是在妻子玛尔塔的扶助和鼓励下，卡尔完成了日本的使命。两人于1910年6月乘坐火车经俄罗斯远东地区，莫斯科和华沙回到慕尼黑。

回到德国以后，卡尔大病一场，以致不得不离开军队休养。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妻子的鼓励下，卡尔利用这段假期进入大学，于1913年完成博士论文《德国在日本和次日本区域的地理发展过程中的比重以及通过战争和军事政策促进在这些地区的发展》（Der deutsche Anteil an der geographischen Erschließung Japans und des Subjapanischen Erdraumes und deren Förderung durch Krieg und Wehrpolitik）。得到博士学位的同时，在玛尔塔的帮助下，卡尔写作出版了系统介绍日本国情的《大日本》（Dai Nihon）一书，登堂入室，俨然成了德国国内首屈一指的日本问题专家。在书中，卡尔以日俄战争为例，鼓吹战争，称战争是对国家争夺生存权的最后考验，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终仲裁者”。作为战争结果，新兴的弱国日本完胜一流军事强国俄罗斯，顺理成章得到同样处于后发态势的德国特别是德国军界的高度关注。偕天时地利，卡尔因他的“日本通”身份自然受到了各界的重视。

卡尔·豪斯霍费尔（1869 – 1946）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卡尔·豪斯霍费尔回到军队任参谋军官，同年即被提升至中校并获二级铁十字勋章，后相继担任炮兵团长，旅长，转战法国波兰罗马尼亚，战争结束时以少将衔退伍。战后卡尔重回学术界，1919年取得慕尼黑大学地理学教席资格，尽管多所大学有意聘请卡尔担任教授，均因卡尔不愿意离开巴伐利亚而作罢。1921年卡尔成为慕尼黑大学地理研究所名誉教授。其间密集写作出版以日本为研究范例的著作，极为丰产，如《日本和日本人》（Japan und die Japaner）等民族地理知识读本（Landeskunde），还有《东南亚的重新崛起和自决》（Südostasiens Wiederaufstieg und Selbstbestimmung），《日本帝国的地理发展》（Das japanische Reich in seiner geografischen Entwicklung）和《关于太平洋地区地理和历史变迁的地缘分析》（Geographie des pazifischen Ozeans. Studie über die Wechselbeziehungen zwischen Geographie und Geschichte）等具有权威性的学术专著，成为德国新兴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的代表人物之一。

卡尔发展了其父亲的好友，德国地缘政治学奠基人弗雷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ztel 1844 – 1904）从生物学学科衍发出来的地缘政治模式，特别是引申发展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概念，将地缘政治学工具化，“生存空间”概念后来成为纳粹种族主义和领土扩张的理论依据。

德国地缘政治学奠基人弗雷德里希·拉采尔（1844 – 1904）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地缘政治学在德国盛行，对此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建树不可埋没。卡尔利用他在慕尼黑大学的地位和学术界的声望，建立了一个宣扬传播以他为主要代表的所谓地缘政治“慕尼黑学派”理念的平台。作为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补充，慕尼黑学派特别注重地理学科的份量，为地缘政治研究输入地理学要素。卡尔认为，德国人缺乏地理知识和地缘政治意识导致无法正确结盟和区分识别敌方阵营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主要原因。

以卡尔·豪斯霍费尔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学对纳粹种族和扩张政策的贡献主要在于完善发展了生存空间概念的理论和战略依据，其大致可以下列表述概括：1. （民族）国家等同于生物学的生物有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必须遵行生物界中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生物链秩序；2. 既然（民族）国家如同一个生物有机体，对国家来讲，生存空间至关重要，对生存空间的追求必须成为德意志国家全部政治决策的基石。相对旧殖民列强，德国的人口密度过高，因此向资源丰富地区扩张乃是德国天责。为安全计，德国必须在边界用弱小的“无害”国家作为缓冲区保护自己。卡尔·豪斯霍费尔断言，小国现象和小国的存在是国际体系中政治倒退和混乱的证据。德国周围的小国应该被归纳进对它们至关重要的德国秩序，这些小国即使拥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仍然无法维持实际的自主生存，如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士等国家，只能在德国的组织结构下才能受到保护。豪斯霍费尔衍发的生存空间理论，以牺牲（弱小）国家的存在为代价，强调征服乃（民族）国家发展的生物性必具特质，其影响深远，至今仍往往被奉为圭臬；3. 如同一个有机体生物，（民族）国家在生存问题上必须各方面自给自足，这一向贸易保护主义倾斜的生存前提既否定了小国独立存在的理由，也赋予了（大）国家对外扩张，夺取资源的合法权力；4. 泛区域概念（Panideen）。卡尔将世界划分成4个“泛生存区”，即以德意志民族为主导的泛欧非区（包括从被征服的欧洲列强手中接管的非洲殖民地），以日本为主导的泛亚区，以美国为主导的泛美洲区和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泛俄罗斯区。在每个泛生存区里，主导（民族）国家应该为争取生存空间不断扩张。作为现实的政治抉择，卡尔力主德国的泛欧非区与日本和俄罗斯两个泛生存区携手，这三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成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导，以抑制盎格鲁-撒克逊人（英美）的影响和扩张。有趣的是，新近日渐走红的印太地区战略概念其实为卡尔·豪斯霍费尔首创，卡尔十分看好印太区域，认为其重要性将随着德意志日本以及俄罗斯泛生存区的存在而与日俱增；5. 卡尔整合了弗雷德里希·拉采尔的对陆权和海权的区分方法，认为只有兼具两者的国家才能武而胜之，陆权国家德国因此应该以日本为榜样，不遗余力发展海洋武力；6. 地缘政治的“流动”边界理论。卡尔认为国家之间的边界不应该是政治性的，也不是种族或族裔的自然位置，而是流动变化的，边界的划定或改变取决于族裔或种族群体的意愿或需要；7. 地缘政治的文化扩张。卡尔将地缘政治定义为“维护土地权的义务”，他对土地的广义的解释为，不仅是帝国境内的土地，还有更宽泛的族裔种群及其文化对土地拥有的权利。卡尔视文化本身为动态扩张的最有利也是最安全的因素，远胜于通行的军事或商业扩张因素；8. 卡尔·豪斯霍费尔否定城市化进程，认为城市化带来土地控制率和出生率以及中央集权统治的效率的下降，是一个国家衰落的征兆。

在对待犹太人问题上，尽管卡尔·豪斯霍费尔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有赖于玛尔塔的支持，但在卡尔的公开表述中，其反犹立场是明晰无误的。然而，即使在纳粹时期，与玛尔塔的婚姻显而易见成了卡尔继续进步的绊脚石，尽管压力山大，卡尔始终拒绝与玛尔塔解除婚姻关系，恪守住了道德底线。在成为学术巨擘的同时，由于卡尔夫妇在日本驻留时结下的人缘，旅欧的日本军政要人学界大咖多在卡尔处打卡，更使得卡尔不仅作为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令人信服的有实践经验的国际政治家出现，名噪一时。

玛尔塔·豪斯霍费尔（1877 – 1946），卡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妻子玛尔塔的支持和帮助。玛尔塔的家庭已改宗天主教，但根据纳粹的种族法律，玛尔塔仍具有百分之五十的犹太血统，卡尔顶住了压力，至死对玛尔塔不离不弃

1919年，通过一位军队里的战友，卡尔结识了后来成为纳粹党“副元首”（Stellvertreter des Führers）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ß 1894 – 1987）。赫斯折服于卡尔的学识，不仅投入其门下求学，还担任过他的学术助理。赫斯与豪斯霍费尔全家的友情甚为深厚，卡尔夫妇视之如同己出，赫斯则与豪斯霍费尔全家特别是长公子阿尔布莱希特结为莫逆之交。1923年11月狂热追随希特勒的赫斯参与了慕尼黑啤酒馆政变，赫斯负责带人看管被政变方扣押的巴伐利亚政府的部长们，本人并不在啤酒馆，也没有参加11月9日酿出人命悲剧的大游行，不过结果同样悲催。

卡尔·豪斯霍费尔与鲁道夫·赫斯（1894 – 1987）

啤酒馆政变被弹压后，大伙即做鸟兽散，被通缉的赫斯逃到了奥地利，后又回到慕尼黑，在豪斯霍费尔家中躲藏。次年希特勒因叛国罪被起诉，忠心耿耿的粉丝赫斯与希特勒共进退，义无反顾向警方自首，后获刑18个月，与被判5年监禁的希特勒一起在巴伐利亚兰茨贝格（Landsberg）监狱服刑。兰茨贝格监狱为一古老的城堡式监狱，监狱当局并没有为难希特勒赫斯以降参与政变的一干人等，铁窗岁月弄得像过家家似的，希特勒宽敞的牢房采光通风条件一流，一伙无所事事的囚犯整天围坐一室听希特勒吹牛，访客进出也不受限制，在希特勒实际服刑的八个多月时间里，访客多达500余人，据目击者称，希特勒的监房里堆满了鲜花效忠信还有求爱电报之类的。看见希特勒镇日神侃胡吹，前来兰茨贝格探监的出版商马克斯·阿曼（Max Amann 1891 – 1957）动了心思，由赫斯等人记录并整理了希特勒杂乱无章漫无边际的话语，再编辑成书出版，即《我的奋斗》（Mein Kampf）。

兰茨贝格时期穿着巴伐利亚民间流行的皮裤子的希特勒（左一）与赫斯（右二）等小伙伴合影

在《我的奋斗》中，“生存空间”概念被奉为纳粹种族主义和领土扩张的理论基石，引人注目。更有传说卡尔·豪斯霍费尔去兰茨贝格监狱探望赫斯时，赫斯将卡尔引见给了希特勒，卡尔在牢房里给“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希特勒开小灶，向希特勒亲授他的以“生存空间”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所以卡尔在纳粹党草创时期就与希特勒相识相知，并因而被戴上了希特勒“帝师”的高帽子。尽管卡尔生前并没有确证他在兰茨贝格与元首的邂逅，特别在战后卡尔在接受美军审讯以及所写的材料中极力撇清他与希特勒的个人瓜葛，但是希特勒汲取了卡尔思想的精髓，使其粗糙的种族主义狂想套上了科学理论的外衣，登堂入室，却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在慕尼黑大学执教，卡尔·豪斯霍费尔还通过各种媒介传播他的地缘政治理论。1922年，卡尔在慕尼黑创立地缘政治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Geopolitik），1924年，创建发行极具权威性的《地缘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1925年在巴伐利亚电台开设“世界政治月报”（Der weltpolitische Monatsbericht）专栏播音节目，宣讲他的地缘政治观点，为纳粹运动敲边鼓，可谓多管齐下，最大限度普及他的生存空间学说。特别是汉斯·格林（Hans Grimm 1905 – 1998）在1926年出版的，创下销售奇迹的《没有空间的人民》（Volk ohne Raum）一书中用文学语言感性地述说了“生存空间”的梦想，从德意志人的生存经验角度验证了“生存空间”的迫切性和现实性，与豪斯霍费尔遥相呼应，一时洛阳纸贵，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无一不把“生存空间”挂在嘴上。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里，豪斯霍费尔的宣讲无疑更具有科学依据和学术魅力，因此后人评述说，希特勒的演说煽动起了“低端”群众，是豪斯霍费尔用他的貌似科学争取了犹疑不定的知识分子们，打消了他们的顾虑，终于挤上了纳粹的不归战车。

然而，1933年纳粹的上台给豪斯霍费尔家庭带来的麻烦远远多于“帝师”梦想成真的喜悦。1933年3月初，纳粹掌权月余，豪斯霍费尔即遭举报在家中非法藏有枪支，被警察抄家。更为凶险的是根据纳粹政府颁布的种族法律，卡尔的夫人玛尔塔被定义为“50%犹太人”，两个儿子阿尔布莱希特和海因茨则成了“四分之一犹太人”。在此情况下，已经成为纳粹副元首的赫斯根据豪斯霍费尔的请求发出了庇护函（Schutzbrief）。

所谓庇护函在欧洲具有悠久的传统，历史上有不少王公贵族对辖下的犹太人发出庇护函的先例，不过这类庇护函往往是有偿出具，明码标价的。并不被广为人知的是，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也曾经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部队中的犹太战友发出过庇护函，其中他的连长恩斯特·海斯（Ernst Hess 1893 – 1983）因此得以逃出生天，活过了浩劫。

恩斯特·海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巴伐利亚陆军预备役16团（李斯特团）3连连长，为希特勒的直接上司。旧式军队中等级森严，下士希特勒恐怕甚少有机会与连长海斯套近乎。不过1916年海斯与希特勒相隔一天受伤都被送回德国，历史学家推测，两人很可能是在同一家医院养伤而发生交集。海斯因为表现英勇，分获一级二级铁十字勋章和巴伐利亚军功奖章。一战后，海斯重拾旧业，在一家地方法院任主任法官。1933年纳粹上台两月余，即颁布“整顿公务员法”，目的在于将犹太人清除出公务员队伍，海斯尽管是“全犹太人”（Volljude），但曾经为“德意志祖国”在前线战斗，功勋卓著，因而暂时没有被波及，1934年甚至还获颁荣誉十字勋章。不过好景不常，1936年，海斯还是被剥夺了公务员身份，并在公开场合被殴打遭羞辱。无奈之下海斯向希特勒本人求助，同时离开德国，移居意大利南蒂罗尔（Südtirol）。海斯向希特勒的求助得到了回复，海斯不仅通过希特勒的副官得到了元首庇护函，而且还定期收到德国汇到意大利的离职金。1939年底，海斯被迫回到德国，因为他的妻子是“雅利安人”，作为与“雅利安人”有一等姻亲的海斯免于被驱逐，与死亡擦肩而过，但是他的母亲和妹妹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妹妹死于奥斯维辛，母亲劫后余生。战后海斯脱离了司法系统，在法兰克福铁路局长的任上退休

因为与副元首赫斯的友情以及他提供的庇护使得豪斯霍费尔全家在第三帝国时期的命运甚为曲折离奇，同时也充满着未知凶险，并最终导致了毁灭性的结局。一方面卡尔作为被政权认可的头面学术专家出掌各种官方团体或组织，1933年纳粹掌权伊始，卡尔就作为发起人协助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 1900 – 1946，纳粹党内法学专家，曾任被占领波兰领土上的总督府辖区总督，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处绞刑）成立了官办的“德意志法律协会”。在把不与纳粹同心同德或有犹太血统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975 – 1955，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 1876 – 1967，后任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 1847 – 1935，德国现代美术的领军人物）等人清除出董事会后，卡尔于1934年心安理得地担任了“德意志学院”（Deutsche Akademie）的主席。前述卡尔在巴伐利亚电台开设的“世界政治月报”专栏播音节目于1931年因为“极端片面并了无生气”被停播。1933年1月底纳粹掌握政权后，在6月即恢复了卡尔的“世界政治月报”专栏，而且是向全国播放。从这个角度看，卡尔可谓春风得意，顺风顺水。卡尔同时还出任了在赫斯权力范围管辖下的“世界德意志人委员会”（der Volksdeutsche Rat）的首任会长，负责处理德国境外的德意志人迁徙事务，当时分布在欧洲各国的德意志族群问题极为敏感，往往成为纳粹挑起冲突的藉由，赫斯式微后，该委员会由党卫军接管。

另一方面卡尔本人并不是一个纳粹分子，全家没有一人加入过纳粹党，妻子和两个儿子的身份还带有种族“污点”，出身世家的卡尔应该知晓他不可能被如此低俗粗鄙的纳粹政权真正接纳，最多只能是一个同路人。因此当卡尔热情宣扬他的地缘政治学的主张时，他总是声明，他的立足点不是纳粹党的政治立场，而是从“纯粹的军事和学术”角度观察问题。尽管如此，他的亲日立场还是使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纳粹内部的党争漩涡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胜国攫取了德意志帝国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加上德国军方与民国政府有深层次的合作，因此在对日关系上德国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是从种族主义角度出发将日本归为“黄色种族”并视日本为历史上的传统敌国的“拒日派”，一是以里宾特洛甫为代表的以意识形态为着眼点的“联日派”。在和日本结盟的问题上，希特勒曾经举棋不定，党内各派都是根据元首的好恶争宠献媚，互掐互害，势力也随之此消彼长。1934年，豪斯霍费尔父子接近了时任希特勒外交政策顾问的里宾特洛甫，在他们的运作下，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Antikominternpakt），月前德国方与意大利缔约结盟，是为德意日轴心国之滥觞。然而希特勒主导的与苏俄敌对的外交政策不符合卡尔·豪斯霍费尔联俄联日，三大泛生存区主导国家联手治理全球的地缘政治愿景，特别是到了1939年，希特勒又极其机会主义地弃日本地缘政治利益于不顾与苏俄单方面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使得没有思想准备的卡尔倍感困惑。

实际上，在对纳粹德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方面，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帝师”桂冠是名不副实的。如果有自知之明，意识到自己至多只是一个帮闲的敲边鼓角色，也许还可能全身而退，但是卡尔的“帝师”角色演得过于入戏，帮闲的自以为能够帮忙，终致局面不堪收拾。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经过多次努力，卡尔终于争取到了在一次公开活动之后与希特勒单独谈话的机会。在谈话中，卡尔继续侈谈他的地缘政治，甚至面对面“警告”希特勒放弃“慕尼黑协定”之后在欧洲进一步的军事冒险，德国应该尽快明确自己在亚洲的战略盟友等等，根据卡尔的回忆，他的劝说被元首粗暴地打断，谈话终止，满腹经纶的“帝师”，徒有抱负，只能怏怏退下。

卡尔·豪斯霍费尔（右）与鲁道夫·赫斯

如果说这次和元首的谈话只是意味着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帝师”地位已经风雨飘摇，发生在1941年5月10日的鲁道夫·赫斯出走英国事件更造成了豪斯霍费尔全家的命运在第三帝国断崖式下跌乃至崩塌。

踞党和帝国次贵之位的赫斯突然出走敌国，其轰动效应在世界历史上只有极少的类似事件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同样，此类事件的发生，过程和结局往往扑朔迷离，即使在当事人或亲历者都已经作古数十年之后，民众仍然不能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结论，赫斯事件即为其中之一。

希特勒与鲁道夫·赫斯

1941年5月10日，值德国在西线开战整一周年，在东线（苏俄）开打迫在眉睫之际，鲁道夫·赫斯突然独自驾驶飞机飞往英国，据称是去完成一项与英国缔结和平的秘密使命。副元首赫斯的出走，使得特别讲究面子的德国领导层极为尴尬，极为狼狈，因为豪斯霍费尔父子与赫斯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们在英国的人脉资源，盖世太保顺理成章地推断豪斯霍费尔父子是赫斯出走的幕后推手。赫斯出走两天后，豪斯霍费尔父子即相继被捕，被关押在柏林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8号盖世太保总部的监狱中（遗址为今柏林“恐怖地貌纪念馆”），其间帝国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甚至亲自审讯。因为盖世太保没有掌握任何参与赫斯出走的证据，数星期后，豪斯霍费尔父子获释。尽管侥幸躲过了囹圄之灾，豪斯霍费尔父子在第三帝国还是从此被彻底边缘化。

当年柏林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8号的盖世太保总部（上图），该建筑原为纺织工艺学院，赫斯出走后豪斯霍费尔父子被关押在此。原建筑今已不存，为纪念这段黑暗的历史，柏林在原址上建起了“恐怖地貌纪念馆”（下图）

与父亲卡尔在第三帝国时期由显赫走向式微的事业轨迹相似，出生于1903年的阿尔布莱希特的人生经历也极富戏剧性。因为优渥的家庭环境，阿尔布莱希特从小受到了良好和完整的教育，特别是从他的母亲玛尔塔那儿阿尔布莱希特受到了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并从青年时期即投身政治。阿尔布莱希特才华横溢，涉猎自然人文多学科。阿尔布莱希特在诗歌戏剧音乐方面均有极深的造诣，但是在父亲卡尔的影响下，阿尔布莱希特对地理地质学情有所钟，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阿尔卑斯山的隘口国家》，选择这个题目的重要原因是他本人是一个狂热的登山家。1924年，在完成博士论文后，阿尔布莱希特即开始了持续数月的巴西巡旅。同年阿尔布莱希特回到柏林，一方面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出版学术期刊，另一方面沉醉于柏林丰富多彩的戏剧音乐等文化生活，阿尔布莱希特多次表述柏林是他最喜爱的城市。这一时期，阿尔布莱希特在父亲的影响下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卡尔也是将阿尔布莱希特视为他学术，政治和精神方面的承继人加以培养。1928年阿尔布莱希特出任具有世界声誉的德国地理学会（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秘书长至1940年并担任学会期刊发行人。1931年阿尔布莱希特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黄土层的形成：在潘诺尼亚盆地（以匈牙利为中心的中欧盆地）的实地考察》，但是很快就主动撤回，原因是德国的政治局势日益恶化，随着1930年9月的帝国议会大选纳粹党获胜，社会呈现严重的左右两极分化，忧心忡忡的阿尔布莱希特决定从政，用他的话说，“国家和人民的组织结构正在崩塌，再鼓捣这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1933年纳粹攫取政权，德国的政治生态完全改变，阿尔布莱希特本人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他的“四分之一犹太人”的身份可以说堵绝了他在体制内的任何行动或上升空间。由于鲁道夫·赫斯的出手相助，阿尔布莱希特得以进入柏林政治学院担任讲师，同时作为父亲卡尔任会长的“世界德意志人委员会”代表常驻柏林，因而结识了时任希特勒外交事务顾问的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极为欣赏阿尔布莱希特的才识和人脉资源，将其延揽进权势巨大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Dienststelle Ribbentrop）。在办事处工作期间，阿尔布莱希特曾受里宾特洛甫的委托秘密出使英国，西班牙，捷克和东南欧等国。在执行这些秘密使命时，因为顾虑可能会助纣为虐，使得阿尔布莱希特不无踌躇，然而这些出使的目的往往是外交沟通或某种政治妥协，使得阿尔布莱希特产生了一种“补天”的幻想，即通过他的努力能够缓和危机，减小损失，促成和平。之后的事实发展证实了阿尔布莱希特的愿景只是图样图森破的错觉，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纳粹政权的邪恶，导致了最终的玉石俱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