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下那一丝神秘的震颤（下）

来源: 德国的故事    作者: 孙小平

1937年夏天，阿尔布莱希特曾经作为里宾特洛甫办事处代表出使日本，目的是与日本军界交换信息并探求与日本结成政治与军事同盟的可能性。阿尔布莱希特尚未抵达日本，即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阿尔布莱希特随即修改了他的访问日程，改道华北，实地观察了8月8日开始的“南口战役”，亲身体验了现代战争的残酷。事后他曾在《南口关隘》一诗中描写日军参战飞机肆虐的情况：
黑色的机群发着怪音盘旋，
搜寻，等待，俯冲而下，
剁去眼睛和内脏，
死去。又开始盘旋。

德国联邦档案局保存的历史图片，很可能是阿尔布莱希特1937年拍摄的长城南口段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引发了阿尔布莱希特从帝国的“补天派”到他自己所说的“纳粹仇敌”（Nazi-Hasser）的彻底转变。德国占领波兰后，万念俱灰的阿尔布莱希特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写道：“德意志帝国将是欧洲的大灾难，将使我们的文化世界崩溃”，他感觉到自己如同身处“一艘被蠢货和罪犯控制和指引的已经着火的破船之上”，不过，他并不打算“像乘客们那样跳水逃生，而是穿上救生衣，尽可能地试图去掌握轮船的控制杆以改变航向”。

战争爆发以后，阿尔布莱希特回到大学担任了地缘政治学教授，同时停止撰写几年来在《地缘政治学杂志》连载的每月国际政治述评，以免误导读者。阿尔布莱希特尽管还有时为帝国外交部情报一处工作，但主要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1940年夏，里宾特洛甫派遣阿尔布莱希特作为德方专家参与“第二次维也纳调停”，解决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关于锡本比根（Siebenbürgen）地区的领土纠纷，实际上是德国意大利拉偏架，逼迫罗马尼亚割让领土给匈牙利。阿尔布莱希特抵达维也纳时，知悉里宾特洛甫和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已经做出裁决，调停实际上已经结束，顿感轻松。在给母亲的信中阿尔布莱希特写道：“这样在历史面前我至少不用承担哪怕是最小的责任”。

1939年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阿尔布莱希特曾经幻想通过里宾特洛甫影响德国的外交路线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避免战争

从1934年开始，阿尔布莱希特就已经和德国外交圈子里的反纳粹人士有松散接触。二战爆发以后，阿尔布莱希特义无反顾加入了国内反纳粹抵抗运动并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和英国当局建立了联系。阿尔布莱希特在抵抗运动中属于激进的少数派，他们要求尽快发动政变推翻纳粹政权并与敌对国家谈判，其中甚至包括苏俄，以结束战争，避免祖国彻底覆亡的命运。从1940年夏天开始，阿尔布莱希特参与了鲁道夫·赫斯试探与英国议和的秘密计划，并通过他在英国的关系安排在葡萄牙秘密会谈。1941年5月10日赫斯突然飞往英国的前五天，还和阿尔布莱希特有过一次私下会面。赫斯事件发生不到两天，阿尔布莱希特即被要求到上萨尔茨堡，当面向希特勒解释赫斯事件的背景，“他的英国关系网以及利用的可能性”，随后被捕，与父亲卡尔同被关押在柏林的盖世太保总部。因为案情重大，阿尔布莱希特又与赫斯私谊甚笃，父子俩被帝国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亲自审讯。六星期后因为没有参与赫斯出走的确凿证据，豪斯霍费尔父子被盖世太保释放，但是作为事件的余波，阿尔布莱希特被迅速踢出外交部，父子俩从此被体制完全边缘化。至于阿尔布莱希特究竟有多深卷入了赫斯出走事件，他是不是事先知晓赫斯出走的计划以及他和赫斯在事发五天前会面的实情，因为阿尔布莱希特没有能活到战后，赫斯则罹患精神病，至今仍是无解之谜。关于赫斯出走，阿尔布莱希特生前曾经评述是愚蠢的行为，至于这一表述是不是出自他的真实想法，史家也是莫衷一是。

赫斯（右）到达英国后即宣称要与英国汉密尔顿公爵（左）接洽和谈事宜，有史家称汉密尔顿公爵与阿尔布莱希特稔熟，是阿尔布莱希特试图安排赫斯与汉密尔顿在里斯本秘密会谈并在赫斯出走前推荐了汉密尔顿，因此极深地卷入了赫斯事件，不过身为英国皇家空军驻爱丁堡的将领，汉密尔顿并无军政实权，深谙英国政坛运作程序的阿尔布莱希特不太可能出此昏招

无论如何，赫斯事件及其余波对阿尔布莱希特来说当然是个大麻烦，但是因为赫斯事件被逐出体制，则使他如释重负，摆脱了继续留在体制中可能会助纣为虐的心理阴影。出狱以后，阿尔布莱希特即处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之下，他一方面埋头写作，甚至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还完成了剧本《马其顿人》，以马其顿王国的历史隐喻纳粹帝国的由兴而衰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同时他开始撰写《地缘政治学通论》（Allgemeine politische Geographie und Geopolitik），对为纳粹提供理论支持的地缘政治学进行清算，不过因为父亲卡尔深涉其中，阿尔布莱希特对地缘政治学的批判多少还是留有了余地；另一方面阿尔布莱希特更积极地参与了采取非常手段除掉希特勒发动政变的密谋。阿尔布莱希特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女武神计划”知情者之一，并被抵抗运动考虑为政变成功后出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人选。

1944年7月20日女武神政变失败后五天，阿尔布莱希特即离开柏林走上了逃亡之路。他潜回巴伐利亚，打算与自战争爆发以来退出政治一直在艾莫湖（Ammersee）乡居的父母诀别，但是在他到达前，盖世太保已经于7月28日先其一步逮捕了父亲卡尔，将他关进了达豪集中营。因为越境瑞士风险过大，阿尔布莱希特只能在弟弟海因兹的帮助下在附近山区的修道院，医生朋友等处隐匿躲藏。如影随形的盖世太保相继逮捕了海因兹，修道院院长和医生朋友，在山穷水尽之际，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位勇敢的农妇安娜·扎勒尔（Anna Zahler 1903 – 1964）不畏风险收留了他。安娜的丈夫1943年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伤，儿子1944年死于法国战场，故而安娜对纳粹政权的态度不言而喻。1944年12月7日，闻悉风声的从柏林赶来的盖世太保搜查了安娜的农庄，一颗不慎掉落的，在乡野山村罕见的西服袖扣暴露了阿尔布莱希特的藏身之处。阿尔布莱希特被捕后，很快转送柏林关押。安娜因为窝藏要犯也被抓到慕尼黑的盖世太保总部羁押。一直到1945年4月中旬，美军已经逼近慕尼黑，安娜才被因病取保释放。

勇敢的安娜·扎勒尔

让人烧脑的是，1945年10月，纳粹政权已经垮台，安娜农庄所属的加尔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行政法院开庭公诉被盖世太保折磨得病体缠身的安娜，指控安娜非法屠宰（Schwarzschlachtung），证据居然是1944年12月7日盖世太保在抓捕阿尔布莱希特时对安娜农庄搜查的行动报告。盖世太保在报告中称，在搜捕逃犯阿尔布莱希特的时候，发现安娜有非法屠宰的行为。不过当时安娜被盖世太保抓捕拘押的理由并非非法屠宰，而是窝藏逃犯。随着纳粹政权崩溃，盖世太保也作为犯罪组织被盟军取缔，充斥着纳粹旧人的巴伐利亚司法系统不仅没有表彰安娜见义勇为的壮举，而是试图变着法子惩治安娜。法院无视安娜关于屠宰缘由的辩解，判决安娜入狱五周并处罚款80帝国马克。八年后，安娜向巴伐利亚州法院赔偿庭（Entschädigungskammer）申诉要求被盖世太保关押四个多月的国家赔偿，被一审驳回，理由为当时安娜被捕原因乃非法屠宰，与政治无涉。安娜申诉称因为收留了阿尔布莱希特，政府按人头定量发放的战时食品券已斗粟不敷，遂未经许可屠宰了一只鸡和一头羊，以解燃眉之急。具有正义感的州法院赔偿庭二审法官认定当时抓捕安娜的是由柏林赶来的盖世太保官员，而非法屠宰并不属盖世太保更不可能是柏林盖世太保的管辖范围，因此安娜被拘捕是政治原因，判决国家应向安娜赔偿被关押四个多月的损失，赔偿金额为每日五个西德马克，安娜终于多少为自己讨回了一些公道。前述冉納·希尔德布兰德，阿尔布莱希特的学生和抵抗运动的战友，《莫阿比特十四行诗》1946年版本的策划人，在第一时间将出版的诗集寄赠给了安娜。在诗集的扉页上，冉纳写道：“亲爱的扎勒尔夫人，你为拯救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费尔的生命而舍弃一切，这本诗集是他最后的问候。”

1964年2月安娜病故于阿尔卑斯山乡。

在安娜·扎勒尔的家乡纪念安娜义举的铭牌

1944年12月7日，阿尔布莱希特与安娜一起被捕，目击者称，两人是被五花大绑带走的。阿尔布莱希特两天后即被押送到柏林，关押在柏林莫阿比特监狱，先期被捕的海因兹也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海因兹是一位农业专家，其实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仅仅因为帮助胞兄逃亡本无需如此劳师费神对付，如此待遇只是源于他是豪斯霍费尔家的一员。这样，在1944年底，纳粹帝国覆亡的前夜，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师”一家的三口男丁悉数进了帝国的大牢，或谓运数不济，或谓天命难违，然而这却是豪斯霍费尔父子长期混迹于纳粹最高层圈子，和赫斯，里宾特洛甫，希姆莱等人交好周旋，与虎谋皮与狼共舞终究难以逃脱的结局。

在莫阿比特监狱中的阿尔布莱希特自知此次大限已到，难以活到战后，遂潜心写作，开始创作剧本《托马斯·莫尔》，通过记述这位首倡“乌托邦”的政治家从成功到成为阶下囚直至慨然赴死的极富戏剧性的一生，隐喻自己壮志未酬的痛惜和遗憾。阿尔布莱希特在莫阿比特监狱里创作的作品，从历史性和文学性的角度评价，当然首推《莫阿比特十四行诗》。《莫阿比特十四行诗》共八十首，系在五个月的铁窗岁月中陆陆续续写成。阿尔布莱希特本人亦非常重视这些诗篇，精心誊写，将其辑成一个诗集，后世将之称为阿尔布莱希特的遗嘱，可谓恰如其分。

《莫阿比特十四行诗》可以说是一部诗性化的回忆录。诗中充满了对亲人的思念，对童年甜蜜的回忆，对爱人的温婉，对身边物与人，甚至狱卒的关注，对邪恶势力的鄙视，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有先贤视死如归的榜样对自己的激励，也有对自身判断失误的痛惜。在死神的阴影之下，诗人坦然地回顾一生，百感交集，唯独感觉不到丝毫面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在本文中录入我们尝试翻译的几首，诗难译，十四行诗尤难译，勉为其难，谨为表达对为我们留下如此丰富精神遗产的诗人的敬意：

《毒杯》

人们在雅典仍然试图见证
苏格拉底曾经等待死亡的地方。
他们将屈从那死亡的法律，
待到那虔敬的庆典收场。
我轻盈迈过黑暗的门槛，
帕台农神庙吸引了我的眼光，
我忽视了那日光下的毒杯，
我沉迷于那足以障目的辉煌。

居然是轻盈迈过，这回忆使我懊悔沮丧，
到此屈膝行礼，澹然共饮毒汁，
方才最为恰当。

他是一位伟人，他把自己当作祭牲，
在盲目施行杀戮的祖国前
将不渝的忠诚献上。

《妈妈》

我看见，你在烛光里
在一座漆黑的门框内站立。
你感到从山那边袭来的寒意
妈妈，你被冻着了，你也全然不避。
你注视着我匆匆遁入黑夜
在黑暗的运命里，杳无归期，
你以笑颜相对，却在哭泣，
你感受的痛楚，任何信任都无法抹去。

在你的慈爱之光里，我看见
站立的你和你那颤抖的白发。
你感到了黑暗中扑面的寒意—

慢慢地，慢慢地，你的脸庞低垂下去。
烛光还在远处隐隐闪烁 —
妈妈，你被冻着了……妈妈 — 快进屋去……

《在桎梏中》

囚室看上去了无生气，在此消磨日夜的
囚徒却知道，它的墙壁充满生机。
悔恨和命运编织灰色的面纱
将囚室的穹顶遮蔽。
在充满这座建筑的所有不幸中，
砖石和铁栏之下
那一线生息，一丝神秘的震颤，
揭示着其他生灵深切的苦难。

我不是第一个身处其中的人，
他们的手腕被桎梏伤残，
他们的痛苦成为他人的狂欢。

从沉睡中醒来，如同是清醒的梦。
梦中我在倾听，穿越墙壁的
是无数兄弟的手掌拍击传来的震动。

《狱卒》

这些老实巴交的青年，
是被派来看管我们的狱卒，农民的后代，
他们离乡背井
走进了一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世界
他们寡言少语，只用眼睛在发问
间或陷入沉默，似乎想弄个明白，
他们的心灵不应该体验到的，
故乡沉重的命运，多舛多灾。

他们来自多瑙河的东面，
那里被战争蹂躏，已是一片破败。
他们的部族被灭绝，他们一贫如洗无地无财。

或许他们还在等待，生命的复苏
然而静默的他们，何尝不是囚徒
他们何时能意识到？明天？往后？永不？

莫阿比特监狱毗邻柏林新建的总火车站，监狱现已不存，为了使人们不忘罪恶的历史，柏林市政府在监狱旧址上建起了一座历史公园，而不是在这一寸土寸金的地块上搞房地产开发。当年莫阿比特监狱中的犯人多为单人关押，图中为一模拟囚室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阿尔布莱希特还特别牵挂着自己的胞弟海因兹。许是对海因兹被自己的政治活动牵累而陷入险境心怀愧疚，在《莫阿比特十四行诗》中阿尔布莱希特给海因兹留下了自己的祝福：

我希望 — 我的弟弟重见家园、
父母、他那勇敢聪慧的爱妻、
土地的黄褐和阿尔卑斯山上天空的湛蓝。

也许是哥哥的祝福使得苍天开眼，1945年4月22日，阿尔布莱希特被害的当天，海因兹被盖世太保释放。走出莫阿比特监狱的海因兹，并不清楚当时还被关在监狱里的哥哥的命运，直至20天以后，海因兹闻讯赶到万国博览会行凶现场为哥哥收尸，并发现了浸染了血迹的诗稿。

阿尔布莱希特与海因兹兄弟

人们不难想象阿尔布莱希特的死讯给他父母，卡尔和玛尔塔造成的伤害，长子阿尔布莱希特一直被视为他们的事业和精神的传承希望。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巨大打击的同时，夫妇俩还要应付盟军当局对卡尔是否卷入纳粹罪行以及他的地缘政治学在何种程度上为纳粹侵略和种族犯罪提供理论支撑的调查。卡尔的性格本身就非常敏感易受伤害，因为受阿尔布莱希特案件的牵累，被盖世太保抓进达豪集中营关了一个月，尽管时间不长，却足以对卡尔的身心造成致命性的影响。战争结束伊始，因为卡尔的“帝师”名份，占领巴伐利亚的美军当局曾将卡尔短期拘捕，甚至考虑过将卡尔作为主要战犯，与戈林，里宾特洛甫，鲁道夫·赫斯等人一起送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在美军当局眼中，卡尔·豪斯霍费尔鼓捣的那些地缘政治学理论就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压舱石。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美方检察官西德尼·奥尔德曼（Sydney Alderman）曾经致信美方首席法官：“豪斯霍费尔是希特勒的精神教父。是豪斯霍费尔，而不是赫斯，写了《我的奋斗》”。后根据预审阶段的调查结果，美方放弃了对卡尔·豪斯霍费尔的追责，只是将其作为鲁道夫·赫斯一案的证人传唤出庭，然而，当卡尔1946年初与他一别近五年的爱徒在纽伦堡法庭上见面时，赫斯却对法庭声称根本不认识卡尔·豪斯霍费尔。

凡此种种，导致了卡尔和玛尔塔走出了极端的一步。在作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出庭后不久，1946年3月10/11日夜间，在他们乡居的一偏僻处，夫妇俩共同服下了足量的砒霜，很可能是顾虑砒霜的毒性不够，他们还计划过在服毒之后上吊，以确保能够顺利完成与这个世界的诀别。然而卡尔的身体已经极其虚弱，服毒之后无力再给自己加码，当人们发现的时候，玛尔塔的遗体孤单地吊在树上，卡尔则静卧树下。卡尔在死前给次子海因兹和家庭律师留下了一份“解释”，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因为他毕生为之作出奉献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给他们造成的无可治愈的伤痛（unheilbare Trauer）和阿尔布莱希特的早逝使他的学术事业传承无望。

海因兹·豪斯霍费尔作为农业专家，在战后德国重建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影响，曾在波恩担任联邦农业部政策制订主持人，巴伐利亚农民协会会长，巴伐利亚州议员并长期在慕尼黑大学任教。海因兹病逝于1988年，生前育有五个子女。

晚年的海因兹·豪斯霍费尔

斗转星移，今日重温豪斯霍费尔父子的往事，唏嘘之余，也庆幸卡尔的生存空间理论至少在他的德意志故乡被弃若敝履，欧洲也因此得到了长达七十余年的和平。应该说，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学走向式微并不令人惊讶，即使不从人文道德观角度考量，仅从科技特别是武器技术进步的角度审视，地缘政治学也已经铅华褪尽乏人问津了。即使新近诈尸还魂，更有水货枭雄奉若圭臬，甚至为此不惜发动战争，弄得不少自学成才自带口粮的专家成天价言必称“地缘政治”，却难免给人一种某个从未被临幸过的三流白头宫女对新生代讲述几十年前如何与先帝翻云覆雨的怪异联想。

与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名字在今天的德国已不再被公众提及的现象相异，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费尔却是作为民族烈士社稷先贤被人们铭记。如果你在柏林游览，当不会错过被安置在“大星星”广场（Großer Stern）中央的胜利女神柱。其实这座为彰显普鲁士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兰西发动的三场“地缘”战争胜利的女神柱最初是安放在当时的国王广场（Königplatz，现改名为共和国广场）上的，与帝国议会大厦相对而立。1938年，为了配合民族崛起，提升士气，准备发动新的“地缘”战争，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纳粹当局将胜利女神柱迁移至五条街道汇集点“大星星”，并将之加高到现在的67米。沿“大星星”东北向的“星芒”前行，经过低调且典雅的联邦总统官邸“美景宫”，即到达著名的斯普雷河弧（Spree-Bogen）拐点区。纵贯柏林的斯普雷河在此连续拐弯，形似一个被打翻了的 S。跨过斯普雷河，即进入了极具历史文化底蕴，也是阿尔布莱希特被关押并遇害的柏林莫阿比特区（Berlin-Moabit）。在莫阿比特一侧的河畔有一新建的办公区，是德国冰淇淋大王弗莱贝格家族（Freiberger）的物产，曾长期租借给德国政府，联邦内务部即在此办公。办公区沿河一侧，是一个傍水而建的迷你步行街，名为“记忆之路”（die Straße der Erinnerung），小街两侧矗立着十余座人物雕塑，形成了一个纪念公园，顾名思义，弗莱贝格基金会修建这条街道是对这些人物的追思和纪念。

由“大星星”广场往东北方向前行，经过联邦德国总统府“美景宫”（下图左上方），越斯普雷河，即达柏林莫阿比特区

在德国，有钱人特别是战后打拼发迹的富家往往具有比较强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记忆之路的策划者，弗莱贝格家族掌门人恩斯特·弗莱贝格（Ernst Freiberger）阐述建路的目的是：“纪念二十世纪上半叶有非凡贡献并在艰难困苦中为他人做出榜样的人。他们是德国的英雄，他们是无剑英雄（Held ohne Degen）。”

在记忆之路被纪念的人物有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 – 1955），1933年纳粹执掌政权，德意志开始崛起，托马斯·曼选择流亡海外，与欣欣向荣的祖国背向而行，托马斯·曼于1936年被剥夺德国国籍；理论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 – 1955），与托马斯·曼相似，1932年爱因斯坦离乡去国，终其一生再未踏上故土；乔治·埃尔瑟（Geoge Elser 1903-1945），1939年11月8日在慕尼黑啤酒馆政变纪念集会上放置定时炸弹，试图炸死希特勒，挽救民族危亡，后杀身成仁；雕塑家和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1867 – 1945），毕其一生坚持人文主义，站在社会弱势群体一方的艺术家；埃迪特·斯坦恩（Edith Stein 1891 – 1942），犹太血统的天主教修女，神学家，梵蒂冈教廷对纳粹德国容忍退让政策的尖锐批评者，在危险临近的时候，为了陪伴自己的胞妹，放弃了教会安排的逃生机会，姐妹俩最终携手走进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

托马斯·曼（1875 – 1955）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 – 1955）

乔治·埃尔瑟（1903-1945）

凯绥·珂勒惠支（1867 – 1945）

埃迪特·斯坦恩（1891 – 1942）

记忆之路上唯一一座非具体人物雕塑，反映柏林墙被穿越的“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

在这些名闻遐迩的“无剑英雄”中，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费尔的半身胸像被特别醒目地放置在斯普雷河弧的拐点上。其实弗莱贝格基金会建造这条“记忆之路”的初衷正是为了纪念在莫阿比特受难和遇害的阿尔布莱希特，因为他无与伦比的才华，良知和勇气，也因为他的家族所经历和承受的曲折和苦难，是纳粹时期无数个人和家庭悲剧的集中映照。

阿布莱希特·豪斯霍费尔（1903 – 1945）

与大部分巴伐利亚人不愿意离开故乡，看不惯，呆不惯，吃不惯巴伐利亚以外的一切不同，出生在慕尼黑的阿尔布莱希特直言柏林是他的最爱，柏林的博大浩瀚和宽容，无限丰富的文学艺术可能性使得阿尔布莱希特感叹：“只有身处柏林才感觉是在生活”。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和对死者愿景的成全，阿尔布莱希特身后没有归葬巴伐利亚故乡，而是被埋葬在离他遇难现场不远的一个战争和暴政罹难者公墓中（Friedhof Wilsnacker Straße），因而得以在他深爱着的柏林长眠。公墓中埋葬着300多位战争末期死于火线上，防空洞中，自我了断以及因为寻取食物而被本国宪警处决的平民。

在公墓进口处的铭牌上镌刻着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费尔《莫阿比特十四行诗》中的诗句：

疯狂，唯有疯狂统驭着这个国度。

它的荣耀止于血海尸山，

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