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代记者的矛盾、无奈与悲剧——黄远生的人生追求与职业心态探究

作者: 李向辉  张冬平    来源: 兰州大学学报

导 读

内容摘要：黄远生一生以记者名世，但从其投身新闻领域至离京赴沪宣布与袁世凯决裂期间的人生历程看，记者职业只是他众多职业的一种，他同时还热衷于多种社会活动，与当时的政坛也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对民国初期的政党和政治完全失望后，他宣布脱离一切党派，但始终无法真正保持独立。在袁世凯势力步步紧逼下，黄远生宣布与之决裂。此后他开始反思包括记者职业在内的既往人生活动，并深切忏悔。在《忏悔录》中他全盘否定了此前人生，准备放弃记者职业，远赴海外，希望在改造自我、重塑人格的基础上，以提倡新文学、致力思想启蒙为手段，探求“救世牖民”新途径，但不幸成为未竟之业。黄远生短暂的一生极富悲剧色彩，贯穿着深切的内心矛盾与精神痛苦，于乱世夹缝仍不忘擘画心目中理想新闻业态与合格新闻记者的样貌。从黄远生的内心纠葛，可以管窥民初新闻职业化早期记者的共同宿命。

新闻事业的“职业化”被视为民初新闻史上“最突出、最熠熠生辉的进步”。标志之一便是一批职业记者的横空出世，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刘少少、徐彬彬、张一苇、胡政之，等等。新闻史家之所以对这批人津津乐道，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新闻学修养和办报经验，又有较好的中西学问基础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大都对新闻采写或办报情有独钟，能将新闻作为一个完整的职业来从事，许多人以新闻采访和写作享誉报界”，是当时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人物，他们“以笔为剑，纵横捭阖”，“使报纸新闻得到更多重视”的同时，“报人的地位也得到提高”。这批人中，黄远生一直被视为“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民国‘名记’第一人”，“操新闻生活”的“不世之才”。

在很多语境下，“第一个”“第一人”是一种赞誉，但从历史演进的必然性和规律来看，“第一”又常常意味着思想、理念的不明确与不成熟，以及内心世界的新旧缠结与碰撞。回顾这位职业记者“第一人”短暂的一生，我们不禁要追问：黄远生对记者职业究竟是怎样认知的？新闻记者在其人生各项活动中处于什么位置？在从事记者职业过程中，他的认识、态度、情感、心理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其内心是否存在矛盾与无奈？当时政治作为影响清末民初转型中诸多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重要因素，对黄远生的职业行为有怎样的影响？从南下上海发表与袁世凯、与民初政坛脱离关系之宣言后所做的著名“忏悔”中可看到他何种反思？从其一生职业追求与心路的变化和最后的忏悔中可以窥察到处于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型的知识人”转型的初代记者的何种思想心理情状？

带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拟以黄远生1909年步入记者职业至1915年殒命异国六年间的职业行为表现与思想认识的发展变化为研究对象，以还原历史情景、回归历史现场为研究追求，以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为研究态度，试对黄远生一生职业追求、思想和心态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度描摹，期冀一方面深刻认识其作为初代记者的精神特质，另一方面透视民初新闻“职业化”之初新闻与政治、记者职业命运与社会时代间或相互缠结或激烈碰撞的复杂关系。学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黄远生的生平轨迹、职业选择、新闻实践等议题，对其多重身份认同问题也有讨论，不过在黄远生职业心态与心路变化层面尚有不小的发掘空间。

一、游移于政治与新闻之间: 步入记者职业领域之初的心猿意马

黄远生（1885-1915），字远庸，1909年参与李盛铎授意创办的远东通讯社，成为其记者生涯的起点。作为以“名记者”立世的职业记者先驱，黄远生步入记者职业有其特殊性。他既不像自办报刊的“拓荒者”王韬基于“谋生计”“求自见”等现实需求，也不像清末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人基于宣传需要，更不像邵飘萍从小怀有记者梦，而是基于自身性格特点、学识与思想准备、求学阶段对报刊的接触，以及留日期间的人脉积累与李盛铎的建议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偶然中带有必然性。

之所以说必然是因为，黄远生早期生活并未显现出对新闻职业的兴趣，但其成长经历却隐含着日后步入记者职业的诸多有利因素。性格方面，黄远生从小有主见、有正义感，敢于指斥社会陋俗恶习，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不喜循规蹈矩。不得不说，这些性格特点同时也是优秀记者的品行与素养基础。学识与思想准备方面，黄远生出身书香世家，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熏陶、诗文写作训练及新式学堂教育，留日期间的学习更使他博通古今、融通中外，奠定了他日后写出有才情、有思想的新闻通讯和论说的能力基础。在南浔公学求学和留日期间，他大量接触报刊，或为了解时事阅读报刊，或为“换取一些稿费购买各种书籍”给报刊投稿。这种近距离接触使他对报刊的社会功能有了一定的认知。留日时期，他经常参加学生团体活动，既锻炼了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客观上也为他回国后游走于政要之间获取珍贵新闻信息积累了人脉。早年他甚至还参加科举并高中进士，一度进入清末官场，也成为其日后获得独家新闻素材得天独厚的优势。

之所以说偶然是因为，黄远生一直未主动产生从事记者职业的想法，但一向受其敬重、与其保持深厚交谊的清末著名政治家、出洋五大臣之一的李盛铎，因为了解他的性情与能力提出了建议：“余语君以西人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君从事新闻记者之业，实基于此”。黄远生本无做记者之志向，却在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偶然中包蕴必然，最终踏进记者职业领域。

步入记者职业的前四年（1909-1913），黄远生频繁参与各种新闻职业活动，他对记者职业展现出极大热情。这四年，他以旺盛的精力，或担任报纸特约通信员，穿梭于各种新闻源之间，不断撰写新闻报道和评论，或参加记者行业组织，发表演说，或亲自创办报刊以论时事。这个时期他先后参与或同时参与的新闻职业活动主要有：负责远东通讯社社内事务，为《申报》等报刊撰写文章，被《东方日报》聘为“特约通讯员”，被《时报》聘为“北京第一特派员”，担任《庸言》撰述，担任《论衡》杂志撰述人，与张君劢、蓝公武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参加万国新闻记者大会、万国杂志公会、中日记者俱乐部、中外报纸恳亲会等新闻团体组织及其活动。

在频繁、广泛从事新闻活动的同时，这个时期黄远生对报纸的性质与功能、记者的角色与责任、报纸言论的作用等逐渐积累了自己独特而深入的看法。在对报纸的性质与功能的认识上，他认为，“所谓报者，文明机关之一也”，“报之发达，与文明之发达为比例”。报纸要想促进“文明之发达”，有赖记者对自身角色与责任的认识。记者的角色与责任为何？他认为，记者为“社会之耳目也，喉舌也”。但“物象至繁，耳目至简，汝之所视及汝之所听，皆汝主观，非物真象”，在此情况下，记者如何能很好履行“耳目”“喉舌”之责、避免“主观”、揭示“真象”？黄远生的回答是，必须“益念耳目喉舌之难能，而愈思懍懍其职责者”。在对报纸言论的认识方面，这个时期他对报纸言论非常看重，认为报纸言论为“国家之元素”，对“发挥公论”“培持元气，固植根本”“挽回国家元气”具有重要作用；报纸言论应“表见国民真正之精神”，不能“暮气”沉沉，不能“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报纸言论必须基于“良心”。他认为，能否自由发抒言论，能否发抒基于良心之言，比“身死或族灭”都重要。而如何发挥报纸言论的重要作用？黄远生认为，必须立足国家、国民利益，“与腐败之政府宣战”“与腐败之官僚宣战”“与腐败之政客宣战”“与世界之眼光相针对”“呼号困苦社会之不平”“欢迎有气力有血性的事业”，必须摒绝各种利益关系与党派关系，“不受请托”，不加成见，“不问党派但问公理”“不问恩怨但问是非”。同时，他认为，记者发言立论必须慎之又慎，实事求是，不可主观臆断，不计后果，不可“造作文字，遇事生风”。基于对报纸言论重要性和记者坚守原则的认识，黄远生对民初言论界种种乱象表达了强烈不满，进行了激烈批评。

虽然观念上对报纸功能、记者角色、报纸言论的作用十分重视，也加深了认识，但考察这一时期黄远生事业轨迹可以看出，他步入记者行业的同时，仍十分热衷其他社会政治活动，如在政府任职，参加政党活动、社会团体活动，担任教员和律师等。1909年留学回国后，黄远生在参与远东通讯社工作的同时，先后担任过清政府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图书编译局纂修官等。《忏悔录》中他曾说，“余既为流氓之官一年有余，亦以余力兼为报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的新闻活动反而是一种“兼职”或“业余”活动。辛亥革命后，黄远生虽“立意不做官，不做议员”，然而目光始终关注政坛。自1911年1月加入帝国统一党后，黄远生先后加入过宪友会、国民协进会、民社、共和党、进步党等党派并在其中担任相应职务，频繁参与各政党活动，任发起人或重要负责人，作为特定政党成员在活动中发言，参与起草政党章程。除政党活动外，他还热心参加各种社会团体活动，如中日协会、中日国民协会、法政研究会、法政同志会、法学会等，甚至担任过京师大学堂经文科教员和一些重要案件的辩护律师。作为诸多社会团体发起人或重要负责人，他或参与起草其章程，或发表演说宣扬法律知识。总之，踏入记者职业领域前四年，他并未专一于记者。新闻活动与工作只是他众多工作之一，记者身份也只是他众多社会身份之一，此时黄远生尚未显现出对记者职业的特殊偏爱。甚至可以说，这时他最看重的是时政局势。《申报》在黄远生不幸遇难后发表的评论中明确说，“远庸君之所谓心愿，最初欲于政治上有所发挥”。

另外，这一时期黄远生还存在一些行为与其记者职业主张相悖。其中最常为时人和后世诟病的，是1913年7月他向袁世凯政府呈递秘密条陈，建议对“反对党”“叛党”报纸进行“检阅”与“法律干涉”，建议“组织一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及记事”。上呈条陈这一行为，明显是统治者臣子的本分，而非记者职责。尤为重要的是，条陈的内容与其主张的记者应持守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对黄远生的条陈，袁世凯十分重视，专门批复后转给了内务总长处。此条陈在当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1913年的‘癸丑报灾’，黄远生负有一定的责任”。

已步入记者职业领域的黄远生，何以会有此举呢？综合各方面情况，此事可能与他当时的政治立场、热切挽救国家的心绪，以及对袁世凯强力领导者能力的认可相关。黄远生素与梁启超等改良派私交甚密，此时梁启超正欲笼络袁世凯，黄深受改良思想影响，与多数改良派一样对袁世凯怀有特殊期待，这恰恰与革命派和反对党的政治思想和救国主张存在较大差异，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也存在分歧。面对沧海横流的现实，黄远生期望的救国方式是由一个开明且强有力的领导者统领时局，帮助国家摆脱混乱和危局。在当时的黄看来，袁世凯正是这样的强力领导者。他曾总结袁世凯的五个优点，“意志镇静，能御变故”，“经验丰富，周悉情伪”，“见识宏远，有容纳之量”，“强悍奋发，勤于治事”，“拔擢才能，常有破格之举”，并因此认为，“袁总统之势力魄力经验，中国今日无可比偶，维持危亡，惟斯人任之”。这可能正是黄远生建议压制“反对党”报纸的秘密条陈产生的根由，从一个侧面也可窥见这一时期黄对政治的热衷程度。

在踏入记者职业的前四年，黄远生的新闻活动虽繁复多样，且对报刊、记者及言论工作产生了诸多深刻见解，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他最看重的仍是参与政事，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热情和精力。他从事新闻活动，撰写文章，乃至创办报刊，也多是出于介入政务的考量。当然，他热衷的并非政治权力，也无意做官，而是力图廓清社会腐秽，促使国家摆脱混乱和危局。在这个意义上，指出记者只是他众多社会活动与事业之一种，并非苛责，反而更凸显出黄远生作为初代记者人生追求的丰富性、思想的复杂性，以及对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另一角度看，黄远生的政治热情和积极参与各种党派与社团活动，有助于其获得独家消息，提高其所撰文章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对他今后的新闻事业大有裨益。此时，黄远生对报刊功能与作用等的认识尚停留在清末政论报刊时代，主要聚焦于言论而非重视新闻本身，缺乏明确的职业自觉意识。

在政治与新闻之间游走了四年后，1913年10月，黄远生突然发表了“不党”宣言，宣布与一切政党脱离关系：“鄙人言论为活，无党最佳，往日有党如无，此后更不须有党，自今以往，请宣告与所隶属之党脱离，并誓言终吾之身，吾之名字永远与党之一字断绝连贯的关系。”原本醉心政党政治的他突然宣布与一切政党脱离关系，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意味？

从黄远生通告的内容与表述看，之所以宣布“不党”，显然与其对当时政党活动的失望有关。应该说，黄远生对政党的认知一直颇为积极，他认为，“政党者，舆论政治之下必发生之品也”，舆论政治与政党“有不可离之关系”“欲巩固国家，莫如发达政党”，法治之国“不可无党”，“立国不能无党，国有两党，犹言两力，两力互发，其力相剂，而国群乃得中正刚健循序发达之美效”。然而，令他沮丧的是，当时他所热衷参与的各政党在他看来均背离了建党之初的目的，丧失了真正的机能，变成了藏污纳垢之渊薮和“万恶之傀儡”“奸民之护符”。“各党以图取势力，故遂不能不于稍有势力者皆牢笼之，至其人清流、浊流不暇计也”，“刁生掠监、奸胥土豪，但肯投诚，无不倒屣”。这完全不是黄远生希望的“法治国之必需品”的政党。在《三党合并论》中，他历数“中华民国之三大政党”的罪恶，认为自有此三党后“入主出奴，党同伐异，而中国几无公是非、无真毁誉，一般无耻之官僚，反得利用为护符，而立于不败之地”，“烂头烂胃之徒，纷纷蠢动，皆足分党中之余润以为活，而徒以痛苦吾真正之国民”，“全国稍有才力聪明之士，各据旗帜，奋矢相攻，彼此立于不共戴天之地，而全国乃骚然内讧，以坐待他人之宰割”。正是现实中政党种种为人不齿的行径，使本来对政党翘首企足、满怀厚望的黄远生产生了挫败感和失落感。再加上他所目睹的“上至国家，下至社会，一切现象，无不令人伤心短气”，“政界大势日益混沌，腾波造浪，已渐率国运于断横绝流之中”的现实状况，使他对民初政党乃至政治日渐绝望，心灰意冷的黄远生毅然宣布“不党”。

另外，从事记者工作遭遇到来自党派的倾轧也是促使黄远生宣布“不党”的重要因素。在从事新闻活动中，来自政党的压制与逼仄使其撰述活动经常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无法独立自由地发表言论，臧否国是。“既成一党，诚不能不与本党之人，略有隐恶扬善之谊。”这显然违背了其心中记者的职业准则与伦理。考察“不党”通告发表前黄远生所有报刊活动可以发现，其为之撰稿的报刊几乎都与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三少年”自创的《少年中国》周刊，本无任何政党背景，但因“三少年”“热血过度”言论激烈而被梁启超“颇致讽劝”，终止了发行。这种情况与黄远生对民初政党乃至彼时政治的失望和厌恶结合在一起，遂使他毅然宣布“不党”。

宣告与所有政党脱离关系后的黄远生，与之前相较，对报刊功能和报纸工作的看法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此前强调言论向强调新闻纪事的重要性转变，开始意识到新闻的重要性，强调报刊的纪事功能，认为报刊应更重视事实的记述与呈现。在《本报之新生命》中，他说，“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殆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急于有主张。”同时，他认为，“消息盈虚，动关生死”，“是以吾曹以后当力求开拓心胸，放眼以观域外”。在《新年闲话》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夫新闻以报道真正之事实为主”，强调报刊纪事功能，认为报纸最重要的工作是“报道真正之事实”，同时对如何报道事实和报道何种事实也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吾人所综合之事实，当一面求其精确，一面求其有系统”，应使读者从有限的事实中看到“万象”，即所谓“一可化万”。

重视报纸新闻纪事功能，并非完全否定报纸发表言论之功能。这个时期的黄远生对报纸的言论功能依然十分重视，只是特别强调报纸言论的独立、客观、不偏不党。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本报之新生命》中的一段话：“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于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绝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绝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其撷取其他之所主张之时，其始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可以看出，此时的他不仅明确强调报纸言论必须客观，而且非常具体地阐述了变主观为客观的努力方向和实现方式，即要想做到言论“客观”，在造言立言时不仅须“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且须不以自以为正确的主张“排斥其他主张”，若存在不同主张，应在综合各种事实基础上做出判断。

宣告“不党”和重视报刊的纪事功能，给黄远生的新闻实际工作带来了很大变化，所主持的报纸上新闻纪事类内容的比重明显增大。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此时主编的《庸言》杂志上。由于《庸言》的创办者梁启超转而从政，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黄远生充分的编撰自由。从杂志的栏目设置看，梁启超主编时期的《庸言》设有通论、专论、杂论、外论、要闻、随笔、谈艺、文录、说部等，黄远生担任主编后，则取消了通论、专论、杂论、外论等栏目，每期一开始是重大时事评论五至十篇，紧随其后的是海外新潮、本国大事记、文录、诗录、研究资料、重要法令摘要等栏目。可以看出，黄远生主编后论说类内容的比重明显下降，而报道新闻、传递资讯等纪事性内容大幅增加，尤其是海外新潮、本国大事记、研究资料、重要法令摘要等板块，以记录国内外重大事实、提供各类信息和资料为主要目的，充分体现了黄远生在《本报之新生命》中所提倡的“裒集内外之见闻”的纪事功能。宣告“不党”后另一变化是，黄选择受聘于没有政党背景、相对独立的商业性报纸《申报》，担任其驻京通讯记者。这一决定的具体时间暂不可考，推测一下，1914年1月5日，黄远生在《申报》发表首篇文章《岁暮余闻》，宣告“不党”的时间是1913年10月，大概就在这几个月间。

无论是宣布“不党”，还是报刊认知从重言论向重新闻转变，抑或是选择任职没有党派背景的《申报》，黄远生最核心的目的显然是使自己尽可能远离政治事务。但考察这一时期他作为记者的具体工作，发现其在新闻工作中并未真正做到不偏不党。从此阶段的撰文来看，他并未做到独立、客观地就社会政治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反而是选择了回避。梳理其发布“不党”通告的1913年10月至1915年9月与袁世凯决裂期间的文章，与前一时期相较最明显的变化是，与袁世凯相关的通讯或评论开始变少。此时正属袁世凯紧锣密鼓为其复辟进行舆论造势的关键时期，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冲突一触即发。就新闻媒体监测环境、关注社会政治重大议题的职责而言，此时黄远生理应对社会热点与时政焦点进行反映，代表公众发表意见，然而，他重点关注的却是内阁、盐政、交通、财政、司法、欧战等问题，几乎未见涉及袁世凯及其复辟潮中重要时事的文字。这种明显的回避反映出黄远生此时内心的矛盾和无所适从，同时也是他政治上妥协和无奈的一种表现。帝制事起后，袁世凯授意薛大可要求黄写一篇赞许文章。面对袁世凯的逼迫，黄远生内心虽反对帝制，却无法做到全然拒绝，写了一篇“不痛不痒”“似是而非”的文字虚与委蛇。

在与政治维持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同时，黄远生也并未完全专意于新闻工作。此时他依然从事律师相关工作和其他社会活动，如参加救国储金会并任副干事。由于留日所学专业为法律，黄远生对法治十分崇尚，因此，律师职业一直是他十分看重的工作，也被其视为实现法制理念与法律理想的方式。正因为此，自1913年11月起，他经常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如沈赓生等争继涉讼案、陈绳被杀案、胡庆余堂案、王纯案、熊垓案等中担任诉讼代理人。

总体而言，因对政党失望而发布“不党”通告，黄远生的新闻活动及其对报纸、记者等的看法发生了明显转变，开始强调不涉政党，宣称以“言论为活”，在报纸内容方面，强调“纪事”的重要性，强调造言论事要独立、客观，尽量不掺杂党派利益，其所主持的报刊也加大了新闻、资讯类内容的比重，重视新闻事实与信息的报道与汇集。然而，从黄远生的具体行动来看，却存在不少言行不一之处与回避、妥协之举。他一面宣称“不党”，另一面却难以割断与袁世凯的关系；一面宣称自今以后将以“言论为活”，另一面却热衷社会活动；一面强调言论独立、客观，另一面却回避政治、社会领域的热点问题，不敢发表独立的看法。一直到袁世凯复辟势力对他不断施压，最终让黄避无可避不得不彻底与袁决裂之时，这种状态才正式宣告结束。

三、曲终人散终别离: 反思、忏悔后的离歌与悲剧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复辟之事愈演愈烈。为给自己造势，袁世凯极力收买知名人物为其鼓吹，考虑到黄远生作为“名记者”的影响力，他先是强聘黄远生担任其御用报纸上海《亚细亚日报》总撰述，继而授意薛大可拉拢黄远生为其撰写赞许帝制的文章。面对黄远生“不痛不痒”“似是而非”之文，袁世凯极为不满，逼他重写。而黄尽力拖延，始终不肯迁就，最终无计可拖，与袁世凯摊牌。1915年9月3日，他秘密离京至沪，赴沪途中在上海各大报发表了与袁世凯及《亚细亚日报》决裂之宣言——《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到上海后，在《申报》等报刊多次发表与袁世凯及袁系报纸脱离一切关系的声明。为躲避袁世凯党羽的追逼，1915年10月24日，他离开上海，经日本远赴美国。途中，发表了著名的《忏悔录》，对自己的人生与思想进行反思和拷问。1915年12月25日，黄远生被刺于旧金山街头，走完了短暂而充满遗憾的一生。

从秘密离京至沪宣布与袁世凯决裂到殒命异国，前后虽仅三月余，但在黄远生的人生与记者生涯中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这一时期他与之前人生和职业状态彻底决裂，也对包括记者职业在内的人生与职业活动中各种“罪孽”进行了深入、彻底的反思与忏悔。黄远生全盘否定了自己之前的人生，他对包括记者职业在内的诸多职业有了新认识与新想法。

引起黄远生反思与忏悔最直接、最显在的因由是他在不知《亚细亚日报》“为帝制机关”的情况下“慨然应允”担任其主编，对在袁世凯爪牙威迫利诱下“作了类似赞成筹安会之文”极度懊悔。这两件事同时也是黄远生为时人诟病的主要因由。在《忏悔录》中，他一方面对这两件事的前因后果进行还原，尽力解释，另一方面剖析自己。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不啻为“亡国罪人”，之所以这样，盖由于自己“本无学术，滥厕士流”，“见事未明，修省未到，轻谈大事，自命不凡”等缺陷与弱点。这显然有放大之嫌，但由此亦可感受黄远生的极度懊悔，以及忏悔之真切。

在对上述两件最令他自己感到耻辱之事进行忏悔的基础上，黄远生深入反思了包括记者职业在内的自己所有人生与职业活动，认为所历皆为“个人秽史”。他历数过往种种，认为全是“作孽”，自己不过是“傀儡”，“此傀儡之名片之衔号，实乃多种：曰学生，曰官吏，曰新闻记者，曰政客，曰律师”。之所以称自己为“傀儡”，一方面是因为灵与肉的冲突与割裂，即所谓“身为形役”，“身动则心不属，块然一身，早同异物，日出日入，一切动静，常若冥然，无有感觉”，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各种社会事务与职业活动中无法自主，没有独立人格，即所谓“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他认为最可悲的是，自己一方面是“傀儡”，是被异化了的“非我”，另一方面又是“他人的眼光”，在一边冷眼旁观，亦即“吾真正之灵魂”的“本我”。这两个自我相互矛盾，一体两面，却又同时存在。作为“傀儡”的“我”常现于人，而作为“他人的眼光”的“我”却被桎梏已久，不复能动，徒然注视着作为“傀儡”的“我”在被“撮弄”之下做出各种令人作呕的行为。这是一种灵与肉分裂的痛苦。这种灵肉分裂之“罪孽”与痛苦，在他看来，包含在其一生所热衷的各种社会活动与工作中。换言之，在黄的反思中，记者职业这一身份，与其他身份一样也是囚禁“本我”、压抑“吾真正之灵魂”的“傀儡”行为。作为记者的自己，实际上一直处在党派和其他各种政治势力的驱役和束缚中，自己的新闻、言论活动根本做不到内心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己的心灵根本不可能“复其故所，归其自由”，相反，往往是人为物累，心为形役，“身动而心不属”。在这样的境地中，即使自己想解放“本我”，也因“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最终完全变成了“堕落之青年”。在他看来这才是最可悲的。袁氏欲倒行逆施，自己虽有反抗之心，却“慑于隐祸”而选择回避与妥协，没有尽到记者职责，“卒以图穷匕见”，而不得不“遁出于此咫尺之外”。“惨哉天乎，不窥则已，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综之恨不能即死”。这种迷失自我的“非我”之存在令他备受煎熬。

深入、痛切的反思和忏悔之后，黄远生对自己人生与职业活动进行了全盘否定。就记者职业来看，他深刻反思了新闻职业领域的种种“罪恶”，忏悔并批判了作为记者的种种“罪孽”和当时新闻业的乱象，但亦可感受到他对健康、有序的新闻业的憧憬，以及对合格、理想的新闻记者的想象。

黄远生对新闻业最强烈的关注和期待是，希望拥有新闻采写的自由与相应的法律保障。基于对过去“罪孽”的反思，他非常期望记者能拥有法律保障下的“指斥乘舆，指斥权贵”的自由。“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肆其不法律之自由，乃而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如前清远甚。”在法律科班出身的他看来，法律应成为保障记者自由的基石，但崇尚共和的民国“新闻法制”反不如前清，这令他十分愤激。以他在留日期间所接受的政治社会理念看，尊崇民主、自由、平等，保障新闻报道自由，原本是他应具有的理念与意识，但缺乏这一自由的现实却使他长久深陷牢笼中“遂意安之”，变成了自己所痛恨的那种“一切动静，常若冥然，无有感觉”的“傀儡”。认识到此中关联后，黄远生对法律保障下的新闻采写之自由之于报纸和记者的重要性期待最切。

此外，通过对新闻业和记者工作中各种乱象的描述，亦可感受到黄远生对报刊及记者工作应有的职业规范与伦理意识的期待。忏悔中他曾说，“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即可陷其人于举国皆曰可杀之中。盖一人杜撰，万报誊写，社会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至于凭臆造论，吠影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这段话既是反省，同时也分明可感受到黄心中逐渐清晰起来的关于报纸和记者职业的理想样貌。那就是，从事实出发，绝不可臆想杜撰，做虚假不实、凭空臆造之新闻或言论，更不可做影响国家发展、败坏国家利益之事。隐含的显然是其新闻职业意识中伦理道德意识的萌芽，即尊重事实，言论客观，不凭空杜撰，不凭臆造论，尊重个人名誉，促进国家发展。

与新闻伦理道德意识萌芽相关，这个时期黄远生对职业神圣性的追求及相应意识也开始萌芽。在《忏悔录》中，他明确表示，自己从今开始将努力“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在回复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明确说，“此后当求所以独立自活之道，实行神圣职业之风”。可以看出，自离京赴沪开始，主张维护职业的独立性、权威性、神圣性，成为他反省和忏悔中又一重要意识。他渴望包括记者职业在内的所有职业都能拥有尊严，成为一种“神圣职业”，这种尊严和神圣性，既建基于社会大环境的保障，如法律保障下的职业自由、他人的尊重、拒绝他人“撮弄”的权利，也建基于从业者身、心、灵的合一与灵魂上的完全自由，即不会“身动而心不属”，不会“起居坐卧，常若异人”，不会“一切动静，常若冥然，无有感觉”，一句话，不会甘于“作孽”，甘于做“傀儡”。这种对“神圣职业”的期待、对职业神圣性的期许，实为其反思过去各种人生与职业行为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物极必反”式的心理反应。换言之，正是因为黄远生深深意识到自己过去所从事的职业——包括记者职业——的无尊严、无神圣性，才产生了对“神圣职业”的憧憬与倡导。

职业应神圣，新闻记者职业与所有职业一样都应“实行神圣职业之风”。然而，这除了要有社会大环境的保障外，还要求记者自身具备能使自己所从事之职业显出神圣性的资格与修养。虽然基于反思，黄远生认为自己“绝无新闻记者之资格”“平生所为种种职业，无一而可”，但他还是摹画出了他所期待的新闻记者的理想样貌：“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脚腿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从字面看，“四能”似乎是对新闻记者应具备的实践能力和业务操作能力的概括，但从对“四能”的具体阐述可以看出，“四能”其实是处于反思、忏悔期的黄远生为记者职业所编绘的理想人设，是他从实践需要角度对记者能力提出的全方位要求，它反映了这一时期黄对记者职业素养与资格的新认识。其中既包括实践能力与业务技能，也包括面对纷繁复杂的政事人事时“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的社会与人生智慧，更包括记者新闻业务活动中应具备的自尊自爱、尊重他人、信实守诚、稳重优雅、张弛有度的作风与意识。尽管他认为自己并不具备这“四能”，但很显然，他十分憧憬将来有一天具备如此素养的记者出现。历史不可假设，但也许我们可以稍做假想：倘若他没有早逝，倘若他游学归来后仍选择做记者，既具有全面的新闻实践能力和业务技能，又具有“神圣职业”之资格与理念的“四能”型记者，或许会成为彼时黄远生所追求的方向。在此意义上，“四能”是他在反思、忏悔中对自己新闻职业全盘否定后所做的重建，是试图对那个时代新闻记者行为的拨乱反正，是针对新闻记者“应当怎么样”之问题而提出的畅想。

可以看出，离京赴沪开始反省人生与职业活动的黄远生，一方面完全否定了自己的人生与记者职业生涯，另一方面，在对自己所谓“罪孽”的剖析、反省、忏悔和否定中，又恰恰蕴含着对理想人生与理想新闻记者的新知，由他对其“不该如何”的“忏悔”恰恰可以反窥其对“应当如何”的认识。然而，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实并没有给他按自己描画的“应当如何”之方式“改过自新”重新来过的环境和土壤，因此，他选择暂时离开这造就无数“傀儡”的污浊环境，离开新闻记者职业，离开祖国，远赴海外游学，希望从域外寻求个人的新生和救世的新思路。也就是说，作为以记者闻名于当时当世的他，在对自己人生与职业进行无情反思和深切忏悔后，实际上决定放弃赖以成名的记者职业，不再准备从事记者工作。这的确令人讶异，但也有迹可循。如遇害后，黄远生友人曾追述他离京赴沪：“在都为昏浊之空气所熏染，心时苦之，今幸跳出重围，拟暂辍报馆生涯，别有所图”。宣布辞去所有报馆撰述职务直至遇难都未重回报馆，离京赴沪途中就在上海各大报发表了辞去袁系报纸聘约的声明，抵沪后又多次重申，甚至宣布与包括《申报》在内的所有报纸“一概脱离”关系，在沪期间更是屡次在《申报》《时事新报》发布告示，可见其离开记者职业领域的决心。同时，在复友人书中，黄还否定了自己以往所有报刊文字，虽为“少数流俗所称道”，但都不过是“随诸客之后，举旗呐喊，自命不凡”，实乃“一钱不值之文章”，可见黄远生对自己记者职业生涯的痛心疾首，继而急于远离。虽然其后也偶有投书报刊，但与之前以此为职业已不可相提并论。而且从文章的议题来看，主要涉及游美见闻和文学革命两方面，已非政治、社会、时势等相关新闻类议题。

决定放弃记者职业后，黄远生给自己确立的新的人生目标和努力方向是：提倡新文学，改造自我，重塑人格。在《黄远庸复友人书》中，他说：“仆深居独念，以为此后自处，当有二途，一则改革文艺，提倡新文学，以救世牖民”，“一则做人为第一要义，爱国乃第二义”。提倡新文学和改造自我成为黄未来人生最重要的两个目标。

将提倡新文学作为未来目标，是因为黄远生意识到欲挽救国家、促使国家文明进化，必先从文化思想与精神心理出发对国民进行启蒙，而思想启蒙最有效的手段是新文学，因此必须改革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在他看来，“救国之第一义”为“搜求公毒”，即国民精神、心理、思想中存在的各种“毒素”，国民所患之公毒“一言蔽之曰：思想界之笼统而已”，而他认为，新文学能“使吾辈思潮”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因此是搜求“国人之公毒”，打破“思想界之笼统”，对国民进行思想改造和文化启蒙的最有力武器。几年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学革命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这个时期，黄远生给自己未来人生确定的另一目标和努力方向是“改造自我，重塑人格”，即所谓以“做人为第一要义”。针对自己之前的种种“罪孽”，他将原因归于内在思想与人格修养的缺乏。基于这种反省，他决定，“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堕落之罪”，“期于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遇刺后，时人曾撰文回忆说，远生“近方负笈游学于美国，以为呼吸新大陆之空气，而归则庶乎其益进德而修业也”。可以说，“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进德而修业”，是忏悔之后黄远生给自己确定的最迫切的人生目标，也是他赴美游学、“呼吸新大陆之空气”的主要目的所在。

总之，离京赴沪后，以记者闻名的黄远生最终否定了自己赖以成名的记者职业。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痛恶“牢笼”自己、使自己日日“作孽”但“意安之”的污浊环境（《忏悔录》），反省自己尚不具备理想的新闻记者之人格与修养，另一方面是因为，与其热衷的其他职业一样，记者只是他“救世牖民”的方式和手段之一种。当现实环境的“牢笼”和牵绊，使他在记者职业领域难有作为，他决定暂时离开，以求在改造自我、重塑人格的同时，投身文学革命，希望能在与污浊的现实距离稍远的文学领域开拓出新的救世途径。

黄远生短暂的一生无疑是个悲剧。作为新闻记者，无论是清末步入新闻领域之初，还是民初担任多家报纸撰述并自创报刊，无论是宣布“不党”之后选择无党派背景的《申报》，还是其人生最后阶段的忏悔，黄远生似乎一直没有表现出对记者职业的特殊兴趣，记者职业只是他众多职业活动之一。从事记者职业同时，他对政治活动一直难以割舍，内心在记者与从政之间游移徘徊，难以斩断与政事之间的关联。即使就记者职业而言，他最终感受也是个中滋味乃与做官同。觉醒之后，他决定放弃之前热衷的一切，远赴海外，生命却意外地戛然而止，一切筹划和设想均化为虚空。就其记者职业来说，游美归国后的他是否会重新进入记者职业领域已无法推测，历史没有给他重新选择的机会。

实际上不独黄远生，如林白水、邵飘萍等，其职业化探索都彰显出初代新闻从业者的典型困境，即辗转腾挪于政治与记者职业之间，其心态因具有高度混杂性与矛盾性，充满撕裂与冲突，这不仅使他们难以真正做到独立、客观，更导致其身死命殒而成为时代转型的悲剧性注脚。在这个意义上，黄远生的个人悲剧，亦是民初新闻职业化和混乱时世中许多记者的共同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