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制宪，日本的奇迹告诉我们什么？(一)

作者: 风灵

“密室九天”是上世纪90年代，作者作为记者采访了美国当年为日本制定宪法草案范本的GHQ民政局成员，结合各种资料，再现了鲜为人知的GHQ在9天内为日本制定宪法案范本的情景。这是日本战后宪政改革的重要一幕。因水平有限，翻译业余，文字粗糙，有许多生生扒下来的痕迹，还望大家见谅。

麦克阿瑟在他撰写的回忆录中，对完成日本新宪法制定感到骄傲，他说：“尽管它生效至今已有17年了，却从未修改过。这充分说明了其最终草案是多么高瞻远瞩，严谨周密”。

1947年5月3日日本宪法生效，麦克阿瑟回忆录完成于1964年。当时确实过去近17年。而今天算来已经近72年了，日本宪法仍然一字未改！

这部宪法已深入渗透到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大家知道日本曾侵略中国，又挑起太平洋战争，最终战败。浴火重生的日本，战后以贸易立国，重新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法国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佛雷德里克·巴斯夏曾说：贸易是双赢，战争是双输。日本应该最能体会这句箴言的含义吧。这部宪法，就是日本战后七十多年的发展基石。历史用时间对它做出了检验和评价。

一、从大西洋宪章到波茨坦公告

讲的是日本战后的事，却从大西洋宪章到波茨坦公告开始，似乎有点绕远。但我认为，这是日本战后宪政改革的基本背景，甚至已经逐渐展示了日本宪政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架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美国威尔逊总统发出14点建议，被各国认为是结束战争进行和谈的基础。但历史上批评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为“强制的和平”，“惩罚性的和平”，“缺乏公正与远见的和平”。注：这些批评并非仅来自战败国德国。

美国仍处在孤立主义之下，威尔逊是个学者型抱有理想主义的总统，但是有欠执行力，他甚至没能说服国会参加国际联盟。

希特勒正是在一战后凋敝的德国逐渐崛起。而日本身为战胜国之列，却感到自身利益受损和被边缘化：返还胶东半岛，垂手可得的中国利益被要求“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废除了1917年日美签订的承认日本对华拥有特殊利益的石井-兰辛协定），同时海军力量受到约束（九国公约）。

果不其然，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只维持了近20年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陷入更深重的灾难。

对于如何终止战争并创立新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1941年8月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也是对此作出的回答。这份含有8项原则的经典文献，反映了美英两国对新的世界秩序的构想，它也成为联合各国的纲领性文件。签署《大西洋宪章》时，美日还未开战，欧洲方面美国也未参战，但大西洋宪章第6条就明确提出“在纳粹暴政被最後消灭之後”，其实已经昭示了美国将参与对纳粹德国的战争，美国将这场战争看作是为自由民主而战。

其次《大西洋宪章》在第8条中明确提出“如果那些在国境外从事或可能以侵略相威胁的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武器装备，则未来的和平将无法维持；所以在一个更普遍和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建立之前，解除这些国家的武装是必要的”。同时也阐述了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

所谓的“解除武装”，之后进而发展为“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这是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总统这样说到：

“大家也许都知道很久以前合众国一位将军的故事。他的名字就是格兰特。我和丘吉尔首相年轻时候都知道，正是他最先提出了要敌方‘无条件投降’。要彻底铲除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也就意味着要他们无条件投降，这才能保障将来的世界和平。但这并不意味要消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人民，而是要根除他们对征服和奴役他国的企图。”

罗斯福总统甚至让记者把卡萨布兰卡会议称作明确提出“无条件投降”的会议。

二战中美国对日政策中还有其他主张，比如当时美国政府鹰派代表人物财政部长摩根索的“要把日本打回到农业社会”，还有要把日本永远封锁为岛国等提法，但最终具有决定意义并在战后践行的政策方针以此为基础开始逐渐形成。

对于“无条件投降”其实国务院及陆海军都抱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也表示反对，认为这将使战争更加艰难。但罗斯福不为所动，坚持必须对德意日三国进行彻底改造。

可以说，罗斯福总统通过大西洋宪章和“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前者是实现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目标，而后者，大西洋宪章中也提及，是为了达到目标的手段，就是要排除独裁专制体制，改造侵略国家，以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

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美英苏举行雅尔塔会议，商讨对德战争后的处理和建立联合国。而这些内容协定在德国完败之前保密。这意味着要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这与后来的“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就有显著的不同。

在同一会议上的秘密协定中，苏联承诺结束对德战争后三个月内对日宣战。日苏之间于1941年4月曾签订了为期五年的“日苏中立条约”。以后苏联就通知日本不再续约（规定1年前通知）。

雅尔塔会议决定了对德的分割占领，并且划分势力范围。可以说这是为了建立战后秩序的需要，但这样划分合适与否，美国是否本身又违背了大西洋宪章的构想？而且，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要价很多。其实，1940年日本在德国的竭力劝导下，与德意两国签订了轴心国同盟条约。当时德国答应把苏联也拉入同盟，其实苏联同意加入轴心国，但在谈判中莫洛托夫外长提出了苛刻条件。日本盼望以这样的四国同盟来对抗美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1年4月日本和苏联签订了5年为期的中立条约。苏联就此承认了伪满洲国。这显然对中日战争造成极为险恶的影响。当时延安却发表申明表示拥护苏联。

在日苏签订中立条约后，6月22日德苏之间就开打了。日本又一次被希特勒耍弄。之前，德日之间签订了针对苏联的防共协定后，日苏在诺门罕大战正酣时，德国却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德苏携手瓜分了波兰。而后德国在西线横扫比利时荷兰法国，英伦三岛岌岌可危。苏联也趁机扩张，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侵略芬兰。希特勒就因为苏联提出对东欧更多的要求，甚至想伸手巴尔干半岛，忍无可忍，终于调转了枪头。但苏联从希特勒那边没能得到的，在雅尔塔会议上却如愿以偿甚至更多。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一句格言。但这种“朋友”靠不住，历史故事不胜枚举。1940年6月德苏反目；而二战后期美英苏开始关系微妙。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的1944年波兰边界处理问题时苗头已经显现，雅尔塔会议也引起美国的警觉。也就是说，对于战后体制，热战的结束几乎同时显现了冷战的阴影。

波茨坦公告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猝然去世，同日杜鲁门继任总统。杜鲁门作为政治家，显然比罗斯福总统小一圈，对外交事务也不熟悉，但这对于罗斯福坚持的“无条件投降”政策带来宽泛解释的可能。

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纳粹德国不复存在，欧洲战场盟军取得彻底胜利。

6月21日，历经近三个月激战，美军攻占了冲绳。这时日本既丧失制空权，也丧失了制海权，败局已定。而就在冲绳被美军占领后的次日6月22日，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根据天皇旨意就确定要设法结束战争的基本方针。

当时日本在东南亚一带的兵力因麦克阿瑟的蛙跳战略已被分割，无法动弹，日本陆军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视察精锐早已调空的满洲关东军后报告天皇，如果美国动用10个师团进入中国大陆就难以应付了；日本本土防卫，连武器都发不到位，铁锹是捡拾美军轰炸的弹片来替代，原来一天可以生产50枚鱼雷的工厂只能生产1枚还被调用为陆军生产军火，用于神风特攻的飞机，甚至用木板拼凑，九州鹿儿岛的防卫部队连反坦克炮都没有，士兵被役使成天挖战壕，都没有经过训练；千叶有个叫做99里海滩的长长海岸，决战部队预计9个师团，但无法配置齐全进驻……显然“本土决战”只是内荏外厉的叫嚣。

对于这种状况，其实日本军部和最高决策部门心知肚明，但是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旦打开潘多拉魔盒，释放出来的是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恶魔；从战略上说，撤退甚至比进攻或防御都难。美国的越南战争，苏联的阿富汗战争等，都可以看到敢于面对现实比坚持所谓政治正确更难。

再看美国方面，虽胜利在望，但自1942年8月～43年2月的瓜岛战役打响了反攻战到冲绳战役，从美军与日军的伤亡比例看瓜岛战役是1比23，而在逼近日本时，莱特湾和吕宋岛（1944年10～45年2月）战役，大致比例为1比5，在硫磺岛战役是日军“玉碎”的典型战例，2万3千守军除俘虏2百人外全部战死，而美军战死6千多加上负伤1万7千，这几乎是1比1的结果了；冲绳战役，从战死比例看，牛岛满的第三十二师团8万6千人对巴克纳中将率领的第10军登陆部队18万的兵力，日军战死6万5千，美军战死1.3万左右（实际统计的死亡人数20195人），更惨烈的是冲绳居民死亡10万。根据美国国立图书馆的资料看，美军把此役看作惨胜的教训。从4月开始计划1个月完成的作战，却耗费了86天。这些不得不使美军对在日本本土的作战抱持慎审慎态度。

如果像对德战争一样进行彻底占领的话，美国拟定的计划是1945年11月从九州南部实施登陆（奥林匹克作战，杜鲁门当年6月已经批准），1946年3月从千叶99里海滩实施登陆（冠冕作战-coronet），计划耗时一年半左右时间在1946年末占领日本。

这仅仅是美军的单独作战计划，苏联已经承诺参战。但这时美国对于苏联参战具有的扩张野心抱有戒心，也想避免如同对德分割占领那样的局面。

5月8日杜鲁门总统发表的申明中开始强调，要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这与决定彻底击败纳粹就明显不同了。

美国曾经的驻日大使格鲁，于1944年就任副国务卿，一段时间为代理国务卿。45年5月28日格鲁在得到陆海军部长的支持下，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建议书。但格鲁的意见是保留天皇制，以促使日本更早接受无条件投降。这并未被接受，最终形成的文件，就是波茨坦公告的底稿，里面没有直接涉及天皇制这一当时对日本来说的关键问题，即所谓护持“国体”。

7月16日，美国成功进行了原子弹试爆。

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和首脑召开波茨坦会议。

7月26日，美英中三国签署针对日本的波茨坦公告。这一文件因为日苏之间存在中立条约，苏联无法签字。这也是美国想在苏联介入之前结束战争的一个尝试。

波茨坦公告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天皇制问题，但明确提出：

第12条“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

以及第10条提出了关于言论、思想、宗教自由和尊重基本人权。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

日本虽然试图结束战争，但一开始就找错了门路。日本想利用尚存的与苏联的关系，由其作为中介与美国进行谈判。这种一厢情愿的时间耽误，后果严重。杜鲁门总统并不期待苏联的介入，发布了《波茨坦公告》后，留给日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注意：雅尔塔会议时联合国尚未成立，只是三国协议。6月25日联合国宣告成立后的波茨坦公告则具备了国际法意义，而且，发出这一公告本身等于承认日本政府和天皇的存在。

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

8月8日晚，苏军开始从中国东北边界、萨哈林岛发动了进攻。8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

8月9日日本正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第二颗原子弹投在了长崎。

当晚11点天皇亲临会议，参会的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六名成员：首相铃木贯太郎、外相东乡茂德、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参谋部总长梅津美四郎、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直至次日凌晨2点，最终议决的结果仍是三对三。首相、外相、海相赞成接受，其他三人有条件反对。铃木首相请天皇决断，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据天皇自述称，在位期间只有两次亲自作出决断，1次是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下令镇压皇道派军人发动的政变；第2次就是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日本向联合国发出的答复是：在天皇统治大权未有变更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这等于附加了条件：天皇统治大权，即所谓对日本国体。

对此，联合国（美国）于8月12日（日本时间）的答复是：天皇和日本政府的统治权限从属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并且，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国最终的政治形态将由日本国民自由表达的意志来决定。

这一答复是国务卿伯恩斯和陆军部长史汀森商谈后，伯恩斯当即写下的。这些内容同样告知了英国、中国和苏联。前二者同意，苏联认为应予拒绝。

其实，波茨坦公告和这一答复已经表明了盟军将对日本进行不同于德国的占领，即通过天皇和日本政府间接实施占领政策，履行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件。但同时，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即意味着日本和联合国之间存在国际法意义上的责任和义务。

二、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的形成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形成

在“密室九天”一书中，对于这个问题有专章谈及。关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形成，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后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教授曾在70年代发掘并整理，就此著有《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

于是我们知道，对日本进行政治改造的政策研究，早在1942年8月，即袭击珍珠港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仅8、9个月，美国务院就开始着手准备了。如前面提及的，美国将这场战争定位为，以自由民主来战胜法西斯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并且是“无条件投降”的彻底赢取胜利，战后对这样的国家进行改造。

美国务院设立的机构名为“远东组”，最初由以布莱克斯利负责。由于对凡尔赛体系深感失望和不满的，以英美两国的政界军界和学界为主的精英在1919年创设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布莱克斯利就是成员之一。这应该是世界首个并非以国与国之间关系、而是以国际关系为前提展开研究的机构，旨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约进行反省，探索世界和平架构。

布莱克斯利教授在美国首开国际关系论新学科，并在1922年创办了《外交关系》杂志（Foreign Affairs）。他曾经参与了如华盛顿会议，李顿调查团等许多重大外交活动。此时他成为主持对日政策研究的中心人物。

另外一个重要成员是鲍顿博士。他曾由教友会派往东京，后到荷兰著名的莱顿大学学习日本学（荷兰与日本在江户时代就有交往，所以日本也有最初向西方学习的“兰学”）。他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撰写论文时，亲历了军队少壮派发动的二二六事件。返回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就发表了“1931年以后的日本”这一专著。

1943年鲍顿在远东组就提交了T-358号题为“日本最近的政治发展”，对日本从宪法和体制出发作出了深刻剖析，这应该是鲍顿后来为GHQ民政局起草日本宪法案SWNCC-228号指导性文件的初稿。摘录如下：

“军部优先或者东条英机的独裁集权，正是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公布确立君主制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框架中得以实现的。”

“承认了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可以直接上奏天皇这样的权利，这些上奏的军事事项首相不得而知，军部的这种特权明确反映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统帅大权）和第十二条（编制大权）中。

“其结果，导致军部拥有政治权利，可以把军事政策方针强加给政府。于是在日本现代史中就产生出‘外交二元化’这样的特征。比如昭和六年（1931年）尽管日本外务省强调日本对满洲或中国没有扩张意图，但陆军却采取行动来达到其目的。

“陆军大臣的现役武官制其实阻止了内阁去实行军部所不接受的政策。即使在实施了一定程度普选的1920年中叶以后，宪法也仅赋予议会有限的权力，当治安维持法进一步强化，公权力介入和干预选举就更为普遍，这使得国民对于政党政治越发丧失信心。”

在同一年10月提出的报告T381号《日本—战后的政治问题》中，主张变革制度，也就是说必须修改宪法。其中的要点：

1. 强化内阁，抑制军部

2. 强化议会

3. 天皇制的存续和改革

4. 报道的自由和尊重人权

远东组的文献被列为T系列。因为都是日本问题专家，他们从日本的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包括人口移动和推移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详细的分析研究报告。

随着时间和形势的推移，它变成远东局，又因陆军的要求，编入美国的战后计划委员会（PWC）。最终在格鲁担任副国务卿时，这些主要成员从研究分析进入到决策中心—国务院、陆海军三部门协调委员会中，即SWNCC（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的前身），承担起波茨坦公告、对日占领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制定。

经由SWNCC发布的对日占领产生影响的最主要的文件有，SWCNN-150号文件，这是麦克阿瑟从菲律宾飞往东京前（45年8月30日前）收到的关于占领日本的“对日初期方针”，以及后来的对日本进行政治改革的SWNCC-228号文件，题名“日本统治体制的改革”。

另外，从1942年5月，以陆军部为主在弗吉尼亚大学开设了陆军军政学校，1944年初开始，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名牌大学都开办了这样的军政学校。当时，美国拟定培养3000名军政官员和民政干部用于战后对日的占领。而后来为日本起草宪法范本的GHQ民政局中许多人都出自于这样的军政学校。

“密室九天”的作者感叹道，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就竭力招募和培养知日派，而日本在开战后却竭力排斥英美的一切，从文化语言到熟悉英美的个人。这感叹可能带有普遍性，当日本还能接纳外来文明的时候，日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误入歧途与文明为敌，就开始自我封闭。专制独裁往往无法具有包容性。

三、GHQ民政局为日本起草宪法案范本

我们来看看GHQ民政局（GS）为日本起草宪法范本的来龙去脉。

麦克阿瑟于8月30日乘坐他的专机C54运输机改装的“巴丹”号到达厚木机场。起名“巴丹”，显然是为了纪念史称巴丹死亡行军的日军虐待战俘这一事件。

麦克阿瑟仅在两天前派出第11空降师的4000名左右先遣队进驻厚木机场，大家包括前往马尼拉安排接受盟军进驻的日本陆军副总参谋长河边虎四郎都劝说他不要冒险，但他坚持了，用这一行动以示军人的磊落，也想表达自己带来的是和平与友善。麦克阿瑟在重大场合中既有表现欲，又有老谋深算，这种场面他总是表现出色。

厚木机场到横滨下榻的饭店25公里，沿途有两个日本师团3万士兵全副武装一路排列，所有士兵都背向大路，以示敬意，这是天皇出行的规格。

麦克阿瑟在8月14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后即被任命为兼任驻日盟军最高总司令。在出发到日本前，他接到SWNCC-150号文件。对这份指导占领方针和政策的重要文件，麦克阿瑟深得其要领。其实在战争即将结束时，麦克阿瑟司令部就曾制定过类似进驻日本的计划。麦克阿瑟根据他的经历和对历史的反省（一战结束时曾作为占领军进驻莱茵河西岸）及这一文件精神，已经拟就了自己的任务：

去军事化是第一要务，惩罚战犯，建立议会制政府，对宪法进行改造，推行自由普选，赋予女性选举权，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工运动，鼓励自由经济，废除军警镇压，营造自由和负责的媒体，教育自由化，分化中央集权，实行政教分离。

10月5日，近卫文麿作为日本战后看守内阁的副首相求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即指示要日本政府修宪。但是东久迩宫的看守内阁10月9日总辞职，币原喜重郎继任首相。10月11日，麦克阿瑟向币原再次提出修改宪法的指示。币原立即组织了以松本烝治国务大臣为首的宪法调查委员会，邀请专家展开宪法修订。

消息传出后，日本各政党和民间团体，都开始自行制作宪法案。而松本烝治的委员会意见分歧，当时担任松本烝治国务大臣秘书、后来日本著名宪法学家大友一郎回忆称，松本烝治相当独断专行，他认为修宪是日本自己的事情，无须与GHQ沟通。松本烝治的根据是海牙陆战法规（注：陆战法规第43条：占领者要“尊重当地现行法律”），而对波茨坦公告的意义却毫无理解。1946年元旦时，他闭门埋头整理出宪法草案的甲案乙案。接着在内阁中做了若干次解说和讨论。

一段时间，GHQ也没有过问宪法问题，或许对日本政府还抱有期待。但随着时间推移，麦克阿瑟感觉到修宪问题的紧迫性来。

其一，苏联、澳大利亚等国不断提出要追究天皇的责任。这种压力还来自美国国会，来自于不明真相的舆论界。

自麦克阿瑟率盟军进驻日本，他和部下都认识到，天皇对顺利执行占领政策至关重要。但这不仅是实用主义而已，麦克阿瑟在此后的修宪过程中表现出来对一国的历史之尊重，把握得很有分寸。而这些做法又和战争期间美国的知日派对天皇问题的研究和认识相吻合。

其二，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上，决定成立联合国远东委员会（有11国参与），这是麦克阿瑟曾竭力反对的。这个预定2月26日正式启动的委员会，四大国拥有一票否决权，麦克阿瑟将被置于委员会之下。1月中旬，麦克阿瑟邀请了委员会成员国代表在东京进行交流沟通，席间被问及宪法问题，他答称并未介入这个问题。有人认为麦克阿瑟说谎。但根据各种资料看，当时麦克阿瑟确实还未曾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准备。

其三，是1946年1月11日送达的SWNCC-228号文件，这份由鲍顿主导的文件，在以后的宪法修改中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麦克阿瑟令他的左膀右臂惠特尼将军研究对宪法问题自己所具有的权限。这个报告是由惠特尼将军副手凯蒂斯上校草拟，惠特尼递交并报告麦克阿瑟：现在他拥有一切权利当然包括修改宪法，完成对日本的政治改造，但是这一权限到2月26日远东委员会成立为止。

其四，惠特尼将军在2月1日提出报告，恰好同一天，每日新闻曝光了日本政府宪法草案之一部。修改案几乎仅在明治宪法上做了文字修改，与真正的民主宪法差距巨大，让麦克阿瑟和GHQ民政局大失所望。

麦克阿瑟元帅感觉必须把修宪摆上日程了。他与惠特尼将军商谈后决定由GHQ制定宪法草案范本，惠特尼将军建议，与其和日本政府交涉修改问题，看来直接交给一个宪法草案范本来得更加直接和快捷。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2月3日（星期天）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将军紧急召集GHQ民政局三名主要干部，凯蒂斯上校、哈希中校、拉威尔中校，向他们传达了麦克阿瑟的亲笔手令（麦克阿瑟三原则），传达了麦克阿瑟命令由GHQ民政局起草日本宪法案范本。

惠特尼将军当年49岁，从简历上看，他志愿参军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和律师资格。1940年他重返军队后，曾是派驻昆明的美第14航空部队司令部成员。他文采出众，据说麦克阿瑟在密苏里号投降仪式上的演说，就出自惠特尼之手。以后GHQ宪法草案中也有他亲自写下的重要条款。

凯蒂斯上校，民政局副局长，当年40岁，他就学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法学部，律师。他是第101空降师的参谋（“兄弟连”描述的空降师），参加了诺曼底登陆作战，阿尔卑斯作战，阿登反击战等。凯蒂斯上校思路敏捷，组织能力强，这在同事中有口皆碑。

GHQ成立的起草工作委员会下设7个小组：

1.立法权小组

2.行政权小组

3.人权小组

4.司法权小组

5.地方行政小组

6.财政小组

7.天皇、条约、授权小组

其他：秘书组2人，翻译组2人，共计25人

翻译组二人若不算直接参与起草，而另有一名因伤最终也未参加，这样真正参与起草的只有22人。

凯蒂斯不仅要完成自己承担的部分，还要把握整体。在整个宪法案范本的制定中，他表现出杰出的组织能力和对宪法整体的准确把握，显然这来自于他对宪法理念的深刻理解。

因为被油漆烫伤而未能参与起草工作的威廉姆斯，在《麦克阿瑟的政治改革》一书中，就单辟一章“精力充沛的自由主义者—凯蒂斯”，高度评价凯蒂斯的贡献，甚至认为，没有凯蒂斯，民政局大概难以这么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

威廉姆斯认为麦克阿瑟和惠特尼、凯蒂斯三人性格各异，作风不同，但正是这三人组合形成了对日本实行政治改革的强大动力。

凯蒂斯在仔细琢磨麦克阿瑟手令时，当即在复印件上对于天皇的地位注上了“symbol”字样，这就成为后来日本宪法中对天皇的象征性表述。他自己承担了和平宪法的条款，因为这一条款难点太多。其实他认为，国格应该和人格一样，因此对于后来的“芦田修正”，凯蒂斯非常理解，爽快接受了（和平条款问题后面再具体涉及）。

凯蒂斯进驻日本后曾直接领导了诸如废除思想统治法、推进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分解中央警察机构使之地方分权，废除了刑法中的“不敬罪”，确立了公务员制度等，同时他还是执行“公职追放”任务的主要负责人。这些，大大得罪了日本原内务省、警察机构等。日本政府为加强和GHQ军官们的沟通，经常召开派对宴会。传闻凯蒂斯和子爵夫人有染，凯蒂斯中了美人计还是恶意中伤，后者的成分似乎更大。凯蒂斯1949年5月3日辞去民政局副局长职返回美国。这一天正值日本新宪法实施两周年。麦克阿瑟被撤回美国后，他和惠特尼也都把这位杰出的幕僚留在身边。

在GHQ宪法草案制定中的哈希中校，律师，文笔出众，他自告奋勇担当宪法前言的编写，开宗明义：“We，Japanese People”，这就是美国宪法第一句的“我们人民”的翻版了。结果日本政府照单全收，前言一字未改。这句话，翻译成日语就是“日本国民”。当时担任宪法英日语翻译的GHQ成员高顿说，英语的格调比日语高。

“我们人民”，这句话不可小觑。明治宪法有相当于前言的诰文，以“皇朕”如何如何开头，明治宪法第一条就是“大日本帝国以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而“我们，日本国民”，则将宪法从君主制一下子提升到“国民主权”这一现代宪法序列。

GHQ民政局的宪法草案工作中，除了惠特尼之外，校级军官8名，持有律师资格的4名，但没有一名宪法学专业，25名成员平均40岁以下。唯一的民间人士皮克博士年岁最大47岁，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曾在日本的大学任教。其余都是穿着军装的知识精英，如斯沃布中校，经历丰富多彩，自称小学毕业，却是美国国会议员出身，还出任过波多黎各总督等行政要职。另外有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大学教师。

有几个战前就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天皇小组”组长波尔少尉，才26岁，横滨出生，他是率“黑船”首访并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将军的后裔曾孙。他仅高中毕业。最年轻的22岁的斯洛塔小姐则是俄国犹太裔，曾随钢琴家的父亲1917年逃离苏联，在日本生活了10年后渡洋到美国就学，她以亲生经历为背景，为保护人权，保护妇女儿童，写了许多相关条款。

九天密室，就是2月4日～12日。当时工作条件与现在相比，没有PC，没有镭射复印机，全部案稿手写再打字，打字机垫上复印纸，仅一式三份；还要留出空行以便讨论修改，讨论后再重打文稿，有时反复作业好几遍。即便现在，九天时间这么繁重的工作大概也令人望而却步。他们抱着理想与热情，通宵达旦埋头工作，任劳任怨绝不含糊。

这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四、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政治改造

1947年3月17日，占领日本1年半左右，麦克阿瑟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一年之内将开始交涉和平条约，早期结束占领期。

如上所述，美国在战争期间已经对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根据逐步确立的战后对日政策，麦克阿瑟据此在进驻日本后将占领期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去军事化，第二阶段进行民主化改革，第三阶段进行和平谈判。

对麦克阿瑟来说，此时也是一种胜利宣言，解除军事武装和以宪法修订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已经完成。

麦克阿瑟认为占领期不宜过长，首先占领期中相当的经费由美国纳税人承担，成本高。其次，占领毕竟是非常态，这种占领和被占领的长期化容易导致关系紧张。他在1919年曾经率领美军彩虹师（第42师）驻扎在莱茵河西岸，有过类似的经验和体会。

战争期间日本一直妖魔化美国，叫“鬼畜英美”。被占领，男的成为奴隶，女的成为性奴，对于许多日本老兵来说，这似乎是败者当然的命运。盟军到来使日本人心惶惶。美军不是没有非行，不是没有恶性事件发生，但重光葵曾在笔记中记载“这和在支那和南方屯驻的日本军的行为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有人把美军占领期描写得很黑暗，麦克阿瑟、美军犹如恶魔。这种人就好像面对历史文物，文物本身并不重要，但对文物上的尘埃，对鸡零狗碎的东西怀有特殊嗜好，用放大镜显微镜来钻研，用春秋笔法写历史，结果荒谬可笑！这些人本身狼奶喂大，看似反官制历史，思维和行事方式却带着狼奶的腥膻。

横向比较的话，比如苏俄对德国的占领，对东欧的占领，对东北的占领，如果和美军对日本的占领相比，文明与野蛮，一目了然。

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讲演中曾强调说：“勇敢和富于强韧精神的战士，不仅要战胜敌人使之屈服，还要对已经乞降的敌人充满慈爱，这是美军值得夸耀的传统精神。”

从战后日本的大政治家吉田茂的记载看，也许更有说服力。在《激荡的百年史》中，他说：进驻日本的美军官兵，给日本人留下强烈印象，这是支纪律严明和友好的军队。

吉田茂是战后很强势的首相，与盟国占领军能争能斗也能合作。他的名言是“当一个好的败者”。在《激荡的百年史》中，他对占领当局的热情和理想主义不惜赞美之词：他们作为典型的美国人，精力充沛，充满乐观主义，真挚的友善赢得了日本的尊敬和合作。但他们也很自信很苛刻，重视计划和理念，在具体实施中劲头十足，但是否符合日本的情况，是否有好的结果就未必了。（翻译自日语版《日本を決定した百年》）

当然麦克阿瑟并非完人，盟军施政也有不当。比如，进驻日本后的9月上旬麦克阿瑟就发布了言论自由令，但10天内又发出了“言论和新闻自由备忘录”，对新闻报道进行检阅和管控，看似十分矛盾，有人也拿此来说事。殊不知，占领期其实就是战争延续的非常态。这就是基本理念和暂行政策的矛盾在占领期的反映。

难能可贵的是，麦克阿瑟意识到战争和占领期易于产生权力集中而导致紧张关系。集权需要制造紧张，但麦克阿瑟还不至于沉溺于享受集权。这是美国自由民主的主流意识的当然反映。

自8月28日美军进驻后就开始着手解除日本的军事武装，这一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在1945年12月基本完成。

10月5日他就要当时副首相近卫文麿修宪，并且发出自由指令（也称为“人权指令”），命令：释放政治犯，废除思想警察，废除内务省、罢免警视总监和特高科关系人员。10月11日他会见继任的币原喜重郎首相时，再次提出修宪问题，并指示五大改革：

1.赋予女性选举权，推进妇女解放

2.鼓励工会组织

3.教育自由化

4.废除秘密警察

5.经济体制自由化（解体财阀）

日本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参加投票

麦克阿瑟虽然犹如君临日本，指令带有强制性，但这些民主化改革，为政治改造做了铺垫。自由化民主化措施最终指向修宪，这些措施也可以说是宪政改革的外围战。

因为曾经指示近卫修订宪法，引起美国舆论哗然。近卫只是作为副首相时，麦克阿瑟对其发出指示，就此受到美国报纸的批判。但对麦克阿瑟的批评干扰有来自国务院的，来自美国国会，来自苏俄等国。苏俄一直想插手分一杯羹，提出要出兵分割占领北海道，并明言出兵将不接受盟军总司令管辖，甚至对麦克阿瑟极尽攻击之能事。

麦克阿瑟愤怒拒绝苏联出兵北海道，他正告苏联代表杰列维杨科将军，只要有一个苏军士兵踏上日本领土，就把他和苏联代表团全部投入监狱。

此外麦克阿瑟在实施改革中，期待变革最终应当使日本人理解和支持，甚至由日本人发起。这是他在会见新任的币原喜重郎首相时所说的。于是日本方面也积极主动起来，制定了新选举法，土地改革法等。但币原内阁成立的以松本烝治国务大臣为首的修宪工作（宪法调查委员会）却很不给力。

按照日本的旧体制即明治宪法下的体制，既不是内阁责任制，也不是首相责任制。对于松本蒸治的宪法委员会，币原首相也不能过问，不能撤换，因为各大臣各自辅佐天皇。

而陆海军之间，各自辅弼天皇，不仅互不搭界还经常互掐；军事属于天皇“统帅权”，政府不得过问，政府管不着军队，和某些国家的情况相同。当军队暴走的30年代，日本政府只能迎合军部或跟在后面揩屁股。所以如鲍顿所说，这就是日本外交二元化的缘由。当军队做大直接主管政府（如东条英机），军国主义就成为其体制标配了。

东条英机在东京审判的供述中称自己不是袭击珍珠港的主谋。这应该是实情。他知道大概，但作为首相，作为陆军，他也不能插手海军的策划。陆军师法德国，海军师法英国，两者。自1907年起日本军部制定国防大纲，共制定了四次，这就是陆海军内斗的主战场之一，通常陆军第一假想敌苏俄，海军第一假想敌美国，陆海军取得妥协就是将假想敌并列。因为这和军费问题相关。

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拥有统帅大权编制大权，实际上天皇不参与方针政策的策划和制定。二战时期有关国策决定，对于天皇来说只有御前会议的形式程序。军部的方案通过这样的程序，有的成为敕诏成为敕令，而明治宪法又规定“天皇无责”，军部就这样以天皇名义有持无恐，也没有任何可加以制衡的力量。

要从根本上改造日本政治体制问题，就是GHQ和民政局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随着逮捕和追究战犯，天皇问题逐渐凸显。苏俄、澳大利亚等国要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此表现克制。

虽然反天皇也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而苏联反天皇，更暗怀鬼胎，以图制造混乱，好以另种独裁专制取代之。在麦克阿瑟提出修宪后，日本各政党、民间团体头很积极，自发制定新宪法案，这在思想和舆论上，为后来的修宪营造了气氛，有的民主性内容后来也被采纳。在形形色色的宪法案稿中，唯独日本共产党宪法案中把天皇给废黜了。当时日本也有关于天皇存废的舆论调查，80%支持维持天皇制。日本共产党听命于谁，不难理解。比如日共著名领导人，中共的老朋友野坂参三，在延安享受外宾礼遇，战后经莫斯科返回日本。90年代苏联解体后公开的档案揭露了他苏联间谍的身份，92年他被日共开除了。

天皇问题很令麦克阿瑟和盟军驻军头疼。麦克阿瑟的秘书费拉兹将军给麦克阿瑟的备忘录中指出：

“我们认为实现不流血的占领，功在天皇。由于天皇的命令，700万士兵放下了武器，并很快解除了战争动员。天皇采取的措施，使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军避免伤亡，使战争早日结束。因此，尽管这样利用了天皇权威，要对他进行战争审判，这无疑就是对日本国民的背叛。如果将天皇交付审判，统治机构崩溃，全日本或再难避免发生大动乱。”

麦克阿瑟在1945年9月27日第一次会见了天皇，此后还会谈了十次。他在回忆录中称天皇是他所见到的日本人中对自由民主理解最深的人。根据各种资料看，这未必只是溢美之词。

1月1日，昭和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走下神坛。这是天皇作出的重大表态，没有资料没有证据显示有麦克阿瑟、GHQ的影响或背后操作。这一行动符合潮流，符合麦克阿瑟提出的政教分离政策。当然昭和天皇不是孤家寡人，比如当时的首相币原喜重郎、吉田茂外相等都是很有实力的顾问。

美国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拉塞尔议员还提交了“作为参院应该考虑把裕仁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的议案。

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出电报这样答复：如果对天皇进行追究并加以审判，“将引发为了雪耻进行的报复，这可能不止出现数个世纪的混乱和反复。为了防备不测，需要百万军队并且无限制地加以维持，这样的预测是可以想见的。退一步说，或需要募集和派遣大量的行政官员，其规模将达数十万人。”

苏俄不断制造麻烦，而美国在战争期间曾经深入研究并制定战后对日政策的国务院却在具体实施占领政策期间，与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生龃龉。麦克阿瑟在得知联合国拟设立远东委员会时即致信国务院表示反对。但国务卿伯恩斯参加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联合国外长会议上仍签订了该协议，远东委员会将于1946年2月26日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原日本大使馆。麦克阿瑟居然是从报纸上才得知这一消息。在麦克阿瑟抗议下，国务院承认了错误，但覆水难收。

1946年麦克阿瑟继续扫清外围，1月4日开始分批实施“公职追放”。这是逮捕战犯进行东京审判之外的又一雷霆手段，是为了彻底排除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分子。清除的对象有：战争犯罪、陆海军职业要员、陆海军省所属特别警察和干部、极端国家主义、暴力主义、秘密爱国社团的主要成员、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重要成员、与军国主义扩张相关的金融开发机构主要人员、他国占领地的行政官员，等等。

公职追放不仅将这些人赶出政府和政治领域，甚至禁止就职。当时被视为有望出任下届首相的鸠山一郎（鸠山由纪夫之父）为首的许多政界人物也放逐了。鸠山一郎之所以遭到清算，因为在军国主义时期作为文部省大臣，曾将自由派的大学教授除名，有诸多迎合军国主义的陋行。

公职追放分批进行，甚至深入到新闻媒体、出版和影视系统，如当时的政评家德富苏峰，几个大报社社长，大映社（电影公司）社长以及一些鼓吹国家主义的文化人、导演、作家等；教育界也遭到清算，有鼓吹皇国史观的历史学家、参加所谓“国民精神文化研究”的学者，还有大阪大学（帝国大学）总长之类理工科学家则因配合军工研发等遭到放逐。工商界经济界也遭清算，这和财阀解体政策有关联。遭到公职追放的人数达20多万，不排除有扩大化倾向，公职追放让当时政界及战时为军国主义国家主义鼓而吹的知识精英心惊胆战。

当时麦克阿瑟推动修宪的紧迫性大致如下：

1.如何保住天皇，这不仅是顺利推进占领政策实施的关键，但把这看作仅仅是实用主义则大谬不然。从长远观点来说，这也是抵御苏俄势力侵蚀的屏障，更是对一国的历史的理解和尊重的表现。这从以上麦克阿瑟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出来。

2. 作为驻日盟军总司令实施波茨坦公告各项任务，推进民主化包括修宪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且麦克阿瑟收到SWNCC-228号文件这一华盛顿发来的改革建议书。

3. 远东委员会成立在即，麦克阿瑟的权限将受到干扰和限制。

4. 依靠日本现政府难以完成宪法修订。

正在2月1日麦克阿瑟接到惠特尼关于对宪法问题权限的报告之同时，每日新闻曝光了日本内阁的松本草案，对天皇统治大权有所限制，但仍然是“万世一系的天皇总揽统治大权，天皇至高无上不可侵犯，天皇无责”，几乎照搬明治宪法，只是把明治宪法中的臣民改为了国民，但对于国民的基本权利仍然加上“但书”加以限定，即国民权利是“依据某法律规定……”这一框架内。惠特尼称松本为首的宪法调查委员会是反动团伙。

麦克阿瑟行动起来。他命令民政局起草宪法案范本，具体作战方式大致如下：

1.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由GHQ的民政局25人展开宪法案范本的起草工作。

2.宪法案范本在形式上按照明治宪法的章节展开，形式上保持连续性。

3.作出宪法修订三原则的指令（保留天皇，和平条款，废除封建贵族制度）。

4.尽量让日本政府接受草案范本，并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宪法草案。

5.发表日期要在联合国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或至少在其启动和发挥功能之前。

2月4日～2月12日

仅用九天时间，民政局完成了宪法案范本，这些都经过麦克阿瑟仔细过目或者批示。

2月13日

GHQ惠特尼将军和凯蒂斯等向当时的吉田茂外相和松本烝治国务相递交了宪法草案范本。日方原以为是对松本烝治宪法案的讨论，很意外。这一会谈仅用了1小时10分钟。因为日本方面完全没有料到，不能期盼他们立即接受。但惠特尼将军给他们留下了很有分量的一些话：

麦克阿瑟将军不能接受你们提出的反自由反民主的宪法案。

麦克阿瑟希望保护天皇的安泰，这是符合正义的。但他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压力。接受我们的方案，天皇或能得到保护。但麦克阿瑟将军并非万能。

希望你们接受这一草案并以日本政府名义发布，但并不强求，不接受的话，GHQ将自行发布。

“密室九天”按照美日双方对这一会议的记录和以后成立的宪法调查会的记录，描述了这一戏剧性场面。日本政府成员对于当时的形势和世界动向大概很难有清晰的认识。

具体交付宪法草案范本的地点，现在还保留着，在东京六本木，并立有纪念碑：日本国宪法草案审议之地。

当日本持有开放态度时，对这样的历史事件的态度还是开放和包容的，比如建有佩里黑船的纪念碑纪念馆，至今还保留着当年麦克阿瑟作为盟军总司令的办公室等。

以后的宪法修订和审议的进展日程大致如下：

2月22日

币原首相将宪法草案以内奏形式报告天皇（内奏：重大事项的事前报告），天皇毫不犹豫地答复：“美方这么考虑的话，就接受吧。第一条改成像英国那样的象征性也很好。以民意为吾心，这也是祖先的精神”（松本谦三《三代回忆录》）。他要币原首相进行彻底改革，表示全面支持该宪法案。（据《日本政治的重建》及《麦克阿瑟回忆录》等）

3月4日

对宪法案的英日翻译产生争议，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大厦内双方进行了长达三十小时的翻译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在自己的办公室坐镇，翻译完成一项就确认一项。

而日本政府也是翻译完的部分立即传回内阁讨论审议。

3月6日

日本政府内阁在数个回合的反复审议后，终于决定当天下午5点对外发表宪法案。

币原首相就此发表的公开讲话中强调，这是政府与GHQ在密切沟通下完成的。

麦克阿瑟也立即发表申明：承认并支持这部宪法草案，并对此深表满意。

当天晚间，哈希中校就携带着由日本内阁成员署名的计13份宪法案飞往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和远东委员会汇报。

3月20日

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和国务院接到宪法草案稿都很震惊，他们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宪法案是麦克阿瑟搞的。当天举行远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远东委员会保留最终审查权，宪法案向国民公布后，推进情况随时汇报。就此，麦克阿瑟其实已经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4月10日

在新选举法之下第一次进行全国性大选。在GHQ的指示的一系列具体施策中，有些是由日本政府提出的具体方案，如新选举法就是日本提出后经麦克阿瑟批准实施的。

而放逐和清理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势力，保证了日本战后第一次大选顺利进行，并大获成功。

这次历史性的大选，有效投票率高达72%，议员定员466名，参选候补2770名，其中新候选人2624名。最后结果，新当选的议员占议员总数81%，并且女性第一次登堂入室，有39名当选。其中有一位据说是妓女出身，人们要求麦克阿瑟采取措施，但麦克阿瑟给每个当选议员包括该女性发去贺信。

同一天，远东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要麦克阿瑟派代表到华盛顿进行汇报。麦克阿瑟答称：能够向远东委员会汇报的只有自己，但自己太忙，无法前往。

3月6日公布的宪法案，经过了一个月的预热，有人把新大选视为宪法草案的问信于民，把新成立的国会视为宪法审议国会。麦克阿瑟把这部宪法案已经交给了日本国民、交给了代表国民的新国会手中。

6月20日

日本新国会正式召开全体会议，麦克阿瑟发表长篇申明，呼吁对宪法进行认真审议，并且提出三原则：

1.要用充分的时间对宪法的规定进行讨论

2.要保证明治宪法和现行宪法的衔接

3.审议通过新宪法，绝对需要保证是出于日本国民自由表达的意志。

这三项原则是远东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在无碍大局的情况下，对于远东委员会的意见麦克阿瑟也能从善如流。

7月29日

受杜鲁门总统的委托，对日本宪法修订问题做了三个月的调查后，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日本学专家考尔格洛普向杜鲁门总统汇报：麦克阿瑟指导的宪法修订，both timely and wise（及时而明智）。他认为，远东委员会远在华盛顿横加干涉不妥；并且，宪法修改草案理念非常出色，无须纠结于方法问题上，接受正确的东西才是对历史负责。

日本国民在饱受战争的摧残，处于极度的匮乏中，对于宪法草案，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保障这些崭新的观念，仍普遍反映积极热烈，报纸舆论一片赞美并加以正面解读。这部被麦克阿瑟和GHQ民政局称为“启蒙”的宪法案，如期唤醒了日本人的国民意识。

6月25日开始至8月24日，国会众院对宪法修正案进行了整整两个月的审议后，最终以有效投票429票，赞成421票，反对8票的结果高票通过。另有37票，或缺席或弃权。

8月26日起又由当时尚存的贵族院对宪法案进行了1个多月的审议，10月6日通过。

10月29日再经天皇亲自出席的枢密院审议通过。

11月3日，日本召开国会全会，决定正式公布日本国宪法，当天的国会上GHQ民政局的25名成员在旁听席列席参加，但绝大部分议员都不知道他们为何在场。

同一天，天皇在皇宫广场现身，参加了为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所举行民众庆典。这部宪法将于次年的1947年5月3日实施。

在日本宪法审议期间的10月17日，联合国远东委员会眼见木已成舟，作出了一项决议：在新宪法实施后不早于1年，不晚于2年的期间内，必须由日本国会对宪法进行再审查。但这一期间日本国会不认为有必要审议。这项决议结果如同山谷间的一声回音空响。

在6月25日开始的众议院审议到11月3日正式公布，GHQ民政局没有过分干预，遇有问题日本政府也和GHQ民政局沟通探讨。日本在审议中也做了若干修改：

1.宪法使用了通俗的现代日语表述；

2.对于GHQ草案范本中的一院制改为众参两院制；

3.在和平条款中加入了“芦田修正”的条件项；

4.未采用GHQ草案范本中关于土地和天然资源的最终权利为国家所有的条款；

5.对于否决最高法院的违宪判决，未采用GHQ草案范本的国会审议程序，等等。这些修改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要说欠缺，关于违宪审判问题是否有必要再通过国会的审议程序为好（笔者私见）。

众议院通过后的贵族院、枢密院审议，是根据明治宪法程序进行的，这些程序，GHQ乐见其成。因为在内容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形式上明治宪法和新宪法具有承继关系并无大碍。关键是天皇统治大权从根本上转换成国民主权。其实贵族院、枢密院随着新宪法成立也就自然消灭了。

自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后仅1年4个月，麦克阿瑟就完成了波茨坦公告对日本投降提出的基本条件，解除武装，确立国民主权的民主改革。所以麦克阿瑟在47年3月发布了如上的“胜利宣言”。麦克阿瑟不仅是伟大的军事领袖，也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指导下的日本宪政改革居功至伟，不仅为日本打造了自由民主的基石，更是对世界宪政史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