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美军视角下的抗美援朝云山之战！

来源/战例译注

编译/凡是非凡的非    作者/上校（退役）凯文·C·M·本森

取材/The Last 100 Yards: the Crucible of Close Combat in Large-Scale Combat Operations

艰巨任务: 1950年11月至12月，第八骑兵团3营的灭亡与重生

2001年9月11日，我们集团军再次应召参战；实际上，我们的集团军现在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当我们的部队从战斗中返回，并开始返回战区的准备，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为战争更好地让我们的部队和我们自己准备就绪。军官和士官（NCOs）们偶尔会抱怨他们在营或更高级别指挥部所从事的艰苦工作。这些“艰苦”的工作涵盖营保障军官到S-4（后勤）或支援排领导，S-2（情报）高级士官到主炮手。我研究了第八骑兵团3营的历史，以寻找由真正“坚韧不拔”的战士们履行真正“艰苦工作”的例子。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我们所有人思考，我们将如何确保最后一百码的战斗与达成战役与战略目标是相联系的。目前现役军人默认的状态是冲突和战斗。士兵和官兵们要做些什么准备，以及他们的行为举止，必须始终考虑到战争实际。有思想的专业人员必须记住他们部队最近和过去的历史，并思考当他们再次投入战斗时可能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将面对未来的胜利与失败，而且必须从这二者中吸取教训。

在T. R. Fehrenbach《这种战争（This Kind of War）》一书中，他提醒我们面对一个果断的敌人时我们可能要应付的战斗。他在1950年一个阴冷的白天写道，“11月1日，中国人对第八骑兵团3营设下了一个精心准备的陷阱。该营被包围了，在它的后方设置了一个路障。中国人，贴身战斗，蜂拥而至营指挥所。”1关于中国人动向的情报断断续续，至多使得美军和“联合国军”惊讶其仅为营一级。

1950年11月1日，朝鲜云山

有报告称，大批敌军正越过云山以北的丘陵向南运动。敌人放火焚烧森林，以烟雾掩盖其行动，模糊美国和联合国的观察。另有，第一骑兵师属炮兵发现了一些纵队向他们开火。敌人不断穿过冰雹般的炮火而来。一名炮兵观察机飞行员报告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景象。在明达洞（Myongdag-dong）和龙城洞（Yongchung-dong）附近，有敌方2个大型步兵纵队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我们的炮弹正好落在他们的纵队中，他们仍继续前进而来。2

敌军纵队分别在云山以南和以西7空英里（同海里）和5海里。这是在目前的骑兵第一师各营以南。师长，霍巴特“哈普”·盖伊（Hobart “Hap” Gay）少将请示根据得报的敌人行动调整他的路线。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些纵队是更大规模志愿军（Chinese Communist意译，下同）部队的一部分。

盖伊命令第八骑兵团为该师在云山以南进行机动时提供后方警戒。在11月1日剩余时间里，战术局势更加恶化。志愿军切断了通往云山以南的主要道路。攻击越来越激烈，直到以火炮支援的步兵从北、西和南方向攻击骑八团的第1营和第2营。准备撤退的骑八团，在恶劣地形中作战，与敌军步兵相比没有机动优势。这场战斗孤注一掷。

至11月1日23时，1营和2营从其初始阵地撤退。各营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志愿军在东面击溃了韩国第二军团。盖伊少将下令撤回骑八团。团长雷蒙德·D·帕尔默（Raymond D. Palmer）上校将后卫任务指派给了3营。11月2日23至0130时，第1营和第2营向南战斗，渡过了九龙（Kuryong）江。那是一场地狱般的战斗。由于各部队混杂以及中国人的近距离攻击造成了混乱。在该团序列中的士兵们为撤退到河的南面进行了肉搏战。最后，骑八团1、2营的余部渡过河流，试图为3营守住渡口。3

11月2日01时30分左右，1营营长约翰·米利金（John Millikin）少校在云山以南道路的一个岔路口发现了3营营长罗伯·J·奥蒙德（Robert J. Ormond）少校。米利金询问奥蒙德有没有任何最新的敌军情报。奥蒙德回答说没有，但是他最后得到的命令是守住道路岔口，直到1营和2营的所有人都向南渡过河流。奥蒙德会坚守此处，并留下米利金去重新组织起1营七零八落的成员。在夜晚余下的时间直至清晨，没有冲过志愿军伏击的第1、2营官兵们可以想办法去往3营阵地。

奥蒙德回到他已经开设起3营指挥部的那片耕地上。各连都尚未与敌人接触。这条道路遭到了敌人零星火力攻击，但毫无效果。这个营预计在该团其他各部往南通过后再井然有序地撤退。各连不知道全团其他部队所遭受的苦难，也不知道往南的道路已被封锁。奥蒙德少校回到营指挥部，与执行官维尔·F·莫里亚蒂（Veale F. Moriarty）少校商议。奥蒙德根据他沿着这条路行进的经历得知，南边的路被堵住了。3营将掩护该团的后撤转移，但其将无法使用向南的道路。这个营开始列队准备撤退。它并不是位于防御阵地中。一等兵（后来成为少校）乔·马图科尼斯（Joe Matukonis）回忆说，“没有人说过我们易受攻击或采取防御姿态。”什么事都没发生。非常平静。我们破坏了营地，让车辆在指挥部北侧西边的路边列队4。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志愿军第一阶段攻势地图

1950年11月1日至2日晚，云山作战地图显示了第8骑兵团的部署情况

11月2日3时整

该营和指挥部驻扎在NammyonRiver以北，靠近九龙（Kuryong）江上骆驼头弯的鼻尖处。该营位于云山西南直线距离3英里处。一等兵Matukonis再次回忆道：

我想真正令我吃惊的是，直到哨位被中国渗透者击中之前，除了远处，几乎没有丝毫战斗的声响。当夜，11月2日晚约11时左右，我们被告知整理好装具出发。他们正在寻找浅处过河……近午夜时，Ormand 中校（原文）和麦克比（McAbee）上尉来到电台车前，与团长帕尔默（Palmer）上校通话。从“SCRAPPY 6号”（帕尔默的呼号）传来的最后一次通话是：“我刚刚清除了路障；在你所在位置东南10英里处有个集结地域；尽你所能抵达这里。5

一个连规模的部队从南面接近指挥部，这个方向朝着该团其他部队。骑8团3营M连的士兵让他们通过了，因为他们以为这些人是韩军士兵。他们错了。当该连队接近营部时，哨声和军号响起，中国人开火了。营部和营分队进行还击，造成一片混乱。希尔（W.C. Hill）少尉后来说：“当我听到号声时，我以为我在做梦……还有远处的马蹄声”。然后，就像从烟雾中爆发出来一样，模糊的人影们开始向每一个他们能发现的人开枪射和刺刀捅。6骆驼头弯的磨难开始了。
战斗集中于地面上的两个要点：指挥部掩体和一个班的坦克。该营的一些人员接到撤退的命令后，进行战斗渡过九龙江，并向南转移到韩军防线。Matukonis写道：

不用说，当时一片混乱，四面八方都在开火。我一个人倒在地上，和其他几个人一起穿越道路来到河边。坦克正在近距离平射，且很难分辨敌我。我们看到时便射击，然后2营的一名中尉组织起我们，于是我们撤退到河对岸，并最终前往集结地域7 。

其他士兵们成群转移到抵抗的中心并继续战斗。该营的外科医生克拉伦斯·安德森（Clarence Anderson）上尉和营牧师埃米尔·卡普兰（Emil Kapaun）神父在战斗中四处奔走拖着伤员到指挥部掩体中。营长奥蒙德少校，身负重伤但为继续指挥战斗而拒绝治疗。坦克和指挥部掩体四周进行着贴身肉搏的战斗。中国迫击炮雨点般轰击该地域。埃尔默·米勒(Elmer Miller)上士的坦克分队构成了该营抵抗的核心直到天亮。

11月2日6时整

天亮时，盟军飞机前来支援该营。第5骑兵团团长哈罗德·K·约翰逊（Harold K. Johnson）上校实施了一次反攻，以减轻骑兵8团3营的压力并挽救该营。约翰逊对解救3营怀有特殊热情。在约翰逊被晋升为骑5团指挥官之前，在这个营到达朝鲜时曾统率该营。8进攻失败，造成500人伤亡。在不断缩小的骑8团3营防线内，还有6名军官和200名士兵可以战斗。防线内有170名伤员。奥蒙德少校负重伤，其余的参谋人员或阵亡或失踪。剩下的军官和士官组织起防御。他们挖掘战壕、掩护伤员并分发弹药。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名字已被历史遗忘，并且我们无法复述他们的英勇事迹。该团的其他官兵从周围的山上下来，增加了防线的兵力。

在中国干预的最初几个月里，一名志愿军士兵展示了一辆被击毁的美军第一骑兵师坦克

11月2日15时，正在该营组织防御时，他们并不知道，军长米尔伯恩少将与师长盖伊少将一致认为，由于骑5团第五次解救进攻失败，该师将会撤退。考虑到志愿军对整个军正面进攻的压力，无论是米尔伯恩还是盖伊都觉得他们不能集中力量解救第3营。电台仅能断断续续通讯，并且该营领导们亦如之前一般，也不知道师和军指挥官们的决定。保持整个师聚拢起来的需要，比起一个营的损失份量更重。1950年11月2日黄昏，第八骑兵团3营再也没有希望得到解救了。该营残余官兵们只能靠自己了。

11月2日至3日，夜晚

中国人在夜间进攻了不断缩小的防线6次。攻击以营级兵力进行，并被全部击退。幸存的骑兵团士兵从不管美国还是中国的尸体身上收集武器以继续战斗。夜间，指挥部掩体被占领，营牧师卡普兰神父和15名伤员被俘。伤势较重的伤员被留在掩体里等死。9至此，整个营都在为生存而战。白昼带来了近距离的空中支援。直升机试图运送补给并救回伤员，但被中国地面火力击退。军级和师级战术性战斗的重点是保持与志愿军以及韩军部队接触，以便在重压下有序撤退，而不是解救骑8团3营的残部。

11月3 – 4日，夜晚

11月3日和4日夜晚是前一夜的重演：迫击炮和大炮持续攻击，接着是地面突击。至11月4日清晨，尚能战斗的士兵不足200人。有250名伤员无法转移。幸存的军官，骑8团2营的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cDonnell）上尉和威廉·麦克莱恩（William McLain）上尉，以及骑8团3营L连的保罗·布罗姆塞尔（Paul Bromser）少尉，决定带领该营剩余尚有能力的士兵以一鼓作气突破防线，并归建骑兵师。营军医安德森上尉自愿与伤员留下。伤员们没有抱怨；他们只是告诉突围的人回来接他们。在中国炮兵开始打白磷弹时突围发起了。直到11月6日下午，突围士兵们越来越小的队伍以战斗穿越了志愿军防线。

在那一天，在美军炮兵支援火力射程内，志愿军包围了骑八团3营最后一批有建制组织的官兵。只有非常小批和单个人能够逃脱。该营700多名官兵中，大约有10名军官和不到200名士兵能够归建该团。

考虑最后的，也许是最终的，留给该营尚存的领导的100码。1950年11月2日15时之后，再也没有营救机会了。该营高级领导负伤；于是指挥权就落到了幸存下来的基层军官和士官身上。一些领导选择留下来照顾伤员，忍受成为战俘的屈辱。其他领导率领那些能够行动和战斗的人试图回到美军战线。任务变成了照顾他们的士兵，这是非常困难的任务。作战和战略目标最后一百码的联系是由师长和军长和他们的参谋人员完成的。师和军牺牲了一个营，以保住第一骑兵师其他兵力。艰难的任务并没有随着这个营的毁灭而终结。11月3日，第八骑兵团向师和军报告，其兵力尚存仅为编制兵力的45%。10

1950年11月21日

当时担任骑兵8团2营作战参谋的的少校R. J.“速度”詹宁斯奉命接手指挥3营。11詹宁斯回忆起那时3营的残兵正在平壤以北约五十英里的旷野里睡觉。这些人没有厚重的衣服，也没有重武器。这个营没有了车辆。师参谋部认为该营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部队，正考虑将其从师中除名。詹宁斯写道:“接手3营指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2詹宁斯并不想要这项任务，但团长和师参谋长告诉他，他重建该营的工作将得到全力支持。

重新装备和重新组建一个营，是一次师级和军级的战术行动。把该营面临的下个一百码与更高层的目标联系起来，又一次落在师和军的参谋部身上。派遣替换人员、新设备、武器和车辆的体力劳作是主要的参谋工作。重建实际建制依赖于各业务口参谋们来确定并发放物资和人员。战斗精神的重建取决于营一级的领导班子。这一工作也涉及到将最后一百码与实现作战和战略目标的能力联系起来。詹宁斯少校出色地重新建立起第8骑兵团3营的胆气保证了这种联系。
若说詹宁斯少校面临着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则是轻描淡写了。补充人员从全军和全师前来。单位没有了身份，且士气低落。詹宁斯必须重新组建起一个营，恢复其对自身战斗力的信心，并尽快送其重返战场。詹宁斯写道：“我与军官和士官们进行了认真的交谈，概述了我对该营重组的计划和在该师未来的作用。我觉得用一杯威士忌致敬过往干杯并期待未来，再合适不过了。因此，我命令托马斯·戈斯（Thomas Goss）准尉去买一箱威士忌。13詹宁斯给了戈斯一张50美元的支票，还给了他一辆从2营借来的吉普车。詹宁斯命令戈斯在48小时内返回。詹宁斯说：

戈斯准尉是个机智灵活的人。他去往最近的海军机场，安排上一趟飞往日本大阪的航班，在那里他买了两箱又两瓶威士忌，用借来的吉普车如期返回。我与军官和士官们开了会，把威士忌平分给两组人。14

为了进一步巩固该营领导们的地位并确认他们的身份，詹宁斯举行了一个仪式，授予他们佩戴在营徽章下面的绿色毛毡标志。这样做使得该营的领导们脱颖而出，并成为一种荣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直面一系列艰巨的任务，詹宁斯用两种高超的举措将一群迥然不同的人融合成一支战斗部队。第8骑兵团3营在该师以及团里得名“大头鸭（Stud Duck）”营。

1950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詹宁斯和骑8团3营部队接收并吸纳了500多名补充兵员。他的营借用来装备，从战场上抢救回装备，并于1950年12月2日重返作战前线。1950年12月12日，3营是最后一个离开平壤的美军部队，并且掩护了三八线以南第1骑兵师的撤退。詹宁斯写道：此后不到40天，3营作为先锋引领该师向北进攻。詹宁斯说，这些命令是“由哈罗德·K·约翰逊上校亲自赋予我；除了攻击命令，我还接到了晋升我…… 为中校的命令。15詹宁斯继续指挥骑兵8团3营，直到1951年5月10日该营轮换回到日本。

过分夸大这一次战斗是不行的。认为骑兵8团3营在“骆驼头弯”的战斗使志愿军停顿下来考虑他们的敌人，虽然令人愉快，但事实并非如此。志愿军报告说：“敌人看起来像没打过仗的新兵。”16在中方著作中，美军所谓的“骆驼头弯战斗”甚至不值得一提。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已经切断并消灭了第一骑兵师，并告诉他们的士兵——“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卫朝鲜领土而消灭的第一支帝国主义部队。”17对志愿军而言，“骆驼头弯”是一次歼灭战斗。这种看待事实的视角并没有磨灭那些官兵的事迹。此次事例记入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面对巨大的风险，顽强的官兵们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至死不渝，即使无人知晓。没有勋章，没有在战报中提及，仅留寒冷山坡上一座孤独坟茔。

一位此战老兵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以赞扬那些承担了艰巨任务的无名官兵们。肯·林中校（退役）写道：

在讨论3营的时候，有一点必须牢记，3营从未以一个整营战斗。从一开始，志愿军追赶指挥部，并且取得了成功。仅有少数军官幸存——没有了领导，但大部分由士官掌握处理。我们必须给予他们极大的信任。他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做得很好。世界上很少有军队会做到这样。大多数只会坐下来，“过来抓我!” 我们的军队有这样优良表现的悠久传统，云山也不例外。这一切都证明了，尽管中国有无限的兵力可供其使用，但在几天内，[他们]未能击溃3营的各分队。事实上，当这些部队决定离开时，[他们]仅仅奋力一搏，便上路出发了。不幸的是，他们正好撞进了正在整备清川江防线作战的志愿军后方。毫无疑问，他们由于牵挂同袍——伤员和遗体，推迟了出发时间。19

我们的军队面临未来几年的多重挑战。我们继续为21世纪的作战发展新的概念，同时我们还在与思想上的、不对称的以及近乎对等的敌人们进行现实上的和网络中的战斗。在社交媒体持续覆盖和无处不在的聚光灯下战斗，职业军人必须正视备战打仗的职责。我们必须能够看到一个更广阔的战场，战术、战役和战略上真正的相互关联。战争是赢得在战略和战役层面上赢得的，但最后一百码的战斗必须与战役和战略联系起来。我们不能浪费战术上的胜利，以及我们共和国的鲜血和财富。

通讯记者C·J·奇弗斯（C. J. Chivers）报道了阿富汗战场上的士兵，尤其是前中士罗伯特·索托（Robert Soto）。奇弗斯记述了索托和他在阿富汗面临着的最后一百码的战斗经历：

他接受这些用了一些日子。此外他无法把他所听到的与他和他的老兵袍泽们曾经经受过的一致起来。逝者是无可替代的，他们已被丢失在军队不需要他们出现的地方。有时，当他在午夜和黎明之间几个小时里无眠醒着，对失去朋友的回忆萦绕在他的脑海里时，索托思考起这些问题。那些派他们来的人发生了什么事? 将军们也会失眠吗? “作为领导者他们失败了，”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作为领导者，他们失败了。他们让我们失望了。”20

指挥和参谋工作的责任和特权是确保我们面对最后的一百码的士兵们知道，他们的战斗确实事关实现政策目标，其结果有利于我们的共和政体。简而言之，我们的士兵必须知道，要求他们做的事情有更重要的意义，并值得付出努力。在中国介入朝鲜之后，我们的军队需要执行更多艰巨任务。领导们知道，确保那最后一百码被解释清楚并与更重大的目标联系起来是多么重要。詹宁斯少校在重建骑兵8团3营时就是这么做的。21世纪的领导者们不能做得更少。

我军的历史包含了往昔战斗的高潮和低谷。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历史牢记于心。我们的历史将会影响和激励我们。我们只需要回顾历史，就能看到领导能力和勇气的榜样，哪怕失败也能使之崇高，因为坚强的军人或领导者必须转败为胜。本章的目的是描述未来坚韧不拔的男男女女们可能不得不面对的艰巨工作以及恶劣条件。

我们不知道未来对我们的要求。敌人甚至在各部队到达作战战区之前，就可能扰乱往装载港口的行进，并利用网络领域恐吓我们的家人。战争行为与武力运用的扩大，将消耗我们的部队和我们的才智之所能。在我们历史上这将不是我们陆军第一次面临多领域作战的局面。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现役军官们面临着美国的军队作用不断拓展，同时与不断缩减的预算作斗争。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从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的17年后，将处于世界大战之中。现在的军人也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我们只知道一件事：荣誉和责任的要求需要我们随时准备战斗。