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生根: 日本中华街的生成 及其春节实践的在地化

作者: 吴珂 周星    来源: 节日研究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在中国与周边民族及国家不断互动的历史过程中，春节因历法系统的传播，逐渐成为东亚、东南亚众多国家和地区时间秩序中标志年岁更替的重要节点。晚清以来随着国际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我国各个地方的民众以各种方式移居海外，以华侨华人的身份参与当地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活动。春节及其节日群也随着华侨华人的海外活动而传播于世界各地，使得春节日益成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重要节日。在日华侨华人社区形成过程中，围绕春节展开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实践活动，以在日华侨华人为主体的地方社会团体也以中国传统节日为文化资源，对其进行在地化改造的尝试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2024年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通过评审并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我国的文化影响力。这也反映出，春节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世界节日体系中受到各国广泛认同和尊重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尝试通过梳理日本华人华侨社会的形成过程，分析在日本华人华侨社会中春节的文化实践及其在地化情况，直观呈现以华人华侨为核心的社会团体在日本地域社会中对春节这一文化符号的继承、重构和文化资源化的尝试与成果。

一、日本华侨华人聚居地的生成与复兴

日本社会一般将横滨中华街、长崎新地中华街与神户南京町并称为日本三大中华街。实际上，“中华街”这一称呼并不是古来有之，但为便于行文表述，本文将以该称呼直接指代各个时代的在日华人华侨聚居区。

三大中华街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当属长崎中华街。日本近世长期实施海禁政策，德川幕府于1639年正式施行“宽永锁国令”，将对外交往与贸易的窗口限定在长崎与对马岛。其中，长崎早在1635年就被指定为面向中国开放的唯一港口，吸引了大量中国商贾和船员在当地从事贸易活动。与同在长崎但被局限于填海造陆而成的出岛上的荷兰人相比，当时的中国客商和日本民众杂居于长崎町众（自治组织）提供的各个宿馆内，“可自由享受独占贸易的利益”。1688年，幕府指示长崎奉行（分管长崎事务的官员）在当地设立唐人屋敷（也称唐馆）并要求“所有唐人都要到其内居住”。唐人屋敷的占地面积约为9400坪（约31000平方米），是出岛占地面积的两倍有余，大体是现在长崎市馆内町的全域。日本学者认为，德川幕府要求建造唐人屋敷并对中国商贾进行集中管理的原因，与1684年清政府平定台湾郑氏政权后推行的“展海令”有直接关系，海禁的解除导致赴日经商的中国商贾激增。根据日方资料记载，1688年6月有中国船员及商贾4432人到达长崎，足见彼时两国间贸易活动之盛。然而，随着清末我国东南局势的激变和日本幕府海禁政策的不断收紧，进入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以长崎为口岸的贸易活动出现颓势，每年入港长崎的唐船不断减少。1854年幕府迫于美国压力正式开国，长崎唐人屋敷严格出入的限制名存实亡。1859年，幕府与俄、法、英、荷、美签订“安政五国条约”，承认开放神奈川、长崎与箱馆（今函馆）三个港口并划定外国人居留地，在长崎的中国商人开始作为西方商社的“使用人”即买办参与新形态的贸易活动，而华商聚居地则逐步由唐人屋敷转移至原先作为仓储设施用地的新地地区（现长崎市新地町）。

1868年，明治维新后唐人屋敷制度彻底废除，1870年唐人屋敷发生的火灾加速了华商向新地的转移进程，形成了如今新地中华街的雏形。但“安政五国条约”签订后，随着更加靠近东京与大阪的横滨和神户相继开港，长崎的华商逐渐流动至横滨与神户，此后长崎的华侨华人社会长期维持着较低的人口数量。华侨华人的人口随近代中日两国间的冲突与摩擦而曲折发展，从明治初期的百余人，到20世纪30年代末增长至约2000人，再到“九一八”事变及抗日战争爆发后减少至仅百余人。截至20世纪末，长崎居住的华侨华人仅600余人，1960年以后，华侨华人的居住地不再局限于新地中华街，开始自新地町向外扩展至长崎市各个地区。从长崎县内中国籍在住者数据来看，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总体人数有所回升，20世纪80年代早期增长至660人，进入21世纪后增长至1800余人，近年中国籍人员稳定在2000人左右，但其中大部分为留学或务工人员。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领四艘蒸汽式近代军舰驶入东京湾，次年第二次率舰队与幕府谈判，在横须贺登陆并与日方签订《神奈川条约》。当时随佩里第二次访日的舰队中有担任翻译的广东人罗森（1821—1899），其与日本幕府官员和地方文人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了频繁接触。首任美国驻日大使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在获准面见幕府将军和正式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前，曾在1956年至1959年暂居静冈县下田市玉泉寺，当时其身边即有中国籍的厨师、帮厨、裁缝与洗衣工。此处介绍罗森与哈里斯的中国籍随从的原因在于，自日本开国后，除原有的华商、外国商社雇员外，更多的普通务工人员随着西方人的脚步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且随着日本开港和外国人居留地的建设，华商华工得以涉足除长崎以外的新天地，以神户南京町与横滨中华街为代表的新华侨华人聚居地也得以形成。

直至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前，在日华侨实际上属于“无条约国民”，只能以被欧美商社或个人雇佣的形式在日本居住，无法独立地在日本开展经营活动。但资料显示，开港后不久即有十余名华商自长崎转移至更靠近日本关西地区政经中心大阪与京都的兵库县神户市，在此从事药材进出口贸易，1870年左右在神户居住的华侨华人已达400人左右。当时欧美商社在日的商贸活动广泛使用买办制：由于欧美各国对日本在门户骤然开放后的情况缺乏充分了解，无法准确掌握日本商人的信用状况，因此难以直接选定其作为商业担保人，故转而聘用华商作为商业担保人。当时银行建筑内部专门设有称为“办房”的机构，使华侨华人买办掌握一定的商业权力。尽管买办制度因甲午战争时期华侨的撤离而走向衰退，但据称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才被废除。除欧美银行雇员外，华商在神户贸易中的地位也举足轻重。至1870年，神户港对外贸易中华商所占份额高达四分之一，神户华商成为欧美商社优势地位的强有力挑战者，也一度成为日商对外争夺贸易利权的主要竞争对手。此后，神户华商、华侨华人买办及从事“三把刀”（餐饮、美发、裁缝）的普通华侨劳动者，逐渐在今天神户市中央区元町与荣町的交接地区聚居，形成了神户南京町的雏形。至1897年，在兵库县居住的华侨人口达1000人以上，20世纪30年代初期则增长至6200人，1959年兵库县华侨人数占全日本华侨人数的19％。1962年神户居住有华侨近7800人，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中央区西部即神户南京町附近。至2014年，神户市内中国籍旅居者人数已达13600余人，神户南京町的繁盛和神户华侨华人社会的规模可见一斑。

为衬托中华街的文化氛围，如今的三大中华街都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设立了形制各异的牌楼。如按照如今牌楼圈定的街区范围估算，长崎新地中华街占地约16800平方米，神户南京町占地约42900平方米。横滨中华街则规模最大，除本町大道北侧山下公园及山下埠头外，其楼门内范围基本是横滨中区山下町的全域，占地约0．3平方公里。在日本学术图书资料书目数据库ＣＩＮＩＩ中，笔者分别以“横滨＋中华街”“神户＋南京町”与“长崎＋中华街”为关键词进行论文检索，所得结果数分别为146篇、50篇与17篇，可见横滨中华街也是日本三大中华街中较多被研究者所关注的。与神户南京町相似，横滨中华街的前身也是在日本开国后于横滨建立起的外国人居留地的一部分，华商在横滨最早以西洋商社雇员及买办的身份登场。幕府在与西洋各国签订的条约中指定的开港场所本来是神奈川宿，但幕府考虑到人流密集的神奈川宿被指定为开港区域可能导致日本民众与外国人的冲突，故旋即将附近的横滨村规划为对外开放区域。当时的横滨村仅是一个东京湾沿岸的小渔村，该村西南侧有一钟形海湾，该海湾的外沿是如今的大冈川与中村川。17世纪后半叶开始，海湾内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填海造陆工程，自今横滨市南区吉野町向东至神奈川县厅的大片土地都是填海而来。开港后指定为外国人居留地的即是如今横滨市山下町附近的区域，同样是填海而成。自1859年开港至1871年，中国人并非“条约国国民”，原则上不被允许私自进入日本，但实际上自行由长崎前往横滨或随西方商船入港横滨的中国人不在少数，地方官员对这种现象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大批作为非条约缔结国国民的中国人开始在横滨外国人居留地生活并开展商贸活动，以至于日方着手出台应对措施，并规定只有西方商社雇员或作为条约缔结国国民佣人的中国人才能在居留地逗留，但 1870年前后在如今横滨中华街的区域内已经自然形成早期华侨华人社会的集中居住区。早期横滨华人经营涂料买卖及船舶、建筑外墙涂装业务，开办印刷所，经营洋装裁缝店、家具店、餐馆，甚至涉足钢琴制造等，早期横滨其贸易活动并未局限于“三把刀”，而是更加多样。1872年为《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的第一年，横滨在住的中国人有963名。尽管甲午战争前后有所波动，但至1910年有6280名中国人居于横滨，已增至同期横滨外国人居留者总数的三分之二。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对横滨华侨华人社区发展造成重大打击。当时中华街建筑多为木造或红砖砌成，故耐震性能薄弱，绝大多数建筑物都在地震中倒毁。当时居留于横滨的5721名华侨华人中有1700余名死于震灾，当时驻横滨中华民国总领事馆也成为废墟，总领事张福不幸殉职。震灾后，在社会上恐慌情绪盛行、排外谣言散布的背景下，大量日本人组成的“自警团”袭击无辜朝鲜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同为外国人的华侨也被牵连其中。在天灾与人祸双重打击下，不少华侨华人离开横滨，选择前往神户或辗转海路回国。震灾后的1924年1月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居住于横滨市内的华侨人数已暴跌至432人。由于大部分华商在震灾后转移至神户等关西地区，此后留在横滨及新来横滨的华侨华人，较多从事低成本的“三把刀”行业。之后，历经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横滨华侨华人社会在种种磨难下展现了惊人的韧性。1948年抗战胜利后至1987年前后，横滨华侨华人人数维持在5000人上下。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横滨华侨华人人口数激增，至2008年已达近3万人。

1937年8月，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下达《在日华侨总撤退令》，正式要求驻日使领馆组织华侨全面撤退。在日华侨人数从1930年的30836人，锐减至1937年末的15526人，也有部分华侨由于生计和家庭成员等种种原因而滞留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大中华街由于皆处于日本大都市或战略要地，都受到同盟国空袭及地毯式轰炸的连带性破坏。神户南京町所在的元町在1945年的神户大空袭中被全部烧毁，横滨中华街同样在1945年5月29日的横滨大空袭中化为火海。长崎新地中华街距离长崎原爆中心点不足四公里，虽未受到毁灭性破坏，但也遭受强烈影响。尽管躲过了核爆与空袭，但1947年长崎新地中华街发生火灾，中国式建筑尽遭毁坏。

作为战胜国的国民，在日华侨在战后的日本经济体制下有比一般日本民众更高的配给额。另一方面，美军进驻使得以驻日美军为对象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横滨中华街由于是战胜国居民聚居区而没有被驻日美军直接接收，但其周边横滨市中心的广大区域被直接接收，中华街成了拥有极大法律宽容度的“三不管地带”。当时作为战胜国国民的华侨在中华街地界内难以被日本执法机关触及，拥有一定程度的治外法权。美军士兵更不必说，1945年8月至1947年1月，神奈川县内涉及进驻美军军人的犯罪事件高达2394起，真正被检举的仅有112起，检举率不到5％。在这两种因素影响下，横滨中华街逐渐聚集起大量流通紧俏物资的黑市商人。特别是朝鲜战争时期由于驻日美军人数大幅增加，加之横滨港作为重要物流节点，面向美军士兵和外国船员的酒馆等娱乐场所一时间鳞次栉比。神户、横滨的中华街成为“让日本人望而却步”的“危险小巷”。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和美军对接收地的接收解除，中华街的特殊法律地位逐渐丧失。另一方面，1950年以后日本经济逐渐从战后疲软状态中恢复，各类配给制度逐渐撤除，三大中华街也从特殊状态中恢复到正常的经营环境。在特殊时期的黑市贸易繁荣过后，支撑中华街继续发展的主要还是中华料理店和普通经营者的兴起。推动今天所见之中华街形成的，是战后特定时期受相关历史事件影响而形成的若干次“中国热潮”，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左翼政治家及知识分子大量访华，使得一时间新中国成为日本大街小巷的热议话题，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日本各县市及社团组织的访华代表团络绎不绝，各行业对开放的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热情等等。

三大中华街中最先进行环境整治和景观构建的是横滨中华街。1953年8月，日本各海滨都市的市政代表受美国政府邀请，前往西雅图参加第二届“太平洋市长会议”，横滨市也派团参加。会议结束后日方代表团在美国各大都市及加拿大温哥华考察，有学者称，横滨市相关人员在此期间参观了美国的唐人街，从而认识到横滨华侨华人聚居区作为新兴观光景点的潜力。本次访美考察参与者撰写的回忆录中，就有关于日方代表团在旧金山的“玉壶轩”、加州圣迭戈唐人街及芝加哥“威尔逊村”中餐馆用餐的记录，日方代表团虽未专门去中华街考察，但对美国华侨华人聚居区的状况无疑是有所了解的。1953年11月，负责协调横滨中华街与元町商业街改良事宜的“中华街·元町振兴会”成立，12名成员中有4名华侨。1954年7月，横滨市政府及横滨商工会议所（地方商会）规划出台了中华街复兴计划，具体内容包括：周边道路扩宽；对老字号中华料理店进行宣传推广并重新审视菜品，面向大众群体的中华料理餐馆降低价格；裁缝行业高端化；关帝庙的中国风格强化改造等。1955年2月，横滨中华街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的善邻门牌楼建成。当时“中华街”尚未成为日本社会对华侨华人聚居区的通称，华侨华人自身多称呼为“唐人街”，日本民众更多称之为“南京町”。雕刻着“中华街”大字、作为华侨华人聚居区标志的景观牌楼的建成，才使这一称呼正式固定下来。至20世纪70年代末，位于横滨中华街外廓的四座楼门全部建设完毕，充满中华文化情调的横滨中华街的广义街区范围得以确定。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横滨中华街的观光景点化发展迅速，中华街内原先存在的大量生鲜商店、日本人经营的普通餐馆在观光客的定向选择下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由华侨华人和部分日本人经营的中华料理餐馆。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华街的临街店面已然全面“中华街化”。

神户南京町及长崎新地中华街的景观建构与复兴，则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5年开始，神户市商工会议所和市政府先后两次召开座谈会，开始规划南京町的复兴和环境整治工程。1982年开始，神户南京町先后在南边建成南楼门（后改称海荣门），在东西向主干道的两端建成长安门与西安门，共三个牌坊。其中，作为神户南京町象征的长安门，是改革开放后首座获中国政府批准出口海外的汉白玉楼门。1991年，“神户南京町景观形成协议会”成立，该协议会负责收集并整合地区居民的意见，与学者合作编纂社区营造计划提案并提交地方政府。在民间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下，南京町的道路、广场等公共空间在符合中华街风情的条件下得以整修，南京町整体的中华文化氛围得到进一步加强。

长崎新地中华街的观光化进程展开稍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三十余年间，长崎新地中华街与周边社区并没有类似于横滨和神户华侨华人社区那样的明确分界，只是在如今的新地中华街中心十字路口附近零星分布着几间中华料理店和杂货店。1984年，新地中华街的33家店铺联合成立社团法人“新地中华街商店街振兴组合”，林照雄任社团首任理事长。该社团考察神户及横滨的牌坊设计后，于1986年委托福州建筑团队修建了四座标识中华街入口的牌坊，并获得长崎市补助金，将道路改修为石板铺装路面。

二、在日华侨华人的春节实践：历史与革新

在说明三大中华街在春节期间举行的被称为“春节祭”或某某灯会之类现代商业化庆典活动之前，笔者有必要参考历史上与在日华人华侨的春节习俗相关的文献资料作为对照。

1888年，神户华商与神户海关关长协商后，将河内国布施村的废寺黄檗宗长乐寺迁往神户，重新建立为关帝庙（也称南京寺）。1902年日本人撰写的游记中，就有关于当地华侨华人在正月初三前往关帝庙上香祈福的描述。1903年，小说家渡边霞亭（本名渡边胜，1864—1926）以江上朝霞为笔名撰写的《神户年中行事》一文，开篇便是有关“清国正月”的叙述：各家各户张贴春联、正月初一早上六时燃放爆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在七时前往领事馆举行“拜年式”等，拜年式是清政府官方的新年祝贺活动，清廷驻日使领馆官员和留学生聚集在领事馆遥拜紫禁城；八时众人前往关帝庙祭拜，官员们则在关帝庙的仪式结束后返回自己府上，准备接受一般侨民上门拜年；此外，神户使领馆还会向北京朝廷、东京总领事馆和日本皇居发送有关新春贺词的电报；普通人家则在家中设坛祭拜天地君亲师，在正堂向长辈拜年后，至厢房与亲戚们饮屠苏酒、煮茶、吃点心。渡边还记录了一户人家张贴的春联写有“阳贞祥恭贺新年”，并说明阳贞祥是这户人家的家主姓名；神户华侨华人在新年期间去拜年时会两手各持折扇和“名刺”，主人家则拿出屠苏酒招待；大大小小的宴会将持续若干天，除初一食用豆粥以示斋戒外，初二则开始享用七窍塞有红纸的炸年猪，还有海胆、海参等海鲜，餐后则食瓜子作零食；每年都有人志愿组织起来筹备元宵灯会、舞狮舞龙，但快到元宵节时却又拿不准主意是否举办，辖区警察也不知道该不该批准这种活动。明治维新后，日本由太阴太阳历改为公历，迎新改在元旦举行。这导致仍沿用太阴太阳历的华侨华人和使用公历的当地日本民众之间，在与新年节日群相关的庆祝活动的时间和文化观念上出现错位，神户华侨华人对元宵灯会筹办的犹豫可能与此有关。

渡边观察到的春联与现代春联不太一样，原因在于其与拜年时向主人家呈递的名刺类似，实质上是拜年名帖。此名刺是指中国传统的中式名片，而非当今日语中一般用来指代西式名片的名刺。名刺大小不一，通常是10厘米×20厘米左右写有姓名、职务等信息的红纸条。使用红纸这一点在渡边的记述中也有提到，其称名刺所用纸张是“红唐纸”。中式名刺和西式名片在清末并用于社会中，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被西式名片取代。拜年名帖则是在春节期间登门拜年时用以表达新春祝福的特殊名刺，除了书写者的个人信息，还有被祝贺者的姓名和吉祥话。除了神户的华侨华人社区，在长崎的日本民众也存在类似的春节习俗。长崎当地的男女老少在春节期间，会向熟人递送名刺、赠送年礼，如果在初三之前没有送完也要尽量在初六前送完。二战前的日文出版物中关于交换名刺这一年俗的记述并不罕见，也有文章曾讨论过这类虚礼是否有存续的必要。由此可见，长崎日本民众的名刺年俗未必直接受长崎华侨华人社区的影响而形成，而有可能是多种文化传播路径交融的产物。

据汉文学者武藤长平作于1911年的文章记载，正月初二长崎华侨华人会盛装打扮、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并在海湾内举办龙舟竞渡活动，当地人称之为“划龙”。日文中划龙（剗竜，ペーロン）也写作白龙、飞龙、排龙等，即龙舟竞渡。划龙竞渡据称是1655年自中国南部随中国商贾传入长崎，传说当时有中国商船因强风被困在长崎港内，中国船员为祭祀海神而在港湾内举行了第一次划龙竞渡。划龙竞渡在1922年被长崎造船工人进一步传播到兵库县相生市，并在2016年被指定为相生市无形民俗文化财。长崎市的划龙竞渡，据《长崎自赞》记载，历史上多在农历端午节举行，明治维新后改为每年6月底。如今，长崎市观光协会于每年7月底举办划龙锦标赛。但结合武藤的记录可知，在江户时代长崎的划龙竞渡不仅在端午前后举行，也曾在正月期间举行。

除关帝庙进香、划龙竞渡外，明治大正时期的华侨华人还在春节期间去当地的神社。20世纪20年代末，长崎诹访神社在农历正月初二和初三会为全体在日华侨华人举办祈愿祭，华侨华人则会向神社供奉香油钱，在附近燃放爆竹。在神户，华侨华人会打着提灯，肩挑乳猪、烧鸡，拜谒神户市诹访山上的诹访神社，将祭品堆放到供桌上，在神社门口燃放爆竹，在神社境内焚烧金纸祈福，礼毕后撤下供品与家人分享。神户华侨华人供奉的另一座神社是松尾稻荷神社，因为松尾（matsuo）一词读音与妈祖近似。华侨华人在神社以中国民间信仰的仪轨进行祭祀活动，毫无疑问是长期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1908年，杂志《杜鹃（ホトトギス）》上刊载了在横滨海关工作的业余作家荻田小风的《爆竹》一文，其中细致记录了横滨山下町中华街的春节景象。1908年2月2日即正月初一当天，荻田搭乘横滨路面电车在中华街附近的终点站西之桥下车。刚出车站，便听到附近中华街传来的阵阵爆竹声，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身着新衣的华侨华人手持名刺（拜年名帖）走亲访友。孩童则牵着气球，燃放爆竹，偶有调皮顽童故意扔炮仗去捉弄胆小的路人。各家门前安置有写着“东龙聚宝接引财神”的神龛，供有蜜柑、线香，家门口贴正方形金笺纸或写有“五福临门”等吉祥话的红纸和春联，悬挂清黄龙旗与日章旗的人家也不少见。荻田还记录了当时的两副对联：“福赖东瀛生大道，兴通四海展鸿图”“共庆升平岁，感歌盛世春”。商铺、茶楼甚至为络绎不绝的拜年者留出一扇门，店头贴有纸条“中历四日、西历五日开市”，招牌上则点缀红彩并贴有孔雀羽毛。关于这种招牌上的吉祥装饰，荻田称“不清楚其缘由”。这种民俗事象称为“金花神红”，民国初期广州杉木栏的纱绸店即有类似的祈福行为：“店门前高高挂着金底黑字大招牌，簪上金花神红，店前的蓝布帐多车上自布字‘某号纱（绸）’字样，以作招徕，极力保持老布店的风貌。”此外也有用这种装饰物装点神龛里的神位的，每年年末需要更换。至于“写有吉祥话的红纸”则是指“挥春”，1903年成书的《横滨繁昌记》中也记载中华街家家户户贴有各式各样的“挥春”。有学者认为“挥春”是桃符、春联的俗称，但“挥春”的大小和内容似乎与春联不尽相同，“挥春”内容多为短小的四字吉祥话。

随后，荻田转过被爆竹纸屑染红的街角，看到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少出入一座石门。荻田询问门口卖糖果的老头，得知这便是关帝庙。关帝庙大院里的空地上，五六个孩童在悠闲地踢着毽球。1932年出版的《横滨市史稿》中记载，农历新年和关帝祭（关羽诞辰祭典）时在关帝庙前空地上会搭建临时戏台，但甲午战争期间被迫中止。对比荻田的记录可知，1908年春节期间关帝庙的戏台仍未恢复。正殿门口有“游人禁入”警示牌，荻田只得在正殿门口远观殿内情况：木雕关公像前的供桌上摆满祭品，烟雾缭绕；左右又有锦绣幢幡、金银矛剑；信众手持布包裹进殿，打开取出线香、蜡烛供奉于神像前，后退身回到供桌前的蒲团处跪拜；拜完关公，信众至金炉处烧金纸，最后引炉火点燃一串爆竹，顺手抛到一旁的金属笼里燃放。毫无疑问，当时日本民众对中华街春节印象最深的便是爆竹，被爆竹声震到耳鸣的荻田在文章末尾不禁抱怨道：“到底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爆竹？”近现代日本著名俳人内藤鸣雪曾在神户或耳听或目染神户南京町的春节景象，从而咏出“南京町传爆竹声，方知今日是新春（爆竹や南京町は正月す）”的名句。

如今，日本各个中华街都在春节期间开展多样的庆典活动。

长崎新地中华街在20世纪80年代新建牌坊，强化区域内景观的中国化氛围之后，便致力于将“中华文化”资源化。1983年，以中华料理店“会乐园”店主林照雄为首的第二代华侨华人店主们，为重振新地中华街，在与长崎市政府、长崎县政府及当地商工会议所商议后，于1984年成立新地中华街商店街振兴组合。1986年四座牌坊落成，依托新建构的景观体系，振兴组合为促进观光发展而计划举办与“中国年中行事”有关的庆典活动。此后，振兴组合成员前往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考察春节相关的民俗文化，提出了以标志性的中式灯笼为主要景观的“灯笼祭”计划。1987年，首届灯笼祭（春节祭）开幕，新地中华街从香港及福建订购了400余盏灯笼，为了酝酿春节气氛，振兴组合还向中华街内的店铺发放了大量春联与年画。中华街摆出路边美食摊位，向游客以极低价格提供长崎特色中华料理“杂拌面（ちゃんぽん）”和免费的“中华粥”。长崎杂拌面是当地老字号中华料理店“四海楼”第一代经营者陈平顺基于福建当地面食于1899年发明的，原本是为长崎的中国留学生提供的饱腹感强且营养丰富的食物。在民俗艺术方面，华侨青年组织“侨友会”上演舞狮，并邀请中华街周边的幼儿园及小学的学生打着灯笼、穿着中国传统服饰进行街头巡演。1990年，以长崎承办“观光博览会”为契机，中华街还在春节祭期间模仿迎财神等仪式，创造出充满异国情调的祭关公文化表演等项目。1994年起，长崎春节祭改称“长崎灯会（長崎ランタンフェスティバル）”，自此，中华街每年都会建造关于当年生肖的大花灯，并新增由市长或演员等名人作为嘉宾的“皇帝皇后巡游”项目。2018年第25届长崎灯会吸引了观光客约106万人，带动当地经济创收104亿日元。2024年第29届吸引观光客约121万人，是目前长崎市最大的观光性节庆活动。

1952年，兼具地方商会与民间社区营造团体性质的“南京町商店街振兴组合”在神户市成立。1981年，神户市出台《南京町复兴环境整备事业实施计划》，并于次年开始建造作为标志性景观的牌楼，整修道路与广场等公共空间，至1985年三座牌楼完工。1987年，由振兴组合主办的“第一届南京町春节祭”隆重开幕。作为春节期间的代表性民间艺术，春节祭期间上演舞龙一事被提上日程。当时，神户的华人华侨社区已经没有舞龙队，也无人知晓该如何进行此类表演活动，故振兴组合前往长崎考察“宫日节”的“蛇舞（蛇踊り，即舞龙）”并拍照记录加以模仿。所谓宫日节（くんち），又称重九祭，是长崎诹访神社每年秋季举办的大型祭典活动。长崎蛇舞的原型舞龙虽是由华侨华人传入长崎，但宫日节的长崎蛇舞并不是由华侨华人所传承，而是由当地居民为主的“长崎蛇舞保存会”表演传承。为了舞龙，振兴组合还专门向香港有关企业定制了长达四十米的舞龙道具，第一届神户南京町春节祭大获成功，吸引游客近30万人。1993年，第六届春节祭吸引游客数已增长至38万人；1997年，南京町春节祭被指定为“神户市地域无形民俗文化财”。如今，神户南京町除春节祭外，还另有“灯笼祭（ランターンフェア）”“中秋节”和“兴隆春风祭”。其中，灯笼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元宵节，而是作为每年“神户灯光秀（神戸ルミナリエ）”的一部分，在圣诞节前后举办。2007年开始的兴隆春风祭则是在每年四月举办，主要以舞龙舞狮表演和美食节为主。

百年前渡边霞亭和荻田小风笔下的长崎和神户的春节，是带有猎奇性质的且站在旁观者角度的记录。但横滨的春节与之不同：1913年，和田万之助在介绍横滨年中行事时，有“中华民国正月”和“中华关羽祭”的相关记述，可知当时农历春节已经是横滨市民家喻户晓的节日。1956年，横滨中华街的第一座牌楼善邻门建成后不久，在临时性组织“牌楼建设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华街发展会”，会员基本是中华街的餐馆经营者。1971年，中华街发展会进一步发展成为“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协同组合”，这是一个以中华街为中心的地区性民间商业合作社团，会员数也比上一时期翻了一番，达120名。至1979年，该协同组合积极推动横滨中华街东、北、南三个方向牌楼的建设工作，并推动中华街公共空间亮化工程的落地，为横滨中华街的景观重构作出重要贡献。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以“熊猫热”为象征的中国文化潮流在日本社会影响巨大，由于横滨中华街靠近东京首都圈且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利用周末来此体会中华文化的日本游客激增。1983年东京迪士尼乐园开业，与长崎市和佐世保豪斯登堡主题公园之间存在客源地竞争关系的不同，来自日本各地的旅游团在去迪士尼游览的行程中，也会将横滨中华街作为固定景点之一。大批人流涌入引发垃圾处理和公共厕所不足等问题，于是在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协同组合的协调下，外形设计为苏州传统建筑样式，兼顾公共卫生设施与社区景观两个方面的公共厕所“洗手亭”于1998年落成，由此可见协同组合在中华街景观体系和观光资源维护方面持续地发挥着作用。

横滨春节祭的发端也离不开协同组合的积极参与。1986年，协同组合主办的第一届春节祭圆满成功，其间由华人华侨表演的舞龙、舞狮及跨年灯光秀吸引了大批游客。长崎大学多文化社会学部王维教授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横滨华侨华人春节时期的节俗。作为春节祭的一部分，在除夕夜关帝庙会上，将举行倒计时活动。从晚上10点左右开始，关帝庙中便人潮涌动，祭拜者中既有华侨华人也有日本人。午夜12点钟声响起之后，横滨中华学校校友会和横滨华侨青年会的龙狮团会进行舞狮表演。大多数华侨华人家庭已经不举行正月初一的拜年活动，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同乡会等华侨团体举办的新年会和团体内部的拜年，且团体之间的团拜通常在新历元旦进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横滨中华街在农历正月初一举办日本式的“贺词交换会”即日本商界的新年礼仪性联欢会并进行团拜，现在已成为惯例。王维还提到横滨华侨华人与日本人一样有新年寄送贺卡的习惯，但基本仅在元旦进行，而农历春节很少见。比起店铺来，普通家庭很少张贴春联和年画，店铺也并非每年都会更换春联。可以看出，比起荻田小风笔下中华街交换拜年名帖、张贴春联、挥春、供奉财神神龛的情景，横滨华侨华人的年俗在百年间有了很大变化。

2022年，横滨市有意识地将中华街春节祭打造为整个横滨市特别是临海地区在旅游淡季吸引游客的大型活动，并吸纳春节节日群中的元宵节等其他节日，以延长整体活动的会期。除了横滨市内，羽田机场、东京涩谷街头也有开展舞狮等表演活动。2024年和2025年春节祭前后，横滨市几个主要车站和景点设置了特殊造型的新春灯笼，还将新春灯笼与青森睡魔祭（ねぶた）的造型灯笼共同展演。据称，在整个横滨临海地区为期近一个月的横滨春节祭期间，来访的游客可达840万人次。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横滨中华街是神奈川县内外国游客到访最多的景点之一，排名仅次于鹤冈八幡宫与横滨红砖仓库，位列第三。同期，在横滨市内至少住宿一晚的外国游客中，来自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游客占比超过23％。

除三大中华街外，在日本的其他华人华侨聚居地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春节联欢活动。

名古屋华人华侨社区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末即日本明治时期，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广东华人华侨为主称为“三刀帮”——餐饮业、理发业及裁缝业商业团体。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名古屋华侨华人社区有积极发展的势头，曾一度开办华侨小学强化中文教育。但当地华侨华人社区规模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至1973年人数仅有不到650名，以至于未能形成类似于三大中华街那般有一定规模的聚居区。改革开放后，大量赴日留学、务工人员逐渐促使新华侨社区形成与壮大，在一定程度上为各地华侨华人社区提供了新鲜血液，名古屋华侨华人社区也不例外。2006年，由若干个新华侨为主的社会团体联合发起的“名古屋中国春节祭实行委员会”宣告成立，承担春节祭庆典活动的集资、策划、筹备与实施工作。该委员会受到2005年开设的中国驻名古屋领事馆启发与鼓励，在此后实际推行春节祭的过程中亦受到领事馆的支持。但驻外机构在财政层面坚持“扶持但不主导”的思路，不提供直接资金支持，鼓励民间组织和民间企业参与。2007年，在爱知县、名古屋市、名古屋商工会议所等地方行政机关与经济团体的援助下，第一届“名古屋中国春节祭”在名古屋市中心的久屋大通公园举办。春节祭期间，各种露天店铺和企业展示空间为当地华侨华人提供了优质的商业机会，主办方还协调在日中国艺术家向游客表演传统曲艺。2007年第一届名古屋春节祭吸引游客约5万人，至2020年已增长至20万人。这类春节祭活动，逐渐拓展到福冈、大分、犬山、新潟、大阪、岐阜等地，形成了以新型春节祭为核心、品牌化的中日民间文化交流活动群。2017年，“日本华侨华人中国春节祭联合会”在名古屋成立。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联合会的成员都是2007年新创设的以新华侨为核心的广场型春节祭的执行委员，而地域性更强、以老一代华侨华人为组织核心的中华街型春节祭的各个组织机构并未涉足该联合会，其原因可能在于二者的在地化程度与组织结构有所不同。

如今，在关东地区新华侨中间最为知名的中华街恐怕不是横滨中华街，而是东京丰岛区的“池袋中华街”。改革开放以来，以留学生和赴日务工人员为主的新华侨开始涌入日本，逐渐在人数上替代老华侨，成为在日华侨华人的主要组成部分。新华侨多围绕学校和办公场所选择住所，故比起传统的三大中华街，其居住地域更加分散，并没有形成新的聚居区。但在教育和就业资源丰富的东京都内，面向新华侨或由新华侨经营的店铺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池袋虽不是新华侨的主要聚居区，却是新华侨相关商铺较多聚集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经营者和顾客层都为留学生群体的“知音录像带社”在池袋附近的椎名町开业；约十年后的1991年，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商业版图的中国食品超市“知音”于池袋北口开业，这是池袋北口新华侨店铺开始急速增长的原点。在池袋这样的非外国人聚居地，作为商铺所有者的日本房东本身对外国人租客并不是十分欢迎，但进入90年代后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在不景气的影响下日本房东不得不向外国经营者采取开放态度。“池袋中华街”的形成，即是新华侨社区的增长与日本经济下行对当地不动产持有者的压力下共同作用的结果。2003年，日本华侨华人研究者山下清海正式提出“池袋Chinatown”的概念，反映出日本学界对这一新兴华侨华人社区的热切关注。

2007年11月，以部分新华侨中的活跃人士为中心的“东京中华街准备委员会”设立，并于次年1月向当地商店街联合会的代表说明了构想内容：提议建设以池袋站半径500米内的中华系设施为核心的“网络型中华街”，在主页上刊登各个店铺的介绍信息并制作会员卡，共同以“东京中华街”的品牌对外宣传和举办活动等，但遭到商店街联合会的反对。时任池袋西口商店街联合会的会长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也希望能和大家和睦相处，但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过唐突。是不是应该先加入当地的町会（基层自治组织）或参与商店街的活动，为社区尽一份力之后再来讨论呢？”此后，在部分保守媒体的夸大报道和社会负面新闻的影响下，甚至出现了针对地方政府和新华侨店铺的街头示威，池袋的中华街建设构想不得不偃旗息鼓。事后看来，当时绝大多数新华侨店铺并未按照日本商店街的规定加入商店街自治组织，更不必说缴纳商店街联合会管理的路灯电费、参与联合会组织的街道清扫活动等公共事业。相比于三大中华街百年来的积淀，“池袋中华街”缺乏历史和文化交融的基础，新华侨商铺的聚集在池袋地方的发展史上不过是最新的一页，难以很快获得当地行政机构和日本民众的理解与认同。尽管日本社会中长久存在的排外主义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但池袋不同社区间的隔阂应该才是导致该构想以失败告终的主要原因。

但池袋的新华侨社区公共文化尝试并未在受挫后完全沉寂。2023年4月中旬，原定于农历春节举办的“春节祭”改名为“东京国际交流文化节：华之春”于池袋西口公园野外剧场举办。期间组织了中日歌手表演、民俗体验、美食展览等活动，还开设网络主页，并在主页设有“3D中华街”线上展示模块。该文化节主办者为“东京中华街促进会”与“东京国际交流协会”，而后者的理事长正是2007年“池袋中华街”构想的中心人物。从该文化节的活动和主页内容来看，其设计初衷基本维持了2007年“池袋中华街”构想中的“网络型中华街”模式。2024年依照2023年模式举办第二届“东京国际交流文化节：华之春”，2025年2月则正式于东武百货池袋本店屋顶广场举办春节祭，春节祭活动内容基本延续“华之春”模式，但2024年及2025年均未开设网络主页。

以新华侨为组织核心的名古屋“中国春节祭”与“池袋中华街”春节祭，均为非传统在日中华街的春节祭庆典活动，也都采取了广场型模式。其原因在于，在日新华侨社区尚未形成如同中华街一般有一定区划的华侨华人聚居地空间，在较为单薄的历史背景下，与地方社会中既存的日本式社区及同业组织之间未能形成牢固的经济利害关系，这导致春节祭等节俗庆典活动无法大范围占用道路或街区，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转用公共性更强的广场。此类新型春节祭活动毫无疑问是新华侨在日本社会中的节俗实践尝试，伴随着在日华侨华人群体成员多样性、地域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节俗实践的去中心化特征将会在未来得到进一步体现。

除此之外，近年来在日本各地的新式春节庆祝活动层出不穷。2020年以来，原本面向在日务工人员、留学生及新华侨的正宗中餐（ガチ中華）逐渐被日本消费者所青睐，“池袋中华街”和新宿、高田马场等地的正宗中餐店被日本电视节目所介绍，甚至出现了“东京深度中国研究会”等日本人组织的同好团体。2023年，由上野中央大道商店会、株式会社中国电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子公司）和“四川美食节实行委员会”主办，以美食为核心要素的首届“上野熊猫春节祭（ウエノデ．パンダ春節祭）”于上野公园喷泉广场举办。该春节祭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2024年吸引了约20万人参加。虽然和传统中华街式春节祭相似，都以美食为中心或重点之一，但不同的是熊猫春节祭让“日式中餐”以外的“正宗中餐”走进更多的日本消费者视野，有助于新华侨系中餐店在日本餐饮市场的生存，有利于新华侨在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东京塔在2019年1月4日除夕夜点亮红色灯光，庆祝中国农历新年。2020年农历正月初一起至初三，东京晴空塔（TokyoSkytree）也以红色为主题进行了特别灯光秀，以庆祝春节并向中华文化圈各地民众送上祝福，此后这两座位于东京都的地标性建筑的春节灯光秀每年举办并延续至今。东京塔的灯光秀得到中日两国政府外事部门和东京都政府的支持，而晴空塔的灯光秀则得到“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与“日本中华总商会”的赞助，这两个社会团体都是日本全国性且具代表性的新华侨组织。比起传统的中华街式灯会，地标性建筑的灯光秀在社会整体层面上提升了春节的知名度，对大范围加强春节期间节日氛围有着深远影响。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海外华侨华人在当地经济和社会中话语权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可以预见春节相关的庆祝与文化交流活动将保持向上的发展态势。春节的国际性和重要性也将不断增强，喜迎新春的节日气氛也有望感染更多的海外民众参与到春节庆祝活动中来。

三、在日华侨华人社区及其春节实践的在地化

如今日本中华街的春节，不仅是日常生活中周期性的民俗节日，同时也是在多种社会团体及组织共同影响下的观光活动，其组织者和参与者并不局限于华侨华人社区，而是具有国际化与在地化的属性。

回顾三大中华街的复兴过程中不难看出，来自当地政府的财政及政策支持起到了关键作用。20世纪70、80年代，在长崎新地中华街和神户南京町的景观重构过程中，长崎市和神户市的直接经济支持非常重要。至2003年，横滨中华街范围内共建设各式牌楼10座，建造及修缮耗资7．3亿日元，其中，中华街各商铺和企业赞助出资约4．09亿日元，剩余约3．2亿日元由日本中央政府、神奈川县政府及横滨市政府出资，各级政府出资占比超过40％。2008年横滨市出台作为地方法规的《横滨市景观计划》，将中华街划入“山下町特定地区”，在该地区新建及更改旧有建筑物的颜色、加设室外广告等可能对地域内整体景观产生影响的行为，需要向市政府提交特别申请。与此类似，神户南京町则隶属于神户市景观条例规定的“南京町沿道景观形成地区”，长崎新地中华街则包含在长崎市景观条例规定的“景观形成重点地区”内。可知中华街的景观建构，并非单纯由华侨华人对其聚居区进行的草根式社区营造，而是由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和推动，在地方行政机构、法律法规和经济支持下得到的成果。

春节祭或春节灯会也是如此。1990年长崎“观光博览会”开幕，两年后豪斯登堡主题公园（ハウステンボス）于长崎市北侧海湾沿岸开始营业。然而，大量客流被吸引至主题公园，原本期待的主题公园和长崎市之间互相提携与双赢的局面并没有出现，长崎市观光业界和市政府急需解决方案。在以长崎商工会议所观光部会为中心进行研讨后，相关人士决定将新地中华街的“春节祭”打造为以夜间灯光秀为主要特征的冬季旅游淡季亮点。1994年，在以长崎商工会议所为代表的地方商界团体和市政府直接推动下，新地中华街春节祭改称“长崎灯会”，并获得长崎市财政补助金2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万元）。此后，补助金数额连年攀升，至1997年已高涨至每年5000万日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灯笼的新造、维护和宣传推广等。2000年，长崎县设立“21世纪社区营造推进综合补助金”制度，每年向长崎灯会等五个节庆活动提供资金补助。2014年长崎灯会获得的补助缩减至1000万日元，2019年起该补助金项目废止，其中既有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带来的影响，也有如政府人士表示的原因：“活动已经显著发展壮大，希望探讨在无补助金支持运营的策略”。但时任春节祭执行委员会干事长的张仁春表示：“如果因为没有补助金而导致商店无法进行节日装饰，无疑将带来困扰。但就算没有补助金，也必须尽力维持下去。对于取消补助金，我们感到不解，希望政府能以其他形式提供支持。”从2020年起持续三年的疫情导致长崎灯会连续停办，长崎市议会2023年6月的补正预算又开始向长崎灯会发放2000万日元补助金，可见当地政府对灯会的重视和维持灯会对长崎市观光业的重要性，张干事长的回应也反映出各级政府的补助金对维持长崎灯会的重要意义。

各中华街作为观光名胜，对地方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显而易见。从农历春节衍生出的中华街春节祭和灯会，更是冬季旅游淡季吸引客源，特别是日本国内观光客的利器。参与中华街的景观复兴和春节祭的制订、经营、发展过程的各类团体，既有华侨华人和地方政府的参与，也离不开当地日本民众的助力。例如，推动了二战后神户南京町的景观重构和春节祭产生的地方民间团体“南京町商店街振兴组合”并不是华侨华人团体，成员中华侨华人与日本人比例各占一半，该振兴组合的第一、二代理事长都是日本人。神户南京町春节祭的赞助企业名单中，日本当地企业数量也远多于华侨华人相关企业。20世纪50年代，横滨中华街开展第一阶段景观重建时，起主导作用的是横滨市行政系统及日本人占绝对多数的“中华街·元町振兴会”。70年代以后大力推动横滨中华街牌楼与公共设施建设，并开创性地主办第一届横滨中华街春节祭的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协同组合，其成员以地区而不是国籍和出身为入会条件，主要为包括中华街在内的山下町经商者，当然也有不少当地的日本商人。截至2021年，该协同组合中老华侨（改革开放前赴日）、新华侨和日本人各占会员数的约三分之一，迄今为止的五任理事长中曾有两位是日本人。分析中华街的景观建构和节日习俗时，不应忽视社区中日本人的存在，或是将其简化为单纯的华人华侨“民族小镇（Ethnic Town）”，否则就将无法揭示春节民俗在日本逐渐在地化的真实过程。

“中华街”并不是在日本的中国飞地，而是包含华人华侨在内的当地民众通过日常实践所塑造的活态社区，其文化体系具有多国籍、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交融的特点。王维指出：“祭祀和艺能所呈现的华侨文化，看起来似乎是一种零碎的本土文化片段性的拼凑形式，但是经过统合和分类，也不难发现这些形式就是具有象征中华文化意义的文化符号。这种与中心文化有差异性的文化符号，是行为主体华侨（以及部分日本人）在中心与边缘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非对称的符号场中，根据自己的目的进行战略性的任意选择后重新组合的。它表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变迁的轨迹和华侨认同的变化，是被边缘化的华侨社会文化的延续和转型……中华街一方面是华侨族群性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是连接华侨和日本人关系、构成华侨和日本人共同的‘新族群性’的场域。”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中华街这一空间中的泛中华文化民俗事象，并非简单的中华民族或其文化认同的传承，也不单纯是对故土的乡愁，而是百年来在日华人华侨生存与发展史的背景下，人们在日本地方社会中基于社会环境和商业利益取舍而成的实践民俗。

被中华街的春节祭等吸引而来的客体，亦即观光客以日本人为主。2025年神户南京町春节祭期间，有中国网友拍摄了神户春节祭“历史人物街头巡演”的视频并上传至国内社交媒体——小红书，从评论区反馈可知大多数中国网友对其表示很难认同。导致这种逆向文化冲击的原因在于，这些表演是各个中华街春节祭编排和构建的“中国式”文化景观，而不是被中国网友所实践和认知的日常本身。特别是各地春节祭中的“皇帝皇后变装巡演”“历史人物街头巡演”等外国人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要素杂糅，其预想的观众是想要粗略体验“中国文化”的日本游客，而浸润在中国本土文化氛围里的中国游客原本就不是这些表演和文化景观的设定受众。中华街春节祭和灯会等节庆活动，并不单纯是华侨华人基于传统节俗的现代实践，更是基于经济需求由日本国内旅游市场中的消费者选择而成的结果。中华街的装饰艺术、物质景观和节庆表演，更是将日本人想象中的“中华文化”予以高度提炼和“快餐化”的产物。1997年的一项统计结果显示，三大中华街里有70％以上的店铺，其建筑外观和招牌使用有中华文化代表性的红色，中华街中红色的密度远超中国本土的街道。除色彩外，春节祭或春节灯会期间充满节庆空间的灯笼和福字、挥春、春联等，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质文化。周星曾将有文化层面象征意义的物质性民俗事象称为“物态象征”，并指出其调查的村落是“一个其村民们通过各种途径，尤其是通过各种物态象征建构的充满着文化意义的民俗世界”。中华街也是如此，四周的牌楼不仅仅是进入中华街的入口，更起到将中华街内由泛中华文化“物态象征”所建构的异域空间隔离于日本日常街景之外的效果，这在横滨中华街与附近曾是欧美居留地的元町步行街的对比中得到极致的体现。

中华街如同一个经由取自中华文化的“物态象征”所建构的主题乐园。中华街的主题即是被日本社会所认为的中华文化，作为观众的游客进入中华街去观赏中国式的建筑和装饰艺术，春节祭等基于中国节俗衍生而来的节庆活动更是中华文化主题的集中展演。中华街的消费，也是多种多样的，游客可以品尝迎合日本人口味改良过的中餐，也可以排队去请占卦铺中端坐的“超能力者”看手相——事实上，近二十年间横滨中华街的占卜店铺呈爆发式增长态势。租借旗袍扎着丸子头的日本年轻人、手拿炸鸡排和草莓糖葫芦的游客、街边用日语招揽生意但带有中国东北口音的新华侨，均无时无刻不在提示来访者整个空间就是中华文化的主题乐园，而身在其中的游客也成为了景观体系的一部分。至于春节祭、关羽祭等节庆活动中的舞龙舞狮队伍和祭拜庙宇的华人华侨，日本游客很难意识到这些活动中有意展现出来的某些部分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英国社会学者艾伦·布莱曼（Alan Bryman）对迪士尼乐园进行分析时，曾称其中文化要素的整合为“迪士尼化（Disneyization）”，具有主题化、混合消费、商品化和表演性等四个层面的特征，或许与之相似的中华街，也可以如此分析。

但是，中华街与迪士尼乐园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华街是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社区居民真实的生产生活空间，春节祭为首的节庆活动固然是在表演和文化展示，另一方面，它们都是真切的民俗实践，而且伴随着节俗实践，还构建起在日华人华侨与祖国交流互动的良好态势。例如，1995年，长崎县观光联盟在考察了台北灯节后，通过台湾观光协会结识台湾地区花灯制作名家林健儿，此后一直委托后者设计花灯。每年5月，长崎中华街与林健儿确定花灯选题后，要去广东中山委托厂家定制，而花灯中也使用了日本制造的部件。长崎的花灯可以说是不同地区协作的技艺结晶。1986年元旦，第三代横滨关帝庙毁于火灾，在关帝庙集资重建过程中，两派为了共同的中华街携手共事，并新设“横滨中华街社区营造团体联合协议会”，吸纳两派各个团体为会员，最终促成了第一届横滨中华街春节祭的成功举办。横滨中华街社区营造团体联合协议会会长林兼正曾就读于横滨山手圣约瑟学院，在横滨华侨华人教育系统分裂的背景下属中间派。在林兼正的积极活动下，两派华人华侨重新建立起积极的人际关系，年轻人之间开始在私下组织高尔夫比赛，紧张气氛得以缓和。而在当地华人华侨社区内重新达成跨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的契机，正是第四代关帝庙的重建与春节祭的成功举办。在面对记者采访时，林兼正表示：“（春节）是自古以来一直延续的传统文化，虽然现在的局面像是兄弟之间有所争吵，但传统节日不是为了吵架而设的，所以大家才会协力合作，共同举办。”可见在华侨华人于海外奋斗打拼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基于共通文化要素的民俗实践，同时也是整合和弥合地域社会认同感的重要路径。

四、结语

以上从对日本中华街的生成、历史变迁及春节祭等节俗的梳理和分析中，我们可以观测到日渐复杂化的地域社会中，传统民俗事象在民俗主体的创造性在地化实践下，为适应时代变化和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断演进的历程。日本中华街的节俗实践，既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基盘，又生长出独特的复合型活态民俗，体现了民俗事象在国际化的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同时，日本各个中华街的兴起和重建，特别是二战后的景观化与观光资源化过程中，当地行政机构和日本企业与当地日本居民的积极参与是不应被忽视的。而作为传统文化当代表象之一的春节祭，其组织者、参与者与受众更是不乏普通日本民众的身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占据较大比重。当春节祭舞狮的表演者中既有新华侨也有老华侨，既有华侨华人也有日本爱好者时，我们就应该意识到，一直以来仅仅强调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及家国情怀的研究并不充分，华侨华人和当地社会、当地居民展开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同样需要受到关注。我们不应完全忽视“春节祭”中当地普通民众的参与，因为这也正是春节等中华传统民俗文化能够在不同国家以程度不等的方式实现在地化发展的关键。

在日华侨华人社区及其具有当地特色的民俗文化实践，并不是在与当地民众一味地对抗和碰撞中产生的，而是在文化交融与相互影响和互相增益下达到的动态平衡。在日华侨华人社区并非如某些同胞所想象和理解的那样，似乎是存在于日本社会中的中国文化堡垒或某种文化孤岛——这种看法无疑否定了百年来一代代华侨华人在摸索与实践中获得的海外生存与发展智慧，也不符合地方社会发展史上嵌合在多文化共生环境中的华侨华人社区与当地民众的复合型睦邻关系。此外，重新审视并承认日本一些地方自治体与普通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资源化开发的实践行为及其意义，对于辨明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之间存在的经济、文化复合型关系的内涵，以及理解中华文化相关民俗事象在跨国、跨民族流动与传播过程中实现在地化的机制，都是颇为重要的。当日本民众参与到华侨华人聚居地的建设、春节祭的组织中时，当日本，甚至世界各国游客来到中华街，或观赏或体验“中华街化”的传统民俗时，春节作为受到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喜爱与共享的国际性节日，这一事实也就不断地得到了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