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后的国家建设: 蒋廷黻与“二战”后中国的重建（1943-1949）(二)

摘要：“二战”后的重建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但对中国1945年后的救济和善后关注甚少。本文重估国民政府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灾后重建计划。本文不仅从人道主义救援的角度去研究，也借这一过程去思考战后亚洲国家的性质。本文关注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合作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RRA）署长蒋廷黻（1895-1965）的思想。中国的重建思想汲取了美国和苏联的思想，既是中央集权的，又是国际的、跨国的。这些思想还受到中国的贫穷与战时脆弱性的影响，使得地方性解决方案更贴近公共卫生等领域。重建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重建需求难以满足，毕竟“内战”已经开始，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国家几近赤贫。但是，战后中国的重建经验仍有参考价值，因为它是更长远的“后帝国”“冷战”国家建设的序章，它将影响和塑造亚洲其他国家。

“天下一家”，这是由北平福利院500名孤儿签名组成的画卷，这些孤儿将画卷赠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北平华北办事处首席代表Harald H. Lund.（来源：联合国档案）

作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

译者：陈荣钢

战时发展：本土实践

美国诽谤蒋廷黻的计划并暗示中国应该在重建工作中更加自力更生，这让蒋廷黻很恼火。让他恼火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前很久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其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捐助从西方的受益国流向了东方的受援助国，不如说国际投入和本土发展的结合是成功重建的核心。

中国在处理健康和公共卫生问题的方式上为其他新兴国家树立了榜样。几年后，蒋廷黻对战争期间的健康和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了评价：“是国民政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国家卫生服务机构。这个服务机构虽然在‘八年抗战’中人手不足，却能在中国防止任何流行病的发生。”

医院病房（1937年，汉口）

“国家卫生服务”让人想起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British Attlee Labour Government, 1945-1951）。蒋廷黻称赞道：“现在，英国的工党利用自由民主的手段，夺取了权力。”

“服务”这个词过于宏大，往往无法描述在临时情况下拼凑起来的各种设施。也许，更适合中国战时的现实情况，是将有限的、典型的高度现代化（如城市医院的建设）与技术相结合。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武昌难民医院（来源：联合国档案）

即使变化有限，蒋廷黻也认为这些努力是正确的。最近的研究表明，战时中国的公共服务有了重大发展，其中许多发展是为战后中国奠定基础，特别是国家在公共卫生和健康领域进行的改革。

这些改革始于战前。Ruth Rogaski曾撰文指出，“卫生现代性”（hygienic modernity）对塑造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十分重要。战争期间，“新生活”的话语与一系列有关卫生的措施并行不悖。

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留存的新生活运动标识：“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是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公民教育运动，横跨八年抗战，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一再教导人民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习惯等（来源：Wikipedia）

四川省是国民党治下最稳定的地区之一，是“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实践地。陪都重庆是公共卫生方面的实验中心。蒋廷黻在重建计划中明确指出卫生是“最大的投资”。

抗战最后几年，重庆和国民党控制的四川大部分地区都被要求进行不同形式的卫生改良。1944年3月，四川省政府卫生厅接到中央命令，产科成为发展的重中之重。

其他命令包括清扫大街、处理垃圾和废水、改善饮用水、改善厕所和整顿市容。该计划还有一些野心勃勃的建议，包括清理房屋，保证托儿所和学校的卫生条件，收集人口营养水平信息。该计划将流动诊所改为服务更全面的卫生院，要求每5个县有一个卫生院。另一项法令宣布，应该设立实验厂区作为“卫生示范区”，并雇佣工人从事爱国洁厕任务，改善更广泛的社区环境。

河南郑州给民众接种霍乱疫苗，一周时间接种一万人（来源：联合国档案）

公民应承诺服从“家庭清洁制度”，以激励性活动为基础，利用会议和集市开展卫生宣传，进行抽查，开展“卫生竞赛”，违规者可能被罚款。这些活动缺乏保障资金，但当局可以从其他预算借款或募捐。

重庆积极回应现代化计划，但受到基础设施和国家能力的限制。解决这场危机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寻找“合适的技术”，做低成本的改革。其二就是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来实现发展目标。蒋廷黻的目标是利用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1946年7月，上海，课堂上演示青霉素的使用方法（来源：联合国档案）

1946年7月，上海，孤儿院护士为孤儿冲泡奶粉（来源：联合国档案）

1946年7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往上海的来自古巴哈瓦那的Margot Quintana博士正在指导牙科课程（来源：联合国档案）

1946年6月，上海的性工作者正在接受性病治疗（来源：联合国档案）

战争期间，人们的注意力必然集中在可能的事情上，而不是最想要的事情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战后不久进行的大规模调查表明，战争结束时，中国的敌占区正遭受严重的营养不良之苦。

然而，在战争结束之前，解决广泛的粮食安全问题并不在中国政府的权力范围内。这些限制意味着，在大城市重庆以外的农村，基础设施匮乏，只能做当地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四川各县，善后工作报告详细说明了这些没有那么大野心却更重要的目标，比如提供干净的水，维护厕所等等。某县官员集中精力“保持井水清洁，防止人们在井里洗菜，并在井上加盖。”在同一县，他们关闭了一个恶臭的厕所，改进了六个，新建了四个。在另一个县，41次卫生行动消耗了82015桶消毒剂，新建了14个厕所，消毒了57个设施，治疗了若干疾病。

“新生活运动”图解

低技术的医疗健保方案在战争时期作权宜之计是够用的，但不足以应对战后的挑战。1945年8月，战争突然结束，重建任务变得迫在眉睫。国民党的能力远远不足以恢复整个国家的主权。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一旦战争结束，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就降低了。在中国的需求和被摧毁的欧洲之间，必须做出选择。

1945年8月23日，也就是日本投降两周后，Harry B. Price发表了题为《救济与善后的紧迫问题》的重要报告。用Price的话说：“日本人的投降极大提升了救济与善后的需求。”

Price询问美国战略情报局（OSS）或中国军队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数据来做判断。不过，战争结束后不久，Price将主要问题归纳为16个板块：当地情报（以及了解缺乏什么情报），供应（包括了解可利用的资源），航运，运输服务，货物分配（以及明确权力），救灾物资分配，卫生和医疗救济，工作救济项目，公共事业善后，交通善后，工业善后，农业和渔业善后，为各项方案提供人员，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救济和善后组织，财政，以及将控制权从军队转移到民间组织。

Price在谈到金融问题时指出：

中国政府过去和现在都在经历深重的财政危机，就现在来说，即使是适度的紧急救济计划也很难得到支持。充分的救济和善后工作需要非常大的支出。在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获得有可能的大量救灾物资之前，中国政府是否能够提供资金来支付救济和善后的必要物资和服务？

要求进行“必要的全面协调”，把救济和善后作为“政府首要目标”。战争结束后暴露出的医疗危机使Price要求医院对流行病治疗进行“全面规划”。Price的报告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紧急方案”，因为该机构需要那些“更多地区被解放”时用得上的情报。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Raymond T. Moyer和Mildred Bonnell进行过一次调查，行程约885公里，横跨灾害最严重的河南中西部。他们采访当地官员和传教士，并亲自视察了需要援助的地区。他们估计受灾地区人口约1200万，保守估计约200万人急需救济。河南西部只有30%的人口得到了必要的援助。

1945年初，日军和国民政府发生冲突，导致该地区大量难民外逃，房屋和企业被毁，严重影响当地生活条件。丝绸产业在该地区十分重要，但这个产业几乎被毁，当地失去了重要的就业来源。

两位官员计算出约50万人缺衣少粮，10万建筑物被毁，工作机会减少14万。他们宣称：“如果在救济的时候同时采取善后措施，到秋天的时候民众就能稍微稳定一些。”他们还说：“我们发现每个地方都对救济和善后问题抱有极大兴趣，一些地区成立了救济委员会，配备了‘诚实有效的工作人员’，但其他地方‘缺乏有效组织来跟进工作。’”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蒋廷黻对战后中国的认识一致。在战后德国，纳粹政权让位于盟军占领者提供的一个相当稳定的结构。中国没有这样的稳定。中国没有强大的占领者，也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1945年夏，国家不得不迅速地承担起一系列新的、代价昂贵的责任，这些地区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是被占领就是在前线，没有能力充分解决这些问题。

1945年的局面是由战争中逃亡的大量难民造成的，这与东欧有相似之处。东欧匆忙建立起地缘政治，波兰领土迅速解体，希腊陷入内战（1946-1949，几乎与中国内战同时）。在中国，1945年战争突然结束，日本占领区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软弱的政权。

战争开始前，蒋廷黻认定“军阀”和“政治派系”是造成国家不团结的因素。他强调中国需要“逐步走向经济统一”。他列举了美国作为单一经济单位运作的优势，并认为：“欧洲最进步的人士就主张学习美国，组织一个泛欧洲的统一国家。今天的经济学要求有一个比较大的经济单位才能产生效率。”

安徽芜湖，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建立的难民临时安置点收容了125个难民家庭，住在50个大帐篷中，设有男女厕所和两个集体厨房（来源：联合国档案）

从某些方面来说，“抗日战争”加速了蒋廷黻期盼的进程。战争的后果是Prasenjit Duara所称的“传统权力纽带”的崩溃。这个纽带在南京政府时期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压力。1937年战争爆发后，难民外逃，传统土地与土地所有模式被破坏，这个纽带进一步崩溃。

Toby Lincoln对无锡地区所做的研究表明，当地发展模式可以在日本最初占领后得到恢复，但与中国中部大部分地区不同，长三角地区的优势在于，这里在1937年至1938年战争的最初阶段没有受到严重破坏。

然而，中国部分地区存在多种不断变化的权力来源，因此稳定性较差。在许多被占领的地区，日本人的控制仅限于靠近铁路线大城市，至于农村地区，日本人和他们的合作者都很难渗透。

此外，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遭受了削弱甚至消除地方控制的经历。1938年6月黄河决堤后，华中地区的洪水对地方政府机构造成灾难。这个地区乃至更广阔的华中地区在“豫湘桂会战”以及1945年的战役中再次遭到重大破坏。

1938年6月黄河花园口决堤后形成的“黄泛区”，灾害造成约391.1万人成为难民，1200万人受到影响

“抗日战争”确实如蒋廷黻所希望的那样破坏了1937年以前军阀们的领地，但一股新的力量——共产党却横空出世。战后的挑战不是军阀，而是一个以明确社会契约为意识形态核心的新兴的强大对手的崛起。这给蒋廷黻的自由发展主义增添了意识形态的紧迫性。持续的权力冲突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造成了暴力和混乱，很快就演变成内战。

混乱影响着中国全境，在战争年代遭受重大军事和环境破坏的地区，后果尤其明显。“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为重建工作搜集情报的过程中，经常遇上无序的状况。饥荒工作小组在湖南衡阳地区活动的时候经常遭遇暴力事件。在耒阳，一个约3万人口的小城竟没有粮食可卖。
人们非常愤怒不安。他们不停乱窜，大喊大叫，争吵不休。当我们走在他们中间，他们就挤着我们，官员和士兵不得不把他们推开，有些人的脸和头被击中。他们会抓住我们，试图接近我们，并且把自己扔在我们前行的路上，哭喊着要东西吃。

考察队离开时，他们的汽车遭到当地人围攻。当地大约有1500人，这是一次“令人恐惧而沮丧的经历”，直到持枪的士兵强迫人群放行才算结束。

当地官员说他确信没有囤积粮食。在湖南零陵地区，调查员Vera McCord用“暴民”和“暴动”来形容爬上他们的车索要食物的饥饿儿童。

选择湖南一些地区来调查是因为“交通条件允许”，并且“这些地方安全”，这些考量因素被列在“饥荒严重程度”之前，尽管在前两个方面缺乏的地区在第三个方面可能更糟。

1946年8月，湖南衡阳饥民（来源：联合国档案）

饥荒的恐惧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继承了战前“国际联盟”在亚洲的知识网络，后者曾重点关注亚洲的农村复兴议题。Sunil Amrith和Patricia Clavin说明了“国际联盟”在战前如何借鉴东欧农村复兴经验来在亚洲推广“发展”的理念。在这一设想中，西方改革家（主要是借鉴大英帝国的经验）试图通过技术变革来控制营养不良和疾病等问题的愿望，与亚洲民族主义者的设想相结合，后者主张以国家规划作为处理潜在粮食安全危机的方式。

1937年8月，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万隆召开了一次关于农村卫生问题的会议。一位与会的联盟官员说：“在每个国家，‘农村复兴’都是报纸头条，人人都在谈论。”印度、日本、暹罗、菲律宾和中国都有代表参加，但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了几个星期，这场冲突即将摧毁中国的大部分国家能力。

1945年，蒋廷黻他的合作者将试图重拾在战争面前不得不淡化甚至放弃的国际化进程。

然而，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粮食极度匮乏，尤其是河南、山西、山东、江苏、福建、湖南、广西、贵州、安徽等省。这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最紧迫的问题。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预估，1946年4月，约676万中国人急需粮食，约3280万中国人需要粮食。官方史料指出：“仅这些地区的需求就超过‘总署’为中国提供的救济资源总数，特别是在1946年。”

供应网络是一个主要问题。送来的面粉数量不足，而且硬邦邦的。人们吃土，导致肠梗阻。蒋廷黻的计划优先考虑使用物资来重建中国的经济结构，但McCord出于绝望的考虑，看是否能将更多物资用于缓解个体赤贫，而不是将钱节省下来支付工作救济计划。

1946年7月，衡阳孤儿（来源：联合国档案）

1946年7月，湖南饥民领取面粉（来源：联合国档案）

1946年6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福利调查小组访问了湖南衡阳的难民营。“抗日战争”结束近一年后，这里仍然一片混乱。衡阳曾是“豫湘桂会战”最艰苦的中心战场。难民的死走逃亡加上混乱的官僚体制，导致有效的救灾工作面临重大障碍。

衡阳市长谈到人口从15万增加到20万所面临的困难，据说有9万人急需粮食。福利调查小组走访了第5号难民营，那里有600来人住在帐篷里，几乎不能防暑。难民严重营养不良。供需品无法使用。面粉没法用，因为没有烹饪设备。承诺的牛奶也没有交付。官员之间的协调“完全中断”，街头每天横尸30人左右。

报告还说，难民营的条件和纳粹德国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lsen）一样糟糕，甚至比印度战时的饥荒还要糟糕，经常出现“可怕的身体崩坏”。

通过对湖南省各地的调查，我们可以了解“豫湘桂会战”期间中国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的破坏情况。1945年至1946年，“内战”开始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调查人员走访了衡阳和零陵，发现那里的情况非常困难。

零陵的饥荒调查小组组长Vera McCord估计，该地区52.8万人中约有15.8万人需要救济。当地还迫切需要医疗服务。她还指出，1947年有歉收的危险，援助农民是当务之急。距离零陵市15至180里的村庄有脚气和疟疾发生。出生率似乎有所下降。

衡阳处在危机之中，但绝不是唯一的地区。1945年11月和12月，当Moyer和Bonnell走访河南西部时，他们注意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洪水和日本的占领和中国军队的掠夺。在之前一年的春季和夏季，中日军队在河南西部有几场重大战役。

河南西部约有1200万人口，其中200万人急需物资。当地的丝绸业已被摧毁, 而日本人已从该地区运走了大量的粮食。癫痫病盛行, 而只有大约30%的人口能得到当地提供的资源的援助。调查人员注意到，返回的难民也带来了疾病， 80%-90%的人口生病了。

总之，调查员的感想被概括为截然对立的两种：“河南西部的问题完美说明了救济和善后的天才想法”，“人们需要一切”。

湖南衡阳荒废的稻田，荒废原因包括战争的破坏、干旱、牲口短缺、种子和肥料短缺等等，远处是荒废的农舍（来源：联合国档案）

社会崩溃也鼓励了更激进的政治解决方案，并促成了直接对抗。1946年12月10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地区代表Harald H. Lund在给中国办事处主任Glen Edgerton的信中抱怨共产党搜查“总署”的卡车。他指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许多司机以前都为国民党开车，这意味着在国共冲突的地区必须谨慎行事，向国民党控制的城市运送物资而不向共产党控制的周围地区运送物资是“不明智的”。

在华北，在中共有强大势力的地区，经常有暴力冲突发生。在某些情况下，如1946年11月底，一支救援车队在北平和承德之间被劫持，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中共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并支付了30万元作为赔偿。

然而，国民党试图利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车队攻击中共控制区，双方以获取粮食和物资作为政治筹码，关系开始破裂。到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计划结束时，中共对该机构的负面看法非常明确：“无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如何装饰自己，全世界的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意识到，它已经从一个国际救援组织退化为美国国会服务的工具，其中国办事处是国民党政府的战争代理人。”

蒋廷黻善后计划的弱点正在为更激进的替代方案创造空间。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危机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麻烦的机构，它早早退出历史舞台也许更多是由于它在欧洲遇到的问题，而不是在中国遇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总署”是“国际联盟”殖民主义框架的继承者，这种殖民主义思维方式的某些方面令中国人厌恶。

在欧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基本上只和被征服和被解放的人民打交道。但在中国，它不仅要和一个同样受到摧残的国家打交道，同时中国还是一个一两年前才恢复完全主权的盟国，因此还要面对这种情况所隐含的所有敏感问题。

到了1946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合作出现了很大压力。蒋廷黻很是为难。

善后计划的财政结构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中国获准出售部分“总署”援助物资来为政府增收，但由于中国货币不稳定，运往内地的费用不断上升，最终成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一大负担。这迫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不得不向中央银行大量贷款，这又降低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行政院的地位，同时也降低了蒋廷黻逐步实现善后计划的可信度。

河南郑州“黄泛区”航拍（来源：联合国档案）

1946年6月，美国收到报告称，上海港堆积了大量物资。事态发展到了顶点。这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主任，前纽约市长Fiorello LaGuardia下令禁止再向中国运送物资。7月，蒋廷黻召开了一次愤怒的新闻发布会。据《申报》报道，蒋廷黻回应了批评。

蒋廷黻指出，八年的战争“几乎完全摧毁了水运和铁路运输网络”，瓶颈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在1946年3月之前交付的近56万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物资中，只有7.9万吨没有在6月前运输完成。

蒋廷黻还说，认为只有2%的物资能运达中共控制区是一种误解，“吉普车、铁路和汽船设备、河防物资等”等物资不是普遍分配的，80%的物资都是粮食，但“中共大部分地区粮食丰收。我们在分配物资时，一定是按需分配。”

蒋廷黻在后来的文章中继续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辩护。1946年9月，也就是在他离任前的最后一个月，蒋廷黻认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义务分离，导致了严重的财政问题。从6月底到7月初，“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没有钱，政府没有提供任何费用，银行也不给贷款。

显然，蒋廷黻试图将他领导的机构的行为合理化。不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结束后不久对中国计划的总体评价是积极的。
没有送达原定受助者手中的粮食约有10%至15%，剩下的70%至80%想必给到了真正需要的人。可以肯定的是，赤字地区的分配缓解了这些地区全体人民的严重短缺问题。

截至1947年10月底，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兴建的防洪、灌溉和排水项目，约有436.6万英亩土地被开发出来。通过筑堤和修复工作，数倍于此的土地得到防洪保护。

约有200万至300万人口从饥荒中获救，800万至900万人口（包括100万难民）在返回家园时得到援助。200多万人在“总署”的支持下获得工作机会。

1946年6月，一位山东农民受“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托将面粉分发给村民（来源：联合国档案）

这些项目帮助恢复了“几千英里”公路和铁路路基。从事卫生、疏浚和建筑工作，恢复当地工业，并成功使400多万英亩土地恢复生产，3000万英亩土地得到额外保护。7100多万美元的农业善后物资极大地帮助中国本土粮食产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善后工作取得巨大成功，开垦土地的年粮食产量将是“总署”援助粮食总量的四倍。

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和不足，但这些都是通过有史以来为一个国家制定的最大的国际支持援助方案，共同为中国人民带来的积极利益。如果不是因为内战所造成的持续的混乱和破坏，其结果可能会更加广泛和持久。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间的协作从未达到蒋廷黻设想的程度。他也从来没有控制住官僚体系中效率最低的部分，而他反对共产主义的主张也无助于中国交战各方的斡旋。尽管如此，善后计划的规模还是被低估了。

如上文所言，战争造成了规模巨大的破坏，而可用于应对这种破坏的资源却相对较少。然而，该计划未能完成的事实不应掩盖蒋廷黻想法的重要性，这些想法不仅涉及到眼前的救济，而且涉及到继续和扩大1937年中断的已有的现代化任务。

结论：朝着亚洲后殖民国家的方向前进

1947年，蒋廷黻提出了一个论点，该论点似乎带有他对“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及其对经济相互依存的执着，也许受孙科等人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未来总体上比较乐观。他们认为，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全世界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都可以大大提高。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贫穷会直接导致其他国家的灾难。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繁荣可以直接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切身利益。在经济上，这是一个相互共存、共同繁荣的世界。如果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经济因素决定，国际合作就会顺利实现。

最后一句话里的“如果”透露出几分心酸，也不现实。直到1949年，蒋廷黻还在为国民政府辩护，认为它是中国潜在的改革者。

1949年1月，蒋廷黻在华盛顿的演说中认为，国民政府的目的是强制将佃农的租金从土地产出的50%减至33%。不过他承认，在国民党人的领导下，土地改革几乎没有什么动静，在其他各种领域也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比如“更优质的种子，更好和更多的肥料，更先进的灌溉技术，更好的销售，更精良的加工机械”。

蒋廷黻认为，中央农业实验所在战前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使水稻和谷物的产量提高了11%至13%。他们从美国进口棉花种子，改进有缺陷的灌溉系统。“然而，现政府做得还不够。它应该做更多。它本可以做更多。但是，政府对农民的需求视而不见，或者说近年来中国的统治阶级被地主阶级利益支配，这是不对的。”

1949年1月，当蒋廷黻发表上述讲话时，这种辩解已经太迟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把这些声音，视为自由主义即将被一种超出他想象的激进政治压倒的最后一次辛酸的想法？因为蒋廷黻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战后唯一重要的。

这种叙事完全模糊了有助于解释战后世界结构的背景。国共两党并非孤立运作，他们显然在竞争。蒋廷黻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影响与它日益强烈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相结合，表明他知道战后重建的进步、现代化（而不是封建和反动）的重要性，并希望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计划来实现这一目标。

蒋廷黻战后对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和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的钦佩表明了他对社会福利主义和多元化的承诺，这与他战前对苏联现代化的看法截然不同。

中国的思想内战不仅仅是旧政权和新政权之间的内战，而是战后不同愿景之间的内战。蒋廷黻模式显然可以追溯到1937年之前发生在中国的国家现代化，也可以联系到其他同盟国的战后模式。然而，他的模式也是由战争本身的经历塑造的，特别是那些年出现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卫生项目，以及中国作为后殖民国家和战后国家的经验。蒋廷黻也不是异类。他对政治的解读是一系列可能性的一部分，其中许多可能性已经模糊不清。

W.W Rostow后来承认，蒋廷黻的计划一定是战后现代化的一种形式。战后的国民党计划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存在严重缺陷并最终失败的国家发展形式，但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崩溃的“封建”政权。

1946年11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首席兽医Harry Ferguson博士把新型牛瘟疫苗引入中国（来源：联合国档案）

战后中国的善后工作需要被视为更长历史的起点，以了解战后亚洲社会如何利用“发展”作为现代化争论的场所。中国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拥有一定程度的行动和政治选择能力，这与在美国占领下重建的日本不同，也不同于在联合国托管失败后韩国李承晚的威权发展主义。

中国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国，这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融入亚洲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1949年国民党的战败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这一秩序中的角色，但即使在1949年之后，台湾也借鉴了大陆的一些经验教训。

蒋廷黻在1949年10月的演说中宣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贫穷，首要的解决办法是发展经济。”1950年，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垮台后，蒋廷黻坚持认为中国的发展是走向民主和经济发展的更长轨迹的一部分，也是更广泛的亚洲趋势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一直与国民政府保持关联。如果我要批评我自己的政府，我想我可以做得比我在你们刊物上读到的一些批评更切中要害。然而，中国国民政府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比北平的共产主义政权要好得多。毕竟，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既包括民主化，也包括经济发展。就这一点而言，亚洲其他国家都面临着同样根本的现代化问题。

蒋廷黻在这篇演说的笔记里表示，亚洲其他政府将“严重考验（美国的）耐心”。在原稿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在这种时候，你们将回想起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并对自己说，你们在中国工作中所遇到的政府和民众的合作程度，远远超过了你们现在遇到的政府和民众。”

这句话最后被删掉了。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蒋廷黻疲惫的愤怒，他曾试图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合作成为主权中国的基石，与美国结盟，并成为亚洲的榜样，而他的尝试在后来看来可能比当时更有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