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超级公安部”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茶马司

越南河内。

巴亭区清晨的薄雾还未完全散去，权力中枢的建筑群已隐约显露出轮廓。

越共中央总部、政府办公厅、国会大厦依次排列，而其中一栋外观最为低调的灰色大楼——越南公安部总部——却在过去数十年里，悄然成为整个国家体系中最具实质影响力的机构。

普通民众走进这里，通常只是为了补办身份证、办理护照、报案或处理交通违章，他们看到的是一群身着深绿色制服的警官，忙碌却井然有序。

但在越南政治精英和国际观察家的眼中，这栋大楼早已超越传统警察机构的范畴，成为集国家安全、情报反谍、数据治理、基层行政、数字监控、甚至部分经济控制于一体的“超级部委”。

越南人民公安成立80周年时的庆典活动

2025年夏天的一个真实场景：北部山区广宁省一个名叫安平的小乡镇，45岁的村民阮文泰，靠种植茶叶和养猪为生。过去，他每次需要更新身份证或登记新买的摩托车，都必须骑摩托车颠簸一个多小时到县城公安局，排队、填表、拍照、缴费，往往耗费一整天时间，有时还要住一晚旅馆才能办完各种手续。

现在完全不同了。2025年3月1日，越南公安部实施了新规后，乡级公安所的年轻警官可以直接上门服务：用便携式平板扫描阮文泰的指纹、虹膜，连接全国VNeID系统，当场完成电子身份认证、身份证补发、车辆登记，还顺手帮他更新了“数字公民积分”——因为他最近通过VNeID完成了两次在线政务申报，积分涨了30分，下次可以享受行政手续优先通道、税费减免。

阮文泰称赞道：“以前觉得政府远在天边，现在警察就在家门口，什么事都管得着，甚至连我的数字行为都记着分。”这个看似平凡的变化，其实是越南公安部过去十多年权力扩张最直观的体现。

国际媒体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却越来越尖锐。2026年2月《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报道称：“越南正在悄然构建一个由公安部主导的数字威权治理模式，苏林（Tô Lâm）已成为数十年来权力最集中的领导人。”

苏林总书记检阅公安部队

另一家新加坡智库Fulcrum在2025年底的分析文章中直接使用“越南超级公安部”这一称呼，并指出：公安部如今掌控的资源与权限，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内政部门，甚至在某些领域接近于“准超级部委”的地位。

这一转变，并非一夜之间一蹴而就的，而是越南革命传统、市场经济转型、数字时代到来、反腐风暴，以及苏林个人强势领导等多重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

公安部长出身的现任越共总书记苏林，曾在2025年12月视察国家数据中心时强调：“数据是关键战略性资源，必须让公安系统成为国家数字治理的大脑。”

越南公安部的历史渊源与第一次扩张

越南公安系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19日，这一天后来被正式定为“越南人民公安力量传统日”。

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后，立即下令在北部设立“廉访署”、中部设立“侦察署”、南部设立“国家自卫局”。

1946年2月，胡志明签署第23/SL号令，将分散的保卫力量整合为统一的“越南公安务”，首任局长为阮杨。从此，越南开启了公安作为“革命卫士”的历程。

1946年2月21日，胡志明主席签署了第23号法令，在合并三个地区人民公安组织的基础上，成立越南公安部

从一开始，这支队伍就不是单纯的治安维持者，而是肩负保卫新生政权、防范反革命、打击敌特的政治武装力量。

1955～1975年，冷战与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公安系统承担了反间谍、政治保卫、社会秩序三大核心使命。

深受苏联内务部与中国公安系统的影响，他们在南方敌后建立秘密情报网，识别并清除美军及南越政权安插的间谍，保护北方地下党组织，维持后方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许多越南老一辈公安干部至今记得那段岁月：“白天是普通民警，晚上可能是秘密交通员，随时准备抓捕叛徒或保护干部转移。”

1959年，越南成立了“武装人民公安”，专门负责边防和重要目标警卫；

1962年，越南正式确立了人民警察警衔制度；

1975年南北统一后，虽然一度与内务部合并，但1998年越南国会通过决议，恢复公安部的独立地位，并明确其为政府组成部门之一。

1957年1月31日，胡志明访问了第350师第650营（负责保卫首都的部队，即武警的前身）师部

战争结束后，这套高度集权、垂直领导的组织网络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新政权最可靠的“刀把子”。

一位退休的公安老干部在接受越南国内媒体采访时回忆：“改革开放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政权稳定，抓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改革开放后，任务变了，但公安永远是党的最忠诚卫士。”正是这种从诞生之日起就根植的政治保卫属性，为后来权力的大幅扩张与巩固，提供了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及保障。

1986年，越南启动“革新开放”（Đổi Mới）政策，标志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私营企业大量涌现，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外资涌入，国际贸易规模急剧扩大。

与此同时，新问题也接踵而至：经济诈骗、走私、跨国贩毒、假币制造、地下赌场、劳工纠纷、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意识形态的侵入与防范……这些都超出了传统公安体系的应对范围。

1978年3月，河内、胡志明市公安局设立抢劫犯抓捕队

为了适应新形势，越南公安部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逐步横向扩张职能：接管了出入境管理、户籍登记、边境检查；成立专门的经济犯罪调查局、反毒品犯罪局；开始组建早期网络安全与高科技犯罪防治部门。

1998年，越南国会通过第13/1998/NQ-QH10号决议，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公安部的职责范围，包括反间谍、刑事侦查、消防救援、执行刑事判决、维护社会秩序等。

到2000年代中期，越南公安部已从单纯的“警察部门”，转型为综合性的国家安全与执法机构。

这一阶段扩张的内在逻辑非常清晰：市场经济需要更强有力的秩序维护者，而公安系统因其垂直领导、纪律严明、覆盖全国的组织优势，成为越南共产党与政府最信赖的职能工具。

时任公安部长黎洪英曾在内部会议上说：“公安不是只管抓小偷的，我们要管住整个社会的稳定底线。”这句话后来成为越南公安干部的“座右铭”。

到2010年代初，越南公安部已悄然接管了全国人口数据库的建设权，为后来的数字化管控奠定了基础。

2016年后的权力大集中、基层与数据掌控

2016年，是越南公安部历史上的重要年份，也是越南公安部迈向“超级”地位的分水岭。

这一年，职业警察出身的苏林正式出任越南公安部长。

时任公安部长的苏林大将

苏林，1957年出生于兴安省一个公安家庭，他的父亲就是老公安干部。

苏林于1974年考入越南人民公安学院，1979年毕业后一直在系统内工作：从基层政治保卫部门起步，逐步升至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副部长，2016年4月接掌公安部，2019年被授予公安大将军衔，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苏林上任后，立即推动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改革。2018年，越共中央通过“精简国家机器、提高治理效率”的重大决议，公安部被选为改革试验田。

根据越南政府总理第01号议定，公安系统启动大刀阔斧的机构重组：全国范围内取消6个总局、55个局级单位、近1200个处级单位；地方公安裁撤500多个处级单位、1000多个队级单位；消防警察署整体并入省公安厅；多个犯罪侦查局合并，专门新设“网络安宁与高科技犯罪防治局”。

越南官方解释是“减少中间层级、压缩冗员、提升战斗力”，但观察者普遍认为，此举实质上极大强化了公安部对全国警察力量的垂直集中管控。

2024年，苏林的个人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5月当选国家主席，8月在阮富仲逝世后，接任越共中央总书记。

2026年1月23日举行的越共十四大上，苏林以180票全票连任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并公开承诺“2026～2030年实现GDP年均增长10%以上，把越南建设成高收入国家”。

为支撑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苏林在2025年发动了新一轮“机构精简革命”，全国公务员编制裁减10万至15万，63个省合并调整为34个，县级行政架构被大幅压缩，乡级单位减少超过6700个。

新落成的越南公安部大楼

越南公安部则在这场大手术中再次扮演了先锋角色。2025年2月18日，越南政府发布了第2号议定，正式撤销全国694个县级公安机关及其下属5916个队级单位，公安体系彻底精简为“部—省—乡”三级垂直管理。越南县级公安的历史使命就此终结，所有刑事侦查权上收省级，行政审批权下沉乡级。

越南公安部发言人黄英宣少将在当年3月5日的政府例行记者会上宣布：“改革后，乡级公安机关至少配备12名以上干部战士，负责人拥有更大权限。从3月1日起，乡级公安可直接办理35类行政手续，包括出入境4项、身份证发放管理16项、电子身份认证1项、机动车登记11项、投资安全秩序管理3项等。”

这一变化对基层民众的生活影响是革命性的。以中部岘港市郊区一个叫清溪的乡镇为例，过去居民办理车辆过户需要到区（相当于县级）公安局，平均耗时7～10天。

现在，乡公安所的民警可以现场勘验车辆、拍照上传、即时审核，当天完成登记并打印临时牌照。乡镇干部私下感慨：“以前县里的人很少下乡，现在公安天天在村里转，政府的存在感前所未有地强。”

与基层下沉同步，越南公安部在数字时代的权力扩张更为激进。越南的全国人口与居民身份数据库从2010年代开始建设，目前由公安部全权管理并运营。该数据库已实现与15个中央部委、34个省市的实时互联，累计查询量超过257亿次。

2012年推出的VNeID电子身份系统，最初只是电子身份证的补充，如今已升级为“国家数字超级平台”：居民可以通过手机APP完成几乎所有政务服务、金融开户、医疗预约、交通罚款缴纳、税务申报等。

越南警察开展便民活动

2026年起，所有银行新开户必须通过VNeID进行生物识别验证。

2025年8月，越南国家数据中心1号工程提前竣工，整合了16个国家级数据库、1.57亿条核心记录。苏林亲自视察时要求：“2026年第一季度必须建成正确、齐全、干净、鲜活、统一的全国综合数据库。”

同年12月，越南公安部正式推出“数字公民积分”制度草案：居民完成VNeID实名认证即获基础100分，此后根据在线政务参与度、数字行为合规性、纳税记录、志愿服务等累计积分。积分分为三档：350分以上为“活跃数字公民”，可享受行政手续全免、税费减免、政务绿色通道、优先医疗预约等；100～349分为“基本数字公民”；低于100分则被归为“未分类”，部分服务受限。虽然，越南官方强调这是“正向激励机制”，但国际人权组织和数字治理研究者普遍将其视为“越南版社会信用系统”的雏形。

更具标志性的是越南公安部对电信与网络基础设施的直接介入。2025年2月，越南政府决定将越南第三大移动运营商MobiFone，从国资委划转至公安部直接管理。

此事件的背景，可追溯到2018年的MobiFone收购AVG电视服务公司贿赂案，当时公安部主导调查，发现涉案金额高达300多万美元，多名高管落马。如今，MobiFone“物归原主”，官方理由是“涉及国家信息安全与数据主权，必须由专业安全部门管理”。

2025年7月，公安部又提出收购FPT Telecom多数股权的计划，进一步扩大在宽带与数据传输领域的控制权。

海防市的机动警察分队

2025年12月10日，越南国会通过新《网络安全法》，自2026年7月1日起生效。该法明确公安部为网络安全统一管理机关，拥有IP地址识别、数字账户验证、非法内容删除、紧急断网响应、数据留存调取等广泛权限。

2025年10月，越南国防部与公安部在举行联合会议后，就网络安全分工达成一致：战略网络由军方负责，民用网络与数据治理由公安部主导。

公安系的政治崛起

越南公安部权力急剧上升的另一关键推手，是2016年以来持续推进的“熔炉行动”（đốt lò）。

苏林作为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亲自指挥并主导了多起震动越南全国的大案要案。落马高官名单令人触目惊心：多名现任和前任部长、两位国家主席（阮春福、武文赏）先后辞职、数十名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被查处，甚至一些已退休多年的老领导也被追加处分。

2023～2024年曝光的张美兰（Trương Mỹ Lan）万盛发金融诈骗案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牵连银行、房地产、证券多个领域，越南公安部主导的专案组追回巨额资产，成为“熔炉行动”的标志性战役。

这些大案的深层效果是政治版图的重塑。竞争派系被大幅削弱，许多关键岗位出现空缺，而填补这些空缺的往往是公安系统出身或与苏林关系密切的干部。

2024～2025年间，越南全国涌现出一批“警察从政”现象：多位省公安厅长直接出任省长，市公安局长升任副省长或市委副书记。

苏林的兴安省籍背景更让一批同乡或老部下获得快速提拔，形成高度忠诚的政治网络。2026年十四大后，越南政治局中公安系背景成员占比接近一半，现任公安部长梁三光（Lương Tam Quang）等多名苏林亲信进入核心决策层。

现任公安部长梁三光大将

为什么越南会出现这样一个“超级公安部”？从制度逻辑上看，主要有三点：第一，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始终是一党领导体制的最高优先级，公安系统天然承担“保卫党保卫政权”的核心使命；第二，行政效率改革需要一个垂直、高效、覆盖广的执行载体，公安部的组织优势无可替代；第三，数字时代下，数据已成为国家治理最关键的战略资源，而公安部由于历史原因，早已掌控人口、身份、生物识别等核心数据库，顺理成章成为数字治理的中枢。

现任越共总书记苏林曾多次公开表示：“没有安全稳定的环境，就不可能有高质量发展。”他承诺的10%年均增速，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个“强力引擎”，来保障执行力、打击腐败、维护秩序、推动数字化转型。

然而，权力高度集中的另一面，是监督机制的潜在弱化、社会多元声音的压缩，以及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长期影响。

此外，大规模机构精简也带来内部阵痛。数万名被裁撤或转岗的公务员和警察面临着再就业压力，一些基层单位出现“人少事多”的局面。军方与公安之间在电信资源（军方控制Viettel，公安控制MobiFone）上的潜在竞争，也被部分观察者视为未来权力平衡的隐忧。

2026年的越南，正站在一个关键十字路口。

越南公安部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警察部门，而是国家安全堡垒、数据治理大脑、行政管理平台、基层治理触角、数字经济守门人的复合体。

它在推动越南向高收入阶段冲刺的同时，也把“效率与稳定”与“权利与制衡”之间的张力，赤裸裸地摆在了整个社会面前。

未来越南政治与治理模式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个“超级公安部”如何继续演进，以及国家能否在高速发展、强力控制与可持续开放之间，找到一条不那么极端的平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