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后，中日两国的不同反思

来源: 短史记

清廷反思的是“军事失败”。

日本反思的是“政治失败”。

晚清学者严复，曾赴伦敦皇家海军学院求学，归国后长期服务于北洋水师学堂。民国七年，池仲祐撰《海军大事记》，请其作序。严氏当时已垂垂老矣，回首前尘往事，念及所教导的海军学生，在中法、中日两战中，“为国死绥者殆半”，不禁悲从中来。

痛定思痛，严复想起了三十年前，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一番良言：

“海军之于人国，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今之贵国海军，……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①

赫德曾深入参与北洋海军的成军过程（如采购军舰），自然了解，就硬件而言北洋海军已是一支近代化舰队——船舰主体基本购自西方，威海、旅顺是远东第一流的海军基地；还有练饷局、支应局、军械局、水师煤厂、工程局、征信局、医院等一整套较完备的后勤机构；且建设有数千公里先进的海防电报通讯；中法战争后，认识到军事运输能力在海陆联防中的作用，铁路事务也被归入海军衙门；其余如海军学堂等，均已略具规模。

但在赫德看来，这些强大的硬件，并不足以让北洋海军强大。想要建设强大的海军，犹如求树开花，须先有相宜的政治土壤，造就相应的政治环境，“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仅一味苛责海军硬件，而不从“根本求之”，只会徒劳无功。

严复感叹，尽管清廷已被民国取代，政体已变，但赫德之言，仍值得国人深思警醒。

不过，李鸿章在向慈禧、光绪总结败因时，仍强调问题在于武器的不如人。他在奏折中写道：

“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倭人于近十年来，……购置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至陆路交锋，……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②

“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等用词里，埋怨朝廷之意，至为明显。

因朝中政斗，北洋海军成军后，确实长期未购入新舰。但就硬件而言，日本海军在甲午年也未必处处胜于北洋。

比如，日本高薪聘请法国造舰专家白劳易所建造的、专门针对北洋“镇远”“定远”的“三景舰”（严岛、松岛、桥立三舰合称），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设计失误。黄海之战中，三景舰三门主炮共发射13次，但悉数落空，没有击中任何中方舰只，“松岛舰”反被“镇远舰”击中两次。③

据此，海军史学者马幼垣曾感叹：

“国人论甲午海战，恒把日方写成胸有成竹有备而来。其实日海军是在主要作战工具所存严重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时，便仓皇上阵的。”④

也就是说，李鸿章战后强调“器械之相悬”有他的依据，但就硬件而言，北洋海军也并非没有优势。其全军覆没的根源，仍当从赫德之言中寻找。

以军事体制为例：

日本于明治维新后，设立了海军省，统一筹划管理海军事务；稍后又设立了军令、军政机构，以完善统一指挥体系；再颁布征兵令，实行普遍义务兵制，进而确立现役与预备役结合的近代常备军制度；为适应出洋远征，陆军还效仿德国，改为师团制。

反观清廷，虽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最高机构“海军衙门”，但诡异的是，该衙门的五大臣——奕譞、奕劻、李鸿章、善庆、曾纪泽，全部另有要职，无一人在海军衙门担任专员。海军大臣中，既无人专门研究与建设海军，也无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所谓“海军衙门”，不过虚设，清国海军，仍区隔为北洋、南洋、福建、广东等诸多派系。甲午战后，降将牛昶昞请求日军将“广丙舰”拆掉武器后“虚舰交还”，理由竟是“广东军舰不关今日之事”。⑤

其实，李鸿章在给慈禧与光绪的奏折里，将战败的主要责任推给了军舰器械不如人，只是一种政治需要。真正的问题出在本国落后的军事体制，这一点他是明白的。

1895年3月20日，在马关谈判会场，李鸿章曾做长篇演说，即明确表达了对”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的赞赏：

“此次战争，……其一，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二，贵国之长足进步，使我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⑥

赫德的见解——政治土壤（风日水土）是比硬件建设更根本的东西，也见于日本学者藤村道生的总结。他在《日清战争》一书中如此写道：

“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虏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军优越。但它不过是打内战用的、示威用的军队。”⑦

图: 日本水兵在俘获的“济远”舰前主炮炮位上操作

与清廷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为何战败”不同，日军在海陆两处战场获胜，他们反思的焦点是“政治目标为何没能达成”。

日本媒体当日曾如此感叹：

“排斥了中国之后，依然不能单独扶植朝鲜。一旦有事，便要倒退一步。从日清战争中得到的东西在哪里？”⑧

当时日本有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甲午之战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收获的却是失败：

“日清战争在军事方面虽然压倒了清国，但从政治上来说，却是一次失败了的战争。这是因为战争……没有实现朝鲜的殖民地化。”⑨

因为认定这种“政治失败”源自西方列强的干涉，作为应对，甫将清廷狠狠踩在脚下的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力求使中国朝野政治势力再度“亲日”。

当时，因甲午一战带来的奇耻大辱，清廷朝堂之上仇日情绪高涨，很多人受复仇情绪支配，外交立场已相当不理性。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是其中的两个典型。

1895年7月，刘坤一上奏，激赞俄国“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实为千古所未有”，强烈建议联俄制日。张之洞也于同月上奏，建议联俄，他对俄国的认知，虽然没有刘坤一那般泛道德化，但牺牲尺度也极大，主张“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均可“通融”，俄国若欲“用兵于东方”，其水师可由中国提供煤粮、其兵船可由中国船坞修理，其陆军可“假道”中国通行无阻，且由中国“供其资粮、车马”……⑩

刘坤一与张之洞尚且如此，余者可想而知。

为扭转这一仇日局面，1896年，松偎内阁成立时，接受了犬养毅的建议，决定在内阁预算中，提出机要费用，派人调查中国问题。稍后，即按计划派遣可儿长一、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以外务省谘议的名义，前往华南调查、结纳革命党；其后，又成立“东亚同文会”及诸多在华支部，以学校、报纸等为基本活动手段，推动其“亲日”大计。

图: 日本爱知大学所藏东亚同文书院当年所汇集的“支那调查报告书”

总结起来，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的“促华亲日”布局有三个基本向度：

（1）针对革命党。标志性事件，是1896年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奉命赴华结纳革命党。启行前，参谋本部少佐宇都宫太郎曾交待平山周等人，“华南革命党以孙逸仙为中心，抵沪后，宜即设法与之订交。”⑪

（2）针对维新派。标志性事件，是积极结纳康有为一系的“康党”人物。比如，1897年2月，同文会领袖宗方小太郎，在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李盛铎等往来密切。据宗方日记，这些人当日皆反对“清政府依赖俄国”，梁启超认为“中国之天下为满人破坏，欲图挽回，非脱离满人之羁绊不可”，希望获得日本支持，及至戊戌年，康党还曾竭力向光绪皇帝推销“中日合邦”主张。⑫

（3）针对体制内重臣。标志性人物，可推湖广总督张之洞。1897年，日本参谋本部特派神尾光臣与宇都宫太郎赴湖北游说张之洞。据张事后给总理衙门的汇报电文，神尾等人大意谓：

“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并言今日武备最要，嘱派人到彼，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

意即希望联合中国对抗西方列强，且愿意接纳中国留学生，帮助中国训练将官。

图: 甲午战争后出版的中国民间版画《迎迓李傅相》，描述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代表团成员，个个毕恭毕敬点头哈腰，恭迎李鸿章前去签订《马关条约》。

该建议虽未得到清廷的响应，但张之洞却由此与日本军政界建立起了友好关系，开始积极低调运作赴日留学、聘请日军武官等事。及至庚子年，北方拳事纷扰，据宇都宫太郎在日记披露，张之洞曾遣幕僚向其透露，张有抛弃清廷“或会设立新政府”的计划，并探询日本对此事的态度。⑬

以上种种“促华亲日”的举措，颇有成效。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清廷高层多数已从甲午年的仇日转向了仇俄。比如，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曾言：“日俄战争期间，在谍报上，袁世凯的功劳实多……”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