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参谋部与兵棋推演(一)
作者: 林挺生，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娄分校政治系教授
一、走向前台
曾有史家说过，欧洲创造了五个最重要的组织制度：罗马教会、英国议会、俄国芭蕾舞团、法国歌剧院、与普鲁士参谋部。任何对近代战争的研究，都不能忽略这个由普鲁士建立、德国继承，扮演军队神经中枢的重要机构。在参谋组织已成为各国军队有机构成一部分的今日，让我们回顾当年在烽火中淬炼出的参谋部原型，应该不只是怀旧复古的情绪，而是推动创新的契机。
德国参谋部位于柏林国王广场旧址，1900年拍摄
生于忧患
十九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战争的性质。拿破仑的新式军队横扫欧洲，造成持续一整个世代的动荡与杀戮。有的史家认为政治社会的变迁改变了法国，也改变了法国军队及其战略与战术。其他学者则认为技术演进因素更有解释力：从十八世纪下半起，在火炮技术、军队组织、道路修筑、地图绘制上的进步，使得建立、维持、与管理更大而更具破坏力的军队成为可能。
过去使用雇佣兵的小型军队，在有限的地区进行机动作战，与一般百姓无太大牵连的所谓「内阁的战争」已经退出时代舞台。由法国公民组成的庞大志愿军，在意识形态狂热的引导下，以更快的行军速度，更有效率的后勤制度（或更无情地现地搜刮），更合理的军队组织，成为欧洲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炮兵军官出身的拿破仑，特别注意火炮在战役中的运用，使战场成为更加致命的斗争场域。
当时还只是二流欧洲强权的普鲁士王国，在1806年遭拿破仑屈辱地击败（耶拿会战），被迫仰敌人鼻息挣扎求生。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时，还向普鲁士征兵，让一群普鲁士菁英军人愤而出走俄国对抗拿破仑，其中包括以《战争论》成为西方兵圣的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lausewitz）。1806年同时也是普鲁士重建新式陆军的启始年代，少壮军事贵族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与格奈森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是这个改革运动的领导人物，也一手催生了普鲁士参谋部。
沙恩霍斯特，第一任普鲁士参谋总长
格奈森瑙，第四任普鲁士参谋总长
西方兵圣：克劳塞维兹
由一群顾问或参谋协助将领指挥战事，是与战争同样古老的作法；但将战争准备与实施整合在一个现代官僚机构内，则是普鲁士陆军的创举。关于参谋部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795年马森巴赫（Christian von Massenbach）撰写的一系列备忘录中。这位曾经在腓特烈大帝麾下效力的军事思想家认为参谋部需要具有四项功能。
第一，对潜在敌人与可能的战场进行研究；
第二，在和平时期针对可能发生的冲突状况制订战争计划；
第三，设计兵棋，针对不同的敌人，不同的战场环境，进行战争过程的推演；
第四，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参谋军官必须定期轮调至野战单位熟悉基层状况。
马森巴赫指出唯有如此，才能系统性地进行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计算各种结果的机率，克服经常破坏军事行动的突发挑战。参谋总长要确保战争计划的统一性，应该拥有上谒权直接向国王负责。参谋军官从所有普鲁士军队中选拔，以学识、客观性、创造力、与性格等条件为标准。
1824年，参谋部的基本架构已经浮现：在战争部第二处督导之下，由1位中将担任参谋总长，13位校级军官与15名上尉中尉军官为主干，本部设于柏林。在柏林之外，还有一个平行的架构：每个军级、师级单位各有其部队参谋部（TGS）。军级单位为1位参谋长与2位副手，师级单位为1位参谋长与1位副手。本部内的分工根据潜在敌人的位置分为三个处：第一处负责东部国境可能发生的冲突，包括奥地利、俄罗斯、斯堪地那维亚国家；第二处负责南部战场，包括意大利与瑞士；第三处针对西边邻国，包括法国、比利时、荷兰、与英国。
参谋军官教育是参谋部特别重视的环节。柏林的普鲁士战争学院于1810年成立，与柏林洪堡大学同时，两所高等学院的师资是互通的。1820年代，战争学院的课程中60%为数学、物理、化学、德国文学、历史等一般课程，40%为军事史、统计学、炮术、攻城法、战术应用、参谋作业等专业课程。克劳塞维兹曾批评战争学院专业训练内容不足，更像是一所小型的综合大学。到了十九世纪末，专业课程的比例已经超越一般课程。从一开始，军事史就是军事教育的核心部分，参谋部特别成立军事史部门，参谋军官被要求研究、演讲、发表战史研究文章。这也使得参谋军官自认属于普鲁士知识菁英的一员。柏林 E. S. Mittler出版社（创立于1789年，为现存最老的德国出版社之一）几乎是参谋部专属的出版机构，负责编辑出版军事文献、战史丛书，以及军事期刊。
普鲁士战争学院
普鲁士战争学院马场
现代地图的发展，在十八世纪末从法国开始，经过持续的改进，成为一套标准化的制作流程。普鲁士被拥有更好地图的法军打败，决心开始学习地图的制作方法。1816-1924年，全国地图的测量与绘制，主要掌握在军方手中，而参谋部就是实际的执行者与使用者。1914年前的6位参谋总长中，有4位曾经亲自参与地图测绘，3位曾著书讨论地图制作技术。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1857-1888年在职）1928年出版了地图测绘演讲的结集本。史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1891-1906年在职）在中尉时代于测地部门服务了两年，30年后，每天早晨的工作总是从参谋部地图室开始。
兵棋
兵棋推演（简称兵推，war games）则是参谋部用来检验作战计划与模拟战争流程的工具。从1780年代开发出来的棋盘式对抗，到1795年的作战计划对抗，再到1809年沙恩霍斯特对大型演习的改革，最后由莱兹维茨（Reisswitz）父子于1824年将现代兵推的规则定型，而成为参谋部例行的训练工具。
兵推的主要目的包括：
一、兵推为实际决策的训练场合，可教导与学习指挥军队的方法；
二、它是在模拟战争状态下，检验评估作战计划的工具；
三、它是能够激发出创新概念的早期智库；
四、它也是考核参谋军官能力的有效方式。
然而，无论多好的制度设计、组织架构，终究要有人来执行，并顺应环境改变加以修正，否则只是纸上谈兵。草创时期就出现许多超越时代观念的普鲁士参谋部，正是有幸得到一位最佳的领导人才：老毛奇，在其漫长的三十多年任期中，让参谋部成为名符其实的战争机器，也将德国军队打造成世界第一的劲旅。
老毛奇，担任参谋总长长达31年
制度建立与初期挫折
老毛奇生于1800年，几乎与十九世纪共始终（卒于1891年）。在那个德国尚未统一的年代，良禽择木而栖似乎仍被普遍接受，没有僵化的官定认同限制。所以克劳塞维兹可以加入沙皇的军队抵抗法国入侵，老毛奇也在1819年，从入伍时的丹麦陆军转到普鲁士陆军。经过一连串的考核、面试，加上来自德裔贵族的介绍信，终于达成目的。当年考试的科目包括：法语、德语、德国史与世界史、数学、野战防御工事、地理学、与统计学。老毛奇成为骑兵中队的少尉，并在四年后再通过考试，并得到部队指挥官推荐，进入战争学院，于1826年春天毕业。
毕业之后，他回到原属师级单位，在部队开设的学校中教授测地与地图绘制，并指导团级年轻军官准备战争学院入学考试。1828年他出版了《军事地形测绘》一书，并被提拔进入参谋部的测地部门，但仍未具备正式成员资格。1832年，老毛奇转调至本部第二处，该处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每年的参谋现地调查（简称现调，General Staff rides），所有参谋军官最重要的训练与测考活动。在繁重的准备工作外，他也投入腓特烈大帝战役史的研究，并在军事期刊中为文介绍奥地利与丹麦陆军。1833年，通过了所有考核成为参谋部正式成员。
1830年代中，参谋部的兵推与现调（或称参谋旅行）日程，已在一定程度上常态化。每年的九月是由德皇亲自校阅的秋季实兵大演习，由挑选出来的团级、师级单位担纲。五月则是参谋们与单一部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演习。最重要的，则是年度参谋现调，至少一次，若有重要作战观念需要验证，则举行两次。参谋总长亲自设定现调主题，多半是历史上的著名战役；挑选十余位参谋，分成红、蓝两队进行非实兵对抗。参谋们每天骑马30公里以上，根据总长给定的状况下达应变命令，如同在进行一场真实的战役。现调不仅是兵推过程的最终测试，其准备工作也是对新进年轻参谋的考核。1830年代多次以腓特烈大帝在上个世纪的著名战役为现调主题，老毛奇也因此积累了战史研究的经验。
现调的目的，在于理解关于特定会战中发生的状况之一般性概念，然后与会战发生地的地形细节结合，成为作战／战术训练的教材。由于教学上的需求，历史细节的精确性让位给对地形与战术细节的认识，这一点使参谋部的战史研究与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区隔开来。稍后，当现实中出现潜在的敌人，则将未来战事可能发生的地区也加入现调中，例如1860年秋天在西里西亚（Silesia）南部进行了对抗奥地利的现调。在这种特殊的想定中，不只要考虑历史的、地形的因素，当时关于假想对手的兵力规模、作战能力、领导统御等情报也都纳入计算中。兵推与现调都是在模拟的情境下演练现实中可能发生的状况，密切地与对地形的认识结合，运用历史学习、战役过程、现有情报的内容，辅以任命与升迁的考核诱因，加上指向未来战争的思考，保证了所有参与者都以最严肃的态度投入。
在这些年中，老毛奇最感兴趣的，是之后在参谋部发展为支配性领域的铁路发展。1841年，他刚结束四年的奥斯曼帝国军事顾问任务回国，就加入柏林—汉堡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普鲁士已开始发展铁路运输，但陆军对这个新的交通工具仍很陌生。1839年时，曾用铁路将8000名部队从柏林运到波茨坦（相距35公里）参加演习；1846年，第6军的12000名部队被送到克拉科夫（Krakow，波兰旧都，与该军驻地相距272公里）；1850年代初期，担任第8军参谋长的老毛奇在该军演习中也使用了铁路运输。
这些小规模的尝试，并未能触及战时大规模动员的复杂问题，结果导致了严重的军事灾难。1850年5月，与奥地利的关系进入冲突一触即发的危机（德意志联盟事件），普鲁士陆军利用铁路动员49万人，但整个动员过程用了超过两个月才完成。军方专用的铁路运输计划付之阙如，铁运使用的是既有民营公司的设备与人员，运兵列车只是简单地插入正常铁路班次表中。这些载着军人的列车经由单轨路线悠闲地一站一站行驶；后勤补给的问题完全没有考虑到，连专责军官都忘了任命，全部委托商务部负责运送。部队抵达前线预定部署地区的先后，居然与战斗序列完全不符；后方区域中，后勤补给与医院单位全部乱成一团；炮兵与骑兵部队缺乏足够马匹，就算马匹送到，也没有草料。最后这些失败的战争准备导致11月在奥洛摩次（Olomouc, Olmütz）政治与外交的屈辱与挫败，德意志联盟被奥地利强迫解散。
当时为炮兵团军官的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湖（Alfred von Waldersee，1888-1891年参谋总长，1900年庚子拳乱时八国联军统帅），与野战军参谋长的老毛奇，都亲身经历这个动员混乱，体认到重新思考铁路动员体系的重要性。
1848-1850年间军事计划制订与军队组织之间的落差，在这个挫败中明显暴露出来。普军和平时期的兵力为20万人，战时动员后可达64万人。参谋部由1位中将担任参谋总长，4位上校处长，以及14名尉级军官。其下为9个野战军共计18个师，部队参谋部共有27名校级参谋长，与18名上尉担任助手。总数为64名的参谋军官中，只有28%在柏林任职。军队动员工作的主要负责单位为战争部与各野战军，部队参谋部的规模大于参谋部，而他们与柏林的关系却很松散。部队参谋长的军阶与本部处长相同，虽然他们是参谋总长的下属，但在日常工作上直接由所属军、师级上司指挥；年度人事考核报告，也是经由军区的指挥将领签名后呈报战争部，与本部的关系难免益形疏远。由于战争动员的命令来自战争部，而部队参谋部的参谋为自己的直属上司效力，参谋部实质上被排除在计划指挥体系之外。
当时的参谋总长赖赫尔（Karl von Reyher）未能整顿将近40年未经历战争的军队，也没有为组织建立标准化的程序，更忽略各种训练工具之间的整合，参谋部与部队参谋部之间在作战计划上则很少协调与合作。造成这个现象的主因，是陆军中缺少一个专责战争计划制订的全权机构。战争部主管军事行动，但其计划主要集中在装备与后勤业务。参谋部方面，赖赫尔的作战计划则像政论文章，充斥浮面的推论，却很少关于兵力大小、集结区域、作战线等具体的事项。参谋部未能针对计划制订任务加以组织：没有一个单位专门计划与执行动员，也没有处室专职起草作战计划；本部内所有人都在做战史研究，组织文化较像教育机构，而非主持动员与进行战争准备。9个野战军的作战准备更差，与参谋部之间只有零星的联系，完全没有掌握「时机」的重要性。在动员期间，将近50万军人缓慢而间歇地混杂在民间铁路运输班次中移动，许多人连自己所属的单位都找不到。动员令通过邮局寄送，有的后备军官在动员开始五天后才收到命令。
老毛奇与作战计划制订
老毛奇接任参谋总长时，已在普军服役将近40年。他长达31年的任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6年的和平期（1857-1863年）。此阶段中战争计划制订过程缓慢地演进，老毛奇试图改造与革新参谋部，但他本人与本部都没有足够的威望与独立性，而且当时的局势也没有任何紧迫性。
第二阶段，7年的战争期（1864-1871年）。在作战任务强大的压力下，参谋部经历了大规模与实质的变化。令人惊讶的战争胜利造成欧洲政治结构的根本改变，普鲁士在新的德意志帝国内成为支配性的主体，并让参谋部成为欧洲的传奇制度组织。
第三阶段，17年的和平期（1871-1888年）。可再细分为10年的实质领导与7年的间接管理。在战争中取得正当性的战争计划制订体系，在此阶段发展成独立的官僚机构，并朝技术性专业组织方向转变。
1857年10月老毛奇接任参谋总长，首先针对运输与通讯等基础技术进行改革，这是最保险的作法，也不至于引起争议。1858年9月，举行第一次和平时期的大规模部队铁路运输演习，第5、6军的16000人、650匹战马、与78节满载车厢，从他们的演习地点回到位于莱格尼察（Liegnitz）的驻地。演习过程十分顺利，显示出铁路运输的能量大于预期，而准备工作需要提早许多开始进行。同时，参谋部、战争部、商务部、内政部四个部会的行动必须妥善协调。老毛奇发现铁路运输是一个高联动性的系统，列车班次规划要精确，时刻表要确实遵守，一列晚发的列车将造成数公里长的延误。他也了解到铁路可以提供利用外线的机会，将部队分散至广大的作战区域，然后再快速将所有兵力集中于特定空间的一个点上。这个同时分散与集中的兵力机动，也改变了指挥官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使下级指挥单位拥有更多独立性。
1859年老毛奇向战争部要求于普鲁士西部兴建更多铁路，尤其是双轨路线。6月，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爆发战争（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普鲁士动员80%的兵力，企图进行武装调解。结果两国在普军尚未完成动员就议和，再次暴露出动员速度太慢的缺陷。利用这个教训，老毛奇推动了军队动员改革。他先是建立了由参谋部与民用铁道管理单位合组的三级常设委员会，分别位于柏林、各铁路干道、与干道上各大车站，专责协调与管理铁路使用。接着又将本部第二处改组为动员处，下辖铁道管理部门。
动员的标准程序进行了大幅修改：动员命令改由电报传送，使通知时间从120小时缩短到24小时；限定动员铁路运输在21天内完成；军方运输与通信享有铁路与电报使用的优先权；部队将以开战时的战斗序列运送；个别部队在运送过程中不被拆散；最远与最先就绪的部队优先运送；1个战时编制的步兵营、骑兵中队、或炮兵营，将由单一列车运送，中途不更换车头，不长期停留；野战演习中增加部队装、卸除的训练。
1860年迎来大规模的军队重组，甚至因此引发宪政危机，但改革还是坚持了下去。在军队内部，每个师级参谋部现在拥有自己的支持部门，而每年入伍的新兵达到7万人。老毛奇认识到外在战略环境已经大幅改变：在战术上，步兵不再能于开阔战场上向着掘壕固守的敌军前进；在战略上，陆军的组织需要加以简化，战场总司令不再能单独进行所有决策，必须尽可能将决策权下放区域指挥官与参谋。部队的规模与作战的空间都大为扩张，使得兵力在地理上更为分散，带来分工方式与通讯工具改变的需求。
老毛奇继承了克劳塞维兹的战略观点，改造普军的战争思维，攻城略地的传统目标让位给摧毁敌人的作战能力。由于部队变得十分庞大，只有使用铁路才能发挥最大作战潜力，特别是在动员、集结阶段，以及战斗中的后勤补给任务。铁路可强化防御，更可用于将大量兵力长距离地运至战场外围，然后发动向心攻势。有了战略指导思想，也有执行的工具，接下来就是战场上的实地验证了。
二、成为主角
社会组织可将个人结合起来以完成特定的目标，但是理性的运作方式绝非理所当然，个人的努力也不尽然能够力挽狂澜，外在的环境时常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普鲁士参谋部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诞生，跌跌撞撞经过四十年的摸索，在老毛奇领导之下，准备面对来自险恶国际情势的挑战。
德意志统一战争（1864-1871年）
铁血宰相俾斯麦
人们谈起近代德国统一的故事，总是会想到「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62-1890年执政）。他的声望虽然历久不衰，但在那个风云诡谲的1860年代，即便他再长袖善舞、天纵英才，如果没有一支钢铁劲旅在手，恐怕也是独木难撑大厦。1850年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联盟，硬生生地被奥地利给拆散，正应验了「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这里的强弱，就是军事实力。俾斯麦不是独木，普鲁士幸运地拥有另外两根扎实的巨木：总参谋长老毛奇与战争部长罗恩（Albrecht von Roon，1859-1873年在职）。
德国统一的三大功臣，左起为俾斯麦，罗恩，老毛奇
推动德国统一的三场战争以普丹战争（1864年，也称普丹战争）揭开序幕。这场持续了18个月的战争，普军动员了65000人，虽然只有一小部分投入战斗，但却造成很大的运输与补给问题。被征召的士兵向各自所属的师部报到，这些单独行动的师，直到抵达作战区才被重组为野战军。例如第13师，包含517名军官、15058名士兵、4583匹战马、379辆篷车，由2282节车厢，分为42列火车运送。列车从明登（Minden）出发，经汉诺威（Hanover）抵达汉堡（Hamburg），在当地编入第2军。陆军采用了新的后勤系统：每名士兵携带3天的口粮，尾随的供应车队则有3到4天的粮食；机动弹药车提供弹药补给并运载较重装备。战争后期，老毛奇担任普奥联军总司令腓特烈・查理王子（Prince Frederick Charles）的参谋长，因优异的计划与领导能力，成为胜利的主要功臣。此后，在德皇主持的内阁会议中，只要涉及参谋部业务，他便有权出席。
1864年普丹战争
普丹战争暴露出普军几个主要弱点，军队动员就是其中之一。动员之后，66%的兵力由后备役组成，现役部队仅占34%，这代表动员的时间会拉长。第二个问题与部队驻地有关。普军的驻防相当分散，1850-1869年间，驻地数目由230个增至330个。1865年时，陆军81个步兵团中，只有29个集中在单一地点，44个来自2个城市，8个来自3个城市。骑兵与炮兵团的情况也相去不远，只有工兵与铁道部队因为训练的理由而集中在同一地点。当兵力膨胀到60万人时，部队驻地的安排愈来愈困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老毛奇向战争部建议，由和平时期的军司令部来担负动员准备工作。最基层的动员管理由新设置的军管区主持，区内所有后备役、民兵、替代部队都由其管辖。军管区的指挥部与铁路及电报网络链接，成为地区性动员的中心。由于这项工作是由参谋部派至各军、各师的参谋主管执行，虽然动员命令仍得由战争部下达，但参谋部首次在动员准备中得到立即的影响力。
1866年春，普军已具备新的组织力量。平时的部队就已根据战时行动的军、师、团编制组织。禁卫军从全国各地挑选其成员，是唯一的例外；其他所有野战军都驻扎于其后备役官兵所在的地区。参谋部本身也进行了重组与扩大。普丹战争时，由于参战部队缺乏参谋，从柏林本部借调了许多军官，几乎让本部业务停顿，于是决定让执行专业技术业务的部门更加独立。1865年夏，一半的参谋被编入科学业务第二部门，由1名少将主管，有14名军官与24名士兵，以地图制作为重点工作，这些军官不需要下部队轮调。
1866年的普奥战争比普丹战争复杂许多。动员人数为28万人，战场有两个，彼此相距遥远：一为奥地利西北方的波希米亚（Bohemia），另一为今日德国的中北部。1864年发动战争时，奥地利是盟军，英国也保持中立，几乎不必考虑外力干涉。1866年不但法国可能动员进行武装调解，德国境内的邦国也可能与奥地利结盟，时机与兵力的互相依赖，成为最重要的取胜因素。经过俾斯麦的外交操作，创造了一个短暂的机会窗口，让普鲁士得以进行两面作战；若是错过这个时机，就必须面对没有胜算的三面作战。
1866年普奥战争
这个两面作战的战略之所以可行，主要因为在波希米亚战场上，普鲁士享有技术上的优势。普鲁士有5条铁路线通向战场，而奥地利只有1条。从1866年4月起，参谋部的铁道管理部门便准备好详尽的部署计划，并与商务部、3个军民共同委员会密切协调。老毛奇的构想是各路部队分头前进，到最近战场处集结于单一据点，大部分资深将领都不支持这个新颖的作战方式。
开战之前，战争部依然牢牢控制着整体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但参谋部已完全接手铁路动员的任务。到了6月2日，由于铁路运输已成为最紧急的事项，老毛奇得到授权，可以跳过战争部直接下令给各野战军指挥官。长期来看，这个改变不仅代表作战命令下达层级的转移；更重要的是，由于铁路运输成为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对铁路管理与知识的掌握，实质的作战计划制订已成为参谋部的特权。
普军分成四个阶段进入波希米亚。第一阶段，人员、马匹、后勤物资集中至各动员中心。第二阶段，4个野战军以铁路集结于西里西亚（Silesia）与卢萨蒂亚（Lusatia）。第三阶段，从铁运终点行军至预定战场。第四阶段，发动攻势。分配给各军的铁路线以每天8-12班列车的运量进行运输。每个野战军负责自己的军粮草料。司令部与野战医院则就地征用。
战役初期的6月26日，奥军错过了攻击孤立的普军第2军团的机会，到了7月2日，就被迫进入不利的位置，只能打一场防御性会战。普军因此得以展开两个大型机动，一个将敌军正面牵制住，另一个进行大规模侧翼攻击。老毛奇已完全失去与各军指挥官的通讯，只能派出骑马的信使传递命令，如果战事持续更久，战局发展可能会完全失去控制。从十九世纪的战争背景来看，老毛奇对时间、空间、兵力的运用的确独树一帜。
萨多瓦会战（Battle of Satowa, Battle of Königgrätz位于今日捷克境内）之后，普军有46个月来消化这场战争的教训。在这段时间内，战时动员的兵力由28万人迅速膨胀为80万人。从拿破仑战争的规模成长到接近二十世纪的标准。北德邦联（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的陆军包含12个野战军指挥部：普鲁士8个（第1到第8军），什勒斯维希—霍尔斯坦（Schleswig-Holstein）第9军，汉诺威第10军，黑森（Hesse）—拿绍（Nassau）—法兰克福（Frankfurt）第11军，萨克森（Saxony）第12军。这些野战军都同时包含现役与后备役兵力，从本身驻地征召兵员。在柏林之外，这12个军共有27个同等规模的师，与2个骑兵师。此外还有由军管区加以组织的216个民兵营。
虽然军队的规模扩大，但陆军并未使用全部的人力资源。全民兵役制规定3年的现役常备兵役，之后是4年的后备役，再来则是5年的民兵役。这12年构成战时可动员的全部兵力。然而，在每年17万合格入伍男子中，只有93000人被征兵，因为1867年的陆军法规定和平时期总兵力不得超过北德邦联总人口的1%上限。随后数年，这个限制一直是军力扩张的阻碍。
野战军的编制使普鲁士陆军的组织方式拓展到其他德意志邦国的军队，但普鲁士参谋部才是真正让德国新陆军产生一致性的要角。因应部队的扩大，参谋部也成长到101名军官，其中46%在柏林，54%在部队参谋部。参谋部与部队参谋部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中央集权，部队参谋部仰赖本部提供专业知识与器材工具，参谋军官待在本部受训的时间也延长。
科学业务第二部门，又被称为地理—统计工作组，由地图测绘专家希多（Emil von Sydow）领导，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下辖铁道管理与动员两个局处。虽然在老毛奇为青年军官的时代，测地部门是新进参谋必经的训练，但1867年之后情况改变，只有三分之一的新进参谋由第二部门开始其职业生涯。这个部门的升迁速度较慢，而人员也倾向留在本部，不轮调到野战部队，这也加强他们自诩为技术专家的身份认同。地图测绘任务也开始由民间专家，而非军人来主导。
战争学院每年毕业的40人中，老毛奇会亲自挑出12人左右进入参谋部，由他个人加以考核一段时间，未通过者回到原属单位任职。正式成为参谋部成员者，在每次升迁时，都要依例下放野战部队参谋部。这种轮调旨在让参谋了解部队的真实状况，并将老毛奇的作战理念传达至全军。1870年时，每个野战军、军团都有一位经由这个体系训练出来的参谋长，维持全军作战指挥高度的一致性。
参谋现地调查、兵棋推演、演习，都将重心放在西线作战区域（德法边境），作战计划最基本的情报搜集，也更加系统化与集中。希里芬便被派往巴黎，协助驻法武官掌握法军的战略规划。一个特遣小组前往里昂（Lyon）观察运往梅斯（Metz）的弹药与其他军需品的状况；其他小组则侦察法国北部炮兵驻地，以及行军路线上补充马匹的地点，来了解敌军炮兵部署计划。第三个情报搜集重点，在于了解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驻军在战争动员后会如何调动的问题。
1867年11月，关于西线战争第一份详尽的野战军动员训令向各军下达。每个现役野战军都配属了相同比例的后备兵力。野战军战斗序列详细规定了后备役与民兵的兵力组成，以及团级以上单位的后勤补给计划。1870年时，每个野战军都由1个铁道营支持，该营包含40名军官、1540名士兵、3074匹战马、与670节车厢。民政官僚体系也奉命支持战争动员，省级政府要提供军需供应站与军饷办公室的官员。邮局负责运作战地邮政，商务部提供铁路运输，电报局管理军用电报系统，司法部提供律师与法务人员成立军事法庭。军管区内的兽医也被征召为军队兽医，公共卫生官员则成为军医官与药剂官。
老毛奇与属下13个军参谋长共同制订了第一套将所有部队铁路运输加以规范的集结计划。这一次军队的运输计划拥有最高优先权，动员期间，所有民间运输一律暂停。当时德国有15条国营、33条民营、5条官民合资铁路，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进行协调的工作十分庞大。
1867年11月时的兵推中，军队铁路运输计划得用32天来将已动员的部队送到行军出发点。1868年缩短到24天，到了1870年1月，则只要20天，速度加快了60%。老毛奇的作战时间表安排，目标在将所有野战军同时送到战场上。军事理论上的战争警报概念，第一次能与精确的兵力数量结合。在西线战场上，军队运输计划将用6条铁路线，将4个军团（每个军团有2-3个野战军）送抵战场。双轨铁路线每天单向发出18班列车，单轨铁路线单向发出12班列车。从7月15日开始的20天，开出了1520班列车，在当时是极为庞大的运量。
老毛奇在普法战争中续用1866年时的部属，而不管他们在现有编制中的职级。1870年7月战争爆发时，他只带了15名参谋到战场。除了两名副官外，还有最重要的作战处、情报处、铁道处处长。
1870-1871年普法战争
与法国统一由中央政府管理的铁路系统相比，德国官民混合的系统在运量上远为逊色，代表军方需要更精密的规划来弥补其不足。根据计划时间表，动员令下达后第8天开始铁路的集结运输；到了8月3日，动员后第19天，主力部队已集结完毕并可开始行军。由于运量不足，3个军的兵力未能包含在最初两周半的运输计划中。这3个野战军分别来自东普鲁士（East Prussia）、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与西里西亚（Silesia），从7月26日才开始进入预定部署位置，在第2、3军团后方担任二线兵力。此外，另有1个步兵师与2个民兵师，铁运北送担任海岸防御部队。
动员后第27天集结行动完成，与拥有更大铁路运量优势的法军相比，这样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8月4日，德军已几乎完成所有部队集结，而法军甚至连动员都尚未完成。结果是开战初期，德法兵力比为3：2，稍后更扩大为3：1。除了动员速度缓慢，法军还有集结地点分散的问题。普法战争宣战的一方，是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既然宣战就该掌握主动权发动攻势，攻势行动最重要在于兵力集中，结果法国在这两点上都失败。主动权要透过比敌人更快的动员与集结来夺取，兵力集中则取决于集结区域在空间上的接近。
法国中央集权又效率低下的动员体系，已经失去先机；而作战计划中考虑到缩短动员时间，规划了被孚日山区分隔开的两个集结区域，结果当德军已向法国进军，不论选择那个方向都能取得数量优势。9月1日，优势德军在色当（Sedan）逼迫法军进行决战，拿破仑三世兵败被俘，基本上结束了战争。9月4日法国发生政变，推翻第二帝政，第三共和成立，法国人民拒绝承认战争结果，德军开入巴黎。1871年1月，威廉一世于凡尔赛宫登基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统一正式完成。
1871年普军在巴黎阅兵
富勒（J.F.C. Fuller）曾批评，老毛奇将他的部队带到行军出发点，然后就不再指挥，让这些部队自己去打仗。仅从事实上观察，似乎有几分道理。然而，老毛奇之所以在进行作战部署之后，就将战术行动留给战场上的指挥官们，是因为他知道，这些指挥官都是固执的老将，无论如何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作战。但是，每一位指挥官身边，都有一位经由参谋部系统训练出来的参谋长辅佐。而且，许多师长、与稍低层级的军官，都曾在参谋部受过训练。在各种战场情况下，总是会得出相当近似的判断，显示出参谋部军事教育巨大的成功。
1871年1月，威廉一世于凡尔赛宫登基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统一正式完成
当代的军事研究将老毛奇的指挥管制创新称为分权式（任务型）指挥模式（Auftragstaktik）。这个模式的最大特色就是自发性（spontaneousness）：力量集中并非由上而下强加的恪守命令之结果，而是来自军队所有部门之间自发的合作。下级的行动并非由详尽的指令与管制措施来指引，而是根据各级单位对整体任务的一致性理解。在这样的系统中，指挥官掌控大原则，给予下级单位宽广的行动自由，要求他们发挥积极性与主动性。由于决策权威的分散，以及下属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个模式对各级指挥人员有更高的要求，军事体系本身也要保证严谨统一的教育训练。指挥与管制的权力带有分散与非正式的性质。命令与计划尽可能简单扼要，其执行有赖下级主动进行必要的协调，基于高同构型的训练而拥有的良好互相理解，使必要的信息交换得以降到最低程度。透过决策的分权化，分权式指管模式寻求加速作战步调，与提高应付快速变动战局的能力。
完成了统一的德国，不仅震惊欧洲列强，也让德国陆军成为各国仿效的典范。与此同时，这个雄踞中欧的新国家，也陷入恒久的两面受敌梦魇。未来七十年，德意志的命运都系于此。
三、真正独立
德意志帝国陆军校阅
新帝国的新陆军
1871年，德意志帝国诞生，史称第二帝国，介于神圣罗马帝国与纳粹的第三帝国之间。1872-1875年这段时间，老毛奇利用如日中天的威望，完成三场统一战争期间已经开始的参谋部重组。老毛奇的作战艺术，已在实战中展现，身为欧洲最强大军事力量的设计师，他现在需要为后世留下更高层级的战略遗产。1879年的德奥联盟（Dual Alliance）改变了东线的战略局势，这是一个多世纪来，首次可能将奥地利排除在主要对手阵营之外，成为位阶较低的合作伙伴。然而，东西线两面作战的危险，仍如达莫克利斯之剑（Sword of Damocles）高悬其上，十九世纪晚期绝非如表面上看来如此平静。
这个时期欧洲军队中重要的议题是兵力结构，一个新的军—民关系正在形成。普鲁士传统的地方民兵有两种：国民兵（Landwehr），意指守卫土地的军队，起源于东普鲁士，由富裕的市民志愿担任军官，自由农民担任士兵；地方民兵（Landsturm），意指土地保护者，由封建地主担任军官，他们的农民担任士兵，防御入侵庄园的敌人。1815年后，两种形式的民兵都正规化，成为现役军队的候备兵力。
随着人口的成长，这些后备兵力也大幅扩大，改变了兵力的结构。1870年时，现役、后备兵力之比变成2：3。战争一旦爆发，动员后的军队中，后备军人的数量将超过现役军人，引起军方高层关于军队素质的忧虑。一般的看法认为，现役兵力行军速度较快，战斗力较高。军队中现役兵员比例高，动员与集结的速度较快；在危险与困难的战场环境中，后备兵力的可靠程度也受到质疑。每年夏天，针对数十万后备士兵进行的演习，目的就在增强其战力。此外，战争动员时，后备兵力应该以何种方式整合进现役部队中，从1870年代以来已成为最具争议性的问题。
德国陆军1875年的兵力结构，来自3年现役兵、4年后备兵、5年民兵（国民兵）的兵役制度。也就是说，一个健全的成年德国男子，一生中有12年的时间处于服役状态，被计入战时动员的兵力总数中。在1870年代，军管区每年召集一次后备兵力，以此实际状况修正动员计划，但并未确实讨论作战中后备兵力运用的问题。新兵于每年的11月1日入伍，经过6个月的训练后，于来年4月1日编入现役部队，而退伍日期也是11月1日。这就是为何每年的战争计划都于4月1日生效，而新计划的制订则于11月开始的原因。
由于这个兵役制度的设计，形成一个国防人力的配置周期。在周期内不同的时点上，人员的训练准备与整体数量并不相同。只有在每年的4月1日到10月30日间，帝国陆军处于承平时期军力最强的状态。至于半年的秋冬季期间，新兵尚未完成其入伍训练，而召集后备役需要时间，军力处于较弱时期。收割后的冬季田野没有足供大批战马食用的草料，因此补给问题也会因季节而不同。此外还有例行的演习时间表：6月初从较小的单位开始，接着是师级对抗，最后到军级单位与帝国实兵大演习，约在9月初结束一年的规划。当时欧洲所有的战争计划制订者都知道，战争最有可能在4月1日至11月1日这段期间内爆发，因为部队兵力最强大，动员造成的摩擦最小。若是考虑到任何军队都不可能携足数十万战马所需的粮秣，只能就地征用田野新收成的草料，适合开战的时间又进一步缩减。德国陆军1874年的平时编制为40万人，到了1880年上升到将近43万人。若是加计国民兵与地方民兵，数量更为庞大。根据1875年的统计，全国总兵力为1,445,318人，战马329,164匹，火炮2,532门。
德皇威廉二世亲校秋季大演习
帝国陆军的骑兵部队
十九世纪的欧洲陆军有三种整合现役、后备兵力的模式。第一，维持现役与后备役分离的状态，后备兵力被单独编组，法国陆军采用这个模式。第二，在现役部队中加入同等数量的后备兵力，俄军的动员采用这种模式。第三，减少常备部队中现役单位的数量，而以后备部队来填补，在夏季演习中便以战时编制方式一起训练。从结构上来看，现役单位就像撑开雨伞的骨架，而其他空间则由后备兵力填补。德国陆军就是采用这个模式来动员。1870年代德国陆军的组织，最高一级为数个军团总监指挥部，下辖所有帝国野战军：第1-11军为普鲁士军，第12军为萨克森军，第13军为符腾堡（Württemberg）军，第14军为巴登（Baden）军，以及2个巴伐利亚（Bavaria）军。虽然各军的指挥官由德皇亲自任命或同意，因此直属德皇本人的战争内阁在军务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实际上各军的参谋长才是真正日常管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军队中不同层级之间的互动，不止取决于各军指挥官与德皇的关系，也视各军参谋长与参谋部的关系而定。
在帝国陆军内部，普鲁士陆军与萨克森、符腾堡、巴登、与巴伐利亚军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战争计划中就特别强调如何将这些不同单位加以整合。战争动员期间，帝国境内各邦国的军队与铁路，都由普鲁士支配，也就是在参谋部的管制之下。而在承平时期，各军之间有相当不同的关系。例如，符腾堡军仍向符腾堡国王效忠，而他仍能任命与调动军官，所属各团保有自己的军旗；国王甚至可以决定军队的制服，但成本不得超过帝国陆军其他单位。平时符腾堡军驻守于自己的国境之内，没有国王同意，其他帝国军队不得停驻该国领地。附带一提，二战时德国的装甲名将，「沙漠之狐」隆美尔（Erwin Rommel），就是出身符腾堡王国。
符腾堡军授旗仪式
1873年，符腾堡军扩充为一个完整的野战军。所有的部队番号重新依据帝国陆军的连续番号来命名。德皇成为所有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有权视察所有邦国军队。符腾堡军的誓词中，也加入了为德皇奉献心力的文字。该军的指挥官仍由符腾堡国王任命，但须经德皇同意。战时王国内的铁路与电报系统由帝国最高统帅部，也就是参谋部指挥。一旦战争爆发，帝国全境都有义务提供军队所需的补给与支持，农场也必须以最低平均价将马匹卖给军队。总而言之，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已经凌驾整个新德国。
参谋部的真正独立
从1872年开始，参谋部开始变得更像帝国政府这个大型国家机器中的一个专业化部门。老毛奇只专注于个人最感兴趣的两项参谋工作：战争计划与军事史。他忽略组织正式工作规则的情况更加明显，只与自己喜欢的人共事。原本负责动员与铁道管理的第二处，是战争计划的制订单位；在负责人退休之后，由于老毛奇对继任者没有好感，居然将战争计划制订工作转移到第一处，导致战争计划与铁道管理两个密不可分的领域被拆散。
1880年代的参谋部，与老毛奇1830年代进入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个在全欧洲声望卓著的精英机构，成员从十余名参谋军官扩大到数百名，是每个德国军人梦寐以求的单位。各处处长的官阶也提升到旅长层级，与军参谋长同级，更增加了在本部任职的吸引力。瓦德西于1881年加入参谋部时，老毛奇特别为他新设一个副参谋总长的职位，确立其接班人的地位。由于老毛奇年事已高，一年之中只有几个月在柏林，所以参谋部内大小事务几乎都由瓦德西实际掌控。瓦德西出身炮兵，他挑选了希里芬来为他分担本部内困难的专业工作，两人只差一岁，都属于陆军青壮世代。当老毛奇倾注毕生的思考与经验，希望在晚年为德国留下战略思想遗产时，世代的差异与诡谲的国际情势却已埋下冲突的种子。
瓦德西元帅
1883年参谋部得到真正的独立地位，与战争、外交、财政部地位相等。战争部的地位下降，军中高层人事权从战争部转移到战争内阁，成为德皇的专属权力。参谋总长得到直接上谒权，享有当面向德皇提供军事建议的特别待遇。参谋部也获得对自身组织控制的所有权力，成为史家所谓「第二帝国的多元专制体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独立山头。瓦德西利用这个优势来加速与深化战争动员过程。他希望建立一个正式宣布动员之前的「战争准备阶段」，也就是「准」动员状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战争动员开始被视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由于牵涉的层面如此之广，影响的人员如此众多，军队的动员已经变成一部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就不能停下，将直接跨入战场上的血腥厮杀。因此，基于政治凌驾军事的克劳塞维兹传统，有必要预留政治干涉的余地，但又不能过度损害军事上的制敌机先，于是出现这个战争准备阶段的概念。稍后，其他欧洲强权也都采用了这个办法，俄国称之为「部分动员」，法国则用「执行掩护行动」这种修辞来正当化「前」战争状态的准备工作。结果是一样的，假使政客决意诉诸战争，加装再多保险机制也无法避免战争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七月危机」，就清楚说明了这一切。
瓦德西同时也要求在帝国政府高层，针对铁路建设、兵力结构、与边境要塞方面，进行更多协同发展。他甚至与驻外武官直接联络，以取得关于他国军事发展的情报，更希望藉此增加他在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地，瓦德西是政治手腕高超的军人，也有充沛的精力捍卫参谋部的利益。虽然军人干政在十九世纪德国并非大逆不道的禁忌，以瓦德西的贵族出身，与皇室成员在战争中共事的经历，这些作为不是不能从「公忠体国」的角度来理解。问题在第二帝国的多元专制本质，虽然德皇的权威高于一切，但终究不到独裁专制的程度；而国家机器则由代表各种利益的多元政治菁英团体主导，处于恒常的竞争状态中。参谋部的确得到独立的地位，但甚至在军方内部，也有足堪与本部抗衡的力量，寻求与其他政治团体结盟，制衡参谋部独大的趋势。海军的崛起就先表过不提，仅从陆军要塞总监这个看来完全无害的职能，也能给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制订带来困扰。
从1880年代中期开始，高爆弹药的出现冲击了要塞的安全性。法军首先在马勒梅松（Malmaison）要塞进行测试，发现装填了苦味酸新式高爆火药，由延迟信管引爆的炮弹，可在数小时内摧毁坚固的砖石工事。但是这个危机并未让永久性要塞完全失去价值，反而促成了一连串现代化改造方案。这些强化要塞防御效能的内容包括：覆盖防护装甲的角楼与炮塔，于炮塔内换装高射速火炮与架设机枪，以混凝土与强化混凝土来保护营房与弹药库。要塞群的设计概念也有所改进，原本以「新普鲁士体系」（New Prussian system）为原型的主要塞加上数座城廓前分离式碉堡防御体系，无法抵抗射程与威力都大幅提升的新式攻城重炮。为此，分离式碉堡之间的距离，由过去的几百公尺大幅增加到数公里，且多改采多角外型，碉堡内也建有防炮地下建物与战斗平台。碉堡被设计来与攻城炮兵对抗，当敌人的攻击阵地被察知，碉堡内的炮兵可得到己方野战炮兵的机动火力支持，碉堡内的步兵也可前出攻击敌人炮阵地。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旅顺要塞对日军猛烈攻击的抵抗能力，也证明现代化要塞仍具有防御的功能。到一战爆发之前，欧洲各国除了在预算许可范围内持续进行要塞的现代化，也在要塞、碉堡之间增建成本较低的野战防御工事。
冲击全欧的高爆弹药也在德国引起恐慌，并立即催生了要塞更新计划，但新的防御模式则经过数年才确定。1886年德国陆军要塞总监要求紧急补强计划，但由于预算限制，只有6座要塞进行了防御高爆弹药的强化工程。施工从分离的碉堡开始，得先将地下建筑上方的泥土挖开，在其上增加一层一公尺厚的混凝土，只能先从敌人最可能入侵路线上的碉堡先行补强。最后，德军几乎放弃了砖石造的碉堡，改在旧的工事之间修筑混凝土的步兵地堡与炮阵地掩体。事实上，西线的德国要塞系统已减少为两个主要的要塞群（Festen）：梅斯—提翁维尔（Metz-Diedenhofen / Thionville），与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西面米特齐（Mutzig）的威廉二世要塞（Fortress Kaiser Wilhelm II, KWII）。这些要塞最后只具备抵抗现代攻城炮兵的单一防护：在强化混凝土与铁板外覆盖装甲工事。这个决定仍是很大的挑战，因为装甲工事十分昂贵。KWII要塞要到1893年才开始进行装甲化，而梅斯则一直拖到1899年才开始。此间十余年内，西线要塞不具有任何实质防御效果。
要塞的建设与现代化，在德国引起更深入的论战，不仅是与技术变迁、成本效益有关的验证，还达到作战—战略层级的内涵。与其他国家相同，参谋总长是主要的决策者之一，一战前共有四位参谋总长与闻其事。参谋总长有权决定在何处设置要塞，及判断是否需要扩充或重建；而战争部长则决定提拨经费的额度（预算还要由帝国议会通过）；工兵军团司令兼要塞总监完成细部工程计划并监督施工。
早在1879-1880年间，由于法国要塞体系的快速进展，就让老毛奇相信，一场快速击败法国的战争已经不可能，在未来的两面作战中，必须先对俄国发动攻势。即使瓦德西大致上维持这个方向，但他开始质疑在东线击败俄军的可能性，并对德军攻城装备进行现代化。希里芬则持一种矛盾的态度看待要塞的意义：一方面，他认为德国要塞是工兵与炮兵共同主导，浪费大量时间与金钱，却从未完成的无用计划；另一方面，他却十分认真地看待敌方要塞对德军作战行动的威胁。于1898-1902年间担任要塞总监的葛尔兹（Colmar Freiherr von der Goltz）是一战前德国陆军中极负人望的将领。东线方面，他与希里芬都同意在东普鲁士的马祖里湖区（Masurian Lakes）建立一道新的屏障，并强化柯尼斯堡（Königsburg）与波森（Posen）两大要塞，维斯杜拉河（Vistula）一线也要改善防御工事。但在西线两人的战略观点相左，葛尔兹不支持德军入侵比利时与卢森堡，相反地，他希望将梅斯建成极具威胁性的要塞，使法军不得不投入大量兵力攻击。他还要求在梅斯到史特拉斯堡之间，修筑一系列的碉堡，但遭到希里芬的反对，理由是成本太高且需要先将梅斯的现代化工程完成。事实上，希里芬希望的正是诱导法军对德、法边界大举进攻，而无法向北阻挠德军右翼的迂回行动，因此故意要让该地防御显得薄弱。但这个属于参谋部内最高机密的作战计划，葛尔兹显然无缘与闻。不只希里芬，德皇的军事内阁首长胡勒森—海瑟勒（Dietrich von Hülsen-Haeseler）也反对多建碉堡，因为他担心会损害军队的进攻精神。最后，由德皇裁示：只强化西线两个要塞群，不再新增碉堡。
法国东部布列芒要塞
仅从要塞建设与现代化一事引起的漫长争议，就可看出帝国军政运作的复杂性。参谋部是取得了独立地位，但远非后人想象的至高无上的决策单位。同样地，老毛奇获得的开国元勋尊荣，也不保证其战略概念必定为继任者无条件接受。仔细考察十九世纪最后30年德国战略观念的变迁，是了解一战成因的重要线索。
四、两线作战备忘录
里奥六世所著《战术》1586年意大利文版
何谓战略（strategy）？何谓战役（operation）？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进入具体的战略、战役内容之前，有必要稍加介绍。
战争计划与作战思想都属于战略研究的范畴。虽然战略研究要到1940年代后期，才在学院中成为一门学科发展起来，它的传统却与人类战争经验一样久远。在欧洲语系中，战略这个词汇来自古希腊文的strategía或strategike，同时指涉诡计（ruse）与将道（art of generalship）。具有现代军事意义的战略用法，则是出现在十八世纪晚期西欧对东罗马帝国皇帝里奥六世（Leo VI）军事著作的翻译中。
里奥六世
格雷（Colin S. Gray）将军事战略（military strategy）定义为共同体对武力或武力威胁之运用，以达成由政治决定之政策目的。经由合适的战略「方法」（ways）之选择，以运用可取得的军事「手段」（means），来达成可欲之政治「目的」（ends），就是战略思考的核心。在目的、方法、手段三个要素之外，还可以加上「预设」（assumptions）或「信念」（beliefs）这个外生的影响，像是对我军军力的乐观估计等，常常成为错误战略实践的根源。从定义来看，格雷主张战略扮演的是桥梁的角色，其功能在于链接目的与手段。所以，战略不该有自己的「目的」（ends），它只能有战略「目标」（objectives）；目标的达成永远是为了服务于更高的政治目的，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一个好的战略（方法），能使目的与手段达成有生产力的结合，而增加成功的机会。
区分战略的不同层级（levels），并由动态的观点进行研究，是从复杂多变的战局中理出头绪的重要方法。卢特克（Edward N. Luttwak）细腻的分析架构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卢特克将战略分成五个主要层级：技术（technical），战术（tactical），战役（operational），战区（theater），与大战略。他的大战略与格雷类似，范围超过单纯的军事领域，故在此仅介绍前四个层级。卢特克强调每一个层级有各自需要面对的客观现实，但它很少能够与其上下的层级完全无关连地独立存在。
在技术层级中我们关心的是纯粹技术标准上的优劣：由步兵携行的反战车导弹，是否能在对抗机械化装甲部队的入侵上，产生比战车之间互相对抗更高的成本效益？这类属于物质范畴的条件，往往不是战争结果的决定性要素。在实际战斗发生的战术层级中，则增加了其他变项：补给与训练的质量，非物质性的部队士气与内聚力，军官领导统御的水平。历史经验显示，后两者对战斗结果的影响常大于由机械因素制约的武器效能。通常，特定作战单位在战术层级的行动，只是交战各方投入更多其他单位的大型行动中附属的一部份而已。因此，战术层级上的行动结果，必然要置于战役的层级上，才能更全面地衡量。换言之，一个单位进攻或防御的成败，只有在它与其他单位一致，形成特定的格局时才有决定性。
在战役层级中，地图与部署细节等战术层级中关键要素的重要性降低了，整体性的格局主导作战的进行。当单一军种、兵种与各自的战术，由于其他军种、兵种及其战术也涉入战斗，而不再能单独决定战斗结果时，便进入了战役层级的领域。战没层级必须超越单纯的战术部分加总，而足以表现出一种具有主导性的「战争形式」，重点就在机动成分的多寡。一战中从比利时海岸一直延伸到瑞士边境的漫长战壕，限制了对峙双方任何机动的可能性，整个西线战场停滞为纯粹的消耗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一成不变的目标夺取、攻击、防御、与再补给等重复性的战术就足够，战役法根本无从实施。相反地，战役法中的「关连性机动」不以最大程度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源为目标，而在于以选择性的破坏达到瘫痪敌人的效果。关连性机动之开展始于回避敌人的强处，接着运用我方特殊的优势打击敌人物理、心理、技术、或组织上的弱点。战争中机动战的比重，决定了战役层次行动的重要性；愈是将机动战视为主要战争形式，就愈依赖从整体战役层次对战斗进行思考。二战初期德军在波兰与法国等地进行的「闪电战」（blitzkrieg）就是最佳的机动战战例。
战役层级的行动在规模上可能十分庞大，但它不可能是自主、独立的，而是受到更大范围的战区内互动所制约。只有在战区层级中我们才能确认决定性的攻势与守势战略，但不论攻势或守势，战区战略中都同时存在进攻与防御两种作战法的运用。战区层级的关键因素十分不同，包含了交战区的整体地理型态、前线的长度与特征、交战各方国土的纵深与运输设施的条件。对卢特克而言，战略制订者如果服膺战略内在的逻辑，势必只将地理因素在军事上的意义纳入考虑：边界长短对攻守行动的影响、地形的障碍价值、国土纵深与战争结果的关系、所有与部队进出机动有关的规划等。然而，这个层级常受到政治因素的直接介入，将领土的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特性强加在军事计算之上，而使战略制订更为复杂。
参谋部负责制订的战争计划，是战役层级的计划，正式名称为「部署计划」（deployment plans, Aufmarschpläne）。为何说是战役层级呢？因为计划中将战略层级的政治因素减少到最低，属于国内政治的「拿什么去打」，与国外政治的「跟谁打」，都被视为给定的条件。参谋本部只需要考虑「怎么打」的军事问题就可以。法国参谋本部将战争计划称为「集结计划」（concentration plans, plans de concentration）也是这个意思。完整的部署计划为最高机密等级，留在参谋本部中，各野战军只在动员年度开始时收到与本身任务有关的部署指令。按规定所有部署计划与其他最高机密文件，在每个动员年度结束时必须销毁。由于规定并未被彻底执行，部分档案与副本因此保存了下来。
德国的战争计划从每年4月1日生效，至来年3月底。若是在这段时间内爆发武装冲突，德军就按照计划规定展开动员与部署，全军的战斗序列与集结地点，都已经详细地规定好。当然，就像老毛奇所说：「任何计划都无法在与敌军接战后幸存」，战斗打响之后，就是交战双方持续的互动，缜密的计划让位给战场指挥官的随机应变。
虽说参谋本部只考虑「怎么打」的问题，就已经是极为繁杂的参谋作业；但身为军队的灵魂，参谋总长不能将自己的任务局限于战役层次，他必须着眼于未来，从更高的战略层次思考战争的任何发展方向。通常，参谋总长会以备忘录（memorandum）的形式将这些思考记录下来，并与正式的部署计划一样，以机密文件列管。由于老毛奇无人能及的声望与权威，加上他个人晚年享有充分余裕投入战史研究，留下来的作品也最完整。参谋本部共出版了14卷老毛奇的作战计划研究与备忘录（Moltkes Militärische Werke），除了保存在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Bundesarchiv / Militärarchiv）中，近年也已数字化，可在网络上免费下载（https://archive.org/）。但是这些书籍都以德国二战前通用的歌德体印刷，读者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老毛奇的作战计划研究与备忘录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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