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童话写作与“未来国民”的塑造

编者按：2016年3月8日，应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邀请，我中心博士生陈实作为该校“亚洲共同体”课程的首讲嘉宾，进行了一场题为“伪满洲国童话写作与‘未来国民’的塑造”（Fairy Tal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Future Nation” of Manchukuo）的演讲，从伪满洲国的简史，到协和会，再到童话写作与第二代国民，从童话与殖民者关系的层面，为同学们展开了尘封在故纸堆里的秘密画卷。

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 一片江南水乡的景色

以下为演讲全文：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陈实。今天跟大家讲讲伪满洲国的故事。

要讲伪满洲国的故事，先得知道什么是伪满洲国。自从我研究伪满洲国文学，遇到的第一个困扰，就是身边的人都不懂什么是伪满洲国。

在国内，碰到朋友，他们总是问我，你研究什么？

我说，伪满洲国文学。

啥？

我在加拿大访学时候，他们总是问我，What is your area?

我说， Manchukuo Literature.

What?

往往在这样的对话中，我感到一阵失望，一阵欣喜。失望于大家都不明白，欣喜于大家都不明白。

下面，我给大家简要的讲讲伪满洲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伪满洲国，为什么前面有一个“伪”？伪军、伪君子、伪善……但凡假的，我们不承认的，就是“伪”的。伪满洲国是日本殖民者在我国东北地区炮制出来的傀儡国家，世界上当时也没几个国家承认它，我们中国人当然不可能承认它，所以它必须戴着这个“伪”的帽子存在。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曾有这么一个“国家”存在过，毕竟它代表着被殖民的历史。它“建国”的时间是1932年3月1日，存在至1945年8月18日。以下我简单介绍下它的历史。

伪满洲国的地域，包括如今中国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省全境（不含“关东州”，即旅顺大连），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承德市。首都设在“新京”（今吉林长春）。它有一个皇帝，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军队的撺掇下，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天津秘密潜逃至东北，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1932年3月9日 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里的溥仪，就是穿着西装戴着墨镜的这位。看上去神色严肃，也实在没看出来有什么开心的样子。日本人深谙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这一点曹操早就玩儿过，日本人知道，自己的枪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东北人即使血流满地，头颅成山，也绝不愿意臣服于日本，而当时皇权思想还未死灭，有个中国的皇帝，多少还是能让老百姓有些安慰的，也更方便他们提出所谓的“王道乐土”。

伪满洲国所占有的疆域，大家可能没有直观的概念。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张图。

这是1935年的中华民国地图，红色高亮的部分，就是伪满洲国的“国境线”。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鸡头”部分，被完全占有。那里就是所谓“棒打狍子瓢舀鱼”的东三省啊，何况岂止是点野味！那里有丰富的矿产、自然资源，有闯关东带去的大量的人力资源，有绝佳的军事地理优势，有山有海……日本人垂涎这片地域，已经很久了。

这张照片里，是伪满洲国的皇帝玉玺和“国旗”，为什么又是皇帝呢？最早日本人想让溥仪做“执政”，或者说元首，所以1932年国号“大同”，到1934年，溥仪大概是皇帝梦还未破碎，改国号“康德”，开始自称“皇帝”。

这个傀儡国家存续14年，这14年间，日本殖民者对当地的资源经济强取豪夺，在文化教育的政策上，也是用尽心思，希望从思想上控制这片区域的人民。对于儿童和青年一代，日本殖民者自然格外用心，他们希望通过各种形式培养所谓的“第二代国民”，让这些“未来国民”成为他们忠心的臣民，成为掠夺殖民地的帮凶，成为战争中的炮灰，成为和顺的良民。

这也是我研究这段时间童话写作的一个缘起，因为我希望弄清当时的殖民地，童话写作究竟是怎样的状态，我希望考察童话出现的原因和它们流行的时机，探究童话如何作为宣传工具参与殖民及其复杂性，并通过对童话作家、文本、刊发媒体、时事等要素的梳理，揭示童话对“王道乐土”的虚构与解构，以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多样性的参考。

伪满洲国知名编辑人冷歌(1908—1994)，在伪满洲国统治后期，曾经这样强调童话的“教育”功效和对“第二代”的“涵养”作用——将童话作为培养未来“国民”的文化工具，也正是伪满洲国官方在殖民中后期所贯彻的思维。在伪满洲国存在的14年中，童话创作虽然发展缓慢，却不容忽视，而且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多重向度的创作景象。对伪满洲国童话创作的研究，须从这一时空童话的定义开始。

“童话”这个名词从在中国出现开始，就几乎没有一个公认完美的定义。伪满洲国成立初期，“童话”的定义更可谓“包罗万象”。当时中国文学界，周作人等人正拼尽全力把“童话”和神话、寓言、传说等儿童文学形式“划清界限”。而在伪满洲国，来自英语语系里的Mythology、Fairytale、Fable等词汇以及各个语系里的各种代表神秘幻想的文体，都被统称为了“童话”。

伪满洲国的童话概念模糊，涵盖更为宽泛，且把受众从儿童扩展到成人，更加重视童话的教育功能。于是伪满洲国的童话作品中，有相当数量打着童话之名却“不像童话”的“童话”。为了更好的呈现殖民文化视角下的童话创作，所有伪满洲国时空之内公开刊发的符合当时定义的童话作品及注明为“童话”的作品，在我的研究中也被作为童话而成为研究对象。

1944年，伪满洲国后期重要的综合文化杂志《青年文化》（长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童话的评论，作者高芳认为，童话不应该是“荒唐无稽超自然的读物”，而是在儿童精神生活里创造的文化，“决不是过去的文化，也不是未来的文化，而必须是现在应有的现实文化。” 而这种“现实文化”，当时的殖民者并没有给出更多的选择。这篇文章出自这本具有伪满洲国“协和会”官方背景的杂志，充分说明了殖民者对童话的态度。

“协和会”就是所谓的“满洲国协和会”（1936年7月25日更名为“满洲帝国协和会”），1932年7月25 日在伪政府国务院正式成立。据《伪满洲国史》记载，“协和会”的触角伸到伪满洲国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动宣传”。

殖民者认为青少年为“第二代国民”，自然希望他们的精神世界与之“协和”。日本侵略者希望青少年的成长符合他们对“未来国民”的想象，于是他们渴望寻找一种“小国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进行宣传，而童话正逢其时。他们希望在儿童的精神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植入“新的文化”——新国家、新国民、新秩序和新满洲。

1933至1937年，伪满洲国公开发行的杂志报纸上，原创和翻译的童话开始流行，并渐渐受到重视。《盛京时报》（儿童周刊）、《斯民》、《大同报》、《华文大阪每日》（华文每日）、《满洲学童》等一批有日本官方背景的报刊上，都刊登了童话，有的数量相当可观。同时，这些童话相较于诞生于伪满洲国“建国前”（1932年）的童话，已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下面我用两份“主流报刊”上的两篇童话为例，让大家感受下殖民者的“良苦用心”。

《盛京时报》1933年3月26日新开辟出了“儿童周刊”，在此之前，只有在“神皋杂俎”栏目中散见一些童话故事。这种特地对儿童的“重视”似乎紧随着伪满洲国“建国精神”的步伐。以1933年8月29日的一篇童话为例，这篇题为《诚实刁滑的前程》 的童话，讲述了一个诚实的农夫和刁滑的地主，不同的来生归宿的故事。这则童话充满教训的思维，希望儿童从中领悟到“诚实劳动会获得好报，刁滑欺骗会遭到报应”的寓意。而这些正是伪满洲国宣扬的“道德仁爱”、“忠孝礼义”的一部分内容。他们要在儿童脑中种下“勤劳宽厚”、“诚信无怨”的种子。

1935年，《斯民》刊登了一篇童话，题为《絮儿的旅行》，讲述了一团柳絮离开“柳树妈妈”远行的故事，这团柳絮想要“外出旅行”，去看“那美丽的世界”。母亲则告诉它：“是的。孩子长大了，必须有一个快乐的旅行。不久风伯伯就会经过这里，好带你寻找新的生家。”柳絮被风带离母亲后，感到疲惫，希望找一处地方作为归宿。可是，他飞到各处都不被欢迎，最后“飞到软的草丛中”，“荆大娘”、“节骨草姑娘”向它呼喊：“我们一致欢迎新的邻人！” 这些“草族们乐得随着风直摇身子”，而小柳絮也终于找到了乐土。

柳絮是柳树的种子，它们的离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殖民者离开日本，四处寻找新的疆域扎根。柳絮所到之处，遇到强大于它的异族（人类），不被接纳而遭受坎坷，感到十分疲惫，直到它找到同种族（都是植物）的草们。但柳絮从高高在上的柳树飘落下来，进入低微的“草族”领地，似乎暗示着它是一种更高等的民族。

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荆大娘”并不是荆棘，因为这里是松软的草丛，是柳絮的理想国。这里的“荆”应是“问荆”（Equisetum arvense），也叫节节草、接骨草，与“节骨草姑娘”是两种同属同科同纲的植物，两者难辨彼此。这两种木贼属的植物，在中国的前四大主要产地，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而这正是伪满洲国的地域所在。

在童话的结尾，柳絮睡在梦里还这样想着：“我的房子多适宜呀，邻人多和善呀，妈妈若知道我睡在这里，该怎样替我快活吧！”或许，童话中“柳絮”的理想生根地就是伪满洲国，同属同科同纲的草族，寓意着“五族协和”，而这些同是植物的“和善草族”邻人的热情相迎，是否映射殖民者宣扬的那种“同文同种”、“中日亲善”、“一心一德”和“共存共荣”？

如果把这类童话放入媒体栏目整体内容中进行考量，就会发现上述分析并非“过度解读”。仍以这两篇童话为例，《盛京时报》是日本人创建并控制的媒体，在刊登《诚实刁滑的前程》当期的“儿童周刊”栏目下方，刊登了一则“填字游戏”，第一个谜题就是“与我国最亲善的国”，答案自然是“日本”，因为这正是殖民者希望根植于“未来国民”心中的“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可见，无论童话还是游戏，都是日本侵略者精心准备的“寓教于乐”的方式。

《斯民》由“满洲国通讯社”发行，该社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和操纵的垄断性新闻机构，其对外宣传的办刊理念是“以写真画报，宣传皇德，明示王道，指导国民，启发文明等为主义。并由侧面参划满洲帝国文化建设之事业。” 《絮儿的旅行》这篇童话的旁边，就是一篇《青年失业问题之探讨》，文中作者提出，“国家之隆替，民族之兴衰，辄以青年中坚分子之有无以为断”。 一边讨论青年失业将影响社会稳定，一边刊登童话描写“友善的邻人”，都可归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宣传。

与整治媒体平台同时进行的，是伪满洲国殖民者以对原有教育系统的毁灭性重创作为开端的“文化重建”。除了破坏原有教学系统，强制使用新教材之外，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使用形象趣味性的手段来引导初级教育接受者，建立社会范围内的儿童文化氛围。童话以其趣味、神秘、虚构创造等特性和寓教于乐的功能，也受到伪满洲国教育机构的重视。

在伪满洲国的初级教育教材中，童话时常被直接用于教学，特别是日语教材中。常被选入的童话，是著名的《桃太郎》，它讲述了一对老夫妇捡到一个大桃子，桃子里诞生出一个孩子，他用饭团子收伏狗、猴、鸡，并带领它们征服海外的鬼岛，打败了作恶的群鬼，抢回财宝和老夫妇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这是一个日本侵略者特别青睐的童话故事，早已在另一块殖民地在台湾当作“国宝教材”，明治45年（1912年）至昭和18 年（1943年），在台湾“国语教科书”上不断出现，1912年6 月16发行的“第一期公学校用国语课本”上，《桃太郎》竟连载三课（第3、4、5课）。 在伪满洲国，“连拍戏也是日本的童话剧《桃太郎》”， 它还被改编成各种便于诵读、记忆的短篇童话。

为什么《桃太郎》格外被日本殖民者所重视？早在1924年，日本大正时期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 就因不满《桃太郎》中的军国主义意识和侵略性而对原著进行了充满讽刺的改写， “在芥川的笔下，桃太郎的传统意义被彻底颠覆，桃太郎征伐鬼岛的动机、行为、结局都被描述成邪恶的掠夺者、暴虐的侵略者。而鬼岛则被描述成‘美丽的天然乐土’，岛上的鬼是‘热爱和平的’……桃太郎是以‘日本开国以来最可怕的打击’占领了鬼岛，并以‘救命恩人’自居，但鬼们一直执著抗争，让桃太郎不得安宁。”而芥川的这种思想，是因为受到中国思想家章太炎（1869-1936） 的影响，他在改写《桃太郎》时直言：“我在上海的法国租界访问章太炎先生的时候……那时先生讲述的话语，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响起。——‘我最厌恶的日本人是讨伐鬼之岛的桃太郎。对于喜欢桃太郎的日本国民, 也不能不多少有些反感。’” 事实正是如此，篇幅短小、时间概念模糊的《桃太郎》代表了日本的征服意识、开拓意识，含有军国主义、武力崇拜和武士道精神等元素，十分适合传诵记忆。桃太郎带领一干从众征服鬼岛，抢夺了本属于恶鬼的财宝，凯旋后还得到官员的嘉奖。这样的童话故事非常符合殖民者的意识形态需求，它更像是一种政治隐喻，告诉孩子们，日本是友善的邻邦，是解救百姓于“恶鬼”（军阀）统治的英雄，是来帮助中国人开发和建设满洲的。这样的传统童话传承的是日本尚武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歪曲侵略本性的一种手段。

截至1937年，伪满洲国这种充满“教育意义”的童话在刊物和教材中时有出现，但还未成为主流，苏俄、日本、德国、英国以及丹麦的童话翻译作品，仍是这一阶段数量最多、流行面最广的。1932年至1937年，伪满洲国的文化教育在重创后重建，童话写作的声音十分微弱，但其教化作用已经开始被殖民政府所利用。随着“协和会”、各媒体平台及教育机构的推动，以及自发童话作者的参与，1937年开始，伪满洲国的“童话世界”开始进入一种勃发的状态，伴随着殖民者更严密的布局与把控。

1943年12月，任职于教育部门、活跃于各大报刊的何霭人 ，发表了这篇《儿童文化的创建》，文中号召培养儿童文化的文化人，建立“满洲儿童文化”，还全文引用了“日本少国民文化协会”的“协会条款”作为参考。文中所谓的“大业”，作者前文写明是原首相林铣十郎（1876-1943）在1942年“第一次日满华兴亚大会演说” 中提到的“大共荣圈的，新秩序的世界”。

此时正值日本深陷太平洋战争第3年，战略物资和后备军力都开始出现颓势，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傀儡的伪满洲国，都需要培养“高度国家观念的青少年”，参与建设，支援前线，献身战争。同时，在伪满洲国的文学世界，随着殖民者的管控越来越系统而严密，文学创作的空间也越来越艰难。

从1937年7月7日，日寇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东北光复（1945年8月15日），伪满洲国文学随着时局变化而被不同的政策所束缚、左右。特别是《思想对策服务要纲》（1940）、《艺文指导要纲》（1941）的相继推出，使伪满洲国文学界陷入一种异常紧张的气氛之中。而童话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勃发式的发展，呈现出一片小繁荣的景象。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伪满洲国殖民者对“少国民”文化发展的要求，以及利用童话进行“国民教育”的政策使然，他们培植或鼓励了一批童话作者进行童话的翻译和创作，试图创造符合殖民政府“主流价值观”的作品；另一方面，一些作家或文学爱好者，开始自发地进行童话创作，他们或书写童话为儿童提供课外阅读的内容，或利用童话的幻想性、虚构性和隐蔽性，将一些无法在小说、散文中表现的现实内容，移植到童话之中，以对抗殖民者严格的文艺审查。这让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特征，水平参差，题材广泛，现实与虚幻并存，对“王道乐土”的建构与游离同在。在一些“主流刊物”中，童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翻译和原创作品的刊发、出版数量也相当可观。

下面我们来看看，官方植入式童话和自发书写童话的作家，形成了怎样的分流。

殖民者控制的媒体上，刊登的植入殖民思维的童话，仅以1936至1939年间创刊的伪满洲国官方杂志——《弘宣》为例。

《弘宣》1937年11月15日创刊于长春，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发行的官方刊物，创刊初期为半月刊，封面“弘宣半月刊”的刊名为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的题字，显示着它“政府喉舌”的地位。《弘宣》杂志创刊之时，距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仅数月，因此，它的诞生本身就承载着诸多宣传方针的考虑，其创刊号“卷头言”证明了这一点。《弘宣》十分重视宣传功效，认为宣传之巧拙，甚至决定战争之胜败，“与交战国之胜败利钝，恒以宣传之巧拙而定”。

1938年第11期《弘宣》的一则“卷首言”，更指明了其“端正”国民思想，灌输王道精神的宗旨：“当此非常时局之下，振作国民精神，乃急而不可容缓者……我国本以王道精神为对象，振兴王道精神，即所以振兴国民之精神，使国民全般对王道精神，要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是目下最重要之急务。”

如前所述，在直接枯燥地灌输“王道精神”和间接文艺地、植入性的宣传之间，殖民者选择了后者。但他们并不避讳告诉大众这种“植入”，并对宣传效果十分自豪。

同年，第12期《弘宣》，开始连载童话《锦绣国旗》 ，作者是伪满洲国通化省公署庶务科中园属官。在该童话的《序文》中，中文译者如此写道：

“这个童话原本，是通化省[伪满洲国地名，下辖1市8县，地域相当今吉林南部]开弘报要员讲习会的时候，为试验期间，曾将小学生数百，集于一处，由中园氏亲自口讲。结果的成绩，出乎意想之外，听者的儿童们，不但十分感动，即在座旁听的人士，也无不叹为观止……足见这童话在宣传上是特别有价值的。这篇童话，本是一种宣扬建国精神的，原名是《王一族之忠诚》，结构非常整洁，叙事又极尽情理，而所取材之伟大又非其他作品所可追随，举凡忠孝节义、智仁信礼，以及我国建国的精神、王道主义、日满不可分的关系、民族协和等等的重要国策，无不包括在内，其他如立志从军、勇猛向敌，又能使儿童振作精神，兼又能灌输地理历史，以及友邦日本最近发展之实况，在故事之外，使听者能获到种种必须的智识，这确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在我个人得到的方法之中，认为童话是最有效的。大概不甚开化的地方，居民大多数是贫苦而愚鲁的，而在宣传教化上，所用的小册子传单或标语，都是没用，其他如电影口讲等，也难生动……口讲这种有意义的童话，使儿童充分领悟……他必定要对家人大事宣传……如斯建国的精神，普遍了全村。所以童话是宣传教化上，较任何方法都认为有效的。”

这篇序言之中，毫不掩饰地写明了殖民当局对童话的“另眼相看”。他们将大量需要灌注的思想意识如同佐料般添加入童话之中，借助童话这一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美味”，润物细无声地进入青少年的大脑，再由此传播给所有人。序言中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殖民政府官方的思维，他们认为“大概不甚开化的地方，居民大多数是贫苦而愚鲁的”，在他们眼里，很多民众是愚蠢粗鲁的，而让儿童阅读童话并影响成人，则成为一种宣传模式。童话被作为“最有效的”媒介，主要不仅因为童话深受儿童喜爱，还因为这个体裁特别适合隐藏谎言，因为谎言是虚构假想的，而童话的特性就是虚构与幻想。

《锦绣国旗》这篇“童话”，如果不是明确被标注为童话并加以序文解释，我们很难认为它是一篇童话，因为它看上去更像是一篇“军旅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王家父子二人“尽忠奉公”的故事，其中父亲王福昆是烟筒山警备连队的连长，“爱国爱民”，时刻抱着“牺牲一切去爱国”的信念，最终在一次与胡匪的交战中被子弹打穿脖子战死。其子王振民继承父亲遗志，同时在母亲的认可和鼓励下，成为一名伪“国军”的飞行员，每次飞行都带着母亲亲手绣上“尽忠奉公”并于父亲坟前赠予他的一面锦绣国旗。最后王振民在执行山西太原上空侦查任务时，被高射炮击中引擎，他为了带回情报而没有带着炸弹自杀式袭击，选择迫降被俘，他在监狱里无论如何被折磨拷打，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在一个“万籁无声”的夜晚，策划着越狱……

整篇童话充满着王道政治的思想教育和殖民者希望的“英雄主义”，作者为了表现伪满洲国是真正的“王道乐土”，精心设置了一些情节。如父亲王福昆路过多年未回的家乡探望妻儿，发现家乡遭遇几次洪水，百姓遭受了大灾。正当他心酸着急之时，发现“吉林省公署和永吉县公署、协和会等机关，为救济本村被害，置办了很多救济品”，“怪不得营养不良的村人面色，也都露出一层欢喜”。最后甲长说：“王连长！我们生在这种王道国家里，总算是幸福了吧？可是我们对于国家这样盛意，将怎样去报答才好呢？”而王连长回答说：“各位都知道的，这就是王道国家的所以，王道政治是爱民的，不像旧军阀时代，光知道和老百姓要税钱，对老百姓是毫不关心的。现在满洲国是真能知道人民的痛苦，爱民如子，为国民谋幸福……” 王连长这段演讲，竟占了“第一回”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

最荒谬的是，童话中竟然不惜歪曲事实，将日本侵华战争美化成一种被挑衅后的不得已：

“南京政府不量力不度德，竟对日军屡次挑战，层出种种的不法行为，但是友邦日方，最初始终抱着不扩大主义，想要就地交涉以谋解决，无如军阀们横暴已极，尽力的怂恿战事，因此将两国的交涉，逼到非用武力不能解决的地步，于是卢沟桥畔的炮声和永定门外的枪弹，伴随着唐克飞机炸弹等，便开始我东亚最不幸的战争了。”

文中提到的“卢沟桥事变”，史实是日军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后，日军发起枪炮袭击，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在童话里却被描绘为“南京政府”的“屡次挑战”。这虽然出现在童话中，却并不是偶然的“虚构”。1938年，时任弘报处总务班长的高桥源一，在一篇关于宣传手段和方法的论文中，谈到“战时宣传之虚构性”：

“只为鼓舞士气，便不妨常用虚伪的宣传。所谓方便行事者。证之于历史者更多，不过当时的宣传，虽虚伪而使之不像虚伪，且与神秘相结合者有之……”

这一段话，足以解释为什么殖民者官方热衷于虚构、歪曲事实，并青睐于充满神秘和幻想色彩的童话作为载体了。童话的特殊文体，使得“虚伪”被随便“虚构”，用这种便于“少国民”理解的故事形式，不辨真假的青少年就会如此这般地被成功“洗脑”。

与此同时，伪满洲国的童话作家们，也呈现出两种分流，一些作者跟随着殖民者文化宣传的风向，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与殖民者一起虚构“王道乐土”的“造梦人”；而另一些人，则游离于殖民者的“主流价值观”之外，他们或创作为读者而作的“文艺童话”、“知识童话”、“教育童话”等，以远离政治的形式进行文学创作，或创作包藏剑戟的“讽刺童话”、“现实童话”等，自觉不自觉地对抗和瓦解着统治者的童话理念。这两种分流使得伪满洲国童话创作呈现出多个向度，成为伪满洲国存续的最后五年中，文学世界异样的风景。

于是，除了官方试图以童话为儿童洗脑的“植入性童话”外，伪满洲国还出现了一种“借童心文学”——以童话为名进行的文学创作。

1942至1944年，主流刊物文学板块密集刊登“童话专辑”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新满洲》除上述一期“童话特辑”外，1944年12月再次刊登了一期“童话特辑”；《华文每日》1943年专门刊登了“童话民间故事特辑”； 《麒麟》也在1943年4月刊登了“童话特辑” 。

这几个童话专辑，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官方“植入性童话”完全不同，更具有文艺性和故事性。另外，除了古戈的《新伊索寓言》是寓言却被归为童话之外，其他作品中，也有类似科幻小说或者散文的作品，但无疑他们都披着“童话”的外衣。所谓对“纯童心文学”的追求，更多是一种“借童心文学”——借着儿童的视角书写自己想写的故事而已。在殖民者的文艺审查愈发严格的情况下，作家借用童话的形式进行创作，叙事时间空间甚至对作品的诠释显得更为难以界定，这正是那个时局下所需要的。

这类童话代表着伪满洲国后期童话写作的另一个分流，即游离在殖民者“植入式童话”之外的另一种形式，它们可以是讽刺的、隐喻的、充满教育意义的，也可以是纯粹幻想的、描摹现实的、充满童趣的。这种童话形成了多重向度，读者群也被从儿童扩大到成年人。在这个分流中高产而执着的代表作家，是杨慈灯。而另一个分流中，即创作贴近殖民者“主流价值观”、充满教训意义“国民童话”的作者，则以刘心羊为例证。

杨慈灯（1915—1995），男，辽宁大连人，祖籍山东。原名杨小先，曾用名杨慈灯，笔名杨剑赤、杨上尉、赤灯、慈灯、夏园等。从1931年11月，署名杨小先《破碎了的心》 的散文发表开始，至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短短15年间，杨慈灯笔耕不辍，发表出版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月宫里的风波》（童话作品集）、《童话之夜》（童话作品集）、《老总短篇集》（短篇小说集）等各种小说集10余部，在《泰东日报》、《大同报》等刊物发表文章上千篇，总计逾500万字，其中短篇小说700余篇 。

由于童话作品数量众多，他甚至直接被后来的文学史编纂者认为是“童话文学作家”，被称为“孜孜于‘满洲’童话的永生的奉仕者” 。直接将慈灯划入童话文学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他大量的军旅题材小说是不能被忽视的。但这也正证明了他在童话世界里的造诣。

三四十年代的杨慈灯

以慈灯的第一本童话集《童话之夜》 为例。他的童话，幻想色彩较为浓烈，作品充满了黑暗与不美好，将很多社会现实掺杂进“童话”之中，以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去调侃死亡与暴力、残酷与伪善、阴险与欺骗，或用童话里动植物的口进行控诉、讽刺，形成了这一时期独有的“讽刺童话”。

如《小羊》 中的那只小羊，它“和别的羊完全不同，没有天生的温驯的性格”，它愤世嫉俗，似乎对整个世界不满。它和公鸡争吵，认为公鸡做人类的奴才；和母猪争吵，认为母猪懒惰、浪费生命；它和猫争吵，认为猫为了自己生存而残杀弱小。最后这只小羊的母亲被捆住，要被宰杀时，小羊咬断了捆绑母亲的绳索，希望和母亲一起逃跑，可是“可怜的母亲愁苦的闭着眼，悲哀的月光照着她的脸，眼泪像泉水一样，她一言不发，只等着命运来收拾她。”愤怒的小羊进行了疯狂抗争，顶撞主人并为此付出生命。这篇文字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残暴的统治”与“顺民的爆发”，小羊最终的以命相搏，充满着压抑与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些当时被归为童话的文章，从形式上更像是“寓言”——一些明显带有讽刺或劝解性的故事。在慈灯的这些“讽刺童话”，让伪满洲国黑暗现实在童话之中得以展现，并成为一种常态。慈灯的童话，作品水平并不稳定，文笔也不是最优秀的行列，但却始终坚持游离于殖民者语境之外的一种创作。他的一些童话，把目光聚焦于穷苦弱小的一族，暴露现实中最真实的惨象和阴暗，这些人时常生不如死，世界充满辛酸与尔虞我诈，如同灰暗现实世界的另一个影子；而他的另一些童话，又带着希望、憧憬、奋进和信仰，似乎怀着一种激励人心的信念，这一部分也浸透着作家自身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找寻。

而在伪满洲国童话创作的另一个分流中，一些作者创作“国民童话”的脚步也没有停滞。1945年4月20日，距离“东北光复”已然不远，心羊的《三兄弟》由“国民图书株式会社”出版发行。这本充满“教育意义”的童话，自觉不自觉的成为殖民者培养“少国民”理念的一种延续。

心羊，生卒年月不详，本名刘惠祥，笔名刘心羊、心羊，河北安平县立中校卒业，吉林兴农合作社员。 作者自序中谈及这本童话的创作动机，是因为看到小朋友“围坐在一个书摊旁，很热心的看那：什么神拉，仙拉，剑拉的小人书的时候”，感到着急，于是想“写几篇有益的作品”，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同僚的督励”，似乎作者是为了给青少年提供更好的阅读材料而进行创作的。

然而，了解作者的职业，将更利于我们理解作者的文学立场。作者生平已无从考证，而书籍出版时其所在的“兴农合作社”却是伪满洲国时期的一个著名组织。“兴农合作社”成立于1940年，起初号称是一个“农民自主性联合”、“自觉支持并服务于国策”的组织，然而伪满洲国统治后期，其“在掠夺东北农产品中扮演者极为重要的罪恶角色。除此之外，凡是日伪政府在东北农村推行的掠夺政策，如抓劳工、摊派、配给等，几乎都有伪满兴农合作社的参加。”

那么，“兴农合作社员”又如何加入呢？“合作社对社员的资格有着明确的限制，仅限于该区域内独立生计的农民为主，除此还包括在该区域内有土地所有权的人和在其区域内有住所或经营独立生计者也可成为合作社中的成员。”

心羊所在的这个组织，并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其成员的。这样一本幼稚业余的童话作品，却在众多书籍被禁止出版的情况下结集发行，原因是耐人寻味的。我认为，正是因为整本童话每一篇都包含着与殖民者推崇的“国民童话”中类似的“价值观”和“教训意味”。我还是以其中一篇童话为例。

该童话集以其中一篇童话《三兄弟》 命名，《三兄弟》是这本童话集的第9篇童话，讲述的是一家三个兄弟分家和勤劳致富的故事。这三个兄弟，父母去世后留下了一笔不少的财产，两个哥哥在三弟很小的时候就分了家，没有给三弟什么财产，于是三弟给别人放牛做长工。三弟长大后，希望致富，并克服了千难万险寻找仙人指点迷津，仙人受到感动告诉了他致富的秘诀：

“你的来意我全明白了，你吃苦耐劳，不怕艰难，不怕痛苦的精神，你的前途很有希望，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勤劳’、‘节约’、‘储蓄’，你的财产你的幸福，一定要超过你哥哥以上的！”

后来的故事不用说都能猜到，三弟念着“勤劳”、“节约”、“储蓄”，过了几年成了小富翁，而不知道节约又懒惰的两个哥哥则过着“乞丐般的生活”。两个哥哥找到弟弟，获得了寻仙的路径，仙人又同样告诉他们这三个“秘诀”，从此“勤劳、节约、储蓄，永远记在他们心里”。

短短的一篇童话里，“勤劳”、“节约”、“储蓄”这几个关键词出现了4次，如咒语般盘旋，余音不绝。这三个看似是“传统美德”的词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内涵？

查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强收粮食和强制储蓄，都是“兴农合作社”的“业务范围”。殖民者宣扬的“勤劳”、“节约”、“储蓄”，不过是为了更多的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据《东北经济史论文集》记载，“兴农合作社强迫存款，手段毒辣。兴农合作社存款不仅名目繁多，而且以种种手段，千方百计地竭力搜刮资金，如诱逼工商企业、事业、机关职员存款，均按一定比例，从工资中扣收。又如在农村从1943年开展‘国民储蓄运动’之后，按卖粮价款的15%硬性扣收储蓄存款，三年不准支用。到1944年在农村共吸收存款七亿五千六百五十万元。这些存款迄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垮台分文未还。名曰存款，实为公开抢劫。” 而在心羊的童话里，这三个口号变成了仙人给出的“致富秘诀”，值得日夜诵念。

可以说，心羊童话中的很多作品，确实顺应着伪满洲国官方的“主流价值观”，但与殖民者官方的“植入式童话”稍有区别的是，他的童话并不是每篇都直白地宣扬“大东亚共荣”、“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元素，而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充满着一种教训的口吻，而且童话里映射的道理，都是官方所希望看到，也极为推广的。同时，心羊的童话，即使在《三兄弟》童话集中，也存在一种复杂性，那就是“勤劳”、“忍耐”、“诚实”、“善良”、“勇气”等道德品质，除了那些殖民地统治者提倡的封建道德，其他很多也是大部分父母希望后代具有的传统道德。只有站在伪满洲国殖民文化的立场上，将这些“美德”隐藏在童话里，用于维护殖民统治、剥削百姓财富、鼓动青年参战等具体行为时，才被纳入我所说的“建构”之中。

慈灯的童话代表着伪满洲国童话创作游离于殖民者“主流价值观”之外的一种分流，慈灯的一部分“讽刺童话”，确实以童话作为现实的“影子”和“镜子”，对伪满洲国的“王道乐土”进行了解构，用动植物的话说出了作家难以直接表达的内容，更像是给成人的童话。但他的作品中，也有很多或充满幻想和希望，或介绍科学和知识的童话，非常适合儿童阅读。他代表着殖民地文学的一种复杂性，更代表着伪满洲国童话创作在游离于官方之外的多重向度，这些作品的向度可以是反抗的，也可以是不合作的，可以是隐喻和解构的，也可以是充满幻想、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和意义的、为儿童创作的故事——而这是童话最纯粹的部分。

我非常希望用我发现的一篇童话里的文字，作为我讲童话的结尾部分。

这是1942年，《华文大阪每日》上的一则童话，题为《光之子》，作者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无法考证的笔名，因此无法确定他（她）是否为伪满洲国作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与众多伪满洲国的作家一样，早已不在人世，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篇《光之子》中，蝙蝠正在劝说飞蛾不要为了光而扑向炙热的电灯自取灭亡，而地上是一地飞蛾的尸体。蝙蝠和飞蛾的一问一答，正是伪满洲国童话创作，甚至整个沦陷区文学创作立场的一个缩影：

“是的！当黑暗统治着宇宙的时候，你对于光的追求的所得，唯有灭亡和虚无，……我以为只要不去做着歌颂和帮助的行为，尽可能保持精神上的距离，活在黑暗中并不算怎样的罪恶，至少还对得起生存的良心。”

“就因为你的生活观是以生命为第一义呀！所以你能随时进退，变换生活方式，能忍受黑暗而且安于黑暗，这在你看来是自然的，多少还是幸福的。至于浸埋在黑暗中而自以为在保持着精神的距离，宣说着良心等等，这些话还是请想一想吧！我们没有太多的聪明，所以一直是把生命献给了光，而无所后悔。”

将生命献给光明，不顾一切地去反抗，自然是值得敬佩的；不去歌颂和帮助，保持与殖民者在精神上的距离，活在黑暗中确实也算不得是一种罪恶；而游离于殖民者的精神之外，想尽办法让更多的人了解黑暗的现实，消解关于光明的谎言，则是另一种境界。

我认为，我们研究殖民地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把这些异态时空下残留的碎片，把这些大家没有去注意，没有去关注，甚至没有兴趣关注的东西，找出来。

我经常告诉朋友们，我们不是在研究文学，我们是在考古。我们在灰尘堆里，我们在故纸堆里，我们在图书馆的文物古籍里，在别人家书柜的角落里，在某个旧书摊上只言片语的纸片里，在别人看不上的一片发黄发霉的书页上，寻找，寻找那时候文学的踪迹。

我们是在弥补中国文学史的空缺，尽管我们找到的小瓷砖，只是文学史大楼上的一小片，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毕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想到这里，我也就十分满足了。

很高兴能与大家分享伪满洲国的童话，祝在座的姑娘们女神节快乐！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