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 1000年前的撤县建市

作者: 张晓东

北宋灭南唐后，承袭了江阴的军级建制。但江阴的这个军级建制并不稳定，两宋历史上江阴有三次被废军为县（或县级军），又三次复为州级军的历程。

江阴设军自南唐昇元间开始，辖江阴一县。北宋灭南唐后，承袭了江阴的军级建制。“军”起源于唐朝，是朝廷为防御蕃部扰边，在屯驻戍边处设置的军事管辖区，掌管军事并兼理民事。南唐时，特别是后期，江阴处于南唐与宋、吴越国三国边境，为军事重镇，所以设为军。宋初，宋太宗赵匡胤为削藩兵权，将“军”改为州级行政建制，直属中央，其地位相当于“下州”。

南宋时，军还分为州级军和县级军，州级军相当于现在较弱的地级市，县级军则相当于现在较强的县（县级市）。

两宋时期，江阴主要以州级军的行政建制存在。北宋统一中国后，江阴已经不再是前线和边防，之所以还设江阴为军，应该是考虑江阴地处江海交通要冲，地理位置重要：军事上，一旦发生战争，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日常防御的重点区域；经济上，江海航运发达，港口贸易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支撑州一级的行政开支。

但江阴的这个军级建制并不稳定，两宋历史上江阴有三次废军为县（或县级军），又有三次复为州级军的过程。三次废军分别是淳化元年至三年( 990年—992年) 、熙宁四年至建炎二年( 1071年—1128年) 、绍兴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 1157年—1161年) ，其中第一次时间仅为两年，因缺乏史料记载，原因未明。本文主要介绍一下另两次“撤县建市”的历程。

据江阴人缪荃孙所著《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第十五卷宋（二）记载：

先是，知常州晋陵县王九成言：“江阴军与臣所治接壤，今常州兼有晋陵等四邑，仅可供役。军比之州，止省通判，他官属皆同，以一县给之，宜民之困于役也。若省为县，则长吏官属皆可罢。”是月废江阴军为县，隶常州。

王九成的意思是常州下辖了四个县，也只勉强可以满足州县两级的差役需要。你一个小小的江阴军，官员只比常州少一个通判，仅凭下辖一个县，老百姓的徭役必然很重，如果废军为县，可以少掉许多州级官员，减轻百姓负担。王九成的建议效果显著，江阴立即被废军为县，并隶属常州。

按说王九成只是常州晋陵县的知县，人微言轻，却居然让江阴地级市的地位不保，有点让人费解。但结合当时的国情，就不难理解了。这一年是熙宁四年，王安石执政变法的第三个年头。王安石对江阴应该是有感情的，他的女婿蔡卞此时还在江阴县为官，之前王安石还曾求守过江阴——当然是州一级的江阴。王安石求守江阴不成，却当了常州知州，所以论感情可能对常州更深一点。当然，这些都不是江阴废军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这一建议正迎合了朝廷任用王安石变法的要旨。

熙宁二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施变法，旨在改变北宋立国以来积贫积弱的状况。北宋贫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太多。一是冗官太多，一方面宋朝的科举取士大大增加，据统计两宋取进士十万余人，而唐元明清四个朝代进士数量才七万余名。另一方面因恩荫得官的太多。清朝史学家赵翼在他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写道“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二是皇族人员太多。两宋在经济上优待皇室宗族，且两宋不像唐朝，一般五服之内才承认皇族地位，两宋于五服以外的宗室都算皇族，虽然政治上地位不高，但经济上待遇优厚，致使皇族成员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些因素让朝廷财政状况日益恶化。王安石的改革当然不能革到皇族的头上，对于冗官还是有一些余地的。

再来看看江阴的情况。北宋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中记录了熙宁废军之前江阴的情况:

江阴军北距大江，地僻，鲜过客将迎之烦，所隶一县，公事绝少；通州南阻江，东北滨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讼稀事简。仕宦二州者，最为优逸，故谓江阴为两浙道院，通州为淮南道院。

江阴、通州两地，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民富有，治安良好，过客罕至，官员极为清闲，甚至被视为道院，这样的地方自然没必要太多官员。于是江阴废军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当然，当时被废的也不止江阴一军，史载“熙宁中废并天下州县，迄八年，凡废州、军、监三十一”。

这次废军，给江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废军期间，江阴人口激增，经济、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据史料记载，熙宁十年( 1077年)，江阴县商税岁额较废军前提高了3倍有余。宋徽宗政和年间( 1111年—1117年)，江阴“居民富饶，井邑繁盛，台门雉堞，与列郡等”，“地广民稠，为毗陵五邑之冠”。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 江阴县更是“商旅般贩浩大，所收税钱，过迭常州之数”——江阴一县的税收超过了常州！

《建炎复江阴军牒》

从熙宁四年到建炎二年的五十七年时间里，江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宋王朝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北宋已亡，徽钦二帝正被囚禁在五国城坐井观天。

在金军的军事威胁下，江阴重新成了前线边防，军事地位愈加凸显。鉴于江阴的军事、经济地位的显著提升，建炎二年，江阴县父老胡崇等向朝廷建议恢复江阴军建制，这一建议立刻得到批准，江阴县遂于当年十一月升为“州级军”。这件事被记录在缪荃孙纂《民国江阴县续志》卷二十一“石刻记”《建炎复江阴军牒》中。

建炎江阴复军，最受伤的自然是常州。常州不仅失去了江阴县这个州财政的主要来源，而且失去了江阴这个重要的港口。五十多年来，江阴已成为常州五邑中最重要的区域。所以常州动用各种政治资源，谋求江阴再次废军。

先是常州人，时任平江府（现苏州）知府的孙觌给时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范宗尹写信（《与范丞相书》）称：

改天长、江阴为军尤为无理，两州疏失两县租税之入，两县又纷然建立官吏，召募使令，掊聚禄廪，创置公使，独任一州，供亿之责，诛求百出，民不堪命，此何也!

大致意思有二：一是江阴复军，常州失去了江阴的租税收入；二是江阴复军，增加了不少官吏及州级事务差役，老百姓负担加重。为了不突出专为常州谋事，还把天长拉了进来。但天长与江阴情况不同，天长虽然人更少，经济也远不如江阴发达，但主要是因为其在军事上更加靠近北方边境的位置而复军；而江阴经济如前所述，体量甚至可与常州相酹，所以孙觌的理由并不成立。朝廷也并未予以理会。

在此期间，江阴经济社会则愈加发达。江阴一方面吸纳了大量南渡的北方移民定居江阴，人口大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江阴的港口便利，绍兴十六年，朝廷应两浙路市舶司所请，在江阴设立了市舶务，江阴的港口更成为海内外通商大港，成为南宋北方第一大港。设立了市舶务之后，江阴即有权向海外舶商发放公凭，可以吸引更多的海外舶商来江阴或者途径江阴去内地贸易，给江阴带来了大量的包括税收、抽解、博买等带来的市舶收入。

这段时间江阴发展可谓欣欣向荣，而常州申请朝廷废江阴军为县的努力也没有停止。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孙觌又写信给时任左仆射、同平章事的沈该（《与沈相书》）:

去年温、明州私盐百余舰往来江中，杀掠商贾，又各自立党，互相屠戮，江水为丹。军城外公然卖盐一斤五十钱，西上晋陵、武进境上数十聚落皆食此盐，而石排、小河两巡检兵反贩卖菘菜、萝葡为卖盐家淹藏之用，而官盐百余钱一斤终无一金之入军，江阴为军可见无补。大抵更法立制必权利害轻重，利多害少，行之不疑，如罢军为县，但胥辈不便，而百姓有更生之赐耳。

孙觌致信丞相沈该的意思是：江阴军本承担江防重任，却任由私盐贩子在江中杀害商人，并将私盐卖到常州境内，江阴的驻军却热衷经商，侵吞官盐专卖之利，可见江阴设军弊多利少，为百姓考虑，建议罢军为县。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二月六日，常州无锡县人，曾任常州知州，时任临安府知府的荣薿上书:

“江阴军本常州属县，建炎之初，沿江守御，权改为军，候士马宁息，依旧。臣前知常州，备见本处虽改为军，于朝廷初无所补，而民间实备其害。盖财赋本出一县，而官兵请终券，食公库，将迎使客，乃供一州之费，遂使徭役科率倍于他州，而又常州失此一县之赋，两皆受弊，欲乞将江阴军复改为县。”从之。

荣薿的理由无非也是炒炒冷饭，没有什么新意。但在众多朝廷高官的轮番操作之下，江阴于绍兴二十七年二月再次被废为县，隶常州，仍诏存屯兵三百八十余人，以知县兼军使。与上次不同的是，江阴的军额还在，但由知县兼任军使，说明江阴被降为了县级军（从知县角度也可说是县。）。

江阴的再次降级，遭到了江阴兵民的强烈反对。绍兴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宰相沈该等上朝奏事，宋高宗赵构对他们说：“江阴罢军为县，兵民不肯听从，遂集众宣哄，若不行遣，何以号令天下?”皇帝亲自过问，可见当时江阴兵民抵制、抗议的激烈程度。

朝廷一方面弹压江阴军民的反对情绪，另一方面也派人评估这一次废军为县的效果。绍兴末年，朝廷指派左朝议大夫、暂权平江府事林安宅到江阴调查，调查的结论是：

（江阴）自废军之后，全无裨补常州事宜……后来改军为县，废罢场务，客贩不通，居民失业，流徙他方，及本县夏税内丁、盐、铁、绵、绢，旧为军日，均于客户送纳，废军之后人烟稀少，所亏之数，均及（主户），比之旧年，增加钱数，民受其害。兼为县之后，禁地既蹙，客旅萧疏，酒税课利亏失元额，违欠上供诸色钱数至多，无从椿办……本司今契勘江阴昨为军日，赡养本军官兵、椿办朝廷岁计，每年三十九万四千七百二十九贯三百三十九文，常年并皆足备，即无拖欠。后因废军为县，客旅稀少，居民失业，酒税亏额，自改为县，至今四年，已是拖欠上供诸色钱总计四十五万九千余贯文。

总之，江阴废军之后，不仅于常州无所裨补，而且大大影响了江阴的发展，造成了江阴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拖欠了大量应该上交中央政府及军方的钱额。结论是，这次废军弊大于利。当时又正值金国皇帝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侵，于是在该年（即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十一月一日，再次恢复了江阴为“州级军”建制，这次废军历四年，并终宋一朝再未降级为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