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一生的是是非非

作者: 周翔

2023年5月28日，我第三次赴江苏省宿迁市，寻访民国中将、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旧居。韩宅在酒香浓郁的洋河镇米市街中段，坐西朝东，面对米市街。据街坊老人回忆，当年它是一座三进大院，有30多间房屋，但70多载，人去宅空，眼前仅剩下南厢三间老屋。走进北侧一户人家，竟意外地遇见韩德勤族曾孙韩乃俊。后者60多岁，记忆力极好，健谈。据他讲述，1949年族曾祖韩德勤随国民党残部退守台湾后，再未回过故土。20世纪80年代初，两岸还未往来，老人家思乡情深，辗转从香港委托六弟韩德考（国军少将，曾任整编28师参谋长、徐州“剿总”高参，在淮海战役中被俘，1975年特赦后任贵州省政协常委）回乡探亲。韩德考手持兄弟俩离家时的旧照，就找到了南面这片旧宅，还在晚辈韩乃俊家住了一个多月。离乡时，韩德考特为兄长带去两瓶上好的洋河大曲。

韩德勤旧居

在此之前，我曾两去宿迁，一为查阅泗阳韩氏宗谱，二为了解抗日战争期间韩德勤在苏北的情况。过去我一直以为，韩德勤是辛亥元勋、民国英烈韩恢亲侄，他仕途一帆风顺，自然是得到叔父荫庇；韩德勤人称“摩擦专家”、“草包将军”，一生除了防共反共，乏善可陈。近些年史料看得多了，实际情况了解细了，对韩德勤的是是非非有了不同的认识。

韩德勤平步青云而又毁誉参半的一生

韩德勤，一名韩韬，字楚箴，1892年生于江苏省泗阳县洋河镇（今宿迁市洋河新区）。父亲是清末秀才，一生以塾师为业，韩德勤自幼随父读书，打下厚实的文化功底。1909年韩德勤从县立小学毕业后，先后进入南京陆军小学（第五期）、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在这三所军校度过。1918年保定六期毕业后，韩德勤先后进入北洋军和川军服役，曾任川军副团长。1926年应顾祝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副师长）之邀转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任新编二十一师中校副官处长、第九军（顾祝同任军长）参谋长、第九军第七旅旅长。1930年升任五十二师师长，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1931年兼任南昌卫戍司令，参加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因所部被红军全歼，本人为红军俘虏，降任第二师副师长。1933年秋参加第五次“围剿”，任顾祝同指挥的东路军参谋长。1934年以后历任江西绥靖公署参谋长、军委会四川行营办公厅主任、西安行营办公厅主任（绥靖公署主任、行营主任均为顾祝同）。1936年1月授少将军阶，同年10月晋升陆军中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韩德勤调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顾祝同任副司令）、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初，陆军第24集团军成立，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兼任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任副总司令兼89军军长、江苏省政府代理主席。1939年鲁苏战区编成，第24集团军撤销，韩德勤任战区副总司令，专事苏北军政。自1938年至1944年，韩德勤指挥89军、57军之112师，以及苏北10个保安旅、6个区保安司令部、1个税警总队共约10万人，在南达长江、北至陇海线，东到黄海、西抵京浦路的33个县市，坚持敌后抗战和地方政权建设。其间，有与新四军搞摩擦而导致的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的发生，也有保境安民、策应正面战场的抗击日军事迹传扬；韩德勤本人不时受到蒋委员长的严厉申斥，也屡次获国民政府的隆重嘉奖。

1944年，我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在与敌寇的英勇斗争中成长壮大，韩德勤所部却因得不到广大民众支持，经历日伪迭次“围剿”，力量大为削弱，生存空间严重压缩。其省政府先由淮阴城迁至兴化县，由兴化城退至盐淮交界的水网地带。在艰难处境下，韩德勤按照重庆指令，收拢89军余部，于年底转移安徽，归建第三战区。1945年8月，韩德勤代表第三战区主官顾祝同，在杭州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韩德勤担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顾祝同为主任），翌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由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改任国防部联勤总部副总司令（顾祝同为国防部参谋总长）。1949年3月退往台北，1952年退役。1988年8月，病故于台北，时年96岁。

韩德勤的一生，与同时代的保定系同学叶挺、陈诚、傅作义、张治中、薛岳、白崇禧等人相比，其军旅生涯当然没有多少光辉，但也不是籍籍无名。他由川军中校投身国民革命军，仅十余年时间就升任陆军中将、战区副司令长官，即使国军中战功赫赫的名将如王耀武、杜聿明、陈明仁、廖耀湘、范汉杰等人，其地位也不过如此。他的军事才干不突出，但也并非传说的“草包将军”。1940年秋，他攻击新四军，挑起黄桥战役，结果以三万余众被七千新四军击败，所部伤亡、被俘一万一千多人，韩德勤成一时笑柄；但其后数周，在曹甸战役中，他却能指挥余部困守堡垒18天，迫使新四军撤围，此役因在新四军内部有争议，党史军史较少提及。他在政治上追随蒋介石，拥护国民党独裁专制，一马当先与共产党搞摩擦、争地盘，但作为军人，他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尚能够审时度势挺身担当，组织领导国民政府在苏北的敌后抗日武装，袭扰日军后方，迟滞敌人进攻，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抗战。

中国古语有云：“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与国民党的团结与斗争验证了这条古训，那么韩德勤在此期间的表现，则是那些具有国家观念、民族精神的国民党将领的共同选择。

与民国英烈韩恢并无亲属关系

韩德勤虽然加入国民党、投身国民革命军较晚，但却顺风顺水、一路攀升，官至陆军中将、战区副司令，因此民间盛传韩德勤是辛亥元勋韩恢之侄，他在军中的跃升得到了韩恢的荫庇。

从实地调查情况看，此说在当时虽是想当然，至后世则以讹传讹，几成事实。韩恢也是泗阳人，1908年参加北洋新军，接受新思想。后加入同盟会，参加黄花岗起义，协助革命军攻克南京，担任南京都督。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韩恢曾任“讨袁军江北总司令”“讨袁军第三军军长”，数度起兵讨袁。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韩恢临危受命由沪赴粤，担任“讨贼军总司令”，迅速平定陈炯明叛乱，成功营救孙中山。1922年10月28日韩恢在上海被捕，11月1日在南京遇害。中山先生追念韩恢功业，追赠韩恢中华民国陆军上将。韩恢与韩德勤同姓同乡，由是让人生发联想，坊间言传，韩恢是韩德勤叔父。虽然两位当事人在生前均未认可彼此有亲属关系，但韩恢功高位尊、韩德勤仕途顺当，两位泗阳籍韩姓将军的人生轨迹，竟成为附会者重要依据。

今据民国版《泗阳县志》（民国23年苏州昆山商务印书馆印制）记载：时泗阳境内韩姓族人有三支，一支为韩家圩之韩，世居顺德、恩福二乡；一支为龙门口之韩，居龙门口之东十余里，户百余；一支为洋河镇之韩，清光绪年间岁贡生韩维翰、增广生韩维桢兄弟有声庠序，其族始著。对照1995年版《泗阳县志》：韩恢（1887-1922），字复炎，泗阳县顺德市（今史集乡）人；韩德勤（1892-1988），曾用名韩韬，字楚箴，泗阳县洋河镇人。由此可知，韩恢与韩德勤虽皆出生泗阳，但并非一族。

再据韩德勤之父韩维桢主修的《泗阳韩氏族谱》，其中载明两点：一是家族源流和繁衍，“我族于有清康熙间自徐州户部山始迁于桃邑陆城之洋河镇，垂二百数十年，然谱其居，不出四十里；谱其户，不足三十户；谱其丁，不过百余丁。”二是族人取名世次辈字，“自七世起，依次为维、德、之、修、乃、毓、其、修……以下二十四世，皆按此系取名入谱，毋庸更改。”对照上述两点，可确凿推知，韩恢虽是辛亥元勋、民国英烈，但绝不是洋河镇韩氏族人，否则韩维桢也不会将自己亲弟或者族弟遗漏！此外，上世纪八十年代辑成的《泗阳文史资料》（第一集）《辛亥革命志士韩恢》一文，曾详细介绍韩恢生平，其中亦未提及与韩德勤关系。由此可知，在泗阳故里，人们都很清楚，韩德勤与韩恢并无亲属关系，韩德勤享受韩恢福泽之说自然也就不存在。

韩德勤颇得蒋介石的信任重用

对韩德勤生平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韩德勤与顾祝同是同乡，顾祝同是苏北涟水县人，两家相距不远。顾韩二人同气连枝，相交莫逆，他们早年在南京陆军小学、湖北陆军预校、保定军官学校三度同学。早在保定军校时，心有城府的顾祝同就很注重人脉涵养，与韩德勤就曾立下“苟富贵勿相忘”的誓约。而且顾祝同没有食言，自1926年把韩德勤引进国民军，韩德勤几乎每上升一个台阶，背后都能看到顾祝同，北伐时期如此，土地革命时期亦如此，抗战八年更是如此。进固如此，退亦如此。淮海战役前夕，若不是参谋总长顾祝同从中斡旋，调走老同学，韩德勤可能就在徐州战场陪伴杜聿明，再次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顾祝同一生追随蒋介石，又长袖善舞，在军中素有“不倒翁”之称。能够长期身居高位，他的“秘诀”是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界，一直保持无帮无派，无嫡系部队，一切唯委员长马首是瞻。唯其如此，蒋介石对顾祝同不仅无戒心，而且很放心。至于对顾祝同一直关照的同乡校友韩德勤，蒋亦充分认可。但蒋介石不是看顾祝同的面子，而是对韩德勤的政治立场和忠诚度相当赏识。故此从这一点考量，韩德勤的支持者，与其说是苏北乡党、军校同学顾祝同，不如说是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尤其是八年抗战，临存亡而选将才，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对韩德勤始终是用而不疑、时时激励嘉奖。

且看用人不疑。韩德勤在苏北敌后，积极策应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引起日军顾忌，1939年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卜号作战”，出动三个师团分兵合击，压缩国军在苏北敌后的活动区域。89军在得不到援助的情况下，逐次抵抗南撤。西路日军先后占领泗阳、淮阴、淮安、涟水、阜宁、盱眙，东路日军进占灌云、海州，南路日军到高邮、宝应、兴化（后撤走）。至此苏北重要城市多被占领，韩德勤指挥部由淮阴东迁兴化，仅控制运河两侧狭长地区，继续游击日军。对此蒋介石和远在重庆的军委会不满意，但拥兵数百万的国民政府尚且丧师失地，一路西撤，韩部夹在日军三面合围之中，还在坚持抗战，夫复何求？因此韩德勤受蒋介石问责并不多，倒是耳提面命般地指导他，苏北城市战略价值并不大，不必死守城池，要以游击战来应对，牵制敌人力量。1940年秋，韩德勤依仗十万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亲率26个团对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和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反击，黄桥战役爆发。此役陈毅、粟裕集中兵力，采取诱其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法，于运动中歼击韩部主力，使89军遭受毁灭性打击，军长李守维溺水而亡，师、旅长多人被俘。黄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战役结束，损兵折将的韩德勤向重庆发电，检讨过失，引咎辞职。蒋介石一方面痛责韩德勤无能,哀叹黄桥战役“诚吾人之奇耻大辱”，另一方面又苦于在苏北地区没有更可靠的、更肯卖命的将领替代，不得不在申斥一通之后，严令韩德勤“保留苏鲁战区副总指挥兼江苏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戴罪立功。”

再说鼓励嘉奖。韩德勤在苏北6年，与新四军屡屡摩擦，甚至挑起内战，掀起反共高潮，但其对日伪军的作战又是持久的、坚决的、有效的。而且长期在敌后，面对日伪威逼利诱，他没有像许多同僚那样投靠汪伪政权，也没有像另一位鲁苏战区副司令、第57军军长缪澄流，因勾结日军事败，被部属赶走，致使原属东北军的57军番号被撤销。徐州会战期间，韩德勤率部负责南线作战，在苏北盐城、阜宁一带对日军正面阻击，侧后方袭扰，迟滞日军北进，避免了徐州受到日军南北夹击。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在回忆录中称：“五战区于徐州会战时，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蒋介石更是给予韩德勤极大信任，要求韩在徐州会战后“仍指挥缪澄流军（即57军），务尽守土之责。”此后韩德勤奉蒋之命，留在苏北敌后游击日军长达6年。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电令韩德勤:“继续破坏津浦南段铁路，妨害敌之运输，并随时袭击敌人为要。”韩德勤率部主动出击，破坏津浦南段铁路，阻止敌军及战略物资南下。为此蒋介石致电嘉许:“该军忠勇歼敌，迭奏肤功(大功)，至深嘉慰，尚希再接再厉，扰敌后方，以利全局。”日军侵占徐州后，韩德勤部在苏北与日军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1938年7月，韩德勤部主动对抗日军的进攻，占领东台、盐城、阜宁等县城。同年8月韩德勤又奉蒋令，指挥57军111师及89军两个团反攻徐州，一度攻入西关，占领部分城区。此战虽然未能攻克徐州，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军后方兵力。对这一时期的游击作战，1938年的《申报》曾作具体报道：“苏省沦陷区抗战成绩，近据调查，以徐州各县为最佳，计长期牵制日军一师团之兵力，分据交通要点六十二处，近三月来，各县游击队与日军接触达五十余次，阵地战十数次，打击日军大举扫荡五六次，综计日方死伤千余人，游击队破坏津陇两路及公路廿余次，袭毁日军火车五次，拔去电线杆七十余里……”对此，蒋介石一再致电嘉奖：“该军忠勇抗战，殊堪嘉赏，仍望继续努力，奋勇杀贼，牵制敌之后方，使对武汉会战有利，厥功至伟。”

以上资料足以证明，韩德勤的发迹，特别是抗战期间既积极反共又坚持抗日的行为，是他本人政治立场和救国救亡精神的体现，也是蒋介石提拔他、重用他的根本原因。

韩德勤的学识曾得到刘伯承的赞许

韩德勤早年在川军时，曾是“川军名将”刘伯承的麾下。刘伯承辛亥革命时期投笔从戎，参加讨袁护国战争，24岁获得“川军名将”美称。刘伯承担任川军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时，韩德勤是他的团副。通过一段时间的共事，刘伯承对这位保定军校毕业的副手格外器重。在一次团队野外训练返回途中，刘伯承与身旁团副交流：“开进就是向敌军前进。”韩德勤却很认真地说：“不是，这是个有特定战术含义的术语，是行进间的对敌阵地进攻。具体地说，是到达敌方炮火射程时，指挥员一面在前卫掩护下进行侦察，一面令行军纵队向前集结，以便指挥员下定决心、下达命令后即可迅速展开的一个阶段。遭遇战就省去了这个阶段，由行军纵队直接展开。”刘伯承当时未置可否。回到营地后，韩德勤忙着揩汗换衣，一身汗水的刘伯承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书，和气的说：“开进的意思我没弄清楚，你把这个军事术语通报全团吧。”这则原载于十多年前《解放军报》的故事（原文《刘伯承与解放军“军语”》，作者佚名），原本要说明作为我军元帅、军事理论家的刘伯承虚怀若谷、尊重科学、知人善任，从本文角度看，倒是能反映青年时期的韩德勤，军事素养不错，为人也很正直。也正因为如此，刘伯承对韩德勤的前途和进步很是关心。1924年，韩德勤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回江苏老家休养，韩德勤在乡年余，渐渐萌生退役念头。这时在广州国民革命军风声水起的顾祝同，两次来信邀他去南方发展，韩德勤却拿不定主意。恰在上海考察的刘伯承得知此事，马上写信让韩德勤来上海一晤。两人见面，刘伯承与韩德勤长谈两天，详细分析天下之大势，中国之变局，热情鼓励韩德勤去大革命的中心广州，谋求个人发展和救国救民之路。为了打消韩德勤经济上顾虑，刘伯承还慷慨解囊，赠送他200大洋作为盘缠。刘伯承的真诚开导和倾力支持，让韩德勤不再犹豫，1926年新春，韩德勤终于下定决心，去广州投奔国民革命军。

忠厚的刘伯承不曾想，此去仅数月，自己经川籍共产党人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启了共和国元帅波澜壮阔的一生，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光辉伟大的一生。而被自己寄予厚望的韩德勤，来到广州就加入了国民党，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韩德勤就把自己的命运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演绎了毁誉参半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