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参谋部与兵棋推演(二)

作者: 林挺生，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娄分校政治系教授

1871年对法、俄作战备忘录

1871年，德军还停留在法国东部占领区上，巴黎公社仍在艰苦抗拒镇压，老毛奇已经写下与法、俄两面作战的备忘录。俄国长久以来希望夺取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打通黑海至地中海的出口。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1853-1856）的经验显示，由于奥地利盘据了侧翼位置，俄军无法经由巴尔干半岛行军攻击土耳其。德国统一之后，奥地利面对宿敌土耳其与俄国，只能放下1866年战败的恩怨，与文化上更亲近的德国结盟，这是地缘政治考虑的必然结论，对德国而言也如此。但这样一来，德国就卷入奥、俄之间的冲突，成为俄国攻击的对象。

克里米亚战争

俄国陆军总计34个师，约40万人。但是由于帝国疆域广阔，交通状况恶劣，只有20个师、24万人能用来发动攻势。经过动员，能再集中27个师、325,000人专门防守波兰。因此，俄国需要一个西方的盟友才能发动攻势，那只能是法国。奥国可以集中全部兵力对抗俄国，而德国势必要两面作战。

老毛奇的作战构想是将德军一分为二，在西线部署9个军、30万人，采取守势。因为法军也只有30万人，所以在这个战场不会有立即的危险。在东线，9个德国军与奥军将入侵波兰，采取攻势行动。从1866年普奥战争时的兵力来看，奥地利可投入375,000人，德国总兵力有60万人，德奥总兵力达到975,000人；俄国可发动攻势的24万人，加上法国的30万人，只有54万人，比德奥联军的一半多一点，试问：法俄两国有可能主动攻击德奥吗？所以，这个计划并非在遭到攻击时被迫进行两面作战，而是有意攻击俄国的侵略战争。

那么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从其他老毛奇发表过的评论与演讲可以得知，他一直希望将波兰从俄国分离出来，由一个独立的波兰来将文明的欧洲与「半亚洲」的野蛮俄国隔离开来：「如果俄国失去波兰，就会被赶回亚洲去」。这个条顿民族与斯拉夫民族永恒的斗争，一直是老毛奇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成见，而它产生的影响将延续到二战之中。

俄属波兰，深绿色部分

关于东线战场的军事分析，老毛奇过度乐观的陈述，也留在参谋本部军官心中，直到一战时才被惨痛的经验所推翻。他指出集中于华沙的俄国守军，将陷入来自东普鲁士的德军，与由加利西亚（Galicia）北上奥军构成的钳形包围之中。从地图上看，这样的企图的确合乎现实。但老毛奇没有说的是，德军要如何快速在维斯杜拉河以东完成部署？1871年时，维斯杜拉河以东只有一条铁路，却要运送超过20万人及所有装备，这种大规模的部队调动，绝对不可能保密，而且旷日废时，结果就是俄军将有充分的时间强化守备。其次，奥军可用来穿过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的铁路也仅有一条，奥军动员速度更慢，可以确定会花比德军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部署。老毛奇若是无法在波兰将俄军围歼，就得面对俄军退回其腹地，而德奥联军被迫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追击的窘境。60年前拿破仑征俄的悲剧记忆犹新，不可能没有质疑声浪。

面对要求在东普鲁士采取守势，再伺机将入侵俄军一举歼灭的论点。老毛奇的辩驳是：东普鲁士与俄属波兰间长达750公里的边界是不可能防守的，因此德军必须发动攻势。老毛奇的学生都十分熟悉「既然集结了庞大兵力，唯一可做的事就是进攻」的教诲。任何一个在普鲁士「向着炮火声处前进，不管敌我兵力差距」的剽悍传统下成长的德国军人，都很难拒绝攻势行动的诱惑。事实上东普鲁士的地理条件对入侵者构成极大的挑战，河川纵横，湖沼遍地，砂质道路在雨后就成为泥泞一片，几乎无法行军。相反地，俄属波兰地区几乎无险可守，除了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外，仅有几个防守薄弱的要塞，德军攻势将如入无人之地。

老毛奇构想的这场战争，正是在推论进行到具有说服力之处，开始出现致命的破绽。一言以蔽之，问题就是出在希望以战役层次的方案，来解决战略层次的困境。这绝非德国专属的先天缺憾，任何国家都可能误入这个陷阱；只是因为德国军队在作战层次的表现实在太令人惊艳，让人更清楚地看出，战略方向一旦错误，就算有举世无双的战役观念与工具，也是回天乏术。

老毛奇的出发点是战略上的国家安全保障。普法战争后他执意要求法国割让亚尔萨斯（Alsace）与洛林（Lorraine），就是希望在西线创造一个更为安全的军事地理环境，尽可能地增加法国入侵的难度。他在其他文章中曾提到，德国还需要一个统一战争来保证其安全，一般认为是再度击败法国，其实他指的就是这个对俄战争。战争目的是上文已经提到的，创造一个独立的波兰，来将俄国永远逐出欧洲。如此一来，东、西线将同时获得安全的保障，也解决了两面作战的战略困境。那么，老毛奇错了吗？

是的，他的破绽出现在两个环节。首先，既然已经是（大）战略层次上的问题，这个困境就不应该只以军事（作战）手段为唯一方案。外交、经济手段都可以达成目的，甚至有时比动武更能持久。例如当时德国内部也有支持波兰地下抗俄运动的建议，让波兰人自己复国，成功的话，一个亲德的波兰将更能保障东线安全。那么，执着于使用军事手段来达成政治目的，或许来自军人在军事之外领域没有发言权的无力感。从瓦德西积极拓展政治影响力的举动，即可证实这样的焦虑确实存在；而瓦德西并没有成功，甚至赔上总长职位，更可看出反弹力道之强。其次，由于执着于以军事手段确保国家安全，在德国整体资源相对贫乏的情况下，只能采用速战速决的作战模式，这就大幅限制作战选择的自由。在东普鲁士采守势，计诱俄军深入后加以歼灭，本来该是较有可能达成战略目标的作战计划。因为要让俄国放弃波兰，一定要歼灭俄军主力，否则不可能逼对方上谈判桌。结果老毛奇只能选择主动攻击，因为他不会得到长期作战的国内外政治条件；纵使俄属波兰无险可守，俄军还是能选择快速撤入腹地，德奥联军都只能步行追击，不可能达成歼灭大量敌人有生力量的目标；即使占领了波兰，战争还是不会结束，俄军随时能卷土重来。换句话说，老毛奇的战略目标，甚至扭曲了对战役层次现实状况的评估。70年后，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就是这些错误的全盘重演。

急于对外宣称「德国已经饱足」的俾斯麦，没有给老毛奇他要的战争；相反地，1873年的「德俄军事协议」与「三帝同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透过政治手段暂时保证了新帝国所需要的安全。

1880-1881年对法、俄作战备忘录

普法战争的挫败，摧毁了法国第二帝政，也暴露出法国军队的重大弱点。大破才能大立，第三共和国正好可以在没有包袱的情况下，重建一支「共和国的军队」，而非捍卫贵族利益，或皇帝个人的私军。但是从零开始需要时间，这也是老毛奇在战后10年间从未认真想过一场单独对法作战的原因之一。

老毛奇心里清楚，强迫法国割让亚尔萨斯与洛林，是留下一个随时可能重启冲突的导火线，但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不得不然。对法国而言，失去莱茵河的天然屏障，总得想办法解决东部国界门户洞开的困境。1874-1880年间任职战争部工程总监的色雷・德・里维耶将军（Raymond Adolphe Séré de Rivières）重新规划了法国的要塞体系。他将重心放在默兹河（Meuse）与摩泽尔河（Moselle）上4个大型要塞群，分别是凡尔登（Verdun），图勒（Toul），艾皮纳（Épinal），与贝尔福（Belfort），并修筑较小的碉堡将之连结。整个系统的设计是要将未来德军的入侵引导至两个缺口：位于图勒南面的香姆隘口（trouée de Charmes），与凡尔登到比利时边界之间的史特奈隘口（trouée de Stenay）。在隘口后方，法军将进行积极防御（active defense），并伺机反攻。法国1880年军备重整后的第一个战争计划（Plan I），就将所有兵力在要塞防线后方进行防御性集结；1886年防线完工之后，计划中又加入了反攻的选项。

法国东部要塞体系，蓝色为法国要塞，红色为德国要塞

法国的大动作要塞建设，当然对老毛奇的战略思考产生影响。但是这些影响是互相矛盾的：在某些备忘录中，他认为法国的要塞太过强大，入侵法国已经不可能；另一方面，敌人专注于修筑要塞，又让他感到安心，判断法国转趋战略守势，不再汲汲于收复失地。他的结论与对东线战场的思考一样：法国绝对无力单独发动对德战争，而俄国就是唯一的重要盟友。

1880与1881年老毛奇分别写了两个作战计划备忘录，前一个是东线的预防战争，在德俄敌意升高时先发制人的攻势，后者则着重于对法单独作战。两个计划事实上是同一个两面战争的不同想定，但比起先前的备忘录详尽许多，甚至规划到师级单位的部署位置。东线作战的概念与10年前相差无几，主要是利用德奥联军快速的动员，将俄属波兰守军加以包围歼灭。

西线作战计划则反映了法军重建的影响与要塞的角色，呈现出与东线快速机动作战不同的概念。德法国界上矗立着现代化的混凝土要塞，而法军在新型火炮技术上也与德国相差不远，在东线需要担心的长途跋涉与追击敌军，在西线则被空间太过狭小取代。老毛奇估计，法军在动员之后，将达到19个军、47万人，若计入预期会有的后备师与新组建部队，可轻易超过55万野战部队。德国陆军总数虽达到68万人，但只有9个军、34万人可以部署于西线。双方的庞大部队在少数可以通过的地区交战，很难有机动迂回的可能性。不管是那一方采取攻势，都得面对敌人坚强的防御阵地，进行伤亡惨重的正面攻击。

1881年单独对法作战的想定中，东线的部队可以重新部署于西线，使对抗法国的总兵力达到16个军，集中于洛林地区。此处依旧可以看到老毛奇对东线的顾虑，即使是单独对法作战，也有一半的兵力是先部署于东线的。对战役过程的描述中，他提到如果法军要收复洛林与亚尔萨斯，只能发动攻势，并以此为前提进行部署。如果这是前提条件，如何确定7个军能够及时从东线赶到？另一个想定，如果法军不发动攻势，躲在要塞防线之后，则德军将以主力前进南锡（Nancy）一线，迫使法军接受决战。这个想定的前提则是法军绝不会放弃南锡，所以会接受决战。如何能够确定南锡有这样的重要性？事实上从法军第一号计划就可以知道，法军不会为了保住南锡而冒险一战。没有决战，战争就不会结束，德军就必须在法国待更久，不仅得面对实力完好的50万大军，俄军也可能参战，情况就益发危殆了。这些作战层次的方案，最终还是无法抒解战略上的困境：德国在欧洲的中间位置，与随之而来的两面战争危险。

五、参谋部的军事教育改革

1871年老毛奇与参谋部军官

瓦德西与老毛奇的争论

瓦德西于1882年1月正式出任副参谋总长，以老毛奇接班人的身份对参谋部展开整顿。他建立了更高更严的标准，特别是加强老毛奇缺席多年的参谋现调训练。但是在老毛奇钟爱的战争计划制订上，他还是没有置喙余地。

从一开始，瓦德西与老毛奇之间就有战略观点上根本的歧异，特别是西线作战方面。世代差异具体表现在两者看待政治与军事间关系的不同立场上。老毛奇在克劳塞维兹直接的影响下成长，对政治的最高主导地位有坚定的信念，结果是让自己的政治成见介入纯粹军事的判断。瓦德西与其继任者希里芬，则是在普鲁士陆军已经建立起理性化的体制时入伍，在专业化分工成为欧洲社会主流的环境中熏陶，对军人这个专业的认知更为深刻。瓦德西涉入政治，是希望陆军的声音在政策制订中被倾听，避免被政客或资产阶级推入不想要的战争中。到了希里芬，由于受到瓦德西被打压的影响，在政治上极为低调，但也变得过度强调军事需求的重要性，希里芬计划中侵犯荷兰与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设计，就是军事干预到政治考虑的例子。

老毛奇坚持要对俄国发动战争，所以在西线只能采取守势；为了让西线采取守势合情合理，他一直相信法军会在次要行动中，挥霍掉他们的数量优势，所以不可能击败德军。但是瓦德西不赞成这种一厢情愿的预设，他建议至少要立刻将足够兵力部署于边界，以掩饰德军采取守势的意图，否则法军就会趁虚而入。他也认为法军足够强大，可以迂回老毛奇设置在萨尔河（Saar）前方的主要防线。因此他建议将防守主力部署在稍微南边的地区，当法军入侵洛林时，德军就可对其右侧翼加以打击。但老毛奇否决了这个提案。

1884年1月，瓦德西写了一篇备忘录，阐述他对德国西线作战的观点。他认为南锡要塞并不像表面看来这么容易被攻克，老毛奇希望在南锡迫使法军接受决定会战是太过乐观的期待。因此，他坚持偏南的主力部署才是合理的作战概念。

10月，瓦德西再度与老毛奇争论西线的部署，这次他质疑梅斯要塞不会如老毛奇所预期地牵制住大批法军。法军在洛林部署了16个军与12个后备师，兵力强大到可以轻易迂回老毛奇防线的左侧翼。决定性会战不能冒险在远离莱茵河的法国境内开打，东线方面也不能离开维斯杜拉河太远，否则东西线间的兵力移转将成为空话。1885年11月，老毛奇针对3年来瓦德西的各种批评提出完整的回复，对原计划的概念丝毫不让步，但是明确地指出，他之所以坚持不改变主力部署位置的原因，是希望保留一条德军退往莱茵河的后路。

这样一来，老毛奇不可能接受瓦德西意见的缘由就很清楚了，他根本不想要一个将重心放在西线的战争。德国战史学家曾分析道，老毛奇指挥普法战争时已经70岁，虽然战场上的胜负很快就决定，但德军却陷入长达数月的「人民战争」中，让他感到身心俱疲，也因此不想再度陷入同样的窘境中。他的政治判断是，法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实力，会让德法战争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但俄国是个落后的亚洲式专制国家，只要能够在一开始施以重击，就会瓦解对方的战斗意志，然后进入政治协商阶段。这个被瓦德西称为一厢情愿的想法，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在德国社会中一直有其市场，只要看看纳粹德国宣传机器描绘的德苏战争前景，就可看出偏见是多么具有韧性。

晚年的老毛奇

争论的终止：1886年的战略转向

就在参谋部两大巨头继续上演茶壶中的风暴时，外面的世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也因此成为老毛奇接受瓦德西意见的契机。这些变化是彼此相关连的，军事与其他领域紧密互动的特质，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

1880年代中期高爆弹药的出现，是来自技术层面的危机，它让原本基于要塞防御能力而设计的作战计划全部落伍。所有新军事技术的应用都带有两面性，高爆弹药的巨大破坏力，对德、法两国同时造成冲击，让攻势、守势作战倾向变得不再确定。原本被视为可能采取守势的法国，现在也可能先守后攻，这就使得作战计划制订增加更多不确定性。

在战略层级中最底层的技术层面，尽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效果最终还是要上升到战略层级才能定型。在战略层级中，政治的影响经常是决定性的。1878年因为巴尔干的领土纠纷暂时解体的三帝同盟，在俾斯麦精巧的孤立法国外交运作中，于1881年再度复活，俄国被拉拢到德、奥阵营中。法国则因为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与意大利、西班牙的关系都出现裂痕，必须分兵驻防东南与西南的国界。在这个局势纷乱的时刻，瓦德西确定东线攻势作战计划绝对派不上用场，但他需要以证据说服一向顽固的老毛奇。

在瓦德西之后接任参谋总长的施利芬，就是这整个研究计划的负责人，当时他担任专门进行情报搜集分析的第三处处长。参谋部在巴黎负责法国东部铁路调配的部门收买了一个间谍，他能接触到法军的动员与集结计划。1885年春天，这个间谍将法军1885/1886年的动员计划（第六号计划）交给德军，施利芬就依据这个宝贵的情资，撰写了一份敌情分析。报告指出，法军拥有18个野战军与1个陆战师，合计37个现役师，加上17个后备师，总兵力为54个师。此外还有第19军常驻阿尔及利亚，1个师驻守突尼斯。若将民兵单位也计入，法军的战力超过103万人，拥有2,514门火炮。

法国部署16个军与12个后备师对抗德国，2个军与2个后备师防守意大利，3个后备师提防西班牙。德法边界的部署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现役的4个军团，第二梯队为3个由后备师组成的军团。法军的重心在右翼，着重于防守要塞防线刻意留下的香姆隘口；左翼与比利时接壤处，则只有1个军团，但是为了因应德军穿越比利时入侵，而部署了大量的骑兵。

德国参谋总长希里芬

基于施利芬的研究结果，老毛奇坚持的德军部署将使西线出现2：1的兵力劣势。因此瓦德西在1886年的备忘录上建议，将德军的主力部署于西线。他从三帝同盟重生的政治条件出发，判断俄国不可能与法国同时动员对德宣战。若法国决定发动战争，俄国最有可能采取的是观望态度；因此，西线的胜利将是东线安全的最佳保证，而非将一半兵力用来防御俄军。为了确保西线战场的胜利，则只能将西线兵力大幅增强。从法国动员的速度来看，西线作战可在动员后第14天展开，法军可能会立刻发动攻势，决定性会战可在第三周内开始，此时东线的情况势必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不会有立即的危险。

瓦德西计划在东线维持最小的兵力，只留4个军与3个后备师。这些部队将不进行作战部署，而是留在动员兵站中，避免升高俄国的敌意。如果俄军在第14天没有行动，这些兵力将被送到西线，预计可在第20天抵达柏林。如果俄军动员了，德军东线军团的第1军与第3后备师将开往东普鲁士东部接敌；剩下的3个军与1个后备师则集结于较后方，1个后备师留在西里西亚。即使法、俄同时动员，瓦德西也不会如老毛奇一样将德军一分为二，而是在西线部署9个军，东线7个军。与此同时，建议让近卫军、第9军、与2个后备师留在他们的兵站中；如果法国提前发动攻势，就将这些兵力直接送到洛林，最多只要10天即可抵达。这样西线就增加10-12万人，战争结果将由洛林会战决定。老毛奇最终接受了瓦德西的建议，将1887年的战争计划改为单独对法作战，兵力分配几乎与瓦德西备忘录一致。

参谋部的军事教育

不必为老毛奇最后的妥协寻找任何心理学的解释，这个必然的结果深植于参谋部的文化之中。一个组织文化的建立与维系，靠的是恒常与齐一的教育，这一点也是参谋部的强项。

1872年11月，战争学院与各级军事学校，被纳入参谋部旗下。原本，战争学院这个普鲁士陆军最高学府，在行政管理的层级上由陆军军事教育总监处管辖，现在被老毛奇以教材、人员、与训练统一性的理由加以兼并。这只是走完行政程序的最后一步，战争学院与参谋部从来就是密不可分。

参谋部同时也接管了各级军事学校，包括：炮兵与工程兵学校、9个军官学校、7个国防干部学校、射击学校、步兵教导营、马术学校、炮兵射击学校（柏林）、军医与兽医学院（柏林）。另外加上一套完整的士官教育体系：每个师设有自己的学校，提供士官3年的教育课程。1890年时，每个师有超过400人争取150个名额。如果以20个野战军、每个军2-3个师来计算，一年可以训练将近9千名士官。团级的学校则提供士官炮术、工程、地图测绘等技术训练。柏林的炮兵与工程兵学校每年接收800名士官，提供水利工程、测地、建筑制图、军事工程、战史、化学、与法语等课程。士官体系之下还有军方的孤儿院，提供基础教育课程，毕业后可以士官身份入伍，服役至少6年。

1900年代的德国参谋总部大楼

瓦德西在1880年代推动了第二阶段的军事教育改革。虽然身为传统普鲁士军事贵族，在其军旅生涯中受到家族与个人关系网络的帮助很大；但在军中人事升迁上，他极为重视部队上级为初级军官所写的评鉴报告，而非当事人的身世背景。他也要求军官的作战命令必须合乎文法规则与教范格式。他明订参谋部的军官必须拥有中等教育卒业文凭（Abitur）的基本资格，在他任期结束时，已有超过一半的参谋军官取得这项资格。德皇军事内阁的成员对战争学院严格的入学考试十分不满，因为许多年轻贵族军官因为考试失利而失去升迁机会。但是瓦德西与当时的战争部长反而认为入学标准还不够高，必须杜绝关说与推荐入学的陋习。结果瓦德西在这场角力中失败，有力的贵族依旧可以在家族庇荫下高升。1891年录取战争学院的军官中，210名为步兵兵科、35名骑兵、56名炮科、11名为工兵，年龄介于23-38岁，拥有5-16年服役年资。

1888年的战争学院课程显示，人文教育的时代已经结束，实证主义与技术本位取而代之。从教学科目名称的变化便能理解：战争艺术被更名为战争科学，教学的目标在培养纯粹的军事专家。由于战争学院的教官多由参谋部支持，而参谋部的战史研究本来就着重战术层面，这就使得战争科学课程几乎全以战术为主。学生从战术形式与战斗序列的历史演变开始学起，然后研读战场教范与准则。战史课程则从腓特烈大帝开始，接着是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再到威廉一世的统一战争。古代战争的内容完全消失，历史课程的内容是精节版的，第三年的学生也不必再修历史，而是遵照瓦德西的指示，将多余时间用在学习科学技术。

从入学开始，战争学院的学生就接受参谋部「工作中学习」的传统熏陶。学校停课的7-10月期间，学生们进行兵科间的互换训练，例如步兵军官到野战炮兵团实习。还有军事调查与参谋作业训练，包括铁路与后勤业务的学习。最后是与参谋部例行参谋现调完全相同的3周演习。战争学院毕业后进入参谋部的试用军官，过去是由老毛奇亲自挑选，瓦德西担任副参谋总长后，就交由各处处长自行决定。试用军官必须在兵推、年度测考、参谋现调中，与来自部队参谋部的参谋、第一线单位的军官、以及参谋部正式参谋竞争，经过重重考核之后，才有可能获得正式成员的身份。

参谋训练的精进

兵棋推演一直是参谋训练的重要工具，随着战争形式的改变，兵推规则也必须加以修改，否则就完全失去意义。参谋部根据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经验，利用重要会战中的纪录，发展了一套推算部队交战伤亡人数的公式，改进了团级单位的兵推训练。这套方法能帮助指挥官了解何时部队会支持不下去而从战场撤出，这对兵推中判断交战双方谁胜谁败有重要意义。基本的判准有三项：部队是否疲累？部队是否维持良好的秩序与士气？（这一点取决于上级是否下达矛盾的命令）敌人火力对部队造成的影响？

团级兵推是所有军官都熟悉的训练，但在战争学院与参谋部，则加上几项额外的训练考核。首先是「年度战术测考」：每年1月，由参谋总长亲自拟定发给参谋军官的书面考题。测验由一个战术状况开始，应用于团级或骑兵中队的行动。每个应试者被要求分析状况并下达命令，以书面方式回复。接着会根据不同答复下达第二个状况，同样以书面回复。最后，由参谋总长、资深将领、与各处处长进行书面与口头批评，口头批评是在全体参谋集会时进行，以匿名方式讨论每一份试卷。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重要的测考期间，年轻参谋手头仍有繁重的业务，只能利用晚间挑灯夜战答题。

春夏之交，参谋总长会挑选出大约30名军官（来自本部、部队参谋部、与一线部队），进行三周的户外参谋现地调查。现调主要是战略—战役层次的兵推。参谋总长由几名资深参谋协助担任总裁判官，参加的军官分为红、蓝两队对抗。两队各由一名校级军官担任指挥官，指挥一个军级单位。总裁判官下达一个一般状况给两队，各队另有一个特殊状况。通常会随着虚拟战况的进行，下达各种后续状况。现调让军官能熟悉边境地区的地形，获取下达大型单位命令的经验，更让参谋总长得以深入认识下属。现调也与当时的正式战争计划有关，可用来测试计划的问题与可行性。

历任总参谋长小毛奇、法金汉与兴登堡，以及鲁登道夫、马肯森、克鲁克、比洛与提尔皮兹等陆海军名将

从6月初开始，则有一连串的户外实兵演习。这些由小单位到大单位的演习，都是由参谋总长规划、总裁、与评论。轮调至野战单位的参谋部成员，就是在这些实兵演习中体验实际的部队指挥，并接受本部考核。所有参加演习的师级、军级单位都必须将每日的行动与敌情分析详细记录于作战日志中。如果时间允许，演习开始前还有演习地点的战史演讲，所有军官都要出席。实兵演习不只是职业军官例行的训练，对现役部队而言，则是磨练战技的机会；更重要的，则是演习中各单位都以战时编制参与，后备役的部队更能因此熟悉战争爆发时的组织环境。第二帝国似乎已经摸索出建立并维持一支精实陆军的方法，利剑在手，是否就该出手一试锋芒？

1880年代最后几年，德国社会因为快速工业化而产生涛天巨变。统一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各邦国的社会经济变迁，在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有意无意地诱导下，汇聚成难以抗拒的洪流，开始冲刷贵族垄断的政军体系基础。原本自认为高于社会的普鲁士军官团，在他们协助创立的帝国中，被迫在身份认同与效率原则间痛苦地自我调整。参谋部，名符其实的陆军灵魂与大脑，自然在这个变局中首当其冲。

六、后老毛奇时代

1900年柏林街景

中产阶级兴起与国防改革

对德意志第二帝国而言，1888年是极为戏剧性的一年，与1871年帝国成立、1918年帝国毁灭，并列三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年内，德国经历了三个皇帝：帝国创建者威廉一世于3月驾崩，由王储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继位；6月，腓特烈三世因癌症去世，年轻的威廉二世（Wilhelm II）登基。德人称之为「三帝之年」。

德皇威廉二世

年迈的老毛奇是否因此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我们无从得知，但他也在8月宣布退休，离开了服务70年的陆军。瓦德西接到腓特烈三世病逝消息时，正在边境主持年度参谋现调，立刻让施利芬接手完成训练，赶回柏林与老毛奇共同出席国丧。参谋本部也以自己的方式，对外宣告了世代交替的讯息。

这一年，德国的国防思维发生巨大转变，维尔迪（Julius von Verdy du Vernois）在瓦德西的运作下成为战争部长，于前一个七年《国家防卫法》到期之后，推动了重要的改革。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军官团身份认同，是建立在以军事贵族为主体的基础之上，而参谋本部现在希望通过修改《国家防卫法》的方式，让军官这个身份更大地向中产阶级开放。维尔迪的新法案，首先希望将每年一审的军事预算改为长期的军事支出规划，让未来5到10年的军事规划成为帝国总预算中的优先事项。其次，他希望对所有达到服役年龄的男子实施军事训练，废除1871年宪法中规定的总人口百分之一上限。德国在征兵比例上已经落后法、俄两国。

德国战争部长维尔迪

第三、对现役兵力的结构进行重组。改变过去在承平时期维持较小兵力，战时再大幅扩充的方式，让平时就拥有一支规模较大、可随时动员的军队。由于训练已经完成，这支军队能有更快的反应速度。第四、由过去人力密集的政策转向装备密集。军火工业向民间开放，国防预算也大幅增加。从1886到1898年，军事预算成长100 %；常备兵力由1881-1887年的427,274人，增加到1893-1899年的557,093人。

然而，军队规模的扩大并非最重要的改变。维尔迪法案最令人关注的，是军队政治社会位阶的调整。俾斯麦传统中的军队，是奠基于排他性的概念之上：军人被视为独立于宪法之外的菁英，其位置在社会之上，而总理本人则领导这个军事国家的政治。1888年时，部分军事贵族，已愿意放弃这个特殊地位，来换得军队战力的增强。瓦德西与维尔迪，就是这个团体的代表。军队，特别是军官团，不再能以封建时代的架构，来面对工业化时代的国际政治挑战。法国因为战败而得以加速拿破仑时代开始的重要变迁，德国却因战胜而在既得利益者阻挠之下蹒跚犹疑，这个改革已到了非做不可的关头。

参谋本部开始直接与帝国议会以及大企业打交道。有限战争、贵族主导军队的时代已结束，代之以全民战争、中产阶级与贵族在军队中共事的专业分工。这个变化与威廉二世重塑德国社会阶级结构的企图重合：集中人民的所有力量（全民皆兵）打造中欧强权，伴随着强烈的反俄外交政策；抗拒社会民主党扩张，赋予工人新的权力，并以新的服从模式将之整合到君主制国家中。1890年3月，威廉二世以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取代开国功臣俾斯麦，担任帝国总理。卡普里维出身普鲁士陆军，他与改革派一样，都希望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虽然背后不见得有政治社会的考虑，但他坚信现代战争中，军队素质在初期最重要，一旦战事延长，兵力的数量就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在1893年7月的《国家防卫法》中，他一次性地增加了从1871年以来历次扩军的总兵力。

德国总理卡普里维

瓦德西改革参谋本部

瓦德西接任时，陆军正经历两项重要的技术变迁。首先是准则（doctrine）上的变革：新的步兵教范于1888年9月颁布。在这部教范中，过去的标准攻击命令以任务型命令（Auftragstaktik）代替，授与给对战场状况最清楚的指挥官更多决策空间。任务型指挥管制必须以统一的教育训练与制式的反应之可靠性为基础，否则就会成为各行其是、无法预测的指挥混乱。从老毛奇在1860年代统一战争时权宜性的妥协作法，经过数十年对军队教育训练的加强，最终成为制式的训练典范，今日美军依旧奉之为圭臬。

其次是1889年no. 88新式火炮的换装。口径为79公厘，使用无烟火药，在2,100公尺内可维持很高的精准度。炮兵火力增大与师、旅级指挥官行动弹性的增加，使演习训练场地也需要扩大。从1888到1914年，全新的大型演习场地陆续建成，每个野战军都有一个专属的场地，其中的13个位于边境地区。

1889年3月瓦德西进行参谋本部的重组。最高层级的参谋总长办公室与本部中央处加以扩充。第二层的副参谋总长增为3名，官阶为中将，配有副官，最资深者在瓦德西不在时代理总长职务。第一副参谋总长分管铁路与动员部门，第二副参谋总长分管军事教育与要塞，第三副参谋总长负责情报。第三层为6名处长，官阶上校，其下再设19名科长，官阶中校或少校。地图测绘处与军事史处都大幅扩充员额。原本依照地理位置安排专责单位的惯例，已由专业技术分工原则取代。同年9月，瓦德西在3位副参谋总长之上，再增设一级职位给希里芬，不分管业务，直接对瓦德西负责。因为瓦德西对参谋本部与其他帝国官僚组织的关系亲力亲为，因此让希里芬主管本部内部业务。

由于军队规模的扩大与动员速度的加快，过去统一战争中差强人意的作战表现不再是成功的保证。于是，从1880年代末起，瓦德西建立四个机制，让参谋本部透过作战计划对整个陆军进行垂直整合。

一、铁路干线指挥部，共20个，平时的任务包括：新路线建设的督导，既有路线、车站的维护与升级；从1880年代起参与组织动员演习的工作。

二、军管区体系，共200个兵站，负责动员超过一百万名后备役、民兵役官兵；每一年将近12万人被召集进行演习测试动员管制措施。

三、参谋长制度，14个野战军与37个师都有自己的参谋部，由战争学院与参谋本部训练出来的参谋军官，依循参谋本部的模式运作。

四、行政程序的标准化。部队中的1a参谋军官（作战官）负责行军、驻扎、部队移防、演习、动员、铁公路运输、电报通讯、边界与政治状况、邻国军队的实力与部署状况、桥梁或浮桥架设、军用地图等业务。他们将柏林本部的业务复制到下级单位，并确保战争计划的执行。平时的1个野战军约12,000人，有25名参谋军官，1个师6,000人，有10名参谋军官；战时编制则成比例增加。

1889年时，战争计划的制订出现四个清晰可见的趋势：

一、加速转型为随时准备就绪的军队，这代表更快的动员，与现役、后备役、民兵役兵力之间更佳的连结；

二、大量而集中地使用炮兵，形成更强大的初始攻击力量；

三、强化情资管控，建立机密等级制度，参谋本部内只有专责铁路动员运输的军官，得以接触所有作战计划的内容；

四、引进动员前准备阶段，让部队可更早完成行动准备，能以最大的兵力出现在战场上。

整体而言，瓦德西时代的参谋本部，延续了老毛奇开始的改革，并以更严谨的态度加以执行。虽然两者曾有战略观点上的冲突，但最后还是实事求是地解决；老毛奇留下的不仅是思想与功绩，更难得的是态度，让他与腓特烈二世、塞德利兹（Friedrich Wilhelm von Seydlitz）、蒲留歇（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克劳塞维兹等前辈，并列为普鲁士军人的典范。1890年的秋季大演习，瓦德西身为总裁判官，根据客观的标准判定由威廉二世指挥的一方战败。此举得罪了年轻气盛的德皇，战争内阁中对瓦德西改革不满的将领便趁机进言，将瓦德西拉下台。指定接班的希里芬个性与瓦德西南辕北辙，因此虽然是瓦德西所提拔，但获得德皇与战争内阁的信任，于1891年2月成为参谋总长。

施利芬其人

第二帝国的六任参谋总长中，施利芬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位。第一任老毛奇功勋盖世，在欧洲军界无人不知；第二任瓦德西长袖善舞，卸任后还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远征北京；第四任小毛奇是老毛奇的侄子，一战时的第一位德军总司令，因优柔寡断而在马恩河战役葬送了德国速战速决的机会；第五任法尔根汉（Erich von Falkenhayn），策划凡尔登战役，企图让法军「失血致死」，结果得到「凡尔登屠夫」恶名；第六任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东线坦能堡大捷的英雄，战后担任威玛共和第二任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不管是好是坏，总是大家喊得出来的名字；天纵英明或平庸懦弱，至少有些事迹留下。希里芬这位第三任总长，总让人觉得色彩淡了许多。

希里芬任职时间不短，将近15年，仅次于老毛奇。虽然未能亲睹一战爆发，但可以说德国陆军进入世界大战的所有准备，从思想到物质，几乎都在他手中完成。这里指的是两次大战，因为一战正是二战的起因，法国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干脆称之为「三十年战争」。所谓「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希里芬不太喜欢与人交际，也不浪费时间与异议者争论；若他地下有知，看到一战后众人争论「希里芬计划」的问题，大概也懒得为自己辩白吧。即便如此，鉴于两次大战对当今世界的重要影响，希里芬值得我们仔细讨论。

施利芬于1833年生于柏林，1853年进入普鲁士第2禁卫枪骑兵团，1858年进入战争学院。毕业之后短暂回到部队，于1863年进入参谋本部的地图测绘部门。1866年以第1军参谋身份参加普奥战争，1870年以第13军参谋身份参加普法战争，并在此时与瓦德西共事。这段时间希里芬的表现并不出色，老毛奇认为他不具备优秀参谋的特质，或许是因为沉默寡言的性格所致。直到1875年夏天参加参谋本部现调，才因独特的见解获得老毛奇赞赏，认为他可以成为优秀的部队参谋长。但随之而来的是例行外调，希里芬被任命为波茨坦（Potsdam）第1禁卫枪骑兵团中校团长，并且任职长达8年之久。德皇威廉二世即位第一年，曾说过他最欣赏的帝国陆军单位，是希里芬指挥的禁卫骑兵团。

从施利芬前半段的军旅生涯来看，他属于细火慢炖、小心谨慎的类型，更不喜欢放言高论、引领风骚。论出身，是主流的普鲁士军事贵族；论兵科，是最适合贵族的骑兵；很年轻便进入战争学院，而且显然学有专精，掌握地图测绘的技能；也有战场经验，普奥、普法两场战争都没有缺席；部队管理也有一套，能让德皇特别称赞。但在一个团长职位上一待8年，除非有特殊机缘，否则就此退伍的机率很大。1884年回到参谋本部，应该就是瓦德西想到这位老战友的特质与专长，可以帮助他进行本部的改革。希里芬有本职学能的优势，压得住技术专家；离开本部够久，没有盘根错节的人事包袱；当然，更重要的是老毛奇也曾给予肯定。

希里芬被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三处处长，主管情报；不久后又接下年度参谋现调训练负责人的任务。面对国际环境与技术条件的变化，瓦德西虽然无法马上改变正式的战争计划，但他构思了许多可能的选项，而参谋现调就是测试这些新概念的最佳工具，施利芬的重要性不容置疑。现调的方式并未改变太多，但加入了下达铁路运输命令的科目。战争部也派人参加两边队伍，在补给问题上与参谋共同讨论。从战略角度而言，铁路的运用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演习开始宣布的一般条件常常包括：双方兵力相等，铁路条件相等。这代表铁路与使用兵力大小同等重要。对当时主流的「守势—攻势」作战概念而言，铁路的运用是不可或缺的。德军一般会等候敌人先发动攻势，然后再攻击敌人脆弱之处，而铁路提供了反守为攻行动的可能性。在瓦德西之下，希里芬获得实际主持这些参谋业务的经验。

施利芬时代的挑战

1891年2月，希里芬接任参谋总长。他管理参谋本部的个人风格，是新教徒伦理与骑兵团文化的结合：工作至上、谨慎规划时间、关注细节、对每一个成员的关心。受到瓦德西失势的影响，希里芬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希望至少能保护参谋本部不被政治干扰。但当国际政治情况不明朗时，他则会拜访霍尔斯坦（Friedrich von Holstein）寻求指点。霍尔斯坦是普鲁士军官之子，年轻时与希里芬在柏林结识，一生奉献于德国外交事业，并在俾斯麦下台后主导德国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守势现实主义学派，将希里芬评价为完全不懂国际政治的军国主义者，是与事实不合的臆测。

虽然帝国陆军高层中仍有相当高比例的贵族，希里芬本人也符合这个阶级的条件；但在战争部，除了骑兵部门仍由贵族担任主管外，步兵、炮兵、与技术部门都由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负责。参谋本部在1900年时，有63 %的成员出身贵族；到了1914年，这个比例降到40 %。在这两个机构中，许多需要真正有能力者来完成的重要业务，都已由中产阶级军官主管。参谋本部因此获得「真才实学者」汇聚之地的声誉，也培育出如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霍夫曼（Max Hoffmann）、库尔（Hermann Kuhl）、格勒纳（Wilhelm Groener）等在一战中表现卓越的非贵族出身将领。希里芬强调，必须让军官团中最优秀的头脑进入参谋本部，而非靠家世背景的庸才。

与此同时，德国的内外政治环境也经历了大幅变动。第二帝国的多元专制政体，是以少数特权族群控制内政、外交、与立法为特色。自1888年起，政治过程从集体决策的集权制转向个人独裁的集权制；到1897年时，威廉二世已掌握了所有权力，帝国议会箝制行政权的能力也被大幅削弱。1872年11月宣布为帝国国旗的黑白红三色旗，直到1897年3月，才由威廉二世下令成为所有帝国部队共同的旗帜。俾斯麦的下台带来立即而明显的外交政策转向。几周之内，德国便抛弃了《德俄再保条约》（Reinsurance Treaty）；18个月内，就导致40年来首次出现的法俄同盟关系；接下来的15年内，又疏远了英国而促成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的发生。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对老毛奇与瓦德西而言只是梦魇的两面作战，已成为希里芬必须同时对抗三个强敌的现实。七年战争（1756-1763年）时的军事包围又回来了。

对于欧陆强权而言，英国的存在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几百年来，英国就奉行一项外交原则：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止单一强权主宰欧陆。西班牙强盛就打西班牙，法国窜起就打法国，哈布斯堡王朝扩张就打奥地利，因为若放任欧洲出现大一统，英国就要面对入侵的危险。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皇后的女儿，英、德两个皇室其实是近亲，但关系愈近摩擦愈多，加上威廉二世桀骜不驯的性格，两国发生冲突似乎难以避免。十九世纪后半是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与英、法、西、俄等国相比，德国起步甚晚，甚至比利时的殖民地都远大于德国所有。在世界几乎已被西欧列强瓜分殆尽时，德国不平地要求「能在阳光之下拥有一席之地」，而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手段，就是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这就更加重英国这个海上霸权的戒心。发展海军不只改变国际政治版图，所需的庞大经费不可避免地排挤其他支出，帝国陆军首当其冲，在1899到1912年间的预算停滞不前。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希里芬的压力绝对不轻。

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

七、施利芬计划

十九世纪末德国铁路发展迅速，彻底改变了作战计划制订过程。图为德国铁路机车

施利芬与陆军组织架构

1898年时，帝国陆军经过10年的扩张，从18个野战军增加到20个，师级单位由37个增加到43个；战争动员后的兵力可达到2,746,300人，包括现役、后备、后备替代、国民兵I与II级、地方民兵I与II级所有部队。

希里芬于1891年接任参谋总长时，参谋本部全体成员超过600人，分成在柏林的本部与野战部队军、师级参谋部两大机构。

柏林本部的组织架构为：

参谋总长之下为中央处，与4名副参谋总长。中央处由正副总长、副官、与秘书组成，职权为行政管理、公文流程、各项任务执行之监督。

3名副参谋总长主管「主要部门」，下辖5个处，19个科室。第一、三处主管情报，调查德国东、西、南方向邻国军情。第二处包含动员与铁道单位。第四处负责参谋现调与战争学院。第五处为军事史研究。

1名副参谋总长主持「科学事务第二部门」，下辖5个处，专责地图测绘等业务。

参谋本部体系的高度同构型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柏林本部与部队参谋部之间，虽然彼此加以区隔，但透过轮调的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野战军与师的参谋长，都经过战争学院与本部的训练，透过参谋现调、兵推、与演习不断提升其专业素养。尽管陆军规模不断扩大，指挥与管制仍掌握在彼此熟识的参谋军官手中。其次，参谋军官都是从每届战争学院毕业生中选拔出来，并在兵推对抗中接受过测试；兵推分析的流程架构不断地重复灌输到这些军官脑中，成为一种共同的制式思考方式。第三，不论在本部或部队参谋部，任务的执行都由现代官僚体制运作方式规范，高度正式化、科层式、与集中化。

建立于1867年的军管区，在战争动员计划中扮演整合性机制的角色；到1899年，已有超过300个动员兵站内建于帝国陆军的军级架构下。以柏林军管区为例，辖区内共有4000名退伍军官、4000名非现役军官、900名医官、以及25万名士官兵。主要的管理工作由数名现役中尉、上尉担任，包括区内兵力清单的造册、动员时所属单位的安排、以及年度召集的规划。每一名被动员男子，将根据年龄分配到现役、后备、国民兵、或地方民兵单位，这些单位随即编组为战时动员的各梯队。1896年实施两年兵役制后，军队数量更加庞大，尤其是大批后备役兵力，因此将动员过程加以简化。动员令在平时就已准备完成，每年加以更新，上面有每一位后备人员必须报到的时间地点与单位名称。

1914年德国军区位置图

1899年时，动员后的兵力组建成6个军团，由现役与后备役单位混编而成。例如，第3军团包含4个野战军：3个现役军（萨克森第12、14军与普鲁士第11军），1个后备军（萨克森第12后备军）。这些单位之间在人员与结构方面都有密切的连结。1914年一战爆发时，被召回担任第3交通区域总监的退休将军，隶属第3军团司令部。在他前往位于德勒斯登（Dresden）的指挥部上任之前，先到位于柏林的第3军团司令部报到。这位64岁的将军发现他认识司令部所有主要领导人：司令豪森（Max von Hausen）曾是参谋本部时的同事，军团参谋长则是他于1901年担任第39师师长时的参谋长。由于轮调制度执行的彻底，领导这个庞大陆军的少数菁英之间，彼此都有充分的相互认识。

1914年德国陆军第3军团司令豪森

施利芬的军事教育理念

最早从1890年代早期开始，纯理论的教育就已受到忽视。这段期间战争学院的三年课程持续向技术的训练接近，远离一般性人文教育。军事科学课程包括：战术与参谋作业、军事卫生学、武器操作、军法、要塞与碉堡、军事地理学、数学等必修科目。有批评指出，由于过度集中于技术专业，结果训练出视野狭隘的军事官僚。国际关系理论的守势现实主义在分析一战起因时，就不加思索地采纳这些批评，想象出欧洲军队成为僵化的军事动员机器，一旦启动就直扑战争的宿命论图像。这个错误观察的影响是深远的：误以为战争的爆发是军人挟持文人政府所致，而未见事实上是不知战争破坏力可怕的愚昧政客，将军队与整个国家带到万劫不复之地。与其说这些理论帮助理解冲突的发生，并提供避免的可能性，不如说正是这些错误的概念成为战争的根源。近年来炙手可热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这类伪科学的最新力作。

军事体系中对军官选拔的标准也出现分歧。德皇威廉二世不断强调，年轻军官要具备技术与科学的能力，但战争部高层保守的将领则要求维持军官团的阶级同构型。最后是德皇的坚持胜出，参谋本部的立场与德皇一致。1902年的军官进用条例中，规定仅需要满足拥有中等教育卒业文凭的要求，即可成为军官团的一员，不再需要来自指挥官的保荐书信。从1890到1912年，新进军官中拥有中学文凭的比例，从35 %上升到65 %。国防预备干部学校课程的现代化也反映了这个趋势，预校学生占了新进军官的40 %。希里芬的用人标准完全不受自己贵族出身的影响，他致力于将陆军中最优秀的人才网罗到身边，丝毫不在意他们的出身背景。1890年代晚期，参谋本部最核心的动员与铁道部门中，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占了大多数；10年之后，整个参谋本部的成员有七成来自中产阶级，并由这些军官牢牢掌控着专业技术部门。

希里芬对战史研究的高度兴趣与老毛奇相似，但又更全面一些。老毛奇时代专注于研究普鲁士参与的战争，希里芬则认为参谋军官必须认识整个欧洲范围的军事历史。在他退休后还写了一篇《坎尼会战》（Battle of Cannae）的重要论文，将迦太基的汉尼拔（Hannibal）于公元前216年歼灭罗马军团的胜利视为包围战（Kesselschlacht）的最高境界。他将军事历史部门扩大，包含古代战史与现代战史两个单位。为了鼓励军官发表军事研究文章，他在本部原有的《军事周刊》外，又创办一份《军队领导与战争科学季刊》。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至今还是研究德国军事思想的重要文献。

现代战争不能缺少精确的地图，而这是希里芬的第二项爱好，他的每日工作总是从参谋本部的地图室开始。所有陆军参谋都在战争学院受过扎实的地图测绘训练，但并非所有人都成为地图专家；希里芬进入参谋本部的第一个单位，就是地图测绘部门，他甚至亲自参加了两年的实地测量，对地图测绘技术的进步如数家珍。专责地图测绘的科学业务第二部门，虽然每年只接收获选战争学院毕业生中的四分之一员额，却是本部人数最多的单位，主管为少将官阶，直接向希里芬负责。该部门制作的地图精度不断提升，并且每年定期更新。

参谋军官的考核在希里芬时代更为严谨。每年秋冬季不适合进行户外考察的时间，就实施战术问题测考。年轻的中尉、上尉要书面回答多次测考的题目，部门主管负责收回试卷，由希里芬与高阶参谋共同阅卷，并在沙盘或地图室召集所有军官进行讨论。之后还有5、6月间的期末测考，其成绩直接影响年轻军官下一年的职位。参谋本部也进行自己的兵推测验，部队参谋部则复制本部测验的方式，在军、师级单位进行考核。团级单位，甚至骑兵，都在秋冬季实施兵推的考核。

欧洲陆军十九世纪的兵推

春夏季则将兵推演习活动移到户外举行，时间为4月1日到11月1日。1891年前，参谋本部一年举行一次参谋现地调查，到1899年一年两次现调已成为常态，分别在6月与10月。希里芬任内共指挥了31次，16次在西线，15次在东线。此外还有一种新的行政参谋现调，是后勤、补给、与运输的兵推。希里芬还另加上一个要塞现调，测试战略据点攻防战术。

威廉二世时代的秋季陆军大演习有三个主要功能：一、这是每年一次可以与海军舰队演习相抗衡的公开活动，有预算争取上较劲的意味；二、这个演习开放给国外军事观察员参观，有某种程度的吓阻效果；三、透过大规模演习来检视战争动员的成效。

战争计划的制订

1894年时，铁路部门已成为战争计划制订中支配性的角色。德军对俄国动员速度很慢、法国动员速度较快的判断，主要就是基于铁路建设的状况。法国辐射状的现代铁路系统，正与俄国落后稀疏的网络形成强烈对比。德国战争计划的设计者，从法、俄两国动员速度的差异中，看到了两面作战获胜的机会窗口：在德国铁路系统可支持的情况下，先击败西线动员较快的法国，再将部队转运至东线击败俄国。

1897年时，俾斯麦在1870年代早期规划的铁路系统已接近完工，轨道总长达51,500公里。这些铁路仍处于公、私营并存，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各邦所有的混合制度下。1893年新的铁路管理条例赋予参谋本部在新建路线与设备采购上重要的决策权。当时，帝国铁路体系分为21个管理处，各自拥有相当的自主性，是一个分权的体系。以新管理条例为依据，参谋本部指挥的军民联合铁路干道指挥部，就近设于管理处所在的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各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强化战时对铁路的征用效率。本部铁路部门的负责人，则出席帝国议会预算听证会，讨论铁路的战略角色，作为整个国防法案的一部分来参与。1904年时，全国轨道总长增至56,300公里，拥有20,000辆铁路机车（火车头），法国则有12,000辆，俄国只有10,000辆。

柏林火车站，摄于1900年

战争与技术间关系的演变，让希里芬感到强大的急迫感，德国必须在技术上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首要的改变，是德国时区统一的问题，因为这对铁路调度有深远影响。早在1889年，军方就向帝国议会要求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时间，但被各种利益纠葛的议会否决。1891年，风烛残年的老毛奇对议会发表最后一次演说，再度以国家安全为由吁请统一标准时间，才终于得到议会同意。

第二个改变是参谋本部铁路部门的重组。虽然在1891年时本部铁道部门是战时铁路使用的最高主管机关，但其主官只有少校官阶，比团长还低，希望得到晋升的军官只有辞去这个职位。而各地的铁路干道指挥部，则是由科学事务第二部门临时派出的中尉担任主管。1894年，希里芬开始进行组织改造。首先将铁路部门升格，增加更多人员，主官由中校担任，管理所有干道指挥部。每个干道指挥部涵盖一个民间铁路管理区，由位阶相当的军、民官员各一人主管。通过复制本部与部队参谋部关系的方式，铁路部门的军官事实上被垂直地整合进帝国铁道官僚体系之中。这些参谋军官在柏林之外各地区的铁道管理部门工作，利用军民联合委员会来监督战争计划中关于铁路征用的工作，协助演习时的部队运输，合作规划铁路系统的未来发展。

1914年德军使用铁路动员

作战层次的三个基础要素，也完整地套用在战时铁路运输计划中：运量（兵力）、空间、与时间。铁道系统决定运量，列车班表决定空间，信号系统则决定时间。铁路运输计划的技术特质因此形塑了参谋本部的组织文化：画一性、可靠性、与可预测性。由于铁路是互相链接的完整系统，关于单一干道指挥部的运输计划可提供了解整个作战计划的线索。因此铁道部门的兵推记录，从1890年代末起都列为机密等级。

战争计划（正式名称为部署计划，属于作战层级，故也称作战计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阶段：动员。后备役人员、马匹、武器、补给、弹药运送到个别的动员兵站，也就是他们隶属的部队单位。再从该地前往铁运装载点，或称为军队集结站，1914年时共有31个。这个阶段中，各野战军司令部必须与战争部紧密协调。第二阶段：铁路运输计划。干道指挥部与其下各支线办公室充分协调合作；装载完成后，人员、马匹、物资、武器与弹药都留在车上，直到距边界不远处的卸除点。在主力部队运动之前，事先安排的加强骑兵与步兵单位先行抵达，负责防御边界附近的铁路、城镇、与要塞。瓦德西对先行部队的进驻十分重视，动员前准备阶段的设计，就包含这部分兵力调动的加速。第三阶段：部队由铁路卸除点向边界集结。

第四阶段：兵力部署

施利芬与老毛奇一样，自己撰写大部分的战争计划，并与铁路与动员部门密切合作。计划制订的时程如下：每年的冬季开始，11月1日希里芬将「部署指令」交给铁路与动员部门的IIA科。这只有一页的文件，以非常清晰精确的文字，说明兵力大小与边境集结区域。根据这些信息，铁路动员主官准备铁路运输技术方案。他负责完成希里芬作战概念的可行性报告，包括特定运输干道的使用，装、卸除站与列车班表，并加入将野战军由一条铁路干道转运到另一条干道的应急方案。这些技术文件被送回给希里芬，所有的细节都精确而完整地列表，让希里芬可以据此设定作战目标。接下来，从12月到2月，举行一系列的兵推来进行验证。

在铁路与动员部门进行的兵推，都是持续数周的序列兵推，经常会加入新的问题来进行反复验证。与此同时，该部门的参谋持续改良铁路运输计划，以达到最大运量。当时正常的民用铁路运输，在使用干道时速度为每小时30公里，支线则为每小时25公里。军方铁路运输计划中，全部统一为每小时20公里。整个作战计划执行的基础，就是这15到20天的时间内恒定的运输速度。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第三度空间的空中武力尚未出现，这个时代能够干扰军队动员集结的，只有骑兵部队，因此在德、法两国的作战计划中，都预先规划了针对敌方动员集结的骑兵先制破坏行动。由于这些轻骑兵行动迅速，在正式宣战之前可能就已经越过国界攻击，结果变成交战双方都不宣而战的现象。

1914年8月法国骑兵押送德军俘虏

1914年法国骑兵突袭德军炮阵地

1918年带着防毒面具的德国骑兵

经过密集的兵推、可行性验证、与反复修订，战争计划在3月定案，于4月1日生效。随后，计划的部分细节在夏季的现调与演习中进行实兵测试。为了熟悉新运输计划的所有细节，当作战参谋在夏季与野战部队一同演习时，铁路与动员部门的参谋则被派往特定干道指挥部进行3个月的实作。年度战争计划有效的一整年内（4月1日到翌年3月31日），如果战争爆发，就是以现行计划进行立即动员与部署。因此，1914年8月一战爆发时，德军进入战争的计划就是1914-1915年度战争计划。老毛奇曾说过，作战计划对战争成败有决定性影响，初始的部署若是有误，之后就很难弥补。在他说这句话的时代，军队机动性仍受铁路网络不发达所造成的僵固性限制；随着铁路建设的完备，列车调度技术的进步，这方面的限制愈来愈小。一战开始时，法国几乎完全错估德国进攻方向，但却能在一个月内，从兵败如山倒的混乱之中，将数个军团几十万人重新部署于马恩河畔，充分展现了法国铁路系统优异的弹性。此时，老毛奇说过的另一句话，就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了：没有一个作战计划能在与敌人主力接触之后存活下来。法国一战时的第十七号计划一接战就破产，但法军能在马恩河扭转败局；一般说德国用的是「希里芬计划」，却在一个月摧锋拔城的攻势后功亏一篑，陷入长达四年的战壕阵地战。一战德军采用了希里芬计划吗？究竟希里芬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值得细加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